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轻轻地叹了口气，似乎是在为对方自视过高而叹息。对这个比利时人提出的建议，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有兴趣吗？”造假证的人狡猾地问。他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仿佛经过充分的排练。他拐弯抹角地靠近主题，刻意地做出一些微妙的暗示。但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感觉却像在看一部蹩脚的三流电影。
“我以前见过一些讹诈的人。”英国人说道，没有谴责的意味，语气一如既往的平淡。比利时人有些惊慌。
“啊，先生，讹诈？您是说我讹诈？我这是建议，不是讹诈，这就是程序，一个惯例。我只是建议了一笔买卖，当然包括一定数目的钱。毕竟，我的事务箱里有您的驾驶证原件，冲洗的相片，我给您照的所有照片的底片，还有，我想……”他遗憾地撇了撇嘴以表现他的担忧，“还有一张您的照片，您站在弧形灯下没化妆的时候，我迅速地照了一张。我肯定这些东西落到英国和法国当局的手里会给您带来一些不便。您肯定是一位很习惯为避免生活中的不便而付账的人……”
“多少钱？”
“一千英镑，先生。”
英国人考虑着这个建议，静静地点着头，像是在讨论学术问题一样。
“拿回那些东西花这笔钱还是值得的。”他让步道。
比利时人得意地咧开嘴：“我很高兴听您这样说，先生。”
“但答复是‘不行’。”英国人继续道，仿佛仍在努力思考。比利时人眯起眼睛。
“可为什么呢？我不明白。您刚刚还说，对您来说那些东西值一千英镑的，这笔买卖简单得很。我们都习惯处理诱人的财富，各取所需嘛。”
“有两个原因，”另一个人温和地说，“首先我没有证据证明那些底片原件没有被拷贝，所以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别人对我有同样的要求。另外我也没有证据表明，你没有把这些东西交给你的一个朋友，而当你向他索要时，他突然说他没有，除非他也能得到另外一千英镑的安慰。”
比利时人松了一口气：“如果这就是您所担心的事，那么您的害怕就没必要了。首先，我的利益决定我不会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人，以免他拒绝交出。我可没想过您在拿到那些东西之前会交出一千英镑，所以，我没有理由把它交给别人。我重申一下，那些东西在银行的储物箱里。
“至于不断索要钱的问题，这完全行不通。驾驶证的影印件副本不会引起英国当局注意的，即使您因使用伪造的驾驶证而被捕，这也只会给您带来些不便，不足以让您付我好几次钱。至于法国身份证，如果法国当局获悉有个英国人正在冒充一名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而您正好也用这个名字在法国活动的话，那他们倒真的会逮捕你。但如果我不断向您要钱，您大可把这张身份证扔了，再找个做假证的做一套新的。那样您就不用再担心用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在法国活动会暴露了，因为马丁从此就不存在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这样做呢？”英国人问，“既然再做一套顶多再花一百五十英镑？”
比利时人两手一摊，手掌向上。
“我觉得，对您来说，方便和时间因素是值钱的。我想，您需要那些安德烈·马丁的证件，如果我保持沉默的时间不太长的话，再做一套要花很多时间，还未必能像这个这么好。您现在拿到的是非常完美的，所以您需要这些证件，而我的沉默也是您现在需要的。我的沉默值一千英镑。”
“很好，既然你这么说。但你怎么知道我手头就有一千英镑呢？”
造假证的人宽容地笑了，就像一个知道所有答案的人会耐心十足地满足一位亲密友人一时的好奇一样。
“先生，您是一位英国绅士，这是明摆着的，但您想变成一个中年的法国工人。您的法语非常流利，几乎没有口音。这是我为什么把安德烈·马丁的出生地设为科尔马的原因。要知道，阿尔萨斯人讲法语就带点您这种口音。扮成安德烈·马丁穿越法国简直太完美了，您真是个天才。谁会想到去搜查像马丁这样的老人呢，所以无论您身上带着什么，都一定很值钱。也许是毒品？近来在一些潇洒的英国人圈里这很时髦，而马赛是其中一个主要供应中心。或者是钻石？我不知道，但您的买卖肯定很赚钱。英国绅士是不会为在跑马场上偷钱包浪费时间的。拜托，先生，我们别玩了，好吗？您打电话给您伦敦的朋友，让他给您汇一千英镑到本地的银行。明天晚上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比利时人作势一跳，“您就起程了，不是这样吗？”
英国人点了几下头，仿佛在懊恼地反省过去充满错误的生活。他突然抬起头，对证件伪造者露出动人的微笑。这是造假证的人第一次看到他笑。这个安静的英国人这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这让他感到非常轻松。常规的纠缠差不多解决了，他觉得身体里的压力都被排了出来。
“干得不错，”英国人说，“你赢了，我明天下午就能有一千英镑了。不过有一个条件。”
“条件？”比利时人立刻又警惕起来。
“我们不在这里碰头。”
造假证的人很迷惑：“这里没什么不好。安静，隐蔽……”
“我看这里到处都有问题。你刚刚还告诉我，你在这里偷拍了我一张照片。我可不想我们交换彼此东西的小仪式被你某个藏在角落里的朋友相机的‘咔嗒’声打断。”
比利时人显然放心了。他大笑起来。
“您不用担心这个，亲爱的朋友。这地方是我的，非常隐蔽，除非我邀请，没人到这儿来的。做人要小心，您明白的，要知道，我在这儿给游客做些拍照的副业，非常受欢迎但不是人们在大照相馆拍的那种……”
他伸出左手，食指和拇指比了个“O”形，右手食指向圈里捅了几次表示性交的动作。
英国人目光一闪，咧开嘴，大笑起来。比利时人也为自己的玩笑大笑着。英国人两手拍了下比利时人的上臂，手指紧紧捏住他的肱二头肌，就那样一直抓着他。比利时人的手还在继续做着下流的动作。他笑声未停，就感到下体像被特快列车撞上了一样。
他的头猛地向前一冲，手不再模拟那个动作了，往下伸向被撞碎的睾丸，抓着他的人把右膝收了回来。比利时人的笑声变成了尖叫，喉头“咯咯”作响，阵阵作呕。他意识不清地跪了下去，试图向前侧躺在地上使自己好受点。
豺狼让他从自己的膝头轻轻地滑下去，然后走到滑落的躯体身后，跨站在比利时人的背部，右手绕着比利时人的脖子从另一头伸出来，抓住自己左手的肱二头肌，左手抓住造假证者的后脑勺，然后把脖子迅速而凶狠地上下左右一拧。
颈骨折断的声音可能并不是很响，但在静悄悄的摄影室里听起来就像小手枪射击一样。造假证者的身体最后抽搐了一下就倒下了，像个不值钱的布娃娃，瘫软了下来。豺狼又勒了一会儿，才让尸体脸朝下趴在了地上。死者的脸扭向一旁，两手放在胯间，还抓着自己的阴部，舌头从紧闭的牙齿中间微微伸出来一点，被狠命地咬穿了一半，双眼圆睁，盯着地上铺着的油毡上已经褪色的花纹。
英国人快步走向门帘和窗帘，确认门窗全都关好了，然后走回尸体，把他翻过来，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后在左边裤子口袋里找到了钥匙。房间的角落里远远放着那个装道具和化妆品的大箱子。试到第四把钥匙的时候，箱盖被打开了。他花了十分钟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空了，刺客托住造假证者尸体的腋窝，把尸体举到箱子上方。尸体的手脚软绵绵的，就着箱子里面的轮廓弯折，所以放进去相当容易。过几个小时尸体会变硬，然后就会和装进去时候的姿势一样，躺在箱底了。豺狼接着又把拿出来的东西重新放回箱子里。女用假发，女人的内衣，男用假发和所有小的、软的东西都被塞到尸体四肢的缝隙间。上面放了几盘化妆用的各种刷子和油彩。最后那堆剩下的化妆膏罐子，两件女用睡衣，各色毛衣和牛仔裤，一件浴袍，几双黑色网袜，被堆在了尸体的上面，把它彻底盖住了。箱子被塞得满满的，他用了点力才把箱盖合上，扣上搭扣，上了锁。
整个过程中，豺狼一直都用自己提包里的一块布包着手。做完上述工作后，他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锁和所有箱子的外表面都擦干净。他把桌上那叠五英镑的钞票放进口袋，把桌子也擦了一遍，然后把它重新搬回墙边他进来时所在的位置。最后他关上灯，在靠墙的一把休闲椅上坐了下来，等待夜幕降临。过了几分钟，他拿出自己的烟盒，把里面剩下的十根烟放到上衣口袋里，用空盒子做烟灰缸，抽了其中的一支。抽完烟，他把烟蒂小心地收起来，放在烟盒里。
他并没幻想这个造假证的人消失后永远不被人发现。不过他认为这样的人可能隔一阵就要出城旅行一趟，或者转入地下活动。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发现他忽然不再去他通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认为。过一阵就会有人找他，首先是和这个造假证的人有联系或者有生意往来的人。有些人可能知道这间照相室，并且来过，不过大多会被上锁的门挡回去。潜入这间照相室的人得彻底搜查这里，还得砸掉箱子上的锁，把箱子清空才能找到尸体。
如果是黑社会成员这样做，他很可能不会报警。他肯定认为这个造假证的触怒了某个黑帮头目。不会有哪位顾客只是出于对色情照片的疯狂兴趣，而又在盛怒之下杀了人之后，还会这样一丝不苟地隐藏尸体。不过警察最终会知道的。那时候无疑会把造假证者的照片登在报上，而酒吧的服务员很可能会想起八月一日晚上，这个造假证的人和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穿格子套装、戴黑色墨镜的人一起离开。
但即使他用自己的真名登记，等有人连续几个月去检查死者的事务箱时，也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和服务员没说过话，同样，在这家酒吧叫饮料已经是两周以前的事了。服务员也许会隐约有点印象，有个外国口音的人叫了两杯啤酒。警察可能会敷衍了事地开始搜捕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人，但即使他们问到了亚历山大·杜根，比利时警察想要找到豺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觉得他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也需要这样一段时间。杀死一个造假证的就和捻死一只蟑螂一样简单。豺狼放心了，他抽完第二支烟，向窗外看去。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浓重的夜色笼罩着狭窄的街道。他锁上了外面的大门，悄悄离开了照相馆。他走出大约半英里，把那串无法辨识身份的钥匙扔进人行道上的一个大排水孔里，听着它溅落在路面几英尺下的阴沟的水里。他返回酒店时，正好赶上了晚餐。
第二天，星期五，他来到布鲁塞尔郊区一家工友们常去的商场采购。他在一家专门销售野营装备的店铺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筒羊毛袜，一条牛仔裤，一件格子羊毛衬衫和一个背包。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绳子，一把猎刀，两个小刷子和两听油漆(一听粉色，一听褐色)。他本想在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蜜瓜，但怕过一个周末会坏，又决定不买了。
回到酒店，他用他的新驾驶证租了一辆自驾车以备次日使用，然后要求领班为他在海滨度假区订一个有浴室的单人间。尽管八月里空房很紧张，领班还是在一家小酒店里为他找到了一个房间，并祝他在海边周末愉快，从那里可以远眺风景如画的泽布鲁日渔港。
7
豺狼在布鲁塞尔购物的时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正在罗马邮政总局与如何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的“迷局”角力。
他不会说意大利语，所以就找柜台服务员帮忙。他最终找到了一个会说一点法语的服务员帮忙。科瓦尔斯基费力地向他解释，他要给法国马赛的一个男人打电话，但他不知道那个人的号码。
是的，他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和住址。那个人叫格日博夫斯基，但意大利人听不明白，只好让他写下来。科瓦尔斯基照做了，可意大利人想不出人名可以用“Grzyb”开头，在向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说的时候拼成了“Grib”，他觉得科瓦尔斯基写的“z”肯定应该是个“i”。接线员在电话那头告诉意大利人，马赛的电话簿上没有“约瑟夫·格里博夫斯基”这样一个名字。邮局的服务员转向科瓦尔斯基，向他解释没有这么个人。
纯属运气吧，这个服务员是个诚心诚意喜欢帮助外国人的人。他把名字拼出来以便确认他没弄错。
“根本没这个人，先生。你看g、r、i——”
“不对，g、r、z……”科瓦尔斯基打断他。
服务员看来有点晕。
“对不起，先生，是g、r、z？g、r、z、y、b？”
“是的。”科瓦尔斯基又强调了一遍，“g、r、z、y、b、o、w、s、k、i。”
意大利人耸耸肩，又去找那个接线员。
“请给我接通一个国际长途。”
不到十分钟，科瓦尔斯基就找到了约约的电话号码，半小时后，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这个前外籍军团士兵的声音因为杂音而有点失真，他听来有些犹豫，不想证实科瓦茨信中的坏消息。是的，他很高兴科瓦尔斯基能打电话来，他已经找了他三个月了。
然而，不幸的是，小西尔维的病情是真的。她越来越瘦，体质也越来越弱。等医生最终给她确诊的时候，她已经下不了床了。她就在约约接电话的这间公寓里，住在隔壁的卧室。不，已经不是原来那套公寓了，他们搬进一套新的大公寓。什么？地址？约约说得很慢，科瓦尔斯基张着嘴，舌头笨拙地伸着，一笔一画地记了下来。
“那个江湖郎中说她还有多少时间？”他冲着电话咆哮，说了四遍约约才弄明白他的意思。然而对方却长时间没有声音。
“喂？喂？”他喊着，还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约约又说话了。
“大概一个礼拜，也可能两三个礼拜吧。”约约说。
科瓦尔斯基盯着手里的话筒，一脸茫然。他一声不吭地挂上电话，神情恍惚地走出电话间。他付过电话费，收起信件，锁进套在手腕上的钢制箱子里，走回酒店。这么多年来，他的脑袋里头一次开了锅。这不是他可以从谁那里接受命令、然后用暴力就能解决的事。
马赛，还是原来的那套公寓，约约听到科瓦尔斯基挂上了电话，也随之放下了听筒。他转身去找那两个行动分局的人。他们还在那里，手里拎着警用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一把指着约约，另一把指着他老婆。她缩在沙发的一角，面如死灰。“浑蛋，”约约恶狠狠地说，“臭狗屎。”
“他来吗？”其中一个人问道。
“他没说。他只是挂了我的电话。”波兰人说。
科西嘉人黑色空洞的眼睛盯着他。
“他必须来。这是命令。”
“嘿，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我都是按你们的意思说的。他肯定是吓着了，他就那么挂了，这我可控制不了。”
“他最好来。这可是为你好，约约。”科西嘉人重复道。
“他会来的，”约约无奈地说，“为了那个女孩，如果能来，他一定会来的。”
“好。你的事就算做完了。”
“那你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约约喊道，“让我们清静一会儿。”
科西嘉人站了起来，枪还握在手里。另外一个人还坐在原地，看着他的女人。
“我们这就走，”科西嘉人说，“但你们俩得和我们一起走。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里乱嚼舌头，或是给罗马打电话。我们一起走，现在行吗，约约？”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
“度个小假吧。一家舒适的山区旅馆。那里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对你有好处，约约。”
“多长时间？”波兰人无精打采地问。
“该多久就多久。”
波兰人盯着窗外，在宛如明信片一样的老港口背景下面，是纵横交错的小巷，和拥挤在一起的各个渔摊。
“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每天来的火车都装满了人。八月我们赚的比整个冬天都多。这会毁了我们好几年的收入。”
科西嘉人仿佛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大笑起来。
“你该把这看作一种收获而不是损失，约约。毕竟这是为了法国，你的第二祖国。”
波兰人转过身。“我才不关心狗屁政治，我也不管谁当权，哪个党想搞什么混账勾当。不过我了解你们这样的人。我一辈子都在和你们这样的人打交道。你们就是那种人，只要对你们有利，就可以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或者‘秘密军组织’效力。政权可能会更替，但你们这样的浑蛋永远不会变……”他一边喊一边跌跌撞撞地冲向那个人。那个人手里拿着枪，枪口指着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晃动。
“约约，”沙发上的女人尖叫起来，“约约，我求求你，别惹他们。”
波兰人站住了，盯着他的妻子，仿佛他刚才忘记了她在那儿。他逐个环顾着房间里的人。他们都盯着他，他的妻子恳求着，两个强悍的特工都面无表情。这种咒骂对他们没有任何效果，他们都习以为常了。两个人中为首的那个冲卧室点点头。
“去收拾行李。你先去，然后是你老婆。”
“西尔维呢？她四点才放学回家。那家里就没人了。”女人说。
科西嘉人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丈夫。
“我们经过学校的时候会带上她，已经安排过了。我们已经告诉那个女校长，西尔维的祖母快死了，临死前全家都要去守在老太太的床前。我们考虑得很周全。现在就动身吧。”
约约耸耸肩，最后看了眼他的妻子，走进卧室，科西嘉人跟在后面。他的妻子继续绞着她手里的手帕。过了一会儿，她抬头看着沙发另一头的那个特工。他比科西嘉人年轻一点儿，是个加斯科尼人。
“怎么……你们要怎么对付他呢？”
“科瓦尔斯基？”
“是的，会怎么对付维克多？”
“有几位先生想和他聊聊。就这样。”
一小时后，约约全家都坐在了一辆大雪铁龙车的后座上，两个特工在前排。汽车全速驶向坐落在维克尔高山上那家极其隐秘的旅馆。
豺狼在海滨度过了周末。他买了一条游泳裤，周六在泽布鲁日的海滩晒太阳，在北海里游了几回，然后在这个小港口城市里沿着防波堤散步。英国的水手和士兵曾经在这里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甚至付出生命。几个胡子像海象胡须一样的老人沿着防波堤坐着，在钓黑鲈鱼。如果问他们的话，他们也许还能记得四十六年前的事[23]，不过豺狼没有问他们。那天，只有三两户全家出动来海滨度假的人见过这个英国人。他们散布在海滩边，享受着阳光，看着各自的孩子在海浪中嬉戏。
周日一早，他打好背包，悠闲地驱车穿越了佛兰德斯的乡间，驶过根特和布鲁日的狭窄街道。他在达姆的赛芬酒店吃了午餐。那是用木柴烤制的牛排，美味无比。下午三点左右，他驾车返回布鲁塞尔。睡觉前他订了个叫早服务，并吩咐服务员把早餐送到房间里来，并且给他准备一盒便携的午餐。他解释说自己次日要驱车去阿登山区，祭奠自己在凸出部战役[24]中阵亡的哥哥，战役遗址位于巴斯通和马尔梅迪之间。前台服务员非常热心，保证会准时叫醒他，不会耽误他的行程。
与此同时，罗马的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周末就过得没那么舒服了。他按时起来值勤，要么在八楼的楼层服务台，要么晚上在房顶。不值班的时候他也睡得很少，大多是躺在靠近八楼主通道的床上抽烟，或是喝烈性的红酒。这种酒是用带把的大酒壶装来给担任警卫的八名前外籍军团士兵享用的。他觉得，论酒劲，这种粗劣的意大利红酒根本没法和阿尔及利亚的比纳葡萄酒比，那是每个外籍军团士兵的杯中最爱，不过有酒喝总比没有的强。
如果没有上峰命令，或是现成的命令代他决定，科瓦尔斯基决定任何事都要花很长时间。但到了周一早上，他已下定了决心。
他不会去太久，也许只要一天，如果飞机转乘不太顺利的话，顶多去两天吧。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他都一定要做。他事后会向“老板”解释的。他确信就算“老板”为此大发雷霆，也一定会理解他的。他曾想过把问题告诉上校并请假四十八小时，但他觉得，虽然上校是个好指挥官，部下遇到麻烦的时候也愿意帮忙，但这次肯定不会让他去。上校不会理解西尔维这件事的，科瓦尔斯基知道他永远也无法解释这件事，一个字都不能提。星期一早上他起床换班的时候，深深地叹了口气。一想到这是自己加入外籍军团以来第一次不假外出，他就深感不安。
豺狼和科瓦尔斯基在同一时间起的床。他仔细地准备着，先冲了个澡，刮了胡子，然后享用了放在床边托盘上的美味早餐。他从衣柜里拿出装着枪的匣子，把每个部件都用泡沫橡胶裹了几层，然后用绳子扎成一捆，塞进背包的底部。上面放上油漆罐和刷子，丁尼布裤子和格子衬衣，袜子和靴子。网兜放在背包外面的一个口袋里，另一个口袋里放着子弹。
他穿了一件常穿的条纹衬衣——一九六三年的时候，这种穿着很时尚——但没有套上他通常穿的那身便宜的精纺格子布衣服，而是穿了一袭鸽子灰的轻便套装。一双古琦的黑色轻便皮质运动鞋，再加一条黑色真丝领带，他这套行头就齐全了。他一手拎着帆布背包，下楼走向他停在酒店停车场的车，把背包锁在了后备箱里，然后返回酒店前厅，拿上已经为他包好的午餐。前台服务员祝他一路顺风，他也点头答谢。九点钟的时候，他驾车离开布鲁塞尔，沿着E40号老公路向那慕尔疾驶而去。平坦的原野这会儿已经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了，今天看来很热。他查了地图，距离巴斯通还有九十四英里。从那儿再多开几英里，在小镇南部的山林地区，就是他要找的僻静场所。他加大油门，让这辆西姆卡-燕子[25]径直穿越瓦隆平原。他估计到中午时候开出一百英里应该容易得很。
太阳还没升到最高处时，他已经穿越了那慕尔和马尔凯。沿途的路标显示，离巴斯通越来越近了。这个小镇一九四四年冬天曾被哈索·冯·曼陀菲尔[26]的巨型虎式坦克撕成碎片。豺狼驾车穿过小镇，向南开进山区。森林逐渐浓密起来，崎岖的公路不断被巨大的榆树和山毛榉树遮得密不透光。
过了小镇，顺着公路开出五英里，豺狼发现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森林深处。他掉转车头开了过去，顺着这条小路又开了一英里，发现了第二条深入森林的小径。他沿着小径开了几码，然后把车藏在一片矮树丛的后面。豺狼在森林的树阴里歇了下来，燃起一支烟，静静等着汽车的马达渐渐冷却。头顶上，风儿穿过树梢，轻声地呢喃着；一只鸽子在远处“咕咕”地叫着。
他慢慢从车上下来，打开后备箱，把背包放在引擎罩上，便开始仔细地换起衣服来。先把那身完美的鸽子灰套装叠好放在车后座上，换上牛仔便裤。天很热，连外套都不用穿。他换下打着领结的衬衣，穿上了伐木工人穿的那种格子衬衣。最后脱下那双昂贵的都市休闲皮鞋，换上了步行靴和羊毛袜，把牛仔裤的裤脚掖进靴子里。
他把步枪的零部件一包包地打开，挨个组装起来。两个裤子口袋里，一个放着消音器，另一个放着瞄准镜。他从盒子里取了二十发子弹放进胸前的口袋，那粒达姆弹还用棉纸包着，放在另一个前胸口袋里。
豺狼把枪的剩余部分组装好，放在汽车引擎罩上，然后又转到后备箱，取出他前天晚上返回酒店前在布鲁塞尔的集市上买的东西——一个蜜瓜，已经在后备箱里放了一整晚。他锁上后备箱，把瓜和油漆、刷子、猎刀一起放进背包，锁好车，开始向密林深处走去。这时刚过正午。
不到十分钟，他就找到了一个视野清晰的狭长的林间空地，从空地的一端到另一端足足有一百五十码。他把枪靠在一棵树旁，量了一百五十步的距离，然后找了一棵树，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刚才靠在树上的那支枪。他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地上，打开两罐油漆，在蜜瓜上忙活起来。深绿色瓜皮的上部和下部很快被刷成棕色，中间被刷成了粉红色。油漆还没干，他用食指在上面简略地描出了一双眼睛，一个鼻子，以及胡子和嘴巴。
为了避免手指接触抹掉油漆，他把刀插进瓜的顶部，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网兜。网眼很大，网兜的线也很细，绝对不会遮挡瓜的轮廓或是瓜上画的图案。
最后，他将刀用力插进树干，离地大约七英尺高，然后把网兜的提手挂在刀柄上。在棕色树皮的映衬下，被刷得粉一块棕一块的蜜瓜悬挂在那里，活像一个怪异的人头。他向后退了几步，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手艺——在一百五十码之外来看，这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他把两罐油漆盖好，远远地扔进树林。它们掉进矮树丛，摔得不见踪影。他把刷子有毛的那端向下插进地里，然后用力踩到看不见为止。然后他拿起背包，返回放步枪的地方。
消音器很容易就装好了，他把它在枪管末端拧紧。瞄准镜在枪管上部也装得很妥帖。他拉下枪栓，往枪膛里装进第一粒子弹，眯起眼，透过瞄准镜寻找他挂在空地那头的靶子。找到的时候他很惊讶，目标看起来又大又清晰。如果这是个活生生的人头的话，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三十码之内。他能看出勒着瓜的网兜上交织的线绳，以及他用手指涂抹出来的那张“脸”上的主要面部特征。
他换了个姿势，靠在树上继续瞄准，又眯起了眼。瞄准镜里的十字线看来不在正中心。他伸出右手，轻捻着两个调节螺丝，直到十字线看来完全处于正中。豺狼很满意，他小心地瞄准蜜瓜的正中心，开火。
枪的后坐力比他预计的小，枪声经过消音器的处理，即使是在一条安静的街上，对面也几乎听不到。他把枪夹在腋下，穿过空地去检查那只瓜。子弹在右上方打穿了那只瓜，打断了网兜的部分线绳，弹头钻进了树干。他又走了回去，让瞄准镜保持先前的设置，再次射击。
结果还是一样，有半英寸的偏差。他没调节瞄准镜，连开了四枪，终于发现瞄准镜有些偏高，并且略略偏右。于是他调校了一下螺丝。
接下来的射击位置又有些低，而且偏向左边。为了保证精确，他又穿过空地去查看被子弹打出的洞。弹头击穿了“人头”嘴巴的左下角，他又用这个新调节的瞄准镜开了三枪，所有的子弹都打进了同样的区域。最后他把瞄准镜又向原来的位置挪回了一点。
第九枪他瞄准前额，子弹正中目标。他第三次走向标靶，这一次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粉笔，把子弹射中的位置用粉笔一一标了出来——靠右上部的那一组，嘴角左下部的第二组，正中前额的那个干净利索的弹孔。
然后他依次射击，每只眼睛、鼻梁、上嘴唇、面颊。他把靶子侧过来，用最后的六发子弹射穿了太阳穴、耳孔、脖子、面颊、下巴和头盖骨。只有一发子弹略偏了一点。
现在他对这支枪很满意。他记下了调节瞄准镜的螺丝位置，从口袋里拿出一瓶黏合木质材料用的黏合剂，向螺丝的头上和它旁边的胶木表面喷了些胶。他抽了两支烟，半个小时后，黏合剂凝固了，那支枪的瞄准镜就此按照他的目测，在一百三十米内具有绝对的精确性。
他从另一个前胸口袋里拿出了那颗达姆弹，打开纸包，将子弹装进弹膛。他屏气凝神地瞄准蜜瓜的中心，击发。
当最后这缕青烟从消音器的末端袅袅消退后，豺狼把枪靠在树干上放好，便朝着吊在远处的网兜走去。网袋差不多全空了，瘪着紧贴在斑驳的树干上。被二十一发子弹击中的蜜瓜现在已经彻底解体了，一部分瓜瓤冲出了网眼，散落在草地上。瓜子和着瓜汁从树干上流下。剩下的部分瓜体被打爆了，瘫在网兜的底部，挂在猎刀的刀柄上，像蔫了的阴囊一样垂着。
他取下网兜，扔进附近的灌木丛。原先的靶子现在变成一堆无法辨认的果泥。他把刀从树干里拔出来，插回刀鞘，离开那棵树，取回步枪，回到车旁。
他在车边把每个部件都用泡沫塑料纸小心地包好，和他的靴子、袜子、衬衣、牛仔裤一起重新放回背包。他重新穿上他那套“都市”行头，把背包锁进后备箱，静静地吃着他的三明治午餐。
吃完饭，他开回主路，左转，驶过巴斯通、马尔凯、那慕尔，赶回布鲁塞尔。六点刚过，他返回酒店，先把背包放回楼上的房间，然后下楼和前台服务员结清了租车的费用。晚饭前他洗了个澡。这之前他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擦拭了枪的每个零件，给活动部件上了油，然后放进枪匣，锁进衣柜。夜里晚些时候，背包、麻绳和几张泡沫塑料纸被扔进城里的一个垃圾筒，二十一个空弹壳在空中转了几个圈，掉进了城市的下水道。
同样是这个星期一，八月五日早上，维克多·科瓦尔斯基又来到罗马邮政总局，找会说法语的人帮忙。这回他让服务员帮他致电意大利航空公司问讯处，询问本周从罗马去马赛的往返航班时间。他得知周一的航班他已经赶不上了，因为这架航班将于一小时内从菲乌米奇诺起飞，他赶不上了。下一班直航是星期三，而其他航空公司都没有从马赛到罗马的直达航班。有非直达的航班，先生感兴趣吗？不？星期三的航班？当然有，上午十一点十五起飞，将于正午时分降落在马赛马里尼亚讷机场，返回的航班是第二天。订一张票？单程还是往返？当然可以，请问您的姓名？科瓦尔斯基告诉对方自己口袋里那本证件上的名字。欧共体国家间已经废除了护照，有本国颁发的身份证就行。
他被告知在周三起飞前一小时要先到菲乌米奇诺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柜台。服务员挂上了电话，科瓦尔斯基取了信，锁进他的铁匣子，离开邮局返回酒店。
次日早上，豺狼最后一次见了古森。早餐时，他给军械师拨了个电话。军械师声称他很高兴完成了工作，杜根先生是否愿意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来一趟？来时请带上必要的东西，进行最后的调试。
他又早到了半个小时，装枪的手提箱放在一个空的布箱子(他早上在一个二手货商店里买的)里。他花了半个小时观察军械师所住的街道，最后才悄悄走向前门。古森请他进去，他便径直走进办公室，丝毫没有迟疑。古森锁上前门，然后进入办公室，又锁上了办公室的门。
“没别的问题了？”英国人问道。
“没有，我想这次我们总算弄妥了。”桌子后面的比利时人拿出几卷麻布放在桌上。他打开麻布，拿出一套细钢管并排放在桌上。钢管打磨得非常光滑，看起来像铝制的。军械师放下最后一个钢管后，伸出手索要那个装着枪部件的手提箱，豺狼把箱子递给他。
军械师把枪的部件一个个装进管子，每件大小都很合适。
“打靶结果如何？”他边装边问。
“很满意。”
古森放瞄准镜的时候注意到，瞄准镜的调节螺丝被一团木用黏合剂重新固定了位置。
“很抱歉调节螺丝做得那么小，”他说道，“做出精确的刻度会更好些，但原来的螺丝太大很碍事，所以我只好用了这些小螺丝，否则瞄准镜就装不进管子了。”他把瞄准镜装进相应的钢管，和其他管子一样，这个也非常合适。最后五个步枪的部件消失的时候，他拿起做扳机用的细小钢针和五发达姆弹。
“您看，这些必须另外找个地方。”他解释道。他拿起黑色皮革垫着的枪托，向他的主顾展示皮革上被剃刀割开的一个裂口。他把扳机塞到里面的填充物里，然后用一条黑色的绝缘胶带封上裂口，看起来很自然，一点都不突兀。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圆形的黑色橡胶，直径一英寸半，两英寸厚。其中一个圆面的中心伸出一个钢柱，上面像螺丝一样刻着螺纹。
“这个装在最后那个管子的后端。”他解释着。钢柱周围的橡胶里钻了五个眼，每个孔里他小心翼翼地放进一粒子弹，从外面只能看到子弹的黄铜底部。
“橡胶塞好后就看不到子弹了，这个橡胶塞还是很逼真的。”他解释说，英国人还是没吭声，“您看怎么样？”比利时人满怀期待地问。
英国人拿起管子逐个检视，一言不发。他摇了摇管子，里面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管子里衬了两层灰白色的厚毛呢，能够吸收震动和噪声。最长的管子有二十英寸长，里面装着枪管和枪后膛。其他的每个大约一英尺长，装着上下两个枪托支架、消音器和瞄准镜。枪托是单独的，扳机装在它的衬垫里，装着子弹的橡胶塞也是独立的。于是，整支猎枪都消失了，更别说是暗杀用步枪了。
“非常好，”豺狼说着，轻轻地点点头，“正是我想要的。”比利时人很高兴。作为行业的专家，被眼前这个人赞扬他觉得很享受。他知道，在这位主顾的行当里，他面前的这个人同样是个顶尖高手。
豺狼拿起装着各个枪部件的钢管，仔细地用麻布一件件包好，放进布箱里。五个钢管、枪托和橡胶塞都包完放好后，他合上布箱，把分好格子的手提箱递还给军械师。
“我用不上这个包了。这支枪在我有机会用到它之前，会一直这样放在箱子里。”他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他欠比利时人的余下的二百英镑，放在桌上。“我想我们的交易完成了，古森。”
比利时人把钱装进口袋：“是的，先生，除非您还有其他事需要我效劳。”
“只有一件，”英国人回答，“请你记得两个礼拜前我给你的关于‘明智的沉默’的小小告诫。”
“我没忘，先生。”比利时人平静地回答。
他再次感到惊恐。这个慢声细语的杀手现在是不是想让他永远沉默，以确保他“缄口不言”？肯定不会的。这样的谋杀所招致的调查会让警察发现这个高个子英国人曾经到这所房子来过，而那时到他有机会使用他现在装在箱子里的枪的时候还早着呢。英国人看来“读”出了他的想法。他微微一笑。
“你不用担心，我不想伤害你。另外我想，像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一定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免被自己的顾客干掉。也许有人在等你一个小时之内给他打一个电话，如果电话没来，那个朋友就会来找尸体吧？也许你在律师那里事先存放了一封信，如果你死了那封信就会被拆开。对我来说，杀掉你只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古森吓了一跳。他确实一直在律师那里放了一封信，如果他死了就会被拆开。信会指点警察在后面花园里找一块石头，下面有个盒子，里面有一张清单，上面是每天来此处造访的人名。清单每天都更换。而今天，上面只写了这位唯一的客人——一位漂亮的高个子英国人，自称杜根。这只是一种以防万一的方式。
英国人静静地看着他。
“我就是这样想的，”他说道，“你很安全。但只要你对任何人提及我的到访或是我从你这里购买了枪支，我肯定会干掉你，绝不手软。为你着想，从我离开这间屋子的那一刻起，请你当作我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完全明白，先生。这是我和所有顾客之间通常的做法。可以说，我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类似的保证。正因如此，您拿的那只枪上面的序列号已经用酸腐蚀掉了。毕竟，我也得保护自己。”
英国人又微笑了一下：“这样我们就彼此理解了。再见，古森先生。”
一分钟之后，比利时人关上门。他非常了解枪和枪手，但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人。他长叹了一口气，缩进办公室数钱去了。
豺狼不想被酒店的服务员看到他拎着一个便宜的布衣箱，所以尽管已经误了午餐，他还是搭了辆出租车直奔干线车站，把箱子存在行李寄存处，把收据塞进他那狭长的鳄鱼皮钱夹的内层。
他在天鹅酒店享用了一顿昂贵精致的午餐，庆祝他在法国和比利时筹划准备阶段的结束。他离开的时候，几乎和来时一样，一身剪裁合体的格子套装，宽边包围式墨镜。他走向等候着的出租车，行李员拎着他的两只威登牌行李箱跟在后面。他比之前“穷”了一千六百英镑，但他的枪却安全地躺在火车站行李寄存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手提箱里，衣服的内侧口袋里还揣着三张精心伪造的证件。
四点刚过，飞机离开布鲁塞尔飞往伦敦。在伦敦机场，他的箱子被草草检查了一下，什么都没查出来。七点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公寓里淋浴，准备去伦敦西区吃晚餐。
8
科瓦尔斯基很倒霉，周三早上没有电话要打。如果有，他肯定不会登上他的航班。给普瓦捷先生的信还等在格子里，他取了五封信，锁进钢匣子里，急忙赶回酒店。九点半的时候，罗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没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下一班是从晚上七点开始，他要在屋顶值勤。
他在房间里停了一下，只是为了拿那把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罗丹从来不让他带枪出门)。他把枪塞进肩膀下的枪套里。如果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上衣，那么枪和枪套的突起在一百码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脚，所以尽管鼓出了一大块，枪和枪套挂在他身上，也只是像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他拿了一卷橡皮膏，与他前天买的贝雷帽一起塞进上衣。他还把过去六个月攒的里拉和法国法郎装进口袋，然后关上门，走了。
电梯口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抬头看着他。
“他们让我去打个电话。”科瓦尔斯基说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楼。值班警卫什么都没说，只是在电梯到的时候看了看他。科瓦尔斯基步入电梯，几秒钟后他就在街上了，戴着大号的墨镜。
街对面的咖啡馆里，有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份《今日周刊》。波兰人前后张望着找出租车的时候，他把杂志放低了一点，透过深色墨镜打量着科瓦尔斯基。科瓦尔斯基见没车过来，便向街角走去。拿杂志的男人离开咖啡馆的露台，走到街边。一辆小菲亚特从一排顺着人行道停放着的车中开出，停在他对面。他钻进车，菲亚特车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尔斯基的后面。
科瓦尔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招手将其拦了下来。“去菲乌米奇诺。”他对司机说。
科瓦尔斯基来到机场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安全局的人已经悄悄地跟着他了。科瓦尔斯基用现金买了票，他向柜台服务小姐表示，他没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他被告知，一小时零五分钟后会广播通知十一点十五分飞往马赛的航班旅客登机。
为了打发时间，这位前外籍军团士兵信步走进机场的自助餐馆。他买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着往来的飞机。虽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不过他喜欢机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飞机的引擎声就意味着德国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苏式强击机或是美国的“空中堡垒”；后来在越南，它们意味着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尔及利亚的山区，它们意味着法国的“神秘”战斗机或是“富加”教练机。但在民用机场，他喜欢看着飞机像银色的大鸟一样从天而降。引擎停止轰鸣，飞机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线挂在空中一样。虽说他在社交方面很胆小，但他喜欢看机场无休止的喧闹。也许，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现在不同的话，他很可能会在机场工作。但他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西尔维身上。他那棒槌一样的眉毛紧拧起来，显得愈发浓黑。这是不对的，他严肃地告诉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浑蛋们却活得好好的，这不公平。罗丹上校告诉过他那些人的事，他们是如何使法国沦落，如何出卖了军队，摧毁了军团，抛弃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把他们扔给恐怖分子。罗丹上校从来都没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