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们相对抗，民众意识就归结为深入维护耗费的原则，并将资产阶级的存在表现为人类的耻辱和一种阴险的废弃。
5．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社会依据一种重视利益 的理性，竭力使耗费贫乏，于是便只成功地发展了普遍的吝啬。仅仅在把普遍理性主义观念的结果推向极致的那些人的努力中，人类生活才重新找到符合不可缩减的需求的波动。传统耗费模式已有衰退的意味，人类奢侈的喧闹在阶级斗争 难以置信的爆发中消失了。
阶级斗争 的构成部分产生于从古代时期开始的耗费过程中。在夸富宴 中，富人分发其他穷人提供给他的产品。他力图超越一个和他同样富有的竞争对手，但对他所想象的最终超越而言，唯一必要的目标就是令他更加远离贫民的本性。因此，虽然耗费是一种社会功能，但它却立即导致表面上反社会的分离性竞争行为。富人消费穷人的损失，并为其创造出一个衰退和卑劣的阶层，它开启了通向奴隶制之路。而显然，从古代奢华世界代代相传的遗产中，现代世界分得了这个阶层，目前它专门属于无产阶级。也许，资产阶级社会声称依据理性原则自治，并通过自身行为力求实现人类的某种同质性，它不会毫无异议地接受一种似乎对人类本身具有摧毁性的分裂，但除了理论否定之外，它无力将抵抗推进得更远。它给予工人和主人平等的权利，它宣布这种平等 并将这个词公然刻在墙上。然而，主人们行事时好像自己就是社会本身的表达，一心表明被雇佣者的卑劣与他们毫不相关，这比任何忧虑都更让他们操心。工人活动是为了生存而生产，而雇主活动则是为了迫使工人生产者陷入可怕的衰退而生产。因为，在以下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分离：一方面是雇主在其自身耗费模式中寻求的身份认定，这一耗费模式力求使其超越人的卑劣性；另一方面是卑劣性本身，而雇主身份的认定正与这种卑劣性密切相关。
将力求改善工人命运的资产阶级诸多努力的表现与这一竞争性社会耗费观念对立起来的，只是对现代上等阶级的怯懦的表达，这些阶级再也无力承认自身的种种摧毁。资本家为了救助无产者并为其提供在人类社会等级中的上升机会而产生的耗费，仅仅证明由于精力耗尽，他们无力把奢侈过程推进到底。穷人的损失一旦实现，富人的愉悦就逐渐被掏空、被中立：它让位于麻木不仁的冷漠。在这些条件下，为了维持一种冷漠本身使之相对变得令人愉快的中立状态，尽管有某些试图扰乱的因素（暴虐、怜悯），可能有必要用新的耗费来补偿导致卑劣的一部分耗费，并力图减弱后者产生的结果。雇主的政治意义与繁荣的某些局部发展相结合，使得这一补偿过程有时被赋予某种显著的规模。正是如此，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在美国，初始过程的发生损害了相对微弱的一小部分人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本身也被引导参与其中（尤其当预先存在某个被一致认为卑劣的阶级，例如黑人阶级，而使事情简单化时）。然而这些摆脱困境的方法，因其重要性极为有限，丝毫不能改变高贵阶层和卑贱阶层之间的根本分离。社会生活的残酷游戏在各个文明国家之间并没有区别，在那里，富人们侮辱性的光彩使低等阶级的人性堕落、衰退。
必须补充的是，主人们的残暴不仅在于摧毁本身，更在于摧毁的心理倾向。这种残暴的减弱与古代奢侈过程的普遍衰退相关，而后者正是现代的特征。
当这一次，阶级斗争依靠工人而重新开始并得以发展，其规模威胁到主人的存在本身时，它相反地成为社会耗费的最伟大形式。
6．基督教与革命
除反抗之外，被激怒的穷人有可能拒绝对人压迫人体制的任何精神参与。在某些历史背景下，尤其通过比现实更为惊人的象征，他们成功地将整个“人性”降低至一种如此可怕的耻辱，以至于富人衡量他人贫穷的乐趣忽然变得过于强烈而无法被毫无眩晕地承受。于是，在所有礼仪形式之外，尤其在穷人一边建立起一种被激化的挑战的交换，即夸富宴 。在那里，现实的垃圾和被揭露的道德污秽与世界所包含的一切富裕、纯洁或辉煌之物无比激烈地相互竞争。并且，对这种痉挛性的骚乱而言，一条特别的出路被宗教绝望所打开，它正是对这一出路毫无保留的利用。
在基督教中，激昂与焦虑、痛苦与狂欢之间的相互交替构成宗教生活，并被引向与更加悲剧性的主题的结合，与病态的社会结构的混淆，而后者本身以最肮脏的残忍进行自我分裂。基督徒胜利的歌声赞美上帝，因为上帝进入社会战争的血腥游戏中，也因为上帝“把强权者从其高贵的顶点拉下，令苦难之人兴奋”。他们的神话把社会耻辱、受刑者尸体的衰弱与神的光辉结合在一起。正是如此，宗教信仰承担起富人和穷人之间始终存在的反向力量的全部对抗功能，其中一方诅咒另一方必然遭受损失。宗教信仰与尘世的绝望紧密相连，而绝望本身只不过是分离人类的无限仇恨的一种附加现象，但这种附加现象却力图取代它所概括的所有分离过程。根据被认为是基督所讲过的话，他的到来是为了分离而非统治，因此宗教根本不寻求消除被其他人视为人类创伤的东西。在它的直接形式下，当它的行动保持自由时，宗教反而沉溺于对它心醉神迷的痛苦而言不可或缺的污秽。
基督教的意义被赋予阶级耗费的狂热结果的发展，被赋予损害现实斗争的精神性竞争狂欢。
然而，无论在人类活动中具有何种重要性，基督教的耻辱 只是卑贱者对抗高贵者、淫秽者对抗纯洁者的斗争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就像社会意识到其分裂难以容忍，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烂醉如泥，以便暴虐地享受分裂。最深重的沉醉没有耗尽人类苦难的结果，并且，被剥削阶级愈加清晰地对抗上层阶级，于是无法为仇恨确定任何可以想象的界限。在历史的波澜中，只有“革命”一词统治着惯常的混乱，并承载着对大众无限要求的承诺：主人、剥削者，他们的职责是建立把人性（就像这种存在于大地，即淤泥中的人性）排除在外的轻蔑形式，而出于一种简单的相互性法则，人们希望他们注定陷入恐惧之中，就在其精美言辞被暴动中的死亡尖叫声所覆盖的那个伟大夜晚 。那是沾染鲜血的希望，它每天与民众的存在相混合并概括着阶级斗争的反抗内容。
阶级斗争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力图使“人性”丧失的那些人的毁灭。
然而，无论发展形式如何，不管它是革命的还是奴性的，18个世纪前由基督教徒的宗教狂热、今天由工人运动所形成的普遍动荡应该同样被表现为一种决定性的冲动，它迫使 社会利用阶级之间的互相排斥，既为了实现尽可能悲惨、尽可能自由的耗费方式，同时也为了引入神圣的方式，这些神圣方式十分人道，相比之下传统方式则变得卑劣可憎。正是这些运动的回归性说明工人革命的全部人性价值，工人革命可以发挥强制性的吸引力，如同将简单有机体引向太阳的力量。
7．具体事实的非从属性
人的生命区别于法律上的存在，就像它实际在天空中一个孤独的星球上从白天到黑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存在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都不可能被限制在根据某些理性观念而指定给它的封闭系统中。构成生命的大量舍弃、排出和爆发可以被表达为生命只有随着这些系统的不足才得以开始。至少，生命所接受的秩序和保存，只有从有序的、保存的力量得以解放并出于某些不会被迫屈从于任何可解释之物的目的而消失的那一时刻起，才具有意义。唯有通过这样一种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反抗，人类才不再孤独地处于物质无条件的光辉里。
事实上，无论孤立存在还是处于群体中，人类总是以最普遍的方式置身于耗费过程中。方式的变化丝毫不会改变这些过程的根本特征，它们以损失为原则。对集体和个人产生激励作用的是某种兴奋，其总量在交替中维持在一个明显恒定的最低位。在其强化形式下，兴奋状态 类似于中毒状态，可被确定为不合逻辑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无法抗拒对本可以理性使用（根据结算差额的原则）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拒绝。如此实现的损失与非生产性价值的创造密切相连，在“妓女”和军事耗费的情况中都一样，而最荒谬同时也让人变得最吝啬的价值就是荣誉 。以衰退 为补充，在时而阴暗时而明亮的形式下，荣誉没有停止对社会存在的支配，并且当荣誉被个人或社会损失的盲目实践所影响时，没有它就始终不可能从事任何事情。
正是如此，活动的巨大损耗将人的种种意愿——其中包括与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意愿——引入普遍物质的定性游戏中，因为物质只能由非逻辑性差异 界定，这种非逻辑性差异之于世界经济 的意义，就如同罪恶 之于法律的意义。荣誉概括或象征（并非穷尽）自由耗费的对象，而它永远不能排除罪恶，永远无法与认定相区别——至少，如果我们考虑唯一具有价值的认定，其价值可与不成为任何他物条件的非从属性认定 之物的价值相比。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表现利益，它与荣誉的利益（就像与衰退的利益一样）相符，人类集体必然将其与历史运动所恒定实现的性质变化相连，如果我们最终想象这一运动无法被遏制或被引向某个有限目标，那么有可能在放弃一切限制的情况下，为效用确定一种相对 价值。人类确保其生存或避免痛苦，并非因为这些功能经由自身而导致一个充分的结果，而是为了进入自由耗费的非从属性功能之中。
(1) 本文1933年1月发表于《社会批评》第7期。
(2) 关于夸富宴 ，主要参见莫斯，《论馈赠——古老的交换形式》，载《社会学年鉴》，1925年。
被诅咒的部分
前言
几年来，我时常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您在写些什么？”我只能为难地说：“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在我看来，这部书的写作至少令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感到困惑（人们对我的书的兴趣通常在文学方面，这可能难以避免，因为我的书无法被归于既定的体裁）。我始终能烦恼地忆起，我的回答曾引发显而易见的惊讶：我必须为自己辩护，可我能说出的只言片语既不明确，也不易被理解。于是，我要补充说明自己所写的（如今出版的）这部书并非以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方式来对事实进行思考，并且从我的视角来看，一次人类献祭、一座教堂的建造或一个宝物的馈赠与小麦的销售具有同等意义。简言之，我徒劳地竭力阐明一种“普遍经济”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中，相较于生产，财富的“耗费”（“消耗”）才是首要对象。如果有人询问我这本书的标题，我会更加为难。被诅咒的部分 ：这可能会吸引人，但无法提供信息。自那时起，我本该更进一步：确定消除这个标题所涉及的诅咒这一意愿。显然，我的计划过于宏大，而陈述一项宏大的计划永远都是对它的背叛。没有人可以毫不可笑地说自己准备好某种颠覆性的言论：他必须有所颠覆，仅此而已。
如今，书已写成。但如果一本书没有被定位 ，如果批评没有在思想的普遍运动中标明属于它的位置，那么它便什么都不是。我正面临同样的困境。书已写成，可当我撰写书的前言时，我甚至无法为它要求某一门科学的专家的关注。这个初次尝试在某些特定学科之外触及一个本应被提出，却仍未被提出的问题，而它是每一个研究地球上能量运动的学科的关键，从地球物理学到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和生物学。无论心理学还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都不能被认为与这一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无关。甚至那些可以被认为属于艺术、文学和诗歌的领域都首先与我所研究的运动相关联：表现在生活沸腾之中的剩余能量运动。因此，这样一本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书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关注。
确实，推进冰冷的科学研究，直至其内容不再被漠视，反而燃起人们的激情，这是危险的。事实上，我所考虑的令地球充满生气的沸腾，同样也是我的 沸腾。因此，我研究的这个对象无法与其主体本身分割开来，但我必须说得更准确：达到沸点的主体 。正是如此，甚至在面临为它在思想的普遍运动中找到位置的困难之前，我的研究已经遭遇最内在的阻碍，但这阻碍却赋予此书最根本的意义。
当我考虑我的研究对象时，就个人而言我无法拒绝沸腾，在沸腾中我发现不可避免的结果、冷酷而不择手段的行动的价值。我的研究以获得认知为目的，它要求冷酷和算计，然而所获得的认知是对错误的认知，这种错误包含在任何算计都必然具有的冷酷之中。换句话说，我的研究目的首先在于增加 人类的资源总量，但研究结果告诉我，积聚只是不可避免的终止之前的拖延和倒退，积累的财富仅在其中具有即刻的价值。在书中，我说能量最终只能被浪费，而当我写这部书时，我也在工作中使用自身的能量和时间：我的研究从根本上符合增加人类财富的意愿。在这些条件下，我是否可以说，我有时只能回应这部书的真理而无法继续书写它？
一本无人期待且不回答任何业已提出的问题的书，如果作者严格遵循其教义，他本不会写出这样的书，这就是我今天呈献给读者的奇怪之处。这从一开始便会引起怀疑。如果最好不回应任何期待，而仅提供那些令人厌恶或因缺乏力量而被人们主动忽略的东西：这令人意外的剧烈运动，它导致混乱并将思想从休憩中唤醒；一种大胆的颠覆，与世界相协调的活力取代孤立观念和顽固问题所导致的停滞，这些问题源自一种不愿思考 的焦虑。我如何能既不背向期待，又拥有将概念与世界的运动自由等同的这种极端的思想自由？忽视那些缓慢而有条理地发展起来的严苛规则可能只是徒劳，但如果满足于约定俗成的知识的停滞，我们又如何能解开谜题，如何通往宇宙之维？人们如果有耐心也有勇气阅读我的书，就会在其中看到遵循坚定的理性规则而进行的研究，看到针对源于传统智慧的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人们也会在书中遇到这样的断言：时间中的性行为就像空间中的老虎 。这一比较来自对能量经济的考虑，它将诗意的幻想排除在外，却要求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被置于与一般算计具有相反力量且建立在支配我们的法则之上的游戏层面。总的来说，正是在涌现出这些真理的观点中，一些更普遍的主张获得其意义，根据这些主张，向生物和人类提出根本问题的并不是必要性，而是与之相反的“奢侈” 。
至此，我将邀请批评界提出某种怀疑。人们很容易用无可辩驳的异议去反对新的观点。大多数时候，新生事物都会带来困惑且不能被准确理解：反对意见针对一些被简化的方面，作者并不比所谓的反驳者更接受这一点，或者只在一种暂时简化的范围内接受。目前情况下，这些在初次阅读中令人震惊、不容置辩的困难，我很难在撰写这部书的十八年时间里将其忽略。但首先，我仅在此提供一个简要的概述，甚至无法考虑在其中涉及大量的相关问题。
尤其，我在第一部中没有从我引入的角度对生活中的所有行为加以细致分析。这颇令人遗憾，因为“生产性耗费”与“非生产性耗费”的概念在我这部书的整个论述中具有基础性价值。而由各种耗费构成的现实生活却忽视了严格的生产性耗费，实际上甚至连纯粹的非生产性耗费也忽略了。因此，必须用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系统描述来取代一种初步的基本分类。我想首先提供一系列特别的事实，使得人们可以理解我的观点。但如果这个观点没有同时考虑所有被误认为毫无价值的细微事实，那么它就不可能自圆其说。
我认为，从经济危机的事实得出摧毁性结论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经济危机在我的著作中虽必定具有一种决定性事件的意义，但它仅仅被粗浅地描述。说实话，必须有所选择：我不能全面地概述我的想法，却迷失于充满干扰的迷宫中，在那里树木会不停地妨碍我看见森林。我力求避免重复经济学家的工作，而仅限于将危机中出现的问题与自然界的普遍问题进行比较。我希望以一种新的阐述来揭示这个问题，但我一开始并未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复杂性加以分析，正如我没有立即详细估算一顶草帽或一把椅子的生产中涉及的增长部分或浪费部分。我更愿意从普遍意义上提供解释凯恩斯“装钞票的瓶子”奥秘的理由，它通过吃、死亡和有性生殖来延伸丰盛中那些令人疲惫的迂回。
今天，我仅限于提出这个简要观点。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所放弃：我只是将更广泛的研究延后进行。 (1) 由于时间所限，我甚至推迟了对焦虑的分析。
然而，唯有决定性的分析才能很好地显示两种政治方法的对立：一种方法是恐惧并焦虑地寻找答案，它将与自由最为相悖的迫切需要混入对自由的追求中；另一种方法是源于生命总体资源的精神自由，对它而言，目前一切都得到解决，一切都是富足的， 与宇宙相适应。我强调一个事实，即从精神自由来说，寻求解决方案是一种丰盛和多余：这赋予它无与伦比的力量。对于那些只任由焦虑提出政治问题的人，解决这些问题就变得很艰难。由焦虑提出这些问题是必须的，但解决问题就需要在某一点上消除这种焦虑。我在卷末提出的本书所导向的政治主张，其意义与这一明确态度密切相关。 (2)
(1) 这是第一部著作，其后续将在我主编的另一套有关“普遍经济”的文集中出版。
(2) 我要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朋友，X射线实验室的研究负责人乔治·安布罗西诺（Georges Ambrosino），没有他的帮助，这本著作无法完成。因为科学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它需要观点的交流与共同的努力。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安布罗西诺的成果。他所参与的原子研究使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远离了对“普遍经济”的研究，我个人对此感到遗憾。我希望他能重新展开曾与我共同进行的对地球表面能量运动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