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女儿，你都成哲学家了。”
她全款在阿玛拉区买了一套三居室，装修房子，添置家具。妈妈说：家里完全住得下，干吗要花那个钱？
“妈，瞧你说的！住一起，咱俩会吵得没完。”
日子一天天过去，二十世纪眼看就要走到尽头。她认识了一些男人，确切地说，是那些男人认识了她。这么说吧，他们笑容可掬地凑过来，讨她的欢心，摆出风度翩翩的姿态，制造偶遇。说起来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事务所的一位律师，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居然也向她暗示。许多天前，她看出他的花花肠子，忙不迭地打住。她可不想做第三者，破坏他人家庭。
她交了些女性朋友，有的是在健身房认识的，有的是在工作时认识的，没一个是镇上的。镇上的人她唯恐避之不及。别人问她是哪里人，她会说，是圣塞巴斯蒂安本地人。她的女性朋友圈里，有个三十一岁的寡妇。她们有时会在周六晚饭桌上、在海滩、在咖啡馆，聊心爱的人去世有多悲伤，有些人很难从不幸中走出来。内蕾娅只听不说，她不想告诉任何人：爸爸是被人杀死的。
除了没有规律的一夜情，她也尝试过一两回她所理解的真正的爱情。
“你是怎么理解的？”
她跟女性朋友们说：她想跟一个男人厮守多年，生儿育女——孩子无论如何不超过两个——日子平静、清爽、小资。哦，之前要办那种老式婚礼。
“让爸爸挽着你，带你走到圣坛。”
“这不可能。我爸烟抽多了，两年半前死于癌症。”
三十岁一过，内蕾娅决定一夜情到此为止。冒险刺激呢？不，谢谢，已经经历过太多。她跟女性朋友们说过自己像傻瓜似的追到德国，想去跟金发帅哥结婚，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的故事。她们听了都笑，怎么听也听不够，尽管连细枝末节都一清二楚，还非得让她隔三差五地再说一遍。这又是何必？不就是因为听完，准会哈哈大笑，连评论也会有声有色！不过，她从未提起在法兰克福被有轨电车轧倒的路人。
她尝试收获一份长久的爱情，能够组成甜蜜的家庭，有三件套沙发、地毯和软底拖鞋。每次结局都很糟糕，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她对男人失望、厌烦，对自己说：姑娘，你再也抓不住男人的心了。然而，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她又会感受到那种麻酥酥的刺激和兴奋。在哪儿？上面，下面，两腿之间。就像有瘾，以为戒了，结果又上瘾了。一个名字，一张面孔，一个新的声音闯进她的生活，让她的内心充满愉悦，甩掉无时无刻不黏在身上的孤独感，心里虽然七上八下，却乐在其中，直到过一阵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幻影消失。她再次发现：走近了看，那位迷人的男子越来越无法让她心动，只是内心愿望在现实生活中投下的幻影。他是个平庸、自私的家伙，简直难以忍受。
埃内科是期盼已久的例外。他比她大八岁，两人在丹吉尔酒吧相识。内蕾娅在奥肯多街办公室工作那会儿，中午习惯去喝杯苦啤酒，两人常在酒吧遇见。他在附近吉普斯夸广场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目光对视，打招呼，又是目光对视，终于，他鼓足勇气，上前攀谈。你好，我是某某某，就在附近上班，能交个朋友吗？就这么认识了。他简单，直接，没有非分之想，属于那种还没吃过婚姻的苦头，约会送玫瑰花或书的男人。缺点呢？一眼看上去，没有不可容忍的缺点。嗯，穿衣服不太有品位，有点超重，喜欢足球。
内蕾娅习惯了有他陪伴。他有点像父亲，可以保护她。他比哈维大，能给他安全感，还会逗她笑，没几个人能做到。埃内科像沙发：松松的、软软的，适合休息。下雨天，他会给她撑伞，自己淋着。对内蕾娅来说，这种细心的男人可遇而不可求。几个月过去，她思前想后，打算建议将两人的关系再进一步，这个男人给她的印象真的很好。女性朋友们问她：你爱他吗？那当然，除了爱情，还有友情，不是一回事。内蕾娅说：当爱情褪色、火花熄灭之时，夫妻关系要靠友情来维持。
然而，一道黑色的、深不见底的裂缝将他俩分开。在亲密交往的近十个月里，这道裂缝生成，并始终存在，可他俩谁都没看见。其实，是埃内科从头到尾都没看见。如果他还活着，他会过得怎样？也许还在问自己：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她闭口不提爸爸的事，他也闭口不提哥哥因为犯下恐怖主义罪行，正在巴达霍斯监狱服刑的事。爱情、友情、欢笑、沙发似的男人，送她的玫瑰花或书，短短几秒，全都被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缝吞噬。
事情是这样的。九五年一月，星期一，雨。傍晚时分，内蕾娅和埃内科约好，老规矩，去老城区转一圈，吃点小食，喝点酒，再去他家、去她家或各回各家。亲爱的，明天还要上班。两人合打一把伞，走在八月三十一日街上，从一家酒吧逛到另一家酒吧。埃内科说了什么俏皮话，让内蕾娅笑了一路，走到葡萄秧酒吧，笑容突然凝固。她听广播，新闻播报，说五六个小时前，埃塔枪手刚在这里枪杀了副市长，他当时正在跟党内几位同僚吃饭。
“格雷戈里奥·奥多涅斯就是在这里被杀的，不是吗？”
“那家伙，我才不会为他掉一滴泪。就他这种人，害得我哥哥蹲监狱。”
他们走开。内蕾娅稍稍远离雨伞，感觉雨点打在一只胳膊上。她开始看见了那道裂缝。
“你哥哥在监狱？”
“在巴达霍斯监狱。我没跟你说过？关进去很久了。”
“为什么进监狱？”
“还能为什么？为他热爱的事业做斗争呗。”
他们走到圣塔玛利亚教堂附近。埃内科又开始说俏皮话，可是，女朋友的嘴角再也咧不出笑容。内蕾娅压根没在听，悄悄松开他胳膊，借口要在包里找什么东西。我该怎么办？撒腿就跑？她表情很僵，强装笑颜，故作镇定；然而内心慌乱，吓得小便失禁，尿出来不少。走啊走，怎么也走不到林荫大道。他开心地说个不停，她不说话，在公交站台跟他告别时，既恶心又恐惧地让他亲了亲面颊。靠站台的临窗位子空着，他打着伞，老习惯，向她摆手，她却选择另一边的位子坐下。在开往阿玛拉区的路上，她想好该怎么提出分手，到家就给他打电话，说爱上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撒这种谎总能站得住脚。她说完，没等他反应过来，就挂了电话。原本可以实话实说，但必须要提到爸爸，她死也不会提到他。
内蕾娅跟他吹了，草草地跟朋友们交代两句，她们也不太关心。随后几年，朋友渐渐散了，难得聚次餐，人还来不全。发生的无非就是那些事，司空见惯：有几个找到了男朋友，寡妇再嫁了，还有一个去巴塞罗那工作。内蕾娅呢？还单着，与孤独为伴。她犒劳自己，去天涯海角旅行：阿拉斯加、新西兰、南非。闲暇时间也排得满满的：报名去语言学校提高英语水平、更频繁地去健身房、参加厨艺培训。有时会跟分手或即将分手的女性朋友一起出去，听她聊家事，聊男友，一聊好几个钟头，还让她这个未为人妻、未为人母的朋友给点建议。
不知不觉，她已经三十六岁。三十六岁了！时间过得真快，我才不会苦着脸过日子，对吧？那天圣塞巴斯蒂安过节，她跟一个女性朋友去宪法广场看升旗仪式。她们跳舞、喝酒、继续喝酒。后来深更半夜的，她发现自己跟一个男人坐在出租车里。那人有一口漂亮的牙齿，身上的味道真好闻，正在摸她的乳房。还有什么，别问我，不记得了。记忆中有些模糊的画面：听见水声，知道他快天亮时在洗澡；人走过来，帮她脱衣服。内蕾娅趴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差点醉死过去。估计那人插进过她身体，早上发现大腿间有残留的精液。他在装饰豪华的客厅里等她，穿一件海蓝色真丝浴袍，帅气十足。桌上摆着早餐，有花、蜡烛和一大堆好吃好喝的，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直到内蕾娅在他对面坐下，才知道他叫恩里克。
“尽管朋友们都叫我基克。”
(1)原文如此，为英语，意为：“一切为时晚矣”。
97．杀人犯游行
毕妥利刚认识基克几小时，就跟女儿打电话，不留情面地将他定义为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是全世界最爱慕虚荣的男人，成天照镜子、洒香水、自说自话。毕妥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毒舌，问内蕾娅：这位先生晚上是否也西装革履地上床睡觉？内蕾娅提醒妈妈，请她自行习惯，因为基克已经永远走进了她的生活。
“别告诉我，他不帅。”
“他太帅了。”
“风度也好。”
“哦，简直没的说！瞧你该怎么办才会不让他被人抢走？你得二十四小时盯着。”
毕妥利不知道，基克和内蕾娅已经事先谈妥，达成的协议让内蕾娅彻夜难眠，以泪洗面，同时也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她权衡利弊，最终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决定：既然他自私，那我也自私，管他娘的，就点了头。从那一刻起，她内心膨胀，骄傲得不行。怎么了？为什么？我觉得解放了！还衍生出另一个后果：基克和她彼此认同／惺惺相惜，为这些年来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们反反复复、间歇性地提出分手。
内蕾娅跟朋友举例解释：
“我怀疑，世上有哪对夫妇比我们分手得更频繁。一次在他家，我说分手吧，永远分，彻底分。那天下雨，我刚在发廊做了好几个小时的头发，没带伞，决定留下。结果那晚成为记忆中最温柔、最浪漫的夜晚中的一个。”
基克从不掩饰。一次，他约会迟到，下巴上刚被挠出一条痕。他说对不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她说：
“亲爱的，对不起迟到了。刚跟一个小丫头在一起，耽误了点时间。”
内蕾娅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字：分。它像烟花一般，在黑乎乎的脑袋里炸出无数朵璀璨的火花，每朵火花上都写着：完。才相处几个月，这家伙不仅对我不忠，居然还不以为耻，如此这般。内蕾娅爱他，从头爱到脚，又从脚爱到头。如果有人问她，她一定会赌咒发誓：基克这个混蛋简直太好！温柔、礼貌，跟自己特别般配。她茫茫然地环顾四周，看是否偷偷藏着摄像机，这是不是在开玩笑。
“怎么了？”
他似乎真的感到惊讶。内蕾娅，你这个小傻瓜，你想要个解释还是怎么着？他跟她解释：
“亲爱的，别人爱网球、爱集邮、爱集币，而我，跟你说实话，我爱性交，我需要那种拥有女性身体的感觉，几百个，几千个，只要有力气，多多益善。这是一项对我而言非常有益的体育运动，你明白吗？跟我们的关系无关，我们的关系非常完美。我爱死你了，你不用怀疑：你是我的内蕾娅，only one(1)。别的女人，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住在哪儿。她们只是跟我上床，让我获得性高潮，从情感上讲，对我一钱不值。我再说一遍：一钱不值，只是享乐工具而已。瞧，我这人没秘密。你不是去健身吗？我也在健身，只是不在跑步机上，而是在一具诱人的身体上。你要是不接受这样的我，我会真的感到遗憾。”
“我要是跟男性身体做这种事，你会接受？”
“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
“好吧！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她站起身。他们坐在古客栈门前的露天茶座上，下午，天很蓝，有孩子，有鸽子。内蕾娅表情严肃，脑子里一团乱麻，绕着大教堂走，问自己：上帝啊，我他妈的为什么不撵他去吃屎？好吧，撵他去吃屎，又怎么再得到他？她想象着哪种情形更难堪、更让人脸红。这些都与她所理解的两性关系——怎么说呢？正常、合理、有三件套沙发和软底拖鞋、只有彼此、互相忠诚等等——背道而驰。当然，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这最后一班车不能错过。更何况，还是像他那样的超豪华列车。
她一宿没睡，挂着重重的黑眼圈，桌上摆着牛奶咖啡和羊角面包，紧急约见了一位知心朋友。朋友仔细听完原委，开门见山地问：爱不爱基克？
“恐怕不能说不爱，否则早就撵他滚蛋了。问题是：我要独享，不要跟别的女人分享。”
“你有什么资本？你都三十五岁了。”
“三十六岁。”
“内蕾娅，听好：我不觉得你的状况像昨晚电话里说的那么难以决断。你要是真爱他，没太多选择。要么马上分，你会失去他这个人，三十七岁了，又会一个人单着。”
“三十六岁。”
“要么就打好你手中的牌。他爱性高潮，你只能忍！挺伤自尊的，我知道。不过，牌打赢最重要。”
“要是他爱上别人呢？”
“我觉得跟不称心、受压抑的男人在一起，风险更大。”
“要是他得病呢？比如说艾滋，再把我给传染了？”
“懂了。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们俩完了。”
“你疯啦？”
“那你就必须接受他。”
“很难。”
“是很难，但你能做到。”
“他是头猪。”
“是你的那头猪，内蕾娅，对他好点。”
她不想跟他在任何熟悉的地方见面。为什么？免得太低三下四。基克在电话里体贴入微，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内蕾娅藏在林荫大道的书报亭后，见他准点到达，穿着上无可挑剔，坐在巴兰迪亚兰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上。与此同时，她在公共长椅上坐了二十分钟，看人来人往。反正基克看不见她，让他等着呗。会合前，她拿出随身携带的梳妆镜，补了补眼影，又在两只手腕了滴了几滴刚买的、贼贵贼贵的香水。
只要我乐意，才不会在风度和气味上输给这个爱慕虚荣的男人。她在人群中刻意迈着模特步，高跟鞋咚咚咚，掷地有声，秀发披在肩上，知道自己万众瞩目。基克也在看她，他从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上见她迎面走来。内蕾娅走到一半，嘴唇开始不听使唤。别不承认，内蕾娅，微笑就是一种妥协。什么一种妥协？就是彻头彻尾的妥协。基克起身迎接，亲吻，称赞，举止优雅、绅士地替她拉开椅子。
内蕾娅直入主题：
“永远别当着我的面。”
她没再多说。基克微微颔首，表示同意。他叫服务生过来招呼他们，从西装内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小的真皮盒子，默默地递给内蕾娅。里头是一条金链子，坠着一片银杏叶，也是金的。内蕾娅没有大喜过望，只说很漂亮。之后，基克把嘴凑过来，她将唇迎上去。
他们聊了好几个话题。他小口小口地喝威士忌加冰，时不时地举杯，观察一下颜色。她一小时后有英语课，要了通宁水。这时，只见几米之外的马约尔大街上，埃塔犯人家属又在游行。男男女女排成平行的两列，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有些彼此交谈，有些沉默不语。每人双手举着一根长棍，顶上是招贴画，印着埃塔服刑分子的照片，名字写在下面。照片上的人无一例外，都很年轻，是举牌人的儿子、兄弟、丈夫。行人纷纷闪到一边，给他们让路。
在老城区里走动，内蕾娅无数次地遇到示威游行，经常在街角一转弯，就会突然遇上。无论远近，她都不搭理，当他们不存在，背过身去，眼不见为净。她见米伦在靠近咖啡馆露天茶座的那列队伍中，板着脸，僵硬地举着儿子的照片。内蕾娅在游行队伍中见过她好几次。
基克说：
“杀人犯游行队伍来了。”
“小点儿声，我可不想惹麻烦。”
于是，他身体前倾，对内蕾娅耳语道：
“杀人犯游行队伍来了。”说完，又将身子拉回去，声音恢复正常，“你觉得这样好点儿？大声说、小声说，想法又不会变。”
这回，内蕾娅把嘴凑过去，基克将唇迎上来，再亲一口。
(1)原文如此，为英语，意思是：“我的唯一”。
98．白色的婚礼
婚礼日子定下没几天，一个女人在阿玛拉区的街上对内蕾娅说：
“我要自杀，全怪你。”
看来，这个女人在等她。内蕾娅不认识，也没问她名字，想绕道走，被那人（三十岁左右，挺有魅力的）拦住：
“你永远不会像我这样让他快活。”
内蕾娅开始会过意来。那张凑过来的脸上写着绝望，眼神挑衅、凶残，像刚掉过泪，有些红肿。女人不打不骂，只是伸出食指，威胁／提醒她，显然脑子不做主。
“你别做梦了。就你这把年纪，还想让他快活？”
内蕾娅，忍一忍；内蕾娅，忍一忍；内蕾娅忍不了。
“你怎么不去自杀，让我耳根清静清静？”
女人没想到她会如此反应，傻了、懵了，钉在原地。内蕾娅趁她傻了／懵了，将她甩在身后，坚定不移地踩着高跟鞋，咚咚咚地往前走。她至今没再见过那个女人，她真的像说的／承诺的那样自杀了？她承诺过吗？姑娘，别那么毒舌。
她差点想把这个小插曲告诉基克，告诉他干吗？估计那人恐怕是诸多跟他上床的女人之一，可怜了！她或许无法接受自己的“无聊”（无名分聊以慰人）身份，想跟她夺正位。
内蕾娅请教哈维：婚后财产共有还是财产分割？他什么意见？哈维毫不犹豫地选择财产分割，说这么选，不是因为看不上基克。
“不管怎样，他也是有钱人。可是，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你最好对你名下的财产有最终决定权。”
于是，内蕾娅去做婚前财产公证，基克不反对。他们结婚了。他是无神论者，她对耶稣的宗教存疑。毕妥利的条件是：可以去大教堂，但不能是那个主教。她说：那人只会怜悯杀人犯，别在她面前提他名字，她反胃。就因为他，她才会不信教的。基克父母是纳瓦拉自治区图德拉人，笃信天主。考虑到他们的感受，也为了让婚礼奢华，有仪式感，新人决定穿白色礼服，在教堂结婚。
新人的笑容（背景是米拉玛尔宫）在吉普斯夸广场柱廊下的影楼橱窗里挂了好几个月。
婚宴在乌利亚海景餐厅举办，一直延续到晚上。毕妥利告辞时，已经微醺？说的话让内蕾娅不安：
“祝你幸福，幸福会是你生活中的稀缺品。”
不一会儿，内蕾娅将哈维拉到一边，照实跟他说。
“求求你，别当回事。妈妈有过那样的经历，在今天这种特别的日子里，恐怕是回忆作祟。”
婚礼安排在星期六。星期一，新婚夫妇乘火车去马德里，散步、参观、疯狂做爱，因为他很想——迫不及待？——尽快当爸爸。刚进酒店房间，来不及掀床罩，他们就忙不迭地做爱。内蕾娅每每在这个时候，就会想起那张怨妇脸。那个女人当街对她说：她永远不会让他快活。她欢喜顺从地听他指引：这么躺，翻个身，凑过来。愉快的喘息声刚刚平息，他就开始琢磨给孩子起什么名。内蕾娅很不开心，据说这么做不吉利。
他们从马德里飞去布拉格，打算在那儿度完蜜月。这是内蕾娅的主意，她听朋友说布拉格怎么怎么好，这个好，那个好，这座桥怎么样，那座大教堂又怎么样。去布拉格？去布拉格。亲爱的，听你的。基克跟合伙人名下有家烈酒生产兼销售公司，旅行是一个绝佳的实地考察机会。目前，他们在捷克共和国还没有客户，基克带了一沓英文产品宣传册和一箱二十小瓶各式各样的酒，想碰碰运气，拓展业务。他说：
“德国和奥地利客户每年向我们大量采购黑刺李酒。邻国人民爱喝的酒，捷克人民没理由不喜欢。”
“你打算拿这些产品宣传册怎么办？到布拉格超市去发放？”
“你别管，让我来，我做这些事，有一套。”
他们在布拉格，跟在马德里一样，边逛街边拍照，饶有兴致地参观，带着造人计划做爱。区别在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每当回忆起布拉格蜜月，他们总会提起。抵达布拉格两天后，他们去逛布拉格小城，中午在那儿吃饭，沿途拍摄各种古迹和有趣的城市景观。艳阳天，方便出游，酒店大堂提供了一张地图，很好用。
他们走过石板小巷，来到查理大桥，赞叹不已地穿过入口处塔楼间的小隧道。内蕾娅戴着太阳镜，想在其中一座雕像下拍照，将包放在桥栏杆下，整整头发。这时，出现了一个十四还是十五，顶多十六岁的男孩，抓住包把手，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拿起来就跑。内蕾娅当即察觉，冲基克、石头雕像和全欧洲喊出了西班牙语的“包”字，她还有时间列举包里的物品：护照、Visa卡，敦促丈夫赶紧去追。
基克飞奔着去追扒手，内蕾娅平生第一回看他跑步。他跑得可真快，而且，形势对他有利。扒手要绕开慢慢行走、几乎停滞的游客，等基克赶到，游客已经闪在一旁。扒手撞到一位东方面孔的先生，眼看就要被风一般的外国男子追上，天知道会不会被暴打一顿，索性将包扔进河里，或许想让追他的人犯难。
基克完全没被难倒。他即刻停止追人，往桥栏杆跑。内蕾娅在大约三十米开外，见他迅速把鞋脱下，把什么放进一只鞋里。是百达翡丽表吗？不是它，还是什么？流经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水量充沛，他可千万别出意外。她想叫他，上帝啊！别跳！可他已经跳了，双腿向前；她赶紧去守着那双鞋和那块名表。
基克在下面，穿着一百二十欧的白衬衫，在浑浊的河水里，将救起来的包举给内蕾娅看。他含着笑，稳稳当当地往近处岸边游，尽显阳刚之气，一群东方人在桥上为他鼓掌。内蕾娅提着基克的鞋和那块保护周全的百达翡丽，感觉自己像只熟透的水果，爱意满满，即将绽开。他们在岸边会合。她不管基克已经浑身湿透，毅然扑进了他的怀抱，周围无数相机拍下了拥抱这一幕。湿透的丈夫和幸福的妻子走回酒店。他们手牵手，走过查理大桥时，内蕾娅又想起几周前当街拦住她的“无聊”女人。
99．第四名成员
经年累月的坐牢，累得慌，真累得慌。跟狱友吵架累，消磨斗志，跟狱警起摩擦累，绝食也累。独处既是逃避／藏匿，又会让你胡思乱想，耗神费力。何塞·马利躺在床上，心里不踏实。也许，给“老伙计”的老婆回信是个错误。哎！要是妈妈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可是，一段时间以来，他恰恰一直不停地在想，给毕妥利回信后，想得更多：若干疑问翻来覆去地想，将回忆一股脑地倒在脚下，总之想个没完。在这儿，监狱里，想得太多等于自我消耗，逼人面对苦难的现实。小子，你只能被锁在高墙之内，与烂人为伍。
他想着想着，低头看地。看什么呢？还能看什么？牢房地面即刻变成萨拉乌斯大街公寓的地面。多年前，八月的一个星期六，全城过节，他们要大扫除。之前，三人轮流打扫卫生，结果麻烦了。轮到我？轮到你？轮到谁？永远有疑问。轮到哪个倒霉蛋，活儿全归他。其实他只做最基本的，抹布擦擦这儿，吸尘器吸吸那儿，免得家里脏得看不下去。何塞·马利决定：哥儿几个，每周六集体大扫除。三人就像在军营里，服从命令听指挥。你管厕所，你管客厅，我管厨房。三下五除二，一小时搞定。
老习惯，收音机开着。收音机必须开着，以免发生状况。他们要知道昨天有没有大围捕、有没有发生袭击、哪里的小分队落了网。似乎消息越机密，媒体传播得越快。当然，对于正在开展武装斗争的人来说，再好不过。此话怎讲？可以采取防范措施，甚至情况不妙，脚底抹油。谁知道呢？
大约从下午三点起，他们就得知莫兰斯区发生了一件大事。播音员播报／控告该街区已封锁，不让媒体进入。谁封锁的？国民警卫队。远远地听见枪声，响了许多声，还有一声爆炸。报道很少，细节不详，但足以看出：警察正在圣塞巴斯蒂安开展一场大规模行动。
何塞·马利一开始就觉得情况不妙：
“‘黑杨’，放下手中的活儿，去盯着街上。”
下午六点，得到第一次消息确认：狗腿子警察端掉了多诺斯蒂小分队，说莫兰斯区一户住宅中，三人死亡。播音员还说，别处也有人被捕，但没说在哪儿。
“黑杨”还守在窗前，何塞·马利问他：
“怎么样？”
“没动静。”
他还是不放心。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这帮混蛋会来一脚把门踹开。他对帕乔说：
“我觉得咱俩应该离开，让他待在这儿。”
“我们跟多诺斯蒂小分队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认识他们，也不提供支援保障。”
“也许我们共享情报，共享联系人，跟上头联系。我们走，哪怕只待一晚。‘黑杨’明天会告诉我们：街上有没有异常动静。”
截止到那会儿，他们是三个人，如今变成四个。多的这个叫疑心，确实很有影响力。他们老是怀疑被监视／被跟踪。何塞·马利和帕乔钻进睡袋，在伊戈尔多山坡上露营。黑暗中闲聊，帕乔不敢相信地问：
“你说，怎么没人来抓我们？”
“他们想放长线，钓更多的鱼。”
“你不会得了妄想症吧？”
“那天，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邻居。你好，你好。短时间内，我见到这家伙两次。不知道你怎么看，反正我觉得不是巧合。瞧瞧今天的莫兰斯区。狗腿子警察先查到一个人的踪迹，说：注意，跟着这只鸟，早晚能找到鸟巢。仗是这么打的，帕乔，你就别多想了。”
“要真这么容易，埃塔组织早被灭了。”
“谁都不可能打赢埃塔，包括上帝在内。我们当然会有牺牲，但是，一个倒下去，两三个站起来。这场仗，有的打了。”
远处传来爆炸声。
“这是什么？”
接下来，城市夜空被点燃，出现了明亮的瀑布和五彩的花朵，海湾上空在放超级大礼拜的焰火。何塞·马利和帕乔忘了刚才的话题，坐在林子边看，挨个评论焰火：
“快看，快看。”
“妈的，太美了！”
焰火放完，林子里又是一片漆黑。夏夜，他们钻进睡袋，在山里露营。
蟋蟀们在开音乐会，帕乔发起了牢骚：
“我操他妈！底下那些人在热热闹闹地过节，排队买冰激凌；我们为了他们的解放，在玩儿命做斗争。有时候，我真想抓起冲锋枪，扫一梭子，教训教训他们。”
“别着急。等咱们掌权，他们得乖乖听咱们的。”
按约定，早上七点，他们去法律系后面找“黑杨”。
“怎么样？”
“没动静。”
何塞·马利带着重重的黑眼圈，头发像鸡窝，还是不放心。他让“黑杨”替自己和帕乔找个临时住处，这期间，他俩钻睡袋露营。帕乔不乐意，何塞·马利索性将建议变成命令，没的商量。他爆了几句粗口，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跟他对着干有点困难，他胳膊结实，尽是肌肉，还受了惊。
星期一，“黑杨”通知他们，可以住进同学跟他女朋友的公寓，可是有条件。什么条件？不准下楼，免得让人看见他们进出。公寓位于阿尼奥尔加区进口处的一栋七层楼房里，人来人往。还有，最迟住到星期五离开。何塞·马利觉得时间还算合理，照例关心了一下伙食。“黑杨”说：吃饭不是问题，主人多买一根长棍面包就好。
“哦，那就好！”
傍晚，他们在拉萨尔特站上车，在阿尼奥尔加站下车。女房东来接，带他们去公寓，楼房靠近铁轨。女房东矮胖、和善、健谈，留着典型的支持巴斯克独立左派标志的刘海；男房东不爱说话，脾气不好，鼻子底下有道弯弯的疤，像是兔唇手术留下的。双方说好，不透露真实姓名。这么做，对我们有利。他们不认识我们，但我们可以跟“黑杨”打听到他们的姓名，或下楼看信箱。其实无所谓，只是为日常生活增添一些冒险色彩。
晚饭时，大家欢声笑语地起绰号，不是忘了，就是弄混了，闹出了好几场滑稽戏。为了终止混乱的场面，两个房东各叫“仆人”和“马”，何塞·马利和帕乔分别叫“面包”和“巧克力”。这是女房东的主意，第一天寻开心，其实压根儿没用。后来互相说话时，谁也不叫谁的绰号，只是简单称呼：喂，你。帕乔三回有两回脱口而出“何塞·马利”，何塞·马利也会不自主地对帕乔直呼其名。
“马”从一开始就阴沉着脸，何塞·马利觉得这家伙有心事，跟帕乔晚上悄声卧谈，帕乔也觉得“马”不希望他俩住在他家。女房东倒是成天叽叽呱呱，做一手好菜，不停地调动气氛。瞧瞧，是不是这个问题。
“吃醋了？”
“那当然。”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吃醋。”
何塞·马利躺在牢房床上，盯着天花板，尽管情绪低落，也忍不住地吃吃笑。“马”不是傻子。夏天，他在翁达雷塔海滩卖盐，没办法，早上出门，一整天不着家。星期二，“仆人”挺着高高的胸脯，衣衫单薄地闯进卫生间，假装没发现帕乔正在冲澡，明明整个公寓都能听见水声。她一头闯进去之后（哎呦，对不起），帕乔猜中了她心思，还能怎么着？便邀请她进去一块儿洗，她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何塞·马利在客厅看报，耳边传来呻吟声和喘息声。
到了晚上：
“别告诉我，你上了她。”
“你做好准备，明儿一定轮到你。”
然而，何塞·马利见她过来，拒绝任何肉体接触。这种场合我露怯，我不行，保守的霍苏内没教过我该如何应付。更何况，他单独跟帕乔说过：他不信任“马”。万一他因妒生恨，把他们给卖了。这个想法已经让他很慌，老被丰满的女房东挑逗，心里更慌。我操，这娘儿们也太开放了。于是，星期四早餐前，他们便感谢两位房东的盛情款待，前后相隔半小时，回到了萨拉乌斯大街的公寓。“黑杨”向他们保证：那几天，他一直盯着街上的动静，基本没什么可疑的。
100．落网
他们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之所以没再多发动几次，是因为上头迟迟不提供物资。他们发牢骚：怎么回事儿？联系人气冲冲地回答：不止他们断货，别人也断货。他们原本在宪警车队的必经之路上，放置了一枚阿芒拿炸弹，可惜没爆。要是爆了，不仅会送警察们上西天，还会为他们在组织里加分不少。
听说有人这不好，那不好，他们就炸了他的汽车销售店。那些话是真的吗？管它真的假的，店都炸了，还清空了整栋楼。他们去抢了家银行分行，用来改善财政状况。钱是问题，紧巴巴地花，还是不够用。他们计划处决一名退休警察，事无巨细，全都考虑周全了，突然得知埃塔领导班子在比达尔的一处农庄、房子、别墅之类的地方被连锅端。
他们彻底傻了，更糟的是，感觉成了孤儿。怎么办？何塞·马利直犯愁，凡事老往坏处想，提醒他们：波特罗斯被捕那天，身上有一张长长的埃塔成员名单。如今这些没用的头目落网，没准儿全部成员名单被截获。帕乔表示：
“我可不想再上山。”
他们决定在局势不明朗之前，先按兵不动，等消息。何塞·马利已经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谨慎起见，三人白天不待在公寓。他们弄来几根鱼竿，无论天气好坏，都步行去齐尼斯塔里的大石头那儿钓鱼。“黑杨”不去，他更爱看电影、泡图书馆，而不是几小时地盯着鱼线，看它有没有下沉。出门前，他们在门和框之间，放几小段几乎看不见的线和胶带作为记号，进门脚垫下也放了一小块弯曲的玻璃碴，原本是酒杯上的，一踩就碎。傍晚，第一个回家的人负责检查。如果一切安然无恙，进屋，照规矩开灯。
惴惴不安地过了好几个月，他妈的什么时候才会重组领导层？联系人没了，武器供应也没了。“黑杨”只好跟父母伸手，要钱交房租。西班牙政府大张旗鼓地举办塞维利亚世博会和巴塞罗那奥运会。一天早上，何塞·马利说管他呢，豁出去赌一把。他去阿玛拉站坐地铁，坐到昂代伊站，在法国待了三天，又饿又脏地回到公寓，整个人蔫了。
“埃塔再也不是从前的埃塔了，三月份的打击相当致命。”
“新领导都是些什么人？”
“那儿有好些人，不明说，尽是些稀里糊涂、找不着北的家伙。”
尽管如此，他也没有空手而归，约好在格罗斯区酒吧跟一名负责送信的埃塔成员见面。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这人要么是新领导班子中的一员，要么跟新领导班子走得比较近，我哪儿知道。何塞·马利不放心，派帕乔提前一小时去那儿喝啤酒。
“怎么样？”
“没动静。”
他去赴约，交给来人一封信，是“黑杨”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三人申请去伊帕拉尔德，转预备役。理由是：目前没有行动，需要学习如何准备炸弹，是战略小白。回复等了好几个星期，申请被批准，派人带他们过边境。几个月后，“黑杨”也跟来了。
帕乔被分到家禽饲养场，场主是一对法国夫妇，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带去一本教材，跟法国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学巴斯克语。他不会说巴斯克语？是的，只会常用的二十个单词。因为这个，老被同伴批评。他们告诉他：不说巴斯克语，就算加入埃塔，也不算巴斯克人。他说铁了心要为巴斯克国的独立做斗争，他们让他去吃屎。
至于何塞·马利，他饶有兴致地想去学习更多有关炸药方面的知识，没炸掉宪警车队是他心里的一根刺。“黑杨”呢？他终于上了武器培训班。过了一段日子，三人回到前线，坚信这支小分队比过去更强、水平更高、更具杀伤力。
五个月后，他们被捕。多年以后，何塞·马利仍在反省：哪儿出问题了？谁出问题了？如他们所说，组织里有内鬼？小分队的三名成员放松警惕了？我没有，但帕乔不一定。没有别的解释。开始只是单纯怀疑，很快坐实。被捕那会儿，他们打算几天后干票大的，时间、地点、汽车炸弹，全都准备好了。何塞·马利敢拍胸脯保证：有人告密。最高法院审理过堂，每回跟帕乔在被告席上遇到，何塞·马利都不屑于跟他说话，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当他不存在。
过了很久，他才改变看法，不过时至今日，他依然坚信：他们被捕，全怪帕乔。我承认，跟狗腿子警察合作，意义不大：到头来，还是要蹲许多年的大牢，帕乔至今仍未出狱。所以，帕乔不是叛徒，他不是，但他太不谨慎。
一天晚上，他们见他郁郁寡欢，无精打采。
“你怎么了？”
“我爸病得很重，估计撑不了多久了。”
何塞·马利的脑子里亮了好几盏红灯。
“你怎么知道的？”
帕乔明白，说漏嘴了。迫于无奈，只好承认偷偷去看过家人。什么时候？其实有好几回了。严重违反纪律！同伴们请／逼他说详细些，他原原本本地全说了：爸爸只剩下一把老骨头，面色苍白，疼得厉害，已经谁都不认识，爸爸……
“行了行了，够了。”
安全起见，不到一个月前，他们刚搬过家，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何塞·马利当晚就没睡着，从床上爬起来好几次，在黑乎乎的房间里，巡视无人的街道、亮着的街灯、停着的轿车，盯五分钟、十分钟，再回去躺下。早上，他单独跟“黑杨”说：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你怎么看？”
“也许他没被人看见，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警方截获的名单上，肯定有我们的名字。要么谁被捕，挨打时招供的。在父母家附近安插一个狗腿子警察就好，穿便衣。逮着一个，就能全逮着。咱们要不要逃？”
“又逃？等几天吧！袭击完成后，再挪地方。”
何塞·马利同意了。他那么小心翼翼，疑神疑鬼，也许厌烦了。厌烦什么？厌烦跑来跑去，厌烦监视警戒，厌烦一辈子不安神、神经绷紧，厌烦他妈的地下工作，把好好的人一点点榨干耗尽。他原本可以自卫。从公寓大门被炸开，到第一个狗腿子警察高喊着冲进来，他是有时间持枪自卫的。可是，我操！我还年轻，总有一天，他们会放了我。凌晨一点二十五分。那一刻，我很轻松，也许是我异想天开，对接下来的遭遇毫无概念。
101．鸟就是鸟
一旦察觉、预感、嗅到地板上正在扬起悲伤的小灰尘，他就会吹口哨，吹那支最爱的旋律。用不着做决定，曲调便会脱口而出。他之所以深深地感激这首歌，当然是有原因的。有时前往餐厅，或在庭院，或在探视室里跟妈妈告别，他会模仿米盖尔·拉沃亚(1)，哼唱“如果剪掉它的翅膀”，让自己迅速平静下来。嗓音压得很低，似乎只在脑袋里回响。他答应自己：哪天被释放，一回到镇子，就要去爬山，去唱“鸟就是鸟”，除了树和草，不让人听见。
他被押出公寓时，偶然瞥见拉沃亚的CD。好久没听了，就在桌上，也就留在桌上了。对何塞·马利来说，那是世界留给他的最后一幅画面。那个世界，已经永远地被他抛在了身后。
搜查了好几个小时。三人手被铐在后面，分别关押在不同房间。有武器吗？有，有一些。其余的藏在地洞，狗腿子警察稍后再查。警察当着法院秘书的面，开始盘问。问什么？武器在哪儿？你把武器藏哪儿了？他们被押进不同的车子，何塞·马利最后一个下楼。
“咱们走，壮小伙儿。”
天开始亮了。清晨，蓝天，微凉，鸟儿啼啭，邻居们守在窗口。刚进警车，一名宪警觉得他在看自己，甩手就是一耳光，把他从瞌睡和茫然中打醒，冲他吼道：不许看！旁边一名宪警打趣地说：
“巴斯克战士，你闯大祸了！”
他们让他头低下，夹在两腿中间，就像去见帕基多。人这么窝着，第一次想起这首歌：“如果剪掉它的翅膀／它就会是我的鸟。”警车飞驰，他沉浸在歌曲里，感到片刻的解脱。这首歌是他的避风港，是他深深的洞穴。我藏在里头，让他们误以为抓住了我。
目的地是胡桃树区军营。先按指纹、照相，再把衣服脱光。有人对他说：在这儿，我们会好好待你。不过，你也要好好表现，谁都不是应该的。他们摘掉他的耳环——不欢迎同性恋——给他套上巴拉克拉法帽。可他两眼一抹黑，露眼睛的口子恐怕在后脑勺。他被关进牢房，不推、不打、不骂。过了好几个小时，他听见脚步声，变低了的说话声。突然，隔着薄墙，传来痛苦的叫声和抱怨声。是帕乔吗？何塞·马利戴着手铐，想起那首歌，试着御寒。
早上，他被带进审讯室。有人让他老实点，说同伴全招了，已经把他供了出来。他们叫他“胆小鬼”“叛徒”“废物”，叫什么的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