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好物资，万一咱们被狗腿子警察逮住，其他伙伴还能用得着。得赶紧去挖地洞。”
第一步：买两只大塑料桶。这容易。可怎么运，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需要一辆车。帕乔说：
“去偷一辆。”
“黑杨”一听，急了：
“你电影看多了。”
他说他去办。怎么办的？不清楚。他弄来两只蓝色的大塑料桶，全新，螺旋盖子，每只容量220升。有人借给他一辆小货车。谁？不清楚。他拒绝透露。我们执意要问，他说是他表哥的，表哥是水管工，谁知道真的假的。他把两只大桶先藏在伊加拉公路旁废弃的大宅子里，桶里还有簇新的锹，用来挖地洞。这家伙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我操，‘黑杨’，你让我们陪你来干吗？我俩纯属多余。”
“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做好。”
“黑杨”是个不可多得的牛人，埃塔有些领导连他一半都不如。
一天，三人一大早去松林，定定心心地在鸟鸣声中埋塑料桶，一只埋在这儿，另一只埋得高一些，之后盖上土和干干的松针，结果看不出那儿有人挖过地洞。
躺在牢房床上，何塞·马利在回忆。
(1)全名何塞·安赫尔·伊利瓦尔（José ?ngel Iríbar，1943— ），西班牙足球运动员，门将，长期效力于毕尔巴鄂竞技足球俱乐部，曾为西班牙国家队成员，作为主力门将获得1968年欧锦赛冠军。“黑杨”是他的绰号。
81．只有忧伤的医生来送她
十月九日上午过半，内蕾娅登上了驶往巴黎的列车；下午到巴黎，换车站，改乘卧铺。中间空余几小时，她只要将行李寄存在稳妥的地方，就可以在巴黎北站附近转转。
上午差不多同一时间，不愿送女儿去车站的毕妥利——我去送？想得美！——去了墓园，一路走上埃吉亚山坡，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她气得够呛，心里窝火，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发泄一下。直到最后一刻，她都坚信内蕾娅会去她房间，告诉她：妈，你说得有道理，我不走了。真的不走了？嗯，之前不知怎么了，在发疯。内蕾娅没有进来。毕妥利在床上醒了一个多小时，竖着耳朵，听她收拾，没去送。
毕妥利气昏了头，走得仓促，把四方形塑料布忘在家里了。不要紧。早上有太阳，大石板是干的，裙子上的灰掸掸就好。
“她走了。没错，‘老伙计’，你亲爱的女儿，你的掌上明珠，还记得吗？她扔下我们，看样子，要永远扔下我们了。人家在德国找了个男朋友。别以为她愿意交流，是哈维告诉我的，要是他不说，我都不知道。出国的事倒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可是我以为……我想……你懂的。人家不回来了，我们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她说过男朋友的名字，那么怪，你以为我能记住？花那么多钱让她念书，如今人家自毁前程。语言不通，去那儿干吗？给人家德国人熨衬衫，做老妈子？我连他照片都没见过。你躺在这儿，又不能劝劝那个丢魂的。她简直自私自利到了极致。瞧，明明可以当律师，开家律师事务所，过得舒舒坦坦的，让过世的父亲自豪，可她就是不愿意。你瞧好了：留给她的钱，她会很快败光。”
没想到，哈维居然出现在火车站。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可不想不拥抱一下就放你走。”
“不用上班？”
“跟同事调了一下。”
说了几句场面话，早上阳光真好什么的，两人都在掩饰。她突然说：为什么出国，他要是不告诉妈妈就好了，等到德国，她会打电话，或写封长信，跟她解释，妈妈迟早会知道的。她会是什么反应？嗯，肯定还是这个反应，但母女俩不至于会像昨天那样吵得不愉快。
哈维不敢苟同，摆出师长的姿态和口吻：
“你说得不对，那你当初也不应该把计划告诉我。在妈妈面前藏着掖着，不管藏什么掖什么，我都不愿意。不是她知不知道的问题，是我要对她真诚、不耍心眼的问题。”
“可你这么一掺和，我就悲剧了。别以为我是高高兴兴地出发的，尽管我希望离目的地越近，心情越好。昨晚吵得不可开交，瞧，她都不来送我，在家里也没跟我说再见。你要是之前闭上嘴，不说，让我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你想说：这是战术失误？”
“我想说：我是大人了，用不着你做监护人。这不是气话，我保证。我知道要去哪儿，为什么去。你看看周围，有朋友来送我吗？在这片土地上，我既没有女性朋友，又没有男性朋友，我还留在这儿做什么？一个人霉掉烂掉？跟妈妈住在一起，星期天跟你们吃烤鸡？吃饭后甜品时，再一起掉几滴眼泪？”
“这话不公平，就是气话，尽管你不承认。”
“你不想让我走，对吗？”
“才不是。我来，是想祝你一切都好。”
“谢谢。可是哥哥，你知道吗？你说得开心点，我才会振作。”
“我把开心留给你。”
“你这难道不是气话？”
“打住，别再争了。你走，肯定没错。可你留下了什么？一个遇害的父亲，一个破碎的家庭。”
“我留下的是你和妈妈，没留下爸爸，爸爸我会装在这里。”
她很激动，坚定地把手放在心口。
“妹妹，这话说得好。我不想再强调那些伤心事，只想拜托你，时不时地给妈打个电话，跟她聊些开心事，给她写写信，好不好？或许再寄包土特产来，让她觉得有人爱她，明白吗？费不了你多少事。”
他们一直聊到火车来。你几点到？有人接你吗？会把地址告诉我们吗？哈维先问，紧接着又表态：需要什么，要办什么手续，尽管开口……
“你说他叫什么来着？”
“克劳斯－迪特。”
哈维点点头，默念了一遍名字，是想表示某种认可？他又嘱咐内蕾娅，别忘了妈妈，因为妈妈……还有，妈妈……说来说去都是妈妈……
哈维站在车厢门口，慈爱地亲吻妹妹的面颊，帮她把重重的箱子提上去，之后突然转身，没等火车启动，径直往出口走。内蕾娅怀疑：他不想让她看见他激动的样子。
哥哥是个忧伤的医生，高个子，日渐消瘦，蓄着泛白的络腮胡（什么时候开始蓄的？），低着头往前走。是不想看见熟人，跟他们打招呼？远去的背影十分孤单，他会回头，挥手跟她说再见吗？他没有。
内蕾娅隔着火车车窗，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我走了，不掉眼泪。像某首歌的歌词。可怜的哈维，一辈子努力，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让爸妈开心。他走了，一路谦让，不撞着别人。哥哥从不闯祸，不会自己买衣服，海蓝色的毛衣搭在肩上，两只袖子系在胸前，格子衬衫没人帮他熨。只差几步，他就要走进车站大厅，那时候，他也没回头。
不一会儿，车门关闭。火车启动，慢慢驶进格罗斯区。有些窗户冲着铁轨，窗口晾着衣服。内蕾娅站了很久，感受到浓浓的离愁别绪：帕赛阿港、海兹基贝山脉、埃伦特里亚城郊。这是最后一眼，但她并不在意。我走了，不掉眼泪。快到边境时，她终于坐下。护照！心怦怦跳，赶紧在包里找。护照就在包里。哎呦！吓我一跳。
82．他是我男朋友(1)
十月十日，临近傍晚，内蕾娅困得要命，在哥廷根车站下车。这雨下的！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站台遮雨棚外，贴着地面，腾起一片雨雾。雨滴碎了，化为蒸汽，或貌似化为蒸汽。远处的屋顶和树冠上方，乌云间透着光亮。整个下午，光线怪异，雨声哗哗。
有人吗？很少。她的金发男友不在那儿。莫非因为天气不好，躲在车站里面？没有。要么等在车站外面，站前广场上？也没有。他一定是等得不耐烦，走了。内蕾娅应该几小时前到达，可是运气不好，比利时铁路工人罢工，导致这辆夜车兜了个大圈子，换乘火车自然也就没赶上。如今，她拖着重重的箱子，乘了二十四小时火车，疲惫不堪地独自抵达哥廷根车站，满意地看了看周围。用不了多久，我会熟悉这一切。
克劳斯－迪特的地址她烂熟于胸，一路上都在练习发音，读街道名和门牌号。她会用德语数到一百，还在路上背了一长串的德语单词。她精选了两百五十五个，全是所谓的常用词，总之，有指人指物的名词，三十多个形容词，还有许多动词。今天上午和下午早些时候，她把词表复习了好几遍。谁知道呢？没准哪天，她会主要用德语。不仅我用，三个孩子也用。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带百分之五十金发血统。她含着笑，全都梦想／设想好了：孩子们个个异瞳，一只栗色、一只蓝色。哦，对了，儿子就起已故外公的名字。
她把地址写在小纸条上：克罗伊茨贝格街21号。在去爱丁堡之前，克劳斯－迪特给她写过一封错误百出、可爱无比的信，信上说：那条街就在大学后面，距火车站步行约十五分钟。大学在哪儿？没概念。雨又下个不停。内蕾娅觉得无法念出“克罗伊茨贝格街”，让对方听懂。就算念得大差不差，接下来，她又如何能听懂对方的解释？因此，与其找当地人帮忙，不如直接打车，给司机看小纸条。
出租车上，她差点睡着。她很想对新世界有些印象，隔着车窗仔细观察，疲惫的眼前却像蒙了一层玻璃纸。这也正常：火车喀嚓喀嚓，吵得她一晚上没睡着。一晚上晃啊晃，闷热，上中下铺加起来还有其他五个人，五个陌生的／正在呼吸的／没有穿鞋的旅伴。幸好她睡上铺。下方中铺的老人穿着汗衫，开车半小时就打起了呼噜，像只裂了纹的铃铛，发出怪声。
车程不到五分钟，内蕾娅还不会使用德国马克，不想数钱，直接付了张一百，估计——不是很肯定——小费给得太多，否则无法解释司机的热情周到，帮她把箱子拎到门厅，好话说了一大堆。肯定是好话，尽管她听不懂。
她在一排信箱前停下，信箱确实不太干净。他的名字在那儿：克劳斯－迪特·柯尔斯顿，用马克笔写的，和另外两个名字写在同一张纸条上。她想象着德国信差的手把自己在萨拉戈萨酷暑天写的那些饱含柔情、思念和孤独的信投进这只金属信箱。她从包里掏出香水，上楼前喷了两下，双手提着箱子，走上吱吱呀呀的木楼梯，一层，两层，三层。门边楼道旁，靠着墙，放着一只没有背板的架子，五层搁板上摆满了鞋。内蕾娅按门铃前，迅速整理了一下头发，准备好拥抱、接吻。
不一会儿，公寓里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踩在木地板上，越来越近。门开了。一位金色短发姑娘看着她，眼神倒不仇视，也并不友好，先盯着她眼睛，再盯着她箱子，然后蹙着眉，又盯着她眼睛。姑娘矮胖、唇薄，完全不想跟她说话，也不想请她进门。内蕾娅绽放出最迷人的笑容问：
“克劳斯－迪特？”
姑娘转头，冲着公寓里，高声叫——还是纠正？——了这个名字，还没等人出场，就用德语说／骂开了。没错，就是在骂。内蕾娅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意思明白。大嗓门，表情狰狞，全世界都一样。克劳斯－迪特立刻出现在门口，腼腆，羞赧，严肃，嗫喏出一句不真诚、没感情的“你好”，一本正经地向内蕾娅伸出手，既没出楼道拥抱，又没请她进门。他趿着一双又大又旧的木屐拖鞋，穿着肘部磨损的羊毛外套，丝毫不会让女孩子动心。
姑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内蕾娅说话，用的是英语：
“他是我男朋友，你是谁？”
当时，内蕾娅已经完全弄清楚状况，带着口音，先不慌不忙地回答姑娘：
“我还以为他是我男朋友。”
紧接着，没等姑娘开口，她又盯着克劳斯－迪特的眼睛问：
“我这是要露宿街头了？”
她知道，姑娘见陌生女人跟男朋友用她听不懂的语言交谈，会有多崩溃。如今，她嗓门更高，威胁地冲克劳斯－迪特伸出一根手指，一巴掌打在他胳膊上，骂骂咧咧地进屋，让他独自面对内蕾娅。这时，克劳斯－迪特依然不肯放下身段，走出楼道。
“出麻烦，抱歉。请你，这里等。我电话沃尔夫冈。好吗？他，大房子，你，睡觉。”
他慢慢地把门关上，脸贴着门缝，紧张兮兮的，畏畏缩缩的，用支离破碎的西班牙语，说要给朋友沃尔夫冈打电话。内蕾娅在楼道待了差不多一分钟。我是该笑还是该哭？我在发什么神经？隔着薄墙，飘出姑娘的声音和呻吟。他归你了，小美人，送你了，全部。
她拎着重重的箱子下楼，箱子有轮子，没错，可是要爬楼梯，轮子有什么用？难道从一开始就是误解？也许他不会表达，也许我理解有误，可是为什么？怎么会有那么多书信往来？非要我来看他，给我地址，说好抵达时间，难道这家伙是个大傻逼？也就是说，我爱上了一个傻逼？因为一个傻逼，跟妈妈闹翻？我才是大傻逼，难道不是？异国他乡，孤身一人，筋疲力尽，我该如何是好？
雨还在下，已经没那么大。乌云间的光亮往外延伸，几乎覆盖了城市上空。天还没黑，快黑了。她用英语问：市中心在哪儿？往别人指点的方向走，穿过貌似是大学城的地方，感觉迎面走来、相隔十几米的小伙子就是沃尔夫冈。她不肯定，也懒得去证实。这些人在萨拉戈萨一个样，在这儿另一个样。
她困得睁不开眼，口干舌燥，腿脚疼，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我发誓：当时，什么都无所谓了。我专心致志地看门面，寻找那个救命的单词。什么单词？还能是什么？酒店。那么多条街，终于找到一家。贵还是便宜？干净还是脏？无所谓了。刚进房间，她就喝光了一小瓶矿泉水。那就是晚饭。她九点不到上床，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1)原文为英语。
83．冥冥之中的祸事
早上八点，内蕾娅洗完澡，神清气爽地下楼吃早餐。她装了满满一盘，感激地想起爸爸。要是没有你，我过不了这种好日子。昨天尽兴而去、败兴而归，她一点也不难过。真奇怪，不是吗？难道不应该绝望？轻松的感觉从何而来？她想明白了：她在萨拉戈萨爱上的大男孩不是昨天那个趿着木屐拖鞋、穿着羊毛外套的可怜虫。大男孩说西班牙语时，口音很可爱；昨天那个白痴，虽然是同一个人，却让她觉得可恶。如今，那三个带百分之五十金发血统的孩子该怎么办？姑娘，没关系，他们不出生，也会有别的孩子出生。能来世上走一遭，相当于中大奖。小家伙，祝贺你，轮到你出生了。于是给他肉体，在子宫里寻个位置，最后让通常被称为“妈妈”的人把他生出来。她吃了两个羊角面包。亲爱的内蕾娅，小心哦，幸福会让人发胖。托盘里有各种果酱、蜂蜜小碟，看上去赏心悦目。
她休息充分（一口气睡了十一个半小时），干净清爽，心情舒畅地用完早餐，好了，现在该怎么办？她拉开窗帘，望着窗外：有云，但无雨，矮矮的房子，一辆垃圾车，两个穿反光背心的工人在沟里工作。感觉这是个小镇，会在街上遇到克劳斯－迪特和他的矮胖女朋友（你的素食男朋友在骗你，他吃条虾和对虾），或在萨拉戈萨交换过的其他德国学生。她不想留在哥廷根，回家？太丢人了！这么快就回来了？是的，因为……
上路前，她精简行装，从箱子里拿出碟片、书籍、萨拉戈萨的比拉尔圣女水果糖、阿拉贡的水果蜜饯、过去在萨拉戈萨酒吧常喝的四小瓶啤酒等诸如此类给爱人带的礼物，还有厚厚的一本西德词典、语法书、带答案的练习册和其他说实在的只有在德国长居才会用到的物品。酒店打扫房间的员工见了，一定会喜出望外，还以为昨晚下榻的是圣诞老人的侄女。那绺金发直到昨天，还是神圣的爱情信物，今天已经遭人嫌弃，变成恶心的手术切除物（内蕾娅，别那么恶毒），被她直接扔进了马桶。
前台服务生给她提供了一份哥廷根地图，让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附近的火车站。她的计划是：爬上第一辆火车，去一座有趣的城市，去了解全新的地方。总而言之，在欧洲逛一圈再回家，回去念法学博士，找工作，结婚生子，就这些。
下午一点，她来到法兰克福，住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比昨晚那家稍微便宜些；午饭在意大利餐厅解决，点了一盘辣味番茄意面，味道好极了；之后漫无目的地逛街、购物；在一家两层楼的书店坐下，翻地图册，把书摊在膝上，研究路线。定下来先去慕尼黑，再决定是南下去奥地利或瑞士，还是去弗莱堡和黑森林。去瑞士的话，如果有兴致，可以接着去意大利。
晚一些，她在酒店房间给妈妈打电话，原本想告诉她，自己已经从恋人变成了观光客。但毕妥利不想跟她啰唆，话筒那边，态度粗暴生硬，弄得内蕾娅没了兴致，各种遭遇都没说出口，聊了几句天气、吃的，就拜拜了。她都没告诉妈妈在哪里打的电话，妈妈也没问。毕妥利没问她好不好，路上是否一切顺利，她什么也没问。
十月十二日一大早，天气晴朗，气温适宜，可以去逛一逛法兰克福。于是，内蕾娅上午过半，带着相机和城市地图，走出了酒店。第二天，她会开启新阶段，每座城市待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除非特别惊艳，可以多待些日子，到时候边走边看。总之，她想按自己的节奏走。其实，我想就这样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至于费用，权当大学毕业，自我奖励好了。我努力过，既然妈妈无心犒赏，那我就送自己一趟毕业旅行，开心就好。
她定定心心地一路照相，往河边走，偶遇歌德的出生地。她在酒店提供的城市介绍上读到：这是战后重建的。不进。不是真的，进去干吗？然而，站在著名的大门前，她依然萌生出强烈的文化感和历史感。为了平衡一天的活动，她决定早上汲取知识，中午去特色餐厅，下午休闲购物。
打定主意后，她在街口左拐，远远地看见圣保罗教堂的塔楼和红墙，便往那儿走去。进教堂，没觉得多好看，又出教堂，不去河边，沿着街，一直往前，决定无论如何要去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去欣赏艺术或在今天被称为艺术的东西。她沿着法兰克福大教堂，绕了一整圈，从各个角度拍照，买了一副太阳镜，脚走累了，需要补充水和食物。到河边，过桥，在对岸附近，穿过一个绿树成荫的小岛。
内蕾娅过桥后，来到酒店前台推荐的沙克森豪森区。她在地图边上，记下了一家餐厅的名字和地址，去那儿吃午饭。餐厅里摆着木头长桌，要跟其他人拼桌。她点了烤肋排和煎土豆，土豆上浇了浓香酱汁，吃完又要了一份；喝的是本地产苹果酒，比镇上酒吧里卖的更甜、更清。她也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什么事？她让男性侧目，同桌小伙子直勾勾地盯着她，冲她笑，和善地／开玩笑地举杯或酒罐敬她酒，若干次地想跟她搭讪，她不失礼貌地应付过去。对不起，好心人。我跟德国男人没戏了，此生缘尽。
咖啡去别处喝。去哪儿？坐船，美因河水上游。秋日的暖阳照在脸上，她惬意地双手抱胸，昏昏欲睡，不去听大喇叭里播放的英文和德文讲解，时不时地瞅瞅两岸房屋，有时清风掠过，拂在脸上，惬意更浓。除了女服务生送来咖啡和附赠的一块饼干，无人搭讪。她自由、独处、不思考、不痛苦、不回忆，这一刻简直完美！睁开眼，城市上方是湛蓝的天空；合上眼，耳边又听见嘟嘟的马达声。
再上岸，就全都不对劲了。不是瞬间发生的，她还有时间去欣赏橱窗、进店、试衣服。下午五点一刻，冥冥之中，她走了这条街，没走那条街，目睹了那场祸事。一百米开外，聚了一大群人。人头之上，再远些，停着一辆有轨电车和两辆救护车。内蕾娅好奇，拎着购物袋去看热闹。这个决定糟透了。几名警察阻止行人靠近事发现场，内蕾娅挤到人行道边上，心扑通一跳，差点晕倒，立马后退，只可惜为时已晚，看见了不该看见的那一幕——死亡的具体表现。在停下的有轨电车旁，躺着一具一动不动的身体，盖着毯子，只露出两只脚。周围的医务人员束手无策，什么也做不了。
她攥着城市地图——没地图，回不了酒店——手直哆嗦，反复地叫着“爸爸”“爸爸”。行人回头看她，这个外国模样的女孩子哭得哽咽，疾走如飞。她在酒店前台，失声地预订明天五点叫早。出租车大清早把她送到了机场。
84．巴斯克杀人犯
三人去萨拉戈萨是哈维的主意。他很有说服力地建议爸妈，抓紧时间，一大早走，他开车。灾祸那年一月末的周日，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年会发生灾祸。出门的理由，不，借口是：皇家社会下午五点在罗马雷达球场对阵皇家萨拉戈萨。哈维跟爸爸说，阿兰萨苏被换了班，很讨厌，不能陪他去看球。他不高兴一个人去，花大价钱买了两张票，浪费了岂不可惜？“老伙计”答复前，看了看窗外，唯一可见的只有云，似乎瞥一眼，老天会给他答案。他说行，去看一场皇家社会的比赛也不错，尽管那帮小子球踢得实在是不怎么样。
毕妥利哪儿也没看，毫不犹豫地说要去。去看球？没兴趣。去年末到现在，都没见过内蕾娅。作为好奇心与控制欲并重的妈妈，她要去瞅一眼女儿新租的房子。托雷罗区的房子她去过，离学校相当远，感觉不错，挺干净的。现在这个她还没去视察过，得去看看，去看看。
路上，父子俩商量不去出租屋跟内蕾娅见面。哈维说：
“否则，她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去查卫生的。”
“喂，干净点总没错。”
“老伙计”不说话。
“妈，她跟两个朋友合租的房子，咱们不能像一帮卫生检查员似的闯进去。”
“我又没这么说。”
“要是她有朋友在，怎么办？”
“她周四就知道我们会去看她。”
“也许我没说清楚，有朋友指的是那种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
“撞见活该。”
毕妥利无论如何要去出租屋。为什么？她给女儿带了亲手做的墨汁鱿鱼、油浸西红柿、农家豆荚（一公斤两百八，简直闻所未闻）、托洛萨菜豆等一堆好吃的。她一个人坐在后排，用食指肚依次去点另一只手的手指肚，将好吃的一样样数过来。
“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不会拎着大包小包吃的，在萨拉戈萨乱转。”
“老伙计”说：
“你早说，就开卡车来了。你怕女儿饿着还是怎么着？”
“你给我闭嘴。”
“我为什么要闭嘴？”
“因为你不是当妈的，因为我让你闭嘴。”
毕妥利要求在巴尔铁拉服务区停一下，她要去上厕所。父子俩下车活动活动，一个提议去咖啡厅，但兴致不高，一个主张尽量别浪费时间，于是两人便守在原地。“老伙计”那阵子还抽烟，点了一支烟。
“星期五，有人往我们信箱里塞了鸡杂碎，下手的人真够毒的，那个味儿，我就不跟你形容了。妈妈让我别告诉你，免得你担心。”
“如果能做到，我会逼你们今天就离开镇子，从萨拉戈萨回去就离开镇子。”
“可是你做不到。信箱已经清洗干净，他们这么做，我是不会认怂的。就是镇上人干的，不是他们，会是谁？年轻人干的。要是让我逮着，我会让他好看，一辈子记住。你知道我律师的手段。”
哈维看了看周围：
“为什么不把公司迁到这儿来？瞧这些田野，多么安宁。高速公路就在附近，分分钟就能回巴斯克。你意下如何？”
“老伙计”学儿子，也看了看周围：
“气候有点干。”
“可是能透得过气来。”
“镇上也有空气。别忘了，还有员工、技工、卡车司机。这儿我谁都不认识。”
“我不想每次见面，都惹你生气。我只想告诉你：要是你或妈妈出了事，我不会原谅我自己。”
“好了好了，别这么悲观。你妈说得没错，我干吗要跟你多嘴。”
十点，已经能远远地看见萨拉戈萨的房子。天气转冷（街上的温度计显示9摄氏度），可是干燥。洛佩兹·阿略埃街上，没地方停车，他们在另一条平行的街道上找到了停车位。说了半天，三人最后都去了内蕾娅的出租屋，她非要他们上去。
毕妥利在楼梯上开玩笑：
“我警告你：这俩是来查卫生的。”
进了门，“老伙计”问：
“室友呢？”
“不在。周末，她们有时会去爸妈家。”
一家团圆。一家四口上次团圆是在什么时候？去年的最后一天。下次团圆呢？没有下次了，只是当时并不知情。一年后，毕妥利坐在墓边，对“老伙计”说：
“那是我们一家四口最后一次团圆，你还记得吗？”她想象着“老伙计”在大石板底下质疑，“我当然肯定了。那年夏天，内蕾娅就在家跟我们住了一个多礼拜。那段日子，哈维跟想钓他的那个护士去度假了。还说我记性不好！”
“老伙计”有个标志性动作，被毕妥利戏称为划地盘，就像狗走到哪儿，就尿到哪儿，“老伙计”走到哪儿，钱就撒到哪儿。他总想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毕妥利总能看见，看不见也能闻得到。她见他把两张五千比塞塔的钞票压在内蕾娅书桌的一本书底下，以为没人看见。
“老公，你出手真大方，特别是对女儿，你的心肝宝贝。结果呢？人家追悼会没来，葬礼也没来。”
内蕾娅带他们参观公寓，这儿是什么，那儿是什么。为了留个印象，还带他们看了室友的房间，没让他们进去。仁慈的卫生检查员们跟着她，全部视察一遍，频频点头说好。“老伙计”见女儿在别的城市、别的房子里生活，对他而言，完全是陌生的环境，感慨万千，一句话颠来倒去说了三遍：
“需要什么，跟爸爸说。”
说到第三遍，毕妥利让他打住：
“说来说去，烦不烦啊？”
一家四口上街，内蕾娅挽着爸爸的胳膊带路。他们慢慢走，边走边聊，其乐融融，沿着格兰比亚大街往前，逛了整条独立大道，那时候人不多，还有管子美食街区，弥漫着一股油炸食品的味道。十二点不到，“老伙计”就问哪儿有好馆子。四人走进皮拉尔大教堂，毕妥利跪下，向圣女祈祷，那时候她还信上帝。其他人在外头等，等几乎想献身上帝的毕妥利修女。他们嘻嘻哈哈地取笑她，反正她听不见。广场上有佩戴皇家社会标志的人在散步，有些人看见哈维的蓝白围巾，主动跟他打招呼。
“老伙计”问：
“这谁呀？”
“不知道。”
午饭吃得好吗？挺好的，就毕妥利抱怨。付账时，她坚信：
“他们一听口音，就发现我们是外地人，想着这几个，要狠狠地宰。”
其他人都一口同声地反对，说跟圣塞巴斯蒂安相比，价格还算公道。走在街上，内蕾娅也说：萨拉戈萨相对于其他城市，的确开销少（房租、吃饭、娱乐），过得滋润。
毕妥利很固执：
“可我还是觉得被坑了。”
“老伙计”跟哈维在西班牙广场打车去球场。母女俩先去独立大道上的冷饮店，再走回家。毕妥利说：别管我，非要去擦窗户，擦好了，又去收拾卫生间和厨房，尽管她反反复复地表示：房子很干净。
“可我就是闲不下来。”
与此同时，父子俩站在球场拐弯处的座位旁，跟多诺斯蒂亚球迷在一起。球员们还没入场，隔壁看台上的人就开始骂声不断：埃塔分子、狗屎不如的巴斯克人、巴斯克杀人犯等等；哈维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挥舞着巴斯克区旗和蓝白色队旗，互相安慰：
“别理他们，咱们是来给球队加油的。”
“老伙计”有点慌：
“没想到还有这一出。”
“哎呦，爸，没事的。还有球场比这儿更糟，习惯了，当没听见就好。”
“他们就在隔壁，扔石头过来，能把咱们砸死。”
“别担心，这都见怪不怪了，等咱们赢了，看他们气得鼻子冒烟。”
萨拉戈萨队因为门将主罚并命中了一个点球，2∶1取胜。终场前十分钟，比分依然是零比零。赢球平息了本地球迷的情绪，仅仅对皇家社会球迷摆出了一些不雅的手势。出球场时，天已经黑了，哈维把蓝白围巾塞进大衣口袋。
“我可不想惹事，明白吗？还是谨慎点好。”
好半天才拦到一辆空车，终于打车回到洛佩兹·阿略埃街。一家人跟内蕾娅告别，在门廊前拥抱、亲吻。“老伙计”差点掉眼泪：
“女儿，需要什么，跟爸爸说。”
他们去找车，两边后视镜都被砸了，两边车身也都凹了下去，是被踢成这样的？前后两辆车都没事儿，没人碰过。嗯，至少还能开回家。哈维在路上说：
“别以为我没想到。”
“想到什么？”
“把一辆挂着圣塞巴斯蒂安牌照的车在街上停一整天，是有风险的。”
雨刮器也被弄坏了，开到伊玛尔科阿因服务区才发现，毕妥利急着去上厕所，要求停车。
“老伙计”点了一支烟，对哈维说：
“修车的事你不用管，我来。”
“你甭管。”
“钱我付。”
“别了。”
如此这般，直到毕妥利回来。
85．新居
“老伙计”把在圣塞巴斯蒂安买房的事交给了哈维，哈维又转交给阿兰萨苏。因为她有天说：
“亲爱的，这事儿交给我，我去跟哥哥说，他懂行。”
“老伙计”要的不是百万豪宅。
“奢侈日子，我就没过过，也不要过。”
“总不至于让妈住贫民窟吧？”
“你妈离开镇子，住哪儿都不会高兴的。”
“我建议，你把买房当投资。”
“老伙计”没想好是不是要搬到圣塞巴斯蒂安去住，至少没想好短期内要不要搬。哈维让他赶紧搬，内蕾娅听说镇上刷标语的事儿后，也让他赶紧搬。兄妹俩背地里商量好了，“老伙计”不想跟儿女对着干，松口或假意松口。他等了一段日子，又磨蹭了一段日子，终于同意在圣塞巴斯蒂安买房，同时表示，除非事态恶化到一定程度，他不会离开镇子。
“事态已经很糟。”
“还没糟透。”
“老伙计”还说：有风暴，不能弃船；快沉了，才能弃船。要是镇上人无论如何不给他们好日子过呢？那他和毕妥利就搬到圣塞巴斯蒂安去住，然后他会——好好地？——考虑，这个等等再说，怎么把公司搬到拉里奥哈或巴斯克附近地区，尽量别离大多数客户太远。
“新房子也可以给你妹妹住。等她念完大学，总得有个住处。”
阿兰萨苏的哥哥很快通知“老伙计”，房源有两处，都在个人名下，价钱可以直接跟房主谈。她哥哥表述清晰，人长得也好（就是抹了太多发胶），结论是：
“相信我，两处都很便宜。”
要是“老伙计”不买，他买。听阿兰萨苏说，她哥哥就靠倒房过日子，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了钱，会出国一口气玩三四个月。
对“老伙计”而言，一年到头，从周一到周日都不工作，简直怪异。哈维给他打手势，让他别这么瞎评论。“老伙计”换了个话题：
“好了好了，去瞅一眼。”
尽管毕妥利会把两套房子都否掉，“老伙计”还是带上她，想听听她的意见。格罗斯区那套宽敞，正对着苏丽奥拉散步道，可她觉得阴冷，光线不好，大海湿气太重，更何况在五楼，免谈。另一套在乌尔别塔街，地板太旧、屋顶太高，她印象不好。正好楼上在用电钻，吵得慌，街上也吵，由此她推断出墙壁太薄。
“在这儿就能闻到汽车尾气。”
“老伙计”早就说过：这个女人，谁都琢磨不透。明明在家说得好好的，最好离开镇子，带上卡车，去个安稳的地方，免得看见周围这些心肠不好、得红眼病的家伙。可他刚有所动作，想换个环境，她又来拖他后腿。
过了一段日子，阿兰萨苏带来消息，又有一处房源。哥哥的原话是：大便宜，疯了才不捡。她哥哥到处捡便宜。父子俩这回说好，买房不让毕妥利插手。他俩走了一段阿尔达佩塔上坡。
“你等着瞧，妈一定会对这个上坡有意见。”
他们仔细看了看房子：三楼，带电梯。三个遗产继承人关系不好，迫不及待地要贱卖房产，变现。阿兰萨苏的哥哥代表“老伙计”，花了一大笔钱，将它买下。尽管如此，价钱也比三位房主脑袋清醒时的要价要低得多。
交钥匙时，毕妥利也不在场，后来再也瞒不下去。一天下午，天气很好，气温适宜，阿兰萨苏开车去接她，“老伙计”和哈维在阳台上等。这里能看见圣塔克拉拉岛、乌尔古尔山、伊戈尔多山顶，还有傍晚时分黄色天空下一道蓝色的海面。
“景色美极了，妈妈会喜欢的。”
“我觉得你不了解她。就算你把格拉纳达的阿兰布罕宫送给她，她还是愿意住在镇上。”
父子俩肘靠着栏杆，面前有一棵欧洲七叶树，树冠离三楼不到一米。他们看着附近的房子、停泊的轿车、无人的街道。这儿僻静，邻居都是有钱人。
“你去上班，会不会改换路线？”
“有时候会，记得就会。”
“你答应过我的。”
“那些人吧，要想逮着你，总能逮着。我可以今天从这儿走，明天从那儿走。但早晚你会从他们等你的地方走。”
“你这么淡定，我很担心。”
“你想让我紧张？”
“不是紧张，是警觉。”
“哈维啊，那些打电话来骂我、威胁我的混蛋，还有那些刷标语的混蛋，我压根就不在意。他们甭想骗我，就是镇上一帮挫人。他们想要什么？吓唬我，让我躲在家里，或搬到别处去。我一点儿也不怕！妈妈觉得他们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是因为我们脱了贫。以前过苦日子的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们。那时候，我们跟他们一样，是穷鬼。如今，见咱家儿子当医生，女儿上大学，我有卡车生意，他们受不了，总想搅和一下，让我们日子不好过。他们以为我的钱都是偷来的，我这么辛苦，反倒惹祸上身。”
“既然他们是混蛋，你就更应该防范。”
“哼！让他们放马过来好了。瞧，我还会请他们吃饭。要是把我惹毛了，我就告诉他们：今年大大小小的节日，我不赞助了，让他们见识一下‘老伙计’的厉害。他们都明白：我比他们加起来更巴斯克人，五岁前，没说过半句卡斯蒂利亚语。我爸爸，愿他安息，在埃尔赫塔前线保卫巴斯克时，被机关枪打烂了一条腿，后来年纪大了，一抽筋，就咬紧牙关强忍着。我们问他：怎么了？你痛吗？他回答：我操佛朗哥和他当婊子的妈。他坐了三年牢，没被枪毙，真是奇迹。”
“爸，你说这些，想告诉我什么？你以为埃塔会把爷爷的遭遇当回事？”
“我操，他们不是说保卫巴斯克人民吗？我要不是巴斯克人民中的一分子，你告诉我，谁是巴斯克人民中的一分子？”
“爸，拜托！你要明白，怎么跟你说呢？埃塔只是行动机器。”
“你要是想让我听明白，自己先说明白。”
“埃塔必须不断地行动，它没的选，早就陷入了盲目行动的怪圈中。不搞破坏，它就不是埃塔，它就没有用，它就不存在。这种黑手党运作方式已经超越了埃塔成员的个人意志，连埃塔头目也无法幸免。没错，他们可以做决定，但只是表面现象。他们不得不做决定，因为恐怖主义机器一旦运转，就不能停下。能听明白吗？”
“听不明白。”
“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了。”
“我觉得你在过分担心。”
“他们冷血地干掉了前领导人约耶斯。连他们之间都没有同情心，你还指望他们会对你有同情心？只因为五十年前，你爸爸曾经是战场上的巴斯克战士？好了好了，我担心的是你太天真。”
“儿子，我不像你，念过书，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高深。我就是不明白，试图捍卫巴斯克语的家伙会去杀讲巴斯克语的人，希望建设巴斯克地区的人会去杀巴斯克人。杀宪警或外乡人是另一码事，我也觉得不对，但从恐怖分子的逻辑上讲，情有可原。”
“那不叫逻辑，那是胡言乱语，也许只是交易。”
“先冷一冷，过段日子，他们会忘了我，你等着瞧。镇上人不跟我打招呼？随他们去。嗯，我唯一恼火的是星期天不能去骑车。除了这个，他们动不了我一根毫毛。”
阿兰萨苏的车缓缓驶下斜坡，先下车的是毕妥利。她一脸气恼地抬起头，见丈夫和儿子正从阳台探出头来。还没上楼，她就在街上吼，完全不管别人家会不会听见：
“我就知道，没问我，你就买下了。”
“老伙计”小声对哈维说：
“我真怕了她，瞧这个性！”
86．他有别的打算
躺在床上，能听见雨声。灰蒙蒙的雨似乎在淅淅沥沥地对他说：“老伙计”，“老伙计”，醒醒，起来了，快来淋雨。也许因为他迟迟不想面对这糟糕的天气，也许因为窗帘透进的光太暗，让他懒洋洋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也许因为取消了跟贝亚塞恩客户的会面，下午去办公室也没多少事，午觉睡得比平时长。此话怎讲？他睡了足足一个小时，没做梦，没操心；平时顶多就睡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
坐在床边，他想抽根烟，不行。已经戒了，尽管时不时地会想。一百一十四天前，他抽完了最后一根烟。他天天数，自豪感与日俱增。亲戚里有几个得肺癌和食道癌的，毕妥利的亲戚里也有，镇上人也有。他不想走这条路，他有别的打算。
穿鞋。该做什么才好？这么问，纯属多余。他要是单身，会索性住办公室。再说，总得盯着点，对员工不能完全信任，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要是电话响了，怎么办？他突然很赶时间。赶什么时间？后悔这一个多小时，光睡觉，没工作。他尽量把床单抹平，免得晚上被毕妥利抱怨。
客厅桌上，报纸还摊在填字游戏那一页，老花镜搁在一旁。要是少睡点，没准还能做完。该死的菲律宾小岛，四个字母，填过好几次，就是记不住。比利牛斯山谷常见的水果，天知道是什么。毕妥利坐在沙发上，双手抱胸，感觉他到客厅，疲惫地睁开眼，问他几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