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四点。”
“你睡过了，还是怎么着？”
进厨房，他很失望：没有咖啡。早饭时煮的咖啡，壶里只剩下一点点，凉的。“老伙计”嘟哝一句，毕妥利半梦半醒——她总是睡不踏实，晚上也是——听见了，说：
“我再给你煮一壶。”
习惯上，他想喝杯现成的，不用等，喝完赶紧出门，去上班。他有点不高兴，说赶时间：
“我把剩的喝了，喝完就走。”
他就着咖啡壶，直接喝完最后一点点黑咖啡。毕妥利在沙发上继续打盹。最后那点苦得他直咧嘴，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脏话，探身出门。他没去毕妥利身边，毕妥利也没来送他。他倒不是干巴巴的，只是简短地说了句：
“晚饭见。”
毕妥利点点头，似乎在说：知道了，我困死了，不想说话，点个头就好。她又把眼合上。
“老伙计”开灯，下楼。午后的铅灰色笼罩一切，颜色变暗，黑影变浓。走到门厅，他瞅了瞅信箱，不是找信，邮差上午已经来过了，是有人会往里头塞脏东西或骂他、威胁他的字条，尽管两个月以来，这方面还算消停。然而，若干天前，音乐亭墙上，他的名字出现在靶纸中央。一位女邻居悄悄告诉毕妥利：你知道吗……否则的话，他们都不知道，两人很久没去广场了，总之很过分。烦他、气他是一回事，镇上的人（有些还是好人）盼他死是另一回事。
他出门厅，没走出去，迈出一只脚，又立马缩回。下雨，天灰蒙蒙的，没有汽车驶过。嗯，有。正想着，一辆小货车往坡子尽头驶去。尽管是下午，街上没有人。瞧，雨下得真大！他站在门口，想回去拿伞。哎，那位正在睡觉，算了，从这儿到车库，没几步。他想鼓足勇气，跑过去。出发前，看了看乌云，断定雨完全停不下来。
公路上方，从自家阳台到对面路灯之间，拉了个条幅，写着“释放囚犯，要求大赦”。每隔一段日子，那儿就会拉出个条幅，不一定总跟政治有关，有时就是镇上的节日宣传。几年前，他们征求他意见，他同意了，尽管不太情愿。不过，这可不是跟镇上人对着干，特别是跟年轻人对着干。于是，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有人带梯子来，将条幅的一端拴在他家阳台栏杆上。为什么非得挑他家阳台，不挑这边这家或那边那家？因为该死的路灯就在他家正对面。
信箱被塞满脏东西那天，他气呼呼地上楼。毕妥利见他气急败坏、骂骂咧咧地抄起一把刀，问他上哪儿去：
“去割条幅绳子。”
她拦住他：
“你什么都别割。”
“让开，毕妥利，我正在气头上！”
“那就消消气。咱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可不想再惹新麻烦。”
毕妥利没有让开，“老伙计”尽管骂不绝口，愤怒地将贝雷帽摔在墙上，还是忍气吞声地答应，每隔一段时间，要在阳台栏杆上拉个条幅。
他像儿时那样，数着：
“一、二、三。”
出发，去车库。跑着去的？只跑了三步，就慢了下来。其实，他是半走半跑，既不想在雨里淋太久，又不想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滑倒，所以像上了年纪的人那样，一路小跑。只有十几米，还不到。反正办公室里有衣服换。
雨下得真大，我操他妈！乌云迫不及待地化为雨点，打在他身上，人行道旁已经汇成了一道小溪。下午四点不到，镇上就像已经入夜。时间还早，没亮路灯。
对面人行道旁停着两辆车，中间走出一个年轻、敏捷、模糊的身影，戴着风帽，“老伙计”看不见他眼睛。年轻人向他走来，不是迎面走来。谁啊？二十多岁，镇上某个低头躲雨的小伙子。小伙子纵身一跳，跳到他身后的人行道上。“老伙计”继续往前，差一点就要走到街角。
这时，身后近处，传来了一声枪响。
然后是另一声。
另一声。
另一声。
87．蘑菇和荨麻
关于工厂财务状况不佳的谣言已经风传了很久，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吉列尔莫开始晚上睡得少，睡不好，担心被人炒。那时候，儿子恩迪卡两岁半，女儿在肚子里，还没出生。他和阿兰洽日子过得简简单单，中产阶级往下的水平，希望将来能越过越红火。两口子挺幸福的，或自认为／表示挺幸福的。他们觉得挺好，可脚底下的经济基础要是没了，一切都会土崩瓦解。
深黑半夜躺在床上，他说：
“要是没了造纸厂那份薪水，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
“没准你运气好，他们裁别人。”
“裁谁啊？”
“小声点，别吵醒孩子。”
“坐办公室的，你说他们会裁谁？裁我的理由最充分。”
“裁年纪大的，留年纪轻的。我说，要是真被裁了，总能找到别的工作。先靠我的薪水撑一撑，我挣得不多，但好歹能派上用场。”
“不够的，阿兰洽。我算过，不够。咱们很快就是一家四口了。”
阿兰洽在鞋店的遭遇还瞒着他。什么遭遇？女店主很夹生，当面批评她：怎么这么快又怀上了？后来听女同事说，女店主背后也批评她。她不想告诉吉列尔莫，免得给他添堵。
吉列尔莫忧心忡忡，闷闷不乐，自顾自地接着说：
“度假、买车什么的，就别想了。”
“放心吧！我们一起努力，总能渡过难关。”
“我希望我们幸福，可是实现不了。活在世上，难道就永远不能幸福吗？我就不懂了，人为什么要诞生在这个世界？”
“吉列，拜托。你要求太高，百分之百的幸福只会出现在电影里。”
“不是要求，是强烈要求。我勤劳、本分，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得还挺好。我想要我的那份幸福，那份小小的幸福。”
几天后，他到家比平时早，把辞退信放在厨房桌上，将恩迪卡紧紧地抱在怀里，抱了很久。儿子才两岁，他就失业了，看不到希望。他是个废物。
“别这么说。”
“我就是个废物。工厂没有我，也照样运转。我就是那种地道的可怜虫，要跟老婆伸手，讨几个小钱，去酒吧喝杯啤酒。”
他迷失了方向，每天早上进山，采野草莓、蘑菇和荨麻回家，坐在厨房桌边给大家上课：荨麻可以食用，可以泡水喝。他在说服自己：我在给家人提供食物。他天一亮就出门，穿着靴子，背着背包，上山采果子，什么都往家里带：有苹果，天知道是从哪个果园摘来的；有榛树枝，回来削成小棍，给儿子搭城堡。有时候天气好，他会提着鱼竿，去港口或海兹基贝山脉的大石头上钓鱼。他眉头紧锁，眼里有火，话少了，爱独行。不能跟他顶嘴，脾气一点就着。艾尼奥娅出生时，情况更糟。
他第一次把女儿抱在怀里，就对她说：
“小东西，你运气不好，出生在穷人家。”
他经常半天不说话，开口就是这种话，言语中带着气恼。阿兰洽不搭腔，忍着，对他无可奈何，免得越说越糟。有时候忍不了：什么玩意儿啊？我也是有感情的！她会尽量心平气和地说说自己的看法：
“你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蠢婆娘，你懂什么？”
就这样，他变得敏感，咄咄逼人，一肚子苦水，不像之前那样，“甜心”“亲爱的”“宝贝”不离口。在床上，她百依百顺。当然了，要是连这点乐子都没了，这家伙没准儿会恼羞成怒，对我动手。两人例行公事地做爱，他快速发泄，她快感全无。温存指数为零，暴力指数也为零，只是两个肚子撞来撞去，单调地响几声，走个过场。
吉列尔莫失业没几天，人就抑郁了，老说要去卧轨之类的傻话，后来又总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将前景描绘得一片黯淡。孩子太小，他又说得文绉绉的，他们都听不懂，他也没打算让他们听懂。他会突然趴到艾尼奥娅的摇篮上，当她是大人，说往后日子可惨了，会缺衣少食。对恩迪卡也是如此，他会突然抱着儿子，说些悲观、不祥、难过的话。
家务事他做得比在造纸厂工作时还少。为什么？他觉得吸尘、洗碗、擦玻璃这些活儿，太掉价。
“我又不是天生做家庭主妇的。”
“哦？难道我是？”
话说到这份儿上，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要去卧轨或服毒。阿兰洽气得发疯，恨得牙痒痒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可是，看见两个如此年幼、脆弱的孩子，只有忍。上班时，她会跟同事抱怨，说点这个，说点那个，东一榔头西一棒，不说全，不露底，因为关系没那么铁。那种真正的朋友，她没有。婚后，她远离了镇上的小伙伴。在埃伦特里亚，她跟女邻居们偶尔接触，跟吉列尔莫身边的人接触更多。还有，她打死也不会把这些告诉妈妈。米伦早就知道女婿失业，就是不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忙。
她跟安赫丽塔和拉斐尔还能说点心里话，甚至告诉他们：吉列尔莫想卧轨或服毒。他们都安慰她，拉斐尔说：别担心；安赫丽塔说：你放心。他们无比慷慨地伸出援手，拉斐尔替他们付了一年的房贷月供，安赫丽塔每个礼拜陪她去超市（购物车堆得高高的），刷卡付钱。吉列尔莫呢？完全不知情，只知道往山上跑，采荨麻加自言自语。
失业十个月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天下午，他推艾尼奥娅去法典广场，遇到了一个名叫玛诺罗·萨玛雷尼奥的朋友。玛诺罗看见他，挥手让他停下，笑眯眯地走过来，告诉他一个很有希望的消息，还有……还有什么？还有记在纸片上的一个电话号码，让他务必打，最好今天就打。猛犸象超市办公室有个空缺，正在紧急招募员工。
“打电话，赶紧去打！没准儿你运气好。”
于是，吉列尔莫放下蘑菇和荨麻，去跟数字打交道。薪水比在造纸厂少，但好歹是份薪水。没几天，他脾气转好，又有了生的欲望，变得和善、慷慨、诙谐。他请阿兰洽原谅，这几个月，他让她的日子很不好过，也请她理解，这段日子，他备受煎熬。
“两个孩子，我养不起，你懂的。”
第一个月薪水到手，他请她下馆子。一天下班，他送她一朵玫瑰花。阿兰洽没当回事，插在有水的容器里，因为艾尼奥娅又跟平常一样，在房里哇哇大哭。第二天一早，他前脚刚出门，她后脚就把花扔进了垃圾筒。
88．沾血的面包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四。吉列尔莫和阿兰洽想方设法凑了一个星期的假。不是总能凑到一起去，这回总算凑上了。当时，两人都有工作，可以适当多花点钱，不过分就好。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些（恩迪卡六岁，艾尼奥娅快四岁），没有毛孩子的种种限制和不便，可以带出去郊游。
一家四口昨天去比亚里茨海滩，今天去米伦外婆家吃午饭，明天什么活动，待定。他们买了一辆二手车，不是什么好车，够用就好。
那个星期四，家里晚饭没面包了。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也许，所有的不幸都跟这个类似。吉列尔莫自告奋勇，马上下楼，去面包房，买半只大长棍。他半开着门，高兴地问：谁想跟我一起去？两个孩子老打架，阿兰洽想把他们分开：
“带恩迪卡去，他快把我弄疯了。”
于是，他（来，冠军娃娃，咱们走）带恩迪卡出门。
那是个永生难忘的星期四，父子俩差点送命。要是真送了命，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父子俩手牵手，从藏着炸药的黑色小型摩托车旁经过。吉列尔莫赌咒发誓地说他记得。阿兰洽问：
“你肯定？”
百分之百肯定。他见人行道上停了一辆小型摩托车，很生气，还特地跟儿子说，不能这么停、这么停不好之类的话。
他在几米外的面包房门口，遇到了玛诺罗·萨玛雷尼奥，玛诺罗正拿着一支长棍面包出门。当时大约十一点零五分，也许十分。玛诺罗跟他随口闲聊几句，还亲热地揉了揉恩迪卡的头发。
护卫在街边等。
护卫？没错。十二月，他的朋友何塞·路易斯在伊伦一家酒吧遇害，由他接替埃伦特里亚人民党市政官员的职位。吉列尔莫听到这个消息，在家说：
“有种的才敢去。”
“吉列，要是我跟别的女人一样，去听弥撒，我会为他祈祷，让上帝保佑他。要是他也遇害，你不会去接替那个职位吧？”
“我去？你疯啦？我还想活命呢！”
玛诺罗上任没几天，车就被烧了。这只是开始，后来被人骂，照片被做成侮辱性招贴画，名字被写在靶纸中央，可他没有闻风丧胆，还向新闻界表示：“既然我生在这儿，我就会留在这儿。”就这样，过了一周一周又一周，没几周，就到了六月的这个星期四，大限临头。他下楼去买每天要吃的面包，停下来跟吉列尔莫聊了一会儿。
一个进面包房，一个出面包房。简单聊了几句，他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护卫紧随其后。吉列尔莫在柜台前排队，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恩迪卡吓得摔倒在地。玻璃碎了，哗啦啦地落下。吉列赶紧扶起儿子，心神大乱，却故作镇定地用父亲的口吻说：
“别哭，待在这儿别动，爸爸马上回来。”
他出去看。
7号门廊前的小型摩托车爆炸了。玛诺罗呢？没看见。只见护卫坐在地上，倚着一辆车，脸黑乎乎的。炸坏了好几辆车，那一刻静悄悄的，空气浓浓的，冒着烟。一个女人率先尖叫，有人（附近居民）跑过来看／救助。
玛诺罗呢？
在那儿。在哪儿？在两辆车中间，躺在血泊中，很大一摊血，他自己的血。人被炸黑了，似乎被炸个正着，几乎赤裸着，只剩下内衣和鞋，还有手腕上的表。刚买的面包从中间断开，断成两截。
吉列尔莫别无选择，趁警察还没到，街道没被封锁前，从事发现场、死者和坐在地上的护卫身边走过。他抱着儿子，跟他说：别看啊，别看。
“说实话，看了没？”
“没看，爸爸。”
“你发誓？”
“我什么都没看见。”
路上遇到阿兰洽。她满眼惊恐，拼命往这儿跑。
“你们还好吗？出什么事了？”
“玛诺罗。”
“什么？”
“玛诺罗。”
他张开嘴，只能说出“玛诺罗”三个字。
“玛诺罗·萨玛雷尼奥？”
他抱着儿子，点点头，无须再解释。阿兰洽惊得直拍脑门。他们没再多说，赶紧回家。她刚才一惊之下，撂下插电的熨斗就跑，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了家。很快，远方传来第一声警笛，声音越来越近，进街区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安赫丽塔打来的，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哪儿来的巨响。阿兰洽当着孩子们的面，说了等于没说。她告诉婆婆：自己不是一个人，孩子们在场。婆婆心领神会，跟她说明白。
吉列尔莫痛苦／气愤，一动不动地待在厨房。我就在这儿，谁也别想把我弄走。他双手抱头，坐在桌边。家里其他人都退到儿童房，孩子们吓得不敢吱声，跟着妈妈。爸爸在使劲呻吟。阿兰洽拿走收音机，声音开得很低，贴着耳朵听。不一会儿，消息确实：卡布奇诺街区炸弹袭击，一人身亡。
她给艾尼奥娅编辫子，编好了拆，拆好了编。去爸妈家吃饭，还差两小时，总得找点事做，好打发时间，定定心，松口气。她应该大舒一口气，呜呼！还能跟儿女们在一起，抚摸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知道他们都好好的，平安无事。
恩迪卡抓着她裙角，静静地守在她身旁，就像抓着公交车上的扶手栏杆。妈妈走几步，从五斗橱抽屉里取出一袋发卡，小家伙默默地跟着；妈妈折回，他再跟回来，抓着她裙角不放。
门虚掩着，不时地传来吉列尔莫渐渐隐去的啜泣声，不再尖利，更加低沉，几不可闻。阿兰洽开始想护着孩子，把门关上，很快改了主意，就让他们听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明白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今，吉列尔莫在厨房里，大肆评论政治，将民族主义批得一无是处，说它毒害思想，让那么多巴斯克年轻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一一落实罪名：巴斯克自治区区长巧舌如簧，主教是个伪君子，巴斯克独立分子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还有这些没安好心的居民，给埃塔通风报信，告知目标人物何时出现在何地。失望透顶的他模仿着一问一答：
“这里有个西班牙人，你们可以在他去买面包时把他给做了。你说他是一家之主？当市政官员前，他应该三思。你说他是好人，一辈子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好吧，可他属于支持西班牙、压迫咱们的政党。再说了，两边正在发生冲突。”
我的个老天！这家伙不是在开着窗说吧？阿兰洽决定去看个究竟。
“会让人听见的。”
“听见就听见。”
厨房窗户关着。
“你又不是单身汉，孤家寡人。”
“我恨得要死，心痛得要死。亲爱的阿兰洽，你告诉我，仇恨在撕扯着我的心，怎样才能不恨？这辈子我最不愿意恨别人。”
“你可以发泄，可以抗议，但不能叫出声。出了门，到外面，什么都别说，行吗？别给我惹麻烦。咱们去参加追悼会，去吊唁，礼数不能少。”
“我现在这副样子，不能去你爸妈家，你懂的。你带孩子去吧！”
“你当然不能去，去了你会提我弟弟，会跟我妈吵起来，我妈已经是个狂热分子。”
“她可怜的囚犯儿子，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
“行了，别说了。你答应过我，永远不在爸妈面前碰这个话题。孩子们有权去看外公外婆。”
一点半左右，阿兰洽带孩子出门。孩子们打扮得香喷喷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艾尼奥娅去亲爸爸一下，恩迪卡在后面恭敬地问：
“爸爸，你伤心吗？”
“爸爸很伤心。”
“因为玛诺罗的事？”
“这么说，你看见了。”
“我只睁了一只眼。”
他拥抱儿子，拥抱阿兰洽，送他们仨到门口，目送他们下第一段楼梯。他们回头，跟他说再见，他给他们一个飞吻。
89．餐厅气氛
要是米伦知道……知道什么？知道她外孙和外孙女有时背后叫她坏外婆，会怎样？阿兰洽千方百计地想让孩子们改变看法，总是不奏效。她发现：孩子们顶多给我面子，嘴上不这么说，但没办法让他们心里不这么想。
就连快满四岁的小艾尼奥娅也对米伦外婆有一点点排斥；恩迪卡则在有些场合，公开表示不喜欢外婆。
孩子们对安赫丽塔和拉斐尔的态度截然不同，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孩子相处时间长，天天去看望，常陪他们玩、给他们爱。同时，他们也更慈祥，更慷慨，更有趣。不像米伦，老是板着脸，说话不中听，尽管没恶意。她就这样，一直如此，脾气倔，没耐心，对子女，对丈夫，其实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至于胡利安外公，实在是没什么存在感，嗯，完全没有存在感。一般说来，艾尼奥娅和恩迪卡每个月能见他一两次。可是每回见他，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不说话，无聊得很，不带他们玩，人在不在没什么区别。
一次，恩迪卡问妈妈：为什么胡利安外公很少说话。
“因为他没话说。”
“爸爸说：因为何塞·马利舅舅在蹲监狱。”
“也许吧。”
埃伦特里亚发生恐怖袭击的那个星期四，阿兰洽带孩子回娘家，胡利安外公还没从帕戈埃塔酒吧回来，米伦的脸色很不好看。
她来开门。高兴吗？一点也不高兴。相反，她眉头紧锁，眼神恼怒。
“我以为是你爸。他还没从酒吧回家，瞧我一会儿怎么教训他！”
说完，她冲着孩子，硬邦邦地表示欢迎。米伦趿着旧拖鞋，围裙上湿了几块。怎么就不能收拾收拾，态度好一点，跟孩子们说些逗他们笑、让他们信任的话，准备点小礼物，给他们点小惊喜呢？
米伦腰弯得不够，孩子们亲得费劲。恩迪卡没打招呼，直接进屋，被她骂：
“你舌头被人吃啦？还是怎么着？”
她问艾尼奥娅，这么拧巴的辫子，谁给她编的。她问阿兰洽：
“你老公没来？”
“他不舒服。”
米伦问都没问他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心里不舒服，什么都没问。为什么？她就是没问。要是让她掏心窝子，她会说，一辈子啥都没干，尽干活了。这不就是证据？桌子摆好，满屋飘香，炉子上热气腾腾的，让人垂涎欲滴。她又尽力了，忙乎了整整一早上，甚至从昨天就开始准备炸丸子的奶糊。她当然觉得累了，累死累活，还没人感激。对此，她深信不疑。
她对巴斯克语有种执念，态度是一定要争取语言权力，一定要说巴斯克语。每回孩子们来看她，她总要测试一下，问他们问题，引导他们去说祖国的语言。两个孩子都说得自然熟练，尽管年岁太小，会说的话有限。要是吉列尔莫在场，孩子们会不自觉地去说卡斯蒂利亚语，这一点也不奇怪。
于是，米伦会板着脸，坚决要求：
“在这儿，咱们说巴斯克语。”
这样一来，吉列尔莫就被晾在一边。她经常让阿兰洽当传声筒：
“问问你老公，要不要再来点鹰嘴豆。”
阿兰洽没辙，只好冲着吉列尔莫，译给他听。吉列尔莫不失幽默地回答：
“请她给我十八粒。”
胡利安挠着腰进门，说明他喝过酒。米伦不管他喝多喝少，这个动作她就不待见，只要看他挠一次，就会气不打一处来。女儿和外孙外孙女在，她忍了。尽管如此，阿兰洽在餐厅，还是听见胡利安脱鞋时米伦在小声责骂。因为他回来晚了？刚两点二十五，说好了两点半开饭。还是原本指望他在家，能搭把手？可这人什么时候在家搭把手过？
餐桌上摆满了冷盘，瞧妈妈下了多少工夫！空气似乎被拉长，像根橡皮筋，绷着，随时会断。孩子们也应该觉得不对劲，都很守规矩，不说话，期待地看着大瓷盘里摆得整整齐齐的炸丸子，馋得直流口水。妈妈吩咐：不许碰。
外公穿着家居拖鞋，来到餐厅。刚挨了顿骂，好不容易装得若无其事。之前刚进门，他就简单地打过招呼，亲吻过大家。正想坐在背对着阳台门的老位置上，米伦就问他洗手没。当着女儿和外孙外孙女的面，他不想顶嘴，息事宁人，乖乖地去卫生间洗手。
五人在餐桌边坐下，吃吃喝喝。胡利安跟其他人一样喝水，你早上酒喝得够多的了。大家埋头吃东西，空气中人为的紧张还在，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得到。他们平常活泼，今天安静得出奇。大人们为了掩饰，聊些不咸不淡的话题。可是，当天的话题悬在空中，所有人心知肚明，就是没人提，为了不破坏一家团圆的气氛？他们不常聚。反正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就会离开。
胡利安在帕戈埃塔酒吧听到消息，心里火烧火燎的，趁米伦撤脏盘子到厨房、从碗橱里取干净盘子、吃饭后甜点的间歇，悄声问阿兰洽，死者是谁？阿兰洽悄声回答：
“吉列的一个朋友。”
“不会吧？”
“帮他找工作那个。”
“不会吧？”
米伦捧着盘子，回到餐厅：
“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空气绷得更紧，再扯一下就要断。不过，突然上了乳酪蛋糕，孩子们欢欣鼓舞；胡利安锦上添花，给每个孩子二十杜罗硬币。天下太平了，吃甜点。他后来差点闯祸。怎么回事？他不假思索地抓起遥控器，对准电视机，准备打开，马上就要听见埃伦特里亚、炸弹、卡布奇诺街区一人身亡等消息，阿兰洽赶紧在桌子底下踢他，及时打住。或许米伦察觉到了，或许她之前就猜到父女俩在说悄悄话。
狐疑的她独自在厨房洗碗，随便找个理由，叫来六岁的恩迪卡。于是，空气中绷的那根橡皮筋断了。米伦想办法套外孙的话，问爸爸怎么没来吃饭。没人教恩迪卡如何对付狡猾的外婆，小朋友站在儿童视角，实话实说：
“几个坏人杀了爸爸的一个朋友。”
“所以他不来吃饭？”
“他哭了一早上。”
“哎呦！这都什么样的男人啊？哭成这样？”
恩迪卡听了不高兴，回餐厅告诉妈妈。胡利安一激灵，攥着女儿的胳膊，想拦住她。可是他老胳膊老腿的，加上关节炎，身手不太敏捷。阿兰洽毅然／愤然从桌边站起，直冲厨房，无法避免的事就此发生。
“喂，你跟孩子说什么了？”
“你们跟他说坏人什么了？”
两人神情大变，怒目而视，嘴巴像机关枪，噼里啪啦地说个不停。
阿兰洽成心气她，挑衅地转说卡斯蒂利亚语：
“我们是撞大运，才没成为孤儿寡母。爆炸前半分钟，父子俩刚从炸弹边经过。”
“在这里，我们战斗的对象不会是无辜人。”
“哟，你在战斗，是吗？今天早上的事，我该向你祝贺？”
“你老公的朋友，那个市政官员，是人民党。”
“你傻啦？首先，他是个好人，有妻子儿女，有权维护自己的想法。”
“他压迫人！我提醒你：就因为像他那样的好人，你弟弟才去蹲西班牙监狱的。”
“你儿子背了血债，铁证如山，你还那么为他自豪。他是恐怖分子，所以才蹲监狱。我再跟你说一遍：他是恐怖分子，所以才蹲监狱，不是你有回跟恩迪卡讲的那样，因为他说巴斯克语。你骗人，你是个谎话精。”
“我儿子是为国献身的巴斯克战士，你凭什么说他？”
“你去你儿子杀的那些人家看看，去跟他们解释，看你敢不敢正视他们的眼睛。”
“那些是你老公的朋友，他爱去，他去。”
“你为什么从来不叫吉列尔莫的名字？会烫着你舌头吗？对你来说，他也压迫人。”
“他不是纯种的巴斯克人。”
“他出生在这里，比我还早。”
“他姓埃尔南德斯·卡里索，不说巴斯克语。如果这也算巴斯克人……”
话说到这份上，阿兰洽不想再吵下去。胡利安站在门口，愁眉苦脸地看着她们吵，插不上嘴。阿兰洽从他身边经过：
“让开，爸。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忍她那么多年！”
“女儿，别走。”
阿兰洽叫来两个孩子，拎着鞋，到楼梯上或到街上再穿，无所谓了，一句再见的话也没有，带／推他们出门。米伦愣在厨房，强硬，气恼，不说话。胡利安难过地左右摇摆，想拦住女儿和孩子们的去路。
“别走，别走呀！”
他没拦住。阿兰洽五年没跟妈妈说话。
90．虚惊一场
那年头，不流行戴头盔。怎么说呢？没准哪个假扮职业选手的人会戴一个，这种不算。他们戴着帽子和墨镜，穿着自行车服，不想被人认出。一天下午，何塞·马利穿过镇子，斜着眼，看着两边街道。帕乔前一天用了激将法：
“瞧你，是不是没胆儿？”
“多大事啊！我那个镇子，到处都有人骑自行车，谁也不会停下来瞧我。”
确实。似乎没有行人发现那个戴着帽子和墨镜、身材魁梧的自行车手就是何塞·马利。他骑过广场周围的街道，从帕戈埃塔酒吧门前经过，往下，骑到河边，看见爸爸（贝雷帽、格子衬衫、佝偻着背，他都这么老了！）在对岸菜园里忙活儿。帕乔问他在看什么？
“没看什么，我想跟镇子告个别。”
除非下雨，他俩更喜欢骑车出去，而不是开车或坐公交车，在全省范围内跑，寻找目标。那些天，不说这是唯一任务，至少是主要任务。骑车可以分散开来，去同一个目的地，又能彼此照应。他们商定了一个暗号，好让骑在前面的人通知后面的人危险。前后距离不少于五十米，不超过一百米。到达某个镇子，两人从不进同一家酒吧。外出回家，上楼总是一个先，一个后。自行车可以跟电梯上楼，竖着放就好。回出租屋跟“黑杨”会合，“黑杨”是自由身，在过或尽量在过身为学生的正常日子。
武器培训班上教过如何保持警惕。任何时候，有房间亮着灯，说明有人在家，平安无事。黑灯瞎火，信箱里有一枚硬币（最后出门的人放的），说明家里没人。信箱里没有硬币，千万小心，别上楼。窗外挂半条浴巾、所有房间亮着灯，或进门脚垫位置不对也都是警告。帕乔有次忘了规矩，要不是“黑杨”拦着，何塞·马利差点打烂了他的脸。
这天是工作日，天气阴冷，无风无雨。他们下午早些时候出发，去安多阿因、比利亚博纳和阿斯特亚苏。不为别的，免得窝在家里不动。再说了，冬天连续一周天气不好，好不容易可以骑车出门。除了骑车到处逛逛，他们也不能做什么。联系人发来消息，上头有令，不得行动，等候指示。他们估计多诺斯蒂小分队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袭击，此时不能添乱；又或者，埃塔组织已经私底下跟西班牙政府达成了某项协议。
何塞·马利垂头丧气：
“咱们是二线小分队。”
帕乔想鼓舞他士气：
“别担心。等有机会，咱们去干场惊天动地的，他们就不会小瞧咱们了。”
“那要西班牙政府不软蛋才行。要是武装斗争突然结束了，你说咱们有什么贡献？”
“老兄，别那么悲观。我觉得这还得等好几年。”
返程骑到雷卡尔德殡仪馆附近，已经快到家了。何塞·马利跟平常一样，停下来歇几分钟，让帕乔骑远点，他等等再走。到家一看，这家伙在干吗？他奇怪地看见帕乔站在门廊外，上面黑灯瞎火。
他们在楼房一角会合：
“没有硬币。”
“咱们走。”
他们赶紧往埃尔安蒂古奥区走，骑过本塔贝里广场才停下。怎么办？他们决定先定定神，再定计划。晚上九点，天全黑了，街上的车越来越少。骑车时不觉得冷，现在停下，寒得彻骨。壮实的何塞·马利饿得肚子咕咕叫，三两口吃掉了出门常带的最后一块巧克力，还有香蕉和苹果。
情况明摆着：大半夜的，穿着自行车服在街上，太招眼。
“咱们这副模样，能去哪儿？”
“天太冷，穿得又少，在露天待着，非得冻成冰棍不可。”
“我操他奶奶。”
“我建议咱们回去瞅一眼，也许‘黑杨’忘了在信箱里投硬币，我就忘过一回。”
“要是他忘了，我要敲破他脑袋。”
“咱们走。”
家里窗口依然黑着灯。街上没人，也没有可疑的动静，天知道车后面或附近房子的窗帘后面有没有藏着狗腿子警察。他们把自行车靠在交通灯的灯柱上，嘴里呼出白花花的热气。帕乔冻得直哆嗦，眼看着就要吓出病来；何塞·马利蹦跶、做操，想暖和暖和，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骂骂咧咧，咬牙切齿，就是下不了决心。
帕乔鼻子红红的，快冻僵了。他有个主意：
“一个人上去就好。要是有埋伏，抓着一个，另一个还能逃。”
“你这个傻逼，抓着你等于抓着我，反过来也一样。抓你到军营揍一顿，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认识的、不认识的，全招了。”
天开始上冻，这衣服穿的，时间地点都不合适，又饿／又冷／又累，迫使他们终于做出决定，分头上楼，一个走电梯，一个走楼梯。进门脚垫？位置正确。好兆头。千万小心，大门没锁。管它呢！已经把钥匙塞进锁眼了，该怎样，就怎样吧！帕乔打头，开玄关灯，没有声响。两人都松开了勃朗宁手枪的保险，他们去哪儿都带着枪，每次骑车出门，总会系个腰包。
“黑杨”找到了，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地上。他们对你怎么了？“黑杨”神志清醒，蜷成一团，脸颊浸着一堆呕吐物。
“我不能动，动了更糟。”
他们保持警惕，天真地等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黑杨”的问题源于自身。在他说出“混蛋，你们去哪儿了？”之前，他俩还在拿枪指墙壁、天花板、柜子和“黑杨”本人。为什么不开灯？白痴，因为我动不了，没长眼还是怎么着？刚从外头到家，他就痛得要命。突然性地，在电梯里发作，用最后一点力气撑进屋。哪儿痛？这儿。这儿是大腿，然后是背，接下来是腹部一侧。怎么办？“黑杨”威胁道：不帮我，我就喊救命。他们想把他扶起来，不可能，痛得更厉害。再说还有呕吐物和恶臭。
“得清理一下。”
“你去。”
何塞·马利示意帕乔，让他去厨房。两人关起门来，窸窸窣窣地商量。
“不能让医务人员进屋，太危险。”
“得赶紧想办法。他要是蹬腿，咱们麻烦更大。”
“黑杨”躺在地上呻吟，何塞·马利听得心烦意乱。他草草地结束谈话，以领导的姿态果断做出决定：
“换衣服，套件外套，把车开过来，停在门口等。”
“你疯了还是怎么着？后备厢里有几箱武器弹药。”
何塞·马利的眼神不容置疑，差点喷出火来。帕乔说：搞砸了，不关他的事。他叽里咕噜地迅速穿好衣服，出门时，还在嘀咕责任什么的。何塞·马利探头到“黑杨”房间，对他说“你放心”“别担心”“撑着”之类的话。然后，自己也迅速换好衣服。
他站在厨房窗口，见偷车小分队提供的Seat 127开到街上，后备厢里装满了武器弹药。我操：又运物资来，让你做炸弹，又让你按兵不动。他们原本打算晚上摸黑，将东西装在运动包里，偷偷带上楼，检查一下，决定哪些藏地洞，哪些不藏。
不能再耽误了。何塞·马利拖着“黑杨”的双腿，让他的脸离开呕吐物。真他妈的恶心。这种场合，我妈来最管用。他用毛巾大概帮他擦了擦，出门按电梯。邻居呢？都在自己家里，不常见。能听见电视声。他把“黑杨”当麻袋，胡乱扛在肩上。透过门镜，确认没人坐电梯上楼，把他扛出门，下楼，来到门廊。帕乔跟他比划，街上安全。他赶紧把痛得哼哼唧唧的“黑杨”放在后座上，自己去前座，命帕乔开车。
“往哪儿开？”
“先开着，一会儿告诉你。”
他们把“黑杨”放在翁达雷塔花园的一张长椅上，挨着伊戈尔多公路。姿势难以描述，坐着的？蜷着的？帕乔担心他的安危：
“他会冻着的。”
何塞·马利不说话。车从马蒂亚街驶过，突然看见有个公共电话亭。
“停车。我下车，你回家。”
首先，他走进附近一家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翻电话号码簿；然后，在公共电话亭给红十字医院打电话，医院正门就在街那边，他都能看见。他没多解释，就说：
“喂，这儿有个小伙子，说很疼。”
他提供了具体位置，确保对方能听明白，挂上电话。刚一分钟，一辆救护车就从他身边驶过，估计前往指定地点。
两天过去了。在漫长的两天里，没有“黑杨”的消息。这时，门铃响了，吓人一跳。是他吗？自动门禁系统里传来他的声音：开门。后来他们才知道：“黑杨”被送进医院当晚，就通过尿道，排出了让他生不如死的肾结石。医院以防万一，让他留观二十四小时。他向同伴们道歉，给他们添麻烦了，谢谢他们帮忙。庆祝一下？怎么庆祝？他自告奋勇地做饭。咱们吃顿好的：墨汁鱿鱼，酱汁鳕鱼，随便点。何塞·马利说：
“你让我想起了老妈，她晚饭总是做鱼。”
“黑杨”说食材他买，饭菜他做，他俩只管留着肚子吃就好。太棒了，兄弟。接下来，他回自己房间，脏毛巾和呕吐物还在地上，已经干了。
91．名单
他们通过正常渠道，收到了一份名单和地址，是当地企业家、餐厅老板、店老板，总之是跟组织有账没结清的有钱人，一共九个。没有具体指示，也不需要。帕乔注意到其中一个：
“有个是你镇上的。”
“我们叫他‘老伙计’。他的卡车运输公司就在河边、我爸菜园上面一点。我都不知道他有账没付。真是大混蛋！”
“黑杨”建议：既然目标人物是熟人，好找，从他下手怎么样？调查一下他去哪儿，什么时候去，是否有人陪同等等。
帕乔趁机笑话他：
“没准何塞·马利不乐意。是他镇上的人，情况也许不同。”
“有什么不同？你弱智还是怎么着？我才不管敌人来自哪里，哪怕是我家里人，该动手，就动手。命令就是命令，不讨论，不评价。”
三人商定：为了自身和小分队的安全，何塞·马利不参与监视。但是第一天晚上，他陪同伴们开着Seat 127去了镇上，没下车，一路给他们介绍。公司在这儿；家在这儿，一楼；这是阿拉诺酒馆，去找帕奇。之后，他只在圣塞巴斯蒂安家里监督小分队的工作。为了让同伴们不再质疑，他表示：
“要是最后决定动手，我会在场。”
帕奇向来谨慎，从不喧宾夺主，不让警察抓到把柄。他负责给当地巴斯克独立分子提供落脚点，通过第三方，帮他们找了个住处，接下来把话说清楚：此事与他无关，请他们别去阿拉诺酒馆。何塞·马利表示理解：
“他说得有道理，那儿的人互相认识。两个外乡人特别招眼，一个就招眼。”
帕乔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黑杨”每天在两套出租屋之间穿梭，传递消息和物件。他都在圣塞巴斯蒂安过夜，负责写报告。在这点上，不谙文字的何塞·马利对他真心感激。
七天时间足以让帕乔收集到足够的情报。他说已经太多，向同伴们汇报了调查结果。
“租给我房子的人就在目标人物的公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