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些什么朋友啊！把罪过全都推到你身上了。”
逼供开始，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答案狗腿子警察心知肚明：叫什么名字？同伴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小分队的公寓在哪儿？问题连珠炮似的，一个接着一个，问得飞快，他根本来不及回答。有时，前面一个声音问，后面或旁边一个声音也在问，两边同时问，问题截然不同。虽说他看不见，但能听出不同的人声、杂沓的脚步声和其他动静，周围应该有好几名宪警。突然，头上如雨点般落下了六七八个拳头，有人在他耳边吼，他只听清个别单词：“耐心”“拒绝”“造成”“合作”，全都是吼出来的。威胁，再打，再骂。他从椅子上跌落，是被推倒的？他躺在地上挨打，“狗屎不如的杀人犯”，浑身上下被人踹了个遍，手被铐在后面，没法儿挡。
他们又让他坐下。有人小声嘀咕，说什么？听不见，窸窸窣窣的。现在问题变了。他发现，回答问题那会儿，不挨打。于是，他尽量延长回答问题的时间，细枝末节什么的，全往上堆。警察显然已经从“黑杨”和帕乔的口中撬出了一大堆信息，所以，现在问的都是三人的日常生活点滴、具体如何袭击、如何传递物资等。无疑，相关答案，狗腿子警察早已知悉。
他们要名字。有半点犹豫，就会挨一顿好打。站得稍远的一名宪警提议：往这个埃塔混蛋的后脑勺上开一枪，把他扔到海里去。何塞·马利套着头套，脸火烧火燎。歌呢？出不来，想不起来，想不了。打了两三个小时，还没问到地洞。也许，这是审讯时布下的陷阱。也许，告诉他们地洞在哪儿，就不挨打了。他说：武器藏在某某地方。哦？是吗？怎么不早说？他们怎么知道他没在撒谎？有人扯掉他头套，揪着他头发，逼他低头，不让他看见周围人的脸。递过来一幅全省地图，还给他水喝。温的，确实是水。他正想指出地洞的具体位置，发现那儿已经有个叉。这么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没带他去。一定是带了另外两人中的一个或两个去，挖出了大塑料桶。
晚上，他们把他推进一辆汽车，三个狗腿子警察押车，继续盘问，只是为了羞辱他：你觉得西班牙国旗怎么样？你有女朋友吗？干过她几次？问题全都按这个思路走。除了刚上路，扇了他几个耳光，在去马德里的路上，没打过他。从昨晚起，他就没吃过东西。不过，饿不是主要问题，更糟的是困。刚把眼睛合上，脑袋累得耷拉下来，警察就会使劲揪他头发：
“巴斯克战士，醒醒。”
之后，他们不管他，开始聊自己的事，尽管时时留意，不让他睡着。眼睛还是合上了，不可能不合上。他们使劲摇他、揪他的头发，最后让他睡了一小会儿。突然，我听到那首歌：“它就不会逃掉了。”也许只是做梦。没什么，只有几秒钟，几个单词，没有画面。即便如此，也让我感觉好了许多。
他被叫醒时，还在夜里，汽车飞速穿过马德里街头。目的地在哪儿？位于好人古斯曼街的国民警卫队总部。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我他妈的怎么可能知道？我还以为在胡桃树区军营，该挨的打已经挨完了。他们逼他在停车场面壁，站了很久，看来同伴们也刚刚到，免得他们互相看见。那栋楼是砖墙结构，除了办公室，还是办公室。他被带进位于地下室的牢房。他们提醒他：乖乖合作，遇到其他犯人，不看脸，不说话。
对何塞·马利来说，开启了地狱模式，从牢房到审讯室，从审讯室到医务室，回到牢房，再从牢房到审讯室，如此循环往复，整整四天与世隔绝，还没算上在胡桃树区军营那天。“乖乖合作”“别硬扛”“别耍小聪明”“乖乖合作”“乖乖合作”“混账事已经没得做了”。他们给他戴上面罩，套上巴拉克拉法帽，再套上一只巴拉克拉法帽，共三层。他出汗，发抖。这帮人也想知道名字，有没有跟张三在一起？认不认识李四？他们把好多恐怖袭击的账都算到他头上，他不承认，他们就拿着要么大棒，要么包着泡沫或绝缘胶带——谁知道是什么？——的棍子连续打他的脑袋。再问，再打。为了不让他心存幻想，他们逼他用铐在背后的双手去握手枪或装弹器，握紧，好留下清晰的指纹。祝贺你，埃塔分子，你刚刚成为谋杀某某人的凶手。
“这种证据，我们叫它铁证。”
突然有人下令：来，做十个屈伸。他们盘问他有关私生活、父母、小伙伴、镇上酒吧、学校、当地的巴斯克独立分子等问题。再做屈伸，起。听不懂，他们会教他。让他站在墙壁前，蹲下，起来，再蹲坐下，如此这般，折腾了很久，他被折腾出一身汗。
他们把他的脑袋塞进一只塑料袋，里面没有空气，让他发狂。他憋得难受，拼命挣扎。他那么壮，需要好几个警察才能制服。两三个坐在他身上，再来一个将塑料袋套在他脖子上，系紧。死神就在这只塑料袋里，有个临界点，过了那个点，你就被死神拉过去了，有氧气也救不回来，只能当尸体处理。他张大嘴，拼命地想多吸点空气，哪怕很少一点点。可是，吸进来的全是塑料袋。他们知道临界点在哪儿。何塞·马利觉得肺要炸了，人要晕了，他们就让他呼吸一点空气，然后再让他窒息。如此这般，折腾了八九回，最后，他总算晕了过去。
他告诉法医，遭受了酷刑。法医百无聊赖地回答，他只能在医疗报告上注明哪里有伤，不能带任何主观臆断或价值评判。骨折了？出血了？都没有？那你跟法官说去，尽管没什么用。何塞·马利脸肿，却没有明显伤痕。他没再坚持，后来去医务室，只是为了了解今天几号，现在几点，顺便喝水。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晚上？他们用了电击。衣服全扒光，戴上巴拉克拉法帽，躺在粗糙的地面上，将电极按在腿上、睾丸上、耳朵后面。他蜷缩、弹起、大叫。有时，他们在近处让电极擦出火花，吓唬他，他会猛地一激灵。再问，再打。用铲子敲他的前额、背和肩膀。他们想知道：他何时加入埃塔？谁接收的？如何培训？谁是教官？谁发号施令？暴打，电击。送到法医那儿，身上全是红点和小块烧伤，有几处伤口在流血，法医替他抹药膏，告诉他：现在是下午六点。
一天后，换了个花样。宪警们将他押出地下牢房，去办公室。一名宪警在路上提醒他：
“千万小心！要是供词跟交代给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会再把你请下去，那你就别指望再活着出来了。”
上面的人态度温和、有教养。官方律师在场，问题跟在地下审讯室里问的没什么不同，但是没冲他吼，而是好好说话。他也乖乖听话，能躲过审讯室里的酷刑就好。签字时，他都懒得去看内容。
不虐待他了。早上，他们让他洗了洗，穿衣服时，一个狗腿子警察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你这个年纪，加入埃塔，要坐好多年的牢，虚掷青春，让父母伤心，你觉得值吗？为什么不享受生活，成家立业呢？还递给他一根烟。
“我不抽烟。”
早上，他们带他去最高法院法官办公室。何塞·马利心里恨，堵得慌，仇恨郁结成一只硬邦邦、热乎乎的球，之前从来没这么恨过，发动袭击时也没有。他不要指定的官方律师，非要一个意识形态相同、埃塔囚犯的辩护专家。经过长时间的争执，他们叫来一位女律师，开始审问。刚听到第一个问题，何塞·马利就声称自己遭受了酷刑，气得法官直翻白眼：
“又来这一套。”
法官一边翻卷宗，一边无精打采地建议，可以向有关法庭提出指控。他又说：这会儿不是提出指控的时间，这儿也不是提出指控的地点。何塞·马利无能为力，郁结在心里的球越来越大。说到底，什么都无所谓了。他放弃指控，简短、生硬地表示愿意供认不讳，只想赶紧结束这场闹剧。他的西班牙语带明显的巴斯克语口音。
供认完，他被带回地下牢房，等了很久，等警车送他去监狱。牢房里湿乎乎的，常年不通风。他意外地发现，墙壁上有巴斯克语文字、埃塔标志，周围写着巴斯克国，中间写着“自由的巴斯克万岁”。真遗憾，手边没有笔。他突然愉快起来，也许因为孤单却不孤独，这种感觉我懂。他开始唱歌，先小声唱，再用正常声音唱：“如果剪掉它的翅膀……”
(1)米盖尔·拉沃亚（Mikel Laboa，1934—2008），史上最著名的用巴斯克语创作并演唱的歌手。
102．第一封信
“亲爱的何塞·马利。”亲爱的？太恐怖了。刚写下，赶紧划掉。毕妥利面前的墙上，挂着“老伙计”的照片。你放心，我只想试一试。因为一个不是发自内心的称呼，一张信纸被糟蹋了。桌边有一沓信纸，毕妥利又拿一张，上身前倾，继续写，姿势别扭。临近傍晚，她肚子疼，疼到现在，只有保持这种姿势，才会好受些。“煤球”睡在不远处的一只沙发靠垫上，睡得很浅，时不时地睁睁眼、舔舔爪。已经过了十二点半。
“你好，何塞·马利。”真肉麻。“你好，何塞·马利。”她撇撇嘴，这是没有信任，假装信任。最后，她只写下何塞·马利的名字，打上冒号。她想——因为自尊？——自称“疯女人”，听阿兰洽说，他们家就是这么称呼我的。她跟阿兰洽经常在街上遇到，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面孔的看护推她出来散步。“我爸妈叫你‘疯女人’，不过你别在意。”这么写，会出卖阿兰洽，离间姐弟感情，还是不提的好。于是她写：我是毕妥利，你应该记得。我不想给你添麻烦，相信我，我已经无仇无恨，等等等等。她不高兴地回头去读第一段，你这是想干什么？接着写，写完再改。
旁边一张纸上，列着她想在信中提到的事，没几件，她也不想长篇大论。他要是不回信，我干吗要费那么大的劲？就算没几件事，也让她紧张多虑了好几天，心里不踏实，晚上睡不着。她直入主题，写道：她不是记恨，那为什么写信？想尽可能弄清楚，丈夫是怎么死的？尤其是谁开的枪？还有，她打算原谅，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让他跟她道歉。她又写道：不是强求，而是恳求。是不是太低三下四了点？无所谓了。她接着写：她病了，活不了多久了。刚写下，赶紧划掉。恰恰这时，又疼得厉害。“煤球”惊醒，它应该有所察觉。
“到我这把年纪，已经没几年可活了。”她回头去读。嗯，这么写，更谨慎些。真相过于残忍，说出来，他会以为我在撒谎。更糟的是，他会以为我在装可怜。真相只有她知道，连儿女也不知情，尽管她估计，哈维不怀疑的可能性很小。否则，为什么非要让她去见肿瘤专家？拿年龄说事，就没那么可怕。他读到这段，或许会想起他妈妈。米伦跟毕妥利一样，年纪也大了，或许他会心软。当然，在她进坟墓前，如果他能告诉她，“老伙计”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害的，她会非常感激。她要知道实情，就这些。
写到敏感处，她坦言道：咱们没必要互相欺骗。“老伙计”被杀／被你们杀掉那天，回家吃午饭，说见到了何塞·马利，还停下来跟他说过话。尽管她没去最高法院看庭审——根本没人通知她——但从判决书上得知，法庭认定，何塞·马利跟这起暗杀有关。划掉。跟她丈夫的死有关。“我真心实意地请求你，告诉我实情。”如果他不喜欢写信，免得落下文字把柄，她可以去探监，跟他见面。她再次强调：她只希望在死之前，能够得知真相并宽恕凶手。划掉。是让他跟她道歉，她会马上原谅他，内心坦然地接受死亡。
当，当，挂钟在敲两点。毕妥利将划来划去的信又读了一遍，早上起来再誊。这时，她突然一阵恶心，哎呦，妈呀！紧接着，又来一阵。第三阵恶心袭来时，她没忍住，吐了一口在桌上，当然吐在信上了，也吐了一点在空白信纸上。她从桌边离开，被迫倒地还是顺势倒地，弄不清楚，只记得肚子疼得厉害，整个人只能蜷在地毯上，呈胎儿状。面对巨大的黑洞，她不想像别人那样，去信上帝。这时候去信干吗？死了就死了。她努力地爬向电话机，电话就在附近，三米外的五斗橱上，可它那么遥远。远吗？遥不可及。我是逃不过这一劫了，哎！就躺在这儿吧！我的孩子们。在失去知觉前，她最后看到的是“煤球”。它凑过来，蹭她的脸，用黑色的皮毛和软软的尾巴去蹭她的额头。静静的“煤球”，黑黑的“煤球”，美美的“煤球”，你是我此生看到的最后一幕。
醒来时，大约早上十点，客厅里光线充足。还疼吗？一点也不疼了。人体的奥秘，弄不清楚。她慢悠悠地打扫卫生，不使出全力，千万别再出状况。她打开门窗通风，打电话给哈维，母子俩聊了五分钟的琐事，紧接着又打电话给内蕾娅，母女俩聊了半个钟头的琐事。她中午没吃饭，不敢吃，后来吃了点甜菜尖，一小块煮土豆，全是昨晚剩的，只是不想把菜倒掉，浪费粮食。不过，这没用。为何如此？她还是不敢吃固态食物，怕引发肚子疼。最后，为了不觉得饿，她泡了杯母菊花茶。
五点前去镇上？意义不大。胡利安要睡午觉，一般说来，他下午晚些时候才会去菜园。第一回，她躲在河对面的小树林里等他，后来发现在桥上也能看见，不过有榛树挡着，得找个空当。站在桥上，靠近公交站台，可以少走好长一段路。她只想看见他去菜园，免得他想甩掉她，躲在小屋里不出来。不过，这个男人不会骗我，我也不想扯着嗓子去敲门，没必要。
她想过，胡利安有可能不接她这封信。他敢吗？他胆子那么小，年轻时就胆小。她从包里掏出信。他说：放那儿！放哪儿？兔笼上面，似乎碰到信，他会恶心。
“我会帮你把信交给米伦，好吧？后面的事不好说，是她去探监。”
“你不去看儿子？”
“我？去得少。”
毕妥利头几回去菜园，胡利安很不随和，态度生硬，不知是腼腆还是恼怒。他不记仇，不会记恨别人。他会什么？可怜的胡利安，尽管感觉很不舒服，听了毕妥利的好言好语，态度也在一点点缓和。
胡利安满脸通红（喝酒喝的？），扬起下巴，指着信：
“这会给我惹麻烦的。”
“嗯，我也可以自己把信交给你老婆。不过我觉得，她不会愿意见我，尽管我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
“她不一定会把信带给儿子。”
“为什么？我是好心好意写的。”
“我操，可你在瞎搅和。”
他把信交给米伦了吗？他连续两天没在菜园露面，至少没在老时间露面，怎么跟他证实？会不会因为下雨，不用浇菜？可是兔子呢？总要喂的。毕妥利猜测：胡利安想避开她，改在傍晚或晚上，甚至一大早去菜园。
第三天，毕妥利在镇上转悠，没抱太大希望能找到胡利安，转了几圈，去帕戈埃塔酒吧喝了一杯机打的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当时，她几乎天天在镇上转悠，已经没那么受人瞩目。酒吧里没人搭话，但也没人侧目。她付账、出门，几个正在进门的人向她点头致意。
不下雨了。她决定穿过广场，往家走，绕个小弯，从胡利安家附近经过。没走几步，看见轮椅和坐在桥边、印第安面孔的小个子女人。她毫不犹豫地沿着椴树树荫，向她们走去。阿兰洽每次见到她，都很开心。她突然举起那只健康的手，要iPad，看护递来。毕妥利俯身亲吻，阿兰洽跟平常一样，无声地突然喜悦。她很着急，匆匆地用一根手指打字，显然有急事要告诉她。毕妥利读道：“我妈撕了你的信。”
“撕了？”
阿兰洽点点头，又写道：“别再给她信了，她不会帮你带的，她是坏人。”
纤细苍白的手指在几行字母间上下翻飞。看护不说话，盯着屏幕。毕妥利读道：“你要是想给我家的恐怖分子写信，有办法。”
“什么办法？”
寄到监狱。寄到监狱？阿兰洽坚决地点了点头，点了两下，回答“是的”。她想说话，只能发出尖厉的声音，根本听不懂。她有时还能说一点，今天这是怎么了？费半天劲，就是说不出。她很郁闷，于是写道：“他在圣塔玛利亚港第一监狱三区。收信人写他的名字，他一定能收到。”
“你觉得他会看我的信吗？”
阿兰洽摆摆手，表示怀疑。另一只手呈痉挛状，紧紧地贴在肚子上。
103．第二封信
毕妥利脸上冷冷的，没有一丝喜悦，也看不出其他情感。阿兰洽目送着她往广场尽头走去，她是个好人。几只鸽子在地上啄食，夹杂着蹦来蹦去的麻雀。旁边街道的居民楼前，壮实的煤气工浑身脏兮兮的，将当天不知道第几罐煤气扛到肩上。
塞莱斯特等毕妥利走远，说：
“米伦要是知道我们停下来跟这位夫人说话，会生气的。”
阿兰洽的脖子扭不过来，去看站在轮椅后面的看护。她有力地／气愤地用手指去敲iPad键盘，写道：“你会告诉她吗？”
“当然不会，阿兰洽，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可是你看看周围，恐怕这些人都看见了。”
阿兰洽不想假惺惺地去问毕妥利信里写了什么。既然知道，何必再问？她看过那封信？那当然。沾了油渍的信就在她抽屉里。
三天前的晚上，他们正打算吃晚饭，估计全吉普斯夸都能闻到妈妈炸鱼炸蒜的味道。两个女人在厨房，阿兰洽在餐桌旁，坐着轮椅。窗户开着，将热气和味道散到街上。突然，大门传来熟悉的钥匙开锁声，胡利安挠着右腰进门，贝雷帽有点往后倒，耷拉在后脑勺上。他拎着一塑料袋莴笋、豆角和菜园里种的其他蔬菜，放在圣女玻璃匣旁。圣女挨家挨户走，那天正轮到他们家守护。他一只手还在不断地挠，像在腰上弹竖琴，另一只手空出来，从皮袄内口袋里掏出一只白信封。
“有人给我这个，让你带给何塞·马利。”
米伦双唇紧闭，双眼冒火，想证实一下：
“谁给你的？”
“还能是谁？‘疯女人’呗。”
“你跟她说话了？”
“她来菜园，我能怎么办？操棍子打她？”
“拿来。”
米伦一把夺过信，刺啦一声撕了，迅速将两半合在一起，高傲地又刺啦一声，再撕，将碎片扔进洗碗池下门内的垃圾筒。
“好了，吃饭。”
吵架了吗？没有。只是胡利安好几天没去菜园。兔子怎么办？只好让它们饿死。
“你早点去喂。”
“她也许会翻墙进去，把信从门缝底下塞进来。”
“别带回来了，最好直接烧掉。”
第二天，胡利安起得跟去铸造厂上班时一样早，赶着去照顾那些兔子，撞见阿兰洽在厨房。你在这儿干吗？阿兰洽对他视而不见，轮椅停在洗碗池前，垃圾筒抱在膝上。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让他别出声。那些天，患马蹄足的她拄着拐杖、扶着家具什么的，用钢铁般的意志，能自己站起来，犹犹豫豫、抖抖索索地往前走几步。步子很小，摔倒过好几次，幸好后果都不严重。终于，她用那只健全的手上沾了油的手指从难闻的垃圾筒里翻出了那封信的最后一块碎片。
胡利安小声说：
“妈妈知道，会闹翻天。”
阿兰洽耸耸肩，不屑地摇摇头，似乎在说：那又怎么样？我才不怕她呢！妈妈的围裙挂在门背后，她将撕碎的信在围裙上擦了擦，笨拙地摇着轮椅离开。爸爸想去帮她，她沉着脸，意思是不用。胡利安跟平常一样，同情心泛滥，怎么能让女儿单手摇轮椅呢？她来厨房时，已经摇过一遍。
“好了，好了。”
他尽量不发出声响，免得让睡着的米伦察觉，赶紧把女儿推回房间。
留下阿兰洽一个人。她在没有床栏杆的那一侧，尽量将床单抹平整，在上面把信拼好。“何塞·马利：我是毕妥利。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因此，上午过半，当她遇到毕妥利时，已经知道了那封信的内容。她犹豫过，将碎片扔回到垃圾筒还是留着？留着有什么用？嗯，等等再说，先收进五斗橱抽屉。
一点钟，塞莱斯特推她回家。父母跟女儿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看“幸运轮盘赌”节目。胡利安没看，闷头想事，有点犯困。他对节目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年轻观众们那么推崇。
“声音能不能小点？”
吃完午饭，阿兰洽一边等救护车来接她去做理疗，一边在iPad上给弟弟写信。她告诉弟弟，跟他解释，通知他，“老伙计”家的毕妥利会把信直接寄到监狱，“希望你能给她回信，姐姐始终挂念着你，姐姐恳求你，别让妈妈知道。”语气亲切／决然，严厉／温柔，结尾写道：“她是个好人。亲吻你。”阿兰洽是左撇子，偏偏运气太糟，左手不能用。她右手很不灵巧，明知会失败，就是不认输，气呼呼地将信抄在信纸上。她失败了吗？失败得很彻底。
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六才能见到儿女。怎么办？谁能帮她抄信，抄完立马扔进邮筒呢？有点难办：请谁做，谁都会看信。先排除爸爸。塞莱斯特呢？明天才能见到她，况且我不放心。不是怕她去跟米伦说，这倒不会。但她肯定回家会说每天陪行动失能的（或瘫痪的，不知道他们会用哪个词）阿兰洽如何如何，谁能保证她家人不到处乱说？
要做一小时理疗。到了先打招呼，在场的人都能听懂：
“你好。”
之后，她被白大褂包围着，听表扬和祝贺。医院的规矩是：要鼓舞病人的士气，尽管阿兰洽特别反感他们把她当孩子或老人看待。我又不是低能儿。
复健计划为：先做旨在降低左手和左臂肌张力亢进的运动，再活动下肢。理疗师问：又有蚁走感吗？她回答：没有。好现象，进步会很慢很慢，但总是在进步。一小时快结束前，他们会扶她站起来，站好，走几步，当然是在医护人员的协助下。
大厅里忙忙碌碌，理疗师、病人、陪护来来往往，好多人在说话。阿兰洽的iPad不在手边，没法儿找人帮忙。后来单独跟言语治疗师在一起，跟她解释。治疗师问：
“信很长吗？”
哪儿的话，也就十四行。最好的办法是：在那儿发email给她，让她晚上回家抄到信纸上，投在离家最近的邮筒里。治疗师答应了。她说话算话吗？阿兰洽怀疑过。一个月后，她收到了何塞·马利寄来的明信片，特地加了信封。不想让妈妈看见，是吗？明信片上，他开开玩笑，说些关怀的话，最后的附言是“她给我写信了”，没说是谁，也不需要。“我给她回信了。”
104．第三封信和第四封信
他意外地接到了姐姐的来信。已经拆了，那当然。何塞·马利是需要特别“照顾”的人：去庭院放风受到限制，差不多每两周换一次牢房，检查来往信件，复印存档。
十五年多了，姐姐第一次给他写信。圣诞贺卡除外，结尾总是几百年不变的句子：“新年快乐！”还快乐？这不成心气他吗？“家人贺。我们不会忘记你。”
一次，她在父母来信的开头加了几行鼓励的话，没别的。阿兰洽是家里的亲西班牙派，浑身上下就像裹着一面西班牙国旗，可他一样爱她。哪个亲戚这样，他都受不了；弟弟这样也不行。弟弟这样，更不行。可阿兰洽不一样。我操，她是我姐。她嫁给了那个白痴，又被人甩了。谁让她亲西班牙的，自讨苦吃。
何塞·马利突然想起，妈妈有一次在电话里——他有权打电话——很严肃很严肃地告诉她：姐姐在马略卡岛上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她去马略卡岛干什么？带艾尼奥娅度假。米伦说话一点也不小心：
“我跟那边医生聊过。照我看，她这辈子都傻了。”
不是阿兰洽的笔迹。当然不是，她写不了，有人代笔。她告诉弟弟：不久，他会收到一封信。谁的？“老伙计”家毕妥利的，不会吧！阿兰洽让他别告诉妈妈。何塞·马利一开始的高兴劲儿全没了，居然是这么回事！妈妈前不久刚在探视室里对他说，那个女人快把她逼进蒙德拉贡精神病院了。妈妈还说：
“她跟咱们耗上了，一个劲儿地骚扰你爸。武装斗争结束后，巴斯克国的敌人胆子肥了，认为受苦的只有他们，明摆着要寻仇。他们想打垮我们，让我们低头，向他们道歉。让我道歉？那我先投河自尽。”
两天后，姐姐提前告知的那封信如期而至。他的第一反应是？就在那儿，当着狱警的面，撕掉拉倒。现在他明白，为什么阿兰洽要给他写信——肯定是匆匆忙忙写的——为了拦住他，拦住他的第一反应。否则，“疯女人”的信早就直接进抽水马桶了。可是现在，他刚一个人，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是陷阱，想打消我的士气，似乎我被关进西班牙死牢，士气全然没有低落似的。语气谦卑，怕给他添麻烦，提出的请求真滑稽。老太太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要把袭击的资料提供给她？让狱警知晓？让她拿给极端法西斯记者去看？
刺啦一声，他把信撕了。“她是个好人。”鬼呢！他赶紧把撕碎的信扔了，可是内容已经读过，扔了也不管用。“我是毕妥利，你应该记得……”一周后，仔细推敲过的一行行文字依然出现在他脑海中，甚至能配上音，“老伙计”老婆的声音，他记忆中的声音。那声音，他在餐厅里、庭院中，晚上躺在床上、等待睡意来临时，总之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那是一种执念，一个穷追不舍的鬼魂。他时常会梦见过去的日子，如今更加频繁。他见自己站在帕戈埃塔酒吧门口，舔“老伙计”买给自家孩子和他们家孩子的橙子冰棍或柠檬冰棍，小孩子人人有份。星期天，街上洒满阳光，人们穿着漂亮的衣裳，教堂里响起钟声，酒吧里飘出铁板虾的香味，还有雪茄和香烟味。
他等了一阵子，最后厌烦了想象中那么多冰棍和藏在脑海深处、无法抑制的铁板虾的香味，对自己说：随便回点什么，让她别烦我就行。让她明白，我才不陪她玩呢！说写就写，一会儿工夫就写完了。充满敌意，斗志昂扬，一口回绝。没多少，就四行：他不后悔；他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说巴斯克语的巴斯克国；他依然是埃塔成员，这是最后一次回复。接下来，他给姐姐写了一张明信片，将两个信封交出去，由他们检查，任他们处置，要么勉强放行，要么强行压下。
他仍在负隅抵抗，而埃塔组织的其他囚犯则越来越多地选择弃船，让他痛心疾首。那个帕基多，是个什么东西！给他第一支手枪，对他说：能杀多少杀多少。结果当别的囚犯第N次绝食时，他却躲在牢房里，偷偷吃东西。还有波特罗斯、阿罗斯皮德、何塞·德蒙德拉贡、伊多亚·洛佩斯，这些人有没有被逐出埃塔组织？船都搁浅了，赶不赶你下船，有什么分别？差不多一年前，他们也问过何塞·马利，不是第一回，问他有没有在那封四十五人签名、反对暴力、向受害者道歉的信上签字？就像一群小孩子，淘气完，后悔了。后悔？事到如今才后悔，有什么用？是真的后悔吗？那帮家伙，无非是想回家。叛徒，软蛋，自私鬼。牺牲自己，居然落了个这样的下场，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无所得，一无所有。这些事，他想了很久，其实想了很多年。每次在探视室里看到日渐衰老、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弱的妈妈，得知姐姐的遭遇，想到外甥们，发现自己都不认识他们，不能陪他们玩，得知爸爸已经变成愁容满面的糟老头子时，他都会想。是他害的吗？也许。西班牙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胆子肥了，要跟我们讨债；埃塔组织放弃了武装斗争，囚犯尽是些没用的废物，弃若敝屣。他突然气愤／绝望，恶心／憋屈，一拳砸到墙上，劲道太大，指关节皮都破了。他独自在牢房里哭了很久，开始悄悄哭，双手扶墙，像在被搜身，后来姿势不变，又想起儿时的橙子冰棍和柠檬冰棍，放声大哭。外头肯定能听见，他无所谓。他什么都无所谓了。
第二天早上，他坐下来写信，用的是作业本那种方格纸。
毕妥利：
忘了几天前那封信吧！写的时候，我正在气头上。有时候我会生气，现在情绪平复下来，再给你简单写两句。对你丈夫开枪的不是我。是谁并不重要，因为你丈夫是埃塔的目标人物。时光不能倒流，我也希望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道歉很难，我还没成熟到愿意迈出这一步。事实上，我加入埃塔，不是想做个坏人，只是想捍卫一些思想。我的问题是：太爱我的人民。难道我要为此感到后悔？我想说的就这些。请你别再给我写信了，也别再接近我的家人。祝你一切都好。
结尾很简单，只有“再见”两个字。现在怎么办？他不想让狱警看到这封信，不是因为包含了敏感信息或重要信息，两种信息都没有，而是因为别的。这封信过于私人，尽管没有提到太多细节，我却对她坦诚相见。
听说“雀斑”会替人办事。他是普通犯人，二级，吸毒，鼻子被人揍扁了。说话时一口浓重的安达卢西亚口音，上下排牙齿都不全，所以能看见舌头。他替人办事，赚点小钱。何塞·马利在庭院里，走到他身边。
“‘雀斑’，下次什么时候回家？”
“星期六。”
“想赚五个欧吗？”
“得看什么事。要做什么？”
“投封信进邮筒。”
“那要十个欧。”
“成交。”
105．和好
总而言之，米伦和阿兰洽五年没说话。不打电话，不寄圣诞卡，不祝生日快乐，什么都没有。在这段时间里，米伦没见过外孙和外孙女，也没参加过他们第一次领圣餐。邀请过她吗？连传统的邀请函都没收到过。这些年里，她也没见过女婿。这倒无所谓，反正她对他一点也不待见。
胡利安老说：母女俩犟得跟灯柱似的。像灯柱？这是他特有的表达方式。他倒是见过女儿一家，隔三差五地会从圣塞巴斯蒂安乘公交车，去埃伦特里亚看望阿兰洽和吉列尔莫，带些菜园里种的蔬菜水果，甚至会带只兔子（开始带活的，后来带剥完皮、直接可以下锅的。孩子们要是先跟兔子玩过，再去杀兔子，会被吓着），陪外孙和外孙女一下午，给他们买糖吃，走的时候再给点零花钱。总之，胡利安尽管无趣，不爱说话，没什么新鲜主意，好歹在尽心尽力地当外公。
为了让家里太平，他总是背着米伦去看女儿，只说去菜园，晚上吃饭再回来。第三回还是第四回，米伦揭穿了他的小孩子把戏。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她是怎么发现的？不清楚。此后，胡利安再也没必要撒谎，去菜园，就老老实实地说去菜园；去埃伦特里亚女儿家，就老老实实地说去埃伦特里亚。
他回到家，米伦只会问：
“怎么样？”
“挺好的。”
就这些，除非胡利安愁眉苦脸地多问一句：想不想哪天去看孩子？
“我去看孩子？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住哪儿。”
胡利安没告诉米伦：原本相爱的阿兰洽和吉列尔莫已经到了要相杀的地步。有时候他到了，站在楼梯间，女儿家门口，听见两人在互相吼，孩子们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吵个不休。胡利安拿着一把韭葱或一袋苹果进门，见女儿刚哭过，孩子们吓坏了，吉列尔莫那张脸像疯子，一句“下午好”都不说，摔门就走。
阿兰洽小声告诉爸爸：
“为了孩子，我忍。”
她已经拒绝吉列尔莫的身体很久了，连经过时都不许他碰。房子太小，自从那晚她决定不再跟丈夫发生性关系起，他俩又同床过十天、十二天的样子，时间不长，背对背睡。后来，她买了一张窄窄的床垫，在女儿房间打地铺，白天不用，可以折成三折。
记忆中最后一次做爱，简直恶心透顶！他们像两只虫子，完事儿后，连一句亲热的话都没有，连一个该死的吻都没有。晚饭时，为什么事吵了一架。如今吵架，不是为这件事或那件事，而是为任何事或不为任何事，尤其是不为任何事。他躺在床上，突然想做。好吧，那你上来。他很快完事儿，她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又不是这家伙的私人财产。他身上的味道，曾经那么喜欢，现在她恨。他带鼻音的腔调，动辄解释，似乎什么都懂的样子，她感觉忍无可忍。
吉列尔莫自尊心受伤，傲慢地扬言道：
“那我去招妓。”
“啊！这么说，我一直是你招的妓，还不收钱。”
阿兰洽有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为什么？因为她在鞋店赚得不够多。妈妈那儿不说话，指望不上。爸爸能帮点忙：莴笋啦，榛子啦，有时还会笨嘴拙舌地安慰她两句。公公婆婆都是好人，和颜悦色的，这儿帮衬点，那儿帮衬点。她很感激，能让家里日子好过些，可期待已久的经济宽裕，没法儿实现。
她被困住了。不是说，吉利尔莫挣得很多，而是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家用至少不愁。上班路上，下班路上，在家里，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在算账，想离了婚会怎样。房贷、吃的、穿的、孩子念书。除了这些，还有别的费用。带孩子出门，总会想买这买那。店员的工资太低，根本买不起。后来，她不算账了，对自己说：索性走了拉倒，车到山前必有路，总能从头再来。这时，恩迪卡进厨房说要买这个，过一会儿，艾尼奥娅进厨房说需要那个，又将她打回原形。阿兰洽明白：她被困在井底，仅靠有限的个人力量，永无出头之日。
她最不在乎的是吉列尔莫（她已经不叫他吉列，他不配）去找别的女人。有时，他夜不归宿，她也不需要他交代。她吃醋？才怪！她巴不得吉列尔莫跟别的女人好，提出离婚，从她的生活中消失。
有个周末，他带女朋友去哈卡。阿兰洽是听恩迪卡说的。
“爸爸跟一个女孩子去哈卡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问他，能不能带我去。他说不能，他要跟一个女孩子去。”
“恐怕是他女朋友。”
“那当然。”
至少，养家的钱，他从不克扣。家务事碰都不碰，既不打扫卫生，又不做饭，他就从来没做过。他妈妈安赫丽塔倒是会帮着做。她有风湿，胯不好，动作越来越不灵巧。她经常来家里，帮他们熨衣服、擦窗户、给孩子们做好吃的。拉斐尔也会带孩子们去这儿、去那儿，管接管送。这方面，阿兰洽没什么好抱怨的。她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无法独立。我要是薪水高一点，早就离婚了。可是房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各种束缚，各种枷锁，各种不确定。她害怕吗？也许。一个人的时候，她会安慰自己：先计划着，等孩子们长大成人、可以独立生活了，我就能怎样怎样。
五月的一个星期五，吉列尔莫和阿兰洽又大吵一场，记忆中吵得最凶的几次之一。之所以没有越吵越凶，是因为阿兰洽一气／惧之下，拎着包，穿着拖鞋，夺门而出。那天，埃塔在桑古艾萨的警车底盘上放置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两名国家警察。
几天前，玛诺罗·萨玛雷尼奥遇袭身亡五周年，吉列尔莫内心的创伤始终都在。实际上，他再也没去街区面包房买过东西。一天晚上，他带着一瓶涂料，刷掉了下午在门廊边出现的标语：“埃塔，人民支持你！”阿兰洽劝他别去，你这样会闯祸的，可他还是斗胆去了。第二天早上，墙上出现了一大块白色的“补丁”。
我觉得是因为吉列尔莫心里苦，思念好友，又气又恨，所以才会方寸大乱，方寸大乱到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步。这么久了，夫妻俩第一回离家做同一件事。他们带着孩子，去听弥撒，悼念遇难好友。几天后，砰的一声，炸弹爆炸，两个人跟玛诺罗一样，在类似的时间、以类似的方式丧命。遇难者是谁？两名前往桑古艾萨现场办公，办理身份证的警察。吉列尔莫顿觉五雷轰顶，一定是这个原因，阿兰洽想不出别的解释。两人一整天没见面。傍晚，她下班回家，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吉列尔莫大发雷霆。那眼神！那粗暴！那狂叫！他说：两个为人父的男人，两个可怜的男人，他们被杀，只是因为穿了警察制服。
“就是被你弟弟那种人害死的。”
我弟弟？他们从来不聊她弟弟。明知这个话题会伤害我，为什么要提？不但提，还说：但愿他坐一辈子牢，死在里头才好。谁啊？何塞·马利？阿兰洽请求／命令他，别找她弟弟的茬。吉列尔莫认为她在维护弟弟，在维护狗屎不如的杀人犯。恩迪卡就在那儿写作业，艾尼奥娅在自己房间，肯定全听见了。她爸爸吼得特别大声，自说自话，冷嘲热讽，出言不逊，诅咒自己居然同意给孩子们取巴斯克语名。图什么？就为了让那个支持巴斯克独立的外婆高兴。到头来，外婆都不跟他们说话。
“我的孩子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
“会让人听见的。”
“听见就听见。在西班牙，还不能说自己是西班牙人？”
阿兰洽一把扯掉围裙，扔在地上。她承认，爆了句粗口。她感觉受了侮辱，因为巴斯克人归属感？不是。巴斯克人归属感、西班牙人归属感这些狗屁，我一点儿也不在意。但我不能容忍他骂我弟弟，所以才爆了粗口。吉列尔莫脑子笨，满瓶不动半瓶摇，是个可怜虫。但他并不暴力，至少之前没有。可是那天，他冲她抬起了手。是要打她吗？不打她，手抬起来干吗？被阿兰洽嫌弃的面孔如魔鬼般狰狞，她吓得后退，看看周围。要是能看见一把餐刀，一把大刀，一把剪刀，总之可以防身的物品，她一定会抄手去拿。结果，她拿的是挂在玄关衣架上的包，心怦怦乱跳，连拖鞋都没换，直冲到街上。嗯，之所以拿包，是因为她想起来，钱包在里头。关门那一刹那，她听见背后的吉列尔莫叫她民族主义者。这话从他口里说出来，就是骂人。
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去公公婆婆家过夜。他们就住在附近，走走就到。可是走在路上，她犯了疑。太恐怖了！那要跟他们解释，坦白婚姻破裂、大吵大闹的真相。小心！不能排除他们会站在儿子（独生子，家里的小皇帝）那边，特别是安赫丽塔，会劝她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媳，忍为上。橱窗亮着，她凑过去，数了数钱。还好，乘公交，足够。
一小时后，米伦给她开门。她并不惊讶，似乎一直在等这一刻。她低头看了看阿兰洽脚上的拖鞋，什么也没说。五年后，母女俩在门口亲了亲，不冷淡，也不热情。
“晚饭吃了吗？”
“有什么吃的？”
“炒三丁，鳕鱼。”
“嗯，如果可以……”
“孩子，说什么傻话？怎么会不可以？”
三人在厨房吃饭。阿兰洽没说跟吉列尔莫吵架，他们也没问她为什么突然回家，各人静静地去叉大碗里的蒜泥淋油西红柿，胡利安低着头笑。
米伦问：
“你笑什么？”
阿兰洽抢在爸爸前头回答：
“随他吧！至少，家里还有人会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