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蛋火腿。我了解你，就像你还活着。”
她打开卫生间的水龙头。还好，有水，不像想象中那么浑浊。她拉开抽屉，扬起粘在家具和物品上的灰尘。她做做这个，干干那个，走到这儿，走到那儿，晚上十点半左右，拉上主卧的百叶窗，刚好让灯光洒到街上。隔壁房间的百叶窗也拉上了，不过没开灯。接着，她从厨房搬了张椅子，坐在黑乎乎的房间里，免得身形暴露，透过缝隙往外看。
几个年轻人过去了，零零散散的人过去了。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边走边吵，他想吻她，她不让。一个老人带一条狗。她敢肯定，早晚会在门前看见他们家的人。你怎么知道？“老伙计”，没法儿跟你解释，女人的直觉。
预言有没有成真？当然成真了，尽管让毕妥利等了好一会儿。教堂钟楼里的钟在敲十一点，她一眼就认出了他：歪戴着贝雷帽，毛衣搭在肩上，袖子在胸前打了个结，胳膊底下夹着几根韭葱。这么说，他还在打理菜园？他在路灯亮光里停下，她见他难以置信、惊诧莫名，就一秒，没了。他像被蜂蜇了，拔腿就走。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现在，他会回家告诉老婆，这里亮着灯。他老婆会说：你喝多了。但她会好奇心作祟，过来瞅一眼，打消疑虑。你赌什么，‘老伙计’？”
十二点的钟声响了。你别不耐烦，等着瞧，她会来的。她来了，当然来了，快十二点半来的，就在路灯下站了一会儿，瞅了瞅窗户，没有难以置信，没有惊诧莫名，只是气愤地挑了挑眉毛，转过身，咚咚咚地使劲踩着地面，往回走，消失在黑暗中。
“得承认，她保养得挺好。”
7．背包里的石头
他把自行车背进厨房，是辆赛车，很轻。这天，米伦又对着一大堆要洗的盘子。
“这么贵的劳什子，你倒有钱买，是不是？”
胡利安反驳道：
“没错，我就是有钱买，怎么了？我也累死累活工作了一辈子，谁叫咱们运气不好！”
他从地下室背车上来，不费劲，也没蹭着墙，幸好咱们住一楼，他像年轻时参加自行车越野赛那样把车背在肩上。星期天早上七点。他发誓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然而，米伦却穿着睡衣，坐在桌边，满脸责怪地等着他。
“你把自行车背到家里来干吗？你想干吗？把家里的地弄脏？”
“我想出门前擦个车，整整刹车。”
“怎么不拿到街上擦？”
“妈的，因为光线不好，冻得要死。你这个点儿起来干吗？”
她连续两个晚上没睡着，不用说，黑眼圈摆在那儿。什么原因？那些人的家里，百叶窗缝里漏出灯光。不只星期五，昨儿也是。你要是想逼我，那就从今往后天天晚上亮灯，好让别人说：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回来了，咱们要面带笑容地跟他们一起散步。灯光，百叶窗，在街上看见毕妥利的人会不知好歹地跑来告诉她，勾起她久远的回忆，糟糕的回忆，很糟很糟的回忆。
“日子让咱家儿子弄得不太好过。”
“好吧，这话要是让镇上的人听见，有咱们好看。”
“我是跟你说，不然，我跟谁说去？”
“你都那么支持巴斯克独立了，什么都冲锋在前，扯着嗓门喊，掏心掏肺地支持革命。我在监狱探视室里掉眼泪，你还骂我。别那么软弱，”他模仿道，“别当着儿子的面哭，你会让他士气低落。”
许多年前——有多少年？二十多年——他们开始怀疑，开始发现，开始明白。一天，阿兰洽在厨房问：
“喂，我说，他房间墙上贴的那些海报，床头柜上那根木头，一条蛇缠在一柄斧头上，都是些什么呀？”
一天下午，米伦心神不宁／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她们在圣塞巴斯蒂安看见何塞·马利参与了一场街头暴乱。都有谁看见了？
“还能有谁？我和毕妥利。你以为我会跟一个男人出去？”
“好了好了，别担心。他年轻，容易冲动，会过去的。”
米伦回到家，赶紧泡了一杯安神定心的椴树花茶，一边小口小口喝，一边祈求圣伊格纳西奥(1)保佑，帮她想想办法。她去剥蒜，塞到鲷鱼肉里，手上拿着刀画十字。晚饭时，全家人不说话，就她一个劲地唠叨，说事态很严重，何塞·马利被那帮狐朋狗友带坏了。她把罪过全都推到玛诺丽的儿子、肉店老板的儿子，总之儿子那帮朋友身上。
“他那个邋里邋遢样，什么打扮呀？还戴耳环！看了我就上火。刚才还用手帕蒙着脸。”
那时候，她和毕妥利还是好朋友？岂止，她们是好姐妹，关系好到无法形容，差点结伴去做修女。可是后来，胡利安出现了，“老伙计”出现了，两人在酒吧一起打牌，通常星期六晚上在集体食堂吃饭，星期天出门骑车。她俩穿着洁白的婚纱，同一年在镇上教堂结的婚，门口有人跳巴斯克民族舞庆祝。都是六三年，一个六月，一个七月，天公作美，在两个湛蓝湛蓝的星期天。结婚时，她们互相邀请了对方。米伦和胡利安的婚宴设在镇郊的苹果酒庄，说实话，挺不错的，不过终究考虑到少花钱，带着乡土气息，能闻到刚刚割下的青草味和马粪牛粪味。毕妥利和“老伙计”的婚宴订在一家豪华餐厅，侍应生们西装革履。“老伙计”自小没穿过脱线的鞋，开了家运输公司，生意挺好。
米伦和胡利安去马德里度蜜月（四天，住在离马约尔广场不远的廉价客栈）；毕妥利和“老伙计”的蜜月首站罗马，站在人群中觐见新教皇，随后又去参观了意大利的好几座城市。米伦听毕妥利说旅行见闻，感慨道：
“看来你嫁了个有钱人。”
“哎呦，我都没发现，只觉得他耳朵大，福气好……”
暴乱那天下午，她俩从圣塞巴斯蒂安老城区的油条店出来，站在正对着林荫大道的街口。一辆着火的公交车横在路上，黑烟蹭着一栋楼的正墙，遮住了窗户。听说司机挨了打，就在那儿，五十到五十五岁的样子，满脸是血，坐在地上，张着嘴，似乎无法呼吸。身边有两个行人在照顾他，安慰他。一名巴斯克自治区警察冲她们挥手，让她们离开，不要滞留。
毕妥利说：
“出乱子了。”
她说：
“最好从奥肯多街走，绕一圈，去公交站。”
转过街角前，她们回头看。远处有一排巴斯克自治区警车，停在市政府一侧。警察们戴着红色的头盔和巴拉克拉法帽，已经各就各位，冲着对峙的一大群小伙子们射橡胶弹。小伙子们齐声高呼，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臭打手！”“杀人犯！”“婊子养的！”有时用巴斯克语，有时用卡斯蒂利亚语(2)。
巷战中，公交车兀自坚忍地熊熊燃烧。黑烟滚滚，轮胎烧焦的味道蔓延至附近街巷，辣眼睛，损伤脑垂体。米伦和毕妥利听见几个行人在低声抱怨：公交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这哪儿是在捍卫人民权利？省省吧，别再闹了！妻子悄悄对丈夫说：
“嘘！别让人听见。”
突然，她们认出了他，在那些戴风帽的人里头，用手帕蒙着脸。哎呦，是何塞·马利，他在那儿干吗？米伦差点想叫他。小伙子从巷口走出老城区，就是她俩几分钟前刚刚走出的巷口。六七个人停在海鲜店拐角，有肉店老板的儿子和玛诺丽的儿子。何塞·马利和几个人抱着背包，跑到人行道上放下，好些人聚拢过去，伸手去掏什么。米伦看不见，毕妥利眼睛好，告诉她：是石头。没错，是石头。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用石头去砸巴斯克自治区警察。
(1)全名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西班牙军人，反宗教改革时期的西班牙宗教领袖，对教皇绝对服从。
(2)西班牙共有四种官方语言。其中，卡斯蒂利亚语就是平常所说的西班牙语，使用范围最广；巴斯克自治区全境和纳瓦拉自治区部分地区使用巴斯克语。
8．遥远的那一幕
轮毂的亮光让米伦陷入沉思。只要有一点晨光照在胡利安的自行车上，就足以让她想起遥远的那一幕。场景在哪儿？就在厨房。回忆涌上心头，首先是做饭的手忍不住地颤抖。一想起这事儿，她就喘不过气来。当时她怪煎锅太热，油烟太浓，就算开着窗，空气流通也不尽如人意。
九点半、十点的样子，他终于回家。楼梯上响起熟悉的脚步声，没错，就是他。他总喜欢跑上台阶，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十九岁的大块头走进家门，披肩发，戴着一只该死的耳环。何塞·马利是个健康结实的孩子，特别能吃，长得又高又壮，比家里人高了两拃，除了最小的那个。小儿子格尔卡个头也高，不过完全是另一种类型，身子骨弱得很，胡利安说他更长脑子。
米伦气得竖起两道眉，不让儿子靠过来亲她。
“你去哪儿了？”
她装作不知道，似乎下午没在圣塞巴斯蒂安的林荫大道上见到他。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想象着儿子衣服烧了、额头破了，住进了医院。
一开始，他闪烁其词。孩子大了，有主意了。嗯，得从他嘴里撬出话来。既然他不说，那就她来说：时间，地点，装满石头的背包。
“你不会是偶然跟别人一起去放火烧公交车的吧？你可别给我们找不痛快。”
不痛快个屁！他开始吼。米伦怎么办？赶紧去关窗，不然，镇里人都听见了。反对武装占领，解放巴斯克国！米伦抓着煎锅柄，打算自卫，该打还得打。可她看见烧沸的油，那当然不能泼。胡利安还在帕戈埃塔酒吧，没回来；而她必须独自面对发疯的儿子；他在声嘶力竭地吼什么解放、独立、斗争，气势汹汹，米伦不由得担心他会扑上来打她。这是她儿子，她的何塞·马利，她生的，她奶的，如今却对她这个当妈的吼。
米伦解下围裙，捏成一团——愤怒地还是惊恐地？——扔在地上，差不多就是现在胡利安放自行车的地方。把这个劳什子往家里搬，亏他想得出来！她不想让儿子看见自己哭，火速冲出厨房，眯着眼，噘着嘴，憋着不哭，憋得整张脸都变了形，撑着走进／闯进格尔卡的房间，说：赶紧去找你爸。格尔卡正在埋头看书做作业，问她怎么了。她让他快去，十六岁的儿子箭一般地冲向帕戈埃塔酒吧。
不一会儿，胡利安牌没打完，气呼呼地回到家：
“你对你妈怎么了？”
父子俩有身高差，他想问话，得先抬头。在轮毂的亮光中，米伦用不着使劲想，就能看见微缩版全景：瓷砖贴到半墙高，荧光灯管，灯不太亮，符合工人阶级家庭的朴素氛围，照在柜子的福米加塑料贴面上。厨房里一股油炸食品的味道，通风不畅。
他差一点要动手打人。谁啊？又高又壮的儿子差一点要动手去打又矮又胖的父亲，儿子狠狠地推了父亲一下。父子俩从来没有针锋相对过，他俩没有积怨。胡利安没打过孩子。他怎么会打孩子？一嗅到紧张的空气，他只会嘀咕两句，遁去酒吧。家里什么事都扔给我：孩子教育归我管，病了归我管，家里太平也归我管。
儿子刚推一下，父亲的贝雷帽就飞了出去，没掉在地上，掉在了椅子上，就像命令他坐下。胡利安伤心欲绝／目瞪口呆，惊恐／怯懦地后退，所剩无几的白发乱成一团，败相毕露，彻底丧失了一家之主的地位。至少在当时，那个家还没垮。
一次，阿兰洽回娘家，对妈妈说：
“妈，你知道这个家的问题在哪儿吗？咱们交流太少。”
“哦。”
“我觉得咱们了解不够。”
“可我了解你们，简直太了解了。”
那次谈话也跟过去那个场景一样，永远留在了轮毂上，定格在两个轮辐间的亮光中，让我永生难忘。只见可怜的胡利安低着头，走出厨房，早早地上床，没有道晚安，也没有听见他打呼噜。他整晚没睡。
胡利安几天没开口，平时话就少，现在更少。何塞·马利也不开口，他在家又住了四五天，一直不开口，开口只为吃饭。后来，星期六收拾东西，走了。当时，我们没想到他会一去不回，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在厨房桌上给我们留了一张字条，写着“对不起”，没有署名。在弟弟作业本上扯下一张纸，写上“对不起”三个字，完了。没写“亲吻你们”，没写去哪儿了，没写再见。
十天后，他装了满满一包衣服回家洗，装了一口袋留在房间的东西带走，送给妈妈一束马蹄莲。
“给我的？”
“不给你，给谁？”
“从哪儿弄来这么多花？”
“店里买的，还能从哪儿弄？能凭空变出来还是怎么着？”
米伦盯着他。这是她儿子，自小给他洗澡，给他穿衣服，给他一勺勺喂土豆泥。我对自己说：不管他做了什么，他是我的何塞·马利，我必须爱他。
洗衣机在转，他坐下来吃饭，几乎一个人吃了一根长棍面包。真能吃！这时，爸爸从菜园回来。
“你好！”
“你好！”
父子俩就说了这些。洗完衣服，何塞·马利就这么湿嗒嗒地装进包里，带回公寓去晒。公寓？
“我跟几个朋友租了套公寓，在往戈伊苏埃塔的公路入口边上。”
何塞·马利告辞，先亲了亲妈妈，又亲热地拍了拍爸爸的背，拿起包和口袋，前往他和朋友们——天知道是哪些朋友——的小天地。尽管就在附近，就在镇上，父母并不了解。米伦记得从窗口探出头去，目送他走远。这次没回忆完，胡利安突然动了一下自行车，轮毂上的亮光没了。
9．红色
“煤球”又给她抓来一只死鸟，是只麻雀，三天里的第二只。有时，它还会给她抓来老鼠。主人照顾猫咪，猫咪会以此为报，希望能贴补家用。“煤球”不费吹灰之力，爬上欧洲七叶树的树干，从树枝上跳到三楼一户阳台，再爬到毕妥利家的阳台，将敬献给主人的猎物放在地上或盆栽上。如果阳台门开着，放在客厅地毯上也不足为奇。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抓这些东西给我！”
她觉得恶心？有点。不过，她也没那么娇气，只是“煤球”的这些礼物会让她联想到死于非命。一开始，她会从阳台上将它们扫地出门，往街上扫，有些会落到门廊前的汽车顶上，这当然不好。为了避免邻里矛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会把动物尸体扔到楼后，先用棍子拨进簸箕，再偷偷摸摸地——这是必须的——扔进灌木丛。
她正戴着橡皮手套忙乎，突然门铃响了。哈维怕吓着妈妈，开门前，习惯先按门铃。
见妈妈戴着手套，他问：
“你在打扫卫生？”
“我又不知道你来。”
儿子高，妈妈矮，两人在玄关亲了亲面颊。
“约了律师，小事一桩，几分钟就办完了。正好在这儿附近，我想可以过来瞧一眼，顺便抽个血，免得你明天再跑一趟医院。”
“好吧，别像上回似的，扎得我那么痛。”
哈维本来话少，为了分散妈妈的注意力，东拉西扯些事情来聊：“煤球”躺在扶手椅上舔爪子，睡意蒙眬的眼睛可真漂亮；天气预报；今年栗子卖得贵。
“你工资那么高，栗子卖得贵，关你什么事？”
毕妥利卷起袖子，胳膊肘撑在客厅桌上。她想自己说，不想听别人说。有个话题，可有的说了：内蕾娅。
内蕾娅这个，内蕾娅那个，抱怨，皱眉，指责。
“跟你说，因为你是我儿子，我信任你。我拿她没辙，向来没辙。都说生头胎最遭罪，后面就顺了。可我生她比生你更疼，哎，疼多了。结果生下这么个麻烦孩子！十几岁那会儿就别提了，现在更糟。还以为爸爸那事儿过后，她能懂事点。服丧期，差点没把我气死。”
“别这么说。她跟你我一样难过，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我知道她是我女儿，不该这么说她。可我这么想，凭什么不能说？就算不说，我还是这么想。我越看她越不顺眼，活到这把年纪，有些行为实在看不惯，你懂吗？四天前，她跟那个不正经的老公去了伦敦。”
“提醒你一下，人家妹夫是有名字的。”
“我就是看不惯他。”
“不介意的话，叫他恩里克。”
“对我来说，他叫‘我看不惯’。”
针头轻松地插入静脉，细细的导管瞬间变红。
红色。哈维，哈维，赶紧回家，你爸出事了。肯定不是好事，“你爸出事了”这几个字突然窜出时间隧道，在他脑海中无休无止地回响。没人告诉他细节，他也不敢问。不过，看前来报信的同事的脸色，还有走廊上遇到的几个同事的表情，他意识到：出大事了，大红色警报，要做最坏的打算。他从未想过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他往医院门口走，见同事们个个眉眼耷拉着，满脸惊恐／同情，一位老同事还突然转身往回走，免得跟他同乘一部电梯。那就是埃塔。他在穿过停车场时，将严重程度分为三级：行动不便、终身轮椅、收殓入棺。
红色。他手抖，抖到插不进点火钥匙，钥匙掉在车里，只好又躬身，在座椅底下找。也许，打车去更明智。开收音机？还是不开？匆忙间，他忘了脱白大褂。他自言自语，骂红灯，爆粗口，好不容易看见镇上的房子，决定开收音机。是音乐。他紧张地转旋钮，换频道：音乐，广告，鸡毛蒜皮，笑话。
红色。巴斯克自治区警察命他绕道，他把车停在教堂后的禁停区，罚款就罚款。雨下得很大，他尽量快跑，当时已经听到收音机里的新闻，主播尚不知道遇害者的身体状况，还读错了姓氏。在车库和父母家之间，他看见了血迹，和雨水混在一起，一点点地被冲到人行道的边缘。他疾步前行，神经绷紧，差点一脚踩到血上。面对巴斯克自治区警察，他自称是儿子。谁的儿子？没人问。是白大褂帮他开了道，要么很明显，他是中弹者的家人，哪个警察都没想起来问他要去哪儿。
“她还没给我打电话。”
“也许她打了，你不在家。我昨天、前天打给你，你都没接，这也是我来看你的另一个原因，我想确认，你一切都好。”
“你这么担心，为什么不早来？”
“因为我知道你在哪儿，这几天晚上，你是在哪里过的，全镇人都知道。”
“他们知道什么？”
“知道你在工业园区站下车，走回家，免得遇到熟人。医院有人看见你，告诉我了，所以我才不慌。也许内蕾娅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我不会问你想干什么，那是你的镇子，你的家。不过，你要是想翻旧账，最好让我知道。”
“那是我的事。”
哈维收好医疗器械，把妈妈的血液样本放进小手提箱。
“我也有份。”
他走到猫咪身边，“煤球”温顺地让他抚摸。他说不在这儿吃饭，还说了些其他事，离开前，亲了亲妈妈。他知道妈妈会站在窗口送他，上车前抬头，她应该就站在薄窗帘后，他跟她挥手告别。
10．打电话
电话铃响了，一定是她打来的。明明伸手就能够着电话机，毕妥利却没有接，就让它响着吧，就让它响！她能想象出女儿在电话那头，越来越不耐烦：妈，接电话；妈，接电话。她就不接。十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妈，接电话。铃声吵得慌，“煤球”看阳台门开着，索性上街去了。
毕妥利踩着舞步，来到“老伙计”的照片前。
“跳舞吗，亲爱的‘老伙计’？”
几秒钟后，电话铃不响了。
“是她，你宝贝女儿打来的。我怎么知道？哎，老头子，你懂卡车，我懂我的。”
内蕾娅既没有参加爸爸的追悼会，也没有参加爸爸的葬礼。
“我会得老年痴呆，忘记他们把你杀了，忘记自己的名字。但我发誓，只要脑袋清醒，我就会想起：在我们最需要她的时候，她拒绝陪伴我们。”
“老伙计”出事前一年，内蕾娅转学到萨拉戈萨，继续念大学法律专业，跟两个同学合住在洛佩兹·阿略埃街的学生公寓，公寓里没有电话。毕妥利去看她，记下了一楼酒吧的电话号码，以备不时之需。手机呢？据她回忆，那年头没多少人用手机。“老伙计”出事前，毕妥利没遇到过急事需要给她打电话。可“老伙计”出事了，她别无选择。
毕妥利哀痛到麻木，服用了镇静剂，连话都说不清楚，叫哈维去打。哈维打电话到酒吧，自我介绍，忍住悲痛，冷静地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把妹妹的地址告诉酒吧老板。老板人很好，说：
“我马上派人去通知她。”
哈维说：麻烦转告我妹妹，一刻都别耽误，马上给家里打电话，有急事，十万火急。妈妈嘱咐，不要跟老板说原因。当时，电视台和无数电台已经播报了这条新闻。哈维和毕妥利估计，内蕾娅已经知晓。
可是，内蕾娅没有打电话回家。几小时过去了，第一批声明表示：残忍的袭击，无耻的谋杀，好人遇难，强烈谴责，坚决抵制，等等等等。天黑了。哈维又打电话到酒吧，酒吧老板承诺：这回派自己儿子去送信。还是没有音讯。直到第二天，内蕾娅才打电话回家。她沉默了很久，等妈妈哭完，哀叹完，发泄完，哽咽地说完始末详情后，戚戚然却毅然决然地表示：她要留在萨拉戈萨，不回家。
啊？毕妥利顿时停止啜泣：
“你去坐第一班车回家，马上。他们杀死了你爸爸，你却无动于衷。”
“妈，我没有无动于衷，我很伤心，我不想见到死去的爸爸，我会受不了。我不想见报，不想忍受镇上人的眼神，你知道他们有多恨我们。求求你，拜托你理解我。”
她说得飞快，不让妈妈打断，拼命地想把泪水咽在肚子里，不失声。
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她又说：
“萨拉戈萨没人知道他是我爸爸，连老师们都不知道，我可以在这里过安生日子。我不想系里有人嘀咕：瞧，那是受害者的女儿。要是我现在回家，上电视，学校里人人都会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留在这儿，拜托你不要评判我的感情。我跟你一样心碎。不管你怎么想，让我选择属于自己的悼念方式。”
毕妥利想插嘴，内蕾娅已经挂了电话，一周后才回镇上。
她盘算过：萨拉戈萨知道真相的人（系里，邻居，朋友）只有自己的两名室友，除非她俩大嘴巴，不会有人议论。爸爸是最近一位埃塔遇难者，很快会是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三个。她的姓氏在巴斯克语里很普通，同姓的遍地都是。要是有人问起，那个吉普斯夸被埃塔谋杀的企业家，是你亲戚吗？你认不认识？她会矢口否认。
有个叫何塞·卡洛斯的小伙子比两名室友更早知道。他去接她，先到附近酒吧，跟其他同学会合。他们打算傍晚开好几辆车，去兽医系参加派对。大家正在说笑时，内蕾娅被新闻打倒。她把何塞·卡洛斯叫到一边，求他什么也别说，送她回家，别把她一个人留下。他俩关在房间里，他想找安慰她的话，找不到，只好痛斥恐怖分子和至今无所作为的中央政府。内蕾娅悲恸欲绝，求他留下来过夜。
“你真的想做？”
“我有这个需要。”
他提前招呼，万一勃起不了，那就对不起了。他不停地说：
“他们杀了你爸，我操，他们杀了你爸。”
他无法专心致志地做爱，只顾一个劲地骂人，她用吻去堵他的嘴。临近半夜，她爬到他身上，两人草草做了一回。何塞·卡洛斯继续嘀咕，或感叹，或咒骂，或苛责，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翻到一边，彻底闭嘴。内蕾娅在他身旁，关着灯，一宿没合眼。她倚在床头，一边抽烟，一边回忆跟爸爸有关的往事。
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毕妥利拿起话筒。
“妈，你总算接了，我给你打了三天电话。”
“在伦敦过得怎么样？”
“棒极了，电话里说不尽兴。你换进门脚垫了吗？”
11．发大水
三天大雨滂沱，《圣经》里描述的那种，不然该怎么形容？晚上，胡利安焦躁地躺在床上，听雨点愤怒地砸向屋顶和街道。白天在铸造厂上班，每回看外面，他都直摇头，越看越泄气。瓢泼大雨下得没完没了，附近的山都模糊了，河水噌噌噌往上涨，看得人心惊肉跳。菜园肯定全部泡汤。大雨不眠不休地下了三天三夜，接下来还要再下三天三夜。
蔬菜事小，哎，再种便是。树呢？树能经得住，也许榛子树已经翘辫子了。他最担心的是损失工具，或是大水冲垮围墙，冲走养兔子的小屋。他跟同事聊起来，同事说：
“要是你当初砌水泥围墙，就没事了。”
胡利安说：
“奶奶的！冲垮围墙没关系。可是围墙没了，河水会冲走好多土，会出现这么大个豁口，水土流失严重。兔子肯定全都淹死了，葡萄藤就更不用说了。”
“你把菜园开在河边，就会遇到这种事。”
“只能自认倒霉，河边的土壤最肥。”
下班后，他直接从铸造厂赶往菜园。雨还在下？天都下漏了！他歪戴着贝雷帽，打着伞下坡，见巴斯克自治区警察已经封锁了桥上交通。河水湍急污浊，差两指漫上桥栏杆。场面震撼！要是河水都快漫上桥了，菜园地势那么低，怎么可能不受灾？当然，发大水是一回事，淹水、卷起、冲走、毁坏是另一回事。他从后面绕过一片住宅区，按响了自动门禁系统的门铃，说明来意，门开了。朋友家的阳台正对着河：
“我的天啊，我的菜园去哪儿了？”
树干就像遭遇海难的独木舟，树枝在牛奶咖啡色的河水中浮浮沉沉。漂过去一只桶，脏兮兮的，晃悠悠地在水里跳；塑料袋被水急急冲走。震怒的河水泛出浓烈的苔藓味、霉味和搅动过的腐臭味。朋友听他抱怨，或许想安慰他，指着对岸：
“你往那儿瞧，阿里萨瓦拉加兄弟的作坊。一发水，全完了。”
“奶奶的，我的兔子。”
“这哥儿俩要大出血。”
“我花了那么多心血，连兔笼都是亲手做的。砸进去那么多时间！”
过了好些天，雨停了，水退了。胡利安套上中筒雨靴，走进烂糊糊的菜园。树都活着，裹着泥巴。榛子树好好的，葡萄藤的根居然也扎得好好的，简直奇迹。其余的，说多了都是泪。毗邻河水的围墙被连根拔起，全部消失；番茄、韭葱啥也没剩下。地势更低、挨着河边的部分，土壤大多被水冲走，连同栽种的覆盆子、红醋栗、角落里的马蹄莲和玫瑰花。小屋少了一侧木板和屋顶的波形瓦。兔子都在笼子里，糊了一身泥，肚子胀鼓鼓的，全死了。至于工具，鬼知道在哪儿。
那些天，胡利安闲下来，就往餐厅沙发上一坐，胳膊肘撑着大腿，双手抱头，变成一尊伤心欲绝的雕塑。问他话，他也不答。
“看不看报纸？”
他理都不理，弄得米伦很不耐烦：
“奶奶的，你要是这么心疼菜园，下去修好不就完了。”
他听话地站起身，似乎一直指望有人吩咐。第二天精神好了不少，又按老习惯，去帕戈埃塔酒吧找朋友打牌去了，回家时开开心心，几乎欣喜若狂。朋友们给他出了个主意：在菜园跟河道之间砌一堵混凝土墙。
“能花你几个钱？花不了几个钱。”
晚饭吃酱汁鳗鱼，喝掺汽水的大罐葡萄酒。他在饭桌上挠着右腰，告诉米伦：“老伙计”主动提出，送他一卡车土，补上被水冲走的那些。
“一定是好土，对吧？是纳瓦拉的土，正好有卡车回程，装回来，不收钱。”
不过这之前，他得去砌墙；砌墙之前，他得去打扫。活儿太多，人手就他一个，更何况，什么时候干？下了班再去？
米伦说：
“哎，总会有办法的。”
她建议他问问儿子，看他们能不能搭把手。于是，胡利安早早地起床，等格尔卡来，对他说：格尔卡，星期天，你跟哥哥来菜园帮我搭把手，如此这般。格尔卡没吭声，这孩子，干活儿没动力。爸爸给他打气：
“干完活儿，我们仨去苹果酒庄，每人来份大排，怎么样？”
“好。”
他没再多说。星期天到了，阳光灿烂，温度适宜，水位回落。胡利安没去参加骑行俱乐部的阶段训练，自行车固然重要，但菜园更重要。菜园是他的信仰。一次，他在帕戈埃塔酒吧，朋友们笑话他，他是这么回答的：等他死了，上帝用不着给他天堂，或别的好东西，只要给他一个一模一样的菜园就好。所有人听了，哈哈大笑。
走到街上，他问：
“你跟何塞·马利说了九点来干活儿吗？”
“没说。”
“瞧你，为什么不说？”
于是，格尔卡没辙，只好坦白，实话实说：
“哥哥已经两个礼拜没住在镇子里了。”
胡利安一脸诧异地停下：
“可他什么也没说，最起码没跟我说，不知道跟妈妈说了没有。还是你们都知道，就我蒙在鼓里？他现在住哪儿？”
“爸，我们也不知道，估计去法国了，他们向我保证：能说的时候，会告诉我们。”
“谁向你保证？”
“镇上的朋友。”
父子俩一路无言，走到菜园。刚进菜园，胡利安就问：
“人在法国，他怎么去上班？”
“他辞了。”
“可他还没过学徒期。”
“是的。”
“手球呢？”
“也放弃了。”
父子俩在菜园干活儿，一人一边。十一点左右，格尔卡对爸爸说，他得走了。奇怪的是，告别时，胡利安拥抱了他。父子俩过去从不拥抱，现在拥抱，这是怎么了？
胡利安一个人守着菜园，干到午饭时间，铲走脏东西，用水管冲冲这儿，冲冲那儿，把从泥里挖出来的工具放到阳光底下晒干。法国？这个傻儿子去法国干什么玩意儿？不工作，他吃什么？
12．围墙
围墙砌起来了。谁砌的？胡利安、格尔卡和吉列尔莫（吉列尔莫！）。格尔卡承诺要带个朋友来，结果没带来。那段日子，吉列尔莫还是个和善加合作的女婿。
多年前，阿兰洽在厨房说：
“妈，我有男朋友了。”
“哦，是吗？镇上的？”
“他住在埃伦特里亚。”
“叫什么名字？”
“吉列尔莫。”
“吉列尔莫！不会是宪警(1)吧？”
好吧，要是没有“老伙计”帮忙，围墙是砌不起来的。就凭他们仨，怎么砌？“老伙计”不仅借来模壳，还弄来一辆混凝土搅拌车。租车多少钱，付不付操作工报酬，胡利安一概不知。“老伙计”说：你放心用，建筑公司欠我人情。到头来，胡利安只要花钱买混凝土。菜园还没整完，小屋也还没修好，不过，看着簇新的防波墙，胡利安的心里乐开了花。“老伙计”说，起码上个月发的水，这墙能挡住。
有问题：围墙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坑，都能挖鱼塘了，胡利安凭空想象的鱼塘只能养金枪鱼大小的鱼。“老伙计”说：哦，这好办。他在帕戈埃塔酒吧答应的事，要办，但要等些日子。要等多久？两个礼拜。要等送货去纳瓦拉的安多西利亚，回程时，让司机装一车种植土回来。看来，纳瓦拉那边也有人欠他人情。欠“老伙计”人情的人太多了，胡利安自然感激不尽，要付钱的话，照付。
还有问题：“老伙计”开车，卸土。新土跟本地土相比，颜色偏红，看来适合种葡萄。他们还发现，新土不够填坑。
胡利安说：
“起码要三车土。”
解决办法：挖成梯田。
“你把菜园分成上下两层，中间铺台阶或斜坡，好拉小车。要是再发大水，水会聚在下层。运气好的话，只会毁掉一半菜园，不会毁掉全部。”
“老伙计”脑子转得快，主意多，这点谁都承认。他们用老话夸奖他：“老伙计”比猴儿都精。胡利安就不行，脑子不灵，丁是丁卯是卯。他要是聪明点，原本可以跟“老伙计”合伙，买卡车跑运输。可他犹豫不决，没冲劲，米伦再拖拖后腿。“老伙计”有魄力，敢闯，镇上人都这么说。直到一夜之间，刷出了“‘老伙计’，听着，呯！呯！呯！”的标语，瞬间无人再提，似乎此人从未存在过。
“老伙计”确实主意多，可他也有麻烦。什么麻烦？这个麻烦：
“他们又给我寄了一封信。”
巴斯克革命武装组织埃塔致信给您，请缴纳两千五百万比塞塔(2)，作为捐赠，用于巴斯克独立革命进程中的武装力量所需。根据本组织情报机构所获取的信息……
这事儿烦得他睡不着觉。胡利安说：正常，轮到谁，谁都睡不着。
“家里人怎么说？”
“他们不知道。”
“那就好。”
为了不让家里人做噩梦，开始他很天真——他太天真了！——以为麻烦会很快解决，就当它是一桩普通生意，破财免灾就好。信都寄到公司，落款是蛇缠斧头和埃塔标志。第一封信索要一千六百万比塞塔。他谁也没告诉，自己开车去法国，跟当班的奥克西亚先生见面，交完钱，一身轻松，回程高速上，听了一路音乐。遇到这种糟心事，还能怎么着？几天后，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一人遇难，孤儿寡母，伤心欲绝，各方谴责和抵制。“老伙计”有一丝愧疚之心，我操，捐的钱恐怕去买枪支炸药了。胡利安说：是的，他能理解。可是不管怎样，他已经捐过钱了，原以为一段时间里，或许好几年里，他们会放过他。是的，没错。结果四个月不到，又收到一封信。
“这回要两千五百万，狮子大开口，太过分了。”
胡利安完全站在他这边：
“巴斯克人之间，就不该发生这种事。”
“你跟我说实话，我像剥削人的资本家吗？我做了一辈子老黄牛，自己工作，提供工作岗位，眼下要发十四个人的薪水。我该怎么办？把公司迁到洛格罗尼奥，撂下员工不管，让他们没工资、没保险，啥也没有？”
“没准他们弄错了，把寄给别人的信寄给你了。”
“我不穷，这倒是。可我也有一大堆开销，这个税、那个税，多的就不说了，免得你听了烦，不过你可以想象：维修费、燃料费、还贷款，这都什么事儿啊！别以为我有金山银山，我有个屁！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还开着十年前那辆车，有几辆卡车旧了，前不久刚贷款换了两辆新的，剩下的哪儿有钱再换？最让我痛心的是，有些员工会去跟恐怖分子胡说八道：喂，那家伙发财了！”
他焦躁地直摇头，挂着重重的黑眼圈，一看就没睡好。
“我倒不是为自己，那帮杀人犯吓唬不了我，给我一枪，我就解脱了。人死了，但解脱了。信里还提到内蕾娅，提到她念书的学校和其他细节。”
“不会吧？”
“我最崩溃的是这个。换了你，会怎么做？”
胡利安挠了挠后颈，说：
“我不知道。”
他们在无花果树荫下抽烟。天气很好，蜥蜴趴在石头上晒太阳。卡车停在菜园，泥土松软，轮子陷进去一半。河对岸传来阿里萨瓦拉加兄弟作坊机器持续不断的沙沙声。
“你说，他们会不会也给埃塔付钱？”
“谁啊？”
“阿里萨瓦拉加兄弟。”
胡利安耸耸肩。
“选择只有三个：付钱、搬家、玩命。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我一点儿没耽误，付了钱，他们还要来找我麻烦？”
“这些事我弄不明白，我觉得他们搞错了。”
“我都说了，他们还提到内蕾娅。”
“也许他们不小心，把明年要寄的信寄给你了。”
沙沙，沙沙。“老伙计”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熄：
“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当然可以，你说。”
“你瞧，我想了想，最好找他们谈谈，找个领导或财务主管，说明一下情况。上次跟我见面的神父只是中间人。也许，他们会少要点或同意我分期付款，你懂吗？”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沙沙，沙沙。除了机器声，还有鸟鸣声、附近桥上经过的轿车和卡车的马达声。
“我要跟何塞·马利谈谈，想请你帮个忙。”
胡利安惊讶地问：
“这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
“我想请他帮我找个联系人。”
“何塞·马利不是埃塔分子，听见没？他怎么会是埃塔分子！更何况，他出国了。在哪儿？不知道。何塞·马利是个蠢货加懒汉，他辞了工作，米伦说他跟朋友闯世界去了。没准这会儿人在美洲。”
沙沙，沙沙，沙沙。
(1)宪警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Guardia Civil）成员，主要负责国家安全防务，如打击恐怖主义、抓捕非法移民等。
(2)比塞塔（peseta）：西班牙官方货币，后被欧元替代。
13．斜坡，浴室，看护
米伦从一开始就看得真切，要不是住一楼，早该搬家了。为什么？这还用问？你能想象吗？总不能每天把坐在轮椅上的阿兰洽搬上搬下。家门口到门厅只有三级台阶，不高，即便如此，也不是长久之计。
“要是你不在家，我没力气了，或者我在街上病倒了，怎么办？找人帮忙？把阿兰洽一个人留在门厅？”
因此，米伦说，得找个解决办法。胡利安二话不说，戴上贝雷帽，就去帕戈埃塔酒吧，在那儿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去木匠铺，定做了一个斜坡。木匠量好尺寸、做好、试好、安装好。一天上午，邻居们发现，台阶宽度的四分之三被一块木板占了，最下面一级还加长了半米，直接铺在门厅地砖上，用来缓冲。胡利安和米伦推着轮椅上上下下试了好几次，先推空轮椅，再让阿兰洽坐在上面。没错，毫无疑问，从今往后，推女儿出门散步，三级台阶再也不是拦路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