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吉内蒂问他：“这些人是否可靠，能保守秘密吗？”勒贝尔回答说，他要联系的人都是私交，他的询问也不通过正式公文，是非官方的。这种联系一直存在于大多数西方主要国家警界的高层。部长考虑了一下，批准了他的请求。
这会儿，他正站在大厅里等候布维埃，看着各部门的头头脑脑鱼贯而出，从他身边经过。有的人简单地冲他点点头，然后继续向前走；其他人则在说“晚安”的同时，对他报以同情的微笑。布维埃和马克思·费尔内还在会议室里低声商量着什么，那位爱丽舍宫尊贵的上校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顺着圆桌介绍时，勒贝尔很快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他在身形矮胖的勒贝尔身前停下，看着对方，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之情。
“队长，我希望你的调查能够取得成功，动作要快，”他说，“我们会在爱丽舍宫密切注意你的进展。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匪徒，我向你保证，是会有……后果的。”
他转过身，下了楼梯，朝着前厅走去。勒贝尔什么也没说，只是飞快地眨了眨眼。
克劳德·勒贝尔自从二十年前在诺曼底加入第四共和国警察部队，成为一名年轻的侦探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完全得益于他身上的一个特质——善于激发别人对他的信任，使人愿意对他吐露心声。
他既没有布维埃那样魁梧的身材，也不像现在进入警察部队的很多年轻警探那样善于言辞——他们能把证人吓得痛哭流涕。当然，他不觉得这是缺点。
他知道，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孩子、店主、售货员、邮差或是银行职员，只要是大多数罪案所针对的对象或者目击证人，他都能让这些人开口。他深信自己有这个本领。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体型。他身材矮小，看上去活像漫画家笔下的“妻管严”。不过同事中谁都不知道，他的确有些惧内。
他不修边幅，要么是件皱巴巴的套装，要么是件风衣。他举止温和，甚至总带点歉意。当他向证人询问情况时，他的态度让对方感到，这次与他们以往和警方打交道时所受的对待真有天壤之别。于是那位证人不禁对这位侦探大有好感，仿佛颠沛流离的难民回到祖国一般。
另外，他曾是欧洲最强有力的刑警部队凶杀处的处长，他在著名的法国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做了十年警探。他那副温和朴素的外表背后，是一个精明的头脑，且在执行任务时坚决拒绝任何恫吓或干扰。他曾被法国最邪恶的黑帮头目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勒贝尔也只是飞快地眨眨眼，这让他们以为警告已经被充分接受了。只有在事后，在牢房里，他们才慢慢意识到，他们低估了这双目光柔和的褐色眼睛和那撮牙刷胡子。
他还曾被有钱有势的人威胁过两次。一次是一个企业家，仅仅让他看一眼稽查员写的证词，就要他判一名低级职员犯有贪污罪；另一次是一个社会名流，企图让警方中止对一名年轻女演员服毒致死的案件调查。
在头一个案件中，他对涉案的那位企业家进行了调查，结果其他更大的、与那个低级财务人员无关的纰漏浮出水面。事后那位企业家一直懊悔，他要是在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逃往瑞士该多好。第二桩案子里，那个社会名流最终被判长期监禁，他在监狱里有充分的时间追悔自己不该在他位于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顶层豪华公寓里指挥一个犯罪团伙。
对圣克莱尔上校的话，克劳德·勒贝尔的反应也是眨眨眼，一言不发，就像一个被训斥的小学生。但这对他随后执行被强加给自己的任务丝毫没有影响。
当最后一个人走出会议室后，莫里斯·布维埃来到他身边。马克思·费尔内飞快地握了握勒贝尔的手，祝他好运，然后走下台阶。布维埃则用蒲扇一样的手拍了拍勒贝尔的肩膀。
“呃，好了，我的小克劳德。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好了，是我提议由司法警察署处理这件事的，只能这样，其他那些人就会没完没了地说空话。来吧，咱们到车里谈。”他率先下了楼梯。两个人一起钻进等候在院子里的雪铁龙车的后座。
这会儿是晚上九点多，白天留下的全部痕迹，就是巴黎郊区奈伊上空挂着的一抹深紫色。布维埃的车顺着马里尼街驶过克莱蒙梭广场，勒贝尔朝右边车窗外看了一眼，顺着璀璨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上望去。尽管从外省调进巴黎已经有十年了，但香榭丽舍大街在夏夜中的璀璨辉煌一直让他感到惊叹和激动。
布维埃终于说话了。
“不管你眼下正在忙什么，都必须全停下来——全部。把办公桌彻底清干净。我会让法维尔和马尔克斯特接手你手头上的案子。为这个差事你需要一个新办公室吗？”
“不用，我还是继续用现在的这个吧。”
“行，很好，但是从现在起，它就是寻找豺狼的总部了，把其他任何事都撇开。你需要别的什么人协助你吗？”
“是的，我要卡伦。”勒贝尔回答。他指的是他在凶杀处时一起共事的一名年轻督察。他升任新职后也把这个年轻人调了过来，担任刑警队的助理队长。
“好的，给你卡伦。还要其他人吗？”
“不用了，谢谢。但是卡伦必须知情。”
布维埃想了一会儿。
“应该没问题。他们不该指望奇迹，显然你必须有一名助手，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告诉他。我到办公室后给弗赖打电话，申请正式批准。不过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如果泄露出去，不出两天就会见报的。”
“没别人了，只要卡伦。”勒贝尔说道。
“好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会议结束之前，桑吉内蒂建议，今晚在那里的所有人要定期得到进展汇报，弗赖同意了。费尔内和我尽力想把这个决定顶回去，不过没成功。从现在起，每天晚上十点整，你得到内政部做汇报。”
“噢，天啊。”勒贝尔说道。
“从理论上讲，”布维埃继续说道，语气里满是嘲讽，“那帮人会向我们提出最好的意见和建议的。别担心，克劳德、费尔内和我也会在那儿，以免那些狼咬人。”
“这要一直持续到另行通知为止？”勒贝尔问道。
“恐怕是。真是个混账主意，都没时间计划这次行动了。你必须在这个杀手接近伟大的夏尔之前发现他。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或是其他可能的东西。也许明天早上就是刺杀的日子，又或许一个月都没动静。在他被抓住之前，或者至少知道他的身份和住址之前，你必须全速前进。那之后，我想行动分局的小伙子们就能接手了。”
“一帮浑蛋。”勒贝尔咕哝了一句。
“没错，”布维埃轻松地说，“不过他们有他们的用处。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我亲爱的克劳德。常规犯罪大幅增长的同时，政治犯罪也掺和进来。有些事是必须要做的，他们就是做那些事的。不管怎么样，还是先专心想想怎么找豺狼吧，呵呵。”
汽车拐进司法警察署的大门。十分钟后，克劳德·勒贝尔回到他的办公室。他走向窗边，打开窗子，向外探出身，目光越过塞纳河，盯着前面左岸的大奥古斯汀码头。塞纳河流经市镇岛，包围着它。克劳德和左岸之间尽管被狭长的塞纳河分开，他还是能依稀看到沿着码头的人行道上星星点点的在饭店里就餐的人，听见他们的笑声，酒瓶和酒杯的碰撞声。
如果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可能会忽然意识到，在过去的九十分钟里所授予他的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让他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警察。除了总统和内政部长，没有人能够否决他要求协助的请求，如果可以秘密进行的话，他几乎可以调动军队。当然他可能也会想到，虽然权力让人兴奋，但这些权力都是取决于任务完成得成功与否。成功了，他就让自己的事业戴上了荣誉的桂冠，失败的话，他就会被碾成齑粉，就像那个圣克莱尔·德维劳本拐弯抹角暗示的那样。
不过正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所以他根本没想到那些。他这会儿头疼的是该如何打电话向太太艾米莉解释，他在另行通知前都暂时回不了家了。正在这时，有人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
督察马尔克斯特和法维尔走了进来，他们是来拿勒贝尔上午被叫走前，手头上正在做的四件案子的档案材料的。他分了两个案子给马尔克斯特，另外两个给了法维尔。然后花了半个小时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他们走后，他刚长长吁了口气，门又被敲了一下。这次是卢西恩·卡伦。
“布维埃大队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让我向您报到。”
“没错。在另行通知之前，我被解除了一切日常职责，并被赋予了一项特殊工作，你被指派做我的助手。”
他不想为了讨好卡伦而告诉他，是自己把这个年轻的督察要来做助手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来听了一会儿。
“好的，”他解释道，“是布维埃的电话，他说你已经得到保密批准，可以告知你所有情况。你最好先从看这个开始。”
卡伦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看罗兰的报告时，勒贝尔把他办公桌里所有剩下的文件夹和便笺都清理干净了，把它们全堆在身后乱七八糟的书架上。这个办公室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法国最大的追捕行动的神经中枢。警察的办公室向来看起来不怎么样，勒贝尔的也不例外。
这间办公室只有十二乘十四英尺大，朝南的一面有两扇窗户，可以从那里俯视塞纳河。越过河面可以看到圣米歇尔大道周围熙熙攘攘的蜂房一般的拉丁区。其中一扇窗子里飘来夜晚的各种声音，以及盛夏的热气。办公室里有两张办公桌，一个是勒贝尔的，背对着窗户；另一个是秘书用的，靠着东边的墙。门正对着窗户。
除了两张办公桌和桌子后面的两把椅子之外，屋里还有一把直背椅，门边有一把扶手椅。六个灰色的大橱柜差不多占了整个西面的墙壁，橱柜的顶面连成一体，上面放了一排以备参考及法律方面的书。两扇窗户中间是一套书架，塞满了各种文件和年鉴。
勒贝尔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带镜框的相片架，照片上的女士很丰满，看起来很有主见，这就是艾米莉·勒贝尔夫人。还有两个孩子，女孩相貌平常，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辫子，小伙子则面色温和，很像他的父亲。
卡伦看完了，抬起头来。
“狗屎!”他说道。
“如你所言，还是很大一坨。”勒贝尔回答，他很少允许自己用这样粗俗的词语。在司法警察署里，大多数高级警长的直属下级都称呼他们上司的绰号，像“老板”或是“老头子”什么的。但也许是因为勒贝尔既不抽烟也不骂人，连喝酒也不过是一小杯餐前开胃酒，年轻的探员看到他总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从前的某位老师。所以在凶杀处，以及最近在刑警大队的行政主管楼层，勒贝尔被人称作“教授”。如果他不是太过擅长抓贼，他的模样肯定会让他成为被打趣的对象。
“不过，”勒贝尔接着说，“现在你得听我跟你讲讲细节。咱们得抓紧时间。”
他花了三十分钟，简明扼要地给卡伦讲了讲下午的事，从罗杰·弗赖拜见总统到内政部会议室里的会议，再到自己因莫里斯·布维埃的推荐而被突然召见，最后是组建他们眼前这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将成为抓捕豺狼行动的总部。卡伦一直安静地听着。
“上帝啊，”等勒贝尔说完，卡伦开口道，“他们把你拴在这儿了。”他想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了看他的上司，目光既关心又忧虑。“我的队长，你知道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接手吗？你知道如果你不能及时抓到这个人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吗？”
勒贝尔点点头，带着些许悲凉。
“是的，卢西恩，我知道。可我没办法，这项工作交给我了。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得着手干起来了。”
“但究竟该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俩现在是法国最有权力的警察，”勒贝尔笑着回答说，“所以，我们要充分享用这些权力。
“现在开始，你在那张办公桌后面就位。拿一个笔记本，把我要说的话记下来。把我原来的秘书调走，或者在另行通知前让他带薪休假。任何其他人不得介入这项秘密工作。你既是我的助手也是我的秘书，二者合二为一了。去紧急物资仓库找一张行军床来，还有床单、枕头、洗漱用具和刮胡子的东西。再去弄一壶咖啡，从餐厅和仓库拿些奶和糖。我们会需要很多咖啡的。
“再联系总机，让他们给这间办公室永久性地预留十条外线，再配一名话务员随时听候调遣。如果他们推三阻四，直接报告布维埃本人。我所提出的任何其他请求协助的要求，都直接联系各部门的负责人，报我的名字。我们很走运，现在这间办公室相对其他所有部门享有最高的优先权——这是上面的命令。准备一份备忘录，抄送参加今晚会议的各部门负责人，弄好了拿来给我签字，内容是宣布你是我的唯一助手，被授权向他们要求我想向他们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我有空，我会亲自找他们的。明白了吗？”
卡伦记完了，抬起头。
“明白了，头儿。我今晚就来办这些。先办哪一样？”
“总机电话。我要个棒小伙儿，得是他们最好的接线员。给行政处长家里打电话，同样以布维埃授权的名义跟他说。”
“好的。我们首先要他们做什么？”
“我要和七个国家的刑事警察凶杀处的负责人直线联系，他们得尽快给我接通。真走运，以前参加国际刑警会议的时候，我认识了他们大多数人，还认识他们中一些人的副手。如果你找不到正主儿，就找副职。
“这些国家是，美国，我是指华盛顿国内情报办公室、英国，苏格兰场[1]刑事助理警务处长、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德西、南非。给他们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打电话。
“你联系上他们后，在国际刑警通讯室安排一下我和他们之间的通话，时间在早上七点到十点之间，每隔二十分钟一个。使用国际刑警通讯预约这些电话，让电话那头的每个凶杀处长同意在约定时间到达他们自己的国际刑警通讯室。这些电话必须是个人对个人的直线电话，不得有人监听，要使用UHF特高频[2]。对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强调我所说的只许他们自己听到。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为了法国，也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明天早晨六点钟，给我一张对七个国家预先约定对话的时间表。
“同时，我要去楼下凶杀处查查，看有没有过一个外国杀手曾被怀疑在法国国内行动但没被抓住。我承认，我想不起有过这样的记录。而且，罗丹选人的时候肯定会很小心，不会找有记录的人。现在你知道该做什么了吧？”
卡伦大致扫了一眼他记下来的几页纸，看起来有点茫然。
“是的，头儿，我明白了。好的，我该开始干活了。”说完他就出去弄电话了。
克劳德·勒贝尔离开办公室，朝楼梯走去。这时，城中岛远处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刚好敲响了子夜十二点——八月十二日来临了。
11
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子夜前才到家。之前的三个小时，他一直在针对内政部的会议一丝不苟地打着他的报告。早上爱丽舍宫秘书长办公桌上的第一份文件就是这个。
这份报告他花了不少心思，撕了两份草稿才满意，然后小心地将第三份亲自打印好。做打字这种体力活儿让他很是烦躁。他不习惯做这种事，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有秘书知道这个秘密——他在报告正文中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一事实。他希望领导能重视他的报告。如果幸运的话，秘书长读了这份报告后，再过一个小时，报告就会放到总统的书桌上，而这将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他的措辞格外小心，选用了最恰当的词句，对将事关国家元首安全这样重要的一件事交到一个警长手里稍稍表示了不以为然。那种人是没什么头脑和能力的，只是习惯于所受的训练和经历，办些无关紧要的小案子而已。
他没有写得太过分，万一勒贝尔能找到这个人呢。不过如果他没做到，那这份报告也能表明，曾经有人在这个时候足够警觉地怀疑过选择勒贝尔是否明智。
而且，他的确不喜欢勒贝尔。一个平庸的小个子——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然而他的报告里却是这样描述的：“以往工作表现良好。”
他对自己写的前两份底稿再三考虑以后，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去推翻今天在会议上的任命，因为这是参加会议者的全体决议。如果要推翻，必须有特别有力的理由。他决定密切注意全部行动过程。由于他是总统的秘书，他认为，他有责任在侦察工作进行得不理想的时候，第一个清醒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他正想着该如何考核评估勒贝尔的工作表现时，思绪被桑吉内蒂的电话打断了。桑吉内蒂通知他，部长在最后时刻做了个决定——每晚十点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听取勒贝尔的进展汇报。这个消息让圣克莱尔高兴起来，真是正中下怀。这就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只要白天多看些背景材料，就能在晚上向那个探员提出强有力的相关问题。让其他人知道，至少还有总统秘书处的人对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实，他觉得，即使刺客就在附近也没有太多下手的机会。对总统的安全保护措施是世界上最严密有效的，他在秘书处的部分职责就是设计总统公开露面时的组织布置以及活动路线。他根本不担心如此严密策划出来的安全屏障会被什么外国枪手渗入。
他走进自己公寓的前门，听到他新安顿在这里的情妇在卧室里喊他。
“是你吗，亲爱的？”
“是我，亲爱的，当然是我。你觉得闷了？”
她从卧室里跑出来，穿着一袭黑色超薄、富有青春气息的睡衣，领口和底边都镶满蕾丝花边。床边的灯光从卧室开着的门里透出来，映着她那年轻婀娜的身姿。和往常一样，一看到自己的情妇，圣克莱尔就感到一阵兴奋的满足感——她是他的，而且那样深深地爱着他。对于这个事实，他自鸣得意。他并不以为这是某种幸运的天神庇佑才让他们两个得以走到一起。
她伸出裸露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张开嘴，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他尽力回应着她，手里还拎着公文包和晚报。
“来吧，”当他们终于分开后，他说，“上床去，我随后就来。”他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让她快点儿。年轻女孩蹦蹦跳跳地回到卧室，一头扎在床上，四肢摊开，双手交叉着放在脖子后面，胸部高高耸起。
圣克莱尔进卧室时，手里的公文包已经不见了。他满意地看了她一眼。女孩充满挑逗意味地笑起来。
他们在一起有两个礼拜了，她已经知道，只有最露骨的挑逗和最原始的肉欲，才能让这个以谄媚为职业的人干瘪的腰肢激发出强烈的欲望。雅克利娜仍然和他们第一天相见时一样憎恶他。但她知道，他在性能力上的匮乏使他为了掩饰这一点而滔滔不绝，尤其是关于他在爱丽舍宫体系中的重要性方面。这点对她很重要。
“快来嘛，”她耳语一样轻声说，“我要你。”
圣克莱尔微笑着，真的很开心。他脱掉鞋，把它们并排放在衣架底下。然后是上衣。口袋里的东西被很小心地倒出来，放在化妆台上。接下来是裤子，被仔细地叠好，放在衣架伸出的支架上。他的两条腿又瘦又长，从衬衣下摆底下伸出来，像两根带毛的毛衣针。
“什么事让你耽误了那么久？”雅克利娜娇嗔地问，“我都等了好半天了。”
圣克莱尔严肃地摇摇头。
“亲爱的，肯定没有你这个小脑瓜需要操心的事。”
“哼，你真讨厌。”她猛地翻身侧了过去，假装生气地背对着他，弯着腿。他的手指滑向领带结，目光则穿过房间看着她散落肩头的栗色头发以及从短睡衣底下露出的整个臀部。五分钟后，他扣着有字母组合图案的丝质睡衣，准备好上床了。
他紧挨着她躺下，手顺着腰际向下摸到她浑圆温暖的臀部上，然后来回摩挲着。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我以为你想和我做爱呢。”
“你根本不向我解释，我也不能给你办公室打电话。我在这儿待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担心你可能出了什么事。你以前从来没这么晚回来过，还不给我打电话。”
她翻了个身躺平，望着他。他用胳膊肘支起自己，空着的那只手滑进睡衣底下，开始捏她的乳头。
她也把一只手伸进他的睡衣，在他软塌塌的阴茎周围划着圈。那个小东西随着她的手轻轻战栗了一下。
“你知道吗，亲爱的，我很忙的。发生了一个大事，我下班之前必须要解决。我本该打电话回来的，但旁边总有人，办公室一直都有人进进出出。他们中有的人知道我妻子不在家。如果我通过总机给家里打电话就会露出马脚了。”
“亲爱的，不可能有什么事能大到让你无法通知我你要晚回来的。我担心了一整晚。”
“好了，不用再担心了。亲我下面，你知道我喜欢那样。”
她笑起来，伸出手把他的头拉低，轻咬着他的耳垂。
“不，它没资格，无论如何现在不。”她捏着那根慢慢硬起来的东西，鼓励着。上校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他开始吻她，手一直使劲捏着她的乳头，从这个换到那个。她早就张着嘴等着了，身子拧来拧去。
“下去啊。”他低声吼着。
她轻轻挪开身体，解开系睡衣的带子。圣克莱尔看着棕色的头发从她的头上向前垂了下来，盖在了自己的肚子上，他躺回原处，舒服地喘着气。
“看来‘秘密军组织’还盯着总统呢，”他说，“他们的阴谋今天下午已经被发现了，我们正在对付它，就是这件事把我拖住了。”
女孩的头向后退了几英寸，轻轻地发出“啵”的一声。
“别傻了，亲爱的，他们很早以前就完蛋了，”说完她又回去忙她的活儿去了。
“那帮该死的还没完蛋呢。他们现在雇了个外国刺客来杀他。嘶——别咬。”
半个小时之后，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睡着了，脸半陷在枕头里，因为劳累过度，轻轻地打着鼾。他的情妇躺在他旁边，眼睛穿过黑暗向上盯着天花板。屋顶隐约闪着光，窗帘边有一丝缝隙，外面街上的灯光从这里透了进来。
她刚知道的事让她惊呆了。虽然之前她对这个计划没有任何了解，但她能体会出科瓦尔斯基的招供有多重要。
她静静地等着，直到床头钟上发光的数字显示，时间是凌晨两点。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把卧室电话分机的接头从插槽里拔了出来。
走向门口之前，她弯腰看了看上校，她很高兴他不是那种喜欢睡在自己枕边人怀里的那种男人。他还在打着呼噜。
出了卧室，她轻轻关上门，穿过起居室，把起居室的门也关上，朝大厅走去。她用大厅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她等了几分钟，一个睡眼惺忪的声音应了电话。她迅速地讲了两分钟，待对方有所指示后，便挂断了电话。一分钟后她回到床上，试着睡去。
整个晚上，五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南非的刑警负责人都被来自巴黎的长途电话一个个弄醒，他们多数睡意正浓，很不高兴。西欧的时间和巴黎一样，正是凌晨。巴黎电话到的时候，华盛顿是晚上九点，FBI凶杀处处长正在参加一个晚宴。卡伦试到第三次才联系到他。宴会正在进行，所以他们随后的谈话被隔壁客人的聊天以及酒杯的碰撞声干扰了。不过FBI的凶杀处处长还是了解了情况，并且同意在华盛顿时间凌晨两点，到FBI总部的通讯室接勒贝尔警长在巴黎时间早上八点，从国际刑警通讯室给他的电话。
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的刑警负责人明显都是好丈夫。他们一一被弄醒，听卡伦说了几分钟后，都同意按卡伦建议的时间到他们的通讯室接勒贝尔关于一桩绝对紧急事件的直线电话。
南非的凡·鲁伊斯不在城里，天亮前没法赶回总部，所以卡伦把通话的事告诉了他的副手安德森。勒贝尔知道后没有不高兴，他不认识凡·鲁伊斯，倒是很了解安德森。而且，他怀疑凡·鲁伊斯很可能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任命，而安德森则和自己一样，是个正在履行职责的警察。
电话找到苏格兰场刑事助理警务处长安东尼·曼林逊先生时，他正在贝克斯利的家里，差几分钟就是早上四点了。床边电话不停响着，他瓮声瓮气地抱怨着，伸手摘下了话筒，说道：“曼林逊。”
“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吗？”一个声音问道。
“说话!”他晃了晃肩膀，把被子从肩膀上抖落，看了一眼手表。
“我是法国国家安全局的卢西恩·卡伦督察。我代表克劳德·勒贝尔队长给您打电话。”
这个人的英语说得不错，只是口音很重。电话很清晰，显然这个时间的线路很空。曼林逊皱起眉头。这些浑蛋为什么不能找个文明点的时间打电话呢？
“嗯。”
“我想您也许认识勒贝尔队长，曼林逊先生。”
曼林逊想了一会儿。勒贝尔？噢，是的，一个小个子家伙，曾经是法国司法警察署凶杀处处长。人长得一般，不过办事很有效率。两年前在英国游客被谋杀的案子上，他帮了很大的忙。如果不是他们十分迅速地抓到了凶手，媒体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是的，我认识勒贝尔队长，”他冲着电话说，“有什么事？”
他的妻子莉莉在他旁边，被他们的讲话声干扰，在睡梦中嘟嘟囔囔的。
“发生了一件非常紧急的事，同时必须高度保密，我协助勒贝尔队长办理此事。这不是一桩寻常的案件。今天早上九点的时候，勒贝尔队长希望您能在苏格兰场的通讯室里接听他给您的直线电话。能请您届时到场接电话吗？”
曼林逊想了一会儿。
“这是警方跨国联合行动的一次例行调查吗？”他问道。如果是的话，他们可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常规线路。九点恰好是苏格兰场正忙的时候。
“不，曼林逊先生，不是，是勒贝尔队长个人秘密向您求助。目前发生的这件事和苏格兰场可能毫无关系。很可能是这样。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最好就不要正式请求。”
曼林逊仔细想了想。他天性谨慎，不想卷入国外警方的秘密调查。如果罪案已经发生，或者罪犯逃到英国，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要保密呢？这时他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桩案子，他被派去寻找并带回内阁部长的千金，那女孩和一个英俊的浑蛋跑了。当时她尚未成年，所以可以控告那个家伙使未成年人脱离父母的监护。另外还有一点，部长希望这件事处理时不要让媒体得到任何信息。意大利警方非常帮忙。这对年轻人在维罗纳被找到时，正在扮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好吧，就是说勒贝尔想从“老伙计”网络得到一点帮助。这正是组建“老伙计”网的目的。
“好的，我会去接电话的。九点。”
“非常感谢您，曼林逊先生。”
“晚安。”曼林逊放下话筒，重新设置好闹钟，把原来的七点改成六点半，然后又回去睡觉了。
当巴黎在睡梦中迎来黎明之时，在一间狭小又发霉的单身公寓里，一个学校的中年老师在杂乱的起居室兼卧室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他的周围一片混乱，书、报纸、杂志、手稿，摊得到处都是——桌上、椅子上、沙发上，甚至还有在远处墙角的狭窄小床的床罩上。另外一个墙角有一个水池，里面堆满了没洗的碗碟。
他在夜里这样走来走去，脑子里想的不是他房间里的一团糟。自从他辞去了一家中学校长的职务后，他那套有两个仆人的精美宅邸也随之而去了。他学会了像现在这样生活。他的麻烦是别的问题。
当东边的郊区黎明破晓的时候，他终于坐下来拿起一份报纸。他的目光又落在国际版第二条显著位置的新闻上，标题是：《“秘密军组织”的首脑躲在罗马的酒店里》。他最后又读了一遍这条新闻，打定了主意。他披上一件轻质风衣以抵御早上的寒冷，便离开了公寓。
他在最近的街上找到一辆正在转悠的出租车，他让司机带他去北火车站。司机把他放在车站前面，但车刚离开他就从车站走开了。他穿过马路，走进那一带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枚打电话用的硬币。他把咖啡留在柜台上，走到咖啡馆的后面打电话。查询台给他接通了国际交换站，他向他们问了一个罗马酒店的号码。不到一分钟，他就拿到了号码。然后他挂上电话，转身离开了。
他顺着这条街向下又走了一百米，来到另一家咖啡馆继续打电话，这次他问查询台的是最近的能打国际长途的通宵邮局的位置。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查询台告诉他，在这个干线车站的拐角附近就有一家。
在邮局，他打了一个罗马的国际长途，号码就是他刚才得到的那个，他没提号码所代表的酒店名字。他焦急地等了二十分钟，电话才被接通。
“我想和普瓦捷先生通话。”他告诉来接电话的意大利声音。
“什么，先生？”这个声音问道。
“一位法国先生。普瓦捷。普瓦捷……”
“谁？”那个声音又问了一遍。
“法国人，法国人……”巴黎男人重复着。
“啊，是的，一位法国先生。稍等，请稍等。”
电话里响起一连串“咔嗒”声，然后有个疲惫的声音用法语应道：
“我是……”
“听着，”巴黎的这个人十分焦急地说，“我时间不多。拿支铅笔，记下我说的话。开始：‘瓦尔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气。重复一遍，豺狼已漏气。科瓦尔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毕。’记下来了吗？”
“是的，”那个声音答道，“我会转达的。”
瓦尔米挂好话筒，连忙付了钱，匆忙跑出邮局。不到一分钟，他就消失在从车站大厅涌出的人群中。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温暖着人行道和夜晚冰冷的空气。半个小时之内，清晨羊角面包的味道和研磨咖啡的香气就将消失在汽车废气、汗臭和烟臭所组成的大幕下。瓦尔米消失两分钟后，一辆汽车开到了邮局的外面，两个边境检查处的人快速冲入邮局。他们从接线员那里得到了之前打电话那个人的相貌描述，不过这个描述适用于任何人。
罗马。上午七点五十五分。楼下在楼层服务台值夜勤的人摇了摇马克·罗丹的肩膀，他顿时醒了过来，半个身子探出床外，手伸向枕头去拿枪，看清眼前那张退伍兵的脸时才放松下来。他哼了一声，扫了一眼床边的桌子，知道自己肯定是睡过了。在赤道地区待了许多年，他通常醒得很早。这会儿罗马八月的太阳都已经高高照在屋顶上了。几周了，哪儿也不去，晚上和蒙克雷、卡松玩纸牌打发时间，大量饮用烈性的红酒，不锻炼，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既懈怠又困乏。
“有个消息，我的上校。刚才有个人打了个电话来，看来很紧急。”
这个退伍兵给了他一张便笺本上撕下的纸页，上面写着瓦尔米断断续续的话。罗丹看了一遍消息，猛地跳下那张铺得薄薄的床。他在腰里裹了一条他常穿的棉布纱笼——这是他在东方养成的习惯，然后又把那条消息看了一遍。
“好了，你去吧。”退伍兵离开了房间，回到了楼梯上。
罗丹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几秒钟，把那张纸在手里揉成一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失踪的前两天，他还想着这个家伙只是开小差了。最近有几起对组织事业的背叛，因而在组织的上上下下都有人认为“秘密军组织”已经失败了，刺杀夏尔·戴高乐以摧毁现任法国政府的目标也将失败。但科瓦尔斯基一直被认为是会忠诚于组织直到最后的人。
然而现在，事实证明，他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返回法国，或许是在意大利被绑架。现在看来，他已经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了。
罗丹真心实意地为他死去的随从感到难过。他作为一名战士和指挥官，相当部分的声望是建立在他对下属极大的关心上的。士兵们对这些事情的赞赏远胜于任何军事理论家的想象。现在科瓦尔斯基死了，罗丹想象不出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但重要的是，要设法收集科瓦尔斯基都说了些什么。维也纳的会议，酒店的名字。自然，所有这些，三个参与会议的人，这对安全局不再是新闻了。但他对豺狼知道些什么？他没在门边听过，这是肯定的。他能告诉他们的只是，一个高个子的、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拜访过他们三个。这本身说明不了什么。这样一个外国人可能是个军火贩子，或者是捐助者。一直没有提到过他的姓名。
但瓦尔米的消息提到了他的代号“豺狼”。他是怎么知道的呢？科瓦尔斯基怎么可能告诉他们这个呢？
罗丹一下惶恐起来，他想起了他们分手时的场景。他和英国人站在走廊里，维克多就在几英尺外，正因为英国人发现他躲在墙角而生气。一个专家被另一个专家摆了一道，他气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他想再较量较量。罗丹自己当时说的什么？“再见，‘豺狼’先生。”肯定是这样。该死，就是这么说的。
他把事情前后又仔细想了一遍。罗丹认为科瓦尔斯基永远不可能知道刺客的真实姓名。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同样，瓦尔米是对的。安全局有了科瓦尔斯基的供词在手，事情已经无法补救了。他们知道了会议、酒店，很可能他们已经和前台的服务员聊过了；他们知道这个人的面貌和体型，还有代号。毫无疑问他们想到了科瓦尔斯基所想到的——这个亚麻色头发的人是个刺客。从现在开始，裹着戴高乐的网会更结实；他会放弃所有的公开活动，不再从爱丽舍宫出去，不再给刺客暗杀他的机会。结束了，行动泡汤了。他要找到这个豺狼，把钱要回来，只给他一些已经发生的花销和这段时间应该付给他的钱。
还有一件事要做，而且要快。必须紧急警告豺狼终止行动。罗丹仍然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他不会下令派人去做没有可能成功的任务。
他把他的保镖叫来，详细嘱咐了他。自从科瓦尔斯基离开后，他就把每天去邮局取信的任务交给了这个保镖。如果有需要的话，还让他去打电话。
九点钟，保镖在邮局要了一个伦敦的电话。过了二十分钟，对面的铃才响。总机接线员示意这个法国人去电话间接电话。接线员放下电话的同时，他拿起话筒，听见那头“嘟——嘟——嘟——嘟——”的电话接线声。
豺狼那天早上起得很早，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做。前天晚上他已经把三个主要的箱子检查过了，并且重新装好。只有他的海绵包和刮脸用具需要放在他手提的箱子上部。他照例喝了两杯咖啡，洗脸、冲澡、刮胡子。把剩下过夜用的洗漱用品装好，合上手提箱，又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门旁。
他的厨房虽然小，但很整洁。豺狼在厨房的桌子边迅速吃完了早餐：炒鸡蛋、橙汁、黑咖啡。他是个整洁有序的人——剩下的牛奶被倒进水池，剩下的两个鸡蛋也打碎倒了进去。他把剩余的橙汁喝光了，空罐头盒被扔进了垃圾箱。剩下的面包、鸡蛋壳和咖啡渣倒进了待处理袋。这样，在他不在的时候，就不会有东西留下腐败了。
最后他穿戴起来，挑了一件薄薄的丝质高圆翻领衫，一套鸽子灰色套装(口袋里装着姓名为杜根的私人证件)，一百英镑现金，深灰色的袜子和修长的黑色软帮鞋。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镜，这套行头就齐了。
九点十五分，他拿上行李，双手各拎了两件，关上了公寓的自锁门，走下楼梯。从这里到南奥德雷街要走一小段，他在街角打了一辆出租车。
“伦敦机场，二号楼。”他对司机说。
出租车开动的时候，豺狼公寓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十点的时候，退伍兵返回毗邻孔多蒂街的酒店。他告诉罗丹，他向罗丹给的那个伦敦的号码打了三十分钟，但一直没人接电话。
“出了什么事？”卡松听到退伍兵对罗丹的解释，看到他让退伍兵返回值勤岗位，走过来问道。三名“秘密军组织”的首脑坐在他们套间的客厅里。罗丹从他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卡松。
卡松读完递给蒙克雷。两个人最后都看着他们的首领，等他回答。但是罗丹没回答。他坐在远处，盯着窗外，目光跨越了鳞次栉比的罗马房屋的屋顶，眉头紧锁。
“消息什么时候来的？”卡松终于问道。
“今天早上。”罗丹简短地回答。
“你必须阻止他，”蒙克雷断然地说，“他们会动员半个法国追捕他的。”
“他们会动员半个法国追捕一个高个子的亚麻色头发的外国人，”罗丹平静地说，“八月，法国有超过一百万的外国人。就目前我们所知，他们还没有掌握名字，没有相貌特征，没有护照信息。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很可能用了假护照。他们要抓到他还差很大一截呢。他很可能会致电瓦尔米，那他就会被提前预警，那时候他就能逃走了。”
“如果他给瓦尔米打电话，他当然会得到命令，终止行动。”蒙克雷说，“瓦尔米会通知他的。”
罗丹摇摇头。
“瓦尔米没权力那么做。他的任务是从那个女孩那儿接收情报，然后在豺狼打电话的时候传达给豺狼。他会照办，但不会做别的。”
“但是豺狼必须认识到，一切都结束了，”蒙克雷断然地说，“他必须在第一次和瓦尔米通话后就尽快逃离法国。”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罗丹若有所思地说，“但如果他这样做，就得把钱退回来。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也包括他，还有很多事情都至关重要。这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计划有多自信。”
“你觉得他现在还有机会吗……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卡松问。
“坦率地说，没有。”罗丹说，“但他是个专家，我在我的行当里也是个专家。他的心理状态我能理解，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撤销自己计划好的行动的。”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还是想办法通知他行动取消吧。”卡松坚决地说。
“我做不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阻止他，但是我做不到。他已经走了，上路了。他要这样，而且已经开始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或者他要做什么，他完全独立行动。我甚至不能打电话给瓦尔米，命令他通知豺狼中止整个行动，那样会使瓦尔米暴露的。现在没人能阻止豺狼了，一切都太晚了。”
12
早上将近六点的时候，克劳德·勒贝尔警长回到他的办公室，发现卡伦督察卷起衬衣的袖子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起来既紧张又疲惫。
他面前有几大张纸，上面都是手写的记录。办公室里已经和之前有些不同了。文件柜的顶上，一个过滤式电咖啡壶正在咕嘟着，散发出新煮制的咖啡的香气。它旁边放了一摞纸杯，一瓶无糖牛奶和一袋糖。这些都是昨晚由地下室的食堂送上来的。
在两张办公桌之间的墙角支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一床粗毛毯。废纸篓已经倒空了，放在门边的扶手椅旁边。
卡伦的香烟腾起一抹微弱的蓝色烟雾，从敞开的窗户飘了出去，消散在凉爽的清晨里。窗外，清晨斑驳的光线洒在了圣许毕斯修道院的尖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