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我找到了索霍区(78)。我带着沉甸甸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鲍(79)的《英格兰文学史》和特里威廉(80)的三卷平装书一起漂洋过海。在《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我读到，莫泊桑因为性病发展到了晚期，四十三岁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尽管如此，和上校夫妇吃完晚饭后，我除了想和一个可以任我玩弄的妓女待在房间里，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去。从十二岁开始，我每周都会得到一块钱零用，可以存起来去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自从我梦想有一天可以花钱这样享受开始，还从未有谁对我如此百依百顺。当然，如果我选择那些看上去不太像妓女的妓女，我因性病非自然死亡的几率可能会大大降低。可找一个长相、谈吐和举止都不像妓女的妓女有什么意义呢？我又不是在找女朋友，现在还不是找女朋友的时候。要真打算找女朋友，我肯定不会去索霍区，而是去哈罗斯百货(81)附近一家叫午夜太阳的餐厅吃顿鲱鱼午餐。
近年来，瑞典女孩的神秘感和她们开放的性观念被传得沸沸扬扬。我在国王学院听说了她们的贪婪和各种怪癖。尽管我本能地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还是没去上《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研究》这门课，而是兴致勃勃地去亲自考证男生中流传的那些听得让人垂涎三尺的故事。于是我去了午夜太阳餐厅。据说那儿的女服务生都是些性饥渴的斯堪的纳维亚(82)小美女。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端上当地的菜肴。她们脚上的彩绘木屐将她们的纤细美腿展现到极致，土里土气的紧身胸衣的肩带交叉在胸前，挤出波涛汹涌的双乳，真令人心跳血涌。
我就是在这儿遇到了伊丽莎白·艾维尔斯科——可怜的伊丽莎白遇到了我。伊丽莎白为提高英语水平，从兰德大学(83)休学一年，现在和一个叫波姬塔的瑞典女孩住在一起。那个女孩是她家人朋友的女儿，两年前离开乌普萨拉大学(84)，来这儿学英语，还没打算回去。波姬塔以学生身份来到英国，本该在伦敦大学上课，而现在却在格林公园(85)找了份收躺椅租金的工作。伊丽莎白的家人不知道，波姬塔能通过这种工作积累许多对她很有帮助的经验。伊丽莎白和波姬塔在伯爵宫路(86)的一栋公寓合租了一间地下室，这儿住的大多是比她们肤色深得多的学生。伊丽莎白告诉我，她不太喜欢这地方——她并不歧视印度人，但他们整晚在屋里煮咖喱实在让她受不了；她也不歧视非洲人，但在走廊上，那些非洲人从她身边经过时，总会伸手去摸她的头发。虽然她知道这是为什么，也明白他们并无恶意，可她每次还是会有点儿不自在。不过，伊丽莎白生来一副好脾气，便打算顺着他们，忍受走廊里这些人的骚扰和那群邋遢的邻居，当作海外生活各种经历的一部分。到了六月，她就要回去和父母一起去斯德哥尔摩群岛(87)避暑。她家在那儿有一套度假的房子。
我向伊丽莎白描述了我修道士般清苦的住宿条件，并学着上校夫妇说话的样子告诉她，他们家里不允许男女同居，连他们俩都不可以。这可把她逗乐了。而听到我模仿她用一个调子说英语时，她笑得更欢了。
头几个星期，我和伊丽莎白回到她住的地下室，假装没做爱，波姬塔则假装睡着了。波姬塔身材娇小，长着一头乌发，还有一口（我觉得）十分迷人的龅牙。我们三人先是屏住呼吸，假装什么也没发生。那种感觉太棒了！这种兴奋感丝毫不亚于我们突然摘下面具动起真格时的感觉。自从我动了去午夜太阳餐厅吃午餐的念头之后，生活中的变化让我飘飘然。其实，自从我克服恐惧，走进谢泼德市场去寻找最风骚的妓女那一刻起，这种变化就开始了。我不是和一个瑞典女孩在一起，而是和两个瑞典女孩（或者也可以说，是两个欧洲女孩）干这种不可思议的事，还变得狂妄自大。伊丽莎白正在努力成为我们这场横跨两大洲的婚姻中的罪人，正努力成为我两位妻妾中的一位。而我却没察觉到，她也因此渐渐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或许因为她本身有些疯狂，我才没发现她崩溃的苗头——她就像个溺水的疯子，为了浮在水面上而一个劲地扑腾。结果，她看上去总是很快乐。她这么疯狂地扑腾，让我误以为她过得很开心。星期天我们三人带着午饭和网球一起去汉普斯特德希斯公园(88)时的确是如此。我教她们“跑垒”，伊丽莎白尖叫欢闹着，被我和波姬塔夹杀(89)撞倒。还有什么能比这让她更开心的呢？她们教我打圆场棒球(90)，有点像腾空球(91)，也有点像棍子球(92)，是一种将这两种球合二为一的运动，她们小时候在斯德哥尔摩上学时经常玩。雨天我们就打牌，金拉米牌(93)或桥牌。她们告诉我，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94)是金拉米牌的狂热爱好者，波姬塔的父母还有她弟弟妹妹也是。伊丽莎白读高中时肯定常和朋友玩桥牌打发上百个下午。她在一旁看我和波姬塔玩了几盘金拉米牌，只用半个小时就学会了。她对我打牌时念的绕口令很感兴趣，而且立马就学会了——就像我八九岁时站在苏打水大王科洛兹脚边学会这个绕口令一样。（我母亲说，科洛兹是皇家匈牙利旅馆历史上最重的客人。他一屁股坐进藤椅，母亲有时都得蒙住眼睛。母亲还说，他在牌桌上总是自言自语，说个没完，是个“常输将军”。）波姬塔发完牌，伊丽莎白闷闷不乐地把手中纸牌的顺序调来调去，还说：“我这双手跟脚似的。”等赢了一盘，亮出得分牌时，她便乐个不停，我也乐个不停。我还听到她问对手：“朋友，这种游戏叫什么名字啊？”她把桥牌里的百搭牌的英文发成“优克”(95)。哦，她太可爱了！她怎么会精神崩溃呢？如果换了我，我可不会崩溃！如果是那样，她怎么还会严肃激烈地和我们讨论二战呢？讨论时我的态度也不怎么温和，我试图告诉这两个假惺惺的中立者，我们小时候整个欧洲都发生了什么。我威胁波姬塔，要把某种观点强加给她，但她仍坚信这场战争是“所有人的错”。但其实，伊丽莎白比波姬塔更激愤（而且更单纯）。难道不是吗？那时我怎么可能会想到，她不仅正面临着精神崩溃，而且还成天在想怎样自杀？
我从陶亭碧搬去她们地下室的第十六天，伊丽莎白撞上了一辆行驶中的卡车。她撞断了胳膊，还患上了轻微脑震荡。我们在给她父母的电报中说这是一次“意外”。过后，我继续把花呢子夹克挂在她的衣橱里，继续在她床上睡下，或者说想尽办法在她床上睡下。事实上，我确信，我还待在那儿是因为以那时受惊吓的状态，我根本没法搬出去住。夜复一夜，我开始在波姬塔的眼皮底下写信，向远在斯德哥尔摩的伊丽莎白解释。我不能一味那样，还得假装坐在打字机前着手准备马上就要上交的冰岛萨迦课的论文，研究因隐喻的过度使用所导致的北欧古诗的式微。但写着写着我就开始向伊丽莎白解释，说我没意识到她只是为了让我高兴，反而傻乎乎地——“不可饶恕地”——以为她同波姬塔和我一样首先是想让自己高兴。在地铁上、酒吧里、课堂上，我都随身带着她到家那天在卧室里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我摊平信纸，反反复复阅读那些像小学生写出来的句子。每读一遍，我都会有萨科和万泽提(96)接受审判一样的感觉——我真是个白痴！我怎么这么无情！这么迟钝！“亲爱的大卫！”这是她的开头，接着，她开始用英语解释道，她爱上的是我，而不是吉顿(97)。她写道，之前她和我们俩都上过床，只是因为我要她那么做。她说，我让她做什么她就会做什么……她还用极小的字体补充了一段，如果回到伦敦，她害怕会重蹈覆辙——
我没吉顿那么坚强。我只是软弱的贝顿(98)，而且我也拿自己没办法。我就像进了地狱。我爱上了一个人，可我的所作所为却与爱情无关。我似乎都不是人了。我太傻了。我写的英语很蹩脚，对此十分抱歉。但我知道，今生今世我再也不能做我们三个之前做过的那些事了。我这个傻女孩到头来还是明白了一些事。
丁·贝顿
正文下方，还用瑞典语加了句温馨的话：“一千个吻，一千个拥抱。”
我在信中再三向她忏悔，之前忽视了她对我的感情——没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爱她！我说这种行为也不可饶恕，我很“伤心”，而且“过意不去”。一想到自己如此糊涂，我差点哭出来。我在信里写到犯这样的糊涂“十分可怕”——我心里真这么想的。不过，我也抓住这次机会，希望我们俩能重新和好。我告诉她，我在学校的公寓找了间寝室（我的确打算过几天去找一间）。从今往后，如果她还愿意给我写信的话，她得把信寄到那儿，而不是寄到老地方，由波姬塔转交……在写这些真挚的辩解请求她原谅时，我内心充满了矛盾，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自己卑鄙可恶，感到十分羞愧懊悔。同时，我坚决认为我没有任何过错。天真、柔弱的伊丽莎白在车道上被卡车撞了，要论其中我的过错，充其量就跟那些凌晨两点还在煮咖喱饭的印度人的过错差不多。波姬塔就没错吗？她本该保护好伊丽莎白，现在却只是在我对面房间的床上躺着学习英语语法。她对我这番自我厌恶无动于衷，也许她是故意装成这样。伊丽莎白被卡车撞断的是胳膊不是脖子，所以她仿佛就可以跟这事撇得一清二白！仿佛伊丽莎白和我们在一起时的所作所为，只是伊丽莎白一个人的责任……不关她什么事……也不关我什么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和我相比，波姬塔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都利用过伊丽莎白没有主见这一弱点。不是吗？伊丽莎白最需要关爱时，她出于本能，会去找波姬塔，而不是来找我。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常在地上而不是床上玩这种淫乱的游戏。我们筋疲力尽地躺在破地毯上，我麻木的双手伸进她们的小内衣，被这种淫逸带来的满足感冲昏了头脑。而波姬塔始终抱着伊丽莎白的头，轻轻抚摸着她的脸，像慈爱的母亲一样轻轻地哼着摇篮曲。那一刻，我的胳膊、双手和言语似乎不能激起她们任何人的欲望。但做爱时，我的胳膊、双手和语言简直就是她们的一切。等我达到高潮时，这两个女孩却紧紧抱在了一起，如同两个藏在帐篷或树屋里的小伙伴，根本容不下第三个人……
信写了一半，我便丢下笔，跌跌撞撞地跑到大街上，走过了半个伦敦（大概是往索霍区的方向），好让自己缓过神来。那些日子，我像拉斯柯尔尼科夫(99)一样走着，努力想“把事情想清楚”（我承认，我是个傻瓜威尔逊(100)式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就是说，如有可能，我该像波姬塔一样对待这场突发事件。然而我似乎无法像她那样沉着冷静——或者说，如果那是一种本事的话，我拿不出那种本事。既然如此，如果我站在她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会怎样呢？对！用我这个富布赖特学者的脑子想一想——它在这儿倒派上了用场！真见鬼！想想清楚吧！没那么难吧！你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圣人而与这两个女孩上床的！绝不是！你没有为取悦家中年迈的父母而编造过去做过的一切！绝对没有！要么回去和斯尔凯·沃尔什玩拍掌舞，要么待在老地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要知道，波姬塔也是人啊。她意志坚强，理智沉稳（如果这是意志坚强理智沉稳的话）。她又不是三四岁的孩子，大哭大闹不会讨人喜欢！调皮的小男孩也不讨人喜欢！伊丽莎白说得太对了：吉顿就是吉顿，贝顿就是贝顿。现在你也该是你自己了。
我就这样“把事情想清楚”了。没过多久，我不再沉湎于对那晚的回忆之中。那晚，我和波姬塔穷追不舍地逼问伊丽莎白之前就相互盘问过的一些问题：她心里最想要什么？什么事她只敢想，却从没勇气自己去做或让别人对她做？“伊丽莎白，你有什么从没向别人或者自己承认的事吗？”我们三人躺在地上，盖着那条从床上拽下来的毯子，伊丽莎白十指紧紧拽着毯子，开始轻声哭泣。她用她那动听悦耳的迷人的英语承认，她希望弯着腰趴在椅子上，有人在她背后和她做爱。
她的回答并不让我满意。后来我继续向她施压，接着问：“还有别的吗？还有更多的愿望吗？那算不了什么！”就在这时，她终于控制不住了，“坦白”说她想让我绑住她的四肢，照她说的那样和她做爱。也许她真这么想过，也许没有……
穿过皮卡迪利大街(101)，我又构思好了另一段道德反思，准备写进下一封信中教育我无辜的受害者——还有我自己。其实，我正在绞尽脑汁，用尽我的智慧——也在回顾我读过的所有文章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思考我是否真是一个被基督徒称作邪恶、被我称作没人性的人。“即使你真的想做你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有哪条法律规定内心的欲望必须立刻得到满足呢？……”我们用我的皮带和波姬塔的背包肩带把伊丽莎白绑在直背椅上。她又一次流泪了，波姬塔摸着她的脸颊问道，“贝顿，你想现在就停下来吗？”但伊丽莎白琥珀色的披肩长发在她裸露的后背甩来甩去，她一个劲地摇头反抗。我想，她在和谁较劲呢？跟什么事较劲呢？为什么呢？我真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她啊！“不，”伊丽莎白轻声说。自始至终她只说了这一个字。“不要停下来吗？”我问。“还是不要继续？伊丽莎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用瑞典语问她，问她——”但她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字。“不”，“不”，还是“不”！于是，我按她刚开始的要求继续做爱，因为我多少相信是她命令我那么做的。伊丽莎白在流泪，波姬塔在一旁看着她。我们三个发出狗一样的喘气声，这一切让我兴奋不已，所有的不情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做，我知道我想那么做，我知道我会那么做！干吗不来四个女孩、五个女孩——“……只有邪恶的人才会认为他的欲望必须立刻得到满足。可是，我最可爱、最亲爱、最心爱的女孩，这只是我们三个同意并决定的生活法则！”这时，我在格雷克大街的一个长廊里，最终决定不再去考虑下封信中给伊丽莎白写什么，不再继续无休止地谈论我的罪过，也不再去想让人捉摸不透的波姬塔。她就不后悔吗？她就不羞愧吗？难道她不忠诚吗？她就没有底线吗？现在，波姬塔肯定已经看过了我留在好利获得牌(102)打字机上那封还没写完的信。这封信肯定会让她发现我是个多么老谋深算的苏丹(103)。
在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房楼上的小房间里，我找了个开价三十先令的妓女碰碰运气。人们叫她妓女特瑞。她是伦敦东区的挤奶工，已经人老珠黄了。她说我是个“性感的杂种”。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这样的大胆风骚曾让我精液暴增。但现在，特瑞这本事已经不管用了。她把收集的那一大堆下流的照片拿给我看，告诉我她会怎样与我做爱。她的想象力绝不亚于勃朗宁夫人(104)。她甚至还对我那玩意儿有多长、有多粗、上次勃起时插了多深大赞一番。之后，她大干了十五分钟，但我那玩意儿却软绵绵地躺在那儿，没什么反应。“对不住喽，美国伙计！你今晚好像有点困啊！”我只好像特瑞这样轻声细语地自我安慰。我穿过伦敦，直奔我们的地下室，路上仍在回想那天我是否做了什么邪恶的事。
事实证明，要是把这些心思全用来研究十二世纪后半叶冰岛隐喻的滥用情况，我也许会过得更好一些。眼下，那才是我该搞清楚的东西。可是，我却成天往斯德哥尔摩寄信。在那一封封啰嗦冗长的信里，我什么都弄不清楚，甚至都不知道是否能弄清楚。最后，我向研讨小组宣读了我的论文，而导师却因为这篇论文让我下课后去他办公室。他请我坐下，略带讽刺地问：“告诉我，凯普什先生，你确定你认真研究了冰岛诗歌吗？”
老师严厉批评了我！这真不可思议！如同我和两个女孩共处一室的那十六天一样让人难以想象！如同伊丽莎白·艾维尔斯科企图自杀那样难以置信！这样的批评让我不知所措、羞愧难当（尤其是在我设想自己如果是伊丽莎白家的律师会对自己做出什么控告时）。我没脸回去上研讨班；导师留言让我去解释逃课的原因，我却像路易斯·耶利内克一样，理都没理他。我能这样吗？这样下去我会挂科的。上帝啊，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下面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一晚，波姬塔告诉我，当我像“堕落的牧师”一样沮丧地躺在伊丽莎白床上时，她也在做一件“有点堕落”的事。事实上，那发生在两年前。那时她刚到伦敦，有点儿消化不良，便去看医生。医生说她需要做个阴道涂片才能诊断。他让她脱掉衣服，躺到诊疗台上。接着，不知道他是用手还是什么仪器，开始在她双腿间按摩。当时她惊呆了，她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到底他用的是什么。“请问，您在做什么？”她问道。波姬塔说，这个医生竟然有脸回答：“喂，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做吗？我的背部有毛病，亲爱的。这个姿势对我这毛病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只有这样才能取到涂片样本。”“你就顺着他吗？”“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怎么才能让他停下来呢？你知道，我那时到这儿才三天，我有点儿害怕，而且不确定是否听懂了他的英语。他确实像个医生，又高又帅，心肠也好，穿着也很体面。我以为这儿可能就是这么做的。他不停地问我，‘亲爱的，有反应了吗？’一开始我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穿上衣服出去了。候诊室里还有病人和一个护士……他开了一张两几尼(105)的账单。”“是吗？那你付钱了？”我问。“没有。”“然后呢？”我问道，我既怀疑又兴奋。“上个月，”波姬塔不紧不慢地用英语说，比平时说得更从容，“我又去找他了。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你在给贝顿写信时，我心里就在想这些。”我在想那是不是真的。她说的是真话吗？“然后呢？”我问。“现在我每周会去一次他办公室。在午饭时间。”“他对你手淫？你由着他对你手淫？”“是的。”“真的吗，吉顿？”“我闭上眼睛，他就用手对我那样。”“那——然后呢？”“我穿上衣服，回到公园。”我正期盼听到更多、更耸人听闻的故事——但没有了。他对她手淫，然后就让她走了。这可能吗？真有这事吗？“他叫什么名字？办公室在哪儿？”让我惊讶的是，波姬塔竟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我。
我看了会儿《亚瑟王传奇和克雷蒂安·德·特鲁瓦》(106)，却一段也看不懂（有人告诉我，这本书是我正在撰写的另一篇论文的宝贵资源）。过了几个小时，我冲向大街尽头的公用电话亭，在黄页里找那位医生的名字。结果我找到了！他在邦普顿路！我明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他。我会警告说（也许会模仿瑞典口音），“利医生，你给我当心点！你最好别碰那些外国小女孩！不然就有你苦头吃的！”不过，我好像并不是真想去教训那个好色的医生，而是想（尽我所能）去查证波姬塔说的是不是实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希望她说的是实话。如果她在撒谎，那不是对我更好吗？
回到公寓后，我扒光了她的衣服。她没反抗，而是乖乖地听我的话——“听话”简直就是她的代名词！我们俩气喘吁吁，真是烈火干柴。我穿着衣服，她一丝不挂。我说她是个小骚货，她求我拽她的头发。我不知道她想让我用多大力气——从来没人向我提过这种要求。去年春天我还在斯尔凯宿舍的洗衣房里亲吻她的肚脐。天哪，我现在竟然变成这样了！“让我感觉到你在这儿，”她大喊——“再用点儿力！”“这样吗？”“对！”“是这样吗，我的骚货？波姬塔，我下流的小骚货！”“啊，对！啊，是的，是的！”
一小时前，我还在担心我可能要再过几十年才能勃起，害怕如果这就是对我的惩罚，我可能要经受一辈子。如今这充满激情的一夜让我发现我的精力竟能如此旺盛，这是我从未想过的。或许这是因为我以前认识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都会把这种强制性行为当作暴力。我整天想着怎么用甜言蜜语去诱惑哄骗女生，怎么低声下气地乞求寻欢作乐，结果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可以这样擒获对方，或者也希望被对方擒获。我叉开双腿，骑在她头上，把我那玩意儿塞进她嘴里。似乎那玩意儿瞬间变成了一根救命稻草，防止她窒息而死。其实，她也会因为那玩意儿而窒息。我就像她的马鞍，她坐在我脸上，骑啊骑啊骑。“跟我说话！”波姬塔喊道，“我喜欢听别人说话！各种各样的事都想听！”第二天早上，我们俩对头天晚上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一点儿都不后悔——一点儿都不。“我们俩好像是一类人，”我说。她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留在这儿，你知道的。”“是啊，”她回答说，“我知道。”
可是，我还在给伊丽莎白写信（不过不再当着波姬塔的面）。她的回信会寄到我一个美国朋友学校的宿舍，然后由他转交给我。伊丽莎白寄了张照片给我，让我看她胳膊上的石膏已拆掉了。在照片背面，她还写着“我”这个字。我立刻写信感谢她寄来照片告诉我她已痊愈，又恢复了健康。我告诉她，我正在学习瑞典语语法，每周还会在查令十字路口买一张《瑞典日报》，在她送我的那本瑞—英袖珍词典帮助下坚持阅读头版新闻。虽然我尝试翻译的报纸其实是波姬塔买的，但我写信给伊丽莎白时却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她、为了我们的未来。这样，我将来才能娶她，才能在她家乡定居，才能在那儿教美国文学——事实上，我原本打算利用翻译报纸的这段时间来研究埃达(107)。是的，我相信我有一天会爱上这个女孩。她脖子上总是挂着装有她父亲照片的盒式项链……实际上，我可能已经爱上她了。光是她的脸蛋就那么惹人喜爱！看看，我告诉自己——看看，你这个白痴！她有着白得不能再白的牙齿、红润的圆脸蛋、大大的蓝眼睛、红琥珀色的头发。在我收到那本写着“我给你”的袖珍词典的晚上，我曾告诉她，她的头发最适合用英语中“秀发”这个童话里的词来描述，如诗一般优美。她查过词典告诉我，她的鼻子最适合用英语中“普通”这个词来描述。“像个乡下女孩的鼻子，”她说，“就像你在花园里种下去能长出郁金香的那种东西。”“不太像。”“你们把那玩意儿叫什么？”“郁金香球根。”“对。等我四十岁时，这个郁金香球根鼻子会让我看起来很恐怖。”这鼻子不过是数百万鼻子中的一个，它长在伊丽莎白的脸上，既不高傲，又不做作，十分迷人。哦，她的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快乐，多可爱啊！她的笑容天真无邪，心地纯洁善良！这个女孩说一句“我这双手跟脚似的”就能把我迷倒。哦，一个天真纯洁的人是多迷人啊！她那没有疑心、深信他人的表情，每次都让我措手不及、惊讶不已！
看着她的照片，我可以兴奋起来。然而，在我的访学生涯中继续同我大胆玩性爱游戏的却是苗条娇小的波姬塔。这个女孩远不如伊丽莎白那么天真、那么文弱——她敢于直面这个世界。她长着一张像狐狸一样的小脸，鼻子尖尖的，很漂亮，上嘴唇微微突出，还有一张“蓄势待发”的嘴，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回应别人的攻击或向别人发起攻击。
当然，波姬塔在格林公园四处给路人出租躺椅，几乎每天都会遇上向她献殷勤的男人。有些是来伦敦旅游的，有些是在午饭时分出门溜达的，有些是下班后赶回家去见妻子、孩子的。正因为与这些人相遇让她觉得非常快乐兴奋，她才决定在一年休学期满后不再回乌普萨拉大学，也放弃了在伦敦的学业。“我觉得这样能把英语学得更好，”波姬塔说。
三月的一个下午，伦敦阴沉沉的上空突然出了太阳。我乘地铁来到公园，坐在树下，在几百码外望着她。一位年龄几乎是我三倍的先生靠在躺椅上，波姬塔在和他聊天。聊了差不多一小时，这位先生起身朝她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然后离开了。她认识这个人吗？这个人是从她老家来的吗？还是邦普顿路上的那个利医生呢？我有一个星期差不多每天下午都瞒着她来到公园，躲在树阴下监视她工作。每当我看见波姬塔站在躺椅边和坐着的男人聊天时，我都会异常兴奋，一开始我对自己这种行为很惊讶。当然，他们只是在聊天而已，我看到的就是这些。我从没看见哪个男人碰过波姬塔，也没看见波姬塔碰过他们。而且我基本上可以肯定她下班后没跟那些男人一起走，没和他们去约会。但让我兴奋的是她可能会去，她可以去……如果我提议让她去的话，她可能真会那么做。“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有天她在吃晚饭时说。“葡萄牙海军部队的所有士兵都来了。哇哦！他们多男人啊！”但如果我说……
没过几周，有天晚上，她的话吓了我一大跳。“你知道今天谁来看我了吗？艾维尔斯科先生。”“谁？”“贝顿的父亲。”我想：他们发现我的信了！哦，我干吗要在信里说把她的手绑在椅子上这种事呢？他们是来找我的，这两家人！“他是来这儿看你的吗？”“他知道我在哪儿上班，”波姬塔说，“所以他去了那儿。”波姬塔在骗我吗？她又在做什么“有点堕落”的事吗？但她怎么可能知道我一直害怕伊丽莎白崩溃后告发我们，怕她父亲带着伦敦警察厅的警探，或者拿着鞭子，过来抓我呢……“他来伦敦做什么，吉顿？”“哦，那是他的事——我不知道。他只是来公园跟我打个招呼。”那你跟他去他宾馆的房间了吗，吉顿？你会和伊丽莎白的父亲做爱吗？他不会就是在三月那个晴朗的下午向你鞠躬告别的那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先生吧？还是几个月前我看见的那个让你听得入神的老男人呢？还是那个喜欢在办公室对你动手动脚的医生呢？那个男人到底跟你都说了什么？什么话题能让你听得这么入神呢？
我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所以我什么都想。
后来在床上，她想听“各种各样的事”兴奋一下。我差点就要问她：“你会和艾维尔斯科先生上床吗？如果我让你和一个水手上床，你会听我的吗？你会为了挣钱和别人上床吗？”但我没问，不单单是因为害怕她回答“我会”（那么说能让她兴奋的话，她可能真会那么回答），而且因为我可能会接着说：“那就去吧，我的小骚货。”
这个学期结束后，波姬塔和我搭便车去欧洲大陆旅行。我们白天去博物馆和大教堂，天黑后就去咖啡馆、地窖和酒店，在来来往往的女孩中寻找目标。在伦敦时，我想怂恿她去宾馆找艾维尔斯科先生，当时我还有些犹豫，但这次带着她重操旧业，我却毫无这种感觉。伊丽莎白离开后的几个月，“另一个女孩”一直是我们用来唤起对方兴致的“东西”之一。事实上，这次度假的目的之一就是去找另一个女孩。我们寻找女孩的本事并不差，一点儿也不差。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分头行动，无论是波姬塔还是我，谁都没那么狡猾，也没那么勇敢；但两人如果凑到一起，在相互影响之下，大家都会变得更加放纵大胆。夜复一夜，我们引诱陌生女孩的手段越来越高明。然而，不管我们联合行动的手段有多高明、多专业，当我们成功找到愿意合作的第三者，同意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聊天时，我却似乎变得有些心虚了，还有些晕头转向。我十分佩服波姬塔。她走在街上只要发现有敢来看究竟的年轻学生，就大胆伸手去撩那学生脸上的头发。尽管如此，波姬塔告诉我，她也会出现类似症状。是的，看见我的同伴这么勇敢自信，我便恢复了以前可以不偏不倚地周旋于两个女孩之间的本领。我一手搂着一个女孩，声音不再颤抖了，而是带着一丝世故的讽刺和友善说：“朋友们，我们走吧——来吧！”我正在思考一个已让我苦苦思索了几个月的问题：这是真的吗？这种事也能发生吗？我钱包里除了伊丽莎白本人的照片外，还装着她家海边房子的照片。在得知我糟糕的考分后，和波姬塔登上海陆联运列车(108)之前，我收到了这张照片。伊丽莎白邀我去特朗霍门小岛(109)看她，说我想在岛上待多久都行。干吗不去呢？然后和她在那儿结婚！她父亲什么都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鞭子、侦探、报复性谋杀的狂怒场景、让我赔偿对他女儿的所作所为的秘密计划——这些都是我在胡思乱想而已。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想呢？为什么不可以想象我和伊丽莎白一起划船经过高大的松树和布满岩石的海滩，一路沿小岛划到瓦克斯尔摩(110)渡轮每天停靠的码头呢？为什么不可以想象我们带着牛奶和信件坐船回去时，她家人微笑着朝我们招手的场景呢？为什么不可以想象可爱的伊丽莎白怀着我们第一个瑞典犹太混血的孩子，坐在艾维尔斯科家空荡荡的红房子门廊里的情形呢？是啊，我既能享受伊丽莎白对我神奇而温暖的爱，又能见识波姬塔神奇而惊人的胆量，这两样我想要哪个就可以有哪个。难道那不神奇吗？要么是熊熊燃烧的火炉，要么是舒舒服服的壁炉！啊！都说年轻时充满了各种可能想必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更多年轻时可能发生的事。在巴黎，我们来到离巴士底狱(111)不远的一个酒吧。那位声名狼藉的侯爵(112)曾因其卑鄙无耻的罪行在巴士底狱受到惩罚。在酒吧里，一个妓女和我们坐在一个角落。她一边用法语拿我的平头开玩笑，一边在桌子底下抚摸着波姬塔。我一只手也在桌子下面摸来摸去。大家聊得正欢时，一个男人冒了出来。他训斥我对年轻妻子的侮辱行为。我立马站起来，心怦怦直跳；我告诉他我们不是夫妻，我们是学生，用不着别人管我们做什么。虽然我发音标准、语法准确，但他却从工作服里抽出一把榔头挥到半空。“畜生！”他大喊。“你这个蠢货！”我拉着波姬塔撒腿就跑。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跑起来这么拼命。
我们并没讨论这个月过后还会发生什么。但每个人都在想：已经发生了这么多，还能发生什么呢？我想，我会独自回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业，这次我会认真学习。而波姬塔在想，我走的时候，她会收拾行李跟我一起走。她父母知道她打算去美国学习一年，显然他们已经同意了。即使他们不同意，波姬塔也很可能会率性而为。
当我在预演那段迟早要发生的艰难对话时，我发现我听起来确实没底气，支支吾吾的。我说的没一句是对的，而她说的没一句是错的——不过，这段对话是我自己编的。“我要去斯坦福了。我要回去攻读学位。”“然后呢？”“学校对我来说就是场噩梦，吉顿。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些。我把这次富布赖特访学机会彻底搞砸了。”“嗯？”“至于我们俩——”“嗯？”“我觉得我们俩没有未来。你觉得呢？我是说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恢复正常的性爱关系。那在我们身上永远不可能——我们的期望值都太高了。我们玩得太过火了，再也回不去了。”“是吗？”“我觉得是，是的。”“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的，你是知道的。”“我没说你一个人那么认为。”“那我们以后别玩得太过火。”“可我们做不到。哦，别这样，你知道的。”“但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照做了。”“再也不可能这样了。你的意思是我一直在控制你吗？你的意思是你是被我毁掉的另一个伊丽莎白吗？”她露出迷人的龅牙，莞尔一笑。“那谁是另一个伊丽莎白呢？”她问。“你吗？哦，那是你说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你生来就是个嫖客，你注定要和好多女人上床的。你甚至有点像强奸犯——”“好吧！也许我已改变主意了，也许是我太傻，才说出了这种话。”“你怎么能改变你的本性呢？”她问。
事实上，尽管她再三好言挽留，但如果我真想回去认真完成学业的话，几乎用不着无助地、傻傻地拼命冲破这些阻碍。不，要摆脱她这个人和我们纵情淫逸、脱离实际的生活，用不着对我的“本性”展开激烈辩论，至少当时在那里还用不着。我们在塞纳河谷(113)的一个小镇租了个房间过夜，那儿距鲁昂(114)大概三十公里。我本打算第二天去鲁昂参观福楼拜的出生地。我们脱衣服上床时，“加利福尼亚”这个词突然让她想起十来岁时做过的那些不着边际的梦。她开始回忆起那些梦来：敞篷汽车、百万富翁、詹姆斯·迪恩(115)。我打断她，“我要一个人去加利福尼亚。我自己去——就我一个人。”
几分钟后，她重新穿好衣服，整理好背包准备上路。天哪，她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胆！世上能有几个这样的女孩呢？虽然她什么都做得出，但又和我一样理智。理智、聪明、勇敢、冷静——而且风骚到了极点！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我为什么还要逃走呢？凭什么呢？为了做更多关于亚瑟王传奇和冰岛萨迦的研究吗？要是我把伊丽莎白的信和照片从口袋里扔掉，不再对伊丽莎白的父亲胡思乱想——要是我完全放纵自己，与现在陪伴我的人尽情享受眼前拥有的一切，任由我的性子那该多好。“别傻了，”我说，“都几点了？你去哪儿找住的地方？哦，见鬼。吉顿，我必须一个人去加利福尼亚！我得回去学习了！”
听了这些，她既没哭，也没发脾气，更没对我冷嘲热讽。她不怎么看得起我这个无耻的色情狂。她在门口说：“我以前怎么会那么喜欢你呢？你不过就是个小男人而已。”她对我就做了这么些评论。显然，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她只能说这么多。想玩女人，寻花问柳，我这毛头小子还嫩着呢。我不是个描写色狼和荡妇的早熟剧作家，也不是个没经验的强奸犯——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小男人”。接着，她轻轻地、非常轻地随手关上了门，以免吵醒房东一家（其实这女孩彬彬有礼、尊敬他人、待人友善、家教良好。父亲是斯德哥尔摩的医生。但是，有人拽她头发时，她就会发出呻吟；身上有点疼痛时，她就会大呼小叫。她在黑黢黢的低档酒吧里表现出男人般的自信，在路边壮着胆子搭便车时表现出非凡的胆量。她竟然觉得自己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所以她为所欲为。她从不自责，也从不怀疑自己，这让我对她痴迷不已）。
是的，年轻的波姬塔·斯万斯特罗姆和大卫·凯普什就那样轻轻松松地甩掉了对方。但对凯普什来说，“甩掉”他的本性可能是件更困难的事，因为年轻的凯普什似乎还不太清楚他的本性究竟是怎样的。他整夜都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要是波姬塔天亮前偷偷溜回来的话他该怎么办。他在考虑是不是该起来把门锁上。天亮了。后来，到了中午，还是没见她人。她不在雷安德利斯(116)，也不在鲁昂——不在大时钟(117)那儿，不在大教堂(118)。也不在福楼拜的出生地或圣女贞德被处以火刑的地方。他在想，以后是否还能碰到她那样的人，是否还能有那样激动人心的经历。
几年后，海伦·柏德出现了。那时，我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快结束了，我对自己能有如此决心完成学业好不得意。我常会出现厌倦、不安和焦躁。而且内心越发强烈的窘迫感总是不断提醒我，这把年纪还坐在书桌前参加考试实在太不合适了。一路走来，每个学期我都差点因此放弃学业。现在，胜利在望。忙完一天后，我边冲凉边大声夸自己，几句简单的“我做到了”、“我终于坚持下来了”让我激动不已，仿佛这是通过论文答辩必须攀越的马特洪峰(119)似的。和波姬塔在一起的那年，我意识到面对最令人迷乱消沉的诱惑，我极易受到影响；要想收获持久的感情，我必须克服这个毛病。早在我们在鲁昂郊外的那晚，我就意识到这些诱惑对我没任何好处。因为我知道，既然可以和波姬塔玩得这么过火，那我可能会做出更出格的事来——我不止一次想象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想象她把钱装进口袋带回家，这种兴奋感让我难以忘怀……但我会这么轻易地做出那种事吗？其实我已成了波姬塔的皮条客吧？好吧，不管我干这行有多大的天分，研究生院肯定没鼓励过我那么干……是的，在我学业上的这场战斗即将胜利时，我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本事而深深感动。然后，海伦就出现了。她举了个例子，讲了一大通，说我上当了，完全搞错了。难道我是为了永远不忘她指出了我犯下的错误才娶她的吗？
她的勇敢和我当时不同——事实上，和我完全相反，这让我很震惊。她十八岁在南加州大学待了一年，之后就和一个年龄是她两倍的记者私奔去了香港。这个记者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起住在那儿。她凭着令人惊艳的长相、勇敢的胆量、浪漫的气质，就和他远走高飞了。她丢下了学业，抛弃了男友，放弃了每周的补贴，对为她担惊受怕、丢尽了面子的家人一句对不起也没说，也没作任何解释（整整一星期，家人都以为她被绑架或谋杀了）。她匆匆离开，去追寻一种比大二在女生联谊会更刺激的生活。她的确过上了这种生活——只是最近又放弃了。
我得知，就在六个月前，她放弃了八年前追求过的一切，回到加利福尼亚开始新生活。她曾徜徉于名胜古迹之中，感受过无名之地迷人的异域风情。如今，她放弃了这一切欢乐和兴奋。“我希望再也别过以前那种日子了，”这是那天晚上我们在派对上见面时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那个派对由一群富有的年轻人举办，他们赞助了旧金山一本名叫《关于艺术》的新杂志。我发现海伦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她的经历，一点儿都不难为情。被介绍认识后，我竟然厚着脸皮告诉她，为了在这间屋子里转悠的上百人中找到她，我悄悄离开了与我同来的那个女孩。我问了她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她都一一作答。“为什么？”我问，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一年你是怎么过的？出什么事了？”“首先，自从离开学校这个牢笼，我在什么地方都没待过半年以上。”“那你为什么要回来呢？”“男人，爱情。什么都不靠谱。”我立马觉得她这种“坦诚”是受通俗杂志的影响——还有她对男女乱交的偏好，她对乱交可不是一点点喜欢。哦，天哪！我心想，她这么漂亮，还这么多愁善感。从她接下来讲的那些故事中似乎可以推测到，她已谈过五十次恋爱了——她已上过五十条帆船，和那些经常送她古式珠宝的已婚男人在中国海(120)上航行。“喂，”她大概已经知道我会怎样看待这种生活方式，“你干吗对激情那么反感呢？干吗故意装得那么冷漠无欲呢，凯普什先生？你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不是在告诉你嘛！”“你的故事简直就是一部萨迦(121)。”我说。她笑着问，“为什么不能是萨迦呢？我认为说它是一部萨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你说啊！你究竟为什么对激情那么反感呢？它曾让你受过什么伤害吗？或者我是不是该问，它给你带来过什么好处吗？”“现在，我只想问，过去的经历给你带来什么收获，或者什么遗憾。”“都不错！都挺好！反正，没什么不可告人的。”“那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呢？干吗不在那儿疯狂地享受生活呢？”海伦并没有为保护自己而对我冷嘲热讽，可能正是这点让我不再那么话中带刺。我发现她不仅外表令人惊艳，而且说话实在。她就在这儿，和我待在一起，如果我想的话，也许她会成为我的女人。“因为，”海伦回答，“因为，”她告诉我，“我已不再年轻。”
海伦二十六岁就觉得自己不再年轻。而那晚我约来的那位二十四岁的博士生在路上却说当天下午在图书馆整理索引卡时，她一直在思考她的生活是否已经真正开始，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最后，那个博士生一个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派对。
我问海伦回来后过得怎样。当时我们已经离开了派对，去了附近的一个酒吧，面对面坐着。她比我主动，早就甩掉了参加派对的同伴。如果我想让她……可是我想吗？我应该吗？我还是先听听她逃回来之后过得怎样吧。当然，对我而言，我逃回来，获得更多的是解脱，而不是失望，因为我毕竟只在外漂泊了一年。“哦，我和我可怜的母亲签了‘停战协议’，我的小妹妹们像追电影明星一样围着我，而家里其他人都目瞪口呆。有教养的共和党女孩可不会像我这样做。但从尼泊尔到新加坡，我去过的所有地方碰到的都是像我这样的人。要知道，在那儿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人。我敢说，那架从仰光(122)到曼德勒(123)的破飞机上，基本上有一半女孩是从谢克海茨(124)过来的。”“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我先得想办法让自己别再哭了。刚回来的几个月我每天都哭。现在好像已经过去了。但老实说，早上醒来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和流泪差不多。因为过去那一切都太美好了！生活在那么美好的世界里——真令人陶醉！我一直陶醉在那种生活中。我每年春天都会去吴哥(125)。在泰国时，我们和一位拥有大象的贵族从曼谷飞到清迈(126)。你真该看看他和大象在一起的样子。一个板栗色皮肤的小老头像只蜘蛛似的走在一群庞大的动物中间。它们一只耳朵就可以把他裹两圈。它们相互叫唤，而他却若无其事地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你可能觉得你看到的东西就只是你看到的那样。不过，我可不这么想。我当时想，‘事情就是这样。’在香港，我常常坐帆船去接我朋友下班。他早上和船童坐船去上班，晚上我们再一起坐船回家。我们在美国的驱逐舰和平底帆船之间航行。”“殖民生活还是不错的嘛！难怪他们不愿放弃对那些国家的统治！但我还是想不通，你到底为什么回来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