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的工业化
1．非共产主义群体的困境
人们总是可以说：“当今世界的精神空虚令人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未来的特征在于其不确定性，正如现在的特征就是人们面临一个难以穿透的夜。但我们今天仍然有理由强调困境。我很少考虑一场灾难中增加的危险——它比看上去的更使人具有活力——而更多地思考信仰缺失，更好地思考观念缺失，后者令现代思想陷入无力之中。三十年前，诸多彼此不同的思辨阐明一个适合于人类的未来。对无限进步的普遍信仰使整个地球和整个未来成为一个似乎易于被毫无保留地支配的领域。从那时起，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当压倒性胜利确保了和平的回归，面对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人的内心逐渐被一种自卑感 所占据。共产主义世界——苏联及其加盟党派——是唯一的例外，在焦虑、分歧且除焦虑之外别无其他一致性的人类社会中，它是一块独立的巨石。
这一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拥有无法动摇的确信，它远远没有帮助维持脆弱的乐观主义，而是正在结束今天的困境。它对自身而言是无限的希望，但对于拒绝其权威且不盲目信赖其原则的人来说，同时又是一种恐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写道（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开篇之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1949年，共产主义不再是幽灵，而是一个国家和一支军队（地球上 最强大的，远远强于其他军队），以及一种有组织的运动，通过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利益的无情否定，它们被维持在坚如磐石的协调一致中。不仅欧洲被动摇，亚洲也同样如此。尽管具有军事和工业上的优势，美国也变得紧张，它以狭隘个人主义的名义表达愤怒，这却无法掩盖一种剧增的恐慌。今天，对苏联的畏惧笼罩着世界，它剥夺了一切非共产主义者的希望。除苏联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对自身坚信不疑并拥有毫不妥协的筹划的意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基本上只能消极地抵抗它：它们毫无反应地陷入矛盾中，得过且过，盲目、富有或贫穷、沮丧 ，说出的话已经变成无力的抵抗甚至呻吟。
2．对于共产主义的精神立场
此后，由于缺乏上升的观念以及能够促进团结与提升的希望，相对于苏维埃世界的主张与现实，人文思想在西欧和美国占据首位。这一主张的拥护者众多，他们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的废除成为构建令人满意的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根据1918年宪法，苏维埃国家的根本目标是：“消除一切人对人的剥削，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清算以及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取得胜利。”首先，“仅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意愿和俄国革命自1918年来所走的道路引起了某些共产主义成员的争议。然而，直到目前，苏联仅有的忠实拥护者在苏联的赞同下，坚决地在本国进行革命，他们能够从其观点中获取将工人大众团结起来的力量。与民主国家内部其他的活跃政党一样，共产主义的分歧也没有结果。因为其意义在于厌恶和拒绝，而不是由自身的决心所坚决激发的希望。
况且，反对派的反应有两个相悖的来源。
一方面，苏联为其原则所带来的结果受到既定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的领域被局限于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将是生产力极端发展的结果：目前的美国社会，而非1917年的俄国社会，应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此外，列宁主要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世界性革命的（间接）开端。后来，斯大林因反对托洛茨基，不再把世界革命看作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无论如何，苏联从那时起接受了其曾经希望避免的局面。但从表面上看，尽管托洛茨基保持乐观主义，但实际上无可选择。
“仅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产生的结果无法被忽略：暂且不论物质困难，也与一个世界性社会主义将遭遇的困难无关，局限于一个国家这个事实有可能歪曲革命，赋予它混杂、难以辨别的形象和令人失望的态度。
然而，在此，引起对立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反动面目。另一方面，“反斯大林主义者”的批评与普遍反共产主义的批评结合在一起。
对个体利益、思想、社会习俗和个人权利的坚决蔑视从一开始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作风。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政策谴责列宁政策的做法，却丝毫没有创新。“布尔什维克的坚定”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今天既普遍又强烈，它主要建立于这种对个人现实彻底的、被推向极端后果的否定。对于一般的非共产主义世界，个体是最终的归宿，价值和真理与一种只关注自身的私人生活的孤独有关（更确切地说，与其经济独立有关）。在个体的民主观念（资产阶级观念）基础上，必然存在欺骗、便利、吝啬以及对作为命运（存在之物普遍作用）要素的人的否定。现代有产者本身似乎是人类具有的最平庸的形象，但对习惯于生活的孤独与平庸的“这个人”，共产主义令他跃入死亡之中。当然，“这个人”拒绝投身死亡，却无法因此变为一种激扬的希望。与他同样焦虑的革命者对此感到为难。然而，斯大林主义如此彻底，以至于那些反对它的共产主义者最终都乐意与有产者在一起。无论是否有意识，这一共谋完全导致所有想逃离严酷的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人陷入衰弱和惰性。
除了拥护、反对和仇恨等简单情感之外，斯大林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发展条件带给它的无法辨别的形象都能够引起最为混乱的精神 反应。毫无疑问，对于目前的苏联而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与社会主义在那里所具有的国家特征相关。长期以来，人们将所谓希特勒式社会主义的某些外部特征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外部特征进行比较：元首、唯一的政党、军队的重要性、青年组织、对个人思想的否定、镇压。两者的目标以及社会、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这使得两种体系完全对立，但方法的类似却令人吃惊。对形式甚至是民族传统的强调必然延迟对这些可疑比较的关注。此外，这类批判还将共产主义反对派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一种“反极权”观念的运动形成并力求使行动停滞，其极端保守的结果十分明显。
思想因这种矛盾局面而深深陷于混乱之中，它有时甚至遭遇最危险的阐释。这些阐释并没有全部正式发表，我将列举的其中之一是别人向我转述的，它很出色甚至很可靠。相反，斯大林主义完全不同于希特勒主义，它并非民族社会主义 ，而是一种帝国社会主义 。并且，帝国 （impérial）一词应按与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相反的意义来理解：这个词有关帝国 （empire）的必要性，即一个终结当今经济和军事无政府状态的全球之国 的必要性。民族社会主义 必然遭遇失败，因为它的原则本身将其范围限制在民族之内：无法聚合被征服的国家，将外来细胞与母细胞融合。相反，苏联则是一个框架，任何国家都可以融入它的内部：它不久以后可以接纳智利共和国，就像乌克兰共和国已经被纳入其中一样。这种观点并非对立于马克思主义，但不同之处在于，它将黑格尔提出的优先和决定性地位赋予国家。黑格尔思想中的人，“帝国社会主义”中的人，并不是个体，而是国家。个人在国家中消亡，被吸收进最高现实和对国家的服务中。在广义上，“国家之人”就是流淌着历史之河的海洋。当人处于国家之中时，他同时失去动物性和个体特征：他不再区别于普遍现实。世界一切可分离的部分都属于整体，但世界之国的最高诉求只能回归其本身。这种观念与共产主义的民众现实截然相反，并外在于发挥作用的热情，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不过，它仍然旨在强调个体储备的微弱意义与贫乏。人们必然抓住机会，将人放在终点之外的位置，并通过为其打开一个广阔视野而使其获得解放。我们所了解的苏联的生活与被限制的企业或对个人自由的约束有关，但我们的经验在那里被颠覆了，无论如何，那些在其中遭受质疑的部分超出我们通常局限的短浅眼光。
当然，苏联的存在和威胁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反应。单纯拒绝和仇恨都有一种放任自流的意味。在这里，热爱思想的沉默的勇气、对失败的组织的蔑视，以及对与人民对立的障碍的仇恨，都使得人们盼望一场严峻而决定性的考验。某些人就像提前接受最坏的结果却又不断向上帝祷告的虔诚教徒，屈从地等待缓和，等待一种稍有妥协的态度，却始终忠诚于在他们看来可以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并存的事业。另一些人则难以想象这个由于苏联的扩展而完全缩减的世界，但苏联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同时也带来经济颠覆的必要性。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世界上的行动及其遭遇的被动状态和精神缺失，造成了令人惊奇的心理混乱。然而，或许唯有历史能够通过某种军事决策而将这种混乱终结。我们只能去探究这一行动的本质，它在我们眼前深深扰乱了已建立的秩序，比希特勒所做的更为深入。
3．与积累相反的工人运动
苏联可以直接改变世界：它组成的力量能够胜过美国的联盟。
苏联还可以通过其行动的间接影响来改变世界：对抗苏联的战争将导致它的敌人改变其经济的法律基础。
无论如何，除非发生一场彻底的灾难，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将迫使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而欧洲目前的衰退仅在一段时间中令发展减缓。
我们将在混乱中找到明确的解决办法，它对我们而言也许只有次要意义。但我们能够意识到发挥作用的力量的本质。
毫无疑问，过剩资源的支配中最彻底的改变在于主要将其用于设备发展：它拉开了工业时代的序幕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人们所称的“积累”意味着大量有钱人拒绝奢侈生活方式中的非生产性耗费，并将其可使用资金用于购置生产设备。由此，发展进程得以加快，甚至随着这一发展的出现，一部分增加的资源被重新认可用于非生产性耗费。
最终，工人运动本身主要触及财富在相互对立的不同领域的分配问题。雇佣劳动者为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而进行的罢工和斗争有何深层意义？工人请愿的成功提高了产品价格，并且既缩减了用于雇主奢侈生活的部分，也减少了积累的部分。资源增加使得工作时间减少一小时且时薪增加，这重新出现在财富的分配中。如果工人工作得更多、得到的报酬更少，那么更多的资本主义利润本可以被用于生产力发展。社会保障也会大大加强这一结果。因此，与资本主义相反，工人运动和左派政策——对于雇佣劳动者而言至少是宽容的——主要意味着将更多的财富用于非生产性耗费。这一倾向确实并非以某种引人注目的价值为目标：它仅仅力求使人拥有更大的自我支配权。以牺牲用于改善未来的部分为代价，用于满足当前需求的份额同样得以增加。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知道的左派在总体上主张轻松甚至放纵，右派则倾向于束缚和精打细算。原则上，正是慷慨的运动和即刻享受生活的愿望激励着先进的党派。
4．沙皇对积累的无力与共产主义的积累
俄国的经济发展与我们相比有深刻差异，我所引入的考虑无法适用于它。即便在西方，左派运动也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我所说的意义。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减少宫廷和贵族的奢侈耗费以促进工业积累。1789年的革命挽回了法国资产阶级相较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很久以后，当左派不再反对挥霍的贵族而转为对抗工业资产阶级时，法国资产阶级才变得慷慨，不再为自身留有丰厚的储备。而1917年的沙皇俄国与旧制度下的法国相差无几：它被一个没有能力积累的阶级所统治。由于缺乏资本，广袤领土上取之不竭的资源没有得到开发。直到19世纪末，俄国才得以发展一定规模的工业。况且，其工业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资本。“1934年，投入这一工业中的资金仅有53%属于俄国。” (1) 此外，工业发展十分不足，几乎在所有部门，相比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俄国的劣势逐年加大。列宁曾写道：“我们越来越落后。” (2)
这种情况下，反对沙皇和地主的革命斗争——从民主党到布尔什维克党——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一种复杂的运动所推动，在法国，这一运动以漩涡般的方式从1789年持续至今。但它的经济基础提前决定了其意义：这一斗争只能终结非生产性挥霍并将财富专门用于国家装备。它只能有一个目标，与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人大众以及支持他们的政党所必然追求的目标相反。必须减少这些非生产性耗费以促进积累。或许这一缩减将触及有产阶级，但如此提取的部分无法用于，或者说其次才能用于改善劳动者的命运，它首先要被投入工业装备中。
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证明由各民族构成的工业力量得到全面增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这一证明。在早期工业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内部被给予；对于一个落后的国家，它则主要来自外部。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俄国对其资源的工业化开发源于内部需要，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如何，仅仅这一开发便使俄国经受住了近期的战争考验。1917年的俄国由一群得过且过的人所统治，它得以幸存的条件只有一个：发展其国力。因此，它需要一个鄙视奢侈浪费的阶级来领导。外国资本主义的投资及其工业发展的不断落后明确表明资产阶级在这里既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也不具备本可以使其占据上风的上升特性。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产生，它被迫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强迫自己拒绝生活，从而使生活成为可能。一个节俭的有产者拒绝最虚妄的奢侈，但他同样享受舒适；相反，工人的拒绝却发生在贫困条件中。
利莱-博利厄（Leroy-Beaulieu）写道：“任何人都无法像俄国人那样受苦，任何人都无法像俄国人那样死去。”然而，这种极端的忍耐看似与算计相去甚远。在欧洲的任何地区，人似乎都与资产阶级生活的理性美德密切相关。这些美德要求某些安全条件：资本主义的投机需要一种严格建立的秩序，在其中可以预见未来。俄国人的生活长期在辽阔的土地上遭受野蛮人入侵，并不断被饥饿与寒冷 (3) 的幽灵所纠缠，这促成了无忧无虑、冷酷和存在于当下的品性。一个苏维埃工人为了未来的福利放弃眼前的利益，这样的放弃实际上要求对第三者给予信任。不仅是信任，还要舍弃限制。必要的努力须回应强力而直接的刺激。最初，这些刺激在一个危险、贫穷且广袤的国家被给予，它们必须适合于这种广袤和贫困。
况且，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没有财力 回应发展俄国工业化的必要性的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具有主宰资本主义企业的冷静和算计。从他们发起的革命和出生的国家都能看出，这些人完全属于战争世界，它对立于冷漠的利益构成，也普遍对立于工业世界，工业世界是恐怖与热情的混合，一边是军事法规，另一边则是旗帜。苏维埃之前的俄国只有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在这一由军队必需品所支配的经济中，财富的使用几乎局限于浪费和战争。军队仅从工业投资中获得微薄的利益，而在其他国家工业对军队的支持是毫不吝惜的。从沙皇制度到共产主义的骤然转变意味着，对资源用于发展装备的认可无法像在别处那样与战争的野蛮需求这一刺激相分离。资本主义的积累以平静储备的形式进行，躲避使人沉醉或令人恐惧的狂风：富裕的资产者相对而言是毫无恐惧和激情之人。相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则像沙皇统治时期的有产者一样，属于恐怖与激情的世界。但同早期的资本主义者类似，他也反对浪费。此外，他与每一个俄国工人都共同具备这些特征，他与工人的距离微乎其微，如同尚武部落中的首领与其统帅之人。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与工人阶级的精神一致性从一开始便不可否认。
某种意义上，这种行事方式中令人瞩目之处在于，它将整个生命维持在当前利益的权力中。或许以后的结果是劳动存在的理由，但这些结果之所以被提及，是为了激发自我牺牲、热忱和激情；同样，威胁就如同无理性蔓延的恐惧，越来越强烈。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却是备受关注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所提供劳动的价值与获得薪酬的价值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距。
1938年，“预计达到的生产总额为1840亿卢布，其中1145亿源于生产资料的制造，仅有695亿来自消费品的生产” (4) 。这一比例并不完全符合薪酬与劳动之间的差距。但显然，被分配的消费品应首先用于支付其生产劳动，因而仅能对总体劳动的一小部分提供报酬。差距在战后趋于缩小，但重工业仍占据优先地位。1946年3月15日，国家计划主席沃兹涅森斯基（Voznessenski）承认了这一点：“计划所预期的生产资料制造速度略微超过消费品的生产速度。”
五年计划初期，从1929年起，俄国经济形成了目前的模式，其特点是几乎将所有剩余资源都投入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本主义曾首先将可用资源中重要的一部分用于这一目标，但它丝毫不反对浪费的自由（缩减的浪费始终保持自由，并能够部分地为其利益而产生）。苏维埃共产主义坚决拒绝非生产性耗费 (5) 原则的进入。它完全未将其撤销，但它所实行的社会变革消除了这一原则最为昂贵的形式，它不间断的行动旨在要求每个人提供人力范围内的最大生产力。在苏维埃共产主义之前，没有任何经济组织能够如此将剩余资源用于生产力增长，也就是说用于系统的增长。在任何社会组织中，正如在任何生命体内，可用资源的盈余被同时用于系统增长和纯粹耗费，后者既无益于生命的维持，也无助于增长。然而，因无力为增长提供大量储备而险些灭亡的国家，通过对其平衡的突然颠覆，把当时由奢侈和懒惰所支配的部分缩减至最小：它仅仅为了其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而存在。
我们知道，维克多·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曾是俄国的工程师和党员，离开俄国后他在美国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回忆录，对政体进行了激烈的揭露。 (6) 无论他的抨击价值如何，从对俄国工业活动的这一描述中很容易便能得出某种挥之不去的观点，它关乎一个沉浸在大规模劳动中的世界。作者对俄国所采用手段的价值提出质疑。这些手段无疑是严厉的：1937年前后，镇压冷酷无情，流放时有发生，公布的成果有时仅是有利于宣传的一面，混乱导致了一部分劳动的浪费，破坏和反抗随处可见，警察不得不严加管制，这使领导层倍感气馁，也阻碍了生产。这些体制上的缺陷在其他地方也为人熟知（甚至后来出现一种倾向，旨在揭露这一时期过分严酷的肃清 ），我们只是不了解其程度如何，没有能够阐明详情的确切证据。但克拉夫琴科的指控不可能与其证据的主要部分相悖。
一个庞大的机器自行运转，它缩减个体意愿以谋求最大的收益。在这里，任何地方都不被放任自流。工人接受一个劳动登记册，从此他不能随其所愿地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或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工人如果迟到20分钟，就将被施以强制劳动的惩罚。某个工业部门的领导会像军人一样，被不容置辩地分派到西伯利亚的某个荒僻之地。克拉夫琴科的例子本身使我们认识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世界中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劳动：着眼于未来的庞大工业的建设。激情，无论是否有利，都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在记忆中仅留下微弱的印记。最后，政治的绝望和沉默的必要性终将生命中除沉睡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献予劳动的狂热。
在牙齿的摩擦声和歌声中，在沉重的静默或言语的喧哗中，在贫穷与狂热中，日复一日，沙皇统治下虚弱无为的巨大劳动力从各个方面构筑高地，在那里，有用的财富不断积累并增值。
5．土地“集体化”
同样的缩减努力也影响了农村本身。
然而，土地“集体化”原则上是经济结构变革中最可争议的部分。毫无疑问，它耗费巨大，甚至被视为一个冷酷行动中最无情的时刻。但如果普遍评判俄国的这种资源开发，我们可能会遗忘它开始实行时所处的形势以及它必须回应的必要性。我们难以理解这一清算的紧迫性，它所触及的并非富裕的有产者，而是生活水平几乎不高于法国贫苦农民的俄国富农（koulak）阶级。在着手完成一项要求调动所有资源的工业任务的同时不扰乱农业，这似乎是明智之举。做出如此长远的评判是困难的，但以下解释不能被无端排斥。
第一个五年计划伊始，必须预计工人将消费的农产品的实际 报酬。计划应从一开始就为了发展重工业而忽略轻工业，因而在保证一个重要部分的情况下便难以考虑向耕种者供应其所需的小型制成品。相反，向农民出售拖拉机却是合适的，这项供应顺利进入计划中，尤其因为生产拖拉机所用的设备在必要时可用于战时的生产。然而，俄国富农的小规模田产不需要拖拉机。因此，他们的私人产业必须由委托给合伙农民经营的大型产业所取代。（另一方面，这些集体农场的必要且可核查的账目有利于土地征用，倘若没有这一征用，农民的消费便难以符合旨在全面缩减可消费财富份额的计划规则。任何人都无法忽视小型农业产业对土地征用造成的巨大障碍。）
工业化总是要求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这些考虑因而显得更为有力。如果工业化进展缓慢，人口迁移便保持自我平衡。农业机械化不断弥补农村人口的减少。但急速发展导致对劳动力刻不容缓的需求。只有与机械装备相结合的土地“集体主义”才能够确保土地产量的维持和增长，否则工厂的增多只会造成失衡。
但这或许并不能合理解释人们对待富农的残酷。
对此，必须从整体上提出问题。
6．对严酷工业化批判的无力
在法国人已习惯的和平世界，人们无法想象会存在似乎难以避免的残酷。但这个便利的世界有其限制。在更远的地方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否有理，一些残酷行为暴虐地对待民众，但相较于个人力图避免的灾难，这些残暴行径似乎又是可以被忽略的。如果孤立地考虑农业拖拉机的生产相较于普通工具制造所具有的优势，我们便难以理解那些涉及数百万牺牲者的处决和放逐。但一种直接利益可能是另一利益的必然结果，而后者的极端重要性不容否认。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到，苏维埃通过组织生产，提前回应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不想辩护，而是理解为何长时间停留于恐惧在我看来是肤浅的。镇压是恐怖的，而人们憎恨恐怖，仅仅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便很容易确信温和更为成功。克拉夫琴科偶然地提前谈及这一点。同样，他很快表示，领导者本可以通过更为人道的方式更有效地准备战争。斯大林从俄国工人和农民那里得到的与诸多个人利益乃至普遍意义上每个人的直接利益相悖。如果我提出的意义是正确的，我们便只能设想全体一致的民众毫无抵抗地服从于一种如此残酷的放弃。克拉夫琴科只有通过对工业化失败更为细致的证明，才能支撑他的批判。他仅满足于对混乱与疏忽的声明。工业成功具有虚幻性，其证据来源于1941年和1942年令人感到耻辱的失利。然而，红军战胜了德意志国防军，或许是在租借法案的帮助下。但他忽略了这句令人惊讶的话：“此外，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美国的武器和军需品开始大量抵达我国。” (7) 因此，在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中，发挥作用的是俄国的武装和工业化成果。并且，在华盛顿面对负责调查反美阴谋的议会委员会作证时，克拉夫琴科发表了这个同样令人震惊的声明：“必须明白，一切关于苏联因工业技术发展落后于英美而无法制造原子弹的传闻不仅令人愤慨，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一无稽之谈欺骗了舆论。”
如果我们避免局限于其反斯大林宣传的目的，克拉夫琴科的著作其实不乏意义，但它缺少理论价值。作者的批评所触及的不是读者的感性，而是读者的智慧，因而并不可靠。克拉夫琴科如今效力于美国，他（在提供给调查委员会的证言中）让那些想象克里姆林宫已抛弃其世界革命的意愿的美国人保持警惕，但他也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中的某种反革命运动。如果对他而言存在一个当前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与经济问题，那么他只有一个答案：斯大林及其拥护者们对令人无法接受的状况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和其他方法本可以在斯大林被认为失败之处取得成功。他事实上回避了对问题的艰难解答。表面上，苏联，甚至更普遍地说，俄国——因其对沙皇制度的继承——如果不将其大量资源投入工业装备中，便难以继续生存。看来，如果这一投入略有懈怠，哪怕稍稍不及斯大林所要求的那么严酷，俄国便可能沦陷。当然，这些论断可能并不绝对成立，但表象令人信服，克拉夫琴科的作品也未对此予以反驳。相反，他提供证据证明了这一庞大、严苛且令人难以忍受的资源投入，并最终揭示了其结果：在斯大林格勒，俄国凭借自身的财富完成了自我拯救。
过分严肃地强调错误、混乱和缺乏收效是徒劳的。这部分不可辩驳，也丝毫没有被体制所否认，但无论它如何广泛，决定性的结果已经产生。剩下的唯一问题便是采取耗费缩减的方法并取得更合理的收益。一些人可能会说：如果沙皇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便会随之而来。另一些人会谈论孟什维主义。最理智的人则探讨布尔什维主义的某种其他形式。然而，沙皇与其依靠的领导阶级所采取的行动如同封闭系统的裂缝和裂痕。孟什维主义呼吁上升的资产阶级，就像是荒漠中的一声呼喊。托洛茨基主义怀疑“仅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必须捍卫一种斯大林主义所具有的更为显著的有效性，它的残酷程度有所减弱，被提前告知其行动的结果，并从自发形成的一致中得出一套机器装备所必需的协调统一！事实在于，我们正在反抗一种非人道的严酷。与其建立恐怖，我们宁可接受死亡。但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死亡，一个庞大的群体除了生存之外却别无选择。俄国必须消除沙皇社会的落后，这必然极其艰辛，它要求付出巨大的努力，强力手段——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最昂贵的——已成为它唯一的出路。如果可以在吸引我们的东西和增加我们资源的东西之间做选择，我们总是很难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放弃欲求。如果我们所处状况良好，这在必要时是容易的：合理的利益毫无阻碍地起作用。但如果我们处于衰竭中，便只有恐怖和狂热才能使我们远离懈怠。倘若没有强烈刺激，俄国就不可能好转。（法国在当前不至于同样糟糕的条件下遭遇的困难显示出其必要程度：就物质而言，由于积累的缺失，占领时期的生活是相对宽裕的——为未来而劳动总是异常艰难。）恐惧与希望的因素被赋予一种严峻却充满开放可能性的局势，斯大林主义尽其可能但始终严厉地表现这些因素。
此外，一旦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试图将当前领导者的政策视为对利益甚至阶级，或至少是某个非大众集团的利益的一种表达，它就失败了。无论土地集体化还是工业计划方针都无法满足领导者的利益，他们就像一个面对不同经济形势的集团。即便是那些满怀敌意的作者也不否定斯大林身边的人的能力。克拉夫琴科与克里姆林宫里首脑身边的某些人士有私人交往，他很清楚：“然而我可以证明，大部分曾与我有联系的领导都很有能力并了解自己的工作，他们充满活力，也完全忠实于自己的任务。” (8) 大约在1932年，从早期开始就熟悉克里姆林宫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回答了我的问题。我问：“在您看来，斯大林像他所做的那样表现自己并排斥其他所有人的理由是什么？”苏瓦林答道：“或许他认为在列宁去世后，自己是唯一有力量搞好革命的人。”苏瓦林的回答十分简单，并没有讽刺之意。事实上，斯大林的政策是对有序经济需求极为严酷的回应，这一需求实际上正呼唤一种极端的严格。
最奇怪的是，斯大林的政策被同时视为恐怖主义和热月政变式的。我们无法更单纯地证明某种不肯妥协的态度在反对者精神上带来的混乱。事实在于，我们憎恨恐惧，并往往将其归咎于反动势力。但相较于过度工业化，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同样密切回应了这个关乎存亡的问题：一群心存怀疑的人本不会为共产主义革命而共同斗争。如果革命不将其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它就必须接受灭亡的结局。关于这一点，张伯伦（W．H．Chamberlain） (9) 讲述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回忆：“民族主义一度属于‘违禁品’，几乎是反革命的。我记得自己曾坐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等待乐曲结束后必然爆发的掌声，当时正在上演穆索尔斯基（Moussorgski）的旧俄歌剧《霍万兴娜》（Khovantschina ）。这是一首祷告曲，祈求上帝派遣一位神明来拯救Rus（俄国的旧称）。这些掌声或许就是反对苏维埃体制的最明确表现……”战争临近，忽视这些深刻的反应并不明智，但是否必须从中做出决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克拉夫琴科 (10) 对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俄罗斯联邦）非公开会议的说明基本消除了疑虑。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政党负责人不断谈及“列宁主义的倒退”，就像谈论一种“暂时性的战略手段”。
7．世界问题与俄国问题的对立
事实上，当前的苏联形势严峻并排除异己，显而易见的不是某种衰落，相反，只有蒙上双眼才看不见那种可怕的压力，那种为解决革命的现实 问题未曾退却，也绝不会退却的决心。可以用“道德”批评来反对事实，强调在现实中那些远离社会主义过去曾确信的“理想”、远离个体的利益与思想之处。然而，这些情况属于苏联，并不属于整个世界。并且，同样必须失明才能无视苏维埃的学说和方式（与俄国特别的坚决联系在一起）与其他国家经济问题之间的一种现实 对立所产生的后果。
从根本上看，苏联当前的体系致力于制造生产资料，这与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背道而驰，后者的目标倾向于减少设备的生产而增加消费品的产出。但至少在总体上，这些工人运动同样回应了对其产生影响的经济需求，如苏维埃回应其自身需求一样。世界经济形势事实上由美国的工业发展所控制，即由大量的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料增长手段所控制。原则上，美国甚至有能力逐渐将盟国的工业置于与其相近的情形中。因此，在老牌工业国家（尽管目前情况相反），经济问题不再是销路问题（销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具备可能的解决方式），而即将转变为毫无利益回报的消费问题。当然，工业生产的法律基础无法得以维系。无论如何，在各个方面，当今世界都需要快速的改变。地球从未被如此大量令人眩晕的运动所激励。自然，地平线上也前所未有地充斥着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是否应该这样说？如果这些灾难成为现实，唯有苏联的方式将在个体声音惊人的沉默中与巨大的毁灭相称。（甚至，人类或许隐晦地渴望将自身建立在对吝啬的混乱的彻底否定之上。）然而，无须表现出更多恐惧——因为死亡很快便会治愈难以忍受的痛苦——现在应该转向这个世界并从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对于仅认识到思想的物质条件的人，一切都不是封闭的。而且，世界正在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引导人类将其改变。对此，人类或许并非必然遵循苏联的专横之路。如今，最大程度上，人在恐怖的反共产主义的无效中日趋衰弱。但如果自身有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最好投入行动，而不是盲目地诅咒或为多重矛盾所导致的困境叫喊。只要他尽力理解甚至赞赏挖掘俄国土地的那些人的残酷力量，他便会更加接近等待他的使命。因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运动中的世界都期待被改变。
二、马歇尔计划
1．战争的威胁
在共产主义的行动和理论之外，人类精神似乎接受不确定性并满足于短浅的目光。除了苏维埃世界，一切都不具有上升价值，一切都没有发展。呻吟、已谈妥的事 以及对坚决不理解的大胆表示，都在一种虚弱的不协调中继续存在。也许，相较于相反的情况，这种混乱更有利于真正的自我意识 的诞生。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虚弱——同时也没有共产主义的攻击性所维持的压力——意识就不会得到自由，也不会被唤醒 。
确实，局势很艰难，必定能够促使个体脱离麻木不仁的状态。“分歧”和彻底的分裂不仅使人与人分离，也在普遍意义上使精神被撕裂，因为被牵连的各部分之间，一切在最初都是共同的！分裂与仇恨同样彻底，看来它们所预示的就是战争：一场无法缓和的战争，必然是历史上最残酷、代价最惨重的战争。
此外，战争伊始的思考被置于某些特殊形势中：一旦战争发生，无论以何种方式来安排它，人们都无法想象它得以避免演变为一场大动乱。
假如俄国取得胜利，美国可能受到比今天的德国更惨重的破坏而无法援助其他国家，那么普遍遭到毁坏的世界将意味着什么？那时，苏联也将遭受重创，而已在世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将与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革命毫不相关。对资本主义的摧毁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成果的摧毁，这又将意味着什么？显然，这是对马克思的明晰最为粗野的违背。摧毁工业革命成果的人类将是历史上最贫苦的：对不久前所拥有财富的怀念最终将令人类难以生活下去。列宁将社会主义定义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因为，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不仅是人民的权利，还有财富。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美国战胜俄国，这一胜利不会如此完全地摧毁这个世界。但“分裂”并不会有所消减，因为战胜者付出的代价很小。或许在表面上，世界帝国将属于决定性武器的唯一拥有者，但这就像牺牲者属于刽子手一般 。刽子手的差事毫不令人羡慕，如此血腥的解决方式必然扰乱社会生活，这一意识极为强烈，以至于在美国方面，不存在赞成短期内进行战争的坚决主张。因此，时势有利于俄国，这很明显，至少很有可能。
2．生产方式之间非军事竞争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一方面考虑集中营普遍强制下共产主义的沉默，另一方面考虑消灭共产主义者的自由 ，那么疑惑将不会继续存在：精神的觉醒将艰难地拥有更为完美的局势。
然而，这种局势是威胁的结果，尽管它在某个时刻与已失败部分的徒劳努力联系在一起，但觉醒的意识不会以任何方式任由自身陷入焦虑中。更确切地说，在这一意识中占据优势的是对瞬间的确信（唯有黑夜才能满足看的意愿这个可笑的观点）。可直到最后一刻，它都不会放弃对机遇 的平静 追寻。它只有在死亡的幸福结局中才会放弃。
在彻底的分裂中，阻止人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在目前状况下可能“通过其他方式继续”战争这一想法——与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说法相反。
经济上的冲突将处于工业发展中的世界（积累刚刚开始的世界）与工业发达的世界对立起来。
从根本上看，战争的危险来自拥有丰盛产品的一方：如果出口困难且没有打开其他出路 ，那么唯有战争可以成为消耗工业过剩的办法。美国经济甚至就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爆炸体。的确，它的爆炸压力不像德国那样，既在外部源于邻国密集的军事人口，又在内部源自生产力发展的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但是，由不可避免的 增长运动所激励的这一庞大机器可以平衡而理性地维持下去，这个观点包含着一切无意识的危险。它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所表露，这一事实并不能完全令人放心。无论如何，看到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毫无保留、毫无远见地致力于驱动它的运动，这令人痛苦。知道它对自身发展的法则一无所知却不考虑后果地生产，这同样令人痛心。这种经济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对应：它处于不断的增长运动中，何种突如其来的魔法能令它适应和平？推动经济发展的人都天真地相信没有其他目标。可难道我们不能问一问，他们是否无意识地追求着与其意识相悖的东西？美国人习惯于看其他人发动战争，并且经验已向他们表明等待的好处。
然而，针对这种悲观态度，有必要提出与之相对的清晰观点，后者建立在宏大计划观念的基础上并已经开始实施。确实，难以想象美国能够长期繁荣而不以飞机、炸弹和其他军事装备等形式耗费大量财富，但我们可以设想一种与之相当却付诸非血腥行为的耗费。换言之，如果说战争对于美国经济是必不可少的，它却并非一定要遵循传统形式。我们甚至很容易想象，一个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坚决行动拒绝墨守成规。冲突未必是军事层面的，可以考虑一种广泛的经济竞争，它对竞争发起者造成的损失堪比战争中的耗费，它建立在与战争预算具有同样性质的预算之上，而任何资本主义利润都无望补偿这些耗费。我所说的西方世界的惰性至少需要这唯一的储备：在这个世界，政治流派（在宣传意义上）和思想运动都毫无反应。但一个明确的决定却可以回应苏联的压力。诚然，马歇尔计划是一种孤立的应对，是用系统观点对抗克里姆林宫统治世界的意愿的唯一行动。马歇尔计划最终使得当前的冲突明朗化：它在原则上并非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两种经济方式之间的斗争。马歇尔计划用对过剩能量的安排来对抗斯大林计划中的积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武装斗争，后者无法带来真正的决定。如果相互对抗的力量在经济上具有不同本质，它们就必定在经济组织层面展开竞争。这似乎正是马歇尔计划——西方对全世界苏维埃运动的唯一应对——所实现的。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世界上设备依然落后的国家通过苏维埃计划实现工业化，要么美国的过剩对其提供设备上的援助。（但毫无疑问，后者的成功，即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带来真正的希望。）
3．马歇尔计划
弗朗索瓦·佩鲁（Franois Perroux），法国最具独特见解的经济学家之一，把马歇尔计划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 (11) 在他看来，马歇尔计划“开启了国际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经济实验”（第82页）。并且，马歇尔计划“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果，“远远超越各个工人政党在国家范围内主张进行的最大胆、最成功的结构改革”（第84页）。此外，它还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甚至是“这个历史时期举足轻重的革命”（第38页）。因为，它所带来的“革命性转变”改变了“国家间的惯常关系”（第184页）。而“相比以阶级斗争为名来谋划国家斗争，消除国家间的争斗体现出更多的革命精神”（第34页）。因此，当马歇尔将军的行动“取得最初的成功时，它便通过自身带来的益处使那些最深刻、最成功的社会革命相形见绌”（第38页）。
这一观点基于明确的考虑。马歇尔计划旨在纠正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贸易结算逆差。实际上，逆差长期存在。“出口剩余构成美国对外债权与债务中年久日深的行为特征。从1919年到1935年，这一数额上升至144.5亿美元……”（第215页）但其中绝大部分由黄金支付偿还，剩余部分则由基于可量化利益评估的合法信贷支付。这些手段今天已不再适用。欧洲的贫困使其对美国产品的需要十分迫切，美国产品的进口必然加剧逆差，却没有任何办法进行偿还。不仅是黄金和信贷，欧洲在美国的财产也已消失殆尽。旅游业刚刚开始恢复，一部分欧洲商船的损毁导致美元消费的增长。与部分地区（如东南亚，其商品供应对于美国十分重要）的密集贸易中断，这使欧洲又失去了先前曾拥有的暂时缓解从美国进口过剩的办法。因此，在商品交易服从于供应方利益这一商业活动的逻辑下，被摧毁的欧洲将难以返回一种可容忍的政治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