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 沙发, 我的人生（出版书）》
作者：[法]罗曼·莫内里
译者：吕俊君
内容简介：
主人公“那谁”（是的，他没有自己的名字）是个心情不好的年轻人—— 他受过法国高等教育的充分洗礼，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没去找工作，反而做起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宅在家里躺平，无所事事。
时间一长，父母把他踢出家门。他漂到巴黎，和另外三个大学同学合租。为了分担房租，他随便找了一份实习生的工作，但因为实在无法满足老板的特殊要求，他被开除了，重新过上了无所事事的死宅生活…… 他不明白为什么世界要运转得那么快。
人们仿佛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要去何方。而所有这些确定性都令他生厌，使他嫉妒。 他总被人说：“你这是在虚度生命，你会后悔的。” “那谁”从不反驳，只是在想：我没有虚度生命，只是在看着生命流逝，就像任何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我是一个心满意足的观众。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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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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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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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第一部分
1
世界末日的预言时有耳闻，却终究没有应验。毕业了，那种几乎每一位毕业生都能感受到的，高潮之后席卷而来的低潮，却对我无可奈何。我是怎么做到的？什么也不做。我没有目标，没有社交，也没有日程表，得过且过，如此而已。
几本书，一点愁，外加大量的音乐，就是我无所事事的日常。我半眯着眼，看时光一天天流逝。日历早就被束之高阁，“未来”“明天”这等唬人的词统统被我拒之门外。我停止了思考。我睡着了。
然后，命运想证明给我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到头的一天。妈妈看不惯我的生活方式——起床，然后期待着疲倦到可以再次入睡，所以恳求我去别处看看，看能不能找份工作。说到工作，我打过几份暑期工，但不知为什么，老板们无一例外，都不乐意看我白拿钱不干活。随他们去吧，说到底那是他们的生意。
好在我不是逐利之徒。我的货币单位是睡眠时长，月底，一结算进账，我俨然成了一位百万富翁。“人应该自食其力。”妈妈抗议道，言辞中带着愤懑。“但人不能扭曲天性。”我这么回复她。我就是个顽固的、名副其实的逍遥散人，二十五岁了还住在父母家里，可那又怎样呢？这可吓不倒我。在爸爸看来，我是个介于狗熊与游蛇之间的基因突变产物。他待我如待怪物。我在他眼里就不是个男人，只是个儿子，还是个不肖子。
现在，我孤身在外，行囊中唯有一张硕士文凭，拿来当枕头都嫌薄。没有收入，就得承认现实：我一个人活不了很久。我一无所有，勉强还算有个姓氏。我存在感极低，如同透明人，以至于没有人能记起我的名字。人们只能通过衣着、地理方位乃至犯蠢的程度来指代我，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称我为“那谁”。小时候，我是集体照上一张模糊的脸。长大一点，我就成了长着一脸粉刺、棱角不分明的少年。我可不会为此哀叹，我甘之如饴。我只求安静，而无名正是获取安静的无上法宝。再说了，我对别人也没兴趣。他们总提些我无法作答的问题：“你好吗？”“你是做什么的？”“你是谁？”这些问题令我作呕。我沉默以对，他们却一脸严肃，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一条游蛇，一个“那谁”，一个无赖……只要他们别来烦我，让我当什么都行。结果总是一样。世界是一片丛林，而我没有人猿泰山的强壮手臂。这就是人生，我不会自欺欺人。
没有未来，没有钱，我就这么出发了，脸上挂着蜥蜴面对虚无时展露的那种微笑。
2
妈妈以为踹我屁股就能驱赶我奋力前行，她可搞错了。我对前路一片茫然，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去哪儿都无所谓，能睡觉就好。大街上或是其他什么地方都一样。我对自己说：“正人君子心无挂碍。”我对着自由坠落的太阳微笑，沿着索恩河的一个个码头信步而行，踅摸一座能庇护我过夜的桥。我看过各式各样的桥，大的，小的，坚固牢靠的，破败不堪的，但没有一座让我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每隔一段就有醉酒流浪汉的马路上，我瞎逛了几个钟头，然后被迫认清了现实：如果头上没有屋顶为我挡住塌下来的天，我是无法度过黑夜的。
在我开始考虑翻墙撬锁溜回父母的家时，我突然想起可以打电话给斯特凡妮。她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个朋友，和所有人一样，她毕业后去了巴黎，与人合租。她多次诚邀我一起住，但出于性格原因，我拒绝了。
生活，我认为还是独自一人的好。自由自在、半梦半醒。在我看来，与他人合住与拉屎不关门一样怪异。可以不花钱待在父母家的话，为什么要交房租呢？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没得选。合租的机会来得正是时候。
3
我下了火车，踏上未知之地。我久闻巴黎的大名，但也只是闻名而已。首都派出了一个迎新团来迎接我，他们的窃窃私语令我头昏脑涨。我怀念起那位难得、忠实的好友——沉默，走进了噪声为王的地下世界。在通往巴士底狱站的地铁上，一个手风琴手挎着他唯一的凶器，处决了《我的圣约翰情人》，脸上挂着刽子手行刑时的残忍微笑。四周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目睹音乐的死亡，我的看法是他们都没有心。我刚戴起iPod的耳机避难，一个阴影便笼罩过来。是那位手风琴手。他保持着微笑咕哝了一句什么，嘴里的一千颗牙齿熠熠生辉。我像往常那样，做出听不懂的表情并向他微笑，只盼他能拿那把“声波毁灭武器”瞄准别人，而不是杵在我鼻子底下，但是没奏效。
他打手势示意我摘下耳机，用更大的声音说：
“给淫乐一枚硬币？”2
我一时间不知所措，只顾思考如何才能最有礼貌地向他表明我对其艺术水准的质疑，但终究没有勇气，也没有合适的话术，于是我耸了耸肩。我认为这就够了，但是他瞪了我一眼，愤怒地转过身去，嘴里咕哝着说我是个臭傻蛋。
车门开了，他在车门关闭的前一刻跳出地铁，临走还不忘表达愤怒，将一口怒气之痰吐在离我脚尖几厘米远之处。之后的旅程里，我的视线都无法从脚前挪开，那只淌着汁水的牡蛎仿佛有了生命，不断朝我的脚爬。
我心想，这座城市的欢迎方式还挺别致。
4
那栋公寓又会怎样迎接我呢？我心知自己就像一根掉进了汤里的头发——不合时宜。未来的三个室友里，我只认识斯特凡妮，至于布鲁诺和瓦莱丽，倒是在校园里碰见过一两回，但是关系仅止于客气地打招呼。近屋情怯，我的心脏随着电梯爬升楼层的节奏打鼓。未来公寓的大门就在走廊拐角处，我等了几分钟才终于敲响了它。
斯特凡妮扑上来拥抱我，俨然把我当成了预示好消息的弥赛亚。我真想如东方三博士4般报之以成堆的礼物，可惜我的行李只有一把牙刷，外加一个小U盘。她不以为意，蹦蹦跳跳地把我引进客厅，没等我张口就给我倒了一杯番石榴汁，然后欣喜地通知我：我到自己家了。
不过，她又有点难为情地说，我得和布鲁诺一起睡客厅。我笑着，甚至带着感激之色接受了。这对我来说压根不成问题。有一个屋顶已经很不错了，四面墙可以晚点再说。
她松了一口气，拉起一道帘子把房间一分为二，操起活泼的播音员口吻向我宣布：
“这，就是你的房间啦！”
5
斯特凡妮是个能令落地灯的光芒都黯然失色的漂亮姑娘，惯于以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虏获人心。她是那种残忍的女人，喜欢用舌尖品味自己的诱惑之力。她心知自己能激起男孩什么样的反应，却不把人家对她的感情当一回事。她调笑，她魅惑，她仗色欺人，却极少真的去享受胜利的果实。裙下之臣好比玻璃柜里摆设的战利品，她漫不经心地瞥他们一眼，随即扭过身，走向尚待征服的新领地。她是破碎之心的收藏家，使人晕头转向，我却偏偏能幸免，大概是因为我肩膀上面空荡荡的，没有头可晕，所以能对她的魅力免疫吧。我们是朋友，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一丝含混之处。我俩第一次见面时，她问我几点了，我告诉她一个大概的时间，然后我们发现彼此挺谈得来，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或许我从不动心的姿态反倒惹得她另眼相看，我说不准，反正她一直很尊重我。
“你不像其他人，”她曾经说，“你和任何人都不一样。”
斯特凡妮的鼓励之语在我听来就像天气预报员机械地说“明天天气晴”一样，不必放在心上。我和她正好相反，我对成功什么的丝毫不感兴趣。我上学只是为了延后进入社会，不求收获什么。而她呢，目光中永远透露着自信之人才有的从容。她深信一件事，即她会成为一位不凡的大人物。那只是时间问题。斯特凡妮容易让人联想起那种漫不经心地翻看奢侈品目录的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一下子得到所有的好东西，但也从不怀疑未来之神会把它们放在托盘上呈给她。
我在简易的接风宴上再次见到了瓦莱丽和布鲁诺，我们中间放着一盘用瓶装番茄酱拌成的意大利面。席间我对他们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往轻里说，瓦莱丽采取与斯特凡妮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瓦莱丽是在遮光板的阴影下进化的，她在斯特凡妮羽翼的庇护下亦步亦趋地走完了整个学生时代。她性格柔顺如面团，乐于跟在别人后头走，走时还要低着头、贴着墙，免得人家注意到她——她做得很成功。然而，大学一毕业，她就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她按照专业文凭的箭头所指，进入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行业，周遭都是与她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她在一家大型企业的公共关系管理部门工作，边干边吐了几个星期，最后才终于放弃，决定重新选择方向。在父母的压力下，她进了一所商学院学习。为什么？她也不知道。瓦莱丽和我一样，拥有让人过目就忘的能力。按说这种性格上的相近应该让我们彼此靠近才是，但事实恰恰相反，她一在场，我就不自在。
布鲁诺梦想成为体育记者。他痴迷足球、篮球、弹力牵引球以及一切与体育沾边的东西，他每天都窝在沙发里拿着遥控器，挨个频道搜索比赛直播。任何比赛都可以耗去他大把时光——斯特凡妮不在的时候尤其如此。我看得出，他并非对斯特凡妮的魅力无动于衷，但这不关我的事。
从明天起，我要利用闲暇时间，开启新的状态。一段新生即将开始。什么样的新生呢？我不知道，但愿是美好又轻松的新生。怀着这样的期望，我安然入睡了。
6
我属于“不稳定的一代”，早就明白了毕业后立即找工作不啻不带降落伞跳飞机，太急于求成了，反倒会出问题。就业市场上的年轻毕业生成千上万，那些企业自然会对像我这样的人说：“好好做你的实习生吧，别说话。”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就是以他们为基石骄傲地发展起来的，看来奴隶制前景可期。有些人到了我的年纪仍然相信圣诞老人，我和他们一样，得给自己找一套理由。眼下找正经工作是行不通的。我倒也不是不能找个糊口的活儿，比如在平价服装店里叠毛衣啦，卖巨无霸汉堡包啦，可是，我好歹也受过高等教育啊！
我选择做实习生并假装那是成为正式员工的跳板——虽然明知它不是。被聘去做什么呢？我毫无头绪。我就像跟着游行队伍溜达似的完成了学业，一路被人群推着走，压根没认真想过毕业后要做什么，这令我咨询过的多位职业规划师都头疼不已。
“搞什么！就没有一个职业让你感兴趣？”
“没有。”
“你总该有个爱好或嗜好什么的吧？！”
“我很爱睡觉。”
“没别的了？”
“我还爱吃面。”
我到底还是没有什么职业规划，胡乱回应了一则招聘启事。一家音像制作公司需要一位助理编辑来汇编新闻并撰写主持人手卡。我不是那种轻易被打动的人，但这个职位的头衔着实让我两眼放光。尽管我此前从未渴望过在电视台工作，但成为圈内人、艺术家，过上波希米亚式生活的画面说服了我。斯特凡妮也很看好这份工作。
“这是你人生中的大机遇，”她说，“冲啊！”
他们都没看简历就录取了我，这做派稍显怪异，但我把这当成信任的信号。也许他们看出了我那件印着“比零还少”的T恤下所蕴藏的斯特凡妮所说的“潜力”吧。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算是有一只脚踏进演艺界了。我想故作淡然，但还是从矜持的身体内感受到了一种悸动。哪怕我的月薪都没超过三百欧元，我也毫不介意。诚然，这不是一条致富之路，但加上住房补贴，这份收入足以支付房租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只是还有实习生保障的问题。我知道不少人实习期满后没有着落，除了吃个受骗的教训外一无所获。面试那天，我对雇主说出了我的顾虑，他大笑着回答：
“不用担心。这份工作对你的职业生涯大有益处，等着看吧！”
也就是说，我得放弃午休，削减睡眠，每天工作十小时，周末不休，去换得一份微薄的工资。但据我的上司说，这就是“光荣的代价”。我倒是没想过能得到“光荣的代价”那种了不起的玩意儿，但还是信了他的话。他们说，唯有牺牲当下才能铸造金色未来。我本人是没什么抱负的，但这也不打紧，我又不反对别人有抱负。
7
签署实习协议时我满心欢喜，但这欢喜不久就消散在一片疑云之中。别人指派给我的一份又一份活计令我不禁心生疑窦：做这些事，难道不是在瞎忙活吗？原本许诺的编写工作被不断推迟到第二天。收发信件、搬运杂物、复印文件，我简直成了啥都干的勤杂工。录制节目的舞台上，我只有打扫的份儿。我一遍遍重复着“对职业生涯大有益处”，心里却不太相信了。我实在看不出来刷马桶将如何助力我的职业发展，只好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件事。斯特凡妮鼓励我不要放弃，还信誓旦旦地说从米歇尔·德鲁克到蒂埃里·阿迪森，绝大部分的电视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她列举的这些我并不崇拜的榜样令我发笑：
“你说得对，我应该坚持到底不换台。”
她没有听出我话里的讽刺意味，这样更好。她的热情让人觉得挺愉悦的，让她失望的话我难免自责。况且，我把找到新工作的消息告诉妈妈后，她几乎表示以我为傲，这可是好久好久都没有发生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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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行业临时工的身份听起来很无聊，却对斯特凡妮不乏吸引力。她是一只敏感的蝴蝶，人造的光线就足以把她吸引过来。这个外省女孩把上电视看作终极成就，所以对名人始终抱有无限幻想。她读过《浮生如梦》，却完全没有品出作者的讽刺。在她看来，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地位或外貌来评判一个人的重要程度，而应该根据其知名度。她认为名气与智慧、慷慨相仿，是一种品质。巴尔扎克会喜欢她的。
演艺界好似一个仙境，她梦游其中，在文化和红毯的大锅炖中遨游。我并不算是演艺界的一分子，但也算有点接近了，我那少得可怜的业内经历让她着迷不已。
于是，晚餐变成了无休止的盘问。我做什么、我见过谁，我日间的一切她都想知道。布鲁诺在一旁低着头暗自吃醋，握紧拳头等待着一个他更能掌握话语权的主题，例如齐达内的情况或托尼·帕克的三分球。瓦莱丽则对此无动于衷，甘心融入背景，心不在焉地喝汤。一天晚上，当我爆料说我亲手给克劳德·勒鲁什递了一杯橙汁后，斯特凡妮表现出异常的钦佩和兴奋（“等等，你的意思是你碰到了他的手？！”），布鲁诺则告诉我他没觉得我的故事有什么意思。那晚，灯光一熄灭，他的声音就从帘子后传过来：
“你这套把戏，我看得一清二楚。”
他确信我是他必须当心的情敌，视我为威胁。
“我警告你，德拉吕，我先来的。所以，我管你演艺界不演艺界，斯特凡妮是我的！”
9
我没有事业上的进取心。再说了，我干的活儿也不能催人进取。说好的编辑业务连影儿都没有，我一直被呼来唤去，擦完地板就复印文件。或许我该学习周围其他实习生，垂着头，暗自制订目标、磨利爪牙，直到磨得光可鉴人，在木地板上反光……但我觉得混日子也挺好。在走廊里来回逛，等人派活儿，只不过等来的通常是“让开点”或“一边儿去”。与其勉强自己，还不如贴着墙根溜走。我逃进我的小角落，躲开现实世界，为自己幻想出一种摇滚巨星般的生活。在强大想象力的驱动下，整日陪伴我的扫帚变成了麦克风，归我擦洗的盥洗室成了录音室。闭上双眼，我就不再是实习生，而是偶像明星。我先后做过约翰·列侬、史蒂芬·马克姆斯、乔纳森·里奇曼。我兼具哈利·尼尔森的散漫风度和辛纳屈的高级格调。我堪比“王子”尼尔森，唱罢转身。我是迈克尔·杰克逊，白手套、太空步、迷乱尖叫、《比利·简》。我在人们的脸蛋、屁股、胸脯上签名。所到之处皆留下我的印迹，我买下凯旋门，我乘潜水艇出行，我高坐云端，我生活在美梦里，无比幸福。不幸的是，总有那么一个不可避免的残忍时刻——那群粗鲁工作人员中的某一位猛拍我后背，催我赶紧清理舞台，还冲着后台嚷嚷：
“该死！魂儿都丢了，这家伙想什么呢？”
10
我的职业发展前景就像恶作剧商店里的一层层货架——堆满了臭气弹、放屁垫、瘙痒粉。打扫了三个月的舞台、卫生间、打印机和大楼里一切可称作不动产的东西之后，领导居然提拔我去做三明治和冲咖啡了。
在绝望的死胡同尽头，我靠想着室友们的现状自我安慰。斯特凡妮也是实习生，入职时说的是做文学评论工作，实际干的是接电话的活儿。聘用她的那家行距网堪称实习工厂，自诩为在线报刊业的潜力股，却没有现金收益，于是只好在荣耀到来之前剥削有情怀的年轻毕业生，提供的酬劳是成堆的图书，上面打着“赠阅”的钢印，想转卖都卖不出手。看来网络文学的收益也是虚拟的。至于布鲁诺，他不仅失业，还患有持续性偏头痛，痛得他整日迷迷瞪瞪的。体育报刊只肯提供实习机会，而他不肯接受，竟然妄想一步登天，直接被正式聘用。瓦莱丽则关在屋子里备考，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话说回来，我真不知道她这个人有什么梦想。我在大学里只跟她说过一次话。一次期末考试，我让她把卷子给我抄一抄，她说“没门儿”。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把她认作一个没用的人，就算我搬进来和她成了室友，我的看法也没有任何改变。我们是陌路人。
她是富家女，金钱就像是一张舒适的弹簧床垫，对她来说从来不是问题。她居然成了斯特凡妮最要好的朋友，我至今搞不懂其中的缘由。二元并立却又对立，对照之下，彼此的差别只会更加明显：一个美丽动人，一个平平无奇；一个颠倒众生，一个招徕蟑螂——清纯女的假面之下其实藏着一个邋遢鬼。瓦莱丽从来不知道洗碗、清理下水道、做家务、搞清洁意味着什么。有她在，生活不至于更加艰辛，但绝对会更加恶心。
她偶尔也有笑脸，但更爱无病呻吟。她唯一的消遣就是哀叹，每天乐此不疲的游戏就是分发棍棒让人家打击她。她是灵魂的殉道者，就爱弯下脊梁。人家跟她说：“早上好！”她的回应是：“我真的什么都不是，对不对？”一开始还有人跟她争论，说怎么会呢，但架不住她的持之以恒，最后再也争论不起来了。我都不知道是否该为她的说服力喝彩，因为到头来无论多么坚定的怀疑论者都会被她说服。
所以在我眼里，瓦莱丽是斯特凡妮的朋友，仅此而已，没什么别的看法了。有一天，只有我们俩在客厅里，她冷不丁丢给我一句话：“我感觉你不喜欢我。”
我想不出什么有智慧、有礼貌又不涉及人身攻击的好话，只好冷冷地说：
“别往心里去。我只是不怎么喜欢人类。”
11
闹钟每天早晨都如铁锤般敲打我，我不得不想出些理由来催自己起床，这时候我会犯恶心，惊慌失措，眯着眼寻找这恶心的来源，却找不到。我喉咙干涩，脑袋昏沉，肚子空荡荡。我是一个没有设定目标的机器人。有一天晚上，我担心明早又要照例面对起床的痛苦，终于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了。我必须填补这空虚，必须谈个恋爱了。我不知道谈恋爱都有哪些步骤，但想来应该不会太复杂，毕竟几乎所有人都会谈恋爱，凭什么我不行？说到底，谈不谈恋爱只是看有没有动机罢了。
次日，我去上班时怀着全新的激情。我无须海选心上人，因为别人已经替我筛过一遍了。剥削我的这家公司蛮有良心的，每天都安排了那么多女孩在我身边，而她们无一不是大自然的高端造物，长相、身材都符合上电视的标准。我只需选择那个有机会讨得我欢心的姑娘就好了。
我最终选中了达芙内。她生着一张松鼠似的小脸蛋主持一档早间音乐节目。她不是最漂亮的，但正好在我的狩猎范围之内。我可以跟她聊美国乐队“The Shins”，送她一张《橘子郡男孩》风格的混编音乐专辑，还可以请她去听便利之王乐队的音乐会，但首先得让她别再把我当成一件家具，因为据我所知，还不曾有女孩爱上过衣帽架。于是我尽我所能让她注意到我。
我每天都在她办公室外面的走廊晃悠，期盼着能与她擦肩而过，获得美人的青睐。我为她开门，给她让路，贪婪地盯着她看，然而一切都是白搭。她是上电视的，而我是实习生，只是个实习生，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她根本看不见我。结论是，只有走到镜子里，我才有可能进入她的视野。真巧，我刚打算放弃，机会便随之而至。一个制作导演为当天晚上要拍摄的节目找人充当观众，看到我后喊道：
“喂！你，实习生！你能上电视吗？我缺几个托儿！”
我没有抬眼看她，仍然看着打印机（我的办公桌），心里琢磨着，这是命运之神出手了吧。难道布鲁诺说对了，真的有上帝？我咬紧嘴唇，拦住不让那句兴奋的“当然了！”脱口而出，然后耸耸肩，说：
“嗯，上就上呗。”
“很好，”她大声喊道，“你要做的就是准点儿到，提一个事先给你的问题。”
我丧失了理智，条件反射式地自我庆祝，把嘴唇压在扫描仪上，把我的笑复印了一式三份——爱情和光荣在同一天与我相约，这一刻值得被永久铭记。
12
我早早到了。这个节目模仿的是美国的《演员工作室》 ，就是让演员在戏外、在观众面前被问东问西。扫兴的是海报上是一个二流女演员，我对她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忍了。我要上电视了，我要走出阴影了，达芙内要看到我了。
上一场表演结束，制作导演的喊声响起：
“那个实习生呢？”
我艰难起身，说那个实习生在这儿，然后走下通往拍摄场地的一级级台阶。制作导演抓着我的肩膀，把我引到第一排，按着我坐下，同时往我手里塞了一张折起来的字条。
“千万不要照着念。要上镜了，自然点。你有五分钟时间准备。好好表现。”
我用颤抖的手打开字条，上面是我的问题：您是靠裸体镜头成名的，您承认自己是靠和人上床成功的吗？
一阵恶心。我想站起来抗议，但舞台负责人命令我闭嘴：
“安静，开机了！”
我机械地坐回去，手在口袋里揉搓那张字条，又一次次把它取出来，向天祈祷是我看花眼了。遗憾的是，问题始终没变。
那个制作导演从后台向我用力地比手画脚，意思是下一个该我上场了。我又迅速瞥了一眼那个躲不掉的问题，耳朵里听见主持人说：
“我猜有一位年轻人要向您提一个淘气的问题……”
不知怎么，麦克风就到我手里了，摄影机的灯光晃瞎了我的眼。我听到主持人拿我的腼腆打趣，女演员感慨我真年轻。呼吸停滞了。我豁出去了，张开嘴，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寂静。我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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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和所有的第一次一样，我的电视首秀不是什么光彩的回忆。本该让我成为“一刻钟名人”的露脸却只让我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其间只有主持人的刺耳笑声。女演员又趁我插话未遂，扯了两句她最挂念的聋哑人慈善事业。然后，摄影机移远了，没有一声谢谢，没有告别，甚至没有一句救场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发现那场事故并非完全是滑铁卢，一祸换来一福。我那孤独症患者般的荧幕形象诚然妨碍了我假装高阶层人士并以此引诱达芙内，却也让我达成了所有实习生求而不得的愿望：我出名了。我不再是“那谁”或“那个实习生”，我成了“那个哑巴”。在走廊里，大家都向我展露出同情的笑脸。我还收到行政主管的一封邮件，说我有权领取一笔残疾人津贴。制作人把我叫到办公室，称赞我给“像我这样的人”传递了正能量。制作导演甚至为她对待我的粗暴态度道歉。我终于成了所有人眼中的一个人物。和我期望的并不完全一致，但管他呢，残疾与否不重要，有存在感就够了。我不哑，但如果大家都期待我哑，那我也可以装哑。这个角色很适合我。
不用担心会演砸，人家跟我说话，我红一下脸即可，我腼腆嘛。一天，我的巅峰时刻来临——达芙内主动找我说话了。我正站在打印机旁，脑子里哼着赶时髦乐队的《享受宁静》，忽然我俩四目相交，她笑了，我脸红了。她说：
“你好，哑巴。很抱歉打扰你无比重要的工作，但是没咖啡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如果你连那个该死的咖啡机里有没有咖啡都不看着点，那你到底还有什么用？”
我大可告诉她，她太无情了，但她的美貌是挡箭牌，让我不忍心责备她；我大可念一首诗歌颂她的耳垂，或者歌唱她那毛茸茸小动物般的微笑，它让我有爬树的冲动；我大可对她说很多东西，美的、好的、温柔的、充实的、甜蜜的，但我没那份心了。我失望了。
而且，为了不揭穿我不是哑巴，我让自己彻底失音了，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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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没有让我疯狂，却有能力让我失语。于是我放弃了恋爱的打算——太危险了。我一言不发地度过一个个工作日。人们继续把我当哑巴，我既不难过也不欢喜，只要不来烦我，我就别无所求。白天少说的话到晚上就补回来，我喜欢上了和布鲁诺谈论人生的意义——缺什么就聊什么嘛。我们俩不是世上最好的朋友，但至少对着电视有话可聊。频道换来换去，没一个看得下去的，女主持人靠袒胸露背补偿观众，那么布鲁诺和我就讨论浪漫主义和胸部大小。谈话往往卡在理想女孩的话题上，我们俩一致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不一致。布鲁诺喜欢高挑结实的，例如斯特凡妮，我则偏爱娇小调皮的。打个极端一点的比方，我喜欢松鼠体形的女孩，而他喜欢马形的。这个分歧导致对话没完没了且逐渐导向冲突。
“松鼠凭什么就比小马优越了？”
“松鼠狡猾啊，它们灵巧，还会爬树。”
“有许多书整本专门讲小马。”
“松鼠是银行的吉祥物！”
“松鼠没有胸啊。”布鲁诺哀叹。
“小马也没有啊！”
“小马可以骑。”
“松鼠也可以。”
“胡扯。”
“笨蛋。”
这类哲学讨论除了提醒我们对哲学一无所知之外，另一桩用处就是惹我生气，因为我总是说不过他。愤怒之下，我换了台，看看别处有没有乐子，但布鲁诺以狂吼的方式让我恢复理智：
“嘿，把那个节目给我换回来！”
浪漫主义有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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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妮再没有比“向上爬”更大的爱好了。她刚开始只是个接电话的实习生，后来却一步步爬上了写文学评论的位子。哪怕她事实上几乎是纯义务地替这家没有人看的网站写文学评论，她也不介意。重要的是头衔。凭着个人魅力和灿烂的笑容，斯特凡妮甚至采访到了一些有名的作者，从而实现了她的梦想——直呼名人的名字。一天，布鲁诺和我正在看午夜的无聊电视节目，斯特凡妮回来了。她跳上来拥抱我们，面颊潮红，口里一连声地欢呼。她说她和一位龚古尔奖得主在饭店度过了一晚。那位作家被她的问题——想必还有她的外貌打动了，邀请她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喝一杯，而他的朋友们一看就都是名人。
“你们明白了吗？”
“哼。”
“龚古尔奖得主，那可是世界闻名的！”
“在这里可没名。”
我示意她让我安安静静地看电视，布鲁诺倒对她的话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仿佛接住了飞来的球，开始恭喜她，说看到她这么高兴他也跟着开心，一直陪她回到房间，以期得到一个吻，然而最后什么也没得到。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坐垫上，喉咙间发出一声叹息，听起来像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布鲁诺再迟钝也该察觉到了，斯特凡妮明显在躲着他。我也发现了，但什么也不敢说。Belle & Sebastian乐队的乐曲和苦恼的情绪笼罩着客厅。我起身去睡觉了。灯熄灭后，我隐约听到一些声响，像是啜泣。
16
工作上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分配给我的所谓临时性任务眼看就成了无限期的，我唯一与编辑沾边的工作就是看管采购册子。“尴尬的电视首秀”翻篇以后，我重新变回了透明人。我试图劝自己相信这是好事，成了家具中的一员也不错，但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没有人会为了找乐子推撞家具，人们尊重家具。我已经到达一定境界，开始羡慕起五斗橱和茶几的生活了。就在这时，一次自尊之气的大爆发使我闯下了难以预想的大祸。
那天早晨，我一起床就诸事不顺。镜子里的脸难看得让我直想大呼“退货”，后来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我先是扯断了一根鞋带，继而错过了一班地铁，在大街上冲一个漂亮女孩微笑而她问我有什么毛病。到了人家敷衍给我的那打印机后面的所谓工位时，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谁跟我开口我就要撕烂他的嘴。那时的我已经不是我了，我是金刚狼。所以，当一副魔女库伊拉嘴脸的制作导演嫌楼梯台阶的亮度不合她的品位，要我去擦的时候，我告诉她滚到一个凉快地方待着去吧。我的回答就像一记上勾拳打在她的肝上。
“什么？你说什么？等会儿，我是听错了吧！”
“我说的是‘不，这不是我的工作’。我可不是为这种活儿签的实习协议。我受够了干这些烂事儿，我又不是你的奴才，你差不多得了。”
“库伊拉”紧锁眉头，想用眼神枪毙我。
“我说，你什么时候不哑巴了？”
“不想再当哑巴的时候。”
她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转身叫几个技术人员来做证：
“你们听见这个小崽子说什么了吗？先是骗我，然后顶撞我。这是几个意思？你当自己是谁？嗯？你凭什么？”
我回答说就凭我想这么做，又说轮不到她这样的老巫婆来教我做事。
制作导演噎了一下，好似咽下去一块口香糖。她盯着我的眼睛说：
“你知道我可以随时炒你鱿鱼吧？”
“我不这么认为。您忘了我是个实习生。”
她张开嘴，思索着可以吐出来的尖酸话，然后又闭上了。她愤怒的双眼从她的手机扫到我脏兮兮的手上，嘟囔道这事儿没完，鞋跟一拧，大喊她受够了该死的职场废物。
17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我被叫到制片人的办公室。这个人如同匈人王阿提拉一般吓人，大家提起他的名字都要放低声音，唯恐无端引起他的雷霆之怒。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在私下里流传，但可信度堪疑，否则与他相比，哥斯拉都像龟仙人一般和蔼可亲了。据说，他曾把一个胆敢向他提出加薪请求的员工从办公室窗子扔了出去，而他的办公室在四楼。我没指望这个恶魔会给我好果子吃。咆哮、动手、伤痛，一切皆有可能。
我已经准备好被辞退了，反正那是我应得的结果，但迎接我的微笑告诉我，情况好像和预想的不是一回事。制片人请我坐下，还问我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谢谢。”
“我听说你还挺有个性的？”
我感觉到红晕上脸。我磕磕巴巴地说我可不是为了展示个性才来做这份工作的，但他没让我说完。
“别装了，少来这些假谦虚。他们已经告诉我你的所作所为了。很好啊，这证明你有种，而且，你猜怎么着？”
“我猜不到。”
“我就喜欢有种的人。”
“啊？”
制片人点点头，起身，绕办公室走了一圈，最后在我身后站定。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然后开始给我……怎么看都像是按摩。
“我身边有太多没种的软蛋，说出来你都不信。投机的、虚伪的、无能的，哎呀，要多少有多少。但你这样的，少见。你很珍贵。”
我在脑子里过着这一系列把我从“透明”变成“珍贵”的事件。制片人的手提醒我这不是梦，它打着友情按摩的幌子，几乎捏碎了我的肩胛骨。
“我喜欢有个性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才能成事儿。”
“真的吗？”
“当然了！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PPDA4……这些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倒是……”
“你知道吗？看着你，我想起了在你这个年纪时的自己。”
“是吗？”
“年轻、帅、野心勃勃，真是太棒了！但你真想成事儿的话，总要做出一些牺牲……这你同意吧？”
制片人的话伴着一股烟味。他的手使我无法转身，不得不看着对面的墙，墙上的海报写着“比免费贵，就是太贵”。我清了清堵塞的嗓子，问他“牺牲”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假如你表现出一定的柔顺姿态，你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你觉得呢？行吗？”
眼下的处境着实古怪，我理解不了。一个工资比某些小国GDP都高的制片人主动提出要帮我。
他把手从我的肩上拿走，背到身后，踱回去坐进真皮扶手椅。他笑了，露出满口牙，拿起一根雪茄，在指间转了转，然后递进嘴里。他拿起打火机，打着火，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问：
“那谁，我就不玩那些虚的了——你会考虑男的吗？”
18
回到公寓后，我跟布鲁诺说了老板向我提出的魔鬼契约，问他我该采取什么态度。似乎我的前途取决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布鲁诺阴沉着脸叹了口气，两眼没有从电视上挪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荒唐的年代，事业前途不看成就，只看裤子是否褪到了脚背上。我表示赞同，坐了下来，强烈感觉到可能会给我带来职业晋升的那个身体部位。我两眼瞪着门框上贴的《断背山》电影海报，喝完一杯没了气的可乐。
我没什么好策略，决定拖延时间。制片人跟我说过改天再聊聊这件事，但没说是哪天。我也许该抢在他召见我之前自己离开，昂首，挺胸，甩胳膊，摔门，但做那种事不合我的脾性，我做不来。我生来就懒，连人际关系都懒得处理：宁可别人离开我，我也懒得离开别人。所以该来的事就让它来，等着看吧，随遇而安。万一它居然没来，那岂不是一大乐事？我不管制作导演怎么想，依然还赖在公司里，这让她气得发疯。她每次看到我都脸色铁青，而我看到她就乐得要命。我的存在就是对她权威的侮辱，是挂在她脸上的一口唾沫。她肯定心里想要我死，遗憾的是，制片人想要我的屁股。真不走运。如果要玩走后门的把戏，我绝对会打得她毫无还手之力。我充分利用身上这层凛然不可侵犯的光晕，做了以前作为小实习生不能做的事——我现出了原形，迟到、午睡、脚翘到桌子上、躲在厕所里看书。这新的工作氛围给了我勇气，促使我去找达芙内并对她说：“听着，我就开诚布公地说了啊。你长得漂亮，但没有才华，你在这行的前途不太光明，不过，要是你肯跟我睡觉的话，可能会大大好转。我下班后来接你如何？你喜欢吃麦当劳吗？”
我的提议显然不合她的心意。她一直看着我，仿佛我刚要求她喝下一碗鼻涕。她的回复是她要直接找制片人谈谈。几个小时后，我被叫到了制片人的办公室。他坐在真皮椅子里为我喝彩，说我把那个他记不起名字的蠢妞戏耍得不轻，然后问我对上次讨论的那个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我做出记不起来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