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祖国和假话
据讲，据说，报纸上这么写道：他是被一位牧民发现的。牧民赶着羊，走在布尔戈斯省的旱地上，发现了一具无法辨认、已经被野兽啃掉一半的尸体。
牧民报告国民警卫队：尸体旁有一把手枪。内政部部长认为：证据确凿，自杀假设成立。手枪型号表明：死者与埃塔组织有关。
宪警们在尸体口袋里找到了一张身份证，用的假名。当晚，电视新闻上公布了照片。镇上所有人都认出了他。
帕奇私下里告诉胡安妮和何塞乔，组织上已经许久没有霍金的消息：
“你们要做最坏的准备。”
灵柩裹着一面巴斯克区旗，抵达镇上。下雨天，大家都打着伞。“警察是凶手！”几百条声音在街上齐声呐喊。无数民众参加了霍金的追悼会，高举着拳头为他唱歌，发誓要替他报仇，为他下葬。夏天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时，镇政府的阳台上都挂着霍金的大幅照片。
霍金的父母垮了，肉店关门数日。胡安妮渐渐振作起来，将痛苦埋在心里，靠祈祷寻求安慰，何塞乔却一蹶不振。嗯，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是谁？邻居们。那段日子，胡安妮去过几次米伦家倒苦水，说何塞乔总是闷很久，一言不发，白天躺着，躺好长时间，没办法让他起床。
两个女人说好／决定，让胡利安去找他聊聊，陪陪他，也许，谁知道呢？男人跟男人聊，能让他振作。胡利安晚上回家说：
“你已经派过我一次，感觉糟透了。”
他嘟嘟囔囔，骂骂咧咧，赌咒发誓，说这两个女人多管闲事，没事找事，不是省油的灯。米伦不动声色，开着窗，继续挂糊炸鱼，由着他说，就像在等发条走尽，声音自动消停。
晚上躺在床上，她对他说：
“你要是不想去，就别去了。明天我跟胡安妮说：你不去，就没事儿了。”
“闭嘴！今天被你烦得够呛。”
他又去一回，路上叽里咕噜地发牢骚，知道／担心何塞乔会像上回那样，哭得稀里哗啦。这让我如何是好？肉店就快打烊，已经没有顾客，一股肉味和动物脂肪味。何塞乔系着血污点点的白围裙，站在柜台后，一看见他，就哭了，肩膀一抽一抽的，幅度很大，啜泣声从深深的喉咙里发出。高大健壮的他扑上来跟他拥抱，胡利安拍了拍他厚实的背，用自己的方式给他鼓劲：
“老天爷不长眼啊！何塞乔，老天爷不长眼！”
他想不出还能说些什么，找了半天词，只能找到骂人话和亵渎神明的语句。他都不确定说话时，有没有配上合适的声音和表情。更何况，何塞乔虽说人不坏，但算不上知心朋友，他的知心朋友是“老伙计”。是的，尽管他们已经不说话。肉店老板既不去酒吧打牌，又不去骑车，他对他没那么信任。
何塞乔决定提前打烊，请胡利安帮忙放下百叶窗，他这副样子，不想让过路人看见。然后，他双手叉腰，无助地望着天花板，让情绪一点点平静下来，将大手搭在胡利安的肩上，似乎意味着：从这刻起，我可以说话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
“是我老婆跟你老婆鼓捣的，那我就再来一回，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总算有个说真话的人，谢谢你。”
他请胡利安去后店坐，从冰箱里给他拿喝的（应该不含酒精），问他想吃点什么？一点也不客套，跟他说：想吃什么，去柜台拿。
“想吃什么随便拿，面包我这儿没有。”
胡利安除了坐下，别的都说不用。
“你就不该来安慰我。要是还有点脑子，赶紧去找你儿子，去法国或其他地方，抓着他，扇耳光，带回家，或交给警察。祈祷儿子赶紧被警察逮着，关进牢里，至少你不会像我这样，失去他。”
胡利安坐在椅子上不说话，表情沉重。
“他们都不让我给儿子下葬，抓着他，大搞爱国主义教育。我儿子死了，对他们正合适，可以拿去做政治宣传，明白吗？就像利用所有人那样。这些孩子是群羔羊，跟羔羊似的，天真、单纯。何塞·马利也是如此。别人一宣传，脑子就发热，塞件武器给你，好了，去杀人吧！在家里，我们从不谈政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对政治感兴趣吗？”
“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被人灌输了错误思想，又年轻，就掉坑里去了；然后拿着枪，自以为是英雄，完全没有意识到放弃了工作、家庭、朋友，到头来，什么也得不到；所谓奖赏，不是监狱，就是坟墓。他们放弃了一切，被几个家伙当枪使，去破坏别人家庭，到处留下孤儿寡母。”
“这话你可不能到处说，听见没？”
“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他们会让你日子不好过。”
“我有过一个儿子，现在没了，我还在乎什么？”
“瞧瞧‘老伙计’，谁都不跟他说话。”
“你跟他说呀！你是他朋友。”
“我要是跟他说话，他们也会这样对我。”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谎话精、胆小鬼！听着，胡利安，你听我的。别犯傻，去找何塞·马利。”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要是我知道霍金在哪儿，我会去告诉警察，那我现在还有儿子，尽管被关在监狱。儿子跟不跟我说话，不要紧。总有一天，他会出来。他进了坟墓，就再也出不来了。”
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胡利安低着头，走出肉店。他原本想去帕戈埃塔酒吧打牌，听何塞乔说了这么多，我哪儿还能集中心思在牌桌上？他提着一包何塞乔送的香肠血肠，直接回家。
米伦奇怪地问：
“这么快就回来啦！他情绪好点没？”
“一点儿也没好，反倒把我的情绪弄得很糟。别再让我去看他了。”
71．孽障
一月的星期二，亏她能想得出！星期二上午。工作日，天灰蒙蒙的，下雨。终身大事如此重要，应该一辈子铭记，上帝啊！往往安排在春夏的某个周末，天空湛蓝，气温适宜，亲戚悉数到场，盛装出席，笑容可掬，站在教堂门前，让摄影师拍照。他们的安排，也太掉价了！阿兰洽打来电话，几点？十一点多。米伦接的，没有祝贺女儿，只是干巴巴、硬生生地说了句：女儿不能对妈妈做这种事。她不想知道细节，什么也不想知道，再见。挂上电话，她不想掉眼泪。我会掉眼泪？让她过她的好日子去吧！
两点过，胡利安从铸造厂回到家。
“有坏消息。”
“儿子被抓住了？”
“有人结婚了。”
“谁啊？”
“你女儿。”
“这叫坏消息？”
“你傻还是怎么着？她跟一个萨拉曼卡人去民政局结婚了。你停下来好好想想，好好琢磨琢磨：她结婚，没有上帝的祝福，没有通知我们，没有办酒席。他们又不是吉卜赛人！”
胡利安满脸疲惫，眼睛猛地睁大，像猫头鹰，他从上午六点起，就一直守在锅炉旁。米伦的话，他不同意。首先，女儿结婚，是天大的好消息，应该庆祝，真他妈的棒！其次，他俩同居多久了？他都说不清楚，有两三年了吧？反正挺久了，一直被米伦诟病，也是时候把关系定下了。女儿嫁给了心爱的人，胡利安没觉得有什么不开心，相反，应该开心才是。还有，那个小伙子，咱们女婿，不是萨拉曼卡人，他出生在埃伦特里亚。就算人家出生在萨拉曼卡，又怎样？
“对我来说，他是中国人、黑人，还是吉卜赛人，都没关系。是我女儿选的，就行。”
“你傻！一直傻！到死都傻！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早上脑袋被门夹啦？好，你自认为聪明，去跟堂塞拉皮奥说去：女儿没在教堂结婚，跟一个不说巴斯克语的人结婚了。”
“她嫁了个正经人！那人有工作，尊重她，爱她。”
米伦实在受不了，没好气地一把扯下围裙，扔在椅背上，快步跑出厨房，跑进厕所，背着人哭，咬牙切齿地嚷嚷：
“天啊！上帝啊！我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过了若干天，又下了几场雨。二月，两家人约好，去餐馆吃顿饭。米伦嘲讽地说：结婚仅限于家人庆祝，搞得就像葬礼仅限于家人参加似的。一共七个：小两口、双方父母和格尔卡。格尔卡不听妈妈的话，拒绝穿西装打领带，因为吃完饭约了朋友，不想让朋友笑话。米伦不依，逼他，非要他穿。阿兰洽和吉列尔莫帮他说话，结果格尔卡是穿着卫衣和运动鞋出场的，吃完了第一个离开。
别的男人都按传统和妻子的吩咐，着正装。西装不是这儿肥了，就是那儿松了、鼓了。三个男人属于无产阶级气质，在这特别的日子里，被妻子打扮／化装了一下，穿得特别体面，连领带都是妻子打的：站好了，别动。
三个女人打扮得更美，更有格调和品位，都专门去做了头发。阿兰洽穿的是结婚那天早上穿的墨绿色礼服，鬓上插着一朵墨绿色的布艺玫瑰；米伦穿的是在圣塞巴斯蒂安商店购买的海蓝色时装；安赫丽塔将肥胖的身躯塞进了衬衫加裙子套装，白衬衫配米色裙子，被米伦晚上躺在床上批评了好半天。
聒噪声近在耳边，一阵阵传来。胡利安转过脸，冲着墙，想让米伦闭嘴。这一天够长的，他想休息。可是米伦不听，靠在床头问他：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肉有点硬。”
接什么茬？没看见这样会说得没完没了吗？胡利安不后悔回答的内容，后悔回答这个举动，可惜为时已晚。
“有点硬？简直硬得像石头！肉汤就别提了。我们在更好的餐馆吃过，价钱还更实惠。不过当然，不听上帝的，事情不按规矩去做，就会有报应。”
“提醒你一句，明天我还要上班。”
“阿兰洽跟她老婆婆貌似关系不错。看见没？还替人家打开餐巾，帮人家擦粘在小胡子上的蛋黄酱。她嘴唇上面不是小胡子，我就不是人。阿兰洽对自己妈都没这么贴心过，如今却对萨拉曼卡的胖女人那么好。”
“行了行了，别再数落人家了。”
“你好像跟你女婿关系不错，你们笑什么呢？”
“你也跟他过不去？他人特别好，关心人到没谱的地步。我担心他会被女儿欺负。”
“你们好像说了一会儿悄悄话。”
“我们都喜欢体育。”
“那你那出情感大戏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当着所有人的面哭得稀里哗啦的？想哭，就去街上，要么把自己关进洗手间，免得当众出丑。这辈子我就没这么丢过人。”
“我都跟你说了，没忍住。”
“你没忍住的是拼命喝卡瓦酒，我又没瞎，一会儿就见你在挠右腰了。”
“别闹了。我想起了儿子。一家人庆祝，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让我们很尴尬，就差你在他们面前说起何塞·马利了。听好了，下回再这样，我拿盘子砸你。”
“行了，能让人睡觉吗？”
米伦关上她那边的台灯，胡利安这边的早关了。两口子不说话了？他不说了。米伦靠在床头，姿势不变，在黑暗中继续评头论足，说这个，骂那个。
“我看他们就是不着调。人和善，有教养，优点随你说。可就是能看得出，他们不是这儿人。那样说话，那些动作，甚至连嚼东西的方式都不一样。你要做好准备，要有姓埃尔南德斯的外孙了。想起这个，我就闹心，想哭。我都不会为何塞·马利掉眼泪，他在捍卫巴斯克国。我真搞不懂，胡利安，我真搞不懂，咱们到底作了什么孽？你搞得懂吗？怎么会生出这种孽障？胡利安！睡着啦？”
72．神圣的使命
圣塞巴斯蒂安每年由吉普斯夸省储蓄所主办的青年文学奖揭晓。米伦接到电话，听得似懂非懂。格尔卡中午回家吃饭，她只能告诉他：
“一位先生打电话来找你，说你在储蓄所赢了什么东西。”
直到第二天早上，即将年满十八岁的格尔卡才最终确认预料到的／希望听到的消息：他获得了巴斯克语诗歌创作一等奖，参赛作品为《山的声音》。这是他文学之路上的首个奖项。
没有人知道他参加了文学竞赛，连他最好的朋友也被蒙在鼓里。这不是他第一回这么做。得奖最好；不得奖，谁知道？这回得了奖，全镇人都知道了。颁奖那天下午，有记者来采访他，年轻诗人的照片和获奖感言第二天被刊登在《巴斯克日报》文化版。本地其他报纸也都报道了这条消息，只是没有采访和照片。每位获奖者奖金一万比塞塔。
“一万比塞塔？我的天啊！”胡利安在儿子背上使劲拍了一下，表示祝贺。他赞许地看着儿子笑，下嘴唇上挂着骄傲，“还等什么？赶紧回房间去写！写着写着，你就发大财了。”
米伦问：
“这钱，你打算怎么用？”
“我还没拿到手呢！”
“等拿到手，你打算怎么用？”
“我要买鞋，买衣服。”
成功虽小，也是成功。为此，最高兴的是胡利安。在帕戈埃塔酒吧，他开心地被朋友们善意地开涮，说他是个大老粗，没文化，怎么会养出这么个聪明娃。玩笑都是这个调调。胡利安幸福得像个孩子，夸儿子基因好。朋友们反驳道：
“是你老婆基因好。”
他不生气，维护自己：
“她基因好？哪儿的话！”
他牌打赢了，却不得不答应牌友，酒钱他出，还请酒吧里其他人喝了一杯。
第二天，他更是受宠若惊，厂长亲自到锅炉边向他祝贺。胡利安诚惶诚恐，赶紧脱掉黑黢黢的手套，去握那只又白又有力、腕上戴着名表的手。什么牌子？不知道。
他在厨房对格尔卡说：
“买那玩意儿，我要工作好多好多天，你要获得好多好多奖。”
米伦自豪得说不出话来，是那种如海绵般、由外到内、渗透型的自豪。除了偶尔伸长脖子，基本看不出她满意。
“妈，你高兴吗？”
“那当然。”
那些天，格尔卡一进门，米伦就第一时间告诉他，谁谁谁向他祝贺。她两眼放光，掰着指头数，在街上遇到哪些人，让她向作家表示祝贺。向作家表示祝贺？是向一万比塞塔奖金的获得者、照片上报纸——真让人羡慕——的人表示祝贺才是。米伦产生了一种无声而强烈的快感，似乎骨头、内脏、器官、肌肉，甚至血管都缩至身体中心的某个点，给了她不少心理补偿。
“也该让别人来羡慕羡慕咱们了。”
阿兰洽打电话给弟弟，劝他小心。她当然为他高兴，特别特别为他高兴。喔！你是冠军耶！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她说过去一直对弟弟有信心，不忘转达吉列对他的祝贺，外加一个紧紧的拥抱。之后，她劝弟弟别太抛头露面。
“你懂我的意思。”
格尔卡不懂，阿兰洽应该感觉得到，两人沉默了几秒，她又说：
“最好你写你的，才华别让人利用。”
“到目前为止，大家对我都挺好。”
“是挺好的。我问你，镇上有人对你得奖的那首诗感兴趣吗？有人读过吗？”
“没人读过。”
“现在你懂我的意思了？”
“有点懂了。”
几天后，格尔卡去教堂，想起了姐姐的提醒。堂塞拉皮奥正在教堂等他。米伦早上遇到神父，他说想跟格尔卡聊一聊，当面祝贺。
“你要是五点去，他会在圣器室。”
“他想跟我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祝贺你呗。”
“这有点夸张，我只不过写了一首诗。”
“镇子里有几个人能获诗歌奖？你就五点去见神父，让他祝贺你，好吧？哦，对了，去之前冲个澡。”
内向的格尔卡很不情愿地去教堂，他从没跟神父单独在一起过，隔三差五地挠鼻子，阻挡他的口臭。堂塞拉皮奥说话时，会互相敲击手指肚，表情往往凄柔。他说话不紧不慢，用神学院那种典雅的巴斯克语，夹杂着一些古老的习语。
“我们镇既有开拓精神，又有冒险精神，人民既勇敢，又富有同情心。我们伐木、采石、铸铁，足迹遍及所有海域。然而，不幸的是，千百年来，巴斯克人没有对文字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怎么能说你不了解文字呢？我知道，你博览群书。我们现在还知道，你是一位诗人。”
格尔卡拘束地点点头。正前方墙上，十字褡挂钩旁，有一面镜子。镜子里的他瘦高个，鼻子有点（相当）塌。神父还在自顾自地说：
“上帝赋予你文学才能与文学志向。我的孩子，我以上帝的名义，请你规矩做人，发挥个人能力，为镇子服务。这项任务尤其与你们这些刚刚起步、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有关。你们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前途不可限量，将文学变成捍卫巴斯克语的支柱，谁会比你们更合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明白。”
“巴斯克语是巴斯克人的灵魂，需要依托文学而存在，小说、戏剧、诗歌等等，所有这些。孩子们去学校学、父母跟他们对话、用巴斯克语唱歌还不够，我们亟须一批伟大的作家，将它发扬光大。如果能出一个用巴斯克语创作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那就太好了。你能想象吗？”
格尔卡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点点头。
“哎呦，我真是说得兴致高涨！我想告诉你：继续成长，继续创作，用你的双手去打造属于我们镇子的文化。你创作时，是巴斯克国在通过你创作。我们已经意识到责任重大，也许目前，对你这个没经验的年轻人而言，难以胜任。但是，你相信我，这是个美好的使命，非常美好的使命。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这是个神圣的使命。格尔卡，我祝福你。如果你有需要，不管需要什么，别犹豫，来找我。我会随时帮助你，让你全身心地投入到神圣的文学创作中去。”
半小时后，格尔卡茫然地走出圣器室。告别时，神父拥抱了他。意外的胸对胸接触让他印象深刻。挨这么近，他毫无思想准备。他把我当成上帝的选民了？走在街上，他越想越奇怪，心里长了个疙瘩，像胀了一团气，堵在那儿。太奇怪了：堂塞拉皮奥完全没提到何塞·马利。太奇怪了：他以为神父会批评他，说他不经常去听弥撒，可神父并没有批评。于是他想起了——怎么能不想起？——阿兰洽最近在电话里说过的话。神父也没兴趣去读他的诗。
刚进家门，妈妈就问：
“堂塞拉皮奥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祝贺我呗。”
“我就说嘛。”
若干天后，谁还会再跟格尔卡提文学奖的事？没人再提。连妈妈也不会在他到家时，告诉他哪些人向他祝贺。清静了，总算清静了，他是这么以为的，幸好清静了。他厌倦了向他祝贺、开他玩笑、拍他的背，有些是真关心，更多的是寻开心。最糟糕的是，他厌倦了自己那首诗。窝在房间里，反复阅读之后，他突然觉得：那首诗如此苍白，让他无地自容。
总之，没有人再烦他。星期六下午，他走进阿拉诺酒馆。他越来越不想去那儿，去看哥哥的照片，让人跟他打听有关哥哥的消息。那儿有烟味，很吵，气味不好，杯子没洗干净，有时候还有口红印。可朋友们拖他去，他只好去。不去太明显，明显就糟了。
这时，他正往吧台走。小伙伴们又点了一轮葡萄酒加可乐，这回轮到他去拿酒。帕奇站在吧台后，板着脸，盯着他，目光严厉。他俯身对他说：
“你做得不对，我可不喜欢。”
格尔卡猛地眉毛上扬，大惊失色，愣了两三秒，不敢正视酒馆主人严厉的目光。
“怎么了？”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你接受法西斯报纸的采访，也是最后一次你接受剥削劳动人民的金融机构颁发的奖金。采访的事已经没办法补救，别再有第二次。奖金的事还可以补救。知道这是什么吗？”吧台湿漉漉的，格尔卡一脸惊恐，帕奇把给埃塔囚犯的募捐箱放到他面前，“正好能装下一万比塞塔。”
73．人在这儿，就要参加
阿兰洽在鞋店上完一天班，走出店门，在第一缕暮色中，见弟弟格尔卡满脸忧伤地在等她。怎么了？我想请你帮个忙，在你家住几天。为什么？他在镇子里快待不下去了。
“爸妈怎么说？”
“我想先来跟你说。”
阿兰洽提醒他：
“我家只有一张床，我们俩要睡。”
他不介意打地铺，铺毯子，用浴巾做枕头。阿兰洽抬起手，让他别着急。家里还有张沙发，也许短了点。
“你不停地在长个儿。”
阿兰洽问他：是不是在躲警察？他说：不是。你肯定？我肯定。她松了口气。那你是在躲小伙伴？
“躲小伙伴，还有别人。”
姐弟俩说好，坐公交车去埃伦特里亚，让格尔卡当着吉列的面，说说在镇上遭遇了什么。
“你要是想跟我们住几天，吉列有权知道原因，不是吗？”
“那当然。”
情形是：晚饭前，吉列尔莫和阿兰洽坐在沙发上，格尔卡从厨房搬来椅子，坐在他们对面。小两口尽管埋头工作，还是没有攒够钱，买齐家具。格尔卡在公交车上跟姐姐说了个大概，现在当着姐夫的面，再仔仔细细说一遍。他从结论开始：
“我要么离开镇子，要么走何塞·马利那条路，没别的选择。他们逼我，说我软弱，看书看傻了，笑话我，叫我‘书呆子’。最糟糕的是他们想控制我，逼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我现在没有朋友可以像跟你们这么交谈，我怕惹祸，基本不说话。昨晚发生的事是压倒我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受够了，一分钟也睡不着，差点想躲到山里去，后来想起了你们。”
“你在公交车上跟我说的事，再跟吉列说一遍。”
昨天，在阿拉诺酒馆的一角，佩略悄悄对他和另一个朋友说，他藏了四个莫洛托夫鸡尾酒土制燃烧瓶。吉列问：谁是佩略？
“那些小伙伴中的一个，思想越来越激进。”
阿兰洽补充了一些细节：
“他爸爸是镇上的大酒鬼，每天都能见他在街上歪歪扭扭地走。人已经死了。”
看来，是帕奇给了佩略几只空瓶子，佩略自己弄到了汽油。买的？才不是！接根管子，从小轿车和卡车的油箱里偷来的，很容易。他做出了土制燃烧瓶，还加了机油，据说可以让火更黏稠。他自己在采石场里试过，还剩四个。
“佩略对各种武器和武装斗争特别着迷，没准哪天就加入埃塔组织了。”
佩略建议等天黑，去发动一场袭击，目标还没想好，问谁有好主意。先说去人民之家，可那儿的大门上还留着最近一次被烧的痕迹。
“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总部呢？”
胡安卡尔说：
“别胡闹，我爸恐怕正在那儿打牌。”
格尔卡不说话，一边静静地喝葡萄酒加可乐，一边偷偷看表，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开溜。这事儿越说越不像话，只见两个小伙伴心意已决，酒喝得两眼放光。佩略说：真可惜！今天下午没跟印度雇佣兵吵架，烧死他两三个。于是，他们又说放火去烧巴斯克国敌人的汽车。他们明目张胆地在角落里策划，连说带比划，弄得整个酒馆的人都知道了。于是，帕奇走过来，建议／命令他们出门，去散个步。当然了，他可不希望给酒馆惹什么麻烦。商量这种掉脑袋的事，要去里面房间。同时，他随口暗示：镇上有人手里有卡车。
“我开始没会过意来，一心想着开溜。佩略和胡安卡尔顿时明白过来，他指的是‘老伙计’。”
吉列问：谁是“老伙计”？
阿兰洽回答：
“我跟你说过一次，他开了家运输公司。埃塔威胁他，他不认怂，好像没交革命税，要么拖着没交，要么没交全，我不清楚。谣言满天飞，说什么的都有！结果，他们骚扰他，恶意宣传，让镇上所有人都反对他，逼他就范。‘老伙计’是个好人，跟我爸情同手足，相当于是我叔叔。现在，我们家不跟他说话，也不跟他家人说话，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的事。这个国家的人疯了。”
格尔卡被小伙伴们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奋起反击。不去，真的不去，他得走了。他们劝他，最多一个小时，连一个小时都要不了。计划很简单：扔四个燃烧瓶，就回镇上，让你再去看那些该死的书。帕奇在吧台见这几个想当巴斯克战士的小子吵来吵去，比划来比划去，借口去收杯子，又去了角落。
“你们他妈的怎么回事？”
“‘书呆子’说不去。”
“他没胆儿，临阵脱逃。”
“真不敢相信，他居然是何塞·马利的弟弟。”
格尔卡不说话，帕奇严肃地看着他，心平气和地说：
“听着，小子。团队里，只要有人知道行动计划，就要参加到底，不能背叛。你要是不想参加，就该早早地离开，谁也没逼你留在这儿。可既然人在这儿，就要参加。行了，三个人一起走，酒钱明天再付，没准我就不收了，看你们的表现。”
将格尔卡跟“背叛”一词联系在一起，从“背叛”到“告密”只有一步之遥，害得他无法拒绝。他突然觉得很丢人，似乎赤裸裸地走在街上，高个子，瘦骨嶙峋，在全镇人面前示众。他觉得喉咙里犯恶心，被自己恶心到了，认为自己是懦夫，是令人不齿的软蛋，是怪物，是离了水的鱼、折了翅的鸟。别的他不在意，他最在意的是让人看出他的忧伤。那两个家伙在干吗？在街上用谴责的语气，又说帕奇说过的那些道理，直到格尔卡松口：好吧，行了，咱们走。他们带着些许醉意，开开心心地喊着“埃塔万岁”“我们要大赦”等口号，去找佩略藏起来的四个燃烧瓶。
他们把燃烧瓶装进一只口袋，往河边走。天暗了下来，山顶的天空还有一抹紫。说好一人扔一只，佩略做的，可以扔两只。走到目标附近，胡安卡尔嘘了一声，让大家安静。他们发现铁栅栏大门关着，太高了，跳不过去，还是尖顶栅栏。运气不好，里面只有两辆卡车，一辆挨着库房大门。
“我操，太远了。”
从空地外扔一只瓶子进去，不可能命中目标。另一辆卡车，驾驶室挨着墙。有困难吗？至少有三个。其一，围墙上面有金属网，扔瓶子就像发射迫击炮，准头无法保证；其二，围墙前有密密匝匝的黑莓丛，无法靠近目标；其三呢？周围都是树，黑黢黢的，连脚下的路都看不清。
办公室没亮灯。
“太棒了，就我们几个。”
佩略不耐烦，扔出了第一只燃烧瓶，扔得很高，压根儿就没瞄准，免得撞上金属网。燃烧瓶砸在水泥地上，炸开，火光一起，倒是能看清卡车。
“他们说，下一个轮到我。我打定主意，不往卡车上扔。佩略都失手了，他们怎么会怪我？正在点破布引信时，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混—蛋！大—混—蛋！不止这些，还有砰的一声！我发誓，是枪声。‘老伙计’从空地上向我们跑来，砰！又是一枪。他想吓唬人吗？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他手里有枪。”
“我操，我操，那家伙要杀我们。我们没戴风帽，没蒙脸，拔腿就跑。不管怎样，天黑，他应该认不出我们。‘老伙计’没有追，停下来灭火。我觉得他要是愿意，能把我们仨都撂倒。我一晚上没睡着，今天到处走，走了好几个小时。要是你们能让我在这儿住几天，我会非常感激。之后，我再想办法离开镇子。再这么待下去，我会落得跟何塞·马利一样的下场。”
阿兰洽从沙发上站起来：
“好了，我去做饭。你去给家里打个电话，跟爸妈说一下情况。”
“昨天的事，我可不能告诉他们。”
“那就编个理由。”
“编什么理由？”
“吉列，换了你，你会怎么说？”
“换了我？我不知道，嗯，我会说有人要打我之类的话。”
74．个人解放运动
有段日子，格尔卡在孤独中寻求庇护，跟朋友们渐渐疏远，不再踏进阿拉诺酒馆一步。他学习，看书，写诗，写故事，写完撕掉，坚信写出来的东西毫无价值，却并不气馁，毕竟，我在学习。与此同时，他模模糊糊地希望有朝一日，能去工作。去哪儿？去铸造厂？爸爸提过好几次，自告奋勇地要去跟办公室的人谈，谈成我也不去。二十一岁的人了，还赖在家里。爸爸说他是怪人，想想就伤心；妈妈常常骂他，老说生了个儿子好吃懒做，想把他骂醒。
他会时不时地去圣塞巴斯蒂安听讲座，参加新书发布会和圆桌会议，接触其他作家，结识其中一些。他不再去镇图书馆借书，不为别的，只是不想在街上或阅览室遇到熟人。于是，他成了圣塞巴斯蒂安老城区市图书馆的常客，一待一下午，读书看报，翻阅百科全书。
他明白，只要跟爸妈住，就不可能跟镇子脱得了干系。各种节日庆典、政治活动、朋友电话，都在把他往镇子里拉，让他无法完全置身事外。他反复操练如何逃避，成了自我掩饰的行家里手。在不能不去的示威游行中，他费尽心机，出现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上，先站在朋友们身边，然后离他们几步远，一旦确认他的出场已经被人注意到，便停下来找个人说话，尽量找老年人，似乎身不由己地掉了队，最后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开溜。
他经常好几天不在镇上，跟阿兰洽说好，去她那儿住，好跟小伙伴们渐渐分开。但他不是寄生虫，白吃白住。他什么都帮姐姐姐夫做，他们去上班，他就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贴客厅墙纸、独自粉刷厨房天花板。他原本想投桃报李，教姐夫几句简单的巴斯克语，无奈怎么都教不会，两人只好放弃。吉列在学语言方面，是个低能儿。
一天，好运降临，砸到他头上。此话怎讲？嗯，他找到工作了，或者说，工作找到了他，还不在镇上，在圣塞巴斯蒂安一家书店做店员。薪水的确不高，但很中他心意。他去书店参加新书发布会，老板们认识他，问：你想来这儿工作吗？他一口答应。这被他私下里称为个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目标只有一个：寻求个人独立。有了这份工作，他不仅能赚点小钱，还不必跟人解释，每天可以逃之夭夭。反正谁都知道，他早上乘公交车去哪儿。
做书店店员期间，他用巴斯克语发表了一些书评，在杂志上刊登了几个短篇，不定期地为《行动日报》写点文化类文章，这是他在镇上的挡箭牌，以达到无人批评、无人质疑的目的。怎么不太能见着他？没错，他在为《行动日报》写文章。
一天下午，他在街上看见帕奇。帕奇站在人行道上，隔着街对他说：
“你昨天那篇文章写得真不错。我啥也没看明白，不过我喜欢。接着写！”
巴斯克语成为他主要的收入来源。赚钱吗？目前只能糊口。他什么都做：撰写封二文章和宣传册、做点小翻译。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他一本薄薄的童书，编辑在最后一刻，未经他同意，擅自更改了书名，改成《蓝色的海盗船》。他不讨厌新书名，但更喜欢原来那个。肆意篡改，让他心里不是滋味。
阿兰洽劝他别在意，鼓励他今后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再接再厉。
“你写东西给孩子看，他们不会找你麻烦。可是弟弟，你要是掺和了领土那摊子事儿，那就惨了。总之，你要想写东西给大人看，故事一定要远离巴斯克国，像别人那样，放到非洲或美洲去。”
在命运之神的眷顾下，他实现了永远离开家乡的梦想，条件好到不可思议。怎么回事？一天下午，他认识了拉蒙乔。他原本没想去奥特赛里画廊参加巴斯克绘画展开幕式，可没赶上公交车，天又在下雨，画廊就在附近。于是，为了打发时间，他鬼使神差地去看画展。拉蒙乔在那儿，拿着小食：一小块面包上放着虾、熟鸡蛋和蛋黄酱。两人聊了起来，拉蒙乔比他大十一岁。格尔卡巴斯克语讲得那么好，拉蒙乔简直惊呆。他俩想安安静静地聊一会儿，去了画廊下面的酒吧，交谈甚欢，一直聊到差不多晚上十点。拉蒙乔提出开车送他回镇子，格尔卡欣然接受，不仅因为送一程方便，更因为长久以来，他头一回发现世上除了姐姐，可以对别人直抒胸臆，敞开心扉。
两个月后，他搬到毕尔巴鄂拉蒙乔家，最初的想法是给他当秘书，兼编辑电台文稿。拉蒙乔离过婚，有个女儿，叫阿玛娅，是他的心肝宝贝。他住在博萨学士街，分给格尔卡一间卧室和一间办公室，付的薪水比圣塞巴斯蒂安书店老板要高得多。
他请求／禁止格尔卡再为《行动日报》撰稿。
“听我的，别惹火上身。”
格尔卡的文章写得漂亮，思想深刻，文笔优美。过了一段日子，拉蒙乔决定让他进电台。塞个朋友进去，对他而言不是问题，对格尔卡而言，无异于到了天堂。
电台覆盖范围不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节目都用巴斯克语制作，主播会犯语法错误，格尔卡正好脱颖而出。他熟练掌握巴斯克语，阅读能力强，表达流利，声音也很好听。他开始做编辑、做助理，负责放音乐、倒咖啡、传递物品，很快就对着麦克风，做起了节目，先有拉蒙乔陪着，后来一个人做。
他爱死了这份工作，下了班也不愿离开，坐在音效师身边，学习如何操作控制面板。同时，他十分关注来访毕尔巴鄂的作家、艺术家或歌手，带着录音机去采访。再后来，他也去采访运动员和任何乐意回答他问题的名人。
拉蒙乔见他如此兴致勃勃，索性帮他争取了一档半个小时的巴斯克语文学节目，除了周六周日，每晚十点播出。格尔卡感到幸福。
75．大瓷瓶
阿兰萨苏戴着墨镜，舒舒服服地坐在船头甲板上，哈维划船。船尾上写着“花儿二号”，因为之前有艘“花儿一号”。船是阿兰萨苏哥哥的，他给他们钥匙。阿兰萨苏年轻时，喜欢驾着“花儿一号”在港湾里兜一圈，那艘船比这艘重，更难驾驶。她很少独自出行，一般找几个女同学或某个临时男友同行。“花儿二号”有舷外马达，但哈维决定自己划桨。说到底，只是下午出来散散心，没必要浪费她哥哥的汽油。
“喂，烧不了多少油！”
“做点运动对我好。我老建议病人运动，批评他们老坐着，结果我自己一天到晚坐着。”
他们解开缆绳，慢慢地从好几列停泊的船只中把船开出，注意不发生剐蹭。阿兰萨苏指挥：小心，往……边一点，别太……等船来到一片开阔区，哈维点了根烟，任它漂泊。
天气晴好，春末的下午，天空湛蓝。港口风平浪静，鱼儿会突然一闪，在深色的水面上亮出一道银光。上方港口边上，并排坐着六七个人，大多是年轻人，拿着鱼竿在钓鱼。退潮时，会露出宽宽的一截布满海藻的墙，缝隙里寄居着螃蟹。哈维居安思危，担心地说：
“这些人，没准哪个不小心，会把鱼钩甩到咱们身上。”
于是，他们将船开往港湾。“花儿二号”在开阔的海面上摇晃起来，海浪提醒他们，海水体量巨大。老话怎么说来着？水是有生命的，人只是蜉蝣，聚在一块漂浮的壳上。大海起浪了？哪儿的话！不过，要是对海不熟悉，老这么晃，有点吓人。柔和的海风见你无处可藏，也会壮着胆子，凶巴巴地裹着你，使劲吹。阿兰萨苏的秀发被风吹乱，好美！她把头发挽起来，扎了个髻。
她在烦另一件事：
“我想在你额头上开个口子，时不时地伸进去瞧一眼，看你脑袋里在想什么，感受到什么。小时候，我跟街坊女孩子们玩游戏：每人在地上挖个小洞，放上雏菊、三叶草、小物件、一绺头发什么的，用碎玻璃盖上，改天再回去瞧一眼。嗯，我想在你额头上如法炮制，看看里头究竟在捣鼓些什么。”
“别忍着，大胆下手。等我睡着了，你施环锯术，我一定察觉不了。你知道的，我睡觉特别沉。”
哈维划得慢条斯理，不想磨得两手起泡。“花儿二号”很轻（塑料船体，玻璃纤维加固），只要轻轻划、不间断地划，就能在水面上滑行。他们去哪儿？不去哪儿。就两个人待着，面对城市。越往港湾里走，耳边的城市噪声越少，而且还被弱化了。
阿兰萨苏希望说话时，能看见哈维的脸，于是摘下墨镜，摇摇晃晃地走到船尾。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她想站稳，扶了一会儿他肩膀。两只手温温的，软软的，天鹅绒般，透着爱意。然后，她脱下鞋——像是拖鞋——蓝衬衫和牛仔裤，想穿着比基尼，晒日光浴。她脚小，还嫩得很，涂着深红色指甲油。
“亲爱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讨你妈喜欢，不是我不努力，但我发誓，招数都用尽了。你有什么建议？”
“我妈脑子有限。别担心，哪天发现了你的好，就会跟你好的。”
“我很怀疑。她不会原谅我这个小小的助理护士，把她儿子抢走的。”
“她跟你说过？”
“能看得出，哈维，我长眼睛的。”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一双眼睛。”
又恭维她？无疑，她当之无愧。阿兰萨苏是美女，有一点点熟，正合我胃口。年纪不大不小，刚刚好，眼角刚被俗事烦出的皱纹让她更添魅力。离婚曾经让她失去方向，心里伤痕累累，直到生命中出现了哈维。她还没有颓唐／认命，依然健康快乐，对生活充满希望。
饱满的唇是她标致脸蛋上的点睛之笔。双唇开启，露出洁白、清新、完美的牙齿——我还记得那么真切！——凡人的／美丽的，动人的／热烈的牙齿。
小船行至小岛和乌尔古尔山之间，附近没有船只和小艇在波浪中晃荡，阿兰萨苏让哈维在她背上抹晒黑油。我每天要看许多身体，挚爱的只有她一个。我爱她，很爱很爱她。她说：
“最近，我老做一个梦，讲给你听听？”
“好。”
“我抱着一只大瓷瓶，走在森林里，或是有悬崖峭壁的山上。大瓷瓶长什么样，我形容不出。有人对我耳语：此瓶价值连城，碎了会太可惜。”
“结局我能猜到：大瓷瓶从你手中滑落，发出一声巨响，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