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致谢忱。
真诚的
约翰·菲尔贝恩
系主任
亲爱的菲尔贝恩教授，也许您还想知道我对风的看法，它的作品我也非常熟悉……我把信塞回口袋，把牛排放到烤架上去。亲爱的菲尔贝恩教授，我帮不了您，但我相信您的学生会大开眼界，他们会感到生活有如此之多的可能……那谁会是下一个，我在想。当我坐下开始吃晚饭时，餐桌上会不会给波姬塔留一个盘子呢？或者她是不是更喜欢在我身旁跪着吃呢？
我听见克莱尔和父亲在厨房里终于开始讨论她的父母。“可为什么呢？”我听见他问。听他的语气，我就知道，不管什么问题他都知道答案，但与他热情洋溢的社会向善论自相矛盾。克莱尔回答说，“因为他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适合在一起。”“但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她们也都受过大学教育，都有非常好的行政职位。我不明白。还有喝酒：为什么要喝呢？喝酒有什么好呢？恕我直言，在我看来喝酒很傻。我自己当然从没受过什么教育。如果我受过教育——但我没有，事实就是这样。让我告诉你，我母亲，我只有想起她才会感觉整个世界是美好的。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妈，我会对她说，您又在地板上做什么？拉里和我会给您钱的，您可以雇个人帮您擦地板。但是别——”
晚饭时，用契诃夫的话来说，总算是安静的天使从他头顶上飞过(49)。但很快就被忧郁症的阴影所取代。他已经说啊说啊说了那么多，还没说够，现在是不是快要哭出来了？他是不是终于快崩溃、要大哭出来了——我是不是把自己的情绪都归咎于他？为什么当我明明赢得一场血战时，却感觉好像输掉了呢？
我们又坐在装着纱门的门廊里吃饭。前几天，我在这儿拿着纸笔，绞尽脑汁，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蜂蜡蜡烛在铅锡合金制成的古董烛台上无声地燃烧着；从玛莎葡萄园寄过来的杨梅蜡蜡烛的烛油滴在桌上，滴成了串。点燃的蜡烛随处可见——克莱尔喜欢晚上在门廊里点蜡烛；这可能是她唯一的奢侈行为。早些时候，当她拿着一包火柴，挨个烛台点燃蜡烛时，我的父亲已经坐在桌边，把餐巾扎进了腰带。他开始对克莱尔说，在过去二十年里，卡兹凯尔斯那地方有哪些旅馆毁于无情的大火。于是，她说她会小心的，让他别担心。但是，当一阵微风轻轻拂过门廊时，烛光在风中摇曳，他还是四处看了看，确认没什么东西着了火。
现在，我们听见房子后边的果园里第一个成熟的苹果掉到了草地上。我们听见“我们的”那只猫头鹰在枭叫——于是克莱尔为客人介绍我们从未见过的这只鸟，它的家就安在“我们的”林子里。如果我们好久不说话，她就会告诉这两个老人——她把他们当成孩子——鹿可能会从树林里来苹果树周围吃草。戴若已经被警告过别大叫，以免把它们吓跑了。听见她提到它的名字，戴若有些气咻咻的。它十一岁了，当克莱尔还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时，它就跟着她了。自从奥利维亚去读大学那年起，它就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直到我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几秒钟后，戴若安静地睡着了，又只听到雨蛙和蟋蟀合唱的九月充满活力的夏日终曲，这是我们在夏天所听到的动物和昆虫所唱的歌中最悦耳的。
今晚，我没法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两位老人看上去就像两幅古典艺术大师创作的铜版画，肉松皮皱，克莱尔的脸看起来比平时更美，像苹果一样细腻，像苹果一样小巧，像苹果一样有光泽，像苹果一样纯净，像苹果一样新鲜……从未比现在更自然，完美无瑕……以前从没这样……是的，我如此心醉神迷，已经无法判断是什么终将把我们分开。我为什么要走火入魔般地迷恋她呢？这除了让我开心的瞬间，不可能给我留下别的什么。在这温柔的爱慕之中，难道就没有一点难以捉摸、不切实际吗？要是克莱尔的另一面显现出来，会怎样呢？要是她没有“另一面”呢？我的另一面又会怎样呢？我只看到好的一面，这样还能持续多久呢？我还要过多久才能有清醒的认识呢——和克莱尔在一起的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会让我生厌呢？当我再次从中走出来时，我会对所失去的痛心不已，为自己寻找出路！
我终于把在心中压抑了好久的疑惑说了出来——声音震耳欲聋——我在忧郁情绪的影响下度过了这一天，这种情绪可以触摸得到，非常可怕，就如同墙头上的尖铁。我和她不会长久的。我心里这样想，仿佛自己已被刺伤，力量从体内奔涌而出，我感觉就要从椅子上摔下来。不会长久的。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可以长久的东西。除了断断续续的经历和昙花一现的快乐留给我的难以磨灭的记忆，除了不断变厚的记载着我失败经历的鸿篇巨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
可以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克莱尔依然和我在一起，坐在桌子对面，和我父亲和巴拜特尼克谈论着接下来要指给他们看的那些行星，那些星星今晚在遥远的星座中显得特别耀眼。她把头发扎起来，露出支撑细长的脖子的脆弱的颈椎，她穿着浅色的带有刺绣花边的长袍，那是初夏时在缝纫机上缝的，在她简朴的气质之上又增添了几分高贵。她在我眼里比以往更珍贵，更像我真正的妻子，像我那还没出生的孩子的母亲……然而我已经筋疲力尽，没什么指望，没什么称心满意的。虽然我俩的关系会按计划向前发展，周末和学校放假时租房子一起住，但我确定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会慢慢消失，那只是时间问题——那是迟早的事。在她眼里，现在我这个手里拿着一勺她做的橙子“舒芙蕾”的男人不过是赫比的徒弟，波姬塔的同谋，海伦的追求者，鲍姆加藤的死党和辩护者，一个任性的儿子，一个充满着渴望的男人。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呢？当这也依次消失后，她会怎么看待我呢？
为了我们大家，我不能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下来。然而我又一次感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害怕去拿酒杯，因为我担心没有足够的力气把它端到嘴边。
“放张唱片听听怎样？”我对克莱尔说。
“巴赫的新唱片吗？”
一张三重奏的唱片。我们整个星期都一直在听。上星期听的是莫扎特的四重奏；再上个星期，是埃尔加(50)的大提琴协奏曲。我们不停地放同一张唱片，直到听腻了为止。我们在房子里来回走动，我们来回走动带来了音乐，这些音乐是从我们的安适愉快中流淌出来的。我们一直听的都是最高雅的音乐。
我好像找到了个不错的借口，在可怕的事发生前离开了餐桌。
客厅里的留声机和扬声器是克莱尔的，是放在汽车后座从城里带来的。绝大多数唱片也是她的。缝在一起的几块窗帘、铺在破旧的长沙发上的灯芯绒布、壁炉边的两只瓷狗都是她的。这两只瓷狗以前是她奶奶的，她二十五岁生日时送给了她。小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经常去奶奶那儿喝点茶，吃点吐司，在那儿练会儿钢琴；这样，她回家后就能忍受父母的争吵。是她独自决定流产的。那样我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呢？好让我只因为喜欢她而选择她吗？责任真有那么可怕吗？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怀孕了呢？一个人难道有时就不能像曾经欣然接受快乐、激情和冒险那样欣然接受责任吗？生命中就不能有一个以责任为快乐，而不是以快乐为责任的时刻吗？
高雅的音乐开始了。我回到门廊，脸色没刚才离开时那么苍白了。我坐回到桌边，喝了一小口酒。是的，我可以把杯子拿起来，再放下。我可以专心思考另一个话题。我最好这样。
“巴拜特尼克先生，”我说，“我父亲说您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您是怎样逃过那一劫的呢？可以问问您吗？”
“教授，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各位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热情。我很久没这么开心了。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忘记和人们一起怎样才会开心。谢谢各位。我还要谢谢您的好父亲，我亲爱的新朋友。今天很开心，奥运顿小姐——”
“您就叫我克莱尔吧，”她说。
“克莱尔。你比同龄人更懂事，而且年轻又可爱。还有——我一整天都在想着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开心的事。”
两个老人坐在她两侧，而她的情人就坐在她对面。他(51)鼓起所有的爱，看着她丰满、惹火的身体和花瓶上方她那小巧的脸——花瓶里的紫菀是他早上散步为她采的——他注视着这个正值最富女人味阶段的慷慨的女人朝腼腆的客人伸出一只手，客人握住她的手，紧握不放，终于开始轻松自如地交谈，不再拘束（就像她之前计划的那样，是她有意安排的）。的确，置身于这一切，她的情人开始真切地感到自己在实实在在地生活，这种感觉比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现在他是最真实的自我，每一种感觉都有了它真正的归属！然而，他继续想象着被如同重力般无法反抗的力量拖着走，这确实是事实。仿佛他是一个落体，无法把握自己，就像果园里任何一个渺小的苹果一样，摆脱了树的束缚，却又朝具有引力的地球落下去。
但他没哭，而是不知用母语还是幼兽似的嚎叫喊道，“别离开我！别走！我会想死你的！这一刻，我们四人在一起——就该这样！”他舀起最后一勺“舒芙蕾”，开始听巴拜特尼克讲的那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有开始，”巴拜特尼克先生说，“也就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我要活着看到这一暴行结束。每天早晚我都这么跟自己说。”
“可他们怎么没把您扔进焚尸炉呢？”
你怎么会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呢？克莱尔怎么会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是海伦和我们的孩子呢？为什么不是我的母亲呢？再过十年……那时又会是谁呢？我难道要在四十五岁时，从零开始，重新开始一段甜蜜的生活吗？然后，等到五十岁时又从头再来吗？难道我要永远这样哀叹自己找不到真爱吗？我不能！我不会！
“他们不可能杀死所有人，”巴拜特尼克先生说。“这点我当时就明白。总有人能活下来，哪怕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告诉自己，这个人会是我。他们把我送去煤矿做苦力，和波兰人一起。那时我还年轻，身强体壮。我拼命干活，把煤矿看作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一样。我告诉自己，这是我愿意做的。我告诉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每天对自己说不同的话，好让自己撑到晚上。我就这么活下来了。只是当苏军突然发起闪电般的行动时(52)，德国人把我们带走了，让我们凌晨三点开始行军。一天一天又一天，后来我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天了。继续往前，往前，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倒下的人。当然，我再次告诉自己，如果有人能活下来的话，那肯定是我。可那时我已经明白，即使我能到达目的地，等到了那儿，他们也会把剩下的人全部枪毙。所以，几星期、几星期不停地行军之后，也不知道到了什么鬼地方，我就逃走了。我躲进树林，等到夜里才出去，德国农民给我些吃的。是的，没错，”他边说，边低头看自己的大手，在烛光下，那双手就像铁锹一样宽，像撬棍一样重，克莱尔细长的手指和娇嫩的手骨、指关节被握在他手里。“一个德国人，没那么坏，你知道。可把三个德国人放在一个房间里，那你就该和这美好的世界吻别了。”
“然后呢？”我问，可他仍然低头往下看，仿佛想弄明白自己的手为什么握着克莱尔的手。“您是怎么获救的，巴拜特尼克先生？”
“一天晚上，一个德国农妇告诉我，美国人来了。我觉得她肯定在说谎。我想，还是别去她那儿，她不可能对我那么好。但是，第二天我看见坦克穿过树林从路上开过来，坦克上还有一颗白色的星星，于是我拼命大叫着冲了出去。”
克莱尔说，“那时您看起来肯定特别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您是谁呢？”
“他们知道。我不是第一个。我们都从洞里出来了。我们当中有幸活下来的那些人。我失去了妻子和父母，一个兄弟，两个姐姐，还有我三岁的女儿。”
克莱尔叹息道，“哦，”仿佛被针扎了一下似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我们问您的问题太多了，我们不该……”
他摇摇头。“亲爱的，人活着，就要问问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着。似乎就是那样。”
“我告诉他，”父亲说，“他该把所有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已经想好了可以把书送给哪些人读。如果他们读到这本书的话，说不定会摇头：当时自己竟做了这种事，而那个人是如此善良友好。”
“那战争爆发以前呢？”我问，“您还年轻，那时您想做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手臂的力量或是双手的形状，我以为他会说想做木匠或泥瓦匠。但事实上他在美国开了二十多年出租车。
“做个普通人，”他说，“做个可以看透生活和真假、不拿谎话取悦自己的人。从小这就是我的理想。一开始，作为犹太裔的孩子，我与别人没什么两样。可十六岁时，我靠双手把自己从那一切中解放出来。我压根儿不想做狂热的激进分子，否则我的父亲会杀了我。去信仰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吗？不，我可不会那样。仇恨犹太人的那些激进分子会那样。也有一些犹太人本身就是激进分子，”他告诉克莱尔，“他们还天天做梦。我可不是那样的。刚满十六岁，我就告诉父亲，我不想再伪装下去了。”
“如果他写书的话，”我父亲说，“书名应该叫《永不言败》。”
“那您在这儿再婚了吗？”我问。
“是的。她也在集中营里被关押过。下个月就是她去世三周年了——跟你母亲一样，也是死于癌症。她甚至都没得过什么别的病。一天吃完饭，她在洗碗。我进屋去开电视，接着就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撞击声。‘救命，我出事了。’等我冲进厨房，她已经倒在地上了。‘我拿不住耙子，’她说。她把‘盘子’说成了‘耙子(53)’。这个词可把我吓坏了。还有她的眼睛。好可怕。我当时就知道她不行了。两天后，我们得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她大脑里了。简直是飞来横祸。”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怨恨，只是为了把情况说清楚，他又说了一句，“有什么法子呢？”
“太可怕了，”克莱尔说。
父亲转了一圈，把蜡烛吹灭——为了稳妥起见，连那些已经灭了的也又吹了吹——之后，我们走进花园，好让克莱尔指给他们看那些晚上从地球上可以看见的其他行星。他们戴着眼镜，仰着头，她给他们讲解银河，回答他们有关流星的问题，就像对她的小学六年级学生一样，说靠近小熊星座的勺柄上有一颗星星，亮光微弱，古希腊的士兵只有能辨认出它之后才能上战场——我们在这儿的第一天晚上她也是这么讲给我听的。接着，她又陪他们回到房间。她得事先告诉他们咖啡和果汁在哪儿，怕他们早晨比我们先起床。我和戴若继续待在花园里。脑子里不知该想什么。我只想一个人爬上山顶。我想起我们在威尼斯乘刚朵拉的时候。“你确定我们还没死，还没去天堂吗？”“你得去问问船夫。”
透过客厅的窗子，我看见他们三人站在咖啡桌边。克莱尔把唱片换了一面，放回转盘上继续播放。父亲正拿着莎士比亚纪念章的纪念册。他似乎正大声朗读纪念章背后的字。
几分钟后，她到山顶上来找我，我们一起坐在经历过风吹日晒的木椅上。我们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只是抬头看着熟悉的星星。我们几乎每晚都会这样。今年夏天，我们几乎每天晚上、下午或早上都会做同样的事：每天从厨房里朝门廊喊，从卧室里朝浴室喊，“克拉丽莎，快来看，太阳下山了，”“克莱尔，那儿有只蜂鸟，”“亲爱的，这颗星星叫什么名字呢？”
这一整天她第一次这么筋疲力尽。“哦，天哪，”她说，接着便把头靠在我肩上。我感觉到她呼吸的空气缓缓地充满她的身体，然后又排出去。
我给那些最亮的星星起了一个星座名，然后对她说：“这是个简单的契诃夫式的故事，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这一切。今天。夏天。九页或十页，就这些页。它们就叫做《我以前的生活》。两个老人来乡下看一对健康漂亮、心满意足的年轻夫妇。年轻的丈夫三十五岁上下，总算从二十来岁时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个年轻的妻子二十来岁，经历了痛苦的青年时期。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一路走过来了。表面上看，他们俩也感觉到自己被拯救了，很大程度上是被对方拯救了。他们相亲相爱。但是，烛光晚餐结束之后，一个老人讲起了他的遭遇，讲到了对犹太人的毁灭，讲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故事就是这样。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她可爱的脑袋靠在他肩上；他的手捋着她的头发；他们的猫头鹰在枭叫，他们的星座整齐有序——他们的纪念章放在该放的位置；他们的客人睡在新铺好的床上；他们的避暑小别墅非常舒适诱人，就在山脚下，而他们一起坐在山上，琢磨着他们害怕什么。屋里播放着音乐。最动听的音乐。‘而他俩知道最复杂、最困难的才刚刚开始。’这也是《带哈巴狗的女人》的最后一句。”
“真的有什么让你害怕吗？”
“我好像在说是的，是吗？”
“害怕什么呢？”
她温柔、聪明、信任的绿眼睛正盯着我。她课堂上特有的认真和专注现在集中在我身上，期待着我的答案。过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昨天在药店我看见货架上放着便携式氧气瓶。那儿的一个孩子向我演示了如何使用，我就买了一个，放在盥洗室的壁橱里，在沙滩毛巾后面，以防今晚我们当中谁会有什么意外。”
“哦，可是不会出什么事的。为什么偏偏今晚会出事呢？”
“没理由。只是他跟旅馆老板夫妻俩那样谈起过去的事情时，我真希望当时把氧气瓶放在车里带过去了。”
“大卫，他不会因为过去的事过于激动而死的。哦，亲爱的，”她边说边亲了亲我的手，然后放在自己的脸颊上，“你只是太累了。他太激动了，会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可他没坏心。很明显，他身体棒着呢。他很好。倒是把你累坏了。该睡了。就这样吧。”
该睡了，就这样吧。哦，我亲爱的，你太天真了，你不懂，而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说出来，今晚不能。我的激情会在一年内消耗殆尽。实际上已在慢慢消退了，我担心自己已无法拯救激情。你也无能为力。我与你肌肤相亲——我只与你一个人这样！——可现在我竟没有抚摸你的那种冲动……除非我先提醒自己必须那么做。你的身体曾经与我亲密无间，让我左右自己的生活，但它现在竟然无法唤起我的欲望。哦，这样太蠢了！太傻了！太不公平了！你就这样从我手中被夺走了！被夺走的还有我所热爱却未能读懂的生活！是被谁夺走的呢？竟然是我自己！
我去克林格的候诊室。虽然那儿有《新闻周刊》和《纽约客》，但我不是契诃夫的那些讲述普通人痛苦的小说里的富有同情心、默默忍受的受害者。不，更可怕，我更像果戈理作品中发狂的感到受侮辱的被截肢者(54)，冲进报社要刊登一则疯狂的分类广告：他的鼻子决定离开他的脸，他想把它找回来。是的，一个荒唐、残酷、莫名其妙的笑话！你这个冒牌医生，我现在回来了，情况比以前更糟糕！我严格按照你说的做了，严格坚持健康的饮食起居——甚至主动在课堂上研究起了男女间的激情，深入研究那些把这个主题研究得淋漓尽致的人……结果我却成了这样！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想象，我想象，我想象，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别拿现实原则(55)来安慰我！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帮我找到它！这位十全十美的年轻女人正等着呢！拥有一个女孩和最舒适的生活的那个梦想啊！这儿，我把这则标题为“寻人启事”的广告交给这位衣着得体、身体健壮、聪明机灵的医生，向他描述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时的样子，它的真实价值和情感价值，谁提供能找到它的线索的话我将支付给谁酬劳，“克莱尔·奥运顿小姐，曼哈顿私立小学的教师，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三十八磅，金发，银绿色的眼珠，特别善良、可爱和忠诚，我对她的欲望已神秘地消失了……”
医生会怎么回答呢？也许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或者说，很显然，既然已失去了，就必须学会去适应……
整夜，噩梦像水流过鱼鳃一样向我袭来。天快亮时，我醒来了，发现房子好好的，没被烧成灰烬，我也没被当作病入膏肓的人遗弃在床上。心甘情愿的克拉丽莎还在我身边！我沿着她没有知觉的身体掀起她的睡衣，接着用嘴压着她的两个乳头，用嘴吸她的乳头，直到她淡淡的乳晕上开始出现小小的颗粒，直到她开始呻吟。在房里，父亲和巴拜特尼克先生正在各自新铺的床上酣睡。可我却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即使在我极度地吮吸克莱尔身上最美妙的部位，即使我用所有的快乐和希望来掩盖我的担忧，我仍在等待房里传出我意想之中的最可怕的声音。
(1) MacArthur（1880—1964），美国将军，二战期间统率盟军在南太平洋作战，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
(2) 纽约州南部的一个县，位于卡兹凯尔斯山区。该县取名为沙利文县是为了纪念美国独立战争英雄约翰·沙利文少将。
(3) 马克·吐温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常穿蓝色工装裤。
(4) 十六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等，主张生活俭朴。
(5) Colette（1873—1954），法国女作家，作品以描绘人物的心境和感觉见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动物的对话》、《流浪的女人》、中篇小说《吉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