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什么名字？”
“安东尼。”
“我认识，他是巴斯克工人委员会的刺儿头。”
“通过他，我了解到一大堆资本家的生活细节，他跟老板不对付。”
何塞·马利不以为然。他解释道：
“我觉得武装斗争不是跟谁对付不对付的问题，也就是说，咱们不是去打击报复那些看不惯的人。要真这样，我现在就该去把安东尼给毙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个畜生，他们全家都是畜生。佛朗哥时期，他舅舅索特罗在阳台上挂西班牙国旗，如今又参加了巴斯克人民团结党。怎么说呢？这些家伙不可信。‘老伙计’本人，我对他印象挺好。不过，既然是解放巴斯克国的需要，那我必须对他动手。”
“好了好了，别激动，听帕乔汇报。”
“我接着说。目标人物经常更换路线，尽管也没多少选择。他开车。安东尼告诉我许多事，说他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可见他是头儿，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自己说了算。可是听好了：他出楼门，要先走一小段，才能到车库。车库跟他家不在同一条街，在绕过拐角那条街。”
“我还以为你在跟我说什么新鲜事。那个车库，我小时候进去过好多次。”
“楼门到车库间大概有四五十米，这段路上，很容易逮着他，去也行，回来也行。尤其车库到街角，是袭击的黄金地段。街道很窄，很黑，几乎没有行人车辆经过，绑了他都行。”
“话是这么说，可是咱们没地方。绑来了，搁哪儿？况且，不向上头汇报，不能这么干。绑架根本行不通，‘老伙计’闭着眼睛、光听声音就能认出我。这主意就拉倒吧！”
“我没说要去绑他，只说很容易下手。”
“那你好好把话说清楚。”
“他从不去酒吧，这个细节是安东尼事先透露给我的。之前去，现在不去了，因为镇上的巴斯克独立分子把他弄怕了。他起得特别早，一点到一点半回家吃饭。我在镇上那几天，他只有一次没回家。安东尼说：看日子，他有时就在办公室吃饭。三点半前后，前一点或后一点离家上班。星期一四点差一刻走的，跟平常一样，步行去车库取车，是辆红色雷诺21。等下班再动手我觉得有点麻烦，前天晚上十一点，那家伙还没出现。我就走了。”
“有护卫吗？”
“没有。所以照我说，目标人物极好下手。”
何塞·马利觉得没这么简单，他摇摇头，迟疑地说：咱们首先应该……总该……同伴们不费吹灰之力，将他的意见一一驳回。这事儿简直小菜一碟：不需要什么后勤保障，目标人物无路可逃，镇里连阿猫阿狗都是巴斯克独立分子，撤退也方便。还要怎么着？有这些也不行。何塞·马利翻来覆去地说这个顾虑、那个但是。同伴们认为，帕奇刷标语，骚扰人家，前期工作都做完了：
“如今，目标人物的命，老天爷都保不住。”
“我操，我就是不希望帕奇、安东尼这些人以为是他们策划了袭击，我们只是动手的小喽啰。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镇上说东道西？或里头出个内鬼？他们提供合作，那自然好。但时间、地点、方式只能由咱们几个决定。”
“说得也是，那就等一段时间，再行动。”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的计划也太他妈的着急了。越少人知道，越好。”
于是，此事便搁置下来。他们利用春末、整个夏天和一部分秋天去处理名单上的其他人，一个是拉萨尔特冶金作坊的老板。他们发现目标人物是个六十多岁的大胖子，习惯把车停在作坊附近的空地上，于是便想：为什么不去放一个定时炸弹呢？也算试试身手。上完武器培训班，还没做过定时炸弹，也该做一个了。一天，何塞·马利去那儿，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炸弹固定在汽车底盘上，之后跟帕乔在附近的苹果酒店待了一下午，静静地等待那声巨响。他们拿酒钱做赌注。
“八点前爆，算我赢。”
没有爆炸，没有巨响，这场打赌没有赢家。夜深了，他们离开了苹果酒店。这事儿太蹊跷。也许，作坊老板走回家了？骑自行车回家了？被人接回家了？我他妈的哪儿知道！回出租屋，问“黑杨”，他也答不上来。他们先开电视，再开收音机，最后开雷达扫描仪，拦截警方通报，什么消息都没有。第二天，他们指望消息会随时爆出，结果白等一场，又过了二十四小时，才去现场看个究竟，这回是骑自行车去的。大胖子的车不在空地上，莫非停在作坊旁边或作坊后面？也没有。结论是：炸弹出了问题。
何塞·马利心情很糟，想起了教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不是炸弹出了问题，是人出了问题。”
他们一起检查了制作炸弹的各个步骤，武器培训班上，强调要提前试爆，他们也照做不误。这操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帕乔说：
“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大胖子嗅着不对，报警，叫来了狗腿子警察。”
“我不这么认为。要是拆弹专家介入，早就上报纸了。我觉得是炸弹脱落，掉到了路边沟里。”
为了解心头之恨，他们决定去炸大胖子的作坊，我操他奶奶的，炸他个底朝天。一天早上，何塞·马利和帕乔去踩点，看炸弹放哪儿最具破坏性。结果，冶金作坊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连门口招牌都没了。可见老板吓得屁滚尿流，要么把作坊关了，要么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已经做好的炸弹，六公斤阿芒拿加定时器，转去袭击名单上的酒吧老板。各大媒体纷纷强调破坏性之大，爆炸中无人受伤。
92．最心爱的儿子
通知他有人探视。妈妈的目光再次出现在玻璃后，开始有些不确定，既害怕又期待；见他高高大大、健健康康地走来，尽管头发全没了，目光变得柔和、清澈、母性、充满爱意。妈妈日渐年迈，老态愈显，但多少保留了一点青春的痕迹。
爸爸很少来探视，一年一两回。妈妈说路太远，坐长途车太累人，爸爸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又痛斥政府（米伦从不说西班牙政府）对埃塔囚犯采取分散关押的政策。不过，何塞·马利知道：妈妈不希望爸爸来。他来，会激动，每次都掉眼泪：儿子被判了这么多年，我死都见不到他出狱了。妈妈觉得他这副样子，会消磨何塞·马利的斗志。
还有，他俩在路上总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在家，还没出门，她就说胡利安胡子没刮好，耳朵里的毛太长，都出来了。长途车上，她又当着其他犯人家属的面提醒他、训斥他、责骂他，一路伤他的自尊。他一次不高兴，两次不高兴，最后气急败坏、笨嘴拙舌地反击。回程路上也是如此。所以说，他还是待在家里的好。
何塞·马利等着听妈妈的老生常谈：抱怨路上不舒服、分散关押的政策不人道、安达卢西亚的天气太热，为什么要惩罚犯人家属？还有镇上的琐事，最近谁死了、阿兰洽正在缓慢恢复中。
可是今天情况不同。问题是有人盯着，说话要特别小心。母子俩说巴斯克语，一定有狱警偷偷录下来，找人翻译。因此，不能碰敏感的政治话题。如果实在没辙，就小声说，绕着弯儿说，心领神会地说，说半句留半句。过了这么些年，他们已经成长为沟通方面的行家。两人心意相通，性情相合，彼此一个会心的眼神，便能识得对方心意。她一辈子不擅情感表达，有一回也隔着玻璃，手口并用，告诉他：他是她最心爱的儿子。
今天有什么新闻？刚聊十分钟，米伦突然神神秘秘地开始嘀咕。嘀咕什么？有件事，烦得她晚上睡不着。见她忧心忡忡的样子，何塞·马利明白：此事不宜在探视室里明说。是爸爸？是阿兰洽？米伦摇头。是那个疯女人？米伦点头。又是她？米伦又点点头，一只手靠近玻璃，给他看密密麻麻写在手掌上的话：“她想知道：是不是你开的枪，杀了她老公？”
“甭理她。”
“她很黏人。”
“你干吗让她凑过来？”
“她不是跟我说的，她没这个胆儿！可是爸爸，你知道的。他会让她凑过来，她也知道什么时候能在菜园里找着他。还有阿兰洽，遇到她，会用iPad跟她对话。我嘱咐过塞莱斯特：见到这人，绕道走。可是孩子，没人理我。”
她装模作样地在对话中掺入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内容，问他最近吃得可好。
“什么菜都咸，放了太多盐。”
同时，米伦给他看另一只手掌：“怎么回复？”
“不回复的话，她会把咱们逼疯。我都说了，晚上睡不着觉。”
“不能在镇上找两个小子，替你吓唬吓唬她？我那个时候，这种事不会发生。”
“镇子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不比过去，不刷标语，不挂招贴画，有些死气沉沉。”
“我操，总能找到人的。跟谁说，你懂的。”
“自从关了酒馆，他就基本没影儿了，似乎谁也不想多事。现在都说和平进程、要向受害者道歉。道歉个毛！咱们就不是受害者？咱们的人越来越少，被孤立了。你一开口，他们就来抓你，说你给恐怖主义唱赞歌。”
何塞·马利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四四方方的天空。傍晚时分，湛蓝的天空上划过一道飞机留下的白烟。感觉我在往下沉，胃里火烧火燎，都说饭菜里下了药，让犯人乖乖听话。他名声在外，是埃塔强硬分子，恐怕给他下了双份的药。因为这个还是更糟？前景恐怖：在狱中死于癌症，此生再也回不了镇子。他想过许多次，不乏这样的例子发生在同伴身上。
他看到的不是蓝天，而是隔着窗户，妈妈手掌上的文字。悲情寡妇的苦情戏，别跟我来这一套。想翻旧账，去查档案好了。做下的事，已经做了。武装斗争结束了？太棒了。埃塔万岁！永远万岁！总得往前看。
突然，老天悖其所愿，下起了大雨。在哪儿？在回忆中，他一点点地往下沉。他是强硬分子，每次绝食，第一个开始，最后一个结束，在历次囚犯大会上讲话，鄙视接受诱惑、想重新融入社会的“狱友”。
不过，一个人也可以是一艘船，可以是一艘带钢板的船。多少年过去，船体裂了缝，进水。思乡怀旧，孤独寂寞，犯了过错，无法弥补。进的这些水极具腐蚀性，人虽萌生悔意，却因害怕、惭愧、不想跟同伴闹僵而说不出口。于是这个人，如同裂了缝的船，随时有可能沉没。
牢房窗户上突然蒙了一层灰。从昨天下午起，雨就一直下个不停。好处是坏天气扫清了街上的行人，个个行色匆匆，谁也不想停下来说话。离街口不远处，有个公共电话亭，说实在的，像为袭击天造地设的物件。此话怎讲？其一，可以进去避雨，免得淋湿；其二，是个再好不过的藏身处和观察点。要是有当地人靠近，那该如何是好？他可以假装在打电话。玻璃有点脏，也很帮忙；戴上风帽，别提有多合适了。就算是镇上人，也要把头伸进来，才能确认无误，里面是何塞·马利。
他见红色雷诺21出现在街上，心里咯噔一下。是紧张？是的，有点。不过，不像头几回，吓得腿肚子发抖。若干次袭击过后，他学会了保持镇定。之前跟帕乔交流过，帕乔说，每次快到行动那个点时，他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正常，毕竟咱们不是变态。”
他本能地去摸卫衣口袋里的勃朗宁手枪。最最重要的是，不能失手。他模模糊糊地看见车里“老伙计”的身影，这个长着一对大耳朵的人顶多只剩下三四分钟的命。让他安心的是：目标人物独行。帕乔每天在镇上观察，“老伙计”永远独来独往。
“老伙计”拐过街角，何塞·马利盯着手表上的秒针，再过半分钟，出电话亭。这点时间是送给“老伙计”的，让他不慌不忙、毫无顾虑地去开车库门。感觉秒针比平时转得慢，好了，出发。他走到街角，正好看见“老伙计”回到车上，把车开进车库。计划是：等他从车库出来，自己迎上前去，正面射杀。估计一枪少了点，要确保万无一失，别让他认出我或保住一条小命。然后速速撤退，用不着慌不择路，免得让邻居们注意，径直走到帕乔停车的地方就好。
“老伙计”好半天才出来。他在等什么？指望雨会马上停？正在淋雨的是何塞·马利。他贴着墙，站在楼房一角，尽可能地避雨。他知道车库里面没有门，“老伙计”早晚要出大门，走回家。他出来了，没打伞。他就在那儿，十步之外，呼吸着此生最后几口空气。从侧面看，他锁门时，嘴唇微微翕动／颤动，像在自言自语，或在低声唱歌。他刚迈步，就看见了我。何塞·马利攥着兜里的勃朗宁手枪，“老伙计”这是在干什么？他奶奶的在干什么？居然过街，向我走来。不是预想中的场面。
“哟，何塞·马利，你回来啦？我真高兴。”
那双眼睛，那双大耳朵，那个友好的表情。他是爸爸的朋友，小时候给他买过冰棍。教堂的钟在敲一点，那个熟悉的、金属质地的钟声在催他，传到他耳朵里，像在说“别”。别动手，别杀他。两人相对而立，不说话，显然，“老伙计”亲切地打完招呼，在等他回应。我是埃塔成员，是来处决你的。他没说，说不出口。高高的大钟敲了一声“别”。我操，那是“老伙计”。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笑容。何塞·马利转身离开，没有跑，这倒不至于，只是快步离开。
他上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
“做不了，冒出个邻居。开车，去吃饭。”
“他看见你了？”
“应该没有。”
“等他去上班，咱们再试试，你说呢？”
“我不知道。”
“已经好多天没动手了。”
“那好，下午换你去电话亭，我在车里等，今天已经淋够雨了。”
“我这边……”
他们跟米伦说：夫人，探视结束。她都不屑于看一眼跟她说话的狱警，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跟儿子告别。
“好了，儿子，打起精神来。你知道的，对不对？等一个月，我会再来看你。要是你姐不复发，我还能早点来。”
“妈，别跟那个疯女人说话，答应我，一句也别说。她想知道，可以去最高法院查档案。”
“她太黏人了，非要在咱家日子里横插一脚。”
“你甭理她，她就不黏你了。”
93．沉默者的国度
拉蒙乔在家，从广播里听到了消息。格尔卡在电台，忙着录音采访，先采访编辑，后采访毕尔巴鄂书商，对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普通工作日，下午过半。两个同事在隔壁办公室聊天，其中一个刚从街上来，说：雨还在下，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拉蒙乔什么时候到？格尔卡听了，完全没在意。
离下班还有好几个小时，现在下雨，有什么要紧？至于第二句，他已经习惯了埃塔发动恐怖袭击，再来一起，很难让人惊讶。这么多年过去，心里已经长出了老茧，适应了。难道就我这样？不是他对恐怖袭击无所谓，而是恐怖袭击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无数次气愤、悲伤过后，人会麻木。因此，除非死亡人数过多，比如巴塞罗那Hipercor超市那次，或者有孩子遇难，那天他会难过，其余袭击，只是知情而已，不发表意见。
相反，每次听到埃塔小分队落网的消息，他总是心跳加速，赶紧去证实被捕的人里有没有哥哥，强烈希望警察尽快让哥哥远离武装斗争。这话他跟拉蒙乔（没跟别人）说过好几次：
“他落网，我会开心，为了他，也为了我家人。爸妈的生活被他毁了。”
七点不到，拉蒙乔来到电台，风衣垫肩处有雨水打过的痕迹。
“听说下午发生恐怖袭击了吗？”
“没听说。”
“在你家镇上，枪杀了一名企业家。”
“叫什么名字？”
“没记住。你要是想知道，咱们现在就查。”
“不用，等会儿再说。”
这话相当于：等身边没人关注我反应的时候，我会自己去查。他在脑子里过人名和面孔，怎么也想不出遇害者是谁。但他估计：一旦知道名字，会——沮丧吗？——很吃惊。
他想到镇上好几个工厂主、作坊主、商人和生意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说巴斯克语。也许，埃塔给他们施加了一点压力，这种事，埃塔已经做过许多回，特别是只要钱，不要命，否则会跟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起正面冲突。总之，他没想出是谁，非常好奇，找个机会，没跟同事打招呼，就下楼去了街角酒吧。
是“老伙计”。吧台上放着刚给他端来的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他一口没喝。是“老伙计”。他的黑白照片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太恐怖了！太过分了！是“老伙计”。回到电台，在电梯里，他伤心地哽住，想起小时候，“老伙计”教他骑自行车。爸爸也教过，但给他实实在在的建议、解释如何踩脚蹬才不会摔倒的人是“老伙计”。他在公司停车场，借哈维的车给我骑，在我身边跑，先扶着车座，又松开，随时准备帮我一把，免得我往一边倒。他答应我：学会了，就送我一辆车。他真的送了，那是我这辈子第一辆自行车。现在他死了，他们把他杀了。
拉蒙乔见他进门，看脸色，就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已经查出遇害者是谁。
“这么说，你认识。”
“他们一定弄错了，想去杀别人，误杀了他。”
“恐怕是他拒付革命税。”
“他跟我爸是一辈子的朋友，打牌打对家。尽管我在电话里听姐姐说，最近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互相不说话。”
“也许是政治原因。”
“我觉得不是，他不碰政治。他是个好人，提供就业岗位，很维护镇上的人。当然了，他说巴斯克语。”
“嗯，不管是不是好人，一定做过什么。埃塔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喂，别想歪了，我不是要维护武装斗争。”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好久没回镇子了，一定有事，我没弄清楚。”
“你想周末回去吗？带上阿玛娅？”
“别，最好别。”
后来，拉蒙乔进工作室，做有关巴斯克国当代音乐的节目。格尔卡趁机在电台打电话回家，是胡利安接的。
“妈妈不在家。她去广场了，参加集会，要求大赦。”
“镇上刚有人被杀，几小时后她就去参加集会？”
“我跟她说了：你脑子少根弦。外头还下着这么大的雨。她着了魔，狂热地支持巴斯克独立，没人拦得住她。”
电话那头的胡利安无神、惊恐、犹豫，说不想出门。是不想听到相关细节，对吗？外头的雨下个不停，我又有风湿。最后，他也许说了心里话：
“再说了，我谁都不想见。”
谈话并不连贯，出现了冷场。过一会儿，格尔卡开口问：
“他在哪儿被杀的？”
他没说是谁，父子俩一次都没提死者的名字和绰号。
“在家旁边，一定有人专门等在那儿。”
“你们好像不来往了。”
“你怎么知道的？”
“爸，我有时会跟镇上的朋友聊天。”
“听阿兰洽说的？”
“她也说过。”
胡利安当死者是朋友。不管怎样，在我心里，他就是我朋友。他们不说话，一方面怕人嚼舌头根，一方面因为米伦，米伦不让。她总说：别想着去找那个人，不知道会被人看见吗？恐怕是因为何塞·马利的事，一定是，弄得她精神错乱。还有肉店老板儿子的死，他的死让镇上的人特别记恨，谁都不相信他会自杀。胡利安觉得，他应该去找毕妥利，向她吊唁。关系好了这些年，这是本分人应该做的。可他不会去，他鼓不起勇气去毕妥利家。那就偷偷去——不这样，还能怎样？——看看她。可怜的女人，一定很痛苦。此外，他得承认：这种场面，他不知该如何掌控。如果他去不了，就让格尔卡从毕尔巴鄂寄张吊唁卡。
“写上‘格尔卡及全家’。”
“你为什么不写？用不着去看她，写上‘胡利安及全家’就好。”
“儿子，让你写两个字，怎么这么费劲？就算请你帮个忙。”
“好吧，再说。”
夜深了，格尔卡给拉蒙乔按摩。为此，他们专门买了一张折叠床，互相涂油，铺了好几条浴巾，免得把床弄脏。格尔卡替拉蒙乔按摩背部时，提到了跟爸爸电话交谈的细节。
“你会给死者遗孀寄吊唁卡吗？”
“当然不会。实在没辙，我就跟他说寄了，反正他也没办法证实。我怎么会这么做？”
“因为你没那个胆儿。”
“没错。因为我跟他一样，我跟其他人一样，是个胆小鬼。这时候，镇子里会有许多人悄声说，免得让人听见：这太野蛮了，没必要流血，这样没法儿建设一个国家。然而，谁也不会去动一根手指头。这时候，街道已经用水管冲刷干净，不会残留一丁点犯罪痕迹。明天，也许空气中会有人窃窃私语，但说到底，会一切如常。人们会去参加下一场支持埃塔的示威游行，最好出场，让人看见。要想平平安安地生活在沉默者的国度，这就是代价。”
“好了好了，别那么毒舌。”
“你说得没错，我有什么权利指责别人？我跟别人一个样。如果我们明天在广播里谴责今天这场谋杀，你能想象出会有什么后果吗？中午前，会砍掉我们的补贴，或者，直接将我们扫地出门。写书也一样。只要越雷池半步，就会遭人嫌弃，甚至被视为异己。用卡斯蒂利亚语写作的人还有点出路，可以拿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出版。如果有才能，运气好，或许还能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像我们这种用巴斯克语写作的人就不行，什么门都对你关上，不邀请你参加任何活动，你会没有存在感。我很清楚：这辈子，我只能写东西给小孩子看，尽管我已经对女巫、龙、海盗什么的厌烦透顶。”
“你计划中的那本小说进展如何？”
“做了些笔记，也许会写。要是写，我会让故事一半发生在加拿大，另一半发生在一座遥远的小岛上。”
“小伙子，今天你心情不好。别按摩了，咱们上床睡觉去吧！”
94．阿玛娅
拉蒙乔每两周照顾一次阿玛娅。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照顾她四十八小时，对他而言，意味着恐惧、不安、紧张和失望。他坚信：自己不配当爸爸，什么都做得一团糟。再说，小朋友一丁点也不配合，不想替爸爸分忧。格尔卡非常肯定：小家伙有人格障碍。一听到她进门，他就全身警惕，看她这回要做／砸／弄坏什么。
离婚后，前妻带女儿定居比托里亚，拉蒙乔只好每两周在公路上跑一个来回，星期五下午开车去接，星期天下午开车送回，总是气自己，气得够呛。满怀期待地去接，被女儿搞砸后送回。如此这般，反反复复，难得有例外。拉蒙乔宠她，对她无限宽容，百依百顺。即便如此，小阿玛娅也不给爸爸好脸色看，热情就更别提了。如此娇嫩的小女孩心里，怎么会装着这么多冷漠？拉蒙乔唯一能想到的答案是：她妈妈成天说他坏话。
格尔卡认识阿玛娅时，她八岁，已经是个不可理喻的孩子，总是一脸严肃。她会随时跟你捣蛋，不动声色地给出一个居心叵测的回答，找准痛处，气得你发狂。她会突然做出智障儿童会做的事，说出智障儿童会说的话；一分钟后，又表现出智力超常。久而久之，情况并无好转，反倒人越大，越复杂，越难以预料，特别是越难以取悦。格尔卡认为，她就是个小讹诈鬼。
拉蒙乔说：
“老兄，别这么讲，我会崩溃的。”
阿玛娅很美，像个洋娃娃，头发鬈鬈的，眼睛墨黑墨黑的，嘴唇细长，早早地就带了些女人味。有些天，她话很少，几小时不开口，兀自凝神，目中无他；有些天，却要费半天劲、耗尽耐心，才能让她闭嘴。你跟她说巴斯克语，她回答你卡斯蒂利亚语；你接着说卡斯蒂利亚语，她又换成巴斯克语。她爱吃什么，永远也猜不透。今天香香地吃了两盘番茄酱奶酪意面，下回又死活不要了。她对什么都是这个态度：玩什么游戏？父女俩去哪儿玩？关灯睡觉前讲什么故事？今天行，明天不行，或者反过来，今天不行，明天行。有时候好好的，她会无缘无故地放声大哭，吓得拉蒙乔手足无措。我做什么了？我做什么了？急得他也哭。他被女儿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伤心地对格尔卡说：不知该拿她如何是好，再这么下去，我要失去她了。
“你从来没试过扇她一耳光？”
“没试过，也不会去试。她回头告诉妈妈，一纸法令下来，我就见不到她了。”
“或许，阿玛娅在用自己的方式求你：爸爸，扇我一下吧！把我扇醒。”
“看得出，你没当过爹，刚说了我认识你以来最混账的话。”
小姑娘每两周来一次，对格尔卡的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什么影响？首先，他只能睡在工作室窄窄的折叠床垫上。小姑娘在旁边，两人不能互相按摩、举止亲密。拉蒙乔每分每秒都在照顾女儿。格尔卡想方设法地不着家，要么经常整天泡在电台，读书、写故事、写诗、处理下周事务；要么去好几家影院连续看好多场电影；要么趁天气好，沿着海湾往前，走到埃兰迪奥，甚至更远，走到阿尔戈塔，再乘公交车返回。有几次，他会瞒着爸妈，趁机去埃伦特里亚看姐姐。镇子基本不回，除非圣诞节什么的，非回不可，免得被妈妈没完没了地数落，免得在街上被人看见。
“你好，‘书呆子’，好久不见。”
与其回镇子，还不如去忍受小姑娘的胡搅蛮缠，为拉蒙乔感到难过。典型的恶作剧：明明好好在家待着，小姑娘坐在电视机前，突然乒乒乓乓，一声巨响，摔了一件玻璃制品或陶瓷器皿。两个大人吓一跳，赶紧去看，眼前的画面不可思议：阿玛娅面无表情，周围碎片满地。拉蒙乔不敢跟她吼，怕她回去告诉妈妈。他解释、恳求，说没关系，收拾散落的碎片或偷偷请格尔卡收拾，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弄坏格尔卡闹钟那次也是如此，拉蒙乔忙不迭地赔他一只新的，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两人都不信阿玛娅会成心把东西往地上扔，喂，但也不是失手掉落。当然，想在她表情里看出企图，完全是白费劲。
一次，格尔卡撞见她用叉子划手背，划到平行的伤口渗出血为止。她爱把东西排在任何地方：地毯上、桌上、浴缸里。将冰箱里的胡萝卜拿出来，排成好几排；用咖啡勺围成好几个圈；用书本和碟片垒成好几座塔等等，不一而足。
小姑娘不正常，脑子里少根弦。问题是：还不能跟拉蒙乔说，他会一蹶不振。
一次，格尔卡星期五回镇上，星期六回来。他没办法，阿兰洽打电话到电台，叫他回家。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是的。跟你说，我很开心。”
“他们会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开心，不是为了这个。”
“我也觉得，抓了好，不让他乱跑。不过，你得回去看看爸妈。这种情况，不能让两个老人独自面对。我下午下班后就回去。”
国民警卫队抓住了何塞·马利，连同奥里亚小分队的另外两名成员，这条消息上了当天的新闻头条。格尔卡有提前录制好的节目，以备不时之需，可以从电台请到假，答应第二天下午，一定赶回来上班。他跟平常一样，坐公交车回去，陪陪爸妈，在少年时的旧床上睡一晚。星期六上午，你不去参加示威游行？专门为你哥哥组织的。去不了。他回到毕尔巴鄂，刚到家，发现拉蒙乔正急得发疯。
“阿玛娅。”
“怎么了？”
“人不在，她跑了。我就下楼一小会儿，去买面包，回来门开着，她不见了。”
格尔卡安慰他，拥抱他，拉蒙乔一根筋地往坏处想。小姑娘从家里跑出去，会落到人贩子手里。他们会逼她卖器官，提供性服务，总之场景描绘得极其恐怖。他自己会被剥夺看望女儿的权利，甚至被判刑，判好多年徒刑。
“你出去找过她吗？”
“问了好多家商店和酒吧，谁也没看见。我该怎么办？报警？要是报警，消息会捅到媒体上，我前妻就会知道，娄子会越捅越大。”
“我建议咱们下楼，在附近瞅一瞅。你走一边人行道，我走另一边人行道。”
没走多远，女邻居从门廊出来，告诉他们，刚才看见小姑娘在屋顶平台。没错，她就在那儿，用爸爸相册里的照片排成四方形，安安静静地坐在中央。拉蒙乔松了一口气，抱起女儿，没批评半个字。格尔卡去捡照片。阿玛娅当年十一岁，回家后，依然一脸严肃地表示：她想回妈妈家了。
95．大罐葡萄酒
“何塞·马利·阿斯卡图。”格尔卡刚下公交车，就迎面看见了这张大幅标语，拉在两边楼房中间；接下来，每走一段，就有印着他哥哥照片的招贴画以及要求释放的文字。一个人就这样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生生地被打造成英雄。这种做法让我反感，要是镇上人知道就好了。格尔卡急急往前，但愿／希望走到爸妈家前，不被人拦住。
小伙伴们在酒吧门前拦住了他。他站在人行道中央，忍着气，敷衍地笑，慢慢地眨眼。五六条胳膊拦着，有些湿乎乎的，全是汗。
“挺你们。”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除了简单地说声谢谢，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他们或许以为：哥哥被捕，他情绪低落。他们请他喝一杯，来嘛，来！他在整套假面具里，挑了最忧郁的那张，摆出来给他们看，同时恹恹地——并不痛心——表示：刚回镇上，要赶紧去看爸妈。他一口地道的巴斯克语，能把人镇住，这点他心知肚明。或许换别的时候，甭管他愿不愿意，他们都会把他拉到吧台旁。这回谁都能理解，没人坚持。大家一个劲地用巴掌去拍他的背，拍得热乎乎的。他总算脱身，继续往前。
门厅还是熟悉的光线，熟悉的味道。突然，在三级台阶下，有人拥抱了他。谁啊？黑乎乎的，有口臭。是堂塞拉皮奥，他刚从爸妈家出来。
“艰难时刻，回来陪伴家人，对吗？很好，孩子。看得出，你已经是大人了，明白事理。我觉得你妈妈很坚强，有铁一般的意志，不是吗？我更担心你爸爸。”
过了一会儿，格尔卡的眼睛适应了阴暗的门厅，毫不费力地看见神父满意的脸色和亮晶晶的眼神。他觉得神父的个头比过去矮，他越长越缩了？
“可怜的胡利安，愿上帝怜悯他，不知道他会如何迈过这个坎。听你妈妈说，他一天都在菜园，连午饭都没回来吃。”
“我去找他。”
“去吧，孩子，去吧！我会经常为你们、为何塞·马利祈祷的。我会祈求上帝，让他们对他人道些。别沮丧，要坚强，爸妈需要你。你在毕尔巴鄂过得好吗？”
“好。”
神父在他胳膊靠肩膀处轻轻拍了一下，告辞，格尔卡觉得他在致哀。神父一身黑，没穿教士服，整整贝雷帽，走出大门。
家里有声音传出，是女人们平心静气的说话声。一个当然是妈妈，另一个呢？听着耳熟。他把耳朵贴在门上，不是阿兰洽，她说下了班才能来。是胡安妮？他竖起耳朵仔细听，没错，就是肉店老板娘。他在半黑的门厅里看了看表，还不算太晚，我该怎么办？站在楼梯间，他能想象迈进家门，妈妈会批评他，说他很久没回家，连电话都很少打。妈妈会当着肉店老板娘的面说。人家儿子自杀了，还是被杀了？死也弄不清楚。于是，他对自己说：疯了才现在进家门。他探出头，确认神父已经走远。没错，是走远了，那就先去菜园。
他在小屋里见到爸爸，爸爸赤着脚，醉醺醺的。
“咦？你来啦？”
“你这不是瞧见了？”
爸爸在兔笼上搭了一块板，做了一张简易桌子，又如法炮制，用另一只兔笼做了一张简易凳子。桌上放着一只酒杯和一只旧的大玻璃罐，外面蒙着灰尘和蜘蛛网，里面装着葡萄酒。
“不喝完，不回家。”
儿子来，他不奇怪。见到儿子，他关掉收音机。屋里味道很重，闻上去湿乎乎的，有腐烂的青草味和浓郁的葡萄酒味。兔子们很安静，有些小嘴巴使劲动，像一点点在啃什么。胡利安的手背青筋暴露，手掌肿大，布满老茧，有关节炎的某些病兆。
“有哥哥的消息吗？”
“你哥哥是个杀人犯，我就知道这么多，你还觉得不够？他活该受到惩罚，最高法院那帮混蛋要给他的惩罚还远远不够。那帮混蛋，说你哥哥他们是傻瓜，被人当枪使，非得好好教训一顿不可。你妈说得没错。我这个爹太软，要是当年跟他来硬的，及时把他揍醒，这孩子恐怕还有救。你说呢？”
“这个国家，太多事硬碰硬地解决，咱就这个命。这么说，没消息？”
“不把他乱棍打死，就不会有消息。”
胡利安不是那种成天喝廉价葡萄酒、不醉不归的人。他从年轻时起，酒一直喝，但有节制，难得喝多。今天这架势，该怎么形容才好？他不想面对现实？想放纵自己？因为不是个好爸爸，惩罚自己？酒喝多了，话也说顺了，论起理来，一套一套的。他不挠右腰，盯着一个点，好久不动，突然猛喝一大口，不细品，有时还摇摇头，以示谴责。格尔卡站在门边，同情地看着他，很揪心，也有点犯恶心。这人今天喝多了，脚都肿得发紫、变形。
“喂，你不会也跟埃塔组织有联系吧？”
“没有，爸。我在电台工作，他们付我工资，我不害人。”
“千万小心，别走你哥哥那条路，听见没？瞧瞧会是什么下场，上帝啊！背了太多血债，要坐牢的。你听到罪名了？我觉得这辈子，是等不到他出来了。像我这把年纪，再来二三十年，说什么胡话？早就入土了。”
哽咽声就要冲出喉咙，他赶紧喝口酒，往下压。父子俩好久没说话，也没看着对方。胡利安突然问：
“见到妈妈了？”
“我直接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菜园？”
“神父说的。”
“神父？别跟我提神父，真不是个好鸟。告诉你，那家伙坏透了，教唆年轻人，塞些想法到他们脑子里，弄得他们头脑发热。出事了，又往后缩，摆出一副圣人的面孔，规劝教民，让他们去领圣餐。这话可不能跟妈妈说，她那脾气，一点就着。我问她：你傻还是怎么着？没瞧见神父把教堂地下室借给那帮小子，藏标语、旗帜和涂料吗？她回我：那不相干。怎么会不相干呢？据我所知，何塞·马利出生时，又没拿着枪。是神父和那些狐朋狗友，天知道还有什么人，让他不走正道的。他没脑子，”他伸出一根手指头，指了指脑门，“上了套。”
接下来，他请儿子喝酒。格尔卡想喝来着，想赶紧把那罐葡萄酒喝完。可是简易桌上，除了爸爸用过的杯子，就没别的杯子。他没喝。
“爸，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有人告诉我，‘老伙计’遇害那天，何塞·马利就在镇上。这件事一直在我脑子里，忘不掉。”
“跟我个人生活有关。”
“真巧，不是吗？我最好的朋友遇害那天，那个白痴来镇上干什么？要是他那支小分队干的，我不会原谅他。”
“我在毕尔巴鄂，跟一个男人住。”胡利安又点了一支烟，没在听，“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他叫拉蒙。嗯，我叫他拉蒙乔。”
“只要能让我见到他，不管在哪儿，我一定要当面问个明白。他骗不了我的，我是他爸爸，他的眼睛骗不了我。”
格尔卡想说心里话，刚开个头，就此打住。时间不合适，爸爸不在状态，不会好好听，不会理解他的感受，他怎么就没发现呢？地点倒合适。他若干次设想过这个场景：比如像现在这样，独自跟爸爸在菜园小屋，背着妈妈，把秘密讲给他听。爸爸还能指望，会稍微理解他一点，再不济，也会无奈接受。会不会谴责他？不会的。爸爸要么不说话，要么祝福他，一定会像阿兰洽那样保守秘密。天刚黑，阿兰洽突然来到菜园。
“这儿味道真大，简直像猪圈，气都透不过来。爸，你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她问弟弟，“你在这儿干吗？妈在光火，以为你还在毕尔巴鄂！爸，妈让我来问你，还要不要做饭？她买了一大堆沙丁鱼。”
格尔卡扶爸爸起来，阿兰洽一边说，一边在兔笼间帮他找鞋。
“你真的能走？”
“我操，能！”
“那位埃塔战士的事，你怎么看？”
“至少现在知道他人在哪儿。”
“我也是这么跟吉列说的。可是，妈妈反倒斗志昂扬。你们俩躲着她，我一点儿也不奇怪。胡安妮跟她一唱一和，真让人受不了。两个女人一台戏！”
96．内蕾娅和孤独
是毕妥利打电话给圣塞巴斯蒂安律师事务所的。如果录用不了，就先让她女儿进去学习学习。律师事务所录用了她，没签合同，报酬是象征性的，因为有律师欠“老伙计”——愿他安息——的情，或者，“老伙计”的遭遇让他动了恻隐之心。几个月后，内蕾娅跟妈妈这么形容此生第一份工作：事务繁多，无聊透顶，领导倨傲生硬，薪水少得可怜。妈妈说：
“有比无好，谁都是从底层干起的。”
毕妥利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女儿成为律师或法官，就像哈维成了知名外科医生。“老伙计”泉下有知，一定会很乐意看到她梦想实现。
进律师事务所一年零三个月后，内蕾娅选择辞职。她一说要走，顿时什么都可以了：可以改善工作条件，可以签合同，可以转固定编。亲爱的朋友们，我很抱歉，but it’s too late(1)。她跟他们说拜拜，毕妥利不得不永远跟梦想说拜拜。
那段日子，内蕾娅一直在悄悄找工作。经过严格筛选，她在奥肯多街的财政厅办公室谋了个职位，后来调到艾洛塔布鲁区的财政厅办公室。她找工作，不是为钱。其实，爸爸虽然没怎么念过书，却在官僚和管理事务上游刃有余，帮她解决了物质层面的后顾之忧。成熟稳重的大哥哈维又给她提供了不少有关遗产方面的建议。内蕾娅储蓄、炒股、投资，总之，钱袋子很鼓。可是，生活总得充实、有序、有奔头，让她每天早上有动力起床，不说满怀憧憬，至少干劲十足，免得成天无所事事，脑子生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