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部后的那个夏天，我遇到了一个年轻女人。她与这群想安慰我、控制我、勾引我、挑唆我的女人完全不同。用父亲的话来说，这群女人“影响了我的生活”。自从我过上没有女人、没有快乐、没有激情的单身生活以来，我那没有性生活的麻木的躯壳开始失去控制。
我刚认识的一对教师夫妇邀我去科德角(1)度周末，在那儿他们介绍我认识了年轻的克莱尔·奥运顿。她是他们的邻居，在奥尔良(2)海滩附近的一小块野玫瑰花地里租了一间小平房，带着一条金黄色的拉布拉多犬一起住在里面。早上，我们一起在沙滩上聊天。回到纽约后，我费尽心思，写了一封信向她夸耀自己，还与克林格谈了好几个小时，无聊至极。大概过了十天，我一时冲动，回到奥尔良，住在当地的旅馆。和海伦一样（打消了我看似合理的顾虑），她温柔性感的外表最先吸引了我。一年以来，我第一回感到一股温情涌上心头。那次周末短行后我回到纽约，我心里只想着她。我感到自己的欲望、自信和能力被唤醒了吗？那时还没呢！住在旅馆的那一周，我就像舞蹈课上兴奋过度的孩子，无法控制住自己，走路或吃饭如果不严格遵照正确的姿势，我都没法进出房门或拿稳刀叉。后来我还在那封信里自我吹嘘，向她表现我的智慧和自信。这封信写得真是好极了！我为什么听了克林格的话呢？“当然，去吧——你能有什么损失呢？”可要是我失败了，他会有什么损失呢？该死的，他对生活的悲观态度去哪儿了呢？阳痿可不是什么玩笑——这是一种折磨！会让人自杀的！我一个人躺在旅馆的床上，又过了一晚，还是不敢接近克莱尔，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清晨，就在我再一次动身回纽约前，我早早地到她住的平房去吃早饭。吃新鲜蓝莓煎饼时，我向她承认我先前有些不好意思，这样好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跨过这道坎，又能保护我最起码的自尊。可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乎自尊这玩意儿。“我给你写了那封信之后，大老远赶到这儿。我郑重其事，一番折腾之后，不知突然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我似乎来到这儿，然后又消失了。”我顿时感到什么东西从我体内直冲发根，很像是羞耻感。我想只要离开这儿，这种羞耻感就会消失。“你肯定觉得我这个人很怪。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很怪。我这种感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只想说，你没做错什么，也没说错什么，并不是你让我变得这么冷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始进一步为这种“古怪”行为道歉，她就说，“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了。”“真的吗？”我问。我很害怕她接下来要用什么出我意料的方式羞辱我。“是什么呢？”“看到一个人希望有所改变，却又很胆怯。在这个放荡不羁的年代，我还能看到像你这样的人，真的好开心。”
天哪，她的内心和外表一样温柔！她乖巧！沉着！聪慧！她的外表和海伦一样，让我心醉神迷——但两人再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了。克莱尔稳重、自信、果断。这些品质集中在她一人身上，显示出她所追求的远不只是奢侈和享乐。二十四岁的她，已经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她现在是曼哈顿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在教十一二岁的孩子，下学期将担任课程评估委员会的负责人。不过，我后来发现，虽然她在工作中沉着冷静，光彩照人，给人留下一种平和、稳重、无懈可击的印象，但在个人生活中，她却出奇地天真、单纯。每当说起她的朋友，她种的花花草草，她的香草园、狗、厨艺，她那在玛莎葡萄园岛(3)避暑的姐姐奥利维亚，还有奥利维亚的三个孩子，克莱尔就像个健康活泼的十岁小女孩。一句话，她在社交场合沉着冷静，而在家中热情开朗、充满青春活力，她从不掩饰什么。这简直让人无法抵挡住她的诱惑。我的意思是不必去抵挡。最终，我拜倒在她裙下。
我每天都会回想，我费尽心思写下了那封给克莱尔的信，在信中调戏她，然后差点就心满意足地止步不前了。现在每每回想起来，心里就像敲响了一面锣。我甚至告诉克林格，我和一个性感的年轻女子在海滩上闲聊了两小时，就突然写信给她，可见成功的希望多么渺茫。在科德角的最后那天早晨，我差点决定不去吃早饭。我担心哪怕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拿着飞机票，我也会在最后一刻疯狂地去检验我的欲望是否已经恢复正常。我是怎么成功的呢？我是怎样成功通过我那难以启齿的秘密的考验的呢？纯粹因为运气吗？还是归功于积极乐观的克林格呢？还是要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她泳衣里的双乳呢？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祈祷一千次，祈求上帝保佑她的每个乳房！现在，我欢欣雀跃、激动万分、惊讶不已——对她的一切心存感激，感激她生活中的干练，感激她做爱时的耐心，感激她的聪明谨慎。她似乎能准确地判断出要给予我多少肉体的满足和贴心关怀才能缓解我久治不愈的焦虑。她下课后，把教育六年级学生的专业的教育方法全都用到我身上——这位如此温柔、乖巧的老师每天都会来我公寓，而如饥似渴！还有那对乳房，那对乳房——硕大、柔软、嫩嫩的、沉甸甸的，像牛羊的乳房一样压在我脸上。我把她的双乳抓在手中，热乎乎的，像睡熟了的圆滚滚的小动物。哦，压在我身上的大个子女孩才脱光了半身，样子就美极了！对了，她还坚持记录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是的，她在记事本上写下大学里每天发生的事，用从小时候开始拍的照片记录她的生活。她最初是用布朗尼(4)拍照，现在用的是从日本进口的顶级相机。还有那些日程表！她那些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是太棒了！我每天也会在黄色便签纸上写下一天的计划。但到睡觉时，我好像从没看到哪项计划边上会有一个安慰人心的小勾——确认信是否寄出，钱是否取了，文章是否复印了，电话是否打了。虽然我受母亲的遗传，非常喜欢有条不紊地过日子，但我也有在早晨连前一晚上写的计划都找不到的时候。要是哪天不想做什么事，我就会留到第二天去做，心里从不会感到有多内疚。但奥运顿小姐不是这样的——对于每一项任务，不管多困难、多无聊，她总是全身心投入，一件一件处理，踏踏实实跟进，直到完成。显然，重新点燃我对生活的希望也是她的这样一项任务，我真是太走运了。似乎她在黄色便签纸的顶端写上了我的名字，用稀稀拉拉的圆体字在下方写下了备忘：“给大卫·凯普什——1. 悉心的照顾；2. 热情的拥抱；3. 良好的环境。”一年后，这项任务总算完成了，每项拯救我生活的计划边上都打上了大大的勾。我不再服用治疗抑郁症的药了，脚下的万丈深渊也消失了。我把转租来的公寓又转租了出去。那些漂亮的地毯、桌子、盘子和椅子曾是我和海伦的共同财产，现在只属于她一个人了，我并没被这些记忆伤得太深。我布置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甚至还接受了邀请，去舍恩布伦家吃晚饭。那晚临走时，我礼貌地亲吻了黛比的脸颊，阿瑟也像父亲一样亲吻了克莱尔。就那么简单。就那么没意义。在门口，阿瑟和克莱尔结束了他们在饭桌上一直谈论的话题——关于克莱尔正在为高年级学生准备的那门课；黛比和我正好逮住这个机会，单独聊了几句。不知为什么，我们竟然互相握住了对方的手！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俩都喝了酒吧！“又是个高挑的金发女郎，”黛比说，“不过这位看起来更讨人喜欢。我们俩都觉得她很不错，冰雪聪明。你们在哪儿认识的呢？”“马拉喀什(5)的一家妓院。黛比，你可不可以别拿这事烦我呢？‘高挑的金发女郎’，你什么意思呢？”“这是事实。”“不，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海伦的头发是红褐色的。但就算她和克莱尔的头发是从一块布上裁下来的，可‘金发女郎’在那种情形、那种语调下，是知识分子和其他那些正经人用来侮辱美女的贬义词，你可能也知道。而且我还认为，在那些有着跟我同样肤色和血统的男人面前，这个词还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含义。我还记得，在斯坦福时，你很喜欢在别人面前指出像我这种来自‘红菜汤带’(6)的文学小青年的与众不同之处。这又让我觉得你有点像个肤浅的金发女郎。”“哦，你这个人太较真了。为什么就不承认你喜欢这种高挑的金发女郎呢？仅此而已，没什么丢人的。她们划水橇时长发飘逸的样子确实很漂亮。我敢保证她们到哪儿都很漂亮。”“黛比，我要你答应我的要求。你得承认对我的事一无所知。如果那样，我也会承认对你的事毫不知情。你这个人，还有你的内心肯定神秘无比，但我对此一无所知。”“不，”她说，“我就是这样，就是你看见的这样子。信不信由你。”我们俩都大笑起来。我说，“跟我说说，阿瑟怎么看你的呢？这可是生活中的一大谜团啊！你还有什么我没发现的呢？”“一切，”她回答。出门上了车，我把谈话内容简要地告诉了克莱尔。“这个女人性格有点扭曲，”我说。“哦，不，”克莱尔说，“只是有点愚蠢而已。”“你被她骗了，克拉丽莎(7)。愚蠢只是表象——她其实是在暗中损你。”“哦，亲爱的，”克莱尔说，“是你被她骗了。”
就这样，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终于回到了社会中。我那孤独的父亲现在每个月都会从西达赫斯特坐火车来曼哈顿吃饭；现在他可以享受无尽的天伦之乐。不过，在我没搬新家、没有克莱尔陪他聊天、帮我做饭时，我确实没花多少心思孝敬他，没有。我和他谁也不会这样坐下来，伤心地望着对方夹起小排的样子，就像唐人街上的两个孤儿……吃荔枝时，我也不会这么耐心地听他问，“那个家伙，他没再来骚扰你吧，是不是？”
当然，我开始有意与那个叫鲍姆加藤的大祸根保持一点距离。我们还会经常一起吃午饭，但我很少和他一起去吃大餐。大餐就留给他一个人享用吧。还有，我没把他介绍给克莱尔。
天哪！日子好过时就这么好过，难熬时竟如此难熬！
一天晚上，在我家吃完饭后，克莱尔在收拾好的餐桌上备第二天的课。我终于鼓起勇气，重新去读我写的那本研究契诃夫作品的书。那本书被束之高阁已两年多了。或许我现在读这本书不再需要“勇气”。在讨论爱情幻灭这个主题的那些零零散散的章节中，我在磕磕巴巴、枯燥无味的文字里找到了五页还算有点阅读价值的文字。这几页是对契诃夫富有喜剧色彩的短篇小说《套中人》的思考。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个专制者的成败兴衰。善良的叙述者在这位专制的官员葬礼结束后说：“坦白地说，把别里科夫这样的人送上西天真是大快人心。”故事讲的是这位保守的高中官员的沉沉浮浮。他爱限制别人，痛恨任何不符合规定的行为。整个镇上那些“有思想、有地位的人”在他的控制之下生活了整整十五年。我重读了一遍这个短篇，接着又读了《醋栗》(8)和《关于爱情》。这两个故事在《套中人》之后写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反思了由精神桎梏引发的各种痛苦，构成一个系列。这些精神桎梏包括狭隘的专制思想，普通人的自满情绪，甚至还有正人君子为保全面子而对自身感情的压制。之后的一个月里，我每晚总是腿上放着笔记本，脑子里带着对作品的初步观点，重读契诃夫的小说。我倾听人们发出痛苦的呼号。他们置身于社会之中，身不由己，痛苦不堪。其中有那些贤惠的妻子，她们在招待客人用餐时，心里却想着，“我为什么要微笑？为什么要撒谎呢？”也有那些看起来镇定自若的丈夫，他们“满脑子守旧思想，用传统的伎俩来欺骗别人”。契诃夫描写了在陈规的“套子”中寻找出路的人，试图摆脱无处不在的乏味生活和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氛的人，还有奋力挣脱痛苦婚姻和社会虚伪弊病枷锁的人。我在观察，在描写他们追求心目中向往的幸福生活时，契诃夫是怎样简洁明了地揭露他们经历的屈辱与失败——最糟糕的是，他们强大的破坏力——虽然不像福楼拜在作品中那样冷漠无情。《不幸》(9)中有个不安分的年轻妻子，在尊严受到伤害之后，出来寻找“一点点刺激”；《阿里阿德娜》(10)中有个害相思病的地主，用赫索格(11)般无助的语气，讲述了他在恋爱中的不幸遭遇：他爱上了一个粗俗、风骚的悍妇。受她影响，他渐渐对女人不再抱有希望，讨厌她们。然而，他却还一直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她。《没意思的故事》(12)里的年轻女演员(13)对舞台生涯和爱情生活满怀期待，满怀热情，可真正上了舞台、与男人一起生活后，她的期待与热情变成了苦涩，发现自己并没什么天赋——“我没天赋！没天赋，只有……很强烈的虚荣心！”(14)还有《决斗》。整整一个星期，我每晚会重读契诃夫的著作（克莱尔坐在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作品中，拉耶甫斯基(15)这个油嘴滑舌、邋里邋遢、脑子灵光、文文弱弱的登徒子，沉湎于自己编造的谎言和过度的自怜之中；还有他的对手——能言善辩的科学家冯·柯连，他那冷酷无情、严厉苛刻的良知差点要了拉耶甫斯基的命。或者说，我是这么解读这个故事的：原告冯·柯连理智得过了头，冷酷无情，他无情地指责拉耶甫斯基的耻辱和罪恶。哎呀，他永远也摆脱不了耻辱感和罪恶感。我专心阅读《决斗》，正因如此，我最终萌发了写作欲望。我花了四个月时间，把一篇关于爱情幻灭的论文未完成的修改稿中的五页内容改编成一部四万字的论著，题目是“从《套中人》管窥契诃夫世界中的自由与束缚——满足愿望、无法得到快乐及二者引发的伤痛”。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悲观主义无处不在，当时的男男女女为获得“那种个人自由”表现出各种行为——正直、丑恶、高尚、犹豫。契诃夫本人一直在苦苦追求这种自由。他对他们的徒劳十分悲观。事实上，这本书研究的就是导致他产生悲观情绪的原因。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题献页上写着“献给克莱尔·奥运顿”。
“她成熟稳重，”我告诉克林格（也告诉我自己，我永远永远永远忘不了这些），“而海伦却很冲动。她有判断力，而波姬塔没头没脑。我从没见过有人对日常小事也这么上心。她把每一天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每时每刻都在全身心投入，真让人佩服。她没什么痴心妄想——只想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地生活。我信任她，这是我想强调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恢复了正常，”我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信任。”
听我说了这么多，克林格最后对我说再见，并祝我好运。我们在这个春天的下午告别。在他办公室门口，我不禁在想自己是否真的不再需要别人振奋我的精神、压制我的焦虑、倾听我的心声呢？我是否真的不需要警告、鼓励、认同、安慰、称赞、反对呢？——简单说，就是那些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专业治疗，给予我母亲般的关怀、父亲般的鼓励和纯洁的友谊。我真的挺过来了吗？就那样挺过来的吗？就因为克莱尔吗？要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又变得冷漠无情，没有一点激情，那该怎么办呢？要是我又变成一个软弱无能、缺乏阳刚之气和判断力的男人，连我的躯体、思维或情感都无法控制，那该怎么办……
“保持联系，”克林格握着我的手说道。我曾不敢告诉他：他女儿的照片让我良心发现，所以我无法正视他的眼睛，似乎我掩饰了这个事实就不会受到他那未说出口的批评，或者是我自己的批评。告别时，我和那天一样，无法正眼看他。不过，现在是因为我不想泪如泉涌地向他表达我的兴奋和感激。我强忍住所有的情感，也强忍住所有的疑惑，说：“希望我不用再联系你吧！”但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大声重复着这句难以置信的话时，我加上了真实的情感：“我终于挺过来了！”
接下来的六月，我们俩都放假了，克莱尔和我乘飞机来到意大利北部。这是我第一次回欧洲，十年前我和波姬塔在这儿寻找“另一个女孩”。在威尼斯，我们在学院美术馆(16)附近一个安静的小旅馆里住了五天。每天早上，我们在旅馆芬芳的花园里吃完早饭后，便穿着步行鞋在通往各景点的小桥小路上穿行。克莱尔已经在地图上标出了一天要游览的景点。每当她拿着相机拍摄宫殿、广场、教堂和喷泉时，我就会慢慢走开，但总会不时回头看看她和她美丽的素颜。
每晚，在花园的树阴下吃完晚饭后，我们去坐一小会儿刚朵拉(17)。克莱尔坐在我身边，坐在扶手椅上，曼(18)称这些扶手椅是“世界上最柔软、最豪华、最舒适的椅子”(19)，我再次自问，这份安宁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满足感和我们之间的默契是真的吗？最难熬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吗？我不会犯更多的严重错误了吗？我也不用为以前的行为付出代价了吗？所有这些都只是现在才开始吗？我的青春期比别人长一些，而且还曾误入歧途，如今，我真的已经走出来了吗？我终于长大了吗？“你确定我们还活着吧？”我问，“我们不会是在天堂吧？”“我哪知道，”她回答说，“你得去问船夫。”
在威尼斯的最后一个中午，我请克莱尔在格瑞提酒店吃了顿大餐。在露台上，我付给了领班小费，指定了一张桌子。我曾幻想和在课上把花生酱软糖当午饭吃的那个漂亮女生坐在那张桌子边。我点的东西和那天在帕洛阿尔托(20)吃的一模一样。当时我们在课上研究契诃夫写的爱情主题短篇小说，我那时正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但这次，可口的食物和年轻纯洁的伴侣不再是幻想。这次，这些都变成了现实，而我也一切正常。我要了杯冰镇葡萄酒，而克莱尔要了杯带汽的矿泉水。虽然她父母酒量很大，但她却滴酒不沾。我靠在椅子上朝外看，水面上泛起粼粼的波光，这个童话般的城市真是美得无法形容。我对她说，“你觉得威尼斯真的在下沉吗？这地方的高度和我上次来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啊。”
“那时你和谁来的？你太太吗？”
“不是，是我参加富布赖特项目的那年。和一个女孩来的。”
“那女孩是谁？”
如果我继续告诉她这一切，她会感到多么岌岌可危、焦躁不安啊！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我想让她受什么刺激呢？哦，弄得跟演戏似的！我告诉她的“一切”都有些什么呢？除了一个年轻水手第一次出海的见闻，还有什么呢？虽然这个水手想寻找点儿刺激，但结果他既没胆量，也没本事……然而，她做事这么有条不紊；经历过心碎的童年，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家庭中长大，却又能努力让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对于她这样的人，我想最好还是这样回答，“哦，没有谁，真的，”然后就不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可我现在心里却只想着这个“没有谁”，她淡出我生活已经十多年了。在那堂研究契诃夫的课上，我这个娶错老婆的男人回想起在格瑞提酒店露台上度过的那些美好日子——那时，年少轻狂的凯普什还没受过伤害，还在无忧无虑地环游欧洲；如今我坐在格瑞提酒店的露台上，在这儿庆祝我成功开始了一段甜蜜稳定的新生活，庆祝我重新恢复了健康和快乐。这是我没想到的。此刻，我在回想许久以前那些酋长似的鲁莽放纵的日子；我在回想我们三个在伦敦的地下室时，轮到我问波姬塔她最想要什么的那个晚上。我最想要的东西这两个女孩已经都给了我；伊丽莎白最想要什么，我们想最后去了解——但她不知道……她被卡车撞倒后，我们才发现，在她心里，她什么都不想要。但波姬塔不怕说出自己渴望什么，我们便不断地满足她。是的，我坐在克莱尔对面，可却在想念波姬塔。克莱尔说过，我往她嘴里射入精液时，她有种被淹没的感觉。她并不喜欢这样。我脑中浮现出波姬塔跪在我面前的情形：她仰着头去接她头发上、额头上、鼻子上流下来的一股股精液。“这儿(21)！”她叫唤着，“这儿！”而穿着粉色羊毛睡袍的伊丽莎白倚在床上，在一旁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一丝不挂、寻求快感的男人和那个赤裸着半身在苦苦哀求他的女人。
仿佛这种事很重要似的！似乎克莱尔会把每一件重要的事紧抓不放！在克莱尔的陪伴下，我刚开始一段充满希望的生活。虽然我提醒自己别健忘、愚蠢，别忘恩负义、幼稚，虽然我提醒自己别再疯狂，但我现在渴望的并不是我面前这个年轻可爱的女人，而是那个身材娇小、长着龅牙的朋友。十多年前，在鲁昂城外三十多公里的小镇，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半夜离开。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渴望和那位放荡、迷茫的知己在一起。她喜欢“不走寻常路”，满脑子都是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念头。在我的防线开始崩溃之前，我和她一样，对这些事乐此不疲。哦，波姬塔，走开！但这次，我们就在威尼斯的房间，在扎特雷(22)附近一条小路上的旅馆里，离克莱尔白天帮我拍照的那座小桥不远。我用方巾蒙住她的眼睛，在她脑后小心地打了个牢牢的结。然后，我跨在这个被蒙住眼睛的女孩身上，在她分开的双腿间拍打撩拨——刚开始的时候很轻。我看着她，她屁股绷得紧紧的，使劲地往上挺，不放过我刺激她外阴时产生的每一阵快感。我看着这一切，因为以前从没见过。“跟我说话，我什么都要听，”波姬塔轻声说。于是我发出低沉的、屈服的吼叫。以前我从没对谁这样说过话。
一想到波姬塔，我就有性欲得到满足的感觉——现在我更愿意忘了这段经历，把它当作一段“漫长的、误入歧途的青春期”……而想到克莱尔，这个充满热情倾心拯救过我的女孩，我会有什么感觉呢？愤怒；失望；厌恶——我鄙视她所有的惊人举动，怨恨她对那么点小事都不肯屈尊。我知道，对她来说，我并不怎么重要。她有那些照片，那些日程安排表，还有那张不肯与我口交的嘴。她有课程评估委员会。她的一切。
我真想从桌边冲过去打电话给克林格医生，但还是克制住了冲动。我不会在国际长途的另一头和那些病人一样歇斯底里。不，不会。菜端上来了，我便吃了起来。果然，点甜品的时候，我对波姬塔的所有欲望都开始消退。我不再渴望她恳求我，不再渴望她躺在我身边，不再渴望把她压在我身下。让这些欲望自生自灭吧！我的愤怒也消失了，充满耻辱的忧伤油然而生。如果克莱尔察觉到我内心涌起又退去的忧伤，她会怎么样呢——她怎么可能察觉不到呢？看到我沉默不语、冷漠忧郁，她会怎么想呢？她假装什么都没发现，而是继续谈论着她课程评估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直到我们之间的隔阂慢慢消失。
我们在威尼斯租了辆汽车去帕多瓦(23)看乔托(24)的作品。克莱尔又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后，她会把照片洗出来。然后盘腿坐在地板上，像个可爱的小女孩一样，恬静、专注地把它们排好序，粘在今年的相册中。现在，意大利北部的照片会和斯克内克塔迪(25)、伊萨卡(26)、纽约市这些她生长、学习、工作、恋爱的地方一起，被她装进床头边书箱里的那些相册。意大利北部将永远属于她了。我和她去过的城市、她的家人朋友一样，也一直陪伴在她的床头边。
她父母动不动就吵得脸红脖子粗——往往是因为苏格兰威士忌喝多了。虽然二十五年中因为父母的争吵她很少有快乐，日子可谓暗无天日，但她还是认为过去是值得记录和回忆的，即使这么做只是因为她能经受住这些痛苦和混乱，过着像样的生活。虽然在硝烟弥漫的环境中安然无恙地成长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但正如她总爱说的那样，这是她唯一的过去，必须铭记。有些乐趣对正常家庭来说再普通不过（如果有这样的家庭的话），而奥运顿夫妇更多时候只顾相互争吵，没什么精力去关心孩子。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女儿无法享受这些正常乐趣。克莱尔和姐姐奥利维亚为了让家里人开心操了不少心，比如互换照片、赠送礼物、庆祝节日、电话问候等等。这样看来，好像她们才是成熟老到的父母，而奥运顿夫妇却是不懂事的孩子。
我们在山上一个小镇找了家旅馆安顿下来。我们的房间有个露台，有一张床，还能欣赏田园风光。白天，我们从旅馆出发去维罗纳(27)和维琴察(28)。照片，照片，照片。钉进棺材的钉子背面是什么呢？嗯，这是在克莱尔拿着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的时候，我听到她说的话。我再次感到被美好的事物包围了。一天，我们带了点儿中午野餐的食物，沿着耕牛走过的小道，一路向前走。我们穿过一片花丛，里面种满了玲珑可爱的矢车菊、表面光亮的小毛茛、美得像假花一样的罂粟花，各种各样，应有尽有。我能同克莱尔一直静静地走上好几个小时。我用一只胳膊肘支着身体躺在地上，看着她采摘野花准备带回房间插进我枕边的水杯里。这样我就很满足了。我不奢望更多。“更多”没什么意义。波姬塔也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仿佛“波姬塔”和“更多”不过是同一种意义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我的欲望在格瑞提酒店消失后，波姬塔已经无法用她的身体以及任何其他东西来干涉我的生活了。之后的几个晚上，每当我和克莱尔做爱时，波姬塔的样子都会浮现在我眼前——跪着，她总是跪着乞求我让她达到最高潮。然后，她就消失了。躲在我下面的依然是克莱尔，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我现在没法得到“更多”，或者足以打消我得到“更多”的念头。是的，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总算走开了。我只是紧紧抱着克莱尔，又可以好好享受好运带来的幸福时光了。
最后一天下午，我们带着午饭去了一片旷野的最高处，透过那儿的重重青山，可以看到多洛米蒂山(29)雄伟的白色山峰。克莱尔伸开四肢躺在地上，我坐在她身边。她丰腴的身体随呼吸渐渐鼓起，又慢慢收缩。这个穿着薄夏装的女孩个子高高的，长着一双绿眼睛和一张白皙无瑕、巴掌大的鹅蛋脸。她美得干净纯洁、超凡脱俗。我发现这种美和安曼教派(30)或者震颤教派(31)的年轻女人一样。我定睛看着她，告诉自己，“有克莱尔就足够了。是的，‘克莱尔’和‘足够’，它们也是同一个意义的两种表达方式。”
我们从威尼斯飞往布拉格，途经维也纳——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旧居。去年我一直在大学里讲卡夫卡的作品；过几天，我要在布鲁日(32)宣读一篇论文，主题是关于卡夫卡作品中经常反映的精神空虚。但除了书上的照片，我还没亲眼见过他生活的城市。在我们出发前，我改完了十五个学生的期末试卷。他们已经通读了卡夫卡的小说、马克斯·布洛德(33)写的卡夫卡传记、卡夫卡的日记，还有卡夫卡写给米伦娜(34)和父亲的信。试卷中我出了这样一道题——
卡夫卡在他的《致父亲书》(35)中写道：“我写的都是关于您的事；我在这儿抱怨的一切，都是无法当面向您抱怨的。写这封信是我有意拖延与您告别的时间。不过，虽然这种告别是被您逼出来的，但它却在顺着我的意愿发展……”卡夫卡跟父亲说：“我写的都是关于您的事，”还补充说：“但它却在顺着我的意愿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妨假定你是马克斯·布洛德，从你个人的角度写封信给卡夫卡的父亲，解释一下你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
我很高兴，很多学生都采纳了我的建议，愿意假定自己是这位作家的朋友和传记作者。而且，在他们向这位传统的父亲描述他那古怪儿子的心理活动时，我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对卡夫卡的心理孤独、奇特视角和怪僻性格烂熟于心了。他们很清楚，卡夫卡这类想象力丰富的人是如何将自己日常生活写成寓言故事的。没有开窍的文学专业学生是很难对卡夫卡作如此精彩、深奥的解读的。哦，我很满意。是的，关于卡夫卡的课堂讨论让我很满意，我对自己课上的表现也十分满意。不过，和克莱尔在一起的头几个月里，有什么能让我不满意呢？
从家出发前，有人给了我一个正在布拉格教书的美国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让人高兴的是（这些天不一直很高兴吗？），他和他的捷克朋友——也是位文学教授，那天下午刚好有空，可以带我们游览古老的布拉格。在老城广场(36)的一张长椅上，我们凝望着对面的那座宫殿式建筑，弗朗兹·卡夫卡曾在那儿读高中。在圆柱式入口右侧，是赫尔曼·卡夫卡(37)位于底楼的办公地点。“卡夫卡在学校都逃不开他的监视，”我说。“这一切对他来说真是糟透了，”捷克教授回答说。“但对他的小说创作倒挺有帮助的。”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气势磅礴的哥特式教堂，教堂中殿某面墙壁的高处有扇正方形小窗户，对着隔壁的公寓。他们告诉我，卡夫卡全家曾在那套公寓里住过。我说，那么卡夫卡或许是坐在那儿，居高临下，悄悄看着罪人们忏悔、信徒们祈祷……这个教堂里面，如果没有摆设物品，如果不究其细节，至少也和《审判》(38)里那个大教堂的气氛有点相似吧？还有河对岸那一条条蜿蜒曲折的街道，通向哈布斯堡王朝(39)那座霸气的大城堡，肯定也是他创作灵感所在……捷克教授说，也许吧！但在波希米亚(40)北部有一个小城堡村庄，卡夫卡去看他爷爷时听说了那个村庄，据说那儿才是《城堡》(41)故事原型的所在地。还有一个乡下小村庄，他妹妹曾在那儿干了一年农活，卡夫卡生病时去那儿和她待了一阵子。捷克教授说，如有时间，我和克莱尔该去乡下住一夜，会有收获的。“去看看那些封闭排外的小镇，还有烟雾缭绕的酒馆和丰满的酒吧女招待，你就会知道，卡夫卡纯粹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我第一次在这个戴着眼镜、穿着整洁的小个子学者身上感受到除了和蔼可亲以外的东西——我感到他表现出和蔼可亲就是为了压制内心的情感。
在铺着鹅卵石的阿尔克密斯特街上，城堡外墙附近有一间小屋，看上去就像孩子睡前故事里讲的住着侏儒或小矮人的小屋一样。这是卡夫卡最小的妹妹有一年冬天租来给卡夫卡住的。这是她为帮助单身的哥哥摆脱父亲和家庭的束缚做出的又一份努力。如今，这个小地方已经变成了纪念品商店，出售印有照片的明信片和布拉格的纪念品。卡夫卡就是在这儿认认真真地把一段文字在日记本里反复涂改，修改了十遍。他就是在这儿画了嘲笑自己的线描自画像和“秘符”，这些连同其他的一切被他藏在了抽屉里。在这位追求完美的作家埋头创作的房间前，克莱尔给我们三位文学教授拍了一张合影。不久，它就会出现在她床头边的某一本相册里。
克莱尔带着照相机和美国教授一起去城堡里参观，而我和我们的捷克导游索斯卡教授坐下来喝了杯茶。当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42)改革运动结束，索斯卡丢了大学教授的饭碗，才三十九岁便“退休”了，开始领少得可怜的养老金。他妻子曾经是个理工科的研究员，也因为政治原因丢了饭碗，为了养活这个四口之家，她在肉罐头厂里当了一年多的打字员。我很想知道，这个退休教授是怎样挺过来的呢？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三件套西装，步伐矫健，说话干脆利落——他是怎么做到像现在这样乐观的呢？是什么可以让他每天早上正常起床，晚上安安稳稳地睡觉呢？是什么让他挺过每一天的呢？
“是卡夫卡，当然，”他笑着对我说，“是的，这是事实；我们有很多人几乎都只是靠卡夫卡而继续活着。包括大街上从没读过他作品的行人。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会看看别人，然后说，‘是卡夫卡。’意思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是，‘你还想指望得到什么呢？’”
“你们难道一点也不生气吗？你耸肩说‘是卡夫卡’时，是不是就不那么生气了呢？”
“苏联人来这儿的前半年，我一直激动不已。每晚我都和朋友一起去参加秘密会议。我至少每隔一天就会散发一份新的非法请愿书。其他时候，我用最清晰易懂的散文体，用优美、富有思想性的句子，全面分析当时的情势，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同事中间传播。后来有一天，我晕倒了，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当时我身上已经流血溃疡了。一开始，我心想，好吧，我要在这儿躺一个月，我要吃药，吃流质食品。然后——然后还要做什么呢？血止住以后，我要做什么呢？又像K.那样回到他们的城堡，与当权者对峙吗？卡夫卡和他的读者都很清楚，这一切是永无休止的。他笔下那些和K.一样的人物，屡战屡败，却又满怀希望，于是屡败屡战。他们为了寻找解决办法，沿楼梯疯狂地跑上跑下；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拼命地来回穿行，思考着最新进展，这些进展将他们引向成功。先有开端，再经历中间过程，最后是结局，这是最了不起的——他们认为这就是达到目的的途径。”
“但撇开卡夫卡和他的读者不谈，如果他们没遇到阻力，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只有老天才知道他这样的笑容想表达什么意思。“先生，我已经表明了立场。整个国家也已经表明了立场。我们并不想像现在这样生活。可我也不能一周七天没完没了地去向政府表明立场，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消化吧？”
“那现在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把《白鲸》(43)翻译成捷克文。当然，已经有人翻译过这本书了，而且译得真的挺不错。其实完全没必要再译一次。但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既然我没别的事急着要交差，干吗不翻译呢？”
“为什么翻译这本书呢？为什么选择梅尔维尔呢？”我问他。
“我在五十年代参加了一年的交流项目，住在纽约。走在大街上，我觉得那儿到处都是亚哈船长(44)的船员。无论什么时候，我都看到像咆哮的亚哈一样的人。他们渴望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渴望出人头地，渴望成为‘冠军’。他们不仅有旺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还有强烈的欲望。我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欲望。我就是想把那种欲望用捷克文翻译出来……如果，”他笑了，“如果那可以翻译出来的话。”
“你可能在想，实现这个雄心大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有两个原因：第一，没必要再出一个译本，而且这本很可能会比不上现有的那个知名译本；第二，我的任何译作都不能在这个国家出版。但正因为用不着考虑有没有意义，我才能做一些我以前不敢做的事。的确，我偶尔熬夜时，想到正在做着没有意义的事，反而会打心底里感到满足。可能你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投降和自嘲，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但不管怎样，这还是我能想到的在退休后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你呢？”他非常友好地问道，“是什么让你对卡夫卡这么感兴趣呢？”
“说来话长啊！”
“因为什么呢？”
“并不因为我对政治失去了希望。”
“我觉得你说对了。”
“是因为，”我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性’绝望了，因为对性欲绝对忠诚的誓言不知怎地就被我抛到脑后了，我也一直不愿去遵守这一誓言。要么是我背叛了性欲，要么是性欲背叛了我——我至今还理不出个头绪来。”
“看样子，你并没完全克制住这种欲望。和你一起来的那位年轻女士很性感！”
“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可能已经过去了。至少暂时结束了。在那段糟糕的时期，我无法左右自己。唉，那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当然，你跟极权主义走得很近——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只能把肉体的绝对专一、冷淡无欲，和它对人们精神需求的完全无视比作某种顽固的独裁政权。要是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请愿，递交一份最诚挚、最正式、最合逻辑的请愿书——不过根本不会有任何回音。也许只能换来一声嘲笑。我找心理医生递交我的请愿书，每隔一天都去他办公室待上一小时，让他为我治疗，使我的性欲恢复正常。而且我告诉你，我们争论不休，高谈阔论，内容复杂、冗长、巧妙、深奥，一点儿都不比你在《城堡》里看到的逊色。你认为卡夫卡书中可怜的主人公很聪明——其实你该听听我是怎样巧治阳痿的。”
“我想象得出。那可不让人省心啊！”
“当然，比起你的——”
“求你了，你不用说那种话。你那事不让人省心。但有了选举权也省不了多少心。”
“这倒是。这段时期里，我的确参加过选举，结果发现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谈到卡夫卡，谈到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我讲的都是书中遇到困难、遭遇失败的主人公K.用脑袋撞无形的墙的故事。这些故事突然与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鸣。突然，我和卡夫卡的距离不再像上大学时阅读他作品时那样遥远。你看，我自己想法子努力去感觉某种欲望在召唤我——或者说想象欲望在召唤我，其实这种欲望根本就不属于我。但每次面对令人难堪或引人发笑的结果，我无法明白，也无法放弃这个目标。你看，我以前似乎把性生活看作一块圣地。”
“所以要想‘对性欲绝对忠诚’……”他同情地说，“太让人受不了了。”
“我有时会猜测《城堡》是否真的和卡夫卡本人的性障碍有关——这本书处处都很精彩，可就是没达到高潮。”
听了我的这个猜测，他笑了笑，但依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和先前一样。是的，这位退休的教授就像在一台轧布机中，受到良知与政权这两股力量的挤压——在自己的良知与屈服于腐败的政权所带来的钻心的剧痛之间挣扎。他还是做出了巨大让步。“呃，”他说，像父亲一样慈爱地把一只手搭在我胳膊上，“每个在前进道路上受阻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卡夫卡。”
“那么，在每一个愤怒的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梅尔维尔，”我回答，“要是这样的话，读书人对他们读过的巨作，还要做什么呢——”
“——他们要悉心钻研。就是这样。认认真真地啃咬书本，而不是去啃咬那只阻止他们前进的手。”
索斯卡教授在一沓明信片的反面用铅笔写上了我们该坐哪一路电车。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坐上了那路有轨电车。在旅馆门口，他们隆重地将这些明信片送给了克莱尔。明信片上印有卡夫卡的照片，有的印着和他家庭、生活、工作有关的布拉格标志性建筑的图片。索斯卡向我们解释说，这套精美的明信片已禁止流通了。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卡夫卡遭到了查禁，是唯一遭到查禁的作家。“但我觉得你肯定还有一套，”克莱尔说，“自己收藏吗——？”“奥运顿小姐，”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说，“我有布拉格的那套。请允许我把它送给你。我相信每个遇到你的人都想送你一份礼物。”就在这儿，他建议我们去看看卡夫卡的墓。不过，他就不陪我们去那儿了……他打了个手势，让我们看一个男人，那人靠在林荫大道上的出租车旁，距旅馆五十英尺左右。是个便衣，他告诉我们。在苏联入侵后几个月，索斯卡教授帮忙建立反傀儡政府的秘密组织，从那时起，这个便衣就一直跟踪他们夫妇。当时他的十二指肠还没得病。“你确定是他吗？在这儿？”我问。“肯定是他，”索斯卡说，迅速弯腰吻了一下克莱尔的手，迈着竞走似的滑稽步子，大步走进人群，沿着宽大的台阶走进了地道。“天哪，”克莱尔说，“太可怕了。他笑起来太可怕了。还那样逃走！”
我们俩都有点儿吃惊，不过我倒还是觉得挺安全的，没人会欺负我，因为我夹克里带着护照，而且身边还有这位年轻女士。
我们乘电车从布拉格中心到了郊区，卡夫卡就埋葬在那儿。这个犹太人的墓地被高墙围起，它的一侧是个更大的基督徒墓地——透过篱笆，我们看见人们在那儿像耐心的园丁一样清扫墓地，跪在地上除草；另一侧是条光秃秃的大马路，进城出城的卡车行驶在那条马路上。犹太墓地的大门被链条锁住了。我晃了晃链条，朝看似是看门人的房子的方向喊了一声。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立刻从门后某处冒了出来。我用德语说我们一路从纽约飞过来瞻仰弗朗兹·卡夫卡的墓。她似乎听明白了，但说今天不行，让我们星期二再来。我向她解释，我是个文学教授，而且也是犹太人。接着，将一把克朗(45)递过栏杆交给她。她拿出钥匙，打开门，让那个小男孩领着我们沿路标往前走。路标依次用捷克语、俄语、德语、英语、法语五种语言写着：通往弗朗兹·卡夫卡之墓——有这么多人痴迷这位受尽折磨的作家的惊人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