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终从离婚的废墟中走出来，得益于阿瑟·舍恩布伦提供的一个工作机会。他离开斯坦福大学之后，去了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做比较文学系的主任。我在旧金山时就已开始看心理医生了——就在我开始向律师求助后不久。阿瑟建议我回东部教书后继续接受心理治疗，并且向我推荐了一位叫弗雷德里克·克林格的医生。他认识这位医生，称赞他是一位敢同病人说实话的医生。“他是个很不错的人，很讲道理，”他这么给我描述。“他是一位专家，”他告诉我，“通晓常识的专家。”可是，我需要的只是道理和常识吗？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过分钻牛角尖才把事情搞砸的。
弗雷德里克·克林格很不错，的确如此：他热情友好，长着一张圆脸，很有活力。得到我的同意之后，他一边给我治疗一边抽雪茄。我本来不太喜欢烟味，但抽烟似乎更能让他集中精力来治疗我的绝望症。他比我大不了几岁，白头发也比我少。我最近才开始长白头发。他身上透出一种成功中年男人的满足和自信。他总是在给我治疗时接电话，对此我很反感。不过从电话中我得知，他不仅是拯救一颗颗绝望心灵的最后一线希望，还是心理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是学校、出版界和科研机构管理层的成员，这个医生在给我治疗时对我的情况特别感兴趣，这让我很反感——其实，他的一切都让我看不顺眼。白条纹的双排扣西服，松垮的领结，把他发福的身体裹得紧紧的旧切斯特菲尔德大衣(1)；衣帽架上挂着的两个快要撑破的公文包；摆满书的桌上放着他孩子的几张照片，他们健康茁壮，喜笑颜开；还有伞架上挂着的网球拍；连被挤到又大又破的伊姆斯(2)椅子后的运动包也让我看着心烦。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手里拿着雪茄，为我排忧解惑。我早晨从卧室走过去刷牙，总要费好大力气，不然我可能会摔倒，在客厅的地板上动弹不得。这位时髦新潮、精力充沛的征服者能理解我吗？我没法完全弄清楚自己究竟消沉到什么地步了。我没能做成海伦的丈夫，也想不出什么法子让海伦成为我的妻子——我不想这样活着，现在我似乎宁愿一辈子就这样睡过去。
比如说，我为什么不能适应这个风骚的女人呢？“你，”他回答说，“娶了个荡妇吗？”“一直以来，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她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什么能折磨她，折磨海伦，我就让她做什么，比如倒垃圾、洗衣服、做吐司。这些家务我母亲做得好得不能再好了，能考虑到每个细节！”“海伦连这点小事都不做吗？你要知道，她可不是勒达(3)和宙斯生的那个海伦。她就是个普通人，凯普什先生——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的中产阶级非犹太女孩。只不过因为她长着一张漂亮脸蛋，就能每年不掏一分钱去吴哥窟旅游。仅此而已啊。这些年来，不管她从那些喜欢年轻姑娘的已婚的有钱男人那儿得到了多少珠宝，她做出来的吐司还是冷吐司。”“我怕她。”“你当然会怕她。”他的电话响了。不，中午之前他不可能到医院。是的，他已见过她丈夫了。不，那位先生好像不是很愿意配合。是的，这最麻烦了。我得继续对付我这位不愿配合的先生了。“你当然会怕她，”他说，“你没法信任她。”“我不会信任她。她曾经对我很忠诚。这点我相信。”“这并不重要。她不过是在自慰而已。实际上你们俩从没动过真感情。既然如此，你说的那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听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们俩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和对方结婚。”“我也害怕波姬塔。”“哦，天哪，”他大叫，“谁不怕她呢？”“你看，要么是我没说清楚，要么是你压根儿就不想听我说。我的意思是，她们俩谁都不是等闲之辈，她们，好奇心十足，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她们可不是普通的年轻女人。”“哦，这个我知道。”“是吗？我有时以为你更会把她俩都归为很俗气的一类人。但其实她们并不俗气，这使她们与众不同。在我看来，她们俩谁都不俗气，她们是不一般的女人。”“确实如此。”电话响了。是的，什么事？我在给病人治疗，是的。不用，不用，你说吧。是的，是的。他当然明白。不，不，他在假装，别管那些。好吧，加大剂量，一天四支。但这是上限了。如果他还大哭大闹，你再给我电话。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吧。再见。“确实如此，”他说。“但是，娶了这‘非等闲之辈’中的一位，你该做些什么呢？一天到晚抚摸她的酥胸吗？还是和她窝在一起吸鸦片呢？那天你说你和海伦在一起的六年里只学会了卷大麻烟。”“我想你们这些心理医生就爱听这些！其实我学会了很多。”“事实还是没变——你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工作只是个习惯，”我说。我并没掩饰对他执意要“去除此事的神话色彩”的愤怒。“或许，”我疲倦地说，“读书是知识分子的鸦片。”“是吗？难道你想变成花童(4)吗？”他又点了根雪茄，说道。“我和海伦曾经开车北上，去俄勒冈的沙滩度假，我们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晒日光浴。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有个男人躲在远处的小树丛里偷看我们。我们便开始穿衣服。但他还是朝我们走了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裸体主义者。我说不是。他便给了我一份宣传裸体主义的报纸，说我们想订阅时会用得着。”克林格大笑。“海伦跟我说，一定是老天派他来的。因为他来的时候，我已足足九十分钟没看书了。”克林格乐不可支，大笑起来。“看，”我告诉他，“你并不了解我最初遇到她时的情况。你不能信口雌黄。你不了解以前我是什么样的人，也不可能了解现在的我——我也没法了解自己。但二十岁刚出头那会儿，我天不怕地不怕，没几个比我胆大。尤其是在那些不太开心的日子里。事实上，那些好色的艺术家梦里想做的事我都做了。可以说，我刚开始独自闯荡那会儿是个性天才。”“难道你想在而立之年再当一回天才吗？”我都懒得回答。他太没见识了，而且还这么固执，这让我非常惊讶。克林格继续说，“海伦这样摧残自己，疯狂地想变成厄洛斯(5)的高级女祭司——她大放厥词，含沙射影，差点毁了你。你为什么还由着她对你评头论足呢？你觉得自己哪方面最不堪一击，她就攻击哪方面。你打算让她这样攻击多久呢？你这样做很愚蠢，你打算还要软弱多久呢？她这么‘放肆’，是为了什么呢——？”来电话了。“不好意思，”他说。是的，是我。是，请讲。喂——是的，我听得很清楚。马德里怎么样了？什么？呃，他当然会怀疑。你对他有什么期望呢？不过你只要告诉他，他这么做很愚蠢，然后把它抛在脑后就行了。不，你当然不想和别人发生冲突。我明白。你这么说就可以了，给自己打打气。你可以毫不畏惧地面对他。你回到楼上房间去跟他讲。现在就去，你知道你可以的。好的。祝你好运。开心点。我是说，然后出去玩玩，玩得开心点。再见。“她这样是为了什么呢？”他问。“纯粹是逃避，她像个孩子似的逃避生活中那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换个角度看，”我说，“这些目标可能正是她想逃避的借口。”“拜托。你喜欢读书，写书评。这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满足，你自己说的——至少过去如此，将来也会这样，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你已经厌倦了一切。不过你喜欢当老师，是不是？据我推断，你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其他选择。你想搬去南太平洋，在塔希提大学给那些身着纱笼(6)的女孩们讲那些名著吗？你还想过妻妾成群的生活吗？或者再当一回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才，在巴黎的工薪阶层常光顾的酒吧里和你那位娇小、大胆的瑞典小姐打情骂俏吗？你想再受一次打击吗？——不过这次可能会如愿的。”“拿我说的这些话来调侃对我没什么好处，你是知道的。显然，我心里想的是别再回到波姬塔身边。我该继续走下去，但我没法继续走下去。”“也许沿着那条路继续走下去是一种错觉。”“克林格医生，我向你保证，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契诃夫那样的偏见，甚至连自己都怀疑。我很清楚，在《决斗》(7)这类描写被性欲冲昏头脑的人的小说中，我该了解什么。我也阅读和研究了西方的贤人哲士在这一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这甚至是我的上课内容之一。我甚至亲自体验过。不过，契诃夫也写过一句十分有道理的话，如果我可以引用的话，那就是：在心理上，‘上帝保佑我们免受他人对我们做出片面的评判。’(8)”“谢谢你为我上了一堂文学课。回答我，凯普什先生，你真的会因为她的遭遇——你觉得你对她‘做过的事’——而意志消沉吗？还是你只想向我们证明你是个重感情、有良心的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千万别做过了头。因为这个海伦是必定要蹲一晚大牢的，只是早晚的事。这在你们认识之前早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选择和你在一起——她指望你把她从大牢里救出来，带她逃离其他不可避免的羞辱。这点你是很清楚的，和我一样清楚。”
为了让我忘却这段婚姻，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费了不少劲。但不论他说什么，不论他怎样威吓，怎样嘲讽，甚至对我施魔法，即便当我听到故事里说有些疾病能把拥有西方血统的东方公主变成充满仇恨的女巫时，我也从未完全停止过自责。信不信由他。我听说海伦得了一种鼻炎，非常折磨人。由于找不到有效的治疗药物，她只好一直带着纸巾，不停地擦鼻子——开心时，她长笛般的鼻孔便会像灌了风似的张大。我听说她身上大片大片地起了疹子，长在她灵巧的手指（“你喜欢我的手指？……手指？……哦，你真的喜欢，亲爱的！”）和她可爱的宽宽的双唇上（“你看人脸时会先看哪个部位？眼睛还是嘴巴？我喜欢你先看我的嘴巴。”）。但并不只是海伦一个人渐渐开始遭到报应，感到悔恨，灰心丧气，或者花很长时间从这场混战中恢复正常。离婚后，我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已瘦得皮包骨头了。而且我丧失了性能力，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丧失这能力，甚至连满足自慰这种没出息的需求的能力都没有。“我真不该从欧洲回来，”我告诉克林格。应我的要求，他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只有靠这种药，我每天早上才能从床上吃力地爬起来。但每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隐隐约约地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奇怪感觉，感到自己与健康的正常人之间有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我本该留在欧洲，帮波姬塔拉皮条。那样我会过得更快乐、更健康。这些有关幻灭或放弃的名著别人也可以教。”“哦？你愿意不做副教授而去拉皮条吗？”“可以这么说。”“说说你是怎么想的。”“我曾经打心底里抵触这件事，”我绝望地说，“在我还不知道拉皮条为何物，在我还没有产生拉皮条的念头之前，我就将这样的念头扼杀了……一夜之间扼杀了这个念头。为什么？为什么我非要扼杀这个念头不可呢？”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依然处于绝望、萎靡的状态。在他打电话的间隙，我试图向他描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仍然觉得它已被我“扼杀”了。现在，我详细谈论的不仅是海伦，还有波姬塔。我回想起路易斯·耶利内克，甚至还有赫比·布若塔斯基，讲了他们每个人对我的意义，讲了他们是如何让我兴奋、让我惊恐的，讲了我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和他们每个人相处的。“这些都是你的罪犯指证档案，”克林格在我们的争论进行到第二十周或是第三十周的某一天这样称它们。“道德败坏的过失，”他说，“对你很有吸引力。”“同样，”我说，“对《麦克白》和《罪与罚》(9)的作者们也很有吸引力。对不起，医生，我提到了两部文学作品。”“没关系。我这儿五花八门的事都能听到。我已习惯了。”“我确实觉得，我在与你的争论中搬出文学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应该的。可我只想说一点，‘道德过失’的念头在正经人的脑中已经存在了很久了。为什么‘有过失’呢？难道不能用‘独立精神’来替代吗？意思同样精准。”“我只想说他们这种人对社会并不是毫无伤害的。”“不对别人造成任何伤害的人大都会活得特别拘束，你不觉得吗？”“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不该低估伴随这种‘独立精神’而来的痛苦、孤独、不确定性和其他所有不开心的事。看看现在的海伦吧。”“请你现在看看我吧。”“我是在看着你。我一直在看着你。我猜她现在的情况更糟。你至少没吊死在她这一棵树上。”“我现在没法振作起来，克林格医生。一想到那事，我连笑都笑不出来。”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我在情感上和事业上无所寄托。我漂啊漂啊。可怕的是，我有时会往下沉；我和这个聪明、理性但不顾情面的医生争吵、斗嘴、辩论、争辩，围绕我婚姻中痛苦的根源——当我懒得再和他争下去时，通常是我支持海伦，而他坚持站在我这边。
每年冬天，我父母都会来纽约市待上三四天，探亲访友，会会最喜欢的客人。我们过去常去西端大道，和叔叔拉里和婶婶西尔维亚待在一起。拉里的犹太餐馆生意很红火，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称得上是做果馅卷的本韦努托·切利尼(10)，她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婶婶。十四岁前，他们一直安排我和堂妹洛琳睡一个房间，这让我又惊又喜。旁边的床上睡着一个水灵灵的小女孩——还是个“正在发育”的女孩；去莫斯克欧维茨和卢普欧维茨餐馆吃饭（我父亲夸奖那儿的饭菜几乎跟皇家匈牙利旅馆厨房里做得一样可口）；在零下的天气里等着看火箭女郎舞团(11)的表演；站在男装批发店和其他商店的厚帷帘与高大的家具之间，我小口嘬着热可可，我只知道这些商人穿着肥大的中袖衬衫和皱巴巴的沙滩裤的样子，而父亲管他们叫苹果大亨、青鱼大亨和睡衣大亨——纽约之行的每个经历都让我兴奋不已。由于“过度兴奋”，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总会得“脓毒性咽喉炎”。回到在山顶的家中，我至少得在床上躺两三天才能康复。“我们没去看赫比，”我闷闷不乐地说，那时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对此，我母亲总会这样回答，“一个夏天还没和他玩够吗？难道我们还得再专门跑一趟布鲁克林吗？”“贝尔，他在和你开玩笑呢，”我父亲边说，边趁我不备朝我挥了一拳。似乎在我母亲面前提起那个放屁大王，我脑袋上就得挨一拳。
现在，我回到了东部，而我叔叔婶婶住在长岛的西达赫斯特(12)。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我回了个电话，告诉父母冬天过来时不用住宾馆，可以住在我家里。西七十五大街上的这两间房其实也不是我的，而是一个去好莱坞闯荡的年轻演员租来的。他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则广告，把家具齐全的房子转租给了我。卧室墙上挂着一块深红色的锦缎，浴室架子上摆了一排香水。在亚麻布衣柜后部的箱子里，我还发现了六顶假发套。那晚，我出于好奇心，试戴了一两顶。我看上去真像母亲的妹妹。
刚住下不久，一天晚上，电话响了。一个男人问：“马克去哪儿了？”“他在加利福尼亚。要在那儿待两年呢。”“哦，好的。那你只要告诉他沃利到城里来了就行了。”“可他不在这儿。我有他在那儿的地址。”我开始背诵他的地址，但听筒里的声音变得粗暴，他很激动。他打断我，“那你是谁？”“他的房客。”“在加利福尼亚他们是叫‘房客’吗？你长什么样啊，亲爱的宝贝？你也有双大大的蓝眼睛吗？”这样的电话老是打来，我只好把号码换掉。但通过连接我的房间和楼下褐色沙石门厅的对讲机，这种骚扰还在继续。“你只要告诉你可爱的朋友——”“马克在加利福尼亚，你去那儿能找到他。”“哈哈——这样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宝贝儿？到门口来吧，看看我能不能伸手摸到(13)你。”“你听着，沃利，别骚扰我了。他不在。快走吧！”“你也喜欢那些下流玩意儿吧？”“哦，快走开吧！好不好？”“脱掉(14)什么，亲爱的宝贝？你想让我脱掉什么？”他这样调戏我。
在我最孤独的那几个夜晚，我开始自言自语，或者和根本不在房间里的人说话。有时我还得克制住心里冲向对讲机寻求帮助的冲动。我克制自己并不是因为那样做毫无意义，而是因为我害怕我刺耳的呼喊声传过去时，我的邻居，或者更糟的是沃利，那个疯子，会站在门口；我害怕来帮我的人可能不是那个同性恋，就是贝尔维尤医院(15)的救护医生。于是我走进卫生间，关上门，趴在镜子上，看着自己憔悴的脸，终于发泄了出来。“谁来帮我？谁来帮我？谁来帮我？”有时，我这样一喊就是好几分钟。这么做可以让我大哭一场，让我精疲力竭。这样，至少能有一阵子我不那么渴望。当然，我也不至于会相信，躲在紧闭的房间里大喊大叫就能把可以来帮我的人叫出来。再说，这人是谁呢？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也不用对着镜子大喊大叫了——我可以写信或者打电话。谁来帮我？我大叫——结果叫来了我父母。
我把他们的手提箱拎上楼。父亲拖着一个大大的威士忌保温冰桶，里面大概装着两打圆形塑料饭盒，里面有白菜汤、无酵饼球(16)汤、面条布丁(17)和清炖牛后腹肉。这些全都是冷冻着的，整齐地贴上了标签。在屋里，母亲从钱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信封正中央打印着用红色下划线标注的“大卫”两个字。信封里装着打印在旅馆信笺上的食用说明，包括解冻和加热每个菜所需要的时间。太详细了！连需要什么调料都列在上面。“你看一遍，”她说，“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父亲说：“你先脱掉外套坐下来，再让他看吧？”“我没事，”她说。“你累了，”父亲对她说。“大卫，冰箱里放得下吗？我不知道你的冰箱有多大。”“妈，放得下，”我轻声说。但我一打开冰箱，她就开始抱怨，仿佛喉咙刚被撕开似的。“一份这个，一份那个，就这样了吗？”她大叫。“瞧那个柠檬，比我都老。你怎么吃呀？”“过期了，差不多都过期了。”“你爸还说我准备得太多了。”“你已经很累了，”他说，“而且你确实准备得太多了。”“我就知道他不会照顾自己，”她说。“你才是需要好好照顾自己的人，”他说。“怎么了？”我问，“您怎么了，妈？”“我不过就是得了轻微的胸膜炎，你爸偏要小题大做。织东西织久了就会有点疼。砸了那么多钱看医生、做检查，结果也就这样。”
她并不知道癌细胞已从胰腺扩散，她将不久于人世——我原本也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早上，父亲和我一起出门买报纸和早饭时，我才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脸色阴郁，拉着我朝西端大道上以前拉里和西尔维亚安排我们住的地方走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这一次能和你住一起的话，也许……”她说要看看几十年从没去过的地标建筑，也是这个原因吗？我倒觉得她知道究竟怎么了。她表现得这么兴高采烈，不过是不想让父亲面对她已经知道真相这个事实。他们都在保护对方，不让对方知道这个可怕的事实——我父母就像两个勇敢却无助的孩子……而我又能做什么呢？“那她还能活——活多久？”往回走时，我们俩流着眼泪，他很久都说不出话来。“最糟的情况是，”他最后终于说出来了，“五个星期，五个月，五年——五分钟。每个医生的说法都不一样！”
回到公寓后，她又问我：“你会带我们去格林尼治村(18)吗？会带我们去大都会博物馆(19)吗？我在给克拉克先生当秘书时，有个女孩常常去格林尼治村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最好吃的绿面条。我要是记得那个餐厅的名字就好了。不可能是‘托尼家’吧，对不，亚伯？”“亲爱的，”我父亲回答说，声音略带忧伤，“都过了这么久，可能这家店都没了。”“我们可以去看看——要真就是那家店呢！”她又兴奋地转向我。“哦，大卫，克拉克先生可喜欢大都会博物馆了！他几个儿子还小的时候，他每个星期天都带他们去那儿看画展。”
他们走到哪儿我就陪到哪儿。我陪他们去大都会博物馆看伦勃朗的作品，去找卖绿面条的“托尼家”，去看望他们交情最深的老朋友。其中有些人我都有十五年以上没见过面了，但他们还是把我当成孩子一样亲吻、拥抱；因为我是教授，他们会问我一些关于世界形势之类的严肃问题。和从前一样，我们去了动物园和天文馆，最后参观了她以前做法务秘书时工作过的那栋大楼。在唐人街吃过午饭后，我们在这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站在布罗德大街和华尔街一角，她像往常一样，天真地回忆起在公司里的日子。我在想，如果她一辈子不结婚，留在克拉克先生身边做秘书，崇拜这位父亲般的老板，在假期帮他照看孩子，那她的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不受家庭度假旅馆这些没完没了的琐事的束缚，她说不定可以过上安宁的日子，说不定她整洁有序的习惯足以让她过上清静日子，她不用为了保持旅馆整洁有序而操劳。而她也永远不会认识我父亲，也不会有我——也就永远没有我们这一说了。要是，要是……要是什么呢？她得了癌症。
他们睡在卧室里的双人床上，我盖着毯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不着。母亲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她对唯一的孩子的最后记忆竟是他家里的这个柠檬！她的最后记忆将是我家里的一个柠檬！哦，回想先前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我真是痛恨不已、懊恼不及：我草草收拾了一下，这两间房便成了我的家——不，这是由于我屡屡犯下的习惯性错误造成的。我和海伦为什么要互相仇视，为什么要成为冤家对头呢？我们就不能把精力用来满足对方的要求，好好过安稳的日子吗？对两个这么固执的人来说，难道做到这样真那么难吗？我是不是在一开始就该说：“看，不如我们要个孩子吧？”我躺在那儿听着母亲最后的呼吸，开始重新做出决定：我必须，我一定要，结束这毫无目标、毫无意义的……在所有人中，我想到了伊丽莎白。她脖子上戴着金色吊坠项链，骨折的胳膊也痊愈了。她温柔、乖巧，父亲见了一定很喜欢！可我身边没有伊丽莎白这样的女人，我还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呢？母亲如果去世了，他一个人怎么活下去呢？哦，为什么我非要在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呢？为什么不是海伦和波姬塔，就是和一个柠檬过日子呢？
在这个不眠之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或许，时间根本就没流逝——所有可能令我忧伤的想法似乎汇聚到了一起，汇成了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单词，这个单词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为了摆脱这恼人的单词对我的困扰，我开始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这是一种由深度麻醉引起的半梦半醒的感觉，我完全陷入了在术后的特别恢复病房那种幽闭恐惧的痛苦中。上一次还是在十二岁时看到过这种病房，那时我刚做完阑尾切除手术。这种感觉一直持续着——直到这个单词消失，分解成键盘上从左到右的一行字母。母亲曾在旅馆的雷明顿牌静音打字机前，让我把指尖放在键盘上，教我打字。现在我已知道这串普通字母的出处，但心情变得更糟了。仿佛这只是一个单词，在它无法读出的音节中包含着她经受的挫折和狂热的生活带来的所有痛苦。还有我的痛苦。我眼前突然浮现出我和父亲在一堆大石头前争吵的情景，我坚持要求石匠把ASDFGHJKL这几个字母刻到墓碑上，刻在她名字下面。
我睡不着。我在想是不是再也睡不着了。我现在满脑子的想法不是天真简单，就是疯狂古怪，而且过一小会儿我就分不清哪是哪。我想去卧室和他们睡一张床。我在脑子里预演了这个情景。为了减轻开始时他们可能出现的拘束感，我会先坐在床边，静静地和他们聊聊过去最美好的时光。他们两张熟悉的脸庞紧挨着，枕在新枕套上，眼睛盯着我看，被单一直盖到下巴。我低头看着他们，我会提醒他们，上一次我们三个幸福地依偎在同一条毯子下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是不是在普莱西德湖镇(20)外的一间野营小屋里？还记得那个小房间吗？那是一九四〇年还是一九四一年呢？我没记错的话，那晚是不是只花了父亲一美元？母亲认为，趁着我的复活节假期去千岛群岛(21)和尼亚加拉瀑布看看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我们就开着辆道奇车去了。还记得你告诉我说克拉克先生每年夏天带着他的几个小儿子去欧洲观光吗？还记得你告诉我的那些我从没听说过的事吗？天哪，还记得我和你们俩开着那辆小道奇车在战争爆发前赶回来吗……等他们微笑时，我便脱掉睡袍，爬到他们中间。在她离开人世之前，我们整晚都要互相拥抱在一起，直到第二天早上。除了克林格，还有谁会知道呢？而且我干吗要在乎他或任何其他人的看法呢？
快到半夜时，门铃响了。我在厨房的对讲机旁，拿起话筒，问道：“谁呀？”
“我是管道工，亲爱的宝贝。上次你不在。还漏吗？修好了没？”
我没回答。父亲穿着睡袍走到客厅。“是你的熟人吗？这么晚了？”
“有人在恶作剧，”我说，这时门铃应着《修面与理发》(22)的节奏在响。
“怎么了？”母亲在卧室里喊道。
“没事，妈。睡吧。”
我决定对着对讲机再说一句。“你快挂了，否则我就报警了。”
“你报啊。我可没做什么，你告不了我的，老兄。干吗不让我上楼呢？我可不只是有一点坏，你知道的。我坏透了。”
父亲就站在我肘边听着，他的脸有点发白。
“爸，”我说，“去睡吧。在纽约这种事常有。没什么的。”
“他认识你？”
“不认识。”
“那他怎么会跑这儿来呢？怎么会那样说话呢？”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
这下可把我彻底惹恼了。我说：“因为转租这房子给我的那个家伙是个同性恋——这是他以前的一个朋友，我能猜到的就这么多了。”
“是犹太人吗？”
“你是说转租给我的那个人？是的。”
“天哪，”父亲怒气冲冲地打断我，“他这样的家伙究竟有什么毛病？”
“我想我得到楼下去一趟。”
“你一个人？”
“没事的。”
“别冲动——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我和你一起去。”
“爸，用不着。”
母亲在卧室里喊道：“现在怎样了？”
“没事，”父亲回答说，“门铃坏了。我们正要下楼去修。”
“这时候去？”她喊道。
“很快就回来，”父亲说，“你就在床上待着。”他小声对我说：“你这儿有棍子、木棒什么的吗？”
“没，没有——”
“他要是带了家伙怎么办？伞你总有吧？”
就在这时，门铃不响了。“他可能已经走了，”我说。
父亲听着。
“他走了，”我说。“他离开了。”
可是，父亲不想回房睡觉。他关上卧室门——“嘘，”他轻声对母亲说，“一切正常，睡吧”——然后，他坐到沙发对面。我听见他粗粗地喘着气，想开口说话。我一口气也没松下来，僵硬地靠在枕头上，等着铃声再次响起。
“你没卷进”——他清了清嗓子——“没卷进什么要跟我说的事吧……”
“别傻了。”
“戴维，因为你十七岁就离开了我们。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干涉过对你产生影响的那些人和事。”
“爸，我没受任何‘影响’。”
“我想问你个问题。现在就想问。”
“问吧。”
“不是关于海伦。那事我从没问过你，现在也不想谈这个话题。我一直当她是我的儿媳妇。我，还有你母亲，是不是一直很尊重她——？”
“那当然。”
“我之前一直保持沉默。我们不想和她结仇。至今她也没什么要和我们对着干的。我想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做得很不错了。孩子，我是个很宽容的人——而我的政治观点比这更宽容。你知道吗？一九二四年我第一次参加投票时，我把纽约州州长的选票投给了诺曼·托马斯(23)。一九四八年，我又投了亨利·华莱士(24)一票——也许这样做毫无意义，而且还是个错误，但关键是，我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把票投给被大家称作共产党候选人的旅馆老板。其实他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向来度量不小，向来如此。你知道，我从没因为她不是犹太人而嫌弃她。如果你之前不知道，你现在应该知道。非犹太姑娘也是人哪！她们不会因为我们犹太家长更喜欢犹太姑娘就选择离开。而且她们为什么要那样呢？我一直相信不同民族和宗教的人都能和睦相处，我和你母亲没有反对你娶非犹太姑娘。我认为我们在这点上是做得很不错的。但这并不是说我能容忍她其他的方面和她的态度。事实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结婚三年来，我从没睡过一个好觉。”
“嗯，我也没有。”
“真的吗？那你干吗不早点离开她呢？你干吗要和她搞在一起呢？”
“您希望我和你说这事，是吗？”
“不，不——没错——该死的。我是说，我再也不想听到她的名字。我心里放不下你。”
“您想问什么呢？”
“大卫，托福林诺是什么？我在药箱里看到的，满满一大瓶。为什么要吃这种药？”
“是治抑郁症的药。托福林诺。”
他嘴里发出嘶嘶声。那是厌恶、沮丧、怀疑和轻蔑的声音。我第一次听到他发出这种声音肯定在一百年前了。当时有个服务生弄湿了他的床，又把员工睡觉的阁楼弄得臭烘烘的，他只好炒了那个服务生的鱿鱼。“那你为什么要吃这种药？谁让你吃这种东西的，谁让你把它吃进肚子里的？”
“一个心理医生。”
“你去看心理医生了？”
“是的。”
“为什么？”他大叫。
“为了能挺过去。为了把事情搞搞清楚。为了找个人倾诉……悄悄地。”
“为什么不找个妻子谈谈？妻子不就派这个用场的嘛！我是说该找个实实在在的妻子，不是成天只知道上美容院花光你在学校辛苦挣来的工资的那种。这一切都是错的，儿子。看心理医生，靠强效药硬撑着，还要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人——那些连人都算不上的人——这样是没法过日子的！”
“没什么值得您发这么大脾气吧？”
“什么都值得我发这么大脾气！”
“不，不，”我压低嗓音说。“爸，只有妈……”
他一只手蒙住双眼，轻声哭了起来。他另一只手攥成拳头朝我挥了两下。“这是我生命中必须经历的！不需要心理医生，不需要让人快乐的药片！我是一个永不言弃的男人！”
这时，楼下的门铃又响了。
“别管它，让它去响吧！爸，他会走开的。”
“然后再回来？我要把他脑袋打开花，然后他就再不会来了，相信我！”
卧室门打开了，母亲穿着睡袍站在那儿。“你要把谁的脑袋打开花？”
“一个卑鄙下流的同性恋，总来缠着他！”
门铃又响了：两声短的，一声长的；两声短的，一声长的。沃利喝醉了。
她眼眶里泪水直打转。瘦小的母亲问道：“那他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不常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因为等警察赶到时，他已经走了。换作你，你也不想把警察叫来处理这种事的。”
“你向我发誓，”我父亲说，“你不认识这个人？”
“我向您发誓。”
母亲走进客厅，坐在我身边。她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抓着。我们三个人一起听着门铃声——母亲、父亲和儿子。
“你知道什么能把这个狗娘养的修理得服服帖帖吗？”我父亲问。“开水就可以。”
“亚伯！”母亲大喊。
“但这样能让他知道哪些地方不该来！”
“爸，您别太过火了。”
“但你是不是太胆小了！你为什么和这种人混在一起呢？”
“我没有。”
“这地方这种人出没，给你带来麻烦，干吗要住在这儿呢？还嫌麻烦不够吗？”
“冷静冷静，求你了，”母亲说。“这个疯子摁他的门铃又不是他的错。这儿是纽约。他跟你说过了。这地方就是这样。”
“那并不等于不用保护自己，贝尔！”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对讲机前。“嘿！你！”他大叫。“闭嘴！我是大卫的父亲——！”
我抚摸着她瘦得皮包骨的胳膊，低声说：“没事，没事。他不会用那个东西。您别担心，妈——那家伙听不见他说的话。”
“——想尝尝三度烧伤是什么滋味吗？我们来满足你！你想做什么，就滚到哪个阴沟去做吧！如果你识相的话，就离我儿子远点！”
两个月后，母亲在金斯敦(25)的医院离开了人世。参加葬礼的来宾全都离开后，父亲催我把母亲一个月前冷冻在冰箱里的食物拿出来。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后一点菜。我说：“那您吃什么呢？”“你出生前，我做过快餐厨师。你吃吧。把她给你做的菜都吃了。”“爸，您一个人在这儿怎么过呢？旺季的生意您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为什么您把所有人都打发走呢？别逞能了，您一个人没法在这儿过下去的。”“我可以照顾好自己。我们早就知道她会离我们而去。求你了，吃了吧。全都吃了吧。她也希望你全吃了。她说，她一想起你的冰箱就来气。她帮你把吃的做好，”他的声音在颤抖，“然后就走了。”他抽泣起来。我搂住他。“没人理解她，”他说，“那些客人从没理解过她，从没有。她是个好人，戴维。她年轻时，什么事都能让她兴奋不已，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只有等夏天忙得不可开交时她才会紧张起来。于是他们就取笑她。不过你还记得冬天吗？还记得那份安宁闲适吗？还记得我们曾经拥有的欢乐吗？还记得晚上的那些信吗？”这席话奏效了：从母亲前天早上去世到现在，我终于撑不住了。“当然，当然记得。”“哦，宝贝，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她。可有谁知道呢？”“我们知道，”我告诉他，但他还是愤怒地边哭边重复着：“谁知道呢！”
他把冷冻的食物装在一个购物袋里，放到我车上。“给，拿着。这些是对她的纪念。”于是我带着六盒吃的回到纽约，每盒都贴着相同的打印标签，上面写着“牛舌加格兰德玛牌极品葡萄干沙司——两份”。
不到一星期，我又开车回到了乡下。这次是和拉里叔叔一起去的。我们准备带父亲去西达赫斯特。父亲要搬过去和他弟弟、弟媳一起住。但这只是暂时性的。我们把他的手提箱放到车上，他说等他恢复平静了就回来。他确信自己用不了几天就会恢复正常的。他没有退路，必须恢复正常。“我十四岁就开始工作了，这种事不会打败我的，”他说。“勒紧裤带，生活还要继续。”而且现在是冬天，旅馆一直有火灾隐患。是的，勤杂工和他妻子会住在旅馆里，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不在的时候旅馆不会失火。
这的确是事实。大概在我去读大学时，这个地区就不再是犹太人的避暑胜地。许多废弃的旅馆或寄宿公寓会莫名其妙地着火。但他和母亲一直能留住一批上了年纪的客人，直到近些年也是如此。旅馆的主要房间一直在使用，庭院看上去也不赖。在他看来，纵火犯根本不会带来真正的威胁。但现在开着车下了高速公路，他满脑子都是这些纵火犯。他把那些地痞流氓的名字讲给我和叔叔听——“男的，三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一直怀疑是这些人放的火。听了叔叔对纵火原因做了一番理性的分析之后，他对叔叔说：“不，不是的。反犹分子都不会那么干。他们那么干也太蠢了！他们只是一帮精神错乱的流氓，白痴，就该送进精神病院。这帮家伙只要看见哪里着火就很开心！等房子烧成灰了，你知道他们会说是谁干的吗？我见过太多次了！他们会说是我干的！他们会说我那么做是为了获得保险金！他们会说，我妻子已不在了，我不想再住在那儿，所以才那么干的！这简直是血口喷人！你知道吗？我经常在想，还会有谁干这种事。就是那些做消防队员的志愿者！是他们故意放的火！——这样他们就可以戴着头盔、穿着靴子，半夜冲出去，坐着消防车在山里颠上颠下！”
甚至在我们把他舒舒服服地安顿在洛琳以前的卧室之后，他还在为他用血汗筑成的那个“帝国”担心。每晚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他总是因为担心旅馆着火而失眠。现在他还担心别的。“那个同性恋没再来了吧？是不是？”“没有，”我说。我知道最好还是别跟他说实话。“你看，吓唬吓唬他是有用的。可悲的是，有些人只认识拳头，”我父亲说。他这辈子还从没打过人。“拉里叔叔和西尔维亚婶婶还好吗？”我问。“很好。他们待我不能再好了。三句话不离‘留下来’。”“这我就放心了，”我说。但他不会留下来的。又过了十天，他告诉我，母亲已走了，那些悲痛的日子也该结束了。这样的日子必须结束。他得在那个该死的地方还没被烧毁前赶回去。
过了五天，然后又过了五天，直到一个星期天他和我一起开车出去时，他终于同意把皇家匈牙利旅馆卖掉。他有些伤感，头埋在双手里，说：“可我从没放弃过。”“这没什么丢脸的，爸。只是现在与当年不同了。”“但我不会放弃的，”他大喊。“没人会这么认为的，”我说，接着就开车把他送回了叔叔家。
这段时间里，如果不回想我二十二岁认识的那个女孩，晚上我就很难熬过去。那个女孩脖子上挂着装有她父亲照片的盒式项链。那时我是个性天才，而我认识她才两个月。我甚至想过写信给她，让她父母转交。我甚至从床上爬起来，在一堆试卷中寻找她在斯德哥尔摩的地址。但现在伊丽莎白肯定已经结婚了，估计早已是两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肯定也不会想起我。这世界上没一个女人会想起我，当然也没一个女人会爱我。
我的系主任阿瑟·舍恩布伦是个长相英俊、穿着考究的中年男人。他风度翩翩，做事谨慎——正如我见过的许多社交老手一样，他精明练达，彬彬有礼。在我还是最受他欣赏的研究生时，他太太黛博拉经常热情友好地招待我，但我那时就对她没什么好感。其实，在斯坦福的头几年，我常常想弄明白是什么让一个男人如此在乎礼节，是什么让他那么不屈不挠，坚持原则，抵制政治对大学课程与日俱增的影响——他那么有良知的人怎么会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呢？这个女人在外人面前就像个傻大姐，总是鲁莽无礼、“口无遮拦”，以此来哗众取宠。我还记得第一次受阿瑟之邀去和他们两人一起吃饭的那个晚上，几乎是黛博拉一个人在炫耀，“不懂礼貌”地说个没完。过后，我就在想，“他肯定是世界上最寂寞的男人。”第一次看到这位父亲般的教授的家庭生活时，二十三岁的我是多么痛苦啊！我也不再那么崇拜他了……没想到，第二天阿瑟还跟我说起他太太“敏锐的观察力”和“看问题一针见血”的“天赋”。此外，我还记得几年后的一个夜晚，阿瑟和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只是阿瑟在工作，我像往常一样在桌子前发呆。那时我和海伦的感情已陷入僵局，希望渺茫。对此，我无能为力，也毫无勇气去寻求解决办法。阿瑟那天看见我比平时还要木讷的表情，便走进来开导我，防止我这个痛苦至极的丈夫不想回家，而想出一些更疯狂的解决方法。他和我一直聊到凌晨三点。他再三提到我的论文写得很好。现在，重要的是回去再改改，准备出书。事实上，阿瑟那晚开导我的很多话与克林格医生对我说的关于我自己、我的工作还有海伦的话很像。在我将伤心事全盘托出时，我突然低下头，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觉得那样太糟了，”阿瑟说。“我们俩都这么觉得。不过，虽然我们很关心你，但我们一直觉得我们不该说什么。长久以来的经验让我们明白，朋友间应该是这样的，迟早是。但有时我还是想忠告你，别这么傻。我和黛比(26)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怎样才能引导你走出所有的不幸。想想你刚到这儿的样子，再看看你和她之间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我们不放心的了。可我什么也不能做，大卫，除非你主动来找我——但这不是你的做事风格。你总是和别人玩得很过火，不能再过火了，结果，你比很多人都孤独。我自己也有点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