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当今世界，如此巨大的不平衡有何意义？美国正面临这样的问题。要么盲目地维护利益原则，但从此必须承受一种难以为继的局面所带来的后果（很容易想象将世界陷入仇恨之中的美国的命运）；要么抛弃资本主义世界建于其上的规则。必须无偿提供商品：必须将劳动的产品赠送 出去。
马歇尔计划正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将产品转移至欧洲的唯一途径，而没有这些产品，世界的沸腾将加剧。
弗朗索瓦·佩鲁可能有理由强调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性。从词的全部意义上看，它也许并不是一场革命 。但认为马歇尔计划的革命性影响值得怀疑，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准确的评判。我们可以更为简单地思考它是否具有技术上的意义，是否具有作者赋予它的长远的政治影响。在其作品的论述中，佩鲁并未将马歇尔计划置于令美国与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对立的政治活动之中，而仅仅关注它在国家关系中引入的新型经济原则。他既没有考虑因计划在政治上的真正实施而产生的国家关系的演变，也没有考虑这一演变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
我将回到作者有意留下的一个开放性问题。但首先有必要揭示其技术性分析的意义。
4．“普遍”行为与“古典”经济的对立
弗朗索瓦·佩鲁从布雷顿森林协议及其失败谈起。他很容易就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人们没有考虑任何不符合“古典经济”规则的重要方面。佩鲁由此指出，“这个普遍理论”就其严格性而言未见于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者的论述中，但它“源自他们那里，经历曲折却从未中断，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直延续到庇古（A．C．Pigou）”。 (12) 在古典主义者看来，对于资源理性而常规的利用“来自孤立的 算计” (13) 。这些算计“是企业的工作”，并“在原则上排斥那些源于或导致集中的行为”。换句话说，出借方和借款方在交易中“各自关注其切身利益而不考虑对他人产生的影响”（第97页）。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普遍 利益如何，交易都与其无关：如果人们愿意，政治目的和集体利益不应被考虑在内。值得关注的只有成本、收益和风险。因为除了个体和参与交易的企业的利益之外，不存在其他法则。当债权人的可计算利益能够被证明时，信贷便被给予。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赋予自身的是如此定义的原则限制。“与其在个人借贷的无序之上叠加一种基于总体计算的严密而协调的投资，它更倾向于延续根据个人主动性分配国际信贷的习惯做法”（第155页）。或许，“其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世界银行是以实现需求集中——或至少是相互协商借贷协议的各部分的集中——为目标的首次尝试”（第156页）。然而，若要订立合乎章程的条款，“它就必须逐一 研究每项申请并考虑其自身单独的经济利益，这一利益与总体需要和实际提出的大量需求所构成的整体无关”（第155页）。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布雷顿森林协议明确显示了国际经济的困境。国际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范畴内，并立足于孤立 利润法则（没有这一点，任何交易都不可想象 (14) ），它必须放弃自身的基础，或者放弃其赖以生存的条件以维持这一基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无力以否定方式给予了马歇尔计划积极的确定。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在于忽视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普遍目标，也在于永远无法超越孤立目标的限制。我在下文中将指出由此导致的一个基本观点的错误：我们以孤立目标的方式来看待普遍目标。但如果不预见实际结果的话，很值得去观察这个突然的过渡：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孤立 利益至上到普遍 利益至上。
弗朗索瓦·佩鲁非常正确地从这一基本对立中得出了马歇尔计划的定义。他说，这是“一种世界利益的投资”（第160页）。
在这一行动中，“风险的规模与性质，得失的范围和结局，都使得对净 利润的计算变得虚幻”。它“在政治选择和宏观计算的基础上得到筹备、决定和引导，而古典分析几乎对理解这些选择和计算毫无帮助”（第172—173页）。从此以后，“信贷申请和分发取决于集体计算，这与自由主义坚决主张的孤立计算毫不相关”（第99—100页）。“面对集体需求，就有集体的供给。”当然，“供给和需求的集中明显区别于投资的古典理论与实践”（第167页）。
进入全球行动中的经济体和国家被引导由孤立 利益至上转向地区共同利益。在对他人利益的忽视和否定中得以维持的工业保护主义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为劳动分配而订立系统协议的必要性。但地区间的协定本身只是世界一体化的一个阶段。并不存在仅仅了解自身与世界——或世界中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孤立实体，只有对孤立的普遍争议。使其“依赖于邻国经济”的运动本身让每个经济体都融入世界（第110页）。
在这样的形势下，“信贷的分发不再是一种职业 ，而成为一种功能 ”（第157页）。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在普遍意义上被考虑的人类将信贷用于他所决定的目的，而不再需要支付利息，也无须遵从由债权人利益所规定的限制。人类由一个经理人 所代表，即经济合作署（ECA）的管理者，他将根据一项否定利益规则的基本法并通过持续的协商来分配投资。原有表达在这一新法则中并不陌生。任何世界性利益的行动都必须具备这个无可争论的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5．从弗朗索瓦·佩鲁的“普遍”利益到“普遍经济”的观点
无论如何，一项马歇尔计划、一种合理的“世界利益的投资”，甚至理想行动的失败尝试，都无法接受其他方法。不言而喻，一个瞄准的 目标还没有达到 ，但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这一计划都不可能指向其他目标。
这显然只能带来诸多困难，弗朗索瓦·佩鲁也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未对此加以考虑，至少他在其著作有限的篇幅内没有论及。
他有意忽略了马歇尔计划的偶然性，忽略了我们对于其在普遍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的不确定。
另一方面，他还忽略了该计划必须以投资为前提这一事实。总之它必须得到资助。根据投资性质和流通活力，计划的效果可能被限制，其意义也可能被改变。
为了考察投资的性质，在此有必要沿着弗朗索瓦·佩鲁的研究方向引入一系列理论思考。马歇尔计划首先意味着资金流动并脱离利益的一般规则。根据弗朗索瓦·佩鲁的表述，这一资金来源于“一种国际支配性经济”的储备。事实上，这要求经济极为发达，以至于其增长需求难以吸收其过剩资源。同时，这也要求国民收入远远超出其他国家，以至于相对微弱的资金支出对于每一个发展滞后的经济体来说都是相对重要的帮助。事实上，数十亿美元的资助对于欧洲来说生死攸关，但这一数额却低于美国1947年的酒精消费额。这个数字原则上可以满足三周的战争花费，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
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这2%的资金本可部分地用于增加非生产性消费，但由于涉及的主要是设备财产，资金原则上本可用于提高美国的生产力，即增加美国的财富。这未必令人反感，即便我们感到不快，似乎也应仅仅在精神层面上。让我们尝试考虑其普遍 意义。财富的增长本可满足众多孤立 利益的共同需求。如果我们超越弗朗索瓦·佩鲁探讨的普遍行为，回到“普遍经济”的观点，孤立 利益便具有确切意义：地球上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孤立 个体都力图得到增长并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因为，任何孤立的生命体都能够利用资源的过剩部分，并在一般条件下将其用于经由繁殖的增长或个体增长。然而，这种增长以及在可能范围内实现增长的需求适合于孤立 生命体，它确定的是孤立 利益。人们习惯于以孤立 利益的方式来考虑普遍 利益，但世界并非如此简单，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考虑而不导致错误的观点。
这个错误很容易变得明显：从整体上考虑，生命体不可能无限增长。向生命开放的空间中存在一个饱和点。也许，生命力增长空间的开放程度会随着生命形式的性质不同而变化。鸟的翅膀为增长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样，人类的技术使得生命系统（能量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发展中出现连续的飞跃。每种新技术本身都促使生产力实现新的增长。但是，这一增长运动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会遭遇限制。它不断被阻止，为了重新开始就必须等待生活方式的转变。发展的停滞不会缩减本可用于增加生命力总量的资源。但原本能够产生增长的能量便白白地被消耗。在人类活动方面，本可以被积聚（被资本化）成为新生产力的资源以某种方式化为乌有。通常，必须承认生命或者财富不可能无限繁盛 ，承认它们需要不断地放弃增长以便进行耗费。继最简单的永恒生命大量繁殖之后，出现死亡和有性生殖的奢侈，它维持着巨大而持久的浪费。动物之间的捕食本身也是一种对总体增长的抑制。同样，人类一旦以牺牲动物为代价而确立对可用生存空间的支配，便出现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无用消耗。工业将能量用于生产力发展，通过这一方式，人类同时也不断拓展增长的可能性，拥有纯粹损失性耗费的无限便利。
然而，增长原则上可被视为孤立个体的关切。孤立的个体不衡量其限制，艰难地斗争以确保增长，且从不考虑结果。增长的方式就是孤立放款人的方式：“各自关注其切身利益而不考虑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更不用说普遍 影响。相反（超越人类的整体利益，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对这一利益存在错误构想，它只是孤立 利益的反常增长），存在一种普遍 观点，从它出发，对生命的考量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或许，这个观点并不意味着对增长的利益的否定，但它以一种特殊而丰富、既有益又令人不快的财富观来反对个体的盲目和绝望。这一利益源于一种经验，它相异于利己主义所支配的经验。它并非关注以自身力量发展来使人敬服的个体的经验，而是与忧虑的虚荣相反的意识。经济学的主题可以明确这种利益的本质。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资本持有者的孤立利益，就会很快意识到这些利益的矛盾特质。每一个持有者都要求从其资本中获利，这必须以投资的无限发展，即生产力的无限增长为前提。在这些生产性行为的原则中被盲目否认的是在纯粹损失中被消耗的产品总量，它并非无限，却很可观。在这些计算中被可悲地遗忘的，尤其是人们应在战争中消耗可观的财富。以下矛盾的说法可以更加清晰地表明这一点：经济问题是孤立 或有限 的问题，就像在“古典”经济学中那样被局限于对利益的追寻；而在普遍 问题中重新出现的总是生命群体的本质，它必须不断摧毁（消耗）过剩能量。
回到马歇尔计划，现在很容易表述得更明确。马歇尔计划反对“古典”类型的孤立 行为，但并非仅仅通过集体供给与需求的集中：在某一点 ，即放弃生产力的增长上，它是一种普遍行动。作为投资，它是一种放弃本金的投资，马歇尔计划力求以此来解决普遍问题。尽管如此，它同时考虑将投资最终用于增长（普遍的观点当然同时包含这两方面），但它把这一可能性推迟至毁坏和技术落后为实现可能打开空间时。换句话说，它的投资是无法利用的财富的投资。
从总体来看，世界上存在一部分过剩资源，由于“空间”（更准确地说是可能性）缺乏，这些资源无法确保增长。无论是必须牺牲的部分，还是牺牲的时刻，从来都没有被准确地给定。但一种普遍 的观点要求在不确定的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增长被放弃，财富被拒绝，可能的财富再生与有收益的财富投资被排除。
6．苏维埃的压力和马歇尔计划
无论如何，一个根本性的困难无法消除。如何使投资流通？如何从孤立利润规则中争得50亿美元？如何使其成为一种牺牲？在此，发挥作用的是马歇尔计划与现实政治博弈的融合（正如我所说，佩鲁的著作中未曾论及这一点），一切似乎都应由此被检视。在弗朗索瓦·佩鲁对马歇尔计划的界定中，仿佛从一般规则中取得的投资是既定的，仿佛它是共同利益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我无法毫无保留地追随他。马歇尔计划可能是“世界利益的投资”，但它也可能是“美国利益”的投资。我不会说它就是如此，但这个问题却被提出。又或许，作为原则上的“世界利益”投资，它被偏转至美国利益的方向。
理论上，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否定。在这一狭义上，无须从弗朗索瓦·佩鲁在分析中指明的对立中得出任何观点。但事实呢？
事实尚未形成。让我们仅仅提出问题：也许，资本主义想要进行自我否定，并在同一种运动中揭示出它无法避免于此，却又缺乏完成的力量。而对于美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大部分力图理解现代世界的人都忽略了这方面：如果没有苏维埃带来的有益的恐惧（或者某种类似的威胁），就不会产生马歇尔计划，这一事实以矛盾的方式导致目前局势的出现。实际上，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掌握着美国保险箱的钥匙。矛盾的是，正是其维持的世界紧张局势决定着世界的运动。这样的断言很容易滑向荒谬，但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联，没有苏联所遵循的压力政策，资本主义世界必然无法避免瘫痪。这个实际情况决定着目前的发展。
苏维埃政体目前是否在普遍意义上满足世界的经济需求，这并不确定。人们至少可以想象，过剩的经济并不一定需要工业的独裁组织。但苏联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政治行动 对世界经济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此，行动不仅是上层建筑（生产的法律体系）差异的结果，同时也由经济水平所导致。换句话说，苏维埃世界的政治体制以强烈动荡和阶级斗争的极端紧张来表现资源（能量运动）的不平等。不言而喻，这种紧张有利于资源的平等分配，有利于财富的流通，而经济水平的日益不平衡已使财富流通陷入瘫痪。马歇尔计划是工人运动的结果，它竭力通过提高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来平息这一运动。
共产主义与马歇尔计划的对立本身延长了后者最初的运行。它力图阻止计划的实施，但与表面相反，它强化了其反对的这一行动。它强化并控制马歇尔计划。原则上，援助欧洲为美国的干预带来可能性甚至必要性，但苏联的反对使不规则和过剩变得困难，而不规则和过剩则有可能把这一反对转化为征服。确实，破坏活动可能减弱计划的效果，但相反，它却增加了人们的紧迫感，甚至是苦恼，这确保计划得到坚决执行。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些产生影响的行动的重要性。它们以经济的深刻改变为目标。它们未必能取得足够的成果，但这些矛盾的交流证明世界的收缩并不一定能通过战争解决。一般来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其工人运动实际上都力求实现经济制度的非革命性和平演变。第一个错误在于相信温和的改良主义行动就能确保成功。如果共产主义发起的革命行动不采取威胁性的方式，那么就不会再有发展。但倘若认为共产主义唯一的有利结果是夺取政权，这也是一种错误。即使在狱中，共产主义者仍将继续“改变世界”。就马歇尔计划本身而言，其效果是可观的，但人们无法从中看到限度。由破坏性行动所导致的经济竞赛很容易超越财富分配中的变化，引起更深入的结构变化。
7．只有战争的威胁能够“改变世界”
马歇尔计划从一开始就旨在提高世界范围内的生活水平。（甚至，它的影响可能是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以提高苏联的生活水平。）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足以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同样，马歇尔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 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式。（在这方面，知道效果是否产生于美国之外并不重要。）因此，开始出现逐渐的转变 ，朝向一种与苏联更为近似的结构，一种相对的国有经济。在生产力增长受到抑制、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利益因而不再有足够余地的情况下，唯有这种经济是可行的。此外，援助欧洲这一形式并非工人运动在总体上推动的发展的唯一标志。美国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挣扎。它捍卫自由企业，但同时又加强国家的重要性。美国只是尽可能缓慢地朝向苏联急于达到的目标前进。
从此以后，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依赖于街头起义，我们也已经远离那个时期：迅速增长的人口由于缺乏经济资源而必然侵入最富有的地区。（此外，与过去相反，今天的军事条件对富人有利。）况且，战争之外的政治结果也变得至关重要。我们无法确信这些结果将使我们免于灾难，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不能否认，战争常常加速社会发展：除了苏联本身，我们，我们的思想自由、我们较为灵活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的国有化工业与服务业，都是动摇了欧洲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的人口确实有所增长，生活水平本身也在总体上不断改善。然而，我们很难预见第三次战争会带来什么，世界甚至有可能无法挽回地倒退至1945年德国所处的状态。从今以后，我们应该考虑一种和平的发展，否则对资本主义的摧毁同时也将是对资本主义成果 的破坏，并导致工业发展的停滞和社会主义梦想的消散。从今以后，我们应该在战争的威胁 中，等待人们昨天无情却正确地在战争中等待的那些东西。这并不令人安心，但别无选择。
8．“动态和平”
我们只需考虑一个政治评判基础上的明确原则。
如果战争的威胁使得美国将主要剩余部分用于军备制造，那么再谈和平发展将是徒劳：实际上，战争必然爆发。只有当这一威胁使美国冷静地将剩余资源中可观的一部分无偿用于提高世界生活水平，只有当经济运动给予产能增长一条战争之外的出路，人类才能和平地走向其问题的普遍解决。 这并不是说，缺乏军备裁减就意味着战争。但美国的政策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要么通过新的租借合约重新武装欧洲，要么至少部分地将马歇尔计划用于军事装备。裁减军备在目前局势下是一个宣传主题，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条出路。但如果美国人放弃马歇尔计划的特性，放弃将增长的重要一部分用于非战争目的，那么增长便会在他们所决定的地方爆炸。在爆炸之时，人们可能会说：苏维埃的政策令灾难不可避免。这种慰藉不仅可笑，还带有欺骗性。从今天起，必须在相反的方向上断言：使战争成为生产力过剩的唯一出路，这意味着承担其后果，对其负有责任。的确，苏联将美国置于严峻的考验中。然而，倘若没有苏联将世界唤醒，令它遭受考验并迫使它“改变”，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已经描述了迅速武装的必然结果，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要裁减军备，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裁减军备过于脱离实际，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其后果。人们难以衡量，在何种程度上提出将这个世界置于静止状态是徒劳无益的。静止与沉睡在必要时都只能是战争的先兆。唯有一种“动态和平” (15) 才能满足改变的迫切需求。这是唯一可以与苏维埃的革命意志相对抗的方式。“动态和平 ”意味着这种坚定意志维持着战争威胁的状态，也意味着对立阵营的军备武装。
9．与美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人类发展
尽管如此，显然只有美国方法的成功才能实现和平发展。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没有战争的革命或至少传统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必要将苏联视为无情意志的代表，或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看作罪恶行为的象征。通过秘密警察、言论钳制和大量的集中营来谋求政体的扩张，这非常残酷。然而，如果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没有对迫切的必要性做出回应，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存在苏维埃阵营。无论如何，倘若没有意识到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的压力所具有的意义、真理 和决定性价值，那么对自我意识 的追求便只能是徒劳。（如果缺少这种压力，在任何方面，保持平静都将是徒劳，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必须面对恐惧。）那些任凭自己被激情所蒙蔽并仅仅把苏联视为一种过度的人，投身于同样的过度行为中，至少在盲目的意义上：他们放弃完全的清醒，而只有充分清醒，人才可能最终获得自我意识 。当然，在苏维埃世界的范围内，自我意识 并不因此而免遭排斥。况且，自我意识 无法与任何既定事物联系在一起。在威胁下，它意味着快速改变 (16) 和居于世界统治地位的那部分的成功。作为补偿，自我意识 从现在起就被包含在美国民主今后的 选择中，它只能以非战争形式呼唤民主的成功。国家的观点与之无关。 (17)
10．对财富最终目标的意识与“自我意识”
或许，将一种与自我意识 （生命回归完全且不可缩减的绝对权力）同样内在的真理 (18) 与这些完全外在的确定联系在一起，这不无矛盾。尽管如此，人们如果毫不迟疑地回到本质上，便很容易意识到这些确定和这整本书的深刻意义。
首先，矛盾被推向极端，因为基于“国际主导经济”考虑的政策仅以世界 (19) 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目标。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失望和沮丧的。但这是自我意识 的起点和基础，而非其最终完成。这一点应得到足够确切的阐述。
如果自我意识 在本质上是对内在的完全拥有，那么必须回到一个事实：任何对内在的拥有都导致欺骗。 (20) 一次献祭只能确定一件神圣之物 。神圣之物 使内在显露：它使实际处于内部的东西在外部被感知。正因为如此，自我意识 最终要求，在内在的范畴中，一切都不再发生。这丝毫不涉及消除存在之物的意愿：谁会说取消艺术品和诗歌呢？但有一点 应被揭示出，即生硬的清晰在其中与神圣感相符。这意味着神圣世界被简化为与物 完全对立的成分，也就是说被简化为纯粹的内在性。事实上，就像在神秘主义者的经验中，这便回到精神的沉思，它“既无形状也无方式”，与“幻象”、神与神话的迷人表象相对立。在本书的视角下，这明确意味着在根本性斗争中做出抉择。
我们这样的生物并非一劳永逸地被给定，而是被呈现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中。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超越简单的生存，以这种增长为自身目标和存在理由。然而，在对增长的这一从属关系中，既定的个体失去其自主性，服从于他借助自身资源增长而在未来实现的改变。事实上，增长的出现应相对于其转化为纯粹耗费的那个时刻。但这一转变确实困难。因为意识与此相悖，意识所追求的是抓住某个获取之物，某种物 ，而非纯粹耗费的虚无 。重要的是，抵达意识不再是对某种物 的意识这一时刻。换句话说，意识到增长（获取某物 ）将转化为纯粹耗费这一时刻的决定性意义，这完全就是自我意识 ，即一种不再以任何物为目标 的意识。 (21)
当清晰具有其可能性时，这种完成与生活水平提高的缓和联系在一起，具有构建 社会存在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构建 可与动物向人的进化相媲美（更确切地说，这种构建正是进化的最后行为）。在此观点中，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像最终目标已经给定。最终，一切事物都自我安排并扮演指定的角色。今天，杜鲁门主义将盲目地为最后隐秘的辉煌 (22) 做准备。
但这显然是虚幻的。更为开放的精神将辨别出的并非一种陈旧的目的论，而是唯有沉默不会背叛的真理。
(1) 约雷（Jorré），《苏联：地球与人类》（L'U．R．S．S．：La Terre et les Hommes ），1945年，第133页。
(2) 同上。
(3) “饥饿与寒冷”俄语为“Golod i kholod”。
(4) 阿列辛斯基（Alexinsky），《革命的俄国》（La Russie révolutionnaire ），1947年，第168—169页。
(5) 此处原文为“la défense improductive”（非生产性防御），疑为“la dépense improductive”之误，故译为“非生产性耗费”。——译注
(6) 克拉夫琴科，《我选择自由》（J'ai choisi la liberté ），1947年。——我参考了这一重要的、具有显著倾向性却真实的文献，以便依照严格的批判法则从中提取一些真实资料。由于作品中存在明显的错误、矛盾和轻率，且作者通常缺乏逻辑关联性，我们无法从该书的真实性中获得任何东西。这一文献与其他任何文献一样，仅供有所怀疑地使用。
(7) 克拉夫琴科，第483页。
(8) 克拉夫琴科，第533页。
(9) 《俄国之谜》（L'Enigme russe ），蒙特利尔，1946年，第340页。
(10) 克拉夫琴科，第560—566页。
(11) 弗朗索瓦·佩鲁，《马歇尔计划或世界必不可少的欧洲》（Le Plan Marshall ou l'Europe nécessaire au monde ），1948年。
(12) 弗朗索瓦·佩鲁，《马歇尔计划或世界必不可少的欧洲》，1948年，第127页。作者在后文中明确指出：这里的“古典”一词基本上采用凯恩斯在《通论》一书开头所赋予它的意义。
(13) 同上，第130页。强调部分由原作者标注。
(14) 交易的结果 可能是利润缺失，甚至是亏损，因为它没有实现预期的 效果。但原则并不因此改变。
(15) 这是让-雅克·塞尔万-施莱贝尔（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的说法。参见《面向和平的西方》（L'Occident face à la paix ），发表于《世界报》1948年1月15—18日的一系列精彩文章。
(16) 正如让-雅克·塞尔万-施莱贝尔所指出的，也正如一些美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力图思考的，人们可以从工会这一新兴政治力量的快速上升中期待美国国内局势发生重要而迅速的转变。
(17) 为何要否认这一事实：苏联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不再可能进行深刻意义上的独立创举？停滞不前仅在日复一日的论战中才有意义。
(18) 它是即刻的自由，独立于必须完成的任务。
(19) 我说的就是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杜鲁门主义”中所指出的美国政治的最新方向比马歇尔计划本身更具意义。当然，在这些经济措施的范畴内寻求战争问题的解决，这似乎是徒劳的。实际上，即便这些经济措施是符合逻辑的，它们所能消除的也只是战争的必要性，而非战争的可能性。但在目前军备武装的可怕威胁下，这在理论上可能已足够。无论如何，人们无法做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