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闭锁综合征
她事后才得知，在医院，神父已经给她做了临终涂油礼。她最怕被宣布已经死亡，怕病房里进来一个没经验的医生（或者有经验，但对巴斯克人不友好），一个太年轻、对薪水不满意、工作不起劲的护士，见她一动不动，未经证实，便武断地宣布：该女已死亡，送停尸房。还有病人在等着病床。
阿兰洽是一尊躺着的雕像，除了眨眼，哪儿都动不了。因此，一有人进病房，她就不停地眨眼，让他们发现：她还没死。她能看，能听，能思考，就是不能动，不能说话。她很苦恼，旁边的人在说什么，她全明白。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各种测量仪；周围是各种线、各种仪器。她还活着，在呼吸机的帮助下，如果这能叫活着。
她被困在一具无法动弹的躯体中，肉体是铠甲，锁住了思想。她变成这副模样，难过地想起一双儿女，想起她的工作，回去该怎么跟老板娘交代？如果还能回去的话。瞧瞧，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才四十四岁，运气太背！她动了个念头，后来又动过无数次：还不如死了干净。至少死人不会——我们死人不会——给人添麻烦。
妈妈的脸突然出现在视线中。
“你好，亲爱的。医生说，你能听懂。以防万一，我来通知你：吉列尔莫已经把艾尼奥娅带走了。他是昨天到帕尔玛的，把自己装成大好人，可他骗不了我。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来通知你，他是来告别的。你要明白，他是来永别的。你这副样子，他当然不想过问，既然你连衬衫都不能帮他熨了……总之，我还是不说的好。亲爱的，连眨两下眼，让我知道，你听懂了。”
半小时后，吉列尔莫走进病房：
“能听见我说话吗？”
他亲了亲她额头，她阻止不了，看不见他的脸。他会是什么表情？在她视线之外，他不用假装悲伤。要不是能听出他声音，她都不知道谁在跟她说话。为什么他这么小声？以为人在殡仪馆，死者为大，需要尊重？
“你不用担心艾尼奥娅，好吧？我会照顾她。你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你妈说：跟你说话，你能听懂。”
吉列尔莫把脸凑过来，她终于看见了。他想试一试？又慢慢地把脸缩回。没错，阿兰洽的目光在慢慢跟着走，幅度不大。当她察觉到他在试探时，决定把眼闭上，像睡着了。吉列尔莫猜不出她在沉默中恳求他闭嘴，去照顾孩子，别烦她。可是，他难道没发现：他在病房，会让阿兰洽更痛苦地感受到自身的无助吗？这人真笨。阿兰洽对他的反感简直无以言表。
“走之前，我一定要来感谢你。”
简直太过分了。
“你知道的，要感谢的东西很多：感谢共度的这些年，感谢你给了我两个孩子。”
我给你？哎，这演的是哪一出？他喝多啦？
“感谢共度的美好时光。那些不美好的时光，责任在我，错全在我，真心向你道歉。”
阿兰洽觉得他在背书，或带了小抄，照着念的。她没法儿转头，没法儿证实。他还在接着往下说：
“我想你妈已经告诉过你：我是来告别的。没错。昨天跟她说过，今天来跟你说。我想你有权听我亲口告诉你，而不是听别人转述。我的决定跟你的遭遇无关。要知道：这件事，咱俩早就说好了。”
完全是生理缺陷。长了眼皮，不想看，就合上；耳朵那儿也应该有个类似的闸门，不想听，就放下，耳不听为净。
“这样对谁都好，对咱们的孩子也好。恩迪卡差一岁就要成年，艾尼奥娅稍晚些。他们很快会去走自己的路，不再需要我们，至少，不会像小时候那样需要我们。如果有生之年，咱俩吵吵闹闹，彼此折磨，一起变老还有什么意义？你知道的，我会跟谁一起生活。坦率地讲，我觉得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你放心，我会继续做个好父亲。我真心实意地爱我的孩子，我也有权去追求一点点个人幸福。”
他就不会闭嘴？阿兰洽继续合着眼。她别的都不关心，唯一在意的是：吉列尔莫别让儿女受罪。那是她的孩子，哎！是她的孩子。如果他那位对孩子不好，怎么办？
“当然，共有财产，你会得到你那份，一半房子什么的。我一点也不希望你的处境会比现在更糟。如果什么时候，你需要我帮助，尽管来找我。对你的遭遇，我深表同情。”
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声音。在哪儿？就在附近。很不客气，很坚决，很生气。是护士吗？不，是她妈妈。她在说什么？她说：我们不需要你同情。这么说，她一直在偷看。她怪吉列尔莫穿了身黑衣裳。
“你是提前来送葬的，还是怎么着？”
阿兰洽看不见他们俩。吉列尔莫不说话——他还在那儿吗？——不辩解。妈妈不停地数落他这个，数落他那个，数落他衣服，数落他这么晚才来马略卡，甩给她这么个大包袱。可是，妈妈！米伦涉及敏感话题：钱、感情、他是个糟糕的丈夫。喂，要吵架，去走廊上吵，可他们偏不。护士呢？怎么会允许有这么大的动静？要么，去街上吵。没准，米伦想给女儿上一课，对付自私自利、不要脸的家伙，就该这么着。
结果，吉列尔莫听不下去，出言反驳。他好像在往门口走，声音有点远，说得心平气和，教科书似的彬彬有礼，最后表示，他跟阿兰洽彻底分了：
“这跟发生的事没关系，我俩早就说好了，孩子们都知道，也都接受。所以，不存在我拍拍屁股就走，甩给你一个大包袱。你能不能放尊重点，就算不尊重我，至少要尊重你女儿。我永远都不会叫她大包袱，可是你会！拿着，我女儿让你破费了。”
他扬长而去。米伦还在叽里咕噜，拿着两张五十欧元的钞票，给女儿看。她甩着两张钞票说：
“这个没教养的，他把钱扔给我。”
这个男人不小气。作为丈夫，他糟透了；作为父亲，倒没什么好抱怨的。阿兰洽敢肯定，无论发生任何事，他都不会抛下儿女们不管。更何况，他为什么要背我这个包袱？没错，我就是个包袱。如果他中风了，我也会这么做。
真正让阿兰洽痛心的——去他妈的！——是不管怎样，尽管她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他就这么离开了重症监护室，没有亲她一下，也没有给她最后一个吻。都怪妈妈横插一脚。
妈妈还在那儿骂骂咧咧。阿兰洽闭着眼，在想，要是耳朵想闭就闭，那该多好。
107．广场会面
在回力球场对面，广场一角，公共卫生间上方，有一小片区域，围着栏杆。一段时间以来，阿兰洽每天上午在那儿等毕妥利，或者反过来，毕妥利有时会早到，坐在长凳上等阿兰洽。根本不是偶遇。约好的？也不是，也是。她俩不需要约。
镇上人看见毕妥利和阿兰洽老是每天早上会面，背后嚼舌头根，说毕妥利乘虚而入，阿兰洽瘫痪了，既不能反抗，又不能跑。
“她跟阿兰洽说什么？”
“哎，那有什么关系？反正可怜的阿兰洽又听不懂……”
一开始，会面时间很短。什么叫很短？只有几分钟：见面亲一下，借助iPad聊一会儿，告别再亲一下。酒吧里、商店门口、门诊部或公交站，人们议论纷纷，说要是阿兰洽不想见，又怎么会愿意每天被推到那儿？
“难道是印第安看护逼她的？”
“我觉得不是。”
会面时间一次比一次长。两个女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气氛十分融洽，塞莱斯特默默地站在轮椅后。这幅画面老远就能看见。风言风语传到胡利安那儿，米伦也在他耳朵里灌满了抱怨和抗议，不过他无所谓。什么叫无所谓？他会板着脸回答：
“女儿高兴就好，为什么要让她不高兴？我操，就让她们见见面、聊一聊好了，有什么不好？”
米伦急得发疯：
“你是个笨蛋。”
好吧，窗户开着，让全世界都听见。米伦说被所有人背叛／抛弃，有时会突然发火，一把扯掉围裙，摔门就走，蹬蹬蹬地冲到肉店，去找胡安妮发泄。胡安妮今天劝她这么做，明天又劝她反其道而行之。她总是愁眉苦脸，为自杀或他杀的儿子，也为因癌症和悲伤去世的丈夫。到头来，都说其他人是受害者，他们不是。
两位好友达成共识：
“埃塔没了，我们就像在街上裸奔，没人保护。”
米伦试图阻止女儿和“疯女人”见面，没成功。吼没用，威胁没用；表现出受伤、痛心、难过，也没用。怎么说，女儿都不高兴。阿兰洽在iPad屏幕上放狠话顶她，整个人僵在那儿，不吃饭，将盘子打翻，在食物上啐一口。
“上帝啊！亏你能想得出，尽给我找事做。”
米伦严词厉色地去向塞莱斯特施加压力，她多少是个帮凶，她不帮忙，我女儿能一个人去哪儿？三人在厨房，阿兰洽坐着轮椅，刚要出门散步，米伦叫塞莱斯特等一等，过来，她有话要说。这位有教养／温顺的印第安看护表面上乖，心里可不乖。虽说没上过几年学，她待人亲切，办事效率高，口才好，居然也有点跟她对着干：
“米伦夫人，如果您不满意我的服务，可以不要我。我爱阿兰洽，为她好的事，我都会去做。要是阿兰洽恼了，伤心了，我也会心碎的。”
米伦沉着脸，摆出雇主的架势，将她辞退。我会去找别的女佣。她说“女佣”？她就是这么说的，羞辱为女儿付出那么多的看护。塞莱斯特起码不动声色，保持尊严，镇定自若。她俯下小小的身子，跟阿兰洽亲吻告别。阿兰洽猛地别过脸去，幅度不大，脖子只能转这么多，伸出那只好手，将桌上的东西一股脑地扫到地上：水果盘、盐瓶、鸡蛋篮和Pronto杂志。还好损失不大，当时桌上的东西只有这么多。梨、香蕉、葡萄、苹果满地乱滚；四五只鸡蛋噼里啪啦地破了，还有几只裂了纹；玻璃瓶盐罐碎了，盐怒撒了一地；杂志封面是斗牛士与名媛的新婚照。阿兰洽撇着嘴，发不出声音，拼命地摇脑袋，脸涨得通红。此处无声胜有声，沉默震耳欲聋。尽管表情有限，阿兰洽的难过和愤怒有目共睹。
米伦呼哧呼哧地大喘气，似乎肺快要气炸，得赶紧把气排出来。她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打算再迟一秒让步，之后，佯装恶狠狠地对塞莱斯特说：
“好了，姑娘，对不起，不该这么跟你说话。你们几个都快把我弄晕了。”
塞莱斯特又被重新录用。她弯腰去捡滚了一地的水果，去擦碎了一地的鸡蛋。米伦拦住她，说：
“好了好了，你赶紧带她出去，其余的我来收拾。”
带她出去？一秒钟都不耽搁。推她去广场？抄近路，除了最后一段。什么意思？最后一段没有斜坡，要绕一圈，从挨着房子的斜坡那儿走。上去就是柏油路，好推轮椅。
毕妥利正在老地方等，看见她们俩，挥手致意，神色舒展，像是有高兴的事。她拿着一张纸还是一片纸？远看像一块手帕，但不是手帕。她们走到她面前，阿兰洽递过面颊，毕妥利亲了亲，夸她早上气色真好，精神面貌不错，一边说，一边慈爱地抚摸着她的短发。
“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
“家里出了点事，耽误了一会儿。”
阿兰洽眉头紧锁，在iPad上写道：“跟她说实话。”于是，塞莱斯特便不客气，照实说：
“米伦骂我，把我给辞了，后来又说不辞了，我感觉糟透了。她不喜欢阿兰洽跟您见面。”
看护每说一个字，阿兰洽就点一下头，似乎在说：没错，就是这样。毕妥利手上那张摊开的纸是何塞·马利寄来的第二封信，写在作业本那种方格纸上。这封跟第一封不同，第一封很不客气，气势汹汹，积怨很深，顽劣透顶……
阿兰洽伸出那只唯一能伸的手，明显迫不及待地要看弟弟那封信，一边读，一边摇头。不高兴吗？是那种善意的责备，手足间的分歧，似乎在说：这个傻瓜终于走回正道了，不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把信还给毕妥利，平静地在iPad上写道：“他吓坏了。不过，你别担心，我会让他向你道歉的。”
“他让我别再写信给他。你要是我，会怎么做？”
阿兰洽笑着回复：“鱼儿已经上钩，拉出水面就好。”
听懂比喻不是毕妥利的强项，她让阿兰洽解释清楚。“你给他写。我也会给他写的。”然后，她让毕妥利推轮椅，绕着教堂转一圈；吩咐塞莱斯特：“你在这儿等着。”毕妥利大吃一惊，甚至有些害怕，不由得去想推轮椅转一圈意味着什么。这是挑衅，甚至是挑战。要让她妈妈知道——她妈妈会知道的，这个镇子没有秘密——不知要吵成什么样！
她推着轮椅，从广场的椴树树荫下走过，往回力球场走。多年前，那里会刷支持埃塔的口号和巴斯克独立左派的标志。自从停止发动恐怖袭击以来，镇政府下令将墙面刷成纯绿色。翻篇了，往前看，没有什么胜利者、失败者。她俩绕着教堂走，走得很慢很慢，不是显摆，那时候还早，广场上人不多，是因为毕妥利又开始犯病，疼得越来越厉害。她拼命忍，把阿兰洽连同轮椅交还给塞莱斯特时，几乎已经忍受不了。
她跟她们告别，目送她们离开，抓着扶手下台阶，还没走出三四十米，人先坐在地上，紧接着又倒在灰扑扑的地砖上。有人过来帮忙，谁啊？路过的。她听见／听出米伦在几步之外气呼呼地对她说：
“别烦我女儿。”
她没再说第二遍，也没再说别的。几分钟后，毕妥利恢复过来，不知那些话是真听到，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108．医疗报告
内蕾娅给哥哥打电话，告诉他上报纸了。
“哪份报纸？”
“《行动日报》。说你是医生，某天给入院的埃塔分子看病，根据你的声明，病人遭受过酷刑。”
“我没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更别说这份埃塔宣传报了。”
我的声明？有吗？他一时想不清楚。当时是早上九点，他睡得晚。几点睡的？不记得了，凌晨三四点吧，因为喝光了白兰地。否则，他会在电脑前，坐到天明。他口干舌燥，脑袋隐隐作痛。是困的？下午要去医院。
早饭还没吃，出门去买报纸。其实，是内蕾娅的电话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的。他习惯去家附近的书店兼文具店买报纸，不是每天去，但经常去，买《巴斯克日报》，有时买《国家报》，有大事发生，就两份都买。
书店老板认识了好几年，如今要去买《行动日报》，他很为难。老板一辈子支持工人社会党，恰恰是他将《行动日报》说成埃塔宣传报的，哈维只是借用。
他在距书店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我不能进去。早晨有点热，刮南风，阳光灿烂，他一路散步至林荫大道上的书报亭。看完新闻，将报纸扔进垃圾筒，钻进附近的咖啡馆吃早餐。
一派胡言。他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
星期一，一名二十三岁的恐怖分子在一群宪警的押送下，自己走进医院，说肋骨剧痛。他缩着身子，表情痛苦，呼吸困难。上尉向哈维示意，想跟他单独聊聊。
“医生，这家伙的话，您别当真。他是个杀人犯，拒捕，没办法，只好武力降服。对这帮家伙，用不着客气。您知道的，他们有多危险。”
他说恐怖分子在被捕时，携带了武器。根据埃塔组织的指示，他们都会扬言遭受过酷刑。哈维呢？他没说话。这位制服警要是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就好了。他看着上尉的眼睛，听他把话说完，然后沉着地？不如说冷漠地转过身，走进诊室。
“医生，我受了酷刑，这里很痛，感觉哪儿断了。”
小伙子要是知道他的同伙们对我爸爸做过什么就好了。只是脑子里念头一闪，那当然，我又不是铁石心肠。内蕾娅在电话那头，说她能理解。不知道换了自己会怎么做，也许跟哥哥一样。
一名患者。哈维眼中的小伙子是一名患者，是一具需要治疗的身体。至于这张脸、这个胸脯、这些四肢做过什么，不关我的事。暂时不关我的事。等干完活，几小时后或明天，就会关我的事了。不仅如此，还会让我睡不着觉。
门开着，能听见宪警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他问离他最近的宪警：能不能把门关上？走廊上的人回答：不行。倒是没有凶神恶煞，白大褂就是会让人肃然起敬。
“谨慎起见，敬请理解。”
哈维一见上身赤裸的患者，个人情感立马被抛在脑后。两名护士帮伤痕累累的患者脱衣服，他自己脱不下来，脱到只剩下内裤。哈维在电话里对内蕾娅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对这名埃塔成员、恐怖分子、手上一定沾了血的杀人犯没有别的念头，只想如何做好医生分内的工作。
“我操，亲爱的哥哥，你真沉得住气。”
“别这么想，只是职责所在，所以才会付我薪水。”
眼睛血肿，已经让哈维料到会看见何种类型的伤口。患者被脱掉衣服，最后连内裤也被脱掉，果不其然，挫伤遍体。左侧，从肩胛骨上方到胯骨，有一块巨大的血肿，瞅一眼就知道，内伤严重。怎么造成的？原因调查不是他职责所在，尽管瞎子都能看得出膝盖和脚踝的擦伤和烧伤是怎么回事。哈维决定：即刻将患者送进重症监护室。上尉问：
“您肯定？”
他想怎么样？贴几张创可贴，就把人还给他？
“出现了皮下气肿，有可能肋骨断了，造成肺穿孔，需要做相关检查。不过，我提前告诉您：患者的情况十分严重。”
“您很清楚，他是恐怖分子，已经被逮捕，需要严密看守。他要是住院，会影响同病房的人。”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无所谓，所以就没反驳，只是举起双手，手心朝外，证明自己的无辜：
“我只是职责所在。”
“去你妈的，我们也是。”
那种挑衅的、粗鲁的、兵痞子式的说话方式，加上一眼能把你望到底的目光，吓住了哈维。他不想再跟他们说话，等一个人待着，要服一片抗抑郁药。他条件反射地去看表，好比在自己和宪警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突然，他想起了妈妈。为什么？要不是为了她，我会在千里之外，去阿兰萨苏去的那些遥远的地方，也许在另一个洲行医。可是，我不能把妈妈一个人留下。
他知道圣塞巴斯蒂安法庭正在根据法医报告进行调查。哈维对患者全身检查后，撰写了医疗报告：全身多处挫伤，左侧第九根肋骨断裂，肺挫伤，左侧血气胸，左眼周血肿并出血，颈部至骨盆皮下气肿，双腿均有血肿、擦伤和烧伤。全是短句，冷冰冰的。他特别指出：患者被国民警卫队逮捕后，送至医院验伤。患者声明：受伤原因为头部、胸部、腹部和下肢遭到殴打。写完，他没再回头看（有悖他的习惯），签上名字和日期。
三天后，患者被转到普通病房。哈维被告知，有位先生想跟他谈谈，他不想在办公室接待。在办公室，很难将讨厌鬼扫地出门。再说了，桌上有爸爸的照片，他不想让陌生人看见。或许，空气中还有白兰地的味道。于是，他去了走廊。
来人三十多岁，脸潮红，身材魁梧壮实——我敢打赌，他有糖尿病——自称是埃塔分子的哥哥，来向医生道谢。哈维说：不用谢。就像跟宪警上尉说的那样，他告诉来人：只是职责所在。
很快，他发现壮汉来访不仅为了道谢，他希望医生能确证弟弟遭受过酷刑。
“您的意见是？”
哈维只是用稍稍口语化的方式将医疗报告上的内容陈述了一遍，结果作为声明，刊登在第二天的《行动日报》上。
内蕾娅在电话里说：
“你应该告诉他：埃塔杀了我们的爸爸。看那人会是什么脸色。”
“我当时很累，没想起来。”
“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是埃塔分子的哥哥？”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别告诉妈妈，行吗？”
“想都别想！你疯啦？”
109．如果炭火见了风
“老伙计”入土若干年后，一次，他们坐下来聊：去不去恐怖主义受害者见面会？绝对不去。妈妈和兄妹俩在这点上意见一致。
毕妥利说：
“我不会把痛苦放进橱窗，任人观赏，你们想怎样，随便。”
我们的心里都有一盆炭火，这幅画面是内蕾娅描述出来的。
“各人自想办法，让它渐渐冷却。”
妈妈补充道：如果炭火见了风，就会死灰复燃。确实，三人没有交流过，但每发生一起恐怖袭击，心里总会又火烧火燎一次。他们通常不聊这个话题，对埃塔罪行不予评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不提也罢，让事情过去就好。他们常提的是“老伙计”，很少把他作为遇难者，更乐意开他的玩笑，笑他倔脾气、招风耳、好心肠。毕妥利时不时地提醒子女：别忘了爸爸。三人谁也不想以受害者作为主要身份，或只以受害者的身份度过余生。早上是受害者，下午是受害者，晚上还是受害者。
哈维说：
“尽管没法儿否认，咱们就是受害者。”
毕妥利将大勺放进锅里：
“行了行了，吃饭，汤要凉了。”
一年又一年，一场场雨，一个个炸弹，一次次枪击，他们迎来了新世纪。过了一阵子，十一月的某个上午，哈维看报纸，得知圣塞巴斯蒂安要举办几天与恐怖主义受害者、恐怖主义暴力相关的活动，组织者是巴斯克自治区恐怖主义受害者团体。他不打算去，此类活动，他从不参加，害怕／坚信参加完，人会更消沉，脑袋里又会胡思乱想。
同时，他在预计参加人员名单中看到了宣判父亲一案法官的名字，想了想，有点好奇，想偷偷混进去听。这么多年过去，反正没人认识我，可以坐在远离主席台的位子上。
活动开始前一小时，哈维仍在举棋不定：恐惧、犹豫，甚至有些焦虑，想服颗药缓解一下。走出家门，却不知往何处去。天已经黑了，街上全是车，他开始漫无目的地走，脚去哪儿，人就去哪儿，兜了不小的一个圈子后，来到马丽亚·克里斯蒂娜酒店门前。酒店底层的一个大厅里，法官、作家和其他与会人员将陆续发言，每人若干分钟。脚已经替我做了决定。哈维的心怦怦跳，喝了一杯双份白兰地，随即在附近的丹吉尔酒吧又喝了一杯。这是为什么？为了不紧张，为了鼓足勇气，会有人认出我吗？为了耗时间，等活动开始、参加者都关注台上时，我再进酒店大厅。
他坐在倒数第二排，靠近其中一扇门，周围全是陌生人。前方有好几排脊背和后脑勺，许多椅子空着。四五十个人？不会再多。背景墙的前面，摆了一张桌子，放置了麦克风，给发言人坐。法官不在那儿。有人刚说完，有请作家，礼节性的、温吞水似的掌声响起。作家接过麦克风，打招呼，感谢邀请，说道：
“有些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人的心中孕育成长，等待合适的机会诞生。今天，我跟诸位介绍的拙作便是其中一本。最初的想法是……”
哈维偷偷摸摸地坐在大厅后排，努力地想认出某个参加活动的人。从后排认人，没那么容易。他本人并不认识某位埃塔受害者及其家人，但他跟所有人一样，认识某些上过电视或照片上过报纸的人。
“用文学虚构的方式，记录埃塔恐怖主义组织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个写作计划对我而言，有双重动力。其一，对埃塔受害者的遭遇，我感同身受；其二，对诉诸暴力或任何对法治国家的侵犯，我坚决反对。”
接下来，作者扪心自问：为什么年轻时没有加入埃塔？整个大厅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惊呆了，屏住呼吸。
“不管怎样，我也曾经是一名巴斯克少年，跟同年代的许多少年一样，生活在舆论导向有利于恐怖主义及其学说的大环境中。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多次，觉得已经找到了答案。”
法官坐在前方第一排贵宾席上，等待发言。这位法官赫赫有名，光头，锃亮，很好认。那些天，他常在媒体露面，为了什么案子？不记得了。据哈维所知，这位法官当时已经不在最高法院任职。
“我写作，是想反对一些人折磨另一些人，试图表现是如何折磨的，当然，还有谁造成的，给幸存者带来了哪些生理和心理上的影响。”
第三排还是第四排有人歪了歪脑袋，哈维认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同时，我写作，是想反对用政治借口、以祖国之名去犯罪，反对一小撮武装分子，依靠社会上一帮无耻之徒，决定谁是祖国的人，谁应该离开或消失。我写作，不带任何仇恨，但反对任何仇恨的话语，反对别有用心的失忆与遗忘。有人试图编造一段历史，为其规划和集权主义思想服务。”
他不是很肯定。被正后方戴着米色羊毛贝雷帽的女人挡着，哈维看不清她的脸。没错，是她，鼎鼎大名，格雷戈里奥·奥多涅斯的妹妹。她叫什么来着？马丽亚·奥多涅斯？埃斯特尔·奥多涅斯？迈特·奥多涅斯？名字想不起来。突然，哦，是孔苏埃洛·奥多涅斯。我操，真费劲。
“然而，我写作，也想给跟我类似的人输送一些正能量，弘扬文学与艺术，弘扬人性中优秀与高尚的一面。埃塔的受害者作为人类个体，他们是有尊严的，不是无名无姓、无具体面孔、无独特个性的统计数字。”
这恰恰是妈妈不愿意看到的：让她和子女的痛苦成为某个作家的素材，创作出一本书；成为某个导演的素材，拍摄出一部电影。之后，让他们收获掌声，赢得奖项，而我们继续背负苦难的十字架。
“我尽量避免去犯此类文学作品最容易犯的两个错误：其一，伤感悲情的语气；其二，鲜明的政治立场。我觉得，那是访谈、报刊文章和类似今天这种论坛的目的。”
第二排靠边有个红头发，哈维认出是克里斯蒂娜·奎斯塔，跟他一样，父亲死于埃塔之手。毫无疑问，是她。左边是凯蒂·罗梅罗，圣塞巴斯蒂安市警局士官的遗孀，不记得在哪里见过。士官生前负责清除队伍中与埃塔合作、向其告密的警察，结果，恐怖分子两枪将他清除。
“我想回答一些具体问题：在恐怖袭击中，失去父亲、丈夫、兄弟的人，他们私底下如何生活？在经历过埃塔恐怖袭击后，孤儿寡母和残疾人如何面对生活？”
作家心平气和地阐述，哈维当他出发点是好的，但并不认为某人写了一本书，事情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他觉得到目前为止，巴斯克作家并没有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对凶手更感兴趣，凶手是否问心有愧、凶手不为人知的情感世界等等。而且，埃塔恐怖主义不能用来打击右翼政党，相比较而言，内战才是右翼政党的软肋。
“……试图描绘出一幅恐怖环境中的典型社会面貌。也许，我有点夸张，但我坚信：埃塔败了，埃塔文学也在溃败中。”
这时，坐在孔苏埃洛·奥多涅斯正后方、戴着米色贝雷帽的女人微微侧了侧脸，也就一秒钟，却让哈维心里咯噔一下。那个女人的五官对他而言，是如此熟悉。妹妹在这里干什么？她不是说：给她钱，也不会去参加恐怖主义受害者见面会吗？他不也是？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荒谬，没再花半点工夫去思考，脑子里有更紧迫的念头。什么念头？比方说：怎样才能让内蕾娅看不到他？他估算了一下，从座位到门，不超过三步。他趁听众给作家鼓掌、掩住其他动静的机会，毫不犹豫地从椅子上起身，出门，去过道。他疾步如飞，几乎向酒店大门跑去。
110．傍晚闲聊
他俩很久没见。多久？这有什么要紧，两三个礼拜。这期间，毕妥利那儿发生了一些事，没一件好事，其中一件特别让人忧心。哈维和内蕾娅觉得，好好商量一下跟妈妈有关的糟心事，打电话不是办法。那怎么办？你不认为……他们当即说好，市中心见。下午冷，有太阳。内蕾娅提议去新散步道，在宽广的蓝色海边走一走、聊一聊。哈维没有要紧事，同意了妹妹的想法。
一路上有大人，有孩子，有一溜儿卖工艺品的商贩，人多得几乎走不过去。市政工作人员在前方拿着高压水枪，洗刷拉布雷查鱼市大楼侧墙上拥护埃塔的标语。为了避免水溅在身上，兄妹俩尽量贴着对街大楼走。
“用不了多久，不会有多少人记得发生过什么。”
“哥，别那么毒舌。这是生命规律，说到底，一切终将被遗忘。”
“那也没必要做帮凶。”
“我们不是帮凶。我们的记忆即使用高压水枪，也洗刷不掉。你等着瞧，他们会说：我们这些受害者，拒绝往前看。他们会说：我们想报仇雪恨。有些人已经这么说了。”
“我们很讨厌。”
“你都想象不出我们有多讨厌。”
走到圣特尔莫博物馆附近，他们进入正题。哈维让内蕾娅跟他说猫的事。怎么回事？究竟怎么了？
“‘煤球’死了，妈妈还不知道。我凭直觉认为：她不知道，更好。”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昨天我去妈妈家，基克开车，送我到圣巴托洛梅街。他做什么都要快，不停地抱怨，说约了客户，很重要，全怪我，要迟到了。我跟他说：停车，我走上去。当时，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你明白吗？我给妈妈打电话，她不接；再给她打，还是不接。都两天了，所以我觉得最好上去看一眼。”
“她白天在镇上。”
“有时候会去墓园，她一直有去墓地看爸爸的习惯。但我觉得奇怪，正常吃晚饭时间，她也不接我电话。”
内蕾娅爬了一段阿尔达佩塔上坡，在柏油路上看见了一团红乎乎的肉和黑乎乎的毛，反复被车碾过，又过了一辆公交车。她站在人行道上，看了一会儿，认出了猫项圈。她先去看妈妈，一小时后，告辞前，不经意地问起了猫。
“猫咪呢？怎么没看见？”
“它有自己的生活，没准什么时候，就衔一只鸟，出现在阳台上了。”
内蕾娅捂着口鼻，先将猫的尸首和柏油路面分开，见没有车过来，再将这坨肉和毛推到公路没有人行道一侧的沟里，确保不会让妈妈看见。她捡了一根灌木枝，完成了上述恶心的操作。最后用树枝末端勾住油腻腻的猫项圈，扔到土坯墙那头。
在跟哥哥交代的过程中，她依然一脸嫌弃。
“你做得对，应该瞒着妈妈。”
“我下坡去圣巴托洛梅街的路上，直犯恶心，看见路边有家酒吧，赶紧冲进去，喝了一杯。我不是随便哪个点儿乱喝酒的人，但我需要尽快去掉嘴里的恶心味。”
兄妹俩呼吸着海风，并肩前行。一条长长的、雾蒙蒙的海边散步道任其观赏，散步道下方，连绵不绝的海浪在防波堤上前仆后继，粉身碎骨，化成泡沫。内蕾娅让哥哥仔细跟她说说电话里提到的那件事。
“还记得拉蒙·拉萨吗？”
“救护车司机？当然记得。”
“一个星期前，他来我办公室，别人告诉他一件事，他要来告诉我。什么事？有人看见我们亲爱的妈妈在镇广场上给阿兰洽推轮椅，要明白，阿兰洽是坐轮椅的。你想象一下那幅场景：这两个女人光天化日，在大庭广众之下散步。为什么？谁的主意？怎么没别人跟她们在一起？那个天天照顾阿兰洽的看护呢？你能想象街坊邻居聊得有多起劲。”
“是有点奇怪，我们家已经好多年不跟他们家说话了。学生时代后，我就没见过阿兰洽，不过，我还当她是朋友。他们家人，就她对我们好。你没去问问妈妈？”
“我认为是妈妈暂时性神经错乱，不想让事态越变越糟。不过我告诉你，拉蒙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阿兰洽的父母会怎么想？”
“我觉得，胡利安是个大好人，他能看得下去。可她那个妈！”
“米伦一定认为，这相当于扇她一耳光。”
“拉蒙还告诉我，跟阿兰洽散步后，妈妈当街晕了过去，镇上人去帮忙。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这时，我决定插手。”
太阳快要落山，在海平面上投下焦躁不安的倒影。有船吗？一艘也没有，只有返航的一艘小艇正要驶进海湾，没别的。哈维跟内蕾娅肘倚着栏杆，他戴着一顶苏格兰帽，掩住日渐稀疏的头发；她直到几年前，还戴着羊毛贝雷帽，现在不戴任何帽子，头发直接露在外头。身后的奥泰萨雕塑锈迹斑斑，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下一场暴风雨。距兄妹俩没几步，有人手持鱼竿，盯着在海浪中上下起伏的白色浮子。
“我让妈妈上车。咱们去哪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替她约了好几回阿鲁拉瓦雷纳，她说去，可总是不去，就让时间这么一天天过去。根据血检，我已经察觉到她的身体出了点问题。阿鲁拉瓦雷纳帮她检查，做了个全套，前天给我打电话，让我一定去找他。我看到他脸色，就知道他要告诉我的消息糟得不能再糟。”
“确诊是癌症？”
“子宫颈癌，晚期。要是早点查出来，还能治。可她自己不当回事，我也没盯紧，现在已经转移到肝脏等别的器官。总之，医学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我保证，听了让人不舒服。”
“她还能活多久？”
“阿鲁拉瓦雷纳说，顶多两三个月，今晚没命也有可能。如果开刀，摘除子宫，恐怕可以拖到年底。不值得。”
“妈妈知道吗？”
“阿鲁拉瓦雷纳还没跟她说。他问我：是不是最好由我去告诉妈妈诊断结果？我好歹是患者儿子，又是医生。我认为他说得在理。这件事，我有很大责任，没有及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不是怪谁的时候。我觉得妈妈对自己的病了解得很清楚，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她在车上抱怨，说用不着去看医生。她一辈子例假不正常，下腹老疼。”
兄妹俩接着往前，走下水族馆台阶，来到港口。城里已经开始亮灯。
“不管怎样，我跟阿鲁拉瓦雷纳说好，做姑息治疗，尽量让她少受点罪。”
内蕾娅将一只手搭在哈维肩上，就这样走了一会儿，不说话，不对视，直到她又问：妈妈不在了，他有什么打算？
“你知道的，我之所以生活在这座城市，完全是为了妈妈。我在爸爸入土那天，向他保证过。我在心里对他说：别担心，我会帮你照顾她，她不会孤零零一个人。你瞧，到最后，我还是没能掌控住局面。我的计划是：尽早帮他们完成心愿，在镇上墓园合葬，然后离开。去哪儿？还不知道，一定很远，去需要我的地方。你呢？”
“我会留在这儿。”
他们避开老城区的街道，那里人太多，在林荫大道上找了家咖啡馆，坐在吧台前继续聊。傍晚时分，互相亲了亲面颊，严肃、平静地告别。他往这儿走，她往那儿走。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下午的冷还可以忍受，晚上简直爆冷。哈维走在埃尔卡诺街上，埋头想心事，闻到热乎乎的烤栗子香味。栗子摊在吉普斯夸广场拐角，十二个栗子两点五欧。付钱时，议会大厦的钟在敲晚上八点。哈维双手抱着一袋热乎乎的栗子，在广场长凳上坐下。叶子掉光了，透过树枝，看见一轮下弦月。他轻松地剥掉第一个栗子的壳，味道好极了，不硬不焦，火候刚刚好。热气在口中散开，口感很棒，呼出的热气更浓。第二个栗子也非常好，简直不能再好。他站起来，将几乎满满一袋栗子丢进了垃圾筒，栗子一个个落在垃圾筒里的垃圾上。之后，他往林荫大道方向走去，消失在人群中。
111．卡拉莫查一夜
米伦通常会坐支持大赦组织安排的大巴去看何塞·马利。一开始，胡利安时不时地会陪她去；后来，一年又一年，他去得越来越少。
多年前冬日的一个星期六，他们在卡拉莫查附近几公里处遭遇了一场车祸。此后，胡利安就不想出远门了。不仅因为这个，最主要是因为米伦。她爱发号施令，两口子老吵架，儿子的事不能提。何塞·马利是她的软肋，不能提，一提就爆。瞧这个女人！
卡拉莫查出事那天，他们早上前往皮卡森特监狱，参加面对面家庭探视，没坐大巴，搭了阿方索和卡塔丽娜的车。当时，他们的儿子也被关在同一座监狱。
两对夫妇走得不算近，米伦背后常批评他们，因为他们不说巴斯克语。胡利安觉得说什么语不重要，不过对他们也没有好感。为什么？他耸耸肩，不知道。
然而，不管怎样，阿方索和卡塔丽娜是镇上人，尽管是六十年代从南方迁来的。在米伦眼里，他们跟巴斯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尤其是卡塔丽娜，一听口音，就知道她是哪里人。结果他们养出了一个加入埃塔组织的儿子，那段时期，跟何塞·马利被关在同一座监狱，两人似乎关系还挺好。
一天，堂塞拉皮奥在街上叫住米伦。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正在镇政府的柱廊下，跟卡塔丽娜说话。他会停下来跟所有人说话，以控制所有人的身体和灵魂，或者，试图控制所有人的身体和灵魂。除了特别的日子，平时去听弥撒的人没几个。他见米伦停在摊子前买奶酪，便招呼她：你好，米伦。米伦又不能假装没听见，神父也就离她几步。她只好放下奶酪，走了过去。碰巧，在场的卡塔丽娜和她丈夫也打算去参加面对面家庭探视，跟他们同一天。这一点，神父知情。
中午，胡利安说：
“是你说漏了嘴。”
“可他是我的忏悔神父。”
“那你就去别的镇子忏悔。”
总而言之，当着堂塞拉皮奥的面，米伦和卡塔丽娜还能怎么办？只好约定，四个人坐阿方索的车，一同前往皮卡森特监狱。结果，神父差点给他们四个人主持追悼会弥撒。
车祸是在回程路上发生的。阿方索在特鲁埃尔打电话跟一名记者聊了聊，没几天，《行动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简讯。去的路上，胡利安坐在前排副驾驶座，阿方索旁边。阿方索开车，傻逼一个。或许，这话说得有点重。这人自以为什么都懂，嘴巴一刻也不闲着，聊足球，聊摩托，聊做饭，聊蘑菇，还在途中放了一盘磁带，是西班牙歌剧。到了监狱，跟他们分开后，米伦小声说：
“这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就差喊‘西班牙万岁’了。”
回程路上，胡利安刚想上车，发现卡塔丽娜已经坐在前排，他只好坐在后排米伦身边。一上路，米伦就掐他大腿，让他别再说跟何塞·马利有关的事，他刚开了个头。
两天后在家里，米伦说：
“感谢圣伊格纳西奥，让卡塔丽娜抢了你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