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班时，阿瑟与我谈起了他的私生活，那是他第一次提起。那时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代沟，也没有职位高低之分。他二十几岁在明尼苏达州当讲师时，也曾和“一个神经质的、凶狠的女人”关系暧昧。他们好几次在众人面前吵架，让他丢尽脸面；她曾两次流产，让他精神上受尽折磨。他绝望至极，认为只有自杀才能摆脱困境和痛苦。他让我看他手上的一个小伤疤，是那个丧心病狂的小图书管理员吃早饭时用餐叉刺的……阿瑟受不了她，却又离不开她。阿瑟试图将他年轻时的不幸以及后来从不幸中走出来的经历与我的遭遇联系起来，给我以希望（和指导）。我只想说，“可是你怎么敢这么说呢？你现在拥有的这些是什么呢？黛比太庸俗了；她想方设法装出一副积极主动的样子；她不分场合地四处炫耀、口无遮拦；她对待周围的人喜怒无常，对待父亲凶狠恶毒。阿瑟，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这些行为虽然很放肆，但不会引起严重后果！但海伦——我的天哪，海伦比她好一百倍、一千倍……”当然，我还不至于愤怒得脱口说出“你妻子虚伪、肤浅，而我妻子诚实、聪明、迷人、漂亮、勇敢”这样的傻话——总归他特别宠爱妻子。而就在那晚，杀了妻子似乎更像是我的梦想。
阿瑟对妻子体贴、殷勤，这该让人可怜，还是该让人心生嫉妒呢？我以前的导师、现在的恩人是不是有点像个骗子，像个受虐狂呢？还是说他深爱着她呢？这个女人说话尖刻，忸怩作态，姿色平平，有什么好呢？可就是这种女人让他觉得挺有味道的，别样的女人反而让他觉得没味道。
“受韦兹控制的”(27)是我们学校的诗人拉尔夫·鲍姆加藤提出的诊断。“受韦兹控制的”或“受控于韦兹的”(28)这两个形容词都是从名词“韦兹”(29)派生出来的。“韦兹”这个不寻常的名词在鲍姆加藤的诗中随处可见，与“嘶嘶”和“慌慌张张”这两个词押尾韵(30)，与“毛茸茸”和“嗡嗡”这两个词关系密切(31)，意思当然是指女性的外阴。鲍姆加藤认为，世世代代的女人为磨去男人的阳刚之气，把他们驯得服服帖帖，规定什么言行是妥当的，那些俯首帖耳地遵守这些规矩的丈夫就是“受韦兹控制的”男人——这位未婚诗人认为阿瑟·舍恩布伦就属于这一类。当然，这位诗人明显还没被女人驯服。鲍姆加藤认为，他这个年轻的文学流氓在合同到期后没被续聘，是因为他坚决不肯表现出对异性的尊重——还因为他总体的性取向。我觉得他的分析是正确的。然而，哪怕他的行为被某些同事和他们的妻子蔑视，他照样肆无忌惮地告诉大家他喜欢什么、怎么喜欢。他觉得肆无忌惮地说话很有趣。“我在现代博物馆搭上了一个女孩，出门时正好遇上了你的朋友，凯普什。黛比把那个女孩推进女厕所，想从她嘴里探听我的最新情况。而阿瑟半开玩笑地问我认识丽塔有多久了。我告诉他我们才认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我说我们正打算走，因为博物馆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让我们自在地交流，从而增进了解。可我想，阿瑟看到她圆润诱人的屁股，心里会想什么呢？他不会告诉我的。相反，他让我懂得说话做事别那么损。”
毫无疑问，鲍姆加藤撒了一张大网来捕小鱼。我们俩走在曼哈顿街头时，如果身边有五十岁以下的女人或十五岁以上的女孩经过，他几乎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会想尽办法从她们身上寻找可以上前搭讪的话题，这对他至关重要。“哇噢，多好看的外套呀！”他露出洁白的牙齿，朝一位推婴儿车、身穿破皮草的年轻女子笑了笑。“哦，谢谢！”“我能问问这是什么料子做的吗？什么动物的皮？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外套。”“这件？是仿皮的。”“是吗？”没过几分钟，他不再那样惊讶不已了（这种惊讶的表情也不都是假装出来的）。他得知这个穿仿皮衣的年轻女子已离婚了，她带着三个很小的孩子，曾在两千英里外上大学，后来辍学了。我自觉地站在一边。他对我喊道：“你听到了吗，戴维？这是艾丽斯，艾丽斯出生在蒙大拿，但现在却在纽约推着婴儿车。”现在这位年轻母亲似乎和鲍姆加藤一样有些惊讶，惊叹自己仅仅在二十四年中就跋涉了这么长的距离。
鲍姆加藤告诉我，要想搞定陌生女人，千万别问她们要经过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不管答案多无聊，都要聚精会神地听她们回答。“你得记住你的詹姆斯(32)是如何说的，凯普什——‘戏剧化，戏剧化’。(33)要让那些人知道你对她们的身份、她们从哪儿来、她们的穿着很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特别重要。那就是将心比心。还有，千万别带讽刺的语气，知道吗？你的毛病是，你特别喜欢把事情弄复杂，结果把她们都吓跑了。我的经验是，大街上的普通女人不爱听讽刺的话，真的。讽刺的话让她们心里很不舒服，真的。她们需要有人关注。她们需要有人赞赏。老兄，她们肯定不愿意跟你比谁更聪明。把那些玄妙、含蓄都用到你的论文里去吧！走到大街上就得放得开。这就是大街的用处。”
到这所大学的前几个月，我发现教工大会上只要一提鲍姆加藤的名字，就有人说他们看见他就受不了。他们也非常乐意解释原因。黛比·舍恩布伦坚持认为，如果“咱们学校的下流坯”不怎么“胡闹”的话，他其实挺搞笑的——她和阿瑟最喜欢用“胡闹”这个词。对此我当然用不着说什么：我只要喝完饮料，然后动身回纽约就是了。“哦，他没那么坏，”我告诉她。“事实上，”我又说，“我挺欣赏他的。”“他有什么值得你‘欣赏’啊？”回家吧，凯普什。你该回那个空荡荡的公寓了；要在这场可以猜到结果的讨论和那个同性恋的公寓之间做出选择，你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哪个更好。“那他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呢？”我反问道。“从哪儿说起呢？”黛博拉问。“他瞧不起女人，这是一方面。他还残忍地玩弄女人，不知羞耻。他痛恨女人。”“可我觉得他挺喜欢女人的。”“大卫，你故意和我作对。你一点也不真诚，而且还有点敌意。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拉尔夫·鲍姆加藤很下流，他的诗也是这样。我这辈子从没读过那么没人性的东西。你自己去翻翻他写的第一本书，看看他喜不喜欢女人。”“我还没读过他写的东西呢，”我骗她。“但我们一起吃过几次午饭。就我目前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不该受到这么多谴责。黛博拉，或许人不一定如其文。”“噢，但他人如其文：卑鄙下流、自以为是、傲慢专横，而且很蠢。‘他这个人’还怎样呢？他走起路来蹑手蹑脚，穿着那几件军装，他那张脸——哦，他那张脸根本就不能称作脸，不是吗？他只有一双猥琐的小眼睛和那种瘆人的阴笑。真是怪了，怎么还会有女孩愿意接近他呢？”“他肯定有两下子。”“或者她们缺点什么。真的。你天生就有一种高雅的气质，而他从头到脚就是个吃腐肉的秃鹰！你为什么要和他扯上关系呢……”“我和他关系不错，”我耸耸肩说道，接着便放下饮料回家了。
没过多久，有人告诉我，黛比用她敏锐的观察力在我们的对话中发现了什么秘密。当然，我早该料到会如此，也许这是我罪有应得。唯一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会为此感到惊讶，真的——还有，我竟然会不堪一击。
看来在舍恩布伦家的一次晚宴上，女主人已向在座所有人宣布，鲍姆加藤成了大卫·凯普什的“知己”；在经历了一桩失败的婚姻和“丢人的”结局之后，大卫终于“要把报复女人的念头付诸实际了”。我在香港那丢人的结局——毒品、警察和别的丑事，还有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些丢人的花边新闻都被她抖了出来。她提醒大家引以为戒。一位在舍恩布伦家做客的好心人把这些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他没掺和到这个故事里去，他觉得这是在帮我。
于是我给黛博拉写了一封信。信是我先写给她的，也是因为我变得没完没了。
亲爱的黛比：
我听说在上周的晚宴上，你对我的私事妄加评论——也就是我的婚姻，我那些“丢人的事”，还有你所谓的我的“报复女人的念头”。我能不能问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呢？在餐桌上没几个人认识我，可为什么海伦和我就该成为众人谈论的话题呢？看在我和阿瑟过去是朋友、现在刚刚重归于好的分上，我希望你以后注意一点，别再对陌生人讲我的报复念头、揭开我丢人的伤疤。否则，我和阿瑟在一起时会不自在，当然，对你也一样。
真诚的
大卫
亲爱的大卫：
很抱歉，我在一些不认识你的人面前谈了你的私事，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在你面前告的密，我可能会跟他没完。下回可别指望我再邀请他到我家吃饭了！
为了减轻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想补充几点：第一，我只是顺带提到了你的名字——哎，你不是整个晚上谈论的焦点！第二，我觉得你完全有理由这么恨海伦；第三，把你对海伦的愤怒和一个像秃鹰一样玩弄女人的年轻男子联系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如果在你和他的友谊这一点上，你的看法与我不一样的话，我绝对不介意——我想你也不会介意的。
最后，有些关于海伦的话我可能没经大脑就对客人说了。这可能是因为以前在斯坦福时，她就很喜欢显摆，这你是知道的。所以，不管人多人少，她一直是人们谈话的焦点，包括你的朋友在内。阿瑟每次带你来我们家时，你也不忌讳和我们谈起她。
但是，亲爱的大卫，这事就到此为止吧。来和我们一起吃顿饭吧——这个星期五晚上怎样？来吧，你一个人来，或者你愿意的话，带上别人来也可以（不过那个西哥特人(34)除外）。如果你带个女孩来，我保证，你在的时候，我绝不会说你讨厌女人，一句也不会。
爱你的
黛比
另外：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查出是哪个嚼舌头的把我卖了。
亲爱的黛比：
我对你的答复并不满意。你似乎一点儿都没意识到，在谈论你所知道的我的那些事时，或者说谈论你以为你知道的我的那些事时，你的行为多么有失检点。当然，我的确告诉了阿瑟一些秘密，之后他又告诉了你，但这并不能作为原谅你过错的理由。知道为什么吗？我想不通你怎么会不明白婚姻至今仍是我的心头之痛。而当我得知曾经倾听我心中烦恼的人如今却像谈论肥皂剧一样谈论这件事时，我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
你写信的态度似乎只能让我的心情变得更糟，我根本无法接受你的邀请。
大卫
亲爱的大卫：
很抱歉你对我的回信并不满意。其实我是故意用轻率的语气写那封回信——你没把我的过错看得那么严重，我的语气与你的态度倒是挺适合的。
你真以为我是个泼妇，不把你搞臭不罢休，或是非要含沙射影地侵犯你的隐私吗？显然你就是这样想的。当然，这也太离谱了。不过事情并不是你想怎样就会变得怎样。
我在陌生人面前妄自议论你，对此我已向你道歉了，因为我知道我有时的确会犯这个毛病。我猜，传回到你耳朵里的都是些没经过思考的蠢话。我很清楚，我说的话一点也不过分，根本不会给你造成痛苦。记得以前你是怎样谈论自己和那些女人的吗——你学生时代的故事，还记得吗？我从没想到你会把自己看成完人。我承认，我从没觉得你在处理和女人的关系上做得有多完美，但我也从不认为那样就说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确实很欣赏你，而且像朋友一样关心你。
我要告诉你，如果只是因为你加州的那些朋友聊天时“一不小心”提到了你，你就对他们胡乱攻击，那我只能表示遗憾。他们并不是出于恶意或者怨恨才提到你，他们只不过是碰巧知道了你所经历的一切罢了。
你的来信让我对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恐怕超出了我想了解的范围。
黛比
亲爱的大卫：
黛比正在回复你的上一封信，但现在我觉得我有必要说几句。
我看到黛比已在努力弥补过失，就差在你面前磕头认错。其实在她看来，她当时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而且她已向你道歉。同时，她用开玩笑的语气告诉你，她的所作所为并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知道当时的情况，因此我同意她的说法。你上一封信确实让我大吃一惊，语气咄咄逼人，愤怒不已，还自以为是。比起让黛比深感内疚的行为这显然更伤人。对了，我不知道你觉得黛博拉说了你什么（要是有点证据的话，可能现在会派上用场），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不过就是餐桌上的谈话而已，只讲了几分钟，根本没诽谤你。我猜你可能也在不经意间说过她不少坏话，可能比这更严重（虽然可能不是对陌生人说的）。在我看来，朋友之间应该原谅彼此间偶然犯下的小错误。
真诚的
阿瑟
亲爱的阿瑟：
你不能自相矛盾啊！你说黛比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或用她的话说是“故意用轻率的语气……”，因为这种语气最能体现出她在这件让我烦心的事上的态度；可同时，你又说她在我面前“努力弥补过失，就差磕头认错”。我当然可以原谅黛比轻率的做法，这点我在第一封信里已说过。可她居然继续对这一切表现得那么愚钝、不屑一顾，我就觉得她的过失不仅仅是一个朋友的“偶然犯下的小错误”了。
大卫
亲爱的大卫：
我在犹豫要不要回你的上一封信，因为那封信几乎让我无语。你竟然会觉得黛博拉想伤害你，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黛博拉发现，在这些日子里，你对女人的态度十分恶劣；你为了这点小事发那么大的脾气，这恰恰印证了黛博拉的发现。你竟然察觉不到这一点，这也让我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与其继续和她争论不休，你干吗不能静下来想一想，你当初为什么拒绝接受她道歉呢？她都已经认错了——为什么你可以为了不断地抨击她所谓的不妥，不惜牺牲我们的友情呢？
除了和黛比离婚，让她穿着破衣烂衫到大街上去、把她赶出去，我真不知还能做些什么才能证明我希望我们之间能重新和好。我倒很希望听听你的建议。
真诚的
阿瑟
幸亏克林格给我支了一招，这一切才得以了结。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下一封给阿瑟的信里写什么。这封信的第二稿已经打了一半了。我打算说他现在想拿弗洛伊德圈套紧紧勒住我的脖子。他要我回两封信，提供“一点证据”（还用括号把这句话括起来），这种要求让我有些恼火。他以为我们什么关系？师生关系吗？我还是他的博士生吗？他还是我的论文导师吗？那些信又不是送去给他打分的！我才不在乎欠他多少人情呢——我不允许他们造我的谣！我也不会因为她肆无忌惮、神经兮兮地恶言诋毁而被诽谤和藐视！我也不会让海伦受到污蔑！“报复女人的念头”！这一切都让我受不了她！他干吗不让她穿着破衣烂衫、把她赶到大街上去呢？这个主意太棒了！他要是这么做，我会对他肃然起敬！这儿所有的人都会！
我发表完一通激愤的长篇大论，克林格说：“她说你的闲话——谁会在意呢？”
十一个字，但顿时令我倍感羞辱。是的，我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个神经兮兮的傻瓜。脾气这么臭！像以前一样，没有目标！没有重点！没有内涵——连个朋友都没有！只知道树敌结仇！给这对恩爱夫妇写那些愤怒的回信占用了我回到东部后写论文的全部时间。我本该把所有的精力、耐心和智慧都用来专心写论文。我整晚整晚地思考怎样使语言简洁、用什么语气，每封信都反复修改……而该写的那本有关契诃夫的书几乎完全扔在一边，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想象一下——一遍遍的草稿，都写了什么呢？什么都没写！哦，我不务正业，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医生！我躲开沃利的骚扰，和黛比争得不可开交，还像孩子依靠母亲一样离不开你——哦，怎样才能让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变得真正无关紧要呢？怎样才能不让它们占据我全部的生活呢？
奇怪的是，和舍恩布伦夫妇之间的矛盾反而增进了我和鲍姆加藤之间的友谊，我们之前的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些听过黛比议论我的人并没因为这关系对我的新生活说三道四，这一点也不奇怪。按医生的要求，我不再理会舍恩布伦的信——这些信充满了火药味，试图说服我，即便如此，每天早晨在开车去学校的高速公路上，我仍然觉得这些信很有意思。后来有天傍晚，我可能是一时冲动，在鲍姆加藤的办公室前停了下来，请他一起喝咖啡。之后的星期天晚上，我看完父亲回到住处，突然觉得寂寞难耐。如果给那种寂寞的程度打个分数的话，可能快接近一百分了——我父亲也同样寂寞。我用海伦留下的炖锅热了汤。关上火后，我给鲍姆加藤打电话，邀请他过来和我一起吃，那是我母亲做好并冷藏在冰箱里的最后一份菜。
不久，我们每周都会去百老汇一家离我们大家都不远的匈牙利小餐厅共进晚餐。我在纽约悼念婚姻中死去的自己的那几个月里（在我悼念真正的死者之前），常常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大喊。结果，出现的人不是沃利就是鲍姆加藤。但我渴望见到的那个人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因为她其实曾经来过：就在这儿，她曾经是我的，可现在再也不属于我。她离我而去，被我毁了，我的个性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她过不去，直到她无路可退——结果我的心碎了。是的，我想海伦了！我突然很想要海伦！现在看来，和她争吵的一切多么没意义，多么荒唐！她那么迷人，那么活泼，那么富有激情！她聪明、幽默、神秘——可这一切永远都属于过去了！哦，我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事情原本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还有可能的话，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另一个她呢？
于是——长大成人才十多年，我感觉已经用光了所有的机会；看着这个可怜的小搪瓷炖锅，我反思着过去。我感觉自己体验过的不单单是一次糟糕的婚姻，事实上，我体验了整个女性世界；我也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无法和任何人和睦相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在吃黄瓜色拉和肉馅卷心菜时（我告诉鲍姆加藤，味道还可以，不过与皇家匈牙利旅馆生意红火时的口味没法比。我说这话的口气与父亲没什么两样），我给他看了海伦的一张旧照片，在通过海关的护照上都看不到这么漂亮迷人的照片。这照片是从她的国际驾照上揭下来的。我最近才在一箱斯坦福的文件里发现的，夹在我做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讲座的讲稿里——它出现得太不是时候了。我带着海伦的照片去吃饭，一大半时间都在犹豫：要不要把照片从钱包里拿出来；或者在想：我为什么要拿出来。大约十天前，我把照片带到克林格办公室给他看。我想向他证明，也许我确实对某些事情的严重后果视而不见，但我绝没有对什么都视而不见。
我像个上交抄袭而来的论文的学生一样，忐忑不安地把照片递到桌子对面。“的确是个美女，”鲍姆加藤说。接着，我耐心地听着他说出的每一个字！“她就是个蜂王，真好，”他说。“是的，先生。她高高在上，被一群雄蜂簇拥着。”他盯着照片欣赏了很久。太久了！“我都嫉妒你了！”他告诉我。他说得不怎么客气，但道出了真实感受。
我想，至少他不会污蔑海伦，也不会污蔑我……不过我现在不愿继续说什么，也不愿在鲍姆加藤面前苦思冥想，为纯属我个人的隐私寻求什么解决办法。我已经决定心甘情愿地听克林格的话。所以，我怕万一他反对克林格的观点，我会拿不定主意，甚至会一下子退回到以前那种连起床都费劲的日子。我拿不定主意时仍然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我所接受的治疗几乎不能让我免受困扰；我还发现，我现在好像和黛比·舍恩布伦一样，觉得鲍姆加藤是个扫帚星——我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事实上，我真的很期待我们晚上能一起出去走走，真的很喜欢听他讲那些故事。他和海伦一样，讲起最要好的朋友时会兴奋不已，讲起反对的观点时会自信地驳斥——其实更确切地说，他是被这些观点逗乐了。然而，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和鲍姆加藤的友情越深，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不稳定，我们甚至有时会突然怀疑对方。
鲍姆加藤一家的故事是一部真正的血泪史。他父亲是个面包师傅，前不久凄凉地死在一家退伍军人管理医院的病房里——鲍姆加藤小时候，一家人过了多年的苦日子，一直没有起色。后来，他十多岁的时候，父亲抛弃了整个家（“他不该那么早就离开”）。他母亲在宾州火车站(35)附近的工厂里织了三十年手套。她在外怕老板、怕商店售货员，怕地铁站台和电车轨道；回到家又害怕走地下室的楼梯，不敢碰煤气炉、保险丝盒，连锤子和钉子都不敢碰。拉尔夫读大学时，她中风瘫痪了。后来，她住进了伍德赛德(36)的一家犹太福利院，整天盯着墙壁。每个周日上午，她的小儿子都会去看她——他脸上总是带着骄傲的笑容，胳膊下夹着一份《周日新闻》，手里拿着一个熟食店的小纸袋，里面装着她爱吃的百吉饼(37)。这个瘦弱的女人像麻袋一样瘫在椅子上。她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再也不用害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护士把鲍姆加藤领进病房，想让她开心开心。她轻快地说，“猜猜谁带好吃的来看您了，米尔德里德？您家的教授哦！”
鲍姆加藤要负担母亲的抚养费。这笔钱政府并不买单，所以他得用从大学里领到的薪水来支付。除此之外，他肩上还担着父亲的重任，需要照顾他姐姐。他姐姐住在新泽西州，有三个孩子。丈夫在那儿开了家干洗店，但生意并不好。鲍姆加藤舅舅管这三个孩子叫“傻瓜”；他说姐姐因为从小受到母亲的恐惧症和父亲的忧郁症影响，变得“失魂落魄”。鲍姆加藤说，她和我年龄相仿，只对一堆迷信的东西感兴趣，这些东西从早先的犹太小村子流传至今，从没变过。她外表和穿着都很古怪，还跟孩子的同学讲一些神神叨叨的故事，所以，在他们住的帕拉姆斯(38)新区里，人们称她为“吉卜赛女人”。
听完这个衰落的家族的顽强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我十分惊讶。我从没见鲍姆加藤写过只言片语来描述他不幸的家庭如何与众不同。虽然回想起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的成长经历令他作呕，但他却没丢下这个支离破碎的家不管。可我从没见他写过这是为什么。在两本诗集里，他对此只字不提。他二十四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厚着脸皮将它起名为《透视鲍姆加藤》。他最新的一部以多恩(39)艳情诗里的诗句命名，叫《后面，前面，上面，中间，下面(40)》。我如果不向舍恩布伦夫妇承认，那也必须向自己承认，把鲍姆加藤的作品当枕边书读了一个星期后，我长期以来对女人肉体的欲望差不多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甚至有些腻烦。不过，虽然我觉得他诗歌的主题或叙述方式比较狭隘，但他露骨地描写色情狂，细微地刻画恋物癖，不惜笔墨地描写傲慢的人，让我发现他这个人在创作时始终有种使命感，让我不得不感到好奇。不过刚开始时，我连看他吃东西的样子都会好奇——有时，看着他我会觉得不自在，可不看他同样会不自在。他拿出如此惊人的肌肉力量，用牙齿撕扯一块肉。难道真因为他身上那没被驯服的兽性吗？还是只因为别人都不反对，他就这么粗鲁地嚼着嘴里的食物呢？他第一次吃肉是在哪儿呢？在皇后区还是在山洞里呢？一天晚上，我看到鲍姆加藤在用牙齿从撒着面包屑的小牛排上剔下骨头上的肉。见此情景，我回到家后，从书架上取下卡夫卡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重读了一遍《饥饿艺术家》(41)的最后一段。这段文字描写的是人们将一头小美洲狮关进杂耍笼，替换在笼中饿死的专业节食表演艺术家的故事。“饲养员马上就会送来它爱吃的东西。失去自由对它似乎无所谓。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不仅长着锋利的爪子，而且似乎也带着自由；在它双颚里的某个地方，好像藏着……”
是的，在它强有力的双颚里藏着什么呢？也是自由吗？还是一个人曾经差点被活活扼杀的贪婪呢？他的双颚是这头高贵的美洲狮的，还是那个饿死鬼的呢？
我问他：“你怎么从没写过你的家庭呢，拉尔夫？”“他们？”他问，还用宽容的眼神看着我。“他们，”我说，“还有你。”“为什么？这样我就能在基督教青年会读给满满一屋子人听吗？哦，凯普什，”他虽然比我小五岁，但说话时总喜欢把我当成孩子，喜欢把我当成无可救药的老古板。“饶了我吧！别和我聊这个犹太家庭，也别和我聊它给我带来的伤痛。难道你有兴趣读别人家儿子、女儿、父亲、母亲相互逼疯的故事吗？大家写的都是爱恨情仇，一日三餐；还有人性、对尊严的苦苦追求；哦，还有善良美德。你没法撇开那些善良美德来写那种东西的。我听说最近刚出了一本研究犹太文学中善良美德的专著。我想哪一天哪位爱尔兰评论家写一本书谈谈乔伊斯(42)、叶芝(43)、辛格(44)作品中人物的友好关系。也希望能够读读范德比尔特大学哪位好老弟(45)写的一篇关于南方小说中好客主题的论文：《把这儿当成你家：福克纳短篇小说〈献给艾米莉的玫瑰〉(46)中的好客主题》。”
“我只是在想，这样是否会让你无法体会到其他的感受。”
他笑了。“让其他人去体会那些其他的感受吧，行吗？他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感受，也喜欢体会那些感受。但我对美德没什么兴趣，太无——聊了。”鲍姆加藤在两个字中间停顿了一下。这是他最爱用的词。“你看，”他说，“契诃夫读起来让我受不了，那个享有崇高地位的作家。他怎么就从没惹上过麻烦呢？你是权威。为什么永远都没人说安东(47)是禽兽，而说其他粗俗平庸的人是呢？”
“这样解读契诃夫太奇怪了。你要知道，你不能期望他会和塞利纳(48)一样，或是和热内(49)一样，或是和你一样。但也许你鲍姆加藤也不总是禽兽。听你讲起去帕拉姆斯或福利院的事时，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你听上去更像契诃夫。那个出身农奴家庭的作家(50)。”
“别说得这么肯定。而且，而且，干吗要费那么大劲把那种东西写下来呢？没人写过吗——不是写了一遍又一遍吗？他们还需要我也把大名刻在哭墙(51)上吗？我认为，书的价值在于作者指出自己的罪过——我写的书也是如此。不然干吗费老劲去写书呢？指出别人的罪过吗？那还是留给更有本事的人去干吧！你觉得呢？他们精心排演的那场‘意第绪语戏剧’叫做‘文学评论’。啊！那些高贵的中年犹太人，还有他们的反抗仪式和赎罪仪式！你有没有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的头版上读过这些呢？那些渴望和别的女人偷腥的男人，都像托尔斯泰老人一样，也写书创作！顺便提一下，他们同情底层人民、捍卫神圣的事业，这一切根本不会让他们花费一分钱！看，那些可怜的犹太人需要一个堕落的犹太蠢货替他们在公众面前赎罪——为什么不能有人替我赎罪呢？这蠢货把他们的老婆蒙在鼓里，让那些敏感的家伙和女朋友口交；他还能在《布兰迪斯音乐知识竞猜》(52)节目中连闯数关。我每年都会在报纸上读到权威人士给那些家伙颁发荣誉勋章，奖励他们的作品。美德，美德，谁有美德呢？这是继猖獗至极的迈耶·兰斯基(53)团伙之后，犹太社会又一罪大恶极的团伙。”
是的，他变得激动起来，根本没意识到他嗓门很大，也没发现他的手臂挥舞得像风车一样——在这番猛烈的抨击谩骂中他找到了些许满足感。他继续讲述着一位风流成性的“受人尊敬的教授”（鲍姆加藤说，这在曼哈顿是众人皆知的）。这位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综合性评论中把鲍姆加藤的第二部诗集批评得体无完肤。“没有‘内涵’，没有‘思想’，更糟的是，没有‘历史性眼光’。似乎这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和哪位研究生助教做爱时就会有历史性眼光！可要是别人与女人上床，舔女人带有腥味的那玩意儿，他就会说三道四，颇有微词。不，不，其实如果你真是个人文主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的话，那么你做事情时自然就会有历史性眼光！”
直到我们喝完茶、吃完果馅卷，他才结束了（当晚）对文学界和人文主义传统的伪善、虔诚和无——聊的深入分析（这些大都在评论他诗集的那些人和系里的其他同事身上有所表现）。然后，他换了种口气，开始谈论起他拿手的另一个领域。吃甜点时，他讲了一个故事。正如他讲过的许多令人惊喜的猎艳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勾起了我对昔日的美好回忆。事实上，听他不知羞耻地谈论各种满足感时，我有时会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份相似中有几分滑稽——也许吧。也许鲍姆加藤的感觉跟我一样，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俩都充满了好奇。我是个被锁在大牢里的鲍姆加藤，我被关在狗笼里，是个在克林格和舍恩布伦的影响下变得低三下四的鲍姆加藤——而他是个凯普什：嘴里吐着唾沫，伸出长长的舌头，挣脱了身上的链子四处疯跑。哦，这样一个凯普什。
我为什么要和他待在这儿？当然，当然是打发时间——与此同时，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在这个淫荡的鲍姆加藤面前，我是想轻微感染他这株“强力病毒”就获得终身免疫，还是希望将来再度感染呢？我最终是开始自我治疗了吗？还是已康复，只是做好了准备，想个法子拒绝医生和他无——聊的劝诫呢？
那个大个头的匈牙利女服务生穿着绒毡拖鞋，慢慢悠悠地走回厨房去给我们沏茶。“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说，眼睛还盯着她浑圆的屁股，“我正在马波罗书店淘书——”我脑中已经浮现出他在那儿淘书的情景；我看过他淘书的样子，至少有十几次了。鲍姆加藤：哈代吧？女孩：怎么了——是啊。鲍姆加藤：《德伯家的苔丝》(54)，你在那儿就拿到了这本书吗？女孩（看着书皮）：没错，是啊——“——我开始和这个脸蛋红扑扑的漂亮女孩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她去威斯特彻斯特(55)看望了家人，刚坐火车回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披着大衣的家伙隔着几张椅子坐在她前面，不停地回头看她，两只不安分的手还在外套底下自慰。我问她对他做了什么。‘你以为我做了什么吗？’她说。‘我碰巧和他对视了一眼。到了大中央车站(56)，我走到他面前说，“嘿，我觉得我们该认识认识，很高兴见到你。”’他却匆匆忙忙地跑出了车站，但这个女孩紧跟着他，想告诉这个家伙她是认真的——她喜欢他的长相，佩服他的勇气，他刚才的那个动作让她高兴极了。可她还没来得及说他一定会玩得很开心，这家伙就跳上一辆出租车消失了。不过，我们倒是很快就产生了好感，可以这么说。然后一起回了她的住处。她住在东河(57)边上高层公寓区里的一幢楼里。她带我游览了河边的风景，参观了放着各种烹调书的厨房。然后，她让我扒光她的衣服，把她绑在床上。打从我参加了童子军(58)三十五中队后，就再没摆弄过绳子，但这并没难倒我。凯普什，我用牙线绑住了她，十二码长的牙线——我遵照她的要求，把她四仰八叉地按在床上，捆住她的手脚。我用了四十五分钟。你真该听听那女孩发出的声音，也该看看她当时的样子，兴奋得不行。真是太爽了！这能让你更好地明白什么叫刺激。她让我从药箱里把兴奋剂拿出来。可那儿没有，都不见了。好像被她哪个朋友偷走了。我告诉她我家里还有些可卡因，如果她想要的话我就去拿。‘去，去拿，去拿，’她说。于是我就去了。但我从家里出来，下了楼，招了辆出租车准备回她家时，我才发现我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打死我都想不起来她住哪幢楼。凯普什，我当时傻了眼，”他边说边从桌对面伸过手来，用大拇指和食指夹起我盘子里的果馅卷碎屑，他军装的袖口蹭到了我的水杯，水杯倒在我膝盖上。不知为什么，鲍姆加藤总是穿着外套吃东西。也许杰西·詹姆斯(59)也是这样的。“哎呀天哪，”他叫了一声，眼睁睁地看着玻璃杯倒下，但这当然不是第一回了；其实，在他把餐桌当成食槽时，“哎呀天哪”这四个字可能是鲍姆加藤嘴里冒出次数最多的话。“对不起啊，”他说，“没事吧？”“会干的，”我说，“总会干的。接着说。你后来做什么了呢？”“我还能做什么啊？什么都做不了！我从这栋楼跑到那栋楼，在姓名地址目录上找她的名字。简是她的名，她好像讲过，所以只要看到一个‘J’开头的名字，我就发疯地摁对讲机。虽然有几次的对话听起来挺有希望，但我愣是没能找到她。保安过来了，问我在找什么。我告诉他我应该是走错单元了，我出去以后，他却跟着我到了门口的柱廊那儿，于是我在附近溜达了几分钟，抬头看看月亮，然后我就回家了。事后，我每天去学校时都会买份《纽约每日新闻》(60)。我关注了几个星期，想知道警察是否在颓废的东城(61)发现一具用牙线绑在床上的骷髅。不过最后我放弃了。但今年夏天我从第八大街一家电影院出来时，竟然在等候下一场电影的队伍里看到了这个女孩——相貌平平。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认出了我，脸上笑开了花，说，‘不错嘛，伙计。’”
我有点怀疑，但还是笑了。我问：“真有这事吗，嗯？”
“戴维，你只要走到大街上和别人打个招呼，什么都可能发生。”
接着，鲍姆加藤问女服务生能不能找个人教他匈牙利语。她是这个餐厅新来的员工，年纪有点大，微微有些发胖，像个农村妇女。鲍姆加藤决定要认识认识她。“你一个人住那儿吗，伊娃？”他拿到她的名字和号码后，找了个借口，走到餐厅尽头。那儿有个投币电话。为了记下伊娃的电话号码，他把衣服口袋里一大把纸片和信封都掏了出来，我看见那些纸上记着他白天碰到的其他女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他拿走了一个号码去打电话，剩下一小堆乱糟糟的私人信件。我闲来没事便盯着这堆信件。这么多信，上面都记录着他的生活！
我用指甲轻轻一拨，瞄到一封信的结尾，整齐地打印在淡黄色的厚信纸上。
……我帮你找了个十五岁的（实际上是十八岁，但已经发育成熟了，我保证你绝对看不出什么区别，不过找十五岁的女孩是要坐牢的）——她是个大二的学生，水灵灵的，不仅年轻，而且真的很漂亮。她很可爱，又特别懂事。我觉得她百分百能让你满意。我可是单枪匹马帮你找到她的。她叫若娜，下周我们一起吃午饭。我想你还记得曾经说过这种想法，如果你不是在开玩笑的话，我这次会和她商量这事的。我相信可以成功。下次在办公室时，请你给我个暗示，告诉我要不要和她商量。眼睛眨一下就是“要”，眨两下就是“不要”。我已经尽全力了——帮你拉皮条来满足你的欲望，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现在，请你让我去参加狂欢派对吧！如果你不同意，我能想到的只有两个合理的原因：第一，你本人也参加了那个派对——要是那样的话，我会自觉回避那些社交的，如果这样能让你满意；或者，第二，你担心有人会去“克里姆林宫”(62)的核心部门揭发你，如果是那样，请你把派对举办人的名字告诉我，我会说我是从别处听说的，而不是听你说的。否则，你为什么不能施舍一点你那（稍稍减弱的）同情心呢？（我在哪儿读到过，说人们曾说同情心是诗人的必备条件之一。）反正你又损失不了什么。你还可以帮助一位正在（迅速）衰老的未婚女子，给她暗淡的生活带来一束微弱的阳光。
好友
T
谁是“T”呢？我在想。在“克里姆林宫”？教务长助理还是学生健康中心主任？还有，谁是另一封信中的“L”呢？她把信的每一行字都划掉重写，写信用的毡头钢笔也快没墨了——她想从这位同情心稍稍减弱的诗人那儿得到什么呢？鲍姆加藤现在是不是在电话亭里耐心倾听“L”的请求呢？还是“M”或“N”或“O”或“P”的请求呢——？
拉尔夫，我想见你有什么不正常吗？这种想法很卑鄙吗？除非你能说服我，否则我拒绝为昨晚发生的事道歉。我有时会想，如果有个男人不逼迫我，不说服我，也不迷惑我，而我也喜欢他、尊重他，那么我只要和他坐在一起，就能离我在乎的那种真实更近。你给我的印象是你没有梦想；而我从小时常会想，自己有没有梦想。我不想和你上床。有时你像个扒光女人内裤的老手，就是这样。今后，我肯定不会再在晚上十点后主动去找你。我不过是想要而且需要找个和我没关系的人说说话，所以选择了你。当然，我承认，我是有点想和你在一起，我想躺在你怀里。但我同时又不断告诉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你的友谊和建议——还要和你保持距离。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承认你让我感动。但这也不等于说我觉得你一点也不蠢——
电话亭里，鲍姆加藤挂了电话。我就不再看他的“粉丝”来信了。我们付了钱给伊娃，鲍姆加藤也收拾好东西。他告诉我，今晚最好让他电话里的那个“朋友”一个人待着。于是我们一同直奔最近的图书大师书店，我或者他常常会拿五美元买上五本廉价处理的书，不过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抽时间去读。“让我们沉醉在阴道和书本里吧！”我这位密友在心中呐喊，在他的后面，前面，上面，中间，下面呐喊。
我本该什么都告诉这个心理医生。但有件事过了整整两个星期，在六次治疗结束后，我才告诉了他。那晚，没过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女中学生，她正在买英语课上要用的平装书。（鲍姆加藤：艾米丽(63)还是夏洛特(64)？女孩：夏洛特。鲍姆加藤：《维莱特》还是《简·爱》？女孩：第一本我从没听过。是《简·爱》。）她活泼机灵，见过世面，但还是被我们吓着了。她跟着我们回到鲍姆加藤的房间。在鲍姆加藤家的墨西哥地毯上，她被几摞他写的那两本色情诗集包围着。她在试镜，应聘杂志模特。那是我们的老板舍恩布伦夫妇正在西海岸筹划创办的一本色情图片杂志，杂志将被命名为《阴道》。“舍恩布伦夫妇，”他解释说，“受不了扭扭捏捏的人。”
这个高挑的红发女孩穿着流苏皮夹克和牛仔裤，在书店和我们聊天时，她直白地告诉我们，在摄像师面前脱衣服她绝对不会害羞——所以，在鲍姆加藤家，我们给了她一本丹麦杂志让她进入状态。
“你能做这个动作吗，温迪？”他急切地问道。她正坐在沙发上，一手翻着杂志，一手拿着芭斯罗缤(65)冰激凌蛋筒，鲍姆加藤这位完美的编剧在回来的路上忍不住要给她买。（“你最喜欢什么口味，温迪？自己挑，来个双色的吧！再加点糖屑，什么都来点儿吧！你呢，戴维？也来个双色巧克力蛋筒吗？”）她清了清嗓子，合上大腿上的杂志，把剩下的蛋筒一口咬掉，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说：“这对我来说有点过分了。”“那什么动作不过分呢？”他问道，“你告诉我就是了。”“可能和《花花公子》上差不多的那种吧，”她说。
接着，我们像队友一样互相配合，突破严防死守，一起把球运过中场线；我们像两个工人一样，你一锤我一锤，不紧不慢地把桩打进地里——像年少轻狂的我和波姬塔在欧洲大陆上的完美配合一样。我们成功了。我们唆使她脱去一件件外衣，摆出一连串挑逗姿势，最后她身上只剩下比基尼和靴子。她平躺在地上，看着我们这两双盯着她的眼睛。这个来自华盛顿欧文中学的十七岁高中生稍稍有些颤抖地说，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用不着商量，我和鲍姆加藤都明白，她的底线就是刷新那条底线。我向克林格老实交待了这件事——还强调说，我们没让她流一滴眼泪，也没向她施加任何暴力，没动她一根毫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