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喜欢恩迪卡。”
53．内鬼
内蕾娅很喜欢那句口口相传、随处可见的口号：战斗并快乐着的青春。青春洋溢的她战斗并快乐着，投票给巴斯克人民团结党，她想不出还有别的选择。确实，和战斗相比，她更喜欢快乐。扔石头、放火、撞车？那些是男孩子们干的事，她和女性朋友们都这么想。换言之，起冲突了，咱们走，退场，别在这儿碍事。她们会去参加集会和游行，因为镇里差不多所有年轻人都会去，外省人的孩子、当然还有镇长的孩子也会去。镇长属于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儿子是内蕾娅的同学。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拉横幅，贴海报，发传单，在系里墙上刷标语。
八七年三月，内蕾娅在阿拉诺酒馆听到消息，决定去阿拉萨特（毕妥利叫它蒙德拉贡）。
“他们说什么？”
“特克索明·伊图尔贝死了。”
“怎么死的？”
“在阿尔及利亚出了车祸。”
“你确定？”
“这年头没什么能确定。”
是不是西班牙政府秘密警察或反恐解放组织杀手在刹车上动了手脚？好几张面孔表示，有这种可能。帕奇从墙上取下死者的带框照片，擦干净，放在吧台上，让进酒馆的人都能看见。
报纸连续几天一再确认官方说法，同车身亡的还有一名阿尔及利亚警察。为了彻底消除疑虑，事故中一名埃塔女性成员胳膊上还打了石膏。全都在撒谎。阿兰洽（弟弟在法国学习如何杀人，如果还没有正式参加行动的话）小声、独自、伤心地说：在咱们国家，真相早就死了。
“你要去？”
毕妥利似乎一点也不高兴。
“那当然，妈，镇上的年轻人都去。”
全都去？阿兰洽就没去。头一天星期六，她说不舒服，发烧，忽冷忽热，肯定是感冒了。四个朋友一致认为：她最好早点上床，喝杯热牛奶加蜂蜜，进被窝发汗。这样才有可能第二天早上差不多恢复，一起去阿拉萨特悼念／参加追悼会。因此，阿兰洽早早回家，剩下三个去迪厅，计划第二天的行程。
她们接到通知，说上午过半，镇广场会发两辆公交车（镇政府买单）集体前往。不，她们想开内蕾娅的车自己去。嗯，是“老伙计”的车，内蕾娅跟爸爸借。她爸星期天不用车，肯定会借给她。再说了，她爸对她总是有求必应。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好。”
“哎呦，妈，朋友们都去。我们都计划好了，要是现在打电话，放她们鸽子，她们会怎么想？连阿兰洽不舒服，都早早回家休息了，想着明天早上能恢复。”
“你知道那家伙是埃塔头目，发号施令，杀了多少人！”
内蕾娅直翻白眼，耐心耗尽：
“要知道：特克索明多年来领导镇上的武装斗争，为巴斯克国放弃了一切，家、工作、家人，还被暗杀过好几次。他是巴斯克年轻人的偶像，是英雄。英雄是什么？是神。所以，拜托帮帮忙：走在街上，或进店买东西时，管住你的嘴，别批评他，否则，你会有麻烦，也会让我有麻烦。再说，你懂什么政治？妈，你去听弥撒好了！去祷告，去领圣餐，让我们去做我们的事。”
十点。“老伙计”还没从集体食堂回来，这个点儿，快吃完晚饭了(1)。他一定不会太晚回家，第二天是星期天，有骑行俱乐部的阶段训练，要早起。等他到家，内蕾娅已经睡了。当时，“老伙计”还没被刷标语，还能天天下楼去酒吧，星期六跟朋友在集体食堂聚餐。不过，他已经不止一次收到过埃塔组织寄来的信，内蕾娅不知情，哈维也一无所知。两口子躺在床上，嘀咕半天。
“老婆，你要理解她，她还年轻。”
“她都多大了？应该知道这样做不好。”
“可是冷静想想，我觉得最好还是让她去蒙德拉贡。”
“去拥护勒索亲爹的黑手党？”
“内蕾娅什么都不知道，我宁愿她不知道，免得害怕。让她跟朋友去吧，好好玩。”
“让她去喊埃塔万岁？你喝多啦？”
“没喝多。只要我女儿跟支持巴斯克独立的人在一起，他们就不会碰她。”
“对我来说，就像家里出了个内鬼。”
“也许我的事就此解决了，免得让儿女们担心。”
“你什么都依着那丫头。明明被恐吓，还让女儿开着自己的车去参加埃塔头目的追悼会！上帝啊，有这么荒唐的事吗？”
要理解女儿，她还年轻。两口子又叽里咕噜二十分钟，意见还是不统一，最终背靠背，各自睡去。
星期天，“老伙计”照常早起。他轻轻拉开窗帘，就着门前路灯的光亮，看外面有没有下雨。他穿着骑行服，在厨房喝了一杯无奶无糖的黑咖啡，权当早饭，带了一个梨、一个苹果路上吃，打开水龙头，把水壶灌满。天蒙蒙亮，他去车库取自行车。
早上过了大半，毕妥利声音甜美、态度亲切地劝内蕾娅别去，可她已经准备出门了。
“要是我求你呢？”
“妈，别这样。”
“为了我，为了你妈，别去。”
“你想让我在朋友面前出丑？”
毕妥利咬牙切齿，是气的？不是，是不想说漏嘴。再吵一分钟，她就会告诉女儿勒索信的事。我的个老天！要是说漏嘴，“老伙计”会怎么说我？
母女俩三言两语，冷冷地告别，没有亲吻。毕妥利站在窗边，目送女儿走远，去找爸爸的车。女儿苗条的身影蹦蹦跳跳地往前走，更像孩子，不像大人。
毕妥利躲在窗帘后面，不高兴地摇摇头：
“你这个傻瓜！”
(1)西班牙人习惯晚上九点、九点半，甚至十点吃晚饭。
54．谎称发烧
十一点过。过多少？过一刻，也许更多。镇政府周到地将阳台上飘扬的巴斯克区旗降成半旗。从那儿往山上看，远处乌云密布（早上下过小雨）；从那儿往河边、往通往圣塞巴斯蒂安的公路看，天空也有乌云，不过乌云间也有亮堂的空隙。两辆公交车满载着乘客，大部分是年轻人，刚刚出发。
内蕾娅将车开进广场，欢快地按了几声喇叭。两个朋友在柱廊等，人手一面巴斯克区旗，卷在棍子上。阿兰洽呢？内蕾娅在车上问，她们以为她先去接阿兰洽，莫非她还病着？阿兰洽家就在教堂后面的那条街上。内蕾娅说：我快去快回。两个朋友上车取暖，天倒不冷，可是，妈呀，还挺凉的。内蕾娅直奔阿兰洽家，她去过无数次，小时候还无数次地在那儿过夜。她完全没想到，今后再也不会上门。
熟悉的大门，黄铜姓氏牌，此生最后一次按响阿兰洽家的门铃。
是米伦开的门：
“她在家，我不知道她怎么了。”
米伦请她进去，她径直走进阿兰洽的房间，见她和衣躺在床上。是听到她来了，赶紧躺上床的？
“你还没好？”
她回答：“没全好。”尽管坦白说，那气色，那中气，那坚定的眼神，哪儿像个病人？一开始，她的理由跟毕妥利一样，只是用词上有差别。那家伙心狠手辣，生杀予夺，手下带了一帮刽子手。她靠着枕头，模仿他说话：
“把这人杀了！把那人杀了！”
阿兰洽跟毕妥利不同，说话时，没有悲痛欲绝，也没有惊恐地睁大双眼，年轻的脸上写着沮丧。沮丧？何止沮丧，还有苦涩，苦涩中透着气愤。听她说话就能明白：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参加死神的狂欢节，我没胃口。过去也许还会跟你们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何塞·马利？”
“自从他加入埃塔，我脑子突然清醒。不是突然换了种方式看问题，是我总算想明白了。”
“喂，别扫兴，我们又不用站第一排。”
“站第五排或最后一排，我也不去。”
“喂，就去一小会儿，然后四点开溜。我原本想去萨拉乌斯来着，不过我不坚持。你要是乐意，咱们去别处，就当郊游好了。”
内蕾娅的热脸贴到阿兰洽的冷屁股上。两个好友突然噤声，两三秒钟没眨眼，场面顿时凝固。她们彼此审视对方，一个大吃一惊，感觉奇怪；一个铁板一块，拒人于千里之外，她在指责她吗？
“怎么办？她们还在等我。”
“你要去，就去好了！”
此刻，两人之间悄悄地出现了裂缝。什么裂缝？朋友多年的默契、彼此的关心和信任，悄悄地出现了裂缝。有个星期六下午，KU迪厅的看门人因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不让她们其中一个进场。很久以前的事了。于是，其他朋友也不进场。要么全进，要么全不进。她们当着彪悍、不近人情的看门人的面，把刚买的门票撕了。去他妈的，爱谁谁！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当然能。”
“这些话别跟她们讲。就说我发烧了，人不舒服。”
内蕾娅若有所思，失望地走出再也不会踏进的房间，穿过再也不会穿过的客厅，最后一次跟米伦说话。米伦开着大门问：
“她怎么了？”
“有点发烧。”
“自从她跟埃伦特里亚那小子在一起，整个人怪怪的。”
几分钟后，内蕾娅在车上，又说了一遍发烧的谎话，三个朋友启程。幸好，公路上干干的，到贝亚塞恩的车多，之后就少了。我们会是最后几个到的。一个朋友说：阿兰洽不在，感觉不一样，没那么开心。她说开心？
“喂，姑娘，咱们是去参加追悼会。”
那年头，国民警卫队检查车辆是件正常的事。在哪儿？在距阿拉萨特八到十公里的地方。她们排在队尾，一眼望过去，像是堵车，后来才发现不是。前方有警察在一辆辆检查车辆，所有人必须出示证件。公路两旁，停着六辆警车；检查站前后的两边车道上，铺着两条带刺的金属链；土坡上站着好几名宪警，手指扣着冲锋枪扳机；下方灌木丛后，藏着一个，姿势差不多；还有一个守在树后。所有人握枪，准备射击。
警察招手，责令她们停下。内蕾娅放下车窗。身份证。没说“早上好”，也没说“请”。他把三张身份证拿到警车旁，做例行检查：无前科，无指控。还身份证时，慢腾腾的，故意磨蹭，耽误时间，想让她们明白这座山到那座山之间，路上谁说了算。他问：去哪儿？简直明知故问，干吗要回答？还是别惹麻烦的好。于是，内蕾娅作为司机，很不情愿地代表三个人回答：
“去蒙德拉贡。”
他命令她们下车，不是和颜悦色说“麻烦你们下车”，而是恶狠狠地吼道：
“三个人，下来！”
一招手，又来了两个警察，三个男警来搜身。一个想：真丢人！另一个想：真恶心！第二天，她们应该在阿拉诺酒馆说了同样的话。内蕾娅都快哭了，不得不打开后备厢，里面有一件风衣、一只自行车打气筒、一把爸爸的雨伞，还有卷起来的巴斯克区旗。
“这是什么玩意儿？”
“两面旗子。”
“展开。”
内蕾娅咬着下唇，噙着泪，将旗子展开。都说了，是两面西班牙宪法承认的旗子。突然，对方冷嘲热讽地以“你”相称：
“哟？这是要去参加埃塔分子的弥撒呀？你们以为上帝会让他进天堂？”
内蕾娅保持尊严，拒不开口，差点夺眶而出的眼泪已经生生被她憋了回去，居然斗胆跟警察对视。她在黑色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妈的，看到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跟她絮叨的妈妈，还有和衣躺在床上的阿兰洽。毫无疑问，跟大部队坐公交车去才是明智之举。想到这里，内蕾娅的心中突然升出一股勇气。
“我在等你回答。”
“我们不是去参加弥撒的。”
这时，宪警开始骂人，骂特克索明是恐怖分子、杀人犯、应该断子绝孙，等等。他威严地一摆头，让三个姑娘快点滚。她们驱车往前，内蕾娅从后视镜里看见，他又拦了下一辆车。
55．跟她们的妈妈一样
一个问另一个，问什么？这家咖啡馆是不是妈妈过去周六来喝下午茶那家？阿兰洽印象中妈妈去的是油条店，尽管她不确定。她百分之百确定的是：妈妈至今爱吃油条，有时来圣塞巴斯蒂安，会买六根回去，吃凉的。内蕾娅拍着胸脯保证：米伦和她妈妈当年做闺蜜时，常来这家咖啡馆吃吐司抹果酱。
她俩在那儿干吗？很久没有对方的消息，刚才在街上偶遇，差点在丘鲁卡街和林荫大道的拐角撞上，没办法避开。对内蕾娅来说，不期而遇，多少有些提防。没什么，就是担心了一下下，完全没必要。阿兰洽还是那么友好，面带微笑，毫不犹豫地冲上来亲她。她们互相打量，互抢话头，称赞对方。
有时间吗？她们决定交流一下各自的私生活。在哪儿？当然不能在街上。天开始黑了，风刮得不舒服。内蕾娅指了指附近的咖啡馆，两人手挽手，走了进去。
“咱俩多久没见了？”
嗯，自从阿兰洽跟吉列尔莫住到埃伦特里亚起，差不多一年半。
“镇子让我透不过气来。我知道这么说不好，土生土长的镇子，小伙伴们也在那儿，可我就是忍受不了。镇上太多人被政治毁了，今天还跟你拥抱，明天别人对他说了什么，他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我跟非巴斯克人谈恋爱，也被人戳脊梁骨。真的，你听的没错。说要是何塞·马利知道，会怎么讲。”
“别逗了，谁会跟你说这种话？”
“霍苏内。最让我痛心的是，她不是单独跟我说的，她是在公开宣判，你懂吗？我什么都没反驳。生活在这种国家，多一句不如少一句。不过，后来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她，把她拦住，跟她说：我爱喜欢谁，就喜欢谁，让她滚一边去。”
“干得漂亮。”
“不只她不看好我男朋友，不说远，我妈也有同样的偏见，后来想想算了，态度才渐渐好转，还会偶尔去埃伦特里亚看看我们。可怜的吉列，他是个大好人，报了巴斯克语班，学得那叫费劲，感觉这人不适合学语言。”
侍应生过来，问她们想喝点什么。阿兰洽犹豫片刻，点了这个；内蕾娅毫不犹豫，点了那个，顺便问侍应生能不能把音乐声开小点。
“我接着说。我不再去镇上酒吧。嗯，阿拉诺酒馆已经很久没去，因为不想看见墙上挂着弟弟的照片。我的生活在别处，我有吉列，我在圣塞巴斯蒂安找了份工作，挣的钱很少，不过人总得吃饭。我迫切地希望离开镇子，希望这个词还不确切，应该是执念。我的脑子里萌生了执念：住在镇子里，没前途，感觉很不舒服。甚至现在想起镇上的某些地方、某些人的嘴脸，我还会觉得恶心。对不起，有点激动。我不喜欢某些人的目光，我能想象霍苏内在到处煽动人反对我，不只她这么做。所以，我一有机会，就跟吉列搬到公寓去住，后来跟他去民政局结婚，现在过得不错，各自上班、攒钱，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更体面些。”
“你爸妈什么反应？”
“我搬出去跟男朋友住，我妈可不高兴了，怕别人说闲话。她冲我嚷嚷：我女儿跟别人同居！搞得还像生活在佛朗哥时代。她跟许多人一样，自以为很革命，参加游行，喊口号，其实骨子里死死地抓着传统不放，简直愚昧透顶。我跟她说：妈，你瞧，这事儿咱分分钟搞定。于是我就结婚了。那天是一月的一个星期二，没有穿白色的婚纱，没有邀请客人，没有乱七八糟的排场。大逆不道的罪过没了，这下你满意了吧？可我妈的梦想是：儿女要在堂塞拉皮奥的面前结婚，要在教堂台阶上给孩子们扔杏仁糖，要穿定制婚纱。我那么草草结婚简直糟心透了，她说女儿不能对妈妈做这种事，说不会原谅我的。一个月后，我们在餐厅聚餐，庆祝结婚，到场的有吉列他爸妈、我爸妈，还有格尔卡，格尔卡死活不肯打领带。老爸特别伤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卡瓦酒，不舒服的缘故，突然想起了何塞·马利。他非念叨着咱家人不齐，哭得像个孩子。如今我得帮老爸说话，他和吉列相处得好极了，婚礼前他俩就谈得来，自从吉列去菜园帮过他一次之后。有一天，我对他说：爸，你对我男朋友印象好，我真高兴，至少比妈对他印象好。老爸回答：你妈，嗯，个性太强！”
侍应生来送餐，将放账单的小碟搁在内蕾娅的手边。她要求把音乐声开小点，这就是报应？她又提了一遍要求，侍应生回答：已经开小了，不能再小了。没说别的，去了另一张桌子。音乐声跟开始一样大。
“哎呦，这茶烫死人了！”
“你有孩子吗？”
阿兰洽忙着对付茶包，摇了摇头。内蕾娅觉得奇怪，阿兰洽没有看着她的眼睛回答。她又追问道：
“没计划要孩子？”
阿兰洽这才抬起头来：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吉列说，也没跟别人说，可以跟你说，因为是你陪我去伦敦的。我怀疑那家诊所哪儿没做好，尽管我的妇科医生一再强调没这回事，可我就是怀不上。怎么跟你说呢？这事儿有点添堵。”
“这么说，你们是计划要孩子的。”
“试了很久了。一想到会生不出孩子，我就怕得慌，真的。哎，算了，说说你，说说你的生活，你的规划。我的都告诉你了，瞧，也没什么大事。你还在念书？”
内蕾娅用舌头舔了舔小勺，缓了缓。回答好了，还等什么？有一会儿，她似乎想在阿兰洽栗色的眼睛里看看自己。将心比心，照实说：
“差点不想念了，后来听了爸爸的话，夏天过完，去萨拉戈萨接着念。”
“你好像不太开心。”
“跟家里人闹了点别扭，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我心里也不好受。嗯，爸爸都原谅我了。不是这个问题。再说了，发生的事，爸妈不愿意告诉我，想保护我，所以，不知者不罪。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完全不能理解。我说爸，为什么我要去外地念书？这儿挺好的，有我的朋友圈，有我熟悉的环境。可他就是不松口，说一直想给我另找一所大学。他决定了，我不能继续待在巴斯克地区。妈妈跟他一条心。他们事先跟哈维通过气，哈维也同意。我觉得他们合伙对付我，当我是小孩子，我反对。我不仅反对，还大发脾气！说的话现在想想，自己都觉得揪心。”
“我知道有人威胁你爸，是这个原因吗？”
内蕾娅点点头。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家人都说是你们不好。何塞·马利逃到法国后，我妈就昏了头。我听她说过‘老伙计’很多坏话，说得很难听，别以为谁能跟她对着干。咱们两家原本关系那么好！喂，我始终没变。你瞧，我正在跟你说话，说得很开心。嗯，要是从这儿出去，在街对面看见毕妥利，我会跑过去亲她一下。嗯，跟你说真心话，你爸希望你离开镇子，我能理解。”
“我爸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说服我的不是他。”
“哦，不是他？”
“我在阿拉诺酒馆的事，没人跟你提过？”
“我不知道，我很少去那儿。”
“一定是爸爸的负面消息传到了酒馆，而我却不知情。一天下午，我进酒馆，跟帕奇要杯喝的。以为他在忙着洗杯子，没听见，我又说了一遍，他都不正眼瞧我。太奇怪了！我又说了第三遍，他板着脸过来，原话就是这句：这儿不欢迎我，以后别再来了。我整个人从头凉到脚，都不敢问他为什么。”
“这种事不必问，自然明白。”
“我直接回家。爸爸下班，我抱着他，把他衬衫都哭湿了。我答应他，去外地念书。所以，过不了多久，我会去萨拉戈萨找房子，那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努力地想赋予生活意义、形式与秩序，到头来，生活想怎样，就怎样。”
“你说得没错。”
56．李子
你问自己：这值得吗？被锁在高墙之内，寂静无声，镜中的容颜日渐老去。窗外的一角天空让你想起：外面的生活真美好，有各种鸟、各种颜色，那些都是别人的。要是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回答是：没做错什么，只是为巴斯克国牺牲了自己。大小伙子，回答得好极了。要是再问一遍，回答是：当时脑子不灵光，被人利用了。后悔吗？有些日子会情绪低落，会痛心做过的一些事。
于是，过了一年、一年、又一年，都数不过来了。他想啊想，反反复复，左思右想。总得找点事做，免得孤独，不是吗？事实上，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狱友的存在。去祈祷？不，这法子对他不管用，对妈妈管用。妈妈一个月来一回，告诉他：
“儿子，我每天都求圣伊格纳西奥，保佑你出狱，至少别关这么远，离家近点。”
一开始，他会去找伙伴，在院子里和普通犯人聊体育。埃塔囚犯中，他名声在外：强硬、忠诚、正统。经年累月的关押、高墙之内的寂静、探视室里母亲的眼神，都在一点点蚕食着他的内心，好比在老树的树干上掏了个洞。最近，他利用一切机会独处。这一刻，他毫无思想准备，突然看见自己站在镇子出口的电话亭里，用指头堵住耳朵，卡车来来往往，吵死人了，他听不清。霍苏内很紧张，说她不想惹麻烦。镇上人都知道科尔多被抓走了，国民警卫队正在找他们俩。何塞·马利跟她说好：她去通知格尔卡，让他去采石场。多年以后，何塞·马利在牢房中，突然意识到：要是警方窃听了霍苏内的电话，他就把她害惨了，格尔卡更不用说。
霍金问：
“胖丫头怎么说？”
“她去找我弟弟，让咱们别给她惹麻烦。”
“你跟她说，让格尔卡找双四十二码的鞋了吗？”
“我忘了。”
“你弟弟穿几码？”
“我哪儿知道！”
他还想起帕奇捎来的信封，里面装了不少钱：六千比塞塔，可以开个好头。有张便条，结尾给他们打气，还有一句“自由的巴斯克国万岁”。便条上写着奥亚尔顺的通信地址和接头人的绰号，找“徽章哥”。无落款、无单位，万一被警察截获，不会查到阿拉诺酒馆的头上。帕奇是个机灵鬼，不像我，也不像可怜的霍金。他们害霍金赔上了性命，害我赔上了青春。
到奥亚尔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何塞·马利没吃午饭，更何况，骑的是普通自行车，不是公路自行车。霍金没吃午饭，没吃早饭，连昨天晚饭也没吃。没错，但这不是一回事，霍金既没有何塞·马利的大块头，也没有何塞·马利的好胃口。他俩说好，吃顿路边餐就好，犯不着在路上讨论，也犯不着停下来吃顿大餐，耽误时间，弄得晚到奥亚尔顺，吃顿路边餐就好。他俩走进埃伦特里亚的一家酒吧，站在吧台边，啃了几只夹肉面包，将肚子填饱。
“咱们应该在多诺斯蒂亚坐长途汽车，省得蹬自行车，蹬出一身臭汗。”
“咱们应该省的是钱，你不会想着第一天就把钱败光吧？”
奥亚尔顺的接头人四十多岁，提前接到通知，不过看起来面不善，信不过。
后来，他俩私下里议论：
“也许，他不喜欢人家叫他‘徽章哥’。”
“那他只能受着。”
“徽章哥”干巴巴地用巴斯克语打个招呼，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他们，问些“是”或“不是”就能回答的问题，言下之意为：咱们来这儿不是聊天的。他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带他们去地下室过夜。地下室木胶味很冲，既没床，又没床垫，连狗屁厕所都没有。霍金想申请／抱怨，那人甩出一句：不喜欢就滚。他俩私下说：这就是斗争。不然想指望啥？舒服？奢华？何塞·马利在墙角小便，在地上铺硬纸板。在采石场废弃的房子里睡了一晚，现在又要睡在地上。他俩连续两天没吃晚饭，累得倒头便睡，没睡多长时间，不过睡一会儿，是一会儿。第二天一早，何塞·马利突然想四处看看。从走廊尽头的矮门出去，来到紧挨着房子的菜园。里面啥也没有：一面土墙、草地，还有四棵李子树。李子泛青，黄了一些。何塞·马利啃了十来个，在不酸的部位下口。过了一会儿，“徽章哥”来了，短平快地命令道：
“咱们走。”
有解释吗？啥也没有。没关系，我们也没让他解释。自行车呢？留在地下室了。谁知道呢？没准二十多年后，还在那儿，锈了，轮胎瘪了。“徽章哥”用小货车将他们转移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极目远眺，大约一公里外是猛犸象超市停车场。早晨下面有雾，上面天空已经放晴，快出太阳了。小货车停在一条土路的起点。
“在这儿下车。”
他递给每人一份《行动日报》和一包公爵牌香烟。
“在那儿，树边候着。”
他嘱咐他们，拿着报纸和香烟，要醒目，提醒他们暗号，祝他们好运。他俩刚下来，车就开走了。
何塞·马利说：
“咱俩谁火速跑到猛犸象超市，买点水和吃的。我渴得嗓子冒烟。”
“别开玩笑了，要是接咱们的人来了，只看见一个怎么办？你忍一忍。”
何塞·马利躺在牢房床上，露出笑容。瞧这两个异想天开的家伙！起码还有烟抽。霍金看起了《行动日报》，何塞·马利从身后的坡子下去，多年以后，他想想还会笑。
“马上回来。”
“你去哪儿？”
他没应声，躲进茂密的草丛里，待了几分钟，用《行动日报》擦屁股——没用识别身份的头版——去跟树边的霍金会合。
“怎么了？”
“没怎么。”
几分钟后，一辆轿车停在身前。
“吊车几点过去？”
“门前的雪要扫了。”
简单招呼两句。这人也不健谈，但比“徽章哥”好相处得多。霍金坐在他身边，自说自话。后座上只有何塞·马利一个人，他突然低声自言自语道：
“该死的李子。”
霍金看看他，没听懂。如今躺在牢房里，看着窗外的一角蓝天，想起这段回忆，何塞·马利笑了。
57．预备役
回忆中，他见自己从另一扇窗户探进头去，不是牢房这扇，而是布列塔尼农舍那扇。只是胡思乱想罢了，尽管多年过去，唰的一下，木头的味道又回到记忆中，依然那么真切、鲜活。是那种干干的木头味，也许已经有好几百年，从梁木和倾斜的拼木地板上散发出来。我和霍金人手一枚十法郎硬币，在玩游戏，让硬币沿着地板往下滚，挨墙最近的算赢，撞着墙的算输。霍金几乎每把都赢，谁让他的手更小呢！小伙子，得承认：他的手也更灵巧。没错，我的手习惯打手球，不习惯握着这枚该死的硬币，它老会从我手里滑落。结果当然了，不是滚不远，就是撞着墙。
两位新加盟的成员变着法子打发时间。
“什么叫‘新加盟的成员’？”
“就是新人。”
“你这是在抖机灵，我弟弟格尔卡才真的会用这些稀奇古怪的词。”
在布列塔尼农舍作为预备役成员度过的日子既漫长，又让人绝望。哪个农舍？哪个农舍都一样。入住的第一个农舍、跟霍金同住的最后一个农舍，还有加入小分队前跟新同伴住过的农舍。他合上眼，回想起绿油油的田野、没完没了的雨和百无聊赖。每天的日程表上只有一个字：等。对巴斯克人来说，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看不见山最要命。高兴劲儿一点点没了，精气神越来越差。
霍金的离去对何塞·马利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他们彼此陪伴，一起聊天，一起玩耍。突然说要分开，是永远吗？
“肯定还会再见。”
“几年以后，咱俩会成为名垂青史的领导人，全面负责行动策划。跑腿、卖命的事让别人去做，咱俩稳稳当当地待在伊帕拉尔德，锁定目标，指挥作战。”
至少对霍金而言，正儿八经的斗争开始了。晚上，这个混蛋想到被困在布列塔尼的日子即将结束，高兴（或兴奋加紧张）得不能自已，像嗑了药，一个劲地唠叨。十二点，一点，满屋子烟味，他还在喋喋不休，气得何塞·马利蛋疼。他说得没完没了：各种计划、憧憬、回忆、镇上的趣闻轶事。
“你还记得那回……”
何塞·马利忍无可忍，不能再忍。这个挨千刀的居然跟他说：别急，也就再等个五六年，会有人来找你的。
其实（如今，他躺在牢房床上想），现实与想象完全不同。他们在一起那么久没行动，经常互相打趣。一天在田野上散步，霍金说：
“咱们自己就没有人身自由，他妈的怎么去解放巴斯克国？每走一步，都要等指示，等别人告诉咱们该往哪儿走。”
“别哭哭啼啼的。等给咱们配上家伙，你瞧咱们能不能解放巴斯克国。”
“得让镇上的人为咱们感到骄傲。”
“那必须的，一定要为咱们镇争光。”
霍金上车前，那叫一个高兴！他回头望着上面的窗户，拳头高高举起，跟何塞·马利最后比划着说再见。上午过半，天又在下雨，何塞·马利开玩笑地冲他竖起了中指。他落了单，孤单得要命。他见霍金冲他吐舌头，他以为去开派对还是怎么着？冲他吐舌头的画面是他最后一眼看霍金。
汽车在土路上颠簸着离去，农舍主人的拖拉机压出深深的辙印，压得路面高低不平。雨水继续落在草地上和路边的一排苹果树上，也落在那些栎树或别的树上，它们挡住了远处镇子教堂的塔楼和近处农舍主人的奶牛。农舍主人是个长着酒糟鼻的布列塔尼人，每晚声嘶力竭地跟老婆吵架，跟他们语言不通，只能打手势比划。
几个月前，埃塔组织在昂代伊欢迎他们，一点儿也不隆重。按霍金的话说，拿他们不吃劲，按何塞·马利的话说，当他们是乡巴佬。没有乐队，没有仪式，没有领导出面。
“会说法语吗？”
“一个字都不会。”
接待他们的负责人直入主题，瞧，你们要这样、这样和这样。他看起来很疲惫，说不好，反正有黑眼圈。这儿没有安全的地方，全是地下活动，一定要小心谨慎、严守纪律、勇于牺牲。他全用短句，似乎想尽快说完，最后又补充道：我们就像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抓着一个，拖出一大堆。这种情况，要想尽办法杜绝，明白吗？绝对不允许因为一些人失误，造成另一些人落网。
“不瞒你们说，条件很艰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给他俩提供的临时住处（还有衣服、一台收音机和其他用品）在阿斯坎附近的家禽饲养场，场主贝纳德是法国巴斯克地区人，长着两条怒气冲冲的眉毛，接待时，态度冷冷的，硬邦邦的，伸长着脖子，像在问：是这俩？看来，他等的是别人。等的是老兵？组织里级别更高的人？后来，他在门厅，操母语，冲负责人吼了几句，霍金和何塞·马利听不懂他在吼什么。显然，他对两位新人的出现，很不满意。他们发现：场主说的是一种巴斯克语方言，费点劲，差不多能听懂。在后面的日子里，他们跟场主交流，很谈得来，还帮他在饲养场干活。场主喜欢体育，也喜欢手球。结果从第二天起，他不再板着脸，他老婆也是。一天早上，家里甚至有人哈哈大笑。两人闭门三天后，不想就这么待着，无所事事，开始帮忙打扫卫生，取个东西，送个东西，不远离家禽饲养场，免得让陌生人看见。
一个阳光灿烂、鸟儿啼啭的早上，有人开着雷诺5来接他们，参加重要会见。就这些，没再多言。刚上路，就让他们戴上遮挡视线的墨镜。车拐来拐去，拐了一个多小时，总算脚能落地，错不了，踩的是砂砾。别摘墨镜，别乱看。何塞·马利进屋，透过墨镜下方，看见了泛红的地砖和台阶。
“墨镜可以摘了。”
握手时，桑迪冲他们笑，说“你好”，他俩怯生生、干巴巴地也说“你好”。会见从一开始就很顺利，因为桑迪在镇子里有朋友，三人从朋友聊起，聊到各种节日和广场舞会。桑迪手上有他俩的资料，惊得霍金目瞪口呆。
“这么说，你就是肉店老板的儿子。”
他问他们为什么要逃，他们回答。他又问：为什么想加入组织？
何塞·马利说：
“烧公交车和自动取款机太没劲了，我们想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于是，他们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已经迈出去了。他们在一个比牢房大不了多少的屋子里被关了五天。屋子长五步，宽三步，也许稍大些，但别指望能大多少。他记得屋里有扇窗户，很高，看不见外头，还挂着厚厚的布窗帘，深蓝色的，基本不透光。能听见外面的声响：孩子们的说话声和笑声；咔哒哒哒的拖拉机声，不是拖拉机，就是其他农业机械；一口钟在报时，根据风向，钟声时远时近；一只公鸡时不时地打鸣。
武器培训课程怎么样？很有意思，理论部分差点，至少他们上得很开心。教官戴着巴拉克拉法帽，头两天穿的是及膝短裤、沙滩鞋。他对炸药门儿清，可是装卸小型自动步枪，手很笨。后勤主管在旁边盯着，绰号被霍金偷偷改成“美耳朵”，因为他耳朵大小适中，特别美。何塞·马利跟他说话时，总会盯着他耳朵看。小型自动步枪那节课，他被迫插手，因为戴巴拉克拉法帽的那位教官实在是搞不定。
最带劲儿的当然是实弹射击。记得我们用的是7.65口径手枪，噼里啪啦打了一通后，“美耳朵”傻了：
“我操，哥儿们，哪儿学的？打这么准！”
他们也会用勃朗宁、左轮手枪和火鸟手枪，火鸟手枪配了消音器。瞄准，再瞄准，爽翻了。“美耳朵”惊得说不出话来，特别是对弹无虚发的霍金。何塞·马利心想，霍金是神枪手，所以分配任务比他早，一定是某个小分队急着要人。好友分别，对他打击沉重。
要想排遣孤独，可以去找住在附近的科尔多，可他不愿意。一天下午，他和霍金在布雷斯特的酒吧里跟他意外相遇，我操，这么巧。是的，他们聊了两句。不过，语句、语调、表情都跟在镇上合租房子那会儿不一样了。
“原谅我，我还以为就死在里头了。”
“你放心，我们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三人开开玩笑，说改天再约。但他们没再跟他约，信不过。
58．小菜一碟
“这事儿小菜一碟。”
“我带家伙进去，你们俩在外头等着。我总得见回血。”
他们说那人贩毒。几天后，组织在《行动日报》上刊登公告，也是这么说的。短平快的行动，没难度，不精彩，但适合练胆儿。帕乔这么说，是想让他放宽心？也确实如此。何塞·马利时常回忆起那次行动，那是他第一次杀人，第一次手上沾了别人的血。其他行动是什么，他得想。最开始那些，好多细节都忘了，尽是些小打小闹：炸两下，抢一回。那次酒吧行动，他却记得十分真切，不是因为要杀的那个人。杀谁都一样，让我去处决谁，我就去处决谁。他的任务不是思考，不是感受，而是执行。后来指责他的人不明白这一点，特别是记者，就像甩也甩不掉的苍蝇，逮着机会就问他们后不后悔。他独自待在牢房时，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自己问和别人问是两码事。有几天他会消沉，消沉的日子越来越多。我操，已经关了这么些年。
提供的资料里，附带了一张照片。长这种鼻子、蓄这种小胡子的人，不可能被认错。那家伙三十到三十五岁，开了家小酒吧，是那种英式传统酒吧。有时候他在吧台招呼客人，有时候换他老婆，上头对他老婆没兴趣。酒吧开在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有保安吗？没有。撤退也没问题。帕乔说得没错，这事儿小菜一碟。
有时候，他们会掷骰子，决定谁做这个，谁做那个。这回不用。何塞·马利坚持由他动手，一个人就好。“黑杨”成心找茬，建议互猜手上的硬币，决定人选。
“我操，不用。”
“好吧，好吧。”
何塞·马利进酒吧；帕乔守人行道，负责撤退；“黑杨”在三人中驾驶技术最棒，坐在驾驶座上，负责开车。都说了，小菜一碟。
头一天，他们在临时住处打地铺。这会儿，何塞·马利不记得前一晚做过任何与第二天行动有关的梦。他们有电视，晚饭吃冰箱里的东西，看了一部电影，就这些。
早上，他不紧张，至少没紧张到无法在同伴面前强装镇定的程度。没错，他们是同伴，不是朋友。突然，他神经绷紧。过去打手球，在重要赛事前往往也会有这种反应。这时候，他很少说话，也不想别人跟他说话，不为什么，只是不想分神，不想太放松。
“出发。”
三人出发。有麻烦？不顺利？有意外？什么都没有。同伴们觉得何塞·马利应该更爱开玩笑、更幽默才是。他们在路上问他：
“你生气了，还是怎么着？”
“不烦我，会死啊？”
接下来一路无言。街道孤零零地位于市区边上，车很少，他们不费劲，就找着了停车位。目标人物比资料上显示的惯常出现时间晚到了一两分钟。小胡子，鼻子，没错，就是他。他没往两边看，拉起卷帘门，进了酒吧。这哥儿们没意识到还剩一分钟的命。
事实上，何塞·马利坐在副驾驶座，心怦怦怦地狂跳不已。双手看似一路摆在膝上，其实不然，是在紧紧地攥着双腿，免得发抖。时至今日，他知道杀第一个人是他生命中的分水岭，尽管他想，这种事因人而异。你当然可以用炸药炸翻比如一家电视转播站或银行分行，没错，是造成了破坏，可这些都能补救。命没了，就没了。现在，他能静下心来思考，当初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哪件事？担心紧张过度会出丑，担心在同伴面前表现出软弱与不自信，担心行动被自己搞砸。
别再胡思乱想了，放手去做就好。他毅然决然地下车，将哆嗦和心悸留在车里，没把车门完全关上，坐在后座的帕乔也没有。互相说句话？互相瞅一眼？有必要吗？全都计划好了。强烈的阳光突然照在脸上。
何塞·马利见阳台上晾着衣服，这里不是富人区。猎装底下揣着沉甸甸的勃朗宁，居然在想这个，真怪，不是吗？街道一边对着山，往下是高速公路。这地方真丑。一群孩子在街道尽头玩耍，空地周围不是瓦砾，便是灌木。街道尽头是什么概念？一百或一百五十米开外。孩子们离得远，玩得开心，不会注意到两个年轻人一前一后，往酒吧走。何塞·马利的心不再狂跳，打手球比赛时也是如此。裁判哨声一响，宣布比赛开始，他反倒心定，不紧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