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我至少有五个晚上做了这个梦，感觉魔怔了。有时是大瓷瓶，有时是小瓷瓶，总是摔碎。我在梦里想哭，又不好意思哭。人们对我指指点点，不帮忙，一个劲地指责。我无处可藏，发足狂奔，突然发现怀里又抱着一只大瓷瓶或小瓷瓶或易碎品，到头来还是摔碎。”
“你有想法，应该去搞文学创作。”
背上抹好晒黑油，哈维将比基尼往上拉，不为别的，只想借抹油，去摸她乳房，爱抚一下。是她要求他这样做的？没有。不过，阿兰萨苏从不拒绝他的身体欲望，想摸就摸，想亲就亲，想插入就插入。早在去罗马甜蜜度假前，她就跟他说好：有欲望，不用藏着掖着。想什么时候要，想怎么要，只要真心实意，只管享受就好。问他明白吗？当然明白。
她的乳房小小的，有点下垂，却异常敏感。他轻轻地、柔情蜜意地一摸／揉／吻，她会惬意地一颤，想要更多。
她闭着眼，一边享受，一边问：在医院诊治美女时，他会不会突然色心大起？
“手术室里，从来不会；看门诊时，不能说不会。也许飘来一阵香水味，会暂时忘了自己是人体技工。我想大家都是如此，你难道不是？”
“次数不多。”
“我诊治过那种真正的尤物。不过，明明知道她们的身体里有个肿瘤正在长大，或肾已经停止工作，又怎么会着迷？”
他们决定驶出港湾。去哪儿？去那儿，小岛后面，那儿没人。哈维又开始划船。
“这会儿，我不记得上班时间有过勃起。”
他一边划船，一边回想起疼痛的表情、流血的伤口、各种各样的疾病，回想起赤裸的身体，哪怕年轻、匀称，也会饱受病痛和折磨，插管的，昏迷的，注定今天、明天、三周后死亡的。他在那儿，不是为了体验性快感，哎，也不允许同情心泛滥。
“花儿二号”轻快地前行，桨板轻轻插入水中，泛起一些泡沫。海越来越深，海水颜色也越来越深，海面上波澜点点。此处无人，从这儿到遥远的天边，看不见一艘船、一片帆。阿兰萨苏点了根烟，在船尾甲板上铺了条浴巾，背靠着晒太阳。哈维用透视的眼光欣赏她身体，怎么能这么美？双腿光滑、修长、圆润，行走人生，一路走到我面前。膝盖，大腿，大腿上有些患蜂窝组织炎的预兆，将来会让她日子不好过。她很自负，她说不是自负，是自爱。他盯着她红色的比基尼短裤，轮廓起伏时会勾勒出下体，不过那天下午没有。
“谁是你的第一个男人？”
“哥哥的一个朋友，在我爸妈家。当年，我十五岁。”
“早熟的孩子。”
“一方面，我很好奇；另一方面，我看得很清楚，要是不乐意，我敢打包票，那家伙会强奸我。家里没别人，哥哥还没回来。所以，我假意顺从，几分钟就完事儿了。”
“别告诉我，没有给你留下心理阴影。”
“的确没有，当时也没感觉特别疼。”
一个半小时后，开始返程。涨潮了，划船可以事半功倍。哈维有时借着波浪的推动力，将船划得飞快。一眨眼的工夫，船就驶进了港湾。
夕阳西下，西边的海平线跟天空一样，黄得灿烂。气温走低，阿兰萨苏慢慢地把衣服穿上。他们计划：晚上去老城区吃点小食，然后回家，两人明天都是早班。
划到水族馆附近，听见第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第二声，像节日里放的鞭炮，啪的一声炸开。不过，当地人都心知肚明：是警察在向示威群众发射橡皮弹。
“林荫大道上发生了骚乱。”
“未来的恐怖分子正在操练：嚷嚷一小时，纵个火，再去老城区的酒吧喝一杯。”
哈维一边划船，一边骂人，语气冲动，让阿兰萨苏诧异。他这是怎么了？她说：
“没听你这么说过话，你像变了一个人。”
“一想起爸爸，我就控制不住。”
“他们还在骚扰他？”
“简直无休无止。那天，几个小子想纵火，烧他的卡车。他守着，没让他们得逞。后来他告诉我，差点犯错，说是作为人，会铸下的大错。我听了脊背发凉。”
“你吓着我了，他说的是什么错？”
“我没问。看他脸色，他也不想说。我怀疑，但不太肯定。”
“他不会想动武吧？”
“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把枪，恐怕当时很想持枪自卫。”
船驶近港口。一大堆房子后，腾起了一股黑烟。
“这种错会招人报复的。动武之人希望所有人都动武，这样一来，臆想中的战争才会有开打的证据。亲爱的，我不想伤你的心，可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没有伤我的心，我爸也是这么想的。他很冷静地说：总有一天，他们会杀了我。我劝他搬家，搬到你我替他在圣塞巴斯蒂安买的房子里，他说很快会做决定。他只是装坚强，我听妈妈说，晚上躺在床上，他有时会掉眼泪。”
“你爸是个好人，又是巴斯克人，说巴斯克语，他们怎么会伤害他？”
“没错，他还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别忘了，疯狂的武装斗争需要财力支持。镇里的街道上，还刷着反对他的标语。你认为镇上的人会把标语抹掉？我不能想，越想越气。”
“亲爱的，看你难过，我的心都碎了。小食改天再吃吧？”
“那再好不过，我一下子胃口倒尽。”
76．好好哭一场吧
他不知道，他们没说。我是儿子，没说是谁儿子，没必要。看表情，他们应该能猜到。再说，甭管愿不愿意，看见白大褂，尊敬之情便会油然而生。他们放他过去。灰蒙蒙的下午，心狂跳不已。最后一刻，他才看见血迹。下雨，地上湿，看不清，差点一脚踩上去。这么说，这就是事发地点。他不知道，他们没说。脑海中浮现出从这儿到爸妈家短短路程上的红色脚印，现如今，是不是只有妈妈留下的脚印？
如果“老伙计”死了，不是应该躺在地上，盖着毯子，等法官来决定是否移尸吗？没在巴斯克自治区警察的巡逻车旁看见救护车，这么说，他已经被运走了。只要有治疗空间，就尚有一线希望。
两名巴斯克自治区警察闲聊着出门，其中一名还咧着嘴，笑了笑。在楼梯上遇到白大褂，两人噤声，简单地打个招呼。哈维以为他们会向他表示哀悼，您是亡者、暴卒者、遇害者、被处决者，总之，您是死者的家属吗？我们感到非常抱歉，节哀顺变。可是他们没有，继续下楼。过了一会儿，哈维推开他们没有关严的房门时，听见两人又在接着聊。
他进门，小心翼翼地进门，似乎有人熟睡，他不想吵醒。里面有家的味道，玄关很暗，他几个月没回家了。为什么？显然，他尽量避免来镇上，感觉被人盯着，目光很不友好。有两回，走在街上，他跟自小认识的人打招呼，人家都不搭理他。因此，一段时间以来，想见爸妈，他都让他们去圣塞巴斯蒂安。
墙上的衣帽钩上，挂着“老伙计”穿了多年的旧皮袄，哈维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摸，就几秒，似乎想证实主人的部分生命还残留在皮袄上。
他往家里唯一亮灯的地方走去，确实，妈妈就在客厅。忧伤？落泪？啜泣？当时，她正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街上张望，感觉儿子来了，一下子转身，脸上写着愤怒的镇定、傲气的从容、不失尊严的紧张，没有一星半点的忧伤。
“你别给我打针。”
妈妈自己就能镇定下来，他做不到，激动地扑进妈妈怀里。
“好好哭一场吧，如果哭能帮到你。谁也不会见我掉一滴眼泪，我不会让他们称心。”
可是哈维没忍住，他俯在妈妈身上，激动地抱着她，肝肠寸断。妈妈穿着旧拖鞋，一只鞋的绒面上，还溅着血，白发苍苍、不幸遭难的她在硬撑。他俩旁边的桌上，放着“老伙计”在家用的老花镜和一支圆珠笔，报纸摊开在填字游戏那一页。我正哭得稀里哗啦，听见妈妈在问：要不要给我做点吃的？她已经伤心欲绝到丧失现实感了？她在拒绝接受已经发生的事？
之前正相反，毕妥利言之凿凿：
“他死了，你要接受。”
“谁告诉你的？”
“我就是知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有呼吸，但那是最后几口气。好像是脑袋中枪，我肯定，他逃不过这一劫。‘老伙计’没命了，你等着瞧。”
“我想，他们送他去医院了。”
“没错，可是没用，你等着瞧。”
可怜的内蕾娅，她要是知道，该有多伤心，应该马上通知她。哈维已经稍稍镇定些，妈妈指了个抽屉，他找到写着内蕾娅电话的小纸条。刚响了不到两声，就有人接，电话那边传来酒吧典型的人声和嘈杂声。他留下口信，没细说，只是自报家门，麻烦对方办件事。什么事？转告他妹妹，让她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他再三强调：十万火急。保险起见，他又说了一遍内蕾娅的地址。对方说不用，他记得这个姑娘。
“你肯定爸爸被抬上救护车时，还活着？”
“我一刻也没离开他，他眼睛在动。我不停地跟他说话。我想：不跟他说话，他就会离我而去的。可他没办法回答我，他在流血。回到家，我不得不换衣服。”
“你告诉我，他当时还有没有意识？”
“哎，你快把我问晕了。他眼睛在动，应该有点意识。”
“是你报警，叫救护车的？”
“我没给任何人打电话，突然就听见了警铃声和救护车声，应该是哪个邻居打的。我当时大叫，叫得隔壁镇子都能听见。”
睡完午觉，“老伙计”喝咖啡。其实，他只喝了咖啡壶里最后剩的一点冷咖啡。毕妥利听他嘟哝，说再煮一壶。“老伙计”说不用，也许因为见她坐在沙发上，双手抱胸，正在打盹，也许因为跟平常一样，他赶时间：
“我把剩的喝了，喝完就走。”
他走出家门。几点？快四点。毕妥利如今难过的是，当时没去玄关亲他最后一下。都是天意。结婚这么多年，有了两个孩子，她宁愿最后时刻把精力用在深情告别上，而不是浪费在愚蠢地讨论咖啡冷热上。
“哎，你要是问我，我告诉你，我只记得那些声音：开始是他去上班的关门声，后来是走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再后来没声儿了。我坐在沙发上，合着眼，想睡半小时，突然听见枪声，别问我响了几声。但的确是枪声，我敢肯定。于是，我往阳台跑，见‘老伙计’倒在人行道上，身边没有人。如果有人开枪，我也没看见。嗯，我没傻站着，赶紧下楼，往街上跑。看见血，我疯了似的大叫。你以为会有人来帮我吗？我想把你爸扶起来。我对自己说：我得扶他站起来，他很重，要两三个人才能扶得起来。可是，没人帮我。于是，我开始跟他说话。瞧，我有多慌张，才会对他说：我爱你。我们彼此没说过这句话，恋爱时也没有，就是说不出口，只会用行动表示。可我要不停地跟他说话，不知不觉地，就把它说出了口。嗯，如果他进坟墓，至少要知道：我是爱他的。没有人帮我，街上只有我一个，所有窗户都关着，瓢泼大雨。我都跟你说了，没有人帮我。肯定有人站在薄窗帘后，目睹了这一切，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否则，我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这么快赶到。十分钟后，巴斯克自治区警察赶到，救护车就比他们晚了一点点。”
电话铃响了。是内蕾娅？毕妥利向儿子示意，快呀，快呀，赶紧去接。哈维就站在电话机旁，转个身就能够着。
“喂？”
“埃塔万岁！”
电话挂了。
“显然不是你妹妹。”
“有人一定要伤害我们，咱们最好别接电话了。”
“要是内蕾娅打来，怎么办？”
毕妥利还在等医院电话。哈维说：
“别担心，我去问。”
他拨了个号，打招呼，说话，询问。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另外一个号码，他记在便签本上，又拨了个号。妈妈坐在身后沙发上，他背对着她，像个挡箭牌。
“对不起，哈维，真的无能为力。”
他不喜不悲地说了声“谢谢”。谢什么？不谢什么，只是强装镇定罢了。他挂电话，背后是妈妈，转身那刻真难。他避免对视，免得眼睛出卖自己。他在找词：他们刚通知我……你得知道……可他没说这些，他说的是：我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我会从医院打电话给你。他嘱咐道：
“你得向我保证：听见有人骂你，赶紧挂电话。”
77．轻生的念头
追悼会两天后，“老伙计”被葬在波略埃墓园，来的人很少，内蕾娅的缺席最让毕妥利糟心，让她悲上加悲，她永远不会原谅女儿。哈维给母女俩做工作，他善解人意，通情达理，息事宁人，却依然一筹莫展，这边安慰不了，那边说服不了，感觉妈妈气得眉宇间皱纹越来越深。他反复给萨拉戈萨的酒吧打电话，想跟妹妹联系上，劝她尽早回家。反复打电话成了难事，让人很不愉快，他发现自己在给酒吧老板添麻烦。劝妹妹回家压根就行不通，内蕾娅打定主意，不想面对爸爸已经死亡的现实。哎！这又是为什么？妈妈终于将不满发泄出来，对哈维说：随便了，内蕾娅想怎样，就怎样吧！她又说：
“知道吗？我不信上帝了。”
下葬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幸好没刮风下雨，否则人在山上，往哪儿躲？满眼的十字架、墓碑和小道，山下是秋雾笼罩的城市屋顶。都说这个墓园很美，净是宽慰人的话！若干人聚在家族墓地，拉开大石板，马丁外公的灵柩重见天日。阿斯佩蒂亚的亲戚们来了，是些只会在婚礼和葬礼上见到的亲戚。毕妥利的姐姐来了，可她茫然不知。可怜的姐姐，脑袋已经不太做主。来了五六个邻居，悄声吊唁。和邻居们一同前来的，还有“老伙计”公司的两名员工。可以理解：墓园远离镇子，谁也看不见，谁也没法儿指责。毕妥利挂着重重的黑眼圈，镇定自若地向所有到场的人一一致谢。
跟追悼会那天下午一样，阿斯佩蒂亚的亲戚们问起了内蕾娅：
“没有，她来不了。要知道，她在萨拉戈萨上学。”
哈维既是儿子，又是保镖，不离毕妥利左右。开始有人告别时，他站在她身旁，突然看见二十步外，有个戴墨镜的女人，似乎在给别人扫墓。是她。谁啊？还能是谁：阿兰萨苏。两人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哈维没指望能再见到她。也许只会某天在医院停车场或咖啡厅偶遇，互相说声“你好”。
他对妈妈说：
“我在出口等你。”
“你去哪儿？”
他没回答，也没必要回答。毕妥利刚刚认出了助理护士。儿子不是说跟她分手了吗？
阿兰萨苏美得不可方物。哈维走过去，注意到身后一片寂静。他严肃地、职业性地跟她握手。那么多人在场，总不至于去亲她，不是吗？
两人相隔半米，往墓园出口走，稍微绕了点路，避开其他人。
“我站得远一点，免得打扰。”
“你来，不叫打扰。”
“我对你爸印象很好，从第一天起，他就对我很好。你妈不是。”
“别说了，求求你。”
“我是来送送你爸、抗议恐怖主义的。如果这个国家还有正义可言，墓园本该被挤得满满当当。”
“有什么办法？”
“顺便，我也来跟你告别，跟你永别。”
“你要走？”
喂，哈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没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其实，两人都谈好／谈掰了，是他在伦敦酒店咖啡厅的角落提出分手的。她心肠好，这点你不能否认，豁达地来送“老伙计”入土，同时也来埋葬一段曾经寄予很大希望、全身心投入的爱情。“埋葬”只是比喻，但确实如此。那段爱情如此易碎，像玻璃，像瓷器，是你把它摔碎了。没错，就是你。你把爱情和爸爸埋葬在同一座坟墓里。两天前，阿兰萨苏忍不住地掉眼泪，她认命地说：
“杀害你爸的凶手也拆散了你和我。”
她似乎并不记恨，她完全有理由记恨他。哈维这个没良心的，怎么能这么对她？我怎么对她了？别装傻。起初，她并不理解。“老伙计”刚过世，她以为哈维伤心过度，气昏了头。她很天真，好心地想爱抚他，缓解他的部分伤痛。如果可以，她宁愿代他受苦。她向他保证：她会爱他，会在无比悲痛时陪伴他。她眼神黯淡地对他说：
“亲爱的，我发誓：我会让你幸福。”
“可我不应该幸福。”
“谁会不让你幸福？”
“是我不让我自己。现在，我想不出有比追求幸福更罪恶的事。”
“我心里空落落的。”
她像在自言自语，承认自己与男性交往，运气极差。她说“再见”，走出咖啡厅，现在又阴天戴墨镜，出现在墓园。
“你要是不介意，我让朋友去你那儿，把我东西取走，顺便把你留在我这儿的东西带给你。”
“随便。你相信我……”
他的话被她打断：
“我相信什么，不重要。没想到，我有了新去处。熟人推荐，我递交了申请，加入医生无国界组织，结果要等，不过，他们打电话通知我，说急需护士。按我的履历，应该没问题。所以，我会离开医院，离开这座城市。很快，我会去接受培训。那晚跟你分手后，走在新散步道上，我动过轻生的念头。”
“你别吓我。”
“当时，天很黑，路上没人，想下手，太容易，对殉情来说，是个绝佳的场景，我很心动。突然，我转念一想：我说阿兰萨苏，世上那么多人过得很糟糕，饱受饥饿、瘟疫、战乱之苦。为什么不将个人痛苦扔到海里，而不是把自己扔到海里，去为别人做点什么呢？去帮助最需要的人，让你的生活有点意义。于是，我做出了决定。”
“这个决定棒极了。”
墓园出口就要到了。
“或许，你也应该去闯一闯。”
“我会考虑的。”
他俩一本正经地握握手，告别。她刚走出几步，又笑盈盈地回头：
“谢谢你共度的好时光。”
“也谢谢你。”
“你不该在罗马扔石头。”
哈维站在墓园大门旁，目送她离开。阿兰萨苏的最后一笑让他悲喜交加。换成哭喊、咒骂，他会更容易接受。她的步态、纤瘦的身材、平稳的肩膀，让他心痛之余，羡慕不已。他想起她赤裸时的模样，差点想去叫她，甚至很想很想去追她。
可惜那时，妈妈来了，抓着他胳膊：
“不是说分手了吗？”
“她是来告别的，她要去很远的地方。”
“那再好不过，她不适合你。你带她来见我们那天，我就发现了。”
78．集训
要在后备役部队待很长时间，这点，他有心理准备，也跟霍金聊过。他俩在一起，布列塔尼灰蒙蒙的雨水、无尽的等待和百无聊赖都更容易忍受。谨慎之余，还能找点乐子。他们知道不止一个队员斗胆违纪过，他们没有。嗯，小动作有，但不至于落下叛逆的名声。
有时，他们会骑房东的自行车去田间玩耍，摘果子、抓青蛙、用折刀在木头上刻东西，有时还会去邻村参加聚会，喝一种苹果酒。名字随便叫的，何塞·马利觉得喝起来有股尿味。
霍金参加行动后，何塞·马利就落了单。后来，他跟帕乔住，小伙子人不错，可毕竟不是霍金，不能百分之百信任。为什么？说不清楚，总是有道坎，接触时就能感觉得到。没错，你跟他相处得挺好。不过，就像发动机里的杂音，就是不对劲。
过了一段日子，法国宪兵，连同法警、法国空军巡逻队、国安局秘密警察在昂格莱的一栋房子里抓捕了桑迪·波特罗斯。说好要千万小心，结果呢？被搜到一只皮箱，警察在里头找着宝了：四百多名埃塔现役分子的名单、绰号、居住地、电话号码、车型，连车牌号都有。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名单上的人纷纷落网。
帕乔认为：上头没有召集他和何塞·马利，恐怕是因为上头自己也被捕了。他还认为：
“组织上急需补充人手。你等着瞧，这两天，就会有人来找我们，说：来吧，小伙子们，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可是并没有。又过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动静。在这段日子里，通过组织内部渠道，何塞·马利收到了爸妈写来的一封信，里面夹着一份《行动日报》剪报，详细报道了霍金的“离奇”身亡。对何塞·马利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他大哭一场，连小时候都没哭得这么厉害过。为了不让帕乔看见，他还装病，不吃不喝，躺了两天。
“武装斗争的事你想好了？”
帕乔毫不犹豫地回答：
“既然加入，就要承担一切后果。”
“你不是说老爸坐轮椅，需要人推来推去吗？”
“是啊，那又怎样？”
“也许，你该帮帮他。”
“家里有姐妹帮他。”
跟这个小伙子就是说不到一块儿去。还有，成天跟一个非同乡黏在一起，何塞·马利觉得怪怪的。帕乔在拉萨尔特长大，既没有巴斯克语姓氏，又不说巴斯克语。那他干吗要加入武装斗争中来？难道他属于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人？何塞·马利怀疑他是国民警卫队卧底，反正不想跟他聊私事。
多年以后，妈妈来探视，他告诉妈妈：那些天，知道了霍金的事，他差点想退出。
“你这念头起得真是时候。瞧人家科尔多，跟墨西哥老婆孩子住在镇上，日子过得可安稳了。”
何塞·马利几乎心意已决。他的确想下回见到联系人，就跟他说。可联系人出现时，带来了一纸密令，通知他们近期参加集训，集训完，即刻投入到武装斗争中去。
帕乔看得通透：
“老兄，要动真格儿的，没法儿回头了。”
“只要不待在这儿，干什么都行。”
上火车时，瓢泼大雨。火车开一路，雨下一路。去一个城市换乘，又去另一个城市换乘，下午四五点，到波尔多。那儿跟早上一样，瓢泼大雨。
他们在车站酒吧跟来人接头。那家伙一个劲地催，我要了葡萄酒，只好刚上来，就一口喝光。到车上，他让我们戴上遮挡视线的墨镜，俯下身去。何塞·马利熟悉这套程序，他和霍金去见桑迪·波特罗斯时，要求也是这样。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开进一栋乐声大作的房子里。这时，他俩才能摘下墨镜。
两人在一间没有窗户，三步宽、五步长的房间里被关了八天。房间实在太小，两人只好挨得很近，把何塞·马利气得够呛。他跟霍金可以穿一条裤子，对这家伙可没那么信任，晚上更糟。帕乔的鼻子一定长歪了，睡着后，呼吸声别提有多烦人，他不是在打呼噜，打呼噜的是何塞·马利。他的鼻子就像风箱，发出啸叫声。如此这般，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直到天明。
只有下楼上厕所，他们才能离开房间。上厕所时，要尽量少看、少记。房子里经常乐声大作，好让一群人不知道另一群人在说什么、做什么。教官说：小分队作为独立的单位存在。如果被抓到，问不出有关组织整体运作的信息，明白吗？两人同时点头，表示明白。
早上理论课，何塞·马利无聊得要死，他偷偷看表，心算离吃饭还有多长时间。他学习一向不好，小时候在学校，让他集中注意力，比登天还难，在组织里上课时也是如此。下午实践课，可以摆弄武器，他会兴致高涨，感觉忽然又回到昨天，跟朋友们去镇上采石场扔燃烧瓶、放烟花爆竹。他擅长行动，对教官口中啰里啰嗦的爆炸理论厌烦透顶。
他和帕乔练习装卸武器，学习设置死亡陷阱、汽车炸弹，还有什么？嗯，组装定时器，然后，让雷管在装满沙子的金属桶里爆炸，还有关于地洞、信箱、开车锁等方面的知识。教官强调安全措施，千万小心、注意什么的，还告诉他们万一被捕，该怎么做。只有一下午的实弹射击课，只用手枪，因为法国警察盯得紧，不像前些年那么容易，随便在周围找片林子，就能放枪。对何塞·马利来说，太遗憾了。什么都比不上打靶，他最爱打靶。
他亲了亲勃朗宁手枪的枪柄，说：
“我宁可打枪，不要约炮。”
他们都笑了。那帮蠢货，以为我是说着玩的？教官说：
“老兄，枪要打，炮也要约。”
关在房里的最后一晚，何塞·马利睡不着，因为胡思乱想，因为刚打过靶，枪声还回荡在耳边，因为帕乔的啸叫式呼吸。于是，他开始自言自语。低声说的？哪儿的话！正常声调，像在跟人交谈。凌晨两点多，他想象着自己端着枪，对的不再是靶纸。帕乔醒了，在黑暗中问：
“你在说什么呢？”
“埃塔组织中，处决纪录是谁保持的？”
“我他妈的哪儿知道！德胡安娜或马德里小分队里的谁。”
“他杀的人有没有超过五十，你知道吗？”
“你他妈的怎么来问我？半夜三更的，再过几小时，就要行动了。”
两人在黑暗中沉默了几分钟，帕乔又发出让何塞·马利发狂的啸叫声。何塞·马利突然说道：
“霍金的血债，一定要让西班牙政府血还。我要去破纪录，总有一天，我会作为埃塔第一嗜血杀手，名字出现在书里。”
“我操，哥儿们，别说了。”
“我朋友的命至少值一百个人的命。我会一个个数，做掉一个，就在本子上画一条线。”
“你把武装斗争当成个人恩怨。”
“傻逼，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你最好学学睡觉时该怎么呼吸。”
79．水母的触碰
天气或许比何塞·马利上路前想象的要冷，等他到了才发觉。他和帕乔坐在后排，低着头，脸冲膝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到。他们要去个地方，去见领导或领导之一。传话人说带他们去见领导，他和帕乔以为要去见特内拉(1)。然而，正在波尔多或周边或鬼知道什么地方的房子里等待他们的，是帕基多(2)。
那天冷是怎么回事？何塞·马利站在领导面前，见他死气沉沉地微笑，两只死鱼眼，鱼刚开始腐烂，顿时感觉寒风袭来，心想：妈的，应该套件毛衣才对。好比你去超市，走进冷冻食品区，发现气温陡降。窗户关着，何塞·马利认为寒气的源头是领导。而帕基多身为领导，接见他们时，明显有些腼腆。
又或者，这只是他的无端臆想，是武装斗争中新手面对老手时的胆寒。老手的履历沾满鲜血，阴森恐怖。据说他杀死了莫雷诺·贝加雷切和佩尔图，命人处决了和他一样来自奥尔迪希亚的约耶斯(3)，炸毁了萨拉戈萨的国民警卫队营房驻地，里面还有儿童。领导跟帕乔握了握手，拍了拍我的背，我感觉那是水母的触碰。他在祝福我们正式加入埃塔，依然是死气沉沉的微笑，依然是浑浊的死鱼眼。
领导让他们坐沙发：
“你就是那个打手球的？”
他很狡猾。我想：是有人给他提供了情报，他只是摆出知情者的模样。不过，据别的跟他说过话的人透露，他只是想套近乎，处好关系。确实，领导说：希望他们能高高兴兴地加入行动小分队。
这个很仔细、很会算计的人给他们展示了一幅吉普斯夸省地图，用食指在地图上画了个圈：
“这是你们的地盘。在地盘里，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国家警察、国民警卫队、巴斯克自治区警察，摆在面前的，都可以下手。一定要大力打击，逼西班牙政府坐下来谈。”
何塞·马利首先看到，自家镇子也在帕基多画的那个圈里，他没觉得好，也没觉得不好。主要地理参照物是比利亚博纳往南的奥里亚河，因此，这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小分队名叫奥里亚小分队。第三名成员“黑杨”正在出租屋里等着他们。
“你们别在多诺斯蒂亚行动，那儿有专人负责，你们别插手。不过，”他又指了指地图，“这片区域由你们做主，想怎么破坏，就怎么破坏。”
接下来，他给每人发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包括弹匣和子弹，还有假证件、一塑料袋钱，最后还有一大袋炸药、导火线和制造炸弹的各种物件。
“你们在自己的地盘里，自行确定目标，行吗？要狠狠地打，千万别手软。”
边境领路人出了点问题。什么问题？不清楚。将两位新成员滞留在一对法国夫妇的家中，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于尔吕尼至阿斯坎公路一侧。他们等了六天，去山里走了走，没人说不准出去散步。一天下午，他们还听从集训教官的建议，去试了试枪。教官说：在任何行动之前，要确保武器能正常使用。于是，他们沿着土路往上，来到树木葱茏的偏僻处，一个放哨，一个开枪，两人轮换。
一天晚上，他们遭到了惊吓。何塞·马利——有什么办法？——已经多少习惯了帕乔的啸叫式呼吸，有时依然忍无可忍，很想走到他面前，一拳揍扁他鼻子。
他睡不着，开灯。已经是深更半夜。这时，他看见了它们。床的上方挂着一幅画，它们正在从画底下钻出。它们是什么？是虫子。深颜色，肚子鼓鼓的，正在不紧不慢地四处乱爬。他随手拍死一只，比别的个头大。挪开手指，见墙上有一抹血。我操，是臭虫。他叫醒帕乔，两人杀了一个多小时。
“奥里亚小分队在行动。”
“我说，帕乔，你要是想起绰号，我这儿有个现成的，对你特合适：‘傻逼’。”
何塞·马利发现，晚上睡不好，脾气就会越来越糟，爱吵架，不耐烦，尽挑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会让人气急败坏。他跟女房东因为饭菜用巴斯克语吵了一架，因为法语他一个字都不懂。他气势汹汹地咆哮，说她做的是猪食，分量少，没味道，简直乱七八糟。男房东下午下班回来，威胁着要把他赶出去。
天刚晚，他跟帕乔待在房间，思念妈妈做的饭：
“我就没见过比她厨艺更棒的人。我能想象她这时候正在家里炸鱼，我们晚饭总吃鱼，香味都飘到这儿了。你没闻到吗？没闻到蒜蓉挂糊羊鱼的香味吗？”
他伸长脖子，在房间里嗅，似乎妈妈做的羊鱼的香味真的在鼻子前飘。
“喂，别再多愁善感了，好吧？”
“去你的多愁善感。自从住进这个房子，我就没吃饱过。我想吃一块这么大的大排，配红椒和炸薯条。”
他们连电视都没有，所以，拍死四五只臭虫后，两人关灯睡觉，比平时习惯睡得早。帕乔一开始啸叫式呼吸，何塞·马利就蹑手蹑脚地将床垫搬到走廊，睡一晚上安神觉，他太缺觉了。第二天一早，他去田野，摘了一束野花，吃早饭时，笑眯眯地送给女主人，还跟她开玩笑。心意到了，两人重归于好。
当天傍晚，一辆黑色雷诺小货车来接他们，往伊巴尔丁方向驶去。天气怎么样？多云，空气干燥，云缝里很快钻出了第一批星星。天快黑时，他们在一片树木葱茏的地方下车。密林中走出两个年轻的身影，二话不说，替我们背上沉死人的背包，往山上走，我们紧随其后。不一会儿，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不知边境领路人是如何辨别方向的，他们应该把路都记在脑子里了。后来，月亮出来了，总算能看见彼此，能分辨出物体、轮廓和形状。
四人默默地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爬上一座山岗。从那里，可以远远地看见拉伦山和伊巴尔丁客栈的点点灯光。这时，队伍停下，一个边境领路人听了一会儿，模仿山羊，咩咩叫。不远处，有类似的叫声回应。这是边境领路人的接头暗号。何塞·马利和帕乔明白，他们已经穿越了边境，即刻下山，去比达索阿河岸。
众人来到墓园小礼拜堂的后面，领路人让他们待在那儿别动。他们带着背包，藏了差不多半小时，直到有人招呼他们下去，到公路上。雾从河面上升起，笼得房屋都看不清。我们受凉了。上车时，天已经蒙蒙亮。在去伊伦的路上，车停了好几回，等探路的摩托车折返，确认前方路段没有警察。一大早，他们抵达终点圣塞巴斯蒂安萨拉乌斯大街，在城市公交站台的遮阳挡雨棚下，跟“黑杨”会合。这之前，他们素不相识。
(1)全名何塞·特内拉（Josu Ternera，1950— ），埃塔组织头目。1973年参与暗杀西班牙政府首相布兰科，曾经购买地对空导弹，试图击落西班牙国王乘坐的飞机，八十年代为埃塔一号头目，宣读了埃塔解散声明，逃亡多年，于2019年5月落网。
(2)原名弗朗西斯科·穆希卡·加尔门迪亚（Francisco Mujika Garmendia，1953— ），帕基多是弗朗西斯科的昵称。1987至1992年间任埃塔组织头目，是埃塔历史上最血腥的领导人，曾经发动了Hipercor超市爆炸案等多起恐怖袭击，遇难者人数众多，且均为平民。1992年3月被捕，被判处2 354年徒刑。2004年，他在狱中给埃塔组织领导人写信，要求停止武装斗争，和平解决历史问题。因这封信被新闻界披露，他于2005年被逐出埃塔组织。
(3)多洛雷斯·冈萨雷斯·卡塔拉音（Dolores González Catarain，1954—1986），绰号“约耶斯”。埃塔组织第一位女领导人，后因叛变被杀。
80．奥里亚小分队
躺在牢房床上，何塞·马利在回忆。回忆什么？那年，他满二十一岁，在三人中年纪最小。他们仨岁数相差无几，“黑杨”最大，二十四岁。
“为什么叫你‘黑杨’？”
“小时候的事了。”
小时候，他常在家附近的一片草地上踢足球，用金属杆晾衣架当球门，既没有足够的孩子，也没有足够的场地可以组织一场真正的足球赛。于是他们就打三对三或四对四，人不会再多。门将只有他一个，既要扑这队的球，又要扑那队的球。他还喜欢赛事解说。
“喂，说来听听。”
他给每位球员起了个球星的名字，守在球门旁，用电台主持人解说球赛的方式，高声点评赛场战况。为了纪念当时的偶像伊利瓦尔(1)，他常叫自己“黑杨”，便永远得了这个绰号。
帕乔也是球迷，他挺皇家社会。
“别告诉我，你挺毕尔巴鄂竞技。”
“深以为傲。”
“瞧咱俩这头开的！我说，你怎么不加入比斯开小分队？”
“因为没人告诉我，我会跟你这个家伙共事。”
何塞·马利赶紧劝架：
“好了，哥儿们，行了。还有别的体育项目。”
“嗯，比方说？”
“手球。”
两人成心气他，齐声反驳：
“行了行了，那不叫体育项目。”
“那什么叫体育项目？”
“手球对足球，相当于乒乓球对网球。”
“或者，手淫对约炮。”
两人哈哈哈、呵呵呵地大笑。瞧这两个混蛋！何塞·马利瞪着他们，眼睛眨都不眨。
“黑杨”负责后勤支援。帕乔不敢惹他生气，怕他记仇，背地里叫他“给咱们跑腿的小子”，或简单点，索性就叫他“跑腿的”。他对斗争、组织、武器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多，全是自学的，没走法国招募人员的渠道。他头脑精明，既有组织才能，又有实践经验。在跟何塞·马利、帕乔组队前，虽说没有直接参加过恐怖袭击，但跟多诺斯蒂亚的许多卫星小分队暗中合作过，后勤支援是他的专长。
“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埃塔领导。”
我觉得他像蜘蛛，总是安静地躲在一旁，守候猎物。他不参加示威游行，更不会跟警察发生任何冲突。按他自己的话说，其战略方针为：保持镇定、不断学习、掩人耳目。帕乔理解不了：
“你这个年纪，怎么做起事来像老头子？”
“等你长点脑子，就懂了。”
“黑杨”没有案底，没被逮捕过，信仰革命事业，有思想高度，这恰恰是帕乔跟何塞·马利的短板，他俩更喜欢直接动手。“黑杨”的文化程度比他们高，曾在德乌斯托大学蒙达伊斯校区地理历史系念过一年，没去参加期末考试，过了段日子，又重新注册。家里很有钱。
何塞·马利从一开始就对他印象很好。为什么？遇到实际问题，“黑杨”总会迎刃而解。他会删繁就简，帮你找到解决办法。他为人谨慎，有前瞻性，还会做饭。
公寓位于萨拉乌斯大街，三楼，有电梯。“黑杨”大约一个月前租下，没签合同，跟女房东只有口头协议，准时付房租，不报税。有车库吗？有，是集体车库，要的话，涨租金，他没要，先住下来，等候同伴，每天带着文件夹和书本进进出出，想给在门厅遇到的人留下印象，让他们以为他是学生。
公寓的优点是：附近有若干公交站台，可以去市中心和本省内陆地区。“黑杨”说：
“最好住在你不行动的地区。出击、撤回，像平常人一样，过平常日子。住在多诺斯蒂亚的这种区，最容易掩人耳目。镇上的人互相认识，说白了酒吧加起来也没几个，要是一下子多了三个生面孔，会太显眼。”
“我操，‘黑杨’，你这脑袋瓜子好使。”
我们到之前几天，“黑杨”勘察了整片地区，如俗话所说：蚂蚁般勤劳，蜘蛛般算计，结网是第一要务。他来来去去，寻寻觅觅，行走在伊加拉公路上，找到挖地洞的绝佳地点，不远，步行一刻钟就到。星期天，他们仨分开走，彼此相隔一百步，过去瞅一眼：在一处塌屋顶的废弃大宅旁离开公路，沿陡坡上山，往守护天使小修道院方向，很快进入一片松林，途经的小道上遍地黑莓和荨麻，可见许久无人走过。帕乔和何塞·马利觉得此地甚好。
无地洞，就无法行动。在这点上，三人意见一致。前不久，他们给领导发送了第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安全屋和所在地区，索要车辆和物资。他们已经准备就绪。帕乔觉得将武器和炸药放在出租屋并无不妥，被“黑杨”一口否决，并陈述理由。何塞·马利是小分队的头儿，由他拍板。他站在“黑杨”那边，除了留下必要的防身武器应急，所有物资全部进地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