英国人站了起来，走到桌子前，在小个子的比利时人面前就像一座铁塔。他把手伸进上衣。有那么一刻，这个小个子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他第一次注意到，无论这个杀手的脸上是什么表情，他的眼睛始终被一层灰色的云雾覆盖着，毫无变化，就像有一缕烟遮住了所有可能触及这里的表情。英国人拿出了一支银色的自动铅笔。
他把古森的便笺本调转过来，在上面迅速画了几秒钟。
“你看得明白吗？”他边问边把便笺本递回给枪械师。
“当然。”比利时人扫了一眼画得相当精确的草图，回答道。
“好的。现在这样，整个容器由一系列用螺丝拧在一起的铝管组成。这个，”他用铅笔尖在图上的一处敲着，“装枪托的一根支架。这里面放另外一根，两根支架装在管子里组成这部分，枪的肩托由这个和那个一起组成。这样一来，这就成了唯一不需要任何改变就可以用做两种用途的部分。”
比利时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里，”英国人又用铅笔敲着图上的另一处，“最粗的地方是直径最大的管子，用来装枪的后膛，枪栓也要放在枪膛里。这里慢慢细下来，接上枪筒。显然，有了瞄准镜就不需要准星了，所以，拧开套筒，里面的东西就会整个从容器里滑出来。最后的两部分……这里和这里，装瞄准镜和消音器。最后是子弹，塞在底部的这里。所有的东西组装起来的时候，必须和你现在看到的完全一样。拆解后，它的七个部分——子弹、消音器、瞄准镜、步枪、三根用来组装成三角形架式枪托的钢条——必须能够重新装配成一支完整的可使用的步枪。明白吗？”
小个子比利时人对着草图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站起身，伸出手来。
“先生，”他敬佩地说，“这真是天才的设计。这种设计既不会被人发现，又简单可行。”
英国人对此既没有表现出感激也没有生气。
“好，”他说，“现在来谈谈时间问题。大概十四天后我就要这只枪，可以吗？”
“可以。三天内我就能弄到需要的枪。加工时间一周，这个要看改造的进度。买瞄准镜不是问题。您可以让我来选瞄准镜，我知道您所设想的一百三十米外射击所需要的精度。您最好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校一下枪和所有设备。做消音器，改装子弹，做套筒……是的，我日夜赶工的话，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过您最好提前一两天再过来一趟。这只是防止最后还有什么细节需要讨论。您十二天后能再来吗？”
“可以，从现在开始的七到十四天内任何时间我都可以来。但十四天是最后期限。我八月四日必须返回伦敦。”
“先生，如果您八月一日能来这里以便最后商榷并付款的话，那么四日早上您就可以拿到那支根据您的最后要求所设计的，让您满意的枪了。”
“好。现在说说你的成本和工钱。”英国人说，“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像这样的活儿，考虑到要做的所有工作，我这里的设施，我个人的专业知识，我必须收您一千英镑。我承认这个价钱高于普通的步枪。但这支枪不是一支普通的步枪，它是一件艺术品。我确信我是整个欧洲唯一一个收费合理而且能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像您一样，先生，在我的领域里我是最棒的。一分钱一分货嘛，而且我还要买枪、子弹、瞄准镜和其他原材料……嗯，差不多还要再加二百英镑。”
“成交。”英国人没有讨价还价，回答得十分干脆。他又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拿出几卷五英镑的钞票，每卷二十张。他点了五卷钞票出来。
“我建议，”他平静地说，“为表示我的诚意，我先付你五百英镑作为你的开销。十一天后我再来时会带给你剩下的七百镑。可以吗？”
“先生，”比利时人熟练地把钱装进口袋，“和您这样一位专家兼绅士做生意真令人愉快。”
“还有一点，”他的客人继续说，似乎不曾被打断一样，“你以后不用再联系路易斯了，也不要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打听我是谁或者我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更不要打听我为谁工作，或者针对谁。如果你试图这样做，我肯定会知道，那你就别想活命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试图联系警察或者设置陷阱，你也会没命。听明白了吗？”
古森有些不安。他站在门厅里抬头看着英国人，感觉恐惧像鳗鱼一样在肚子里扭动。他见过很多比利时黑社会的厉害人物，他们来找他要各色特殊或者寻常的武器，或者只是来要最不起眼的扁头科尔特手枪。这些人都是悍匪，但是在这位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打算去杀一个戒备森严的重要人物的客人身上，却有某种难以捉摸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他要杀的肯定不是黑帮头目，一定是个大人物，也许是一位政客。他原本想表示抗议或是规劝他一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并不想了解您，不想了解您的任何事。交给您的枪也不会有序列号。您要知道，对我来说，您的所作所为不会追踪到我才更重要，我不会去关心额外的事。再见，先生。”
豺狼走进明亮的阳光里。他走了两条街，找了辆出租车返回市中心的友谊酒店。
他怀疑古森为了买枪一定会雇一个造假证的，但他更喜欢用自己的人。还是他过去在加丹加认识的路易斯帮了他。这件事并不难，作为伪造证件的中心，布鲁塞尔有着悠久的传统。许多外国人都喜欢在这儿办此类事情，不用什么手续就能得到所需的帮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在法属刚果出现之前，布鲁塞尔是雇佣兵的基地，随后南非等英属领地垄断了这桩生意。随着加丹加的丢失，旧的冲伯[18]政权雇佣的三百多名军事顾问都失业了，他们在红灯区的酒吧里闲晃，很多人都有好几套身份证。
路易斯帮他安排好约会后，豺狼在纳弗街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自我介绍之后，两个人便退到拐角处。豺狼拿出自己的驾驶证，这是伦敦市政局两年前颁发的，有效期还有几个月。
“这本驾照，”他对比利时人说，“它的主人已经死了。我在伦敦被禁止开车，我需要用我自己的名字做一张驾照前页。”
他把杜根的护照放在造假证的人面前。对面这个男人先是扫了一眼护照，他发现护照很新，是三天前颁发的。然后他狡黠地看着英国人。
“可以。”他小声地说着，然后打开那本小巧的红色驾照。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来。
“这不难，先生。英国当局都是绅士，他们一般想不到官方文件会被伪造，所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而这页纸，”他轻轻拍着驾照首页上黏着的那张小纸片，上面有驾照的号码和持有者的全名，“用玩具印字机就能印，水印也容易做，没什么问题。你要的就是这些？”
“不，还有两份其他的证件。”
“哦。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说，这样简单的事你也要来找我，真是很奇怪，在伦敦肯定有人几小时就能给你做好。另外的证件是什么？”
豺狼详细地描述了他要的证件。比利时人眯着眼睛考虑着，他拿出一盒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递了一根给英国人，对方拒绝了。
“这两件不太容易。法国身份证还好办些，到处都能找到。你知道的，只有在真证件上加工出的，效果才最好。但另外一个，我想我没见过这样的。这是个十分少见的要求。”
一个服务员从他们身边经过，豺狼让他续满酒杯。造假证的停了下来。服务员走后他才继续说：
“然后是照片，这也不容易。你说年龄、头发颜色和长短都要有所不同。需要假证件的人通常是把自己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只伪造个人信息。但做一张新照片，甚至又不像你现在看起来的样子，事情就复杂了。”
他喝了半杯啤酒，仍旧盯着对面的英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一个和证件持有者年龄差不多的人，而且还要和你面貌相仿，至少头部和脸部都相似，再把他的头发剪到你要的长度。然后把这个人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基于这一点，你得按照这个人的真实外貌来乔装你自己，而不是反过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豺狼答道。
“这要花点儿时间。你在布鲁塞尔能待多久？”
“不是很长，”豺狼说，“我很快就要走，但我八月一日就能回来。然后，我能待三天。四日我必须得返回伦敦。”
比利时人盯着面前护照上的照片，又想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拿了张纸，把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名字抄在上面，然后把护照合上，还给英国人。他把这张纸和驾照都装进口袋。
“好吧，可以。但我得给你现在的样子照两张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这需要时间和钱。另外，还有额外的费用……可能需要带擅长扒窃的朋友去趟法国，弄一本你说的第二种证件。显然我得先在布鲁塞尔打听一下，但可能要费不少力气——”
“多少钱？”英国人打断了他的话。
“两万比利时法郎。”
豺狼想了一会儿：“大约一百五十英镑。好的。我先给你一百英镑，剩下的交货时再给。”
比利时人站了起来：“那咱们先拍照吧。我自己有一间照相室。”
他们搭出租车来到一英里以外的一间地下小屋，看起来是一家破败的照相馆。门外的招牌显示这是一家还在经营的商业机构，专门为顾客冲洗护照照片，立等可取。橱窗里摆放的自然是让路人一看便以为是照相馆主人过去的精华作品——两张经过大幅修饰过的傻笑的姑娘的照片；一张结婚照，夫妇俩都不招人喜欢，让人对婚姻这个概念感到不快；还有两张小孩的照片。比利时人领着客人走下台阶来到前门。他打开锁，把客人请进屋。
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其间比利时人所表现出的照相技巧，是橱窗中照片的拍摄者永远都不可能有的。房间的角落里有个大箱子，他用钥匙打开，里面有一整套昂贵的相机和打光设备，此外还有一大堆面部化装用具，包括染发水、染色剂、男女用假发、各种眼镜以及一盒演出用的化妆品。
正在忙活的时候，比利时人忽然想到了一个不用找替身来拍照的主意。他花了三十分钟给豺狼的脸部化装，仔细端详之后又冲向橱柜拿了一顶假发。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这是一顶铁灰色的假发。
“你觉得你的头发剪成这个长度，再染成这个颜色之后看起来像这个吗？”
豺狼接过假发仔细审视。“可以试一下，看看照出来的效果如何。”他建议道。
效果很好。比利时人给他的客人照了六张照片，半小时后他从冲洗室出来，手拿着一叠冲印好的照片。两个人趴在桌上，相片里一个衰老、憔悴的男人“望”着他们，肤色灰暗，眼睛下面还有疲劳或是疼痛造成的黑眼圈。这个人没留胡子，但从他一头的灰发来看，他肯定至少五十多岁，而且身体并不结实。
“我觉得这个不错。”比利时人最后说。
“问题是，”豺狼回答，“你在我脸上化了半个小时的妆才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有假发。我一个人可弄不出来。何况现在我们是在灯光下，而他们要我出示证件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并非如此，”造假证的人反驳道，“你跟照片中的你不完全像这一点并不重要，相片不像你才糟糕。检查证件的人的头脑是这样工作的。通常，他先看到的是你的脸，然后要你出示证件，接下来他才能看到照片。这时候，他已经把站在他身边的人的形象印在脑子里了。这就会影响他的判断。他在照片上寻找的是相似之处而不是不同的地方。
“其次，这张照片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五厘米，但身份证上照片只有三乘四厘米大。第三，要避免太像。如果证件是几年前颁发的，这个人不可能一点儿都不变。我们这张照片里你穿着开领、带条纹的衬衣，还系着圆领。检查的时候就要避免穿这个衬衣，甚至要避免穿开领的衬衣。到时候，你应该系条领带，或者围条围巾，或者穿个高领的毛衫。
“最后一点，我给你做的都是很容易模仿的。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头发。在用这张照片前，你必须剪成短发，而且要染成灰色，可能要比照片里更灰一些，但不能比照片里的颜色浅。为了使人有年长和衰老的感觉，可以留两三天胡子楂，然后找把能杀死人的快刀，再刮破几处。年纪大的人常有这种事。脸色也很关键，为了得到别人的同情，脸色应该发灰，显得疲惫，而不是蜡黄病态。你能弄到火药吗？”
尽管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但豺狼听着造假证者的见解，内心十分钦佩。这是他今天第二次接触到精通本行业的专家了。他提醒自己，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感谢路易斯。
“也许能弄到吧。”他小心地说。
“两三个小块的火药，嚼碎了吞下去，能让你在半个小时内恶心想吐，不舒服但不会致命。它还能使你的皮肤发灰、苍白，满脸流汗。我们以前在部队用这个法子来装病，或者逃避劳役和日常操练。”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诀窍。现在咱们说点儿别的，你觉得你能准时弄好证件吗？”
“从技术角度来看，肯定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能够弄到一张原始的你所要的第二种证件，因此我必须加紧干。但如果你能在八月初回来，我想我是可以给你办妥的。你……嗯……说过可以预付一笔费用……”
豺狼把手探进内侧的口袋拿了一卷二十张五镑的钞票递给比利时人。
“我怎么联系你？”他问。
“我想可以用和今晚同样的方法。”
“这太冒险了。我的联系人也许离开了这个城市，或者我找不到他，那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那么八月的头三天，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我在我们今晚见面的酒吧等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当作交易取消了。”
英国人已经脱掉了假发，正在用浸着清洁剂的毛巾擦脸。他默默地系上领带，穿好上衣。穿戴整齐之后，他转向比利时人。
“有些事我想讲清楚，”他平静地说，声音里一丝友好的成分都没有。他盯着比利时人的眼睛，表情冰冷得就像英吉利海峡上的迷雾。“你做完这件工作后，就按你刚才说的那样在酒吧里等我。你必须把新驾照和你手里那张从旧驾照上撕下的纸一起给我。我们刚才拍的所有底片和照片也要给我。你必须忘记杜根这个名字以及那张驾照原始主人的名字。你要做的两个法国证件上的名字你可以自己决定，但应该是既简单又普通的法国人名。把这两个证件交给我以后，上面的名字你也得忘掉。你永远不可以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次的交易。如果你违反了上述任何一条，你就得死。明白吗？”
比利时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他本以为这个英国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主顾，仅仅希望能在英国开车，另外出于个人的原因需要在法国装扮成一个中年人。也许他是个走私犯，从布列塔尼的一个偏僻渔港把毒品或者钻石运进英国。不过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真的很不错。可是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先生。”
几秒钟后，这个英国人消失在夜色里。他走了五个街区才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友谊酒店，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他在房间里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和一盘冷鸡肉，然后认真地洗了个澡，把身上化装的痕迹彻底弄干净了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他结清酒店的账单，搭乘布拉班特国际特快列车去了巴黎。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安全局行动分局的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仔细审阅着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文件都是其他部门的特工人员填写的日常报告。每份文件薄薄的蓝色封面上都有一组名单，那是有权收到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早上送来的，通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报告，了解大致的内容，然后把主要信息储存在他那记忆力超群的大脑的某处，并把它们各自分类存档。但在今天的这两份报告里，有一个词频繁出现，使他产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三处”(西欧处)的一份内部传阅备忘录，里面是“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快电的摘要。电文直截了当：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仍然躲在他们的顶楼套间里，依旧由他们的八名保镖守卫着。他们从六月十八日进驻该酒店后就再未出过大楼。“三处”已经从巴黎增派人手到罗马，协助对该酒店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巴黎的指示仍然没变：不采取任何行动，仅保持监视。酒店里的人三周前已经建立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详见“三处”六月三十日发自罗马的报告)，目前该渠道仍然畅通。联络员是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的桌子右边放着一个锯开的一○五毫米的弹壳。这是他的大容量烟灰缸，这会儿里面的蓝月牌香烟已经装了半缸了。弹壳边上放着一个暗黄色的档案夹。上校翻开档案夹，目光沿着《三处六月三十日罗马报告》向下看，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段。
报告称：每天都有一名保镖离开酒店，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这儿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邮件待领处租用了一个信箱。“秘密军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担心失窃。所有给“秘密军组织”最高层头目的信件都被寄给这个“普瓦捷”，并由待领处的当值服务员负责保管。“三处”的一名特工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服务员以获取邮件，但失败了。该服务员向他的上级主管汇报了此事，一名高级职员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寄给“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三处”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触或寻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他们觉得仍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到达邮局的邮件交给保镖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他是前外籍军团的一名下士，也是罗丹在印度支那连队的老兵之一。看来，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相应的证件或是邮局可以接受的证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如果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邮局大厅的邮箱边一直等到收信截止时间前五分钟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后继续等到邮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来，拿进大楼中心进行分类。如要试图介入“秘密军组织”首脑信件的收集和发送过程，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而这已经被巴黎当局否决。科瓦尔斯基偶尔也在海外电话柜台打长途，但是试图打听其所叫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失败了。
罗兰上校合上档案夹的封面，拿起当天早上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这是来自中部城市梅斯的司法警察局一位警官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警方在对某酒吧进行例行检查时，对一个人进行了盘查，随即引起了一场打斗，两名警察被打得半死。后来在警察局通过指纹检验，证实此人是外籍军团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德·科瓦茨。他生于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从布达佩斯逃出。巴黎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报告底下又注了一条：科瓦茨是“秘密军组织”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刺客，由于和一九六一年阿尔及利亚博内和康斯坦丁地区一系列知名忠诚人士的暗杀事件有牵连，警方对他通缉已久。那时他是另一名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秘密军组织”枪手的助手，那个枪手就是前外籍军团下士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同过去的做法一样，罗兰上校仔细思考着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最后他按下了面前的呼叫器，里面立刻有人应道：“您好，上校先生。”他对着呼叫器说：“给我拿一份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个人档案。现在就要。”
十分钟后他就拿到了档案。他看了一个小时，有好几次，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特别的段落。当其他巴黎人稍事休息，匆匆走过楼下的小径去午餐时，罗兰上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书、楼下文件部的笔迹专家以及两名他的私人卫队卫士。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在一位并非出于本意却又无法拒绝的到场人士的帮助下，我们将起草、誊写并发出一封信。”
5
豺狼乘坐火车到达巴黎北站的时间正好是在午饭前。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坐落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一家十分舒适的小旅馆。虽然这家酒店和哥本哈根的英格兰酒店或者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不是同一档次，但豺狼恰恰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在巴黎逗留期间居住在一个比较朴素且不大为人所知的地方。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巴黎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另一方面，七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者在布鲁塞尔都更容易碰到在伦敦认识他又知道他真名的人。他相信在街上的时候，他习惯性戴着的包围式墨镜能够掩饰他的身份，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戴着墨镜也非常自然。但在酒店的门厅和走廊则可能存在风险。这种情景下，他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被人兴高采烈地喊住，一声“哇，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之后，那个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前台服务员就会听见别人喊他的真名。
他在巴黎期间没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他过得很安分，在自己房间里吃早餐——羊角面包和咖啡。他在街对面的熟食店买了一罐橘子酱，然后叮嘱服务员每天早上送餐的时候把他的橘子酱一起送来，代替每天早餐盘里酒店提供的黑葡萄酱。
他很少讲话，对酒店服务人员彬彬有礼。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他讲的法语带着英国式的生硬口音。当酒店经理关心地问他是否对酒店服务满意时，他总是让他们放心，说自己感到非常舒适，并感谢他们。
“杜根先生，”有一天，酒店的女主人对前台服务员说，“非常和蔼可亲，真是一位地道的绅士。”服务员也这样认为。
他总是外出，把时间都花在了旅游上。他到的第一天就买了一张巴黎市区图，然后把小笔记本上他最想去看的景点都标在了地图上。他游览的时候很投入，所到之处都认真观察、研究，甚至会记下某些建筑的优美之处，或者是另外一些景点的历史背景。
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凯旋门周围闲逛，或是坐在爱丽舍咖啡馆的平台上，眺望星形广场周围的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的屋顶。如果那几天有人跟着他的话(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过)，一定会非常惊讶，因为即便是那位聪明的奥斯曼先生[19]的建筑都能吸引这位如此投入的崇拜者。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旁观者能想到，这位安静而优雅的英国游客几个小时里一直一边搅着他的咖啡，一边盯着这些建筑，脑子里却是在计算射击的角度、从建筑物楼上到凯旋门下面的长明火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个人从建筑物背后的太平梯逃下，神不知鬼不觉混入人群中的可能性。
三天后他离开了星形广场，造访了坐落在瓦勒里昂山的法国抵抗运动烈士纪念堂。他带着一束鲜花在导游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导游就是一个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他被这位英国伙伴对抵抗运动的礼敬所感动。他带着客人走遍了纪念堂，一路滔滔不绝地为他介绍着各种纪念物。但导游没有发现，这位客人的目光总是从烈士尸骨存放地的入口处挪开，却盯着纪念堂附近的监狱高墙。这座高墙将周围建筑物的屋顶到纪念堂庭院间的所有视线都隔开了。两个小时以后，客人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你”，给了导游一笔既大方又不过分的小费，便离开了。
他还参观了荣军院，它的南面是荣军大酒店，酒店旁边是拿破仑的墓地以及象征法国军队荣誉的圣殿。位于巨型广场西侧的法贝尔街尤其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天早上，他就坐在街角的咖啡馆，这里正是法贝尔街与小小的三角形圣地亚哥广场相连的地方。格伦内尔街与法贝尔街呈九十度角。他预计，从他头上建筑物的七或八楼，也就是格伦内尔街一四六号的楼上，一个枪手应该能够控制荣军广场前面的花园、庭院的进出口、大部分的广场，以及两三条街道。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但并不是理想的行刺地点。有一条砾石路从荣军院开始，一直延伸到广场进口处，汽车最后会停放在进口的台阶下面。一方面，从楼上的窗子到停车处之间的距离超过了两百米；另一方面，一四六号楼上向下的视线会被圣地亚哥广场浓密的菩提树树冠挡住一部分，而且那里的鸽子也总是飞来飞去，不断掉下粪便。沃邦[20]雕像的肩膀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好在他从不抱怨。英国人最终觉得很失望，付完酒钱就离开了。
他在巴黎圣母院附近转了一天。城中岛的养兔场有后楼梯、小巷和走廊，但是教堂入口到台阶底下的停车处只有几米远，圣母院前广场的屋顶也太远了，而毗邻的查理曼大帝广场的屋顶又太近，保安部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布满监视哨。
他最后去了雷恩街的南广场。那天是七月二十八日。这里过去就叫雷恩广场，后来为了纪念戴高乐执掌政权，改名为“六月十八日广场”。豺狼的目光转到了建筑物墙上闪亮的新名牌上，他凝视着它，想起了上个月读到的有关记载。一九四○年六月十八日，虽然当时流亡伦敦的那个高傲的人形单影只，但他通过广播告诉法国人民，他们输掉了一次战役，却没输掉整个战争。
广场上的某些东西让杀手停了下来。巨大的蒙帕纳斯车站就蹲在广场的南边，对于巴黎的战争一代来说，这里充满了回忆。他顺着柏油路慢慢观察着。从蒙帕纳斯大道倾泻而下的车流与奥德萨大街和雷恩大街的车辆在这里汇集，仿佛一个漩涡。他看了看四周，雷恩大街两边的建筑很高，俯瞰着广场，建筑物临街的一面非常狭窄。他围着广场慢慢绕到南边，从栏杆中间向着车站的院子凝视了一阵。里面一片嘈杂，汽车和出租车每日在这里接送的人成千上万。这里是巴黎的大型干线车站之一。但到了冬天这里就一片寂静，仿佛一艘巨大而笨重的空船，在那里独自品味着在凝重的雾霭里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历史。车站就要拆了[21]。
豺狼转过身，背对着栅栏，看着雷恩大街上的车流。他面对着六月十八日广场，确信在预定的那天，法国总统一定会来这里，那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过去的一周他所勘察过的地方都只是可能，而这里，他确信，那个人一定会来。蒙帕纳斯车站很快就要消失了。那些见证了无数历史的金属柱将被熔化，制成郊区的栅栏；曾经目睹过德国战败、法国胜利的车站广场将被改建成一家高档咖啡馆。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那个戴着法国军用平顶帽、有两颗金星的人，一定会再来一次。而同时，雷恩大街西侧拐角的屋顶天台与车站前广场中心的距离大约是一百三十米。
豺狼用老练的目光观察着眼前的地形。雷恩大街两头拐角处的房子都楔入广场，显然都可以入选。雷恩大街的头三幢房子也可以，不过那里到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狭小。再往里的话，角度就太小了。同样，东西横贯广场的蒙帕纳斯大街的前三幢房子也是可以的。再远的话，角度也会太小，而且距离也太远了。除了车站大楼以外，附近再没有什么建筑能够控制车站前广场了。但这里不能用，楼上那些俯瞰前广场的办公室窗户里届时一定都布满了警卫。豺狼决定先勘察一下雷恩大街拐角的那三幢房子。他漫步走向东边拐角处的一家咖啡馆——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目光穿过街道盯着对面的房子。他坐的露台离底下喧嚣的车流只有几英尺远。他待了三个小时。然后去另外一头的汉希阿尔萨斯餐厅吃午饭，在那里观察了东边的情况。整个下午他就在这条街上来回逛着，在附近的街区只要看到可用的房子就向那些公寓的前门里张望一番。
他最后去的是蒙帕纳斯大街临街的那些楼房，但这些都是新起的写字楼，显得很忙碌。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走过临街的房子，穿过马路，坐在树下人行道的长凳上，看着楼上，手里把玩着报纸。房子有五六层高，由石砖砌成，楼顶有一圈护墙，墙后是黑瓦铺就的斜度很陡的屋顶。屋顶是带阁楼的，不时探出一扇窗子。阁楼曾经是仆役的居所，现在那些靠养老金度日的穷人住在这儿。屋顶，尤其是阁楼的窗子白天肯定会被监控。很可能在屋顶会有守卫，蹲在烟囱旁，用他们的野战望远镜注视着对面的窗户和楼顶。不过阁楼下面的顶层房间高度也不错。如果有人缩在黑暗的房间里，从街对面的窗户是看不到的。在巴黎炎热的夏天，一扇打开的窗户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在房间里向后缩得太深的话，向车站前广场的射击角度就太狭小了。出于这个原因，豺狼将雷恩大街两边的三幢楼都排除了，那里的射击角度太小。现在只剩下四幢楼可供选择。他预期的射击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后，这时候虽然太阳已经西移，但高度仍然能让光线越过车站的楼顶，照进街东头的房间窗户里。所以他最终选择的是西边的那两幢。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七月二十九日那天一直待到了下午四点，他发现西侧的顶楼窗户只斜斜地射进一缕阳光，而东边的房间却被照得透亮。
次日，一个门房老太太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几天豺狼要么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要么坐在人行道的长凳上。今天是第三天，他选了一个距他感兴趣的楼房出口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背后几英尺远的地方，隔着行人络绎不绝的人行道，那个看门老妇就坐在出口处，织着东西。有一回，附近一家咖啡馆的服务员走过来和她聊了几句。他叫她贝特夫人。这个场景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天气很温暖，阳光照进灰暗的门洞里几英尺深，太阳这时仍然高高挂在南方或东南方向，越过车站的屋顶照耀着整个广场。
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安适的祖母。这个前来勘察地形的人坐在离她二十英尺外的地方。他发现她很受欢迎。间或有人进出这幢房子时，她总是向人们打着招呼：“你好，先生。”每次人们都愉快地回应她：“你好，贝特夫人。”她性情温和，对世界上的一切不幸事物都报有同情。下午刚过两点，跑来一只猫，贝特夫人立刻奔进自己在底层后面黑暗的小屋里，几分钟后她出来的时候，已经为这只她称作“小猫咪”的动物拿来了一碟牛奶。
将近四点的时候，她卷起自己织的东西，放到围裙的宽大口袋里，趿着拖鞋，慢慢朝面包房走去。豺狼悄悄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走进那幢公寓。他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轻轻跑了上去。
楼梯是绕着电梯通道盘旋向上的，在楼的后部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一个小平台。每隔两层，这个小平台靠楼后墙的位置有一扇门，通向钢制的太平梯。在顶层的第六个转弯处(除了阁楼这是最高的一层)，他打开门向下望了望。太平梯通向一个天井，周围是其他楼房的后门。那些楼房构成了豺狼身后的广场一角。在天井的远端，有一条狭长的小巷，向北穿过天井。
豺狼轻轻关上门，重新插上门闩，走完最后的半段楼梯就到了六楼。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截质量不太好的楼梯通向阁楼。走廊里有两扇门通向朝着天井的公寓，另外两扇通向临街的房间。他的方向感告诉他，这些临街的公寓都有窗户，从这里要么可以俯视雷恩大街，要么可以侧视广场，广场再远处就是车站前广场。这些窗户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察已久的那些。
他现在面对着两间公寓中的一间，门铃边的名牌上写着“贝朗瑞小姐”，另外一间的名牌上写着“夏里埃夫妇”。他听了一会儿，两间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又检查了一下门锁，两把锁都嵌在木头里，很厚很结实。锁舌很可能是那种法国人喜欢的钢制粗棒双锁型的，他知道要打开这种房门必须有钥匙，贝特太太的小屋里肯定有每间公寓的钥匙。
几分钟后，他像来时一样，轻轻地跑下楼梯，他在这幢楼里待了不到五分钟。看门人回来了，他透过她安乐窝门上的毛玻璃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出拱形大门。
他向左顺着雷恩大街走过两幢公寓楼，来到一家邮局前。他沿着邮局的墙走了进去，邮局的尽头是一条被遮住的狭窄小巷。豺狼停下来点了一支烟，打火机点燃的瞬间他瞥了一眼，发现有条小路与这个小巷相连。从这里，电话交换台的夜班员可以进入邮局的后门。通道的尽头是个院子，阳光可以照得到。他从这里可以辨出远端阴影里他刚刚离开的那幢楼的消防通道的楼梯。杀手深吸了一口烟，继续向前走去。他已经找到逃离的路线了。
走到小巷的尽头，他再次左转上了弗吉拉尔街，然后走回它与蒙帕纳斯大道的交叉口。他来到拐角处，在大街上前后张望，想叫一辆出租车。这时有个摩托车骑警冲到十字路口，突然刹住车，站在路口中间命令车辆停下来。他吹着哨子，让所有从弗吉拉尔街开来的车和从车站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下来。所有从杜洛克路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在了马路的右半边。他刚指挥这些车停放好，杜洛克方向就传来警笛的尖叫声。豺狼站在拐角处，看着蒙帕纳斯大道的远处。五百码外有列车队从荣军院大道快速驶入杜洛克十字路口，向他迎面开来。
领骑的是两个身穿黑色皮衣的摩托警，鸣着警笛，白色的头盔在太阳下闪着光。在他们后面是能看出两辆鲨鱼鼻的DS19的雪铁龙轿车。豺狼前面的警察笔直地站着，看都不看他，左臂笔直地指向十字路口南边的缅因路，右臂弯向胸前，手掌向下，示意驶来的车队优先通过。
两辆摩托车向右倾斜着驶入缅因路，后面跟着两辆轿车。第一辆车上的保镖双眼紧盯着前方，在他和司机后面的后座上，笔直坐着一个身穿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在车队即将消失前，豺狼飞快地扫了一眼那个挺立的脑袋和绝不会弄错的鼻子，默默地告诉这个就要离开的形象：“下一次我就是在瞄准镜的准星里看你的脸了。”然后他找到一辆出租车，乘车返回酒店。
在道路的更远处，靠近杜洛克地铁站出口的位置，有个女人刚从那里出来。她对总统的经过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她正要穿过马路，警察挥手示意她退回去。几秒钟后，车队开出荣军大道，穿过大鹅卵石铺就的路面，驶入蒙帕纳斯大道。她也在第一辆雪铁龙车后座上看到了那个与众不同的侧影。她的眼睛里闪动着仇恨，甚至在车队过去后仍然继续盯着，直到发现警察正在上下打量她，才连忙继续穿过马路。
雅克利娜·迪马现年二十六岁，长得很漂亮。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后面的一家高级美容院做美容师，所以她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美丽。七月三十日的晚上，她正赶着回家——那个坐落在布勒特依广场旁边的小公寓——为晚上的约会做准备。她知道，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全身赤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搂在怀里，她得尽可能地打扮得漂亮些。
几年前，在她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和男人的下一次约会。她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很受人尊敬；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贤妻良母；她自己刚刚修完美容师课程；弟弟让-克洛德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的郊外，虽然算不上奢华，但仍然是很好的房子。
一九五九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有天早餐时，陆军部来了一封电报。电文里说，陆军部极为遗憾地通知阿兰德·迪马先生及其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伞兵部队的列兵让-克洛德在阿尔及利亚阵亡了。他的个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有那么一阵，雅克利娜的世界破碎了。无论是勒维齐奈家庭的安宁，还是其他女孩在美容院热议的伊夫·蒙[22]的魅力，或是刚从美国传来的摇摆舞热潮，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只有一件事在她脑子里反复敲打着，就像一盒不断播放的磁带，那就是她的小让克洛德，她亲爱的、孩子一样的弟弟，那么脆弱而温和的弟弟，憎恨战争和暴力的弟弟，只想一个人看书的弟弟，她只想去宠爱的弟弟，在阿尔及利亚一条干涸的河谷中的战斗里，被打死了。她恨，是那些阿拉伯人干的，那些令人憎恶的、肮脏的胆小鬼，傻瓜。
这时候弗朗索瓦来了。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早上，雅克利娜的父母出去看亲戚了，弗朗索瓦突然出现在这个家。那时是十二月，街面上盖着雪，花园的小路上也结了一层冰。其他人都冻得面色煞白，愁眉苦脸，而弗朗索瓦的皮肤却是那种晒出来的棕褐色，看起来十分健康。他询问是否可以和雅克利娜小姐讲话。她回答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他指挥的那个排有一名叫让-克洛德·迪马的列兵被打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雅克利娜把他请进了屋。
这封信是让-克洛德死前几个星期写的。他在山区搜寻一队刚刚洗劫了一户移民家庭的穆斯林游击队时，把信装在了衣服里面的口袋里。他们没有找到游击队，而是遭遇了一个营的训练有素的叛军部队。在黎明的曙光中，这场遭遇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战斗中，让克洛德肺部中了一枪。他在临终前将这封信交给了他的排长。
雅克利娜读完信又哭了一会儿。信里没有说最后一个星期的事，都是在君士坦丁军营里的闲话家常、攻击训练和军纪之类的。其他的事情她是从弗朗索瓦那儿知道的：敌军从侧翼包围了他们，步步逼近。他们在丛林里后撤了四英里，用无线电不断呼叫空中支援。早上八点钟轰炸机才赶到，轰炸机引擎的尖叫声和火箭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他还告诉她，她弟弟是自愿参加攻坚部队的，他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最后在一块岩石的后面，他趴在一名下士的膝盖上不断咳嗽，血都咳出来了。他像一名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死去。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四年的殖民地战争把他打造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作为一名男子汉，他像殖民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但他对自己手下伞兵的姐姐很和气。她为此很喜欢他，接受了他在巴黎请她吃饭的邀请。另外，她也担心她的父母回来会被吓着。她不想让他们知道让-克洛德是怎么死的。因为她的父母花了两个月才好不容易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渐渐恢复正常。席间她请求中尉保证对此事保持缄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却很想了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政客们在玩什么把戏。戴高乐去年一月从总理的位置上被一股爱国的热潮推进爱丽舍宫，他做了总统，人们相信他既可以终止战争，又能使法国继续保有阿尔及利亚。她从弗朗索瓦口中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被称作法国的叛徒。
在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一直在一起。一九六○年一月，她刚从培训学校毕业就开始在这家美容院上班。现在她每天从美容院下班后，晚上都和弗朗索瓦在一起。她从他那里了解了法国武装部队的叛乱，巴黎政府与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阿尔及利亚即将被移交给那群傻瓜。
一月中旬，他返回战场。八月，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周，而她则抓住点滴时间和他待在一起。她一直在等他，在她的心中，他被塑造成了品行优良、纯洁、有男子气概的法国青年的象征。一九六○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都在等他。白天和晚上睡觉前，她都把他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一九六一年春天他最后一次休假，再次来到巴黎。他们一起在街上漫步，他穿着军装，而她也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她觉得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帅、最强壮、肩膀最宽的男人。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看到了他俩，第二天美容院里就都在议论雅克利娜的英俊伞兵。她那时正在休年假，不用上班，整日都和她的伞兵在一起。
那时，弗朗索瓦听到一些风传的消息之后十分激动。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是公开的新闻了，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不会忍耐太久。阿尔及利亚必须留在法国的版图里，这对于他们两人——被战争磨砺得更加坚韧的二十七岁军官和崇拜他的二十三岁的准妈妈来说，是一个坚定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