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你放纵自己，我觉得我必须那么做。你那时很沉湎，我们俩都得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现在你明白了吗？”
“可你确实想要。”
“想要人流？”
“不，想要孩子。”
“我想要个孩子，当然。是和你生一个——我无法想象自己怀上别人的孩子。可我生孩子也要等到你愿意和我生才行啊！”
“你什么时候去做的，克莱尔？我怎么不知道？”
“哦，我有办法，”她说。“大卫，关键是我甚至不希望你要这个孩子，除非你肯定你对我、我的生活方式、目前的生活都满意。我不想让谁不开心。我也不想给谁带来什么痛苦。我更不想变成谁的牢笼，在我看来那是最不幸的了。求你了，听我把话说完——你用不着说‘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会……’或者‘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不会……’之类的话。我不想让你对这件事负任何责任。它不是你的责任，也不可能是。就算犯了错，那也是我一个人铸成的。现在我只想跟你说一些事。我希望你听听，然后我们就回家，我做晚饭。”
“我在听呢。”
“亲爱的，我并没嫉妒她；一点都没有。我够漂亮，年轻，而且，谢谢老天，如果说我‘一意孤行’和‘世故’的话，我恰恰不是那样。我并不担心她会做出什么举动，真的。如果我那么没把握的话，我就不会住在这儿了。只是你刚才想赶我出去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回来只为了拿照相机，想给他俩拍些照。总之，我觉得那样的话，他们的来访就会不那么尴尬。但当我看见你和她单独坐在一起时，我突然想：‘我无法让他幸福，以后也无法让他幸福。’于是我突然想知道是不是有谁能让你幸福。这个想法吓了我一跳，我只好走开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也许你也不知道。不过也许你知道。如果现在离开你，我会很痛苦，但如果离开你是个明智的选择，我也做好了准备。与其等三四年之后当你已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再走，还不如现在就走。大卫，我不想那样离开你，我根本就没那个意思。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可能被误解，但求你了，请别误解我。我一点也没那个意思。可如果你真觉得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请早点告诉我，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对我满意的话，那就让我去玛莎葡萄园吧。在那儿，有奥利维亚陪我挺过去，一直到学校开学。以后我可以一个人过。如果感情无法让我步入婚姻的殿堂，我是不会沉湎其中的。我还从未有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我想有一个，我得有一个。我说的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将来我想成家的时候。否则，我现在就把它连根拔起，免得到时候要用钢锯来切割。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分手不必经历这样血淋淋的切除手术。”
虽然强烈的阳光晒干了她身上的水，她还是全身发抖。“我没力气说别的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希望你别说话，至少现在别说。否则，这听起来就像最后通牒了，但事实上并不是。我只是澄清一下，仅此而已。我甚至想顺其自然，我以为时间可以让一切都好起来。可是，恰恰是时间毁了一切。但是，求你，我不需要你说什么来安慰我。只是突然之间一切都似乎变成了错觉。太吓人了。请别说——除非你说一些你知道而我也应该知道的事。”
“没有那样的事。”
“那我们回家吧。”
最后，我父亲来看我们了。
我在电话里请他劳工节(17)来过周末。他回了封信，对我们的邀请谢了又谢，然后问能不能带个朋友一起来，那个朋友的妻子也过世了，最近几个月他们走得很近。他还说他特别希望我能见见这位朋友。现在他肯定已经把印有旅馆名字的信纸、信封全扔掉或者用光了，因为他把字写在了信纸背面。信纸上方印着“拿骚县犹太同盟”，下方有一封致犹太人的信，语言简洁尖锐，信的风格很有特点，就如同海明威或者福克纳的那样一目了然。
亲爱的：
我正在拿骚县犹太同盟把您的誓言卡装进信封。身为犹太人，我要在此大声疾呼，我们没必要重申维护犹太故土的誓言。我们需要每个犹太人的经济援助。
我们再也不能允许大屠杀的发生！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无动于衷！
请伸出援手吧，别等我们的民族受到伤害。(18)
真诚的
亚伯·凯普什
加菲尔德花园公寓
副主席
反面是他写给克莱尔和我的信，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字很大，和那封打印的、号召犹太人精诚团结、狂热地效忠祖国的信一样，可以看出信是他写的（孩子似的笔迹让人更加可以看出信是他写的）。现在父亲一把年纪了，狂热使他醒着的时候一整天都受其折磨，一会儿感到隐隐作痛，一会儿觉得剧痛难忍。
收到他的来信的那个早上，我到拉里叔叔的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不介意和他的朋友巴拜特尼克先生一起睡在我家那间不太宽敞的客房，他当然可以带那位先生一起来。
“我恨透了在节假日把他一个人丢下，戴维，他是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不然我不会麻烦你的。那样做有些欠考虑，你明白，”他解释说，“我冒冒失失地就答应了。他来的话，会给克莱尔带来不便。快开学了，她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我不想增加她的负担。”
“哦，她已经准备好了，别担心，”接着，我把电话递给克莱尔，她说学校的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让他别担心，说周末能招待他们俩是她的荣幸。
“他是个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人，”父亲赶紧向她说，想让她放心，仿佛我们有理由去怀疑他的朋友可能是个酒鬼或无业游民似的。“他经历过的事让人难以置信。他和我一起为犹太联合募捐会(19)募捐。这么跟你说吧，我需要他。募捐时，我需要他这样一颗手榴弹来点燃人们的热情，让他们把钱掏出来。你对他们说，犹太人所经受的苦难再也不能发生了，他们看着你，就像从没听说过一样。似乎希特勒和大屠杀是我凭空编出来的，就为了骗取他们的市政债券。我们就碰到过一个家伙。他住在马路对面的一幢大楼里，比我大三岁，妻子刚去世，多年前就干非法私酒买卖的勾当，天知道他还做过其他什么，你真该好好看看他。自从妻子过世后，他身边的妓女每个月都在换。他给她们买昂贵的衣服，带她们去百老汇看戏，但凡看到他带她们去美容院，开的车绝对是凯迪拉克弗利特伍德轿车。但是，要是你苦口婆心地让他为犹太联合募捐会捐一百美元的话，他绝对会挤出眼泪，说他的生意亏大了。还好，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而且，你别对别人说，其实很多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要不是巴拜特尼克先生拦着，我真恨不得当着那个狗娘养的面告诉他在我眼里他算个什么东西。哦，这家伙真把我给惹毛了。每次见过他，我都得向我弟妹要镇静剂。而我这种人甚至都不相信阿司匹林。”
“凯普什先生，”克莱尔说，“您带巴拜特尼克先生一起来吧，别有什么顾虑。”
但他还是没答应，直到克莱尔承诺说，如果他们俩来的话她不必为他们准备一日三餐。“你得向我保证，你要当我们根本不在你们家一样。”
“那多滑稽啊，要不这样吧，别那么麻烦了，那我就装作你们在吧。”
“嗨，听起来你挺开心的，”他说。
“确实，我的开心多得装都装不下了(20)。”
尽管克莱尔坐在餐桌对面，把听筒贴在耳朵边，我还是清楚地听见接下来的对话，这是因为父亲打长途电话与猜他弄不懂的谜语很相似，他认为如果不全神贯注、全情投入的话，电波可能就无法把他的声音传递给对方。不拼命大喊就不行。
他朝她大喊，“老天保佑你，因为你为我儿子做了这么多！”
“嗯——”她晒得黝黑的脸变红了——“嗯，他对我也很体贴。”
“这个我相信，”我父亲说，“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不过，他其实与自己过不去。告诉我，他有没有意识到和你在一起他多么幸福？他三十四岁了，已是个大人了，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不懂事。克莱尔，他现在知道珍惜所拥有的了吧？”
她试图将这个问题一笑置之，但父亲坚持要她回答，哪怕最后他只得自问自答。“没人愿意迷失自我——生活本身已经让人不知所措。你不会在自己的肚子上插上一刀，但他还真那么做了，他娶了那个打扮像苏丝·黄(21)的迷人姑娘。哦，关于她和她的衣服我还是少说为好。还有那些法国香水！她身上有一股洗发店的味道，请原谅我这么说。还有他住的那间转租来的房间里，墙壁都用红布包裹着。他为什么住在那儿，诸如此类的事我永远也想不通，甚至懒得去想。亲爱的克莱尔，听我说，你是他值得共度一生的人。要是你能让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了。”
“哦，天哪，”听到我父亲的真情流露，她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要是能在这儿安心过日子……”
二十五岁的她不知如何把这句话说完。她还没想好，父亲就大叫起来，“太棒了，太棒了，自从他访学结束，不再在欧洲四处流浪、安然无恙地乘船回来以后，这是我听到的有关他的最好的消息了。”
在镇上杂货店后面的一块地上，他小心地走下从纽约开来的大巴前门的高高的台阶。接着，他不顾天气燥热，也顾不上年事已高，箭步向前，不是朝着我，而是朝那个和他还不是一家人的人冲过去。以前，有几个晚上，她在我的新家为他做过几顿饭。有一天晚上，当我在学校的学者系列讲座活动中做《套中人》的公开讲座时，是克莱尔陪着他和我的叔叔、婶婶走进图书馆，在不大的讲堂里和他并肩坐下，应他的要求告诉他哪位是系主任，哪位是院长。尽管如此，当他张开双臂拥抱她时，就仿佛她已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孙子或者孙女似的，仿佛她将生下最可敬的精英，孙子或者孙女与他血脉相连，他喜不自禁……但是要是将来哪一天家庭关系不好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恼火。
看见克莱尔被一个陌生人霸占着，戴若开始在女主人脚边发疯似的乱跳，扬起灰尘——虽然我父亲对没有婚姻关系便繁衍下一代、随地大便的动物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我惊讶地发现戴若不加掩饰地“搔首弄姿”丝毫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他仍然专心地搂着克莱尔。
一开始，我不得不怀疑眼前这一幕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好让巴拜特尼克先生轻松自然些，毕竟他见到的这两个人在法律上还不是夫妻。我也不得不在心里嘀咕：父亲紧贴着克莱尔，是不是想表示他已打消了顾虑。在我的记忆里，自母亲生病后，他从没像现在这样有力气，这样有活力。事实上，今天他让我觉得他有点疯狂，不过比我预想的要好。通常我每星期打电话过去时，他每说到一件开心的事，话语中都明显带着忧郁，我甚至怀疑他如何强打起精神一直说“一切都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之类的话。他接电话时忧伤地说“嗯，哪位？”足以告诉我，他“忙碌的生活”的背后是什么——上午在叔叔的办公室里帮忙，可叔叔并不需要人手；下午在犹太人中心的桑拿房里和一群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人争论政治，他把那些人叫做冯·爱普斯坦、冯·哈伯曼和冯·利普希茨——简直就是当地的戈林(22)、戈培尔(23)、施特莱歇尔(24)。他因此患上了心悸。晚上，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便到隔壁邻居家串门，为他各种各样的慈善和募捐而奔走，一个专栏接着一个专栏地看《每日新闻》、《邮报》和《纽约时报》，收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新闻，不到四小时，又重看一遍。最后他终于躺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把纸盒子里的信拿出来摊在毯子上，重温与那些已经不在人世、他非常珍惜的客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他们离开了人世，有时候让人很怀念。他们当年来到旅馆的时候没这么让人珍惜。那时汤里的大麦太少，游泳池的氯太多，餐厅服务生人手不够。
我来说说他写信的那些事吧。每过一个月，他就更难记清他上百个老朋友中，谁已经退休去了佛罗里达，还可以给他回信，谁已经去世了。并不是他记忆力减退，而是朋友“一个接一个”都离去了。他详细地说，就在去年，他以前的那些客户有一大批离开了人世。“我写了整整五页的新闻，寄给那位可亲可爱的大好人，朱利乌斯·洛文塔尔。我甚至在里面夹了一篇我一直保存着的从《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文章，内容是他们怎么污染帕特森(25)的那条河的。他曾在那儿做律师。我认为这会引起他对那儿的关注——这给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告诉你。”他伸出一根手指。“朱利乌斯·洛文塔尔会是你想见的最关心公众利益的人之一。犹太会堂、孤儿、体育、残疾人、有色人群——他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了这一切。他真了不起，谁也没法和他比。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贴上邮票，封好信封，放在帽子旁边，准备早上寄出去。等我刷完牙，爬上床，关上灯，我才突然想起这位亲爱的老友去年秋天就离开人世了。我还总想起他在迈阿密的游泳池边打皮纳克尔牌(26)的情景呢——也只有他那样的律师脑袋才能那样打牌——现在，他却已经长眠于地下了。现在他还留下些什么呢？”最后这一点即便对他来说，尤其是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的手在脸前愤怒地扇过，就像驱赶恼人的蚊子一样，要把朱利乌斯·洛文塔尔腐烂尸体的可怕形象从脑海中抹去。“年轻人听了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他说，基本上恢复了平静，“但舔信封、贴邮票这样的事每星期都会发生。”
巴士开走了，我们四个站在巴士留下的滚滚尾气中。几个小时以后我和克莱尔才能享受二人世界，她才能从父亲对着她说的谜一般的话中解脱出来。太阳把我们晒得软得像化了的柏油；可怜的戴若一头雾水（它压根儿不习惯别人与它争风吃醋），继续在我父亲的脚边上蹿下跳。巴拜特尼克先生个子不高，长着亚洲人的宽脸，耳朵有点长，手很奇怪，就像两把勺子，垂在强壮有力的前臂下，前臂上满是青筋，只有健美运动员才练得出来。他像个小女生似的，害羞地躲在后面，把夹克整齐地折好，搭在手臂上，等我父亲——也就是他充满活力、激动不已的好朋友——介绍他。但父亲还有要紧事得先做。父亲就像经典悲剧中长途跋涉的信使，一登台就迫不及待地把要传达的话说出来。“年轻的女士，”他对克莱尔耳语道，因为这样叫她的话似乎表明他一直在想象着她年轻，是个女士。他借着白日梦给他带来的勇气说：“别——别——请别！”
晚上睡觉时，她告诉我，当时她像别针一样紧贴在父亲宽阔的胸前，她听到的只有这几个字。我跟她说，说不定他就说了这几个字。当时，他觉得寥寥几个字足以表达他心中的感受。
此刻，他早已决定了接下去该做什么。他准备进入一系列抵达仪式的下一步，他肯定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星期了。他伸手摸了摸搭在胳膊上的那个结子亚麻夹克的口袋——显然，什么都没找到。突然，他又拍了拍夹克的内衬，好像能失而复得一样。“哦，天哪，”他大叫道，“东西不见了。天哪，落在车上了！”这时，巴拜特尼克先生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仿佛他是个伴郎，父亲是个不知所措的新郎。他轻声说：“在你裤子口袋里，亚伯。”“哎呀，我怎么忘了呢，”父亲大叫道。他把手伸进犬牙花纹的裤袋里（眼里露出几分绝望）——正如他们所说，他的穿着十分考究——掏出一个小包放在克莱尔的手心。现在他笑容满面。
“我在电话里没告诉你，”他对她说，“就是想给你个大大的惊喜。如果你收藏的话，我保证这东西每年至少增值百分之十，很可能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这可比钱好！等一下你看看它的精湛工艺吧！真是巧夺天工！赶快打开看看。”
于是，我们四个人继续在停车场上忍受着火辣辣的暴晒。与我一起生活的那个女人挺善解人意的，她知道怎么哄人开心，也乐于这么做。她麻利地解开丝带，揭开闪闪发亮的黄色包装纸，还不忘说包装纸好看。“那个也是我挑的，”我父亲告诉她。“我猜你会喜欢这个颜色，”他转过身，对同伴说，“索尔，我说过她肯定喜欢黄色吗？”
克莱尔从天鹅绒镶边的盒子里取出一个雕着玫瑰花束的纯银小纸镇。
“大卫告诉过我你自己打理花园有多辛苦，你是多么喜欢那些花。请收下吧。你可以摆在学校的办公桌上。等着让你的学生瞧瞧。”
“真漂亮，”她说道，只是瞥了戴若一眼，让它安静下来，然后亲了父亲的脸颊。
“看看这手艺，”他说，“连小花刺都能看到。其实这是人工做的，手工做的。是个艺术家做的。”
“太漂亮了，简直太漂亮了，”她说。
直到现在，他才转身和我拥抱。“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他说，“在我包里呢。”
“你希望能在包里找到！”我说。
“真聪明。”然后我们互相亲吻了对方。
最后，他总算准备介绍与他一起来的那位了。我现在才发现，他俩的衣服是一样的，崭新的，颜色搭配得很好。只是我父亲穿着棕黄的和褐色的，而巴拜特尼克先生穿着银色和蓝色的。
“真要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他，”父亲说。我们跟着一辆农用货车，缓缓驶出小镇。这辆农用货车的保险杠上贴着一张给其他司机看的贴纸，上面写着：只有爱才能胜过牛奶(27)。克莱尔为了支持当地的生态学家也在车保险杠上贴上了贴纸，上面写着：泥土路才符合实情(28)。
一路上，父亲兴奋不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就像个孩子——以前他沿着这些路开车时我也常常这样——现在，他一谈起巴拜特尼克先生就停不下来：百万里挑一，他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此刻安静地坐在他身边，看着自己的大腿，显得很谦卑。他如此谦卑，我觉得既因为克莱尔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也因为我父亲向我们介绍他的那种方式。当年，在生意红火的日子里，父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推销说在我们的旅馆避暑可以延年益寿。
“我与你们常常说起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来自犹太人中心。我反对乔治·华莱士(29)，要不是巴拜特尼克先生的话，就没人会听到我的意见。克莱尔，请原谅我，可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那个恶心的蟑螂。你肯定不愿意听到那些所谓的正经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丢人。我和巴拜特尼克先生团结起来，同他们较量，彻底取得了胜利。”
“不，”巴拜特尼克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富有哲理地说，“这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那你说，怎样才能让那群愚昧无知的顽固的家伙改变想法呢？至少该让他们听听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犹太人充满了仇恨，但他们却投了乔治·华莱士的票——我真搞不懂。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作为少数族裔活了一辈子，可他们一本正经地给出的建议竟然是让有色人种在机关枪前列队站好，让他们挨枪子儿。把他们拉出来，然后朝他们扫射。”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插话说。“当然，这么说的只是个别人。”
“我告诉他们，看看巴拜特尼克先生，问他：你们这样做，与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做法是不是没什么不同。你知道那些有家庭、事业有成、退休后生活在分套出售的公寓里的所谓的文明人是如何回答的吗？他们说，‘你怎能把黑鬼和犹太人做比较呢？’”
“谁在让这个人丧心病狂，还有他领导的组织——”
“顺便提一下，是谁任命他为领导人的？领导什么组织呢？是他自己任命自己的！你接着说吧，索尔，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我们现在对付的是怎样的一个小独裁者。”
“让他们不安的是，”巴拜特尼克先生说，“他们拥有房子，他们有些人有房子，还有生意，接着有色人种来了，等他们试图让投入得到回报时，他们却损失惨重。”
“当然，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经济学。向来如此。德国人不也这样吗？在波兰不也这样吗？”这时，他突然结束了历史分析，对我和克莱尔说，“巴拜特尼克先生战后才来这儿的。”他戏剧性地，是的，也很骄傲地补充说，“他是纳粹的受害者。”
等我们拐到行车道上，我指了指半山腰的房子，“怪不得你们看起来这么幸福，你们俩。”
“他们的房子是租来的，”父亲说。“我告诉他，既然这么喜欢，干吗不买下来呢？给房主报个价。告诉他你会付现金。至少看看房子的主人有没有兴趣。”
“其实，”我说，“暂时租着住，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租房子等于把钱扔进下水道。去问问房子的主人，怎么样？又没什么坏处！你就说会支付现金，看他会不会上钩。如果他想现金交易的话，我能帮你，拉里叔叔也能帮你。以你现在的年纪你该买点不动产了。而这儿，你肯定不能错过。你永远不能错过。我那时候，克莱尔，用不了五千块就能拿下这样的房子。现在这栋房子——这块地延伸到哪儿？到林木线(30)那儿？好吧，就算它四英亩，就算它五英亩——”
我们上了土路，穿过厨房门——恰好经过早就听说过的生机勃勃的花园，他像房地产经纪人似的大谈房地产。他回到家乡沙利文县，和他唯一在世的亲人待在一起，没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的了：儿子的外表似乎表明他终于被从燃烧着熊熊大火的炉子里拖出来，被放在舒舒服服的壁炉前。
到屋子里，我们还没端上冷藏的饮料，或带他们看一看他们的房间或洗手间，父亲就在厨房餐桌上打开行李。“给你的礼物，”他向我宣布。
我们等着，他拿出了鞋、刚洗好的上衣，还有他锃亮的、崭新的剃须工具。
给我的礼物是用黑色真皮装帧的纪念册，里面有三十二枚银元大小的纪念章，每枚纪念章都放在一个圆形凹槽里，里外两面贴着透明的醋酸膜保护层。他管这些叫“莎士比亚纪念章”——正面雕有某一部剧本中的一幕场景，反面刻着剧本里一句话，字很小。和纪念章放在一起的还有如何将纪念章放进纪念册的说明书。第一项说明是这么说的，“戴上无绒手套……”父亲最后才把手套递给我。“摆弄这些纪念章时得一直戴着手套，”他告诉我。“手套和纪念章是配套的。他们说，不然的话纪念章会因为跟人体皮肤接触而产生有害的化学反应。”
“哦，您真是太好了，”我说。“虽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您现在给我这么精致的礼物……”
“为什么？因为现在正是时候，”他笑着回答，同时做了个幅度很大的手势，挥手间把所有的厨具、餐具都包含在内了。“看看，戴维，他们为你刻了什么。克莱尔，你看看外包装。”
纪念册葬礼般的封面上围了一圈阿拉伯风格的银浮雕图案。花饰正中写着三行字。父亲用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给我们看。我们都在默读——除了他。
首版标准纯银套币
供大卫·凯普什教授
私人收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这肯定花了不少钱。真难得。”
“可不是吗？不过，没花多少钱，我不是整套一起买下的。开始，你可以一个月收集一枚。你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等一下我给克莱尔看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慢慢收集，直到集齐。我一直在帮你收集。只有巴拜特尼克先生知道这事。看，克莱尔，来这儿，你得凑近点看——”
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找到刻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纪念章，因为在标着“悲剧”的那一页左下方指定的凹槽里，他似乎放着《维洛那二绅士》(31)。“真见鬼，《罗密欧与朱丽叶》究竟在哪儿呢？”他问。最后，我们四个在“历史剧”那一页标着《约翰王》(32)的凹槽里找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可我把《约翰王》放哪儿了呢？”他问。“我以为都放对了位置，索尔，”他皱着眉头对巴拜特尼克说，“我以为我们都检查过了。”巴拜特尼克先生点点头——他们确实检查过了。“反正，”父亲说，“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哦，背面。在这儿，我想让克莱尔把背面上写的东西大声读出来，这样大家都可以听见。亲爱的，读一读这个。”
克莱尔大声读着纪念章上的铭文，“‘……玫瑰要是换了名字，它同样吐露芬芳。’(33)《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
“是不是挺不错的？”他问她。
“当然。”
“你看，他也可以带到学校去。很有用。这东西不是只能摆在家里。十年二十年后，他可以拿出来给他的学生看。与你的礼物一样，也是纯银的，我保证它的增值率肯定赶得上通货膨胀，很久以后纸币都不值钱了。你打算放在哪儿呢？”最后一个问题是问克莱尔的，不是问我的。
她说：“先放咖啡桌上吧，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会进客厅，我们以后会放在那儿。”
“太棒了，”我父亲说。“只是要记住，别让你的朋友把纪念章拿出来，除非戴上手套。”
午饭是在装着纱窗的门廊里吃的。收音机的电台调谐器似乎只能调到播放巴赫作品的那个台。在收音机和挂着两张她姐姐画的海洋和沙丘水彩画的墙中间，整齐地放着十几本时代—生活系列关于“世界美食”的书。其中一本是《俄罗斯烹饪》。黄瓜和酸奶沙拉里放了很多蒜泥和从纱门外的药草园里摘来的新鲜薄荷，这出自那一系列美食手册中的中东美食那一本。冷烤鸡配迷迭香是她很早之前自创的菜谱。
“我的天，”父亲说，“简直是大餐！”“好极了，”巴拜特尼克先生说。“谢谢，先生们，”克莱尔说，“我肯定你们吃过更好的。”“在利沃夫(34)，我母亲下厨时，”巴拜特尼克先生说，“她做的红菜汤都没这么好吃。”克莱尔笑着说，“您过奖了，但还是谢谢您。”“听着，我亲爱的孩子，”父亲说，“如果我请到你做厨师，我可能还在干老本行。你会比教书赚得多，相信我。一个好厨师，即使在以前，哪怕在大萧条(35)期间——”
克莱尔今天第一次尝试用“克莱尔式”手艺做的那些具有异国风味的东方菜，希望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立刻有一种回家团聚的感觉，但今天最受欢迎的并不是这些菜，而是按她奶奶的配方用薄荷叶和橘皮泡制而成的味道浓郁的冰茶。父亲好像怎么也喝不够，不停地夸这冰茶好喝，简直把它捧上了天。吃蓝莓时，他得知克莱尔每个月都会乘大巴到斯克内克塔迪(36)去看望这位九十岁的老太太。在她那儿，克莱尔学会了老太太会做的所有事：做饭、打理花园，可能还有带孩子。这时父亲仍然不停地夸冰茶好喝。是的，从这个女孩身上，他仿佛看到他叛逆的儿子已经决定彻底改变自己。
午饭后，我建议他们俩先休息一会儿，等稍微凉快些再沿马路走一走。当然不行。我在说什么呢？我们胃里的食物刚消化，父亲就说，我们得开车去旅馆。这让我吃惊，就像吃午饭时听他轻松地说起自己的“老本行”。自从一年半前搬去长岛，他就没什么兴趣去看看接手旅馆的两个老板把旅馆打理得怎样了，现在旅馆已经改名为“皇家滑雪避暑旅馆”，几乎快维持不下去了。我以为他不会去关心那些事，但事实上，他热情高涨。去过洗手间之后，他在门廊里踱来踱去，等着巴拜特尼克先生醒来。巴拜特尼克先生正在我的柳条安乐椅上打盹儿呢。
要是他因为内心激动而突然去世呢？要是他在我和深爱着我的女孩结婚，买舒适的房子，生几个漂亮的孩子之前就……
我还在等什么呢？与其晚一些还不如现在就去，这样的话他也会挺开心的，认为自己的一生很成功？
我到底在等什么呢？
父亲带着我们三个沿着大街上仍在营业的最后那几家商店一家一家走去，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没感受到可怕的热浪。“我还记得以前那儿有四家肉铺，三家理发店，一家保龄球馆，三家农产品市场，两家面包房，一家A&P超市(37)，三个医生，三个牙医。现在，你看看这地方，”他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他以这样的睿智为自豪，并不感到懊恼——“肉铺，理发店，保龄球馆，都没了，只有一家面包房，A&P超市也没了，我离开这儿的时候这些都在，牙医也走了，现在只有一个医生。是的，”他用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总结说，听起来有点像他的朋友沃尔特·克朗凯(38)，“旅馆业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那时候这儿可真了不得！你们当时该在夏天来看看！你知道以前谁常来这儿度假吗？凡是你能说出名字的都来过！青鱼大亨！苹果大亨！——”接着他开始对巴拜特尼克先生和克莱尔滔滔不绝讲他一生中的那些有趣的、重要的事，一步一步，一年一年，从罗斯福就职典礼一直说到林登·贝恩斯·约翰逊(39)。克莱尔并没让他知道她几星期前已经和我一起来这儿伤感地回忆过去，我当时向她解释过什么是青鱼大亨。他的中袖衬衫湿透了，我用一只胳膊抱住他的胳膊，说道：“我打赌，要是下定决心的话你可以一直说到大洪水(40)之前。”他喜欢那样。是的，他喜欢今天的一切。“哦，当然没问题！过去的事真开心！回忆过去真开心！”“太热了，爸，”我提醒他。“都快九十度(41)了。要是我们慢慢走的话——”“慢慢走下去吗？”他大叫，挽着克莱尔沿着马路疯狂地一路小跑，有几分炫耀的意味。巴拜特尼克先生笑了，边拿手帕擦眉毛，边对我说，“他已经盼了很久了。”
“今天是劳工节的周末！”当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主楼”员工通道旁的那块地方时，父亲欢快地说。停车场重新铺过了，几幢大楼被刷成不协调的粉红色，旅馆的名字变了，此外好像没什么变化。现在经营旅馆的是一对夫妇，丈夫是个心事重重的家伙，比我大不了几岁，妻子还算年轻，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六月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克莱尔一起来这儿重温过去，当时我与他们匆匆见了一面。但这对夫妻对昔日辉煌的日子并不留念，就像那些在水位猛涨的溪流里想抓住残骸的人无法体会过去桦树皮做的独木舟的黄金年代一样。父亲明白了旅馆的现状，便问为什么节假日都没客满——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妻子比以前更凶悍；而丈夫尽管长得高高大大的，却像个孩子似的，眼睛苍白无力，皮肤上有麻子，恍恍惚惚的，待人倒是挺友善——他是个好人，心肠很好，但他那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计划很可能并没给债权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些解释了旅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稳固的“形象”。“你瞧，”他底气不足地说，“现在我们还在改装厨房，让它更现代化——”
他妻子打断他，把话挑明了：年轻人不来这儿度假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旅馆是为老一代人开的（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来，这都是我父亲的错），一大家子过来度假的客人也被吓走了，因为买下我们旅馆的那个人是个“没钱的休·海夫纳(42)”，企图将一些“地痞流氓、甚至更烂的人”锁定为目标客户。他到八月就已经入不敷出了。这是他经营这家旅馆的第一个夏天，也是唯一的夏天。
“首先，”我还没来得及拉父亲的胳膊，把他拽走，他已经开口了，“最大的错误是把旅馆的名字改了，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就这样打了水漂，旅馆被从地图上抹得一干二净。外墙随便你涂什么颜色，虽说白色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好——不过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你们的品位，那你们的品位也太差了。关键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会改名字吗？不会的，如果他们想吸引游客的话是不会改名的。”那个妻子忍不住当着他的面大笑，她说，“我忍不住当着你的面大笑。”“你说什么？为什么？”父亲火冒三丈地回应道。“因为现在这种时候，这种时代，你不能把一个旅馆叫皇家匈牙利，还指望着在右边排起长队。”“不，不，”她丈夫不想让她的话听上去那么刺耳，他把两粒氢氧化铝片从锡纸里面取出来，说，“珍妮特，问题是，我们的风格有点不伦不类，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我确定，只要我们把厨房装修好——”“我的朋友，别提厨房了，”父亲毫不掩饰自己不想和这个不明事理的女人说话；“别折腾了，把名字改回去吧。你买旅馆花的钱有一半是用来买这个名字的。怎么会想到在旅馆的名字里用‘滑雪’这样的词呢？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这么做的话，那整个冬天都开门营业吧——这样一个词只能把给你带来红火生意的客人吓跑，你为什么要用它呢？”那个女人说，“我要告诉你，现在谁都不愿意去一个听起来像陵墓的地方度假。”“哦，”父亲挖苦得更厉害了，“哦，如今，过去的那些东西都已经死掉了，是吗？”接着，他发表了一通富有哲理但缺乏条理的长篇大论，一本正经地说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体关系，似乎一个活到六十六岁、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得说说现在经营这家旅馆的这对夫妇。尤其是，他们认为旅馆的不景气都是由父亲引起的，他更得这么说。
我等着进行劝解，或者叫辆救护车来。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被这个游手好闲的丈夫和他面无笑容的妻子糟蹋成这样，痛心不已的父亲会不会失声痛哭呢，或者倒下变成一具尸体呢？这两者都有可能。
为什么我老是觉得这个周末他会死去，等到下周一我就是个没爹的孩子了呢？
当我们上了车准备回家时，他还是一肚子火——他余怒未消。“以前，我怎么知道他会变成一个嬉皮士呢？”“您在说谁呢？”我问。“你妈去世后买下我们旅馆的那个人。你觉得我会心甘情愿地把旅馆卖给一个嬉皮士吗？那家伙五十岁了。他留着长发的话我又能怎样呢？难道我就因为这个而不卖给他吗？她说‘地痞流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的意思与我所理解的不一样，还是一样的呢？”我说，“她只是说他们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他们心里不是滋味。看，她这个人挺烦人的，生意做不下去很正常。”“对，那为什么要怪到我头上呢？我把最后一只金鹅(43)给了他们，留给他们良好的传统和忠实的客户，他们只要牢牢抓住已有的资源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戴维！‘滑雪’！我的客人要是听到这个肯定会跑得一个不剩。哦，有些人能在撒哈拉沙漠开旅馆，然后把生意做大，而有些人在最好的环境下起步，最后却输得精光。”“没错，”我说，“现在我回头看看，我的事业挺成功，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是个无名之辈，来自无名之地！克莱尔，刚开始时我是个快餐厨师。那时我的头发是黑的，和他一样，而且很浓密，如果你相信的话——”
父亲身边的巴拜特尼克先生睡得很沉，头倒在一边，像被绞死了似的。克莱尔——温和、宽容、慷慨、心甘情愿的克莱尔——听着我家旅馆的故事，听我们家的旅馆如何在父亲这个勤劳、和蔼、精明、对员工苛刻、充满活力的小人物的苦心经营之下生意红红火火，她微笑着，点头说是—是—是。我在想，世上还有谁比父亲更值得让人学习呢？他恪尽职守，有没有吝惜过哪怕一点点气力呢？有没有什么事让他觉得自己该受到责备呢？我的吊儿郎当？我的罪恶？哦，要是他能简短地做结案陈词，陪审团甚至不用退庭就会直接宣布“像婴儿一样纯洁”！
但他做不到。他一直说到傍晚，依旧热情高涨。一开始，当克莱尔在厨房里做色拉和甜品时他在厨房里围着她转来转去。当克莱尔准备去冲凉、换身衣服吃晚饭、恢复一下体力时，而我在屋后准备用烤肉架烤牛排，他就跟我到了屋外。“嗨，我收到了他女儿的婚礼请帖，我告诉过你吗？你过一百万年也猜不到。我得去亨普斯特德(44)把你婶婶的搅拌器修好——你知道，那个罐子，那盖子——你知道现在维修韦林氏家用电器的那个家电商场是谁开的吗？就算你还记得，你也绝对猜不到。”但我知道那是我的魔术师。“赫比·布若塔斯基？”我说。“对了！我跟你说过吗？”“没有。”“但他现在与过去不一样了——你大概不会相信，那个皮包骨头、瘦得像鬼一样的家伙(45)，如今有点人样了，挺有出息。他在韦林氏电器干过，还有通用电器，现在，他告诉我，他要进一家日本公司，比索尼还要大的一家公司，去做这家公司在长岛的独家经销商。他女儿是个小洋娃娃。他给我看了她的照片——接着，两天前，我意外地收到这张漂亮的请帖。我本想带来的，该死的，不过我忘了，因为已经打好包了。”两天前打包的。“我会寄给你，”他说；“你收到一定很开心的。瞧，我当时在想，只是想想而已，你看你和克莱尔一起陪我——去参加婚礼怎样？赫比肯定会大吃一惊的。”“嗯，让我们考虑一下。赫比最近怎样？他现在多大了，四十多吗？”“哦，他应该有四十五六了，肯定。但依旧精力充沛——像小时候一样机灵，挺潇洒。他一点都没发福，头发也没掉——事实上他头发太多了，我还以为是假发呢。现在想想也许真是假的。他皮肤还是那么黝黑。你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用灯照黑的。戴维，他还有个儿子，岁数还小，像他一样，也会打鼓！当然，我也跟他谈了谈你，他说已经知道了。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你在学校里做讲座的新闻；他是在《新闻日报》的‘今日大事日程专栏’里看到的。他说他告诉了所有的客人。你怎么看呢？赫比·布若塔斯基。你怎么知道的？”“我猜的。”“那你猜对了。你真是神了，孩子。吆，这肉真不错。你们这儿多少钱一磅？几年前，这样的牛里脊肉——”我想抱住他，用我的胸贴住他说个不停的嘴，然后说，“好的，你可以永远待在这儿，永远都不用离开。”但事实上，用不着一百个小时，我们就得分开。我跟父亲之间极度亲密，又非常疏远，这种令人困惑的情感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等克莱尔回到厨房，父亲丢下我一个人看着木炭燃烧，跑进屋子“看看她多漂亮”。“冷静点……”我在他背后喊，不过这不及我去叫第一次走进扬基体育馆(46)的孩子冷静下来管用。
我的扬基人(47)让他剥玉米壳。当然，你可以边剥玉米壳，边说话。在挂在水池上方的软木公告板上，除了《纽约时报》上的几份菜谱，克莱尔还钉上了奥利维亚从玛莎葡萄园寄来的照片。我隔着厨房纱门听见他们在说奥利维亚的孩子。
又是我一个人了，牛排还没烤好，我终于有时间打开从学校信箱转寄给我的那封信。几小时前我们去镇上拿信接客人时，我就把信放在后面的衣袋里。从欧洲回来，我就把《套中人》的定稿寄给大学出版社了，从那以后我每天翘首企盼出版社的回信，但这封不是出版社寄来的，所以我就一直懒得打开。这封信来自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48)英语系，这是一天中我感受到的第一个真正轻松的时刻。哦，鲍姆加藤，你家伙真滑稽，真能折腾，好吧。
亲爱的凯普什教授：
拉尔夫·鲍姆加藤先生正在应聘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住校作家的职位。他提供了您的名字，说您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您的日程一定排得满满当当，实在不忍打搅。如蒙便中回复，谈谈您对他写作、教学和品行的看法，本人将不胜感激。敬请放心，我们对您的评价绝对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