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在庆祝什么？众议院昨天通过立法，准许同性恋结婚，这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杰作。拉蒙乔对工人社会党向来有种无法克制的厌恶，从今往后，他会好好考虑考虑，甚至在下次大选中，投它一票，以示感激，下不为例。
格尔卡向来不参加任何形式的选举，他不感激，不拥护，不惩罚，任何与政党和政治沾边的事，他都排斥？更确切地说，他都无视。拉蒙乔絮絮叨叨了一早上，他提议干杯，格尔卡严肃地举起杯子，干杯。拉蒙乔喝了酒，开心地说：
“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求婚的。”
“看得出，你喝多了。”
“小心肝，我说正经的，现在还为时过早。咱们先观望观望，看新法执行得如何。”
“看来你还有一丁点脑子，别浪费了。”
“老兄，谨慎点好。这个社会不久前还每天下午数念珠祈祷呢，你以为这么大的变革，它准备好了？还有，‘当光投落在你的康科洛……浮现出的少年’(1)，我看着你，再看着你，不停地看着你，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好了，诗人，快点说。”
“希望你别完全放弃结婚的想法。”
“帅哥，结婚是你应得的。”
“也是你应得的，你以为呢？”
五年半后，阿斯库纳市长在市政府阿拉伯厅宣布他们结为夫妇。他在一束绚烂的白玫瑰后主持婚礼，脸上已经明显看出，他患了绝症。他的发言一会儿感人至深，一会儿妙趣横生，旁征博引，夹杂着一些趣闻逸事，有些跟老朋友拉蒙乔有关，他自始至终叫他“拉蒙”。嘉宾们笑声不断，最后又都噙着泪花。两位新人循例西装革履，都着浅灰色西装，如某人所说，像一对孪生子。格尔卡害羞，束手束脚的，新人接吻便索然无味。于是，阿斯库纳站在主婚席上，大大方方地要求：两位新人再亲一次，这回要来真的。嘉宾们起哄，都说市长大人英明。两人只好紧紧拥抱，在众人（二十多位朋友和同事）的喝彩下，激情相吻，周围响起掌声和口哨声。
祝贺、拥抱、鼓励，有位典型的爱开玩笑的朋友还祝他们多子多福。谁都能看得出：他们相爱，所以结婚，但不止是相爱。如果某位嘉宾认为，那天下午在阿拉伯厅参加的婚礼是两人商量好的，闹着玩的，脑袋一时发热，任性妄为，那他就想错了。拉蒙乔和格尔卡结婚，和其他许多夫妇一样，理由非常实际，尤其是因为拉蒙乔一年前摘除了一只肾，他害怕。
拉蒙乔刚过四十，就被查出长了肿瘤。目前一切都好，不用做透析，可他不敢掉以轻心，医生也不敢。有没有转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两人独自在医院病房，决定将关系合法化。格尔卡原来一直不肯，干吗要合法化？如今接受了拉蒙乔的理由：因为遗产。我一出院——如果他们让我出院的话——就要从房子开始，将所有财产列为共有。还有抚恤金，我不在了，你能领到一笔抚恤金。出院回家后，拉蒙乔赶紧立遗嘱，对格尔卡有利，还逼他答应，如果阿玛娅需要钱，他一定要给。
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女儿的消息。每到特别的日子，女儿生日，圣诞节，他都会问：
“她还记得我吗？”
什么都没有，信没有，贺卡也没有，拉蒙乔难过极了。他经常一个人或在格尔卡的协助下，上网去搜有关阿玛娅的线索，后来扩大范围，去各种社交网站上找，以防万一，也会查她妈妈。注册簿、合伙人名单、参加人员名单、照片说明，我也不知道，总之哪里总会出现女儿或妈妈的名字。难道她们改名了？
每到阿玛娅的生日和东方三王节，他都会给小姑娘——已经长成女人了——买礼物。系着彩带、装着贺卡的礼品盒堆满了衣柜，位置越占越多。格尔卡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折磨自己？他回答：
“心告诉我，她会回来的。我想让她知道，这辈子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答应我，我要是死了，帮我把礼物交给她。”
对格尔卡来说，结婚计划会撞上一堵无法绕过的墙：他父母。不是说他们会不同意，这点他基本不怀疑，他们就是会不同意，而是因为结婚的消息一旦在镇上传开，（可以想象）让他们的脸往哪儿搁？
他偶尔会跟妈妈通电话，姐姐中风后几个月，更频繁些。聊的都是些固定话题：阿兰洽、天气、吃的、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基本不提何塞·马利，从来不提格尔卡的私生活，顶多聊几句他做电台主播的闲话。胡利安对电话过敏，很少接，只是拜托米伦，代他问候格尔卡，问儿子什么时候回家。
格尔卡怕父母不高兴，会大闹一场，吓得不敢结婚。另一方面，怎么说呢？拉蒙乔又没逼我，结婚只是一种浪漫的、美好的、并不紧迫的可能性。后来，拉蒙乔病了。医生说，他快死了。这下情形变了。格尔卡承认自己胆小，他从来没否认过，他想悄悄背着家人结婚。拉蒙乔反对。
“绝对不行！你不乐意的话，可以不请他们。我妈妈也来不了，她脑子不好，照镜子，连自己都不认识。但你最起码要把结婚的消息告诉父母。”
“你知道的，我不敢。”
“你听我说：别想把生活构建在谎言与沉默上。我向你保证：这是最糟糕的。”
“我顶多写个东西，寄过去，好吧？打电话，我会两腿发抖。”
他忙乎了整整一下午，给家人写了一份简短的通知。拉蒙乔晚饭时看了看，提议改动几个小地方，说很好。距婚礼还有一个礼拜，格尔卡终于鼓足勇气，将通知寄回家。没收到回信。爸妈一定嫌弃他，不是吓坏了，就是不敢上街，没脸见人。
一对新人手拉手，洋溢着笑容，幸福地走下市政府的台阶。按照习俗，大家等着，往他们身上撒米。路过的车辆也会按喇叭，表示祝贺。嘉宾们叫道：亲一个！亲一个！他们瞎起哄，引来行人注目，又是一番拥抱、祝贺。格尔卡的头发上沾了好多米，别人提醒他，他想用手把米抖掉。眼神随意地往海湾一扫，突然看见了他们。谁啊？还能是谁？他的家人，站在对面人行道上。三人站得远远的，害怕打扰。妈妈推着轮椅，爸爸戴着贝雷帽，毛衣搭在肩上。
拉蒙乔注意到格尔卡奇怪的反应。他突然神色大变，一定发生了什么忧心事。
“你怎么了？”
“他们来了。”
两人迎上前去。拉蒙乔开心；格尔卡慌张、严肃、拘谨。
“你们来啦？”
米伦唱主角，使劲点头：
“儿子结婚，能不来吗？这是我女婿？”
她像贵妇般伸长了脖子，递过一边面颊。我了解她，她会旋即用巴斯克语抛个问题给拉蒙乔，证实一下。拉蒙乔的回答让所有人都笑了，除了格尔卡，他还哭丧着脸。怎么回事？他忍不住同情爸爸。爸爸尴尬地笑，泪眼婆娑，站在栏杆旁边，不知该说些什么，不知该做些什么，似乎突然被移到了另一个星球上。
米伦赶紧责怪地问：
“喂，胡利安，你不会要掉眼泪吧？”
阿兰洽坐在轮椅上，无声地绽放出各种喜悦之情，挥着那只健康的手，悄声大叫，用眼神哈哈大笑。拉蒙乔俯下身，无比亲切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之后，将胡利安拥到怀里，拍拍他的肩胛骨，胡利安的脑袋只到他领带结上一点点。最后，帅气的女婿狡猾地说：很高兴有个这么漂亮的丈母娘。这话说得恰到好处，米伦听了，心花怒放：
“我是来毕尔巴鄂显摆我儿子的，我还买了双新鞋呢！”
所有人低头去看她的脚。
出租车到了。米伦一下车，就拉着格尔卡的胳膊，往餐厅走。这么说，家人要参加婚宴？这还用问？那当然。
一对新人挨着坐。拉蒙乔的右手边空了一张椅子，留给女儿，他在简短的致辞中跟嘉宾们稍作解释；格尔卡的左手边是米伦，她在桌底下悄悄递给儿子一只信封，里面装着一千欧，我们的贺礼。她说：再少拿不出手。米伦对他耳语道：
“何塞·马利让我代他向你表示祝贺。”
(1)引自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Luis Cernuda，1902—1963）创作于1934年8月22日的诗歌《致一个安达卢西亚少年》。开头第一段为：“如果可以我愿给你整个世界，/当光投落在你的康科洛，/赭色小山后面，/持久欢乐的古老松树之间／浮现出的少年。”译文引自汪天艾译《现实与欲望》（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207页。康科洛为西班牙韦尔瓦地区的一个海边小镇。
117．看不见的孩子
基克打扮得衣冠楚楚，西装领带加名牌运动鞋，不搭调，不配套，但是他乐意。内蕾娅的裙边在膝盖上十厘米，玫瑰色口红，眼影，网眼长袜，高跟鞋。别人要看，就看好了。自从上世纪末两人相识起，始终非常享受自由走动／展示的时刻，就是要撩人，就是要炫富。各自的香水也在空气中飘散开去。
你好，我们是某某跟某某，分给他们的桌子在两根顶梁柱之间，位置很好，离餐厅大门远，离后厨门也远。今天星期几？星期六，晚上九点半。基克去年投资了一笔所谓的洛多萨辣椒（所谓的？哪里是洛多萨的？是从秘鲁低价买来的）罐头，下午得知生意亏了，损失惨重。他恬不知耻地告诉内蕾娅，还在笑，露出一口整过形、无懈可击的牙齿。葡萄牙烧烤餐厅位子全坐满了。
基克拿着菜单，将餐厅的过往娓娓道来：
“小时候，这里是个大村子。我们会拿榛树枝和普通的渔具来钓鱼，用面包屑做鱼饵。不在这儿钓，这儿的河水是白的，我发誓，很白很白那种，全怪那家牛奶厂。我们去上游钓，西尔韦蒂家废铜烂铁铺上面，那儿连鳟鱼都能钓到。”
内蕾娅建议了头道菜，基克听都没听，点头说好。看见一盆苣荬菜加鲑鱼、蜘蛛蟹上桌，他惊讶地问：
“这破玩意儿是你点的？”
内蕾娅回答：亲爱的，是我点的。基克说：他要个蘑菇炒蛋就好。四十五欧一瓶的红葡萄酒，他摇摇杯子闻了闻，闭上眼睛品了品，一脸不屑地让人撤了。又拿来一瓶，他再闻，再品，最后留下，故意高谈阔论、颐指气使地给女侍应生上了一堂酿酒课。内蕾娅跟他碰杯，说道：
“你的心思，我懂。第一瓶酒不错。”
“那当然，甚至比这瓶还好。可是对服务行业的人，最好尊卑有序、保持距离。后厨那帮人现在肯定慌了，拼了命的要把菜做好。也正常，人家就是吃这口饭的。咱们点什么，他们都会上最好的。”
“或者，人家在菜里啐一口。汤汁里要有小沫沫，我可不吃。”
“苣荬菜什么味道？”
“苣荬菜的味道。蘑菇呢？”
“蘑菇的味道。”
他们快结婚十二年了，分了无数次，又无数次地激情复合，依然各住各的。你有你的空间，我有我的空间；你在你那儿浪，我在我这儿浪。两人聊天、吃东西、用面包蘸汤汁。基克为突然的发现感到开心。什么发现？结婚头六年，他一直不停地求她，过来跟他一起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同一张床，没错，用同一间浴室）；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又过了六年，也就上下一个月，却是她求着跟他一起住，他不同意。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同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同意。”
“我喜欢你的秘密。因为是秘密，所以起初我并不知情。你对我隐瞒了个人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件事，让我去发现，去戳穿，我很兴奋，好比强奸你以后，偷走了你的内裤。请注意：你要是仔细观察，会发现输的人是我。我就像个孩子，弄坏了心爱的玩具，黯然神伤。因此，我不希望和你住在一起。如果太了解你，没有给彼此惊喜的空间，哪怕这空间很小，我也会觉得非常遗憾。”
内蕾娅的秘密是被毕妥利不小心戳穿的。毕妥利发现闯了祸，假装天真地问：
“啊，你不知道啊？”
内蕾娅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煤球”，撒了谎，被逮个正着，一脸尴尬，基克就坐在身旁。之前好几次，她跟基克说的版本是：父亲死于肺癌。她还处心积虑，说得有声有色，好让谎言听上去更真实些。
真相浮出水面后，内蕾娅觉得没必要再分居。她的住处，被她称为“我的宫殿”的地方，有一个纪念爸爸的博物馆，她最不喜欢有人来看、来问、来评判，用手去摸、去抓、去玷污。爸爸的遗物有些直接能看见，有些（大部分）藏在门后、文件夹里、抽屉里、柜子里：照片、简报（“埃塔谋杀了一位企业家……”“埃塔宣称为此事负责，除了人民团结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均予以谴责”）、死者的衣物用品。比如什么？小时候我送给他的仙人掌形状的蜡烛、自来水钢笔、骑行比赛和纸牌比赛的各种奖杯、带两个枪眼的衬衫、办公用品、几双鞋，包括被暗杀下午穿的那双。总而言之，这些物品对内蕾娅来说，有珍贵的情感价值。有些是从妈妈那儿拿来的，有些是从哈维那儿拿来的。还有那把手枪。
是哥哥把衬衫拿到洗衣店去洗的，换了她，会把沾血的衬衫原样保留。基克没见过老丈人，自从他得知“老伙计”遇害身亡后，内蕾娅觉得没必要再向他隐瞒那些遗物。现在反倒是基克不希望有恐怖主义受害者的物品在身旁，顶多只留照片，其他都瘆得慌。内蕾娅什么也不想扔，无论如何不许扔。于是，两人继续各住各的，经常见面，几乎天天见面，具体要看情况。
基克习惯把手机放在餐桌上，盘子边，隔三差五地瞅一眼。那天是星期六，做生意哪有休息日？他正吃着烤鱼配蛤蜊（内蕾娅吃的是招牌鳕鱼），WhatsApp提示音响了，有一条新信息。没什么，是埃利萨尔德发来的一则搞笑的短视频：一名光头足球运动员，球老是打在脸上。他们是合伙人，也是朋友，互相发信息开玩笑。内蕾娅有自己的看法：
“这家伙在试探你，看你是不是闲着，晚上好约你出去鬼混。”
“你要是没跟马丽萨吵架，咱们就可以四个人坐下来欢声笑语了。”
“我还在想，怎么没把她眼珠子挖出来？”
她俩关系挺好。是朋友吗？别夸张。只是好到可以愉快地聊天，时不时地结伴去毕尔巴鄂的英格列斯百货公司，甚至说点床帏秘事的程度，很私密的事一概不谈。不为什么，只是性格不同、品位不同、兴趣不同。内蕾娅觉得马丽萨有点嫉妒她，在毕尔巴鄂的英格列斯百货公司咖啡馆，马丽萨莫名其妙地对她说：
“我可不想多管闲事，不过，我要是你，会稍微盯着点老公，瞧他多招女人喜欢。”
她俩分头回到圣塞巴斯蒂安，内蕾娅坐城际公交，马丽萨自己开车。直到今天。
“她想破坏我家庭，我可不答应。”
“鳕鱼味道如何？”
“挺好的。就是鳕鱼配红酒，我喝不来。”
“那就再要一瓶白葡萄酒。”
“埃利萨尔德就不会给这个蠢婆娘戴绿帽子？”
“时时刻刻都会。”
“那她就是自作聪明，典型的傻瓜。”
女侍应生拿来一瓶白葡萄酒，问：要不要尝一尝。基克吩咐／命令：把酒放下，要是酒不好，会叫她的。
“我送你的那条带银杏叶的金链子呢？怎么不戴了？”
“有天一生气，扔泰晤士河里了。别担心，我记得地方，随时能捞上来。”
“我可不想让你着凉，我再送你一条。”
那天早上，她气急败坏，一个人在房里发飙，气他，更气自己。起初，她不能忍受基克走在街上，似乎牵着一个他们生不出的儿子。在伦敦，他又这样。不是一回，是好几回，最后一回让她彻底爆发。她从酒店窗户看出去，基克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地去开会，过马路时，牵着一个看不见的孩子的小手。他知道她在五楼窗户那儿看他吗？我像妈妈，我们走的时候，妈妈也会站在窗口看。这点更让她暴跳如雷。
内蕾娅不要饭后甜点。基克要：一块慕斯、一杯黑咖啡，发现这里有他卖的那个牌子的酒，又要了一杯黑刺李酒。
好几年里，内蕾娅确信是基克生不出孩子，基克也垂头丧气地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她劝他去做个精子测试，做什么？我不知道。有时候精子过少，或精子不摆尾，那就没用。实验室结果出来：基克的精子质量很好。这么说，不孕不育的问题出在她身上。内蕾娅为自己辩解：
“那就是你没对准。”
她不再去找体型跟基克相似的男人去配种，万一生出个黄头发或黑皮肤的孩子，那该如何是好？她原本想跟基克玩一出布谷鸟的蛋的把戏，没成功。供精者倒多得是。
从那时起，他就落下个牵孩子的毛病，他没孩子，将来也不会有，至少跟我不会有。他知道这游戏瘆得慌，会刺激我神经。他是在变相打我的脸吗？基克痛苦，因为他痛苦，所以她既生气，又痛苦。
“麻烦您，买单。”
内蕾娅手快，抢先递上信用卡，给了四十五欧的小费，相当于被基克拒掉的那瓶葡萄酒钱。出餐厅，上车前，他们在星光下，半明半暗中，热恋、亲吻、抚摸。
“我操，你没穿内裤。”
“免得被你偷走。”
“我爱死了你两腿之间的气味，我想在这儿就上你。”
“这儿不好，河水是白的。”
“那是过去。”
“我想去你说的那家废铜烂铁铺子上面。”
他们没有回城，开车沿着伊加拉公路上山，越走越高，往林间迷雾中驶去。
118．不速之客
内蕾娅听哥哥说，毕妥利和阿兰洽几乎每天早上会在镇广场上见面。哈维还告诉她，老朋友阿兰洽会在哪几天、几点去医院做理疗，言下之意是让她去看阿兰洽。内蕾娅自然一冲动，决定去看。小心！有时候是个小个子女人、厄瓜多尔看护陪她来，有时候是她妈妈陪她来。
“她会咬我还是怎么着？”
“我就告诉你一声，万一你不想见她妈妈。”
她和阿兰洽多久没见了？呜呼，从内蕾娅去圣塞巴斯蒂安念法律起。让她想想，还不止，远远不止二十年，在她去萨拉戈萨念书前，就见不着了。那时候，阿兰洽已经结婚，在鞋店当店员，跟老公住在埃伦特里亚。过了十年，又过了十年，已经开始第三个十年。最后一次见面后，过了很久——有多久？不知道——阿兰洽中风。这个消息，也是从哈维那儿听来的。
“她现在的模样，会让人大吃一惊。”
“亲爱的哥哥，别再护着我了。能跟她交流吗？”
“她什么都明白，交流用iPad。你问，她敲键盘回答。我知道她在接受言语治疗，不知道她现在说话，能不能听懂。”
星期三下午，内蕾娅来到医院。按照哈维的指示，去找给她做向导的人。她见阿兰洽坐在轮椅上，一个人在走廊打发时间，等理疗师来叫她。
我难过得心都要碎了。她短发，白了不少；一只手握着，动弹不了；脖子不灵活；五官微微变形，一眼就能看出。内蕾娅好半天才认出那个身体被摧残的女人是她儿时的朋友。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操，生活真残忍！第二个念头是：没提前打招呼，希望她别生气。
“阿兰洽，美女，瞧瞧谁来看你了。”
阿兰洽转头，惊愕／犹豫了半秒，突然，整张脸欣喜若狂。内蕾娅礼貌地亲了亲她，她伸出右手，去摸，去抓——太痛苦了！——去试着拥抱身体已经后撤的朋友。阿兰洽想出声，就是发不出声来。她很努力地想说话，有一会儿，差点窒息。
“我走了，你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内蕾娅用指关节关切地——同情地？——摸了摸阿兰洽的面颊，阿兰洽无可奈何地看着她，似乎在说：你瞧，就是这样，或类似的话。
内蕾娅拼命表达，反复解释，让重逢不那么悲情：她是听哥哥说的，哥哥早就知道，别人告诉他的。最后，她真心实意地说：
“太操蛋了，不是吗？”
iPad在腰旁边，靠着轮椅侧面。那时候，阿兰洽点点头，眼神黯淡，已经将它拿出，放在膝上，写道：
“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是。你好吗？”
“不好。”
“瞧我这问题问的，对不起。”
见阿兰洽笑，内蕾娅也笑，尽管是苦笑。
“我离婚了。”
苍白、纤细的食指灵巧地在键盘上飞舞。写完，内蕾娅去看屏幕：
“我前夫不要我了，我不在乎。”
内蕾娅问：你有孩子吗？她知道阿兰洽有几个孩子，哈维告诉过她。可她不太适应这种口说—笔答的聊天方式，要缓一缓，说话才能自然，只好问这种傻傻的、礼节性的问题。
阿兰洽伸出两个手指，正好摆出胜利的手势。
“我在世上的最爱。他们跟爸爸住，但我经常能见到。没准儿他们会来，我给你们介绍。”
接下来，她一个个字母敲，敲得飞快，敲出两个孩子的名字、年龄，说他们漂亮、聪明、亲人。
“两个都像我。”
“你为他们自豪，是吗？”
阿兰洽很开心，毅然地点了点头，说是的。她问内蕾娅过得怎么样，内蕾娅大致讲了讲：结婚了，没孩子，在财政厅工作。她又俯身去看屏幕，见阿兰洽说她很美，忍不住地激动。
“别这么说，我也一把年纪了。”
“我跟爸妈住，经常能见到你妈妈。”
“是的，她告诉过我。”
“她病了，我很难过。”
啊！这么说，她知道。
“哈维和我尽量抽时间多陪她，哈维陪得更多。你知道的，他一辈子都跟妈妈亲。”
“毕妥利最大的遗憾是：死之前，听不到我弟弟跟你们道歉。”
“是的，她需要这个安慰。”
“我在给何塞·马利施加压力，一直没停过。”
“你给他写过信？”
她点点头，手指分分合合好几次，意思是写过很多封信，或发过很多信息。
“我弟弟害怕。”
“他会害怕？”
“他怕毕妥利把道歉信拿去给媒体发表，让同伴们知道。”
走廊尽头出现了一个露齿笑，牙齿真白，一件没那么白、没那么干净的白大褂和一张年轻的脸。理疗师来了，她和善诙谐地问：
“怎么了？大美人，有客人？”
阿兰洽赶紧在iPad上写了一句话，理疗师当即表示同意。她让内蕾娅在那儿等着，别走开，一会儿来叫她。内蕾娅一个人在走廊上等。她们在玩什么把戏？看表情，一定很好玩。过了一会儿，有人叫她。她走进康复室，她们给她准备了一份惊喜：阿兰洽站起来了，一边一位理疗师。她并不自信，全身绷紧，在不扶人、不扶工具的情况下，晃晃悠悠地迈出了一小步，哦哟，要摔倒！两步，一共走了四步。她们把轮椅推到她身后，让她坐下。在场的所有人都表扬她，为她鼓掌。内蕾娅也为她鼓掌，差点掉眼泪。
几分钟后，内蕾娅告辞，答应阿兰洽会再找个时间来看她。人在走廊上走，她心事重重，说忧心忡忡更合适，自然是担心妈妈。很高兴来看阿兰洽，快到楼梯，旁边有声音硬邦邦地对她说了声“你好”，她看都没看，回了声“你好”。等回过头，只见米伦的背影正在往走廊走去。是米伦？当然是她，身边有个高她两拃的男孩子和一个梳着长马尾的女孩子。他们跟米伦一起走，看年龄，很好猜，这也太明显了：他们是阿兰洽的一双儿女。
119．耐住性子
晚上，内蕾娅给哥哥打电话，早就答应过他。她事无巨细地告诉他下午去见阿兰洽的点滴，不忘提到米伦跟她打招呼。
“不会吧，你肯定？”
“当时我身边没别人，招呼肯定是冲我打的。一声‘你好’，很快，我都没来得及看她的脸。”
最后，她说出自己最担心的事：
“阿兰洽知道妈妈病了。”
“她知道多少，我想象不出。诊断结果，我还没告诉妈妈。”
“妈妈不是傻瓜。她知道谁也不会去找肿瘤专家治咽喉炎，一定凭直觉猜到自己得了重病，只是说不出病名。”
“你要是能去看看她，帮我做个铺垫，那再好不过。我最近情绪有点低落。”
“你放心，我明天就去。”
“帮帮忙，就算她跟你对着干，你也别跟她吵。”
内蕾娅买了一束花，后来证明，这是个馊主意。她去妈妈家，途经花店，临时起意，想的是：给她买束花，以表诚意。结果毕妥利一看见花，就说：
“喂，我还没死呢！”
耐住性子。进门前，站在楼梯间，内蕾娅问：从伦敦带来的进门脚垫呢？
“你问过好几次了，你应该能想到：我不喜欢。”
“你又没跟我说过。”
“孩子，有些事，不用说的。”
耐住性子，耐住性子。她想起哥哥的恳求：帮帮忙，别跟她吵。
“你老公呢？又分啦？”
“在哪儿忙着呢！”
“那家伙永远在哪儿忙着。”
“妈，他工作很忙，别想歪了。”
毕妥利盛水，把花插瓶，说：这花挺香的，如果你不介意，星期六我带去给“老伙计”。内蕾娅柔声抱怨，客厅太冷了，一边说，一边看着大开的阳台门。
“给猫留的，我担心它出了意外。”
“昨天，我去医院看阿兰洽了。”
“她今天早上告诉我了。”
“哦，好吧！其实，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的，可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她说的，不知道你说的。”
耐住性子。母女俩坐下，她坐在这边，妈妈坐在矮几那边，中间是插了花的花瓶和两杯不含咖啡因的速溶咖啡。内蕾娅解释为什么去医院，怎么去跟阿兰洽见面的，屡屡被毕妥利打断：
“是的，这个我知道。”
内蕾娅越来越烦躁。耐住性子，姑娘，深呼吸。冷静，耐住性子。她又跟妈妈说了点别的，毕妥利说：
“是的，这个我知道。现在你要告诉我阿兰洽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走了六步。”
“四步。”
“她告诉我六步。”
“我走的时候，见到了她妈妈。这个阿兰洽没告诉你吧？”
“没有，这个没有。”
阳台门大开着，傍晚的凉气长驱直入，湿湿的海水味也越来越浓。开灯了吗？光线很暗。毕妥利说足够了；内蕾娅觉得人在家中，像在洞里，感觉很不舒服。早知道，就带个电筒来了。墙上的挂钟懒洋洋地、按部就班地敲着八点。气氛很奇怪：光线差，悲伤，慵懒。墙壁、家具、装饰品上散发的气味不至于让人讨厌，起码不让人喜欢。拥抱妈妈时，她的衣服和身体也散发出同样的气味。
“你跟她说话了？”
“哪儿呀！等我明白过来，谁在跟我打招呼，她都带着外孙和外孙女走远了。”
“啊！她带孩子们去的？孩子们怎么样？”
“男孩个子高，女孩身材好。不过，我只看到背影。对了，阿兰洽跟我说的一些事，你都没告诉过我。”
“什么事？”
“她说，你病了，她很难过。我太诧异了，在这个问题上，她居然比我知道得多。”
“没准你也知道，据我所知，你时不时地会跟你哥聊两句。哈维不知道，我给阿鲁拉瓦雷纳打过电话，医生告诉我，病情都交代给哈维了，该解释的，应该由哈维来跟我解释。嗯，这是上礼拜五的事，我一直在等，等到现在。这期间，你哥天天来电话，你以为他跟我说过检查结果？一个字都没提。然后，你抱了一束花来看我。瞧你们兄妹俩！”
“花是我的一点心意，没别的意思。”
“家里人不交流，当然会谁也不知道谁的事。”
“你现在不是有机会跟我交流了？能开盏灯吗？谢谢。你挨我很近，我都看不清你的脸。”
耐住性子。内蕾娅开玩笑地问妈妈：记不记得把她的咖啡放哪儿了？她假装在桌上摸索，我的个天啊，开盏灯吧！哦，先把阳台门关上。内蕾娅，我递给你。内蕾娅抓紧时间，关阳台门，开灯，回来坐下。毕妥利一脸严肃，平静地对她说：
“我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也许还能多活几天。我知道身体里有什么，我不要做化疗，也不要去遭那些罪。我想去跟老伴儿团聚，是时候了，谁也阻止不了我。再多活一年？两年？干什么？他们很久以前就要了我的命，从那时起，我就比死人多口气，撑死了算半个人。总得剩点什么，才能感受到别人对你的伤害，再说还有两个孩子，当妈的怎么都得挺住。”内蕾娅刚想反驳，就被毕妥利拦住，“你先听我说。遗产不用担心，全办好了，不用争，一人一半。下面说的，你要听好。跟你说，是因为这些事没法儿跟你哥说。他听了，人立马垮。”
内蕾娅看着妈妈平静的脸，就像这辈子头一回看她，她很坚决，头脑清醒。别的时候，内蕾娅都在看花，这花确实像殡葬用品。
“下面是我的遗愿。把我葬在波略埃，跟爸爸合葬，我的棺材放在他的棺材上面。那块墓地足够大，再埋一个人进去没问题。给我戴上结婚戒指，爸爸也戴着。给我穿上那双婚礼时穿的白皮鞋，就在我房间衣柜里，开了门就能看见。这个任务不能交给你哥，他听不懂，也做不来。你是女人，用不着多解释。你在《巴斯克日报》上登两条讣告，一条卡斯蒂利亚语，一条巴斯克语，两条都要写上爸爸的绰号。不要给我办追悼会。最重要的一点，尽管所有内容都重要：一年后、两年后，或若干年后，等政治形势稳定下来，恐怖主义真的已经走到尽头，把我们迁回镇上的墓园。就这些，没了。”
“这些话，或起码一部分，你跟哈维交待过吗？”
“他已经很多天没来看我了，我能跟他交待个屁啊？这些事，我不想在电话里说。”
“既然开诚布公，我知道你坚持让米伦的儿子向你道歉，阿兰洽正在帮你，是不是？”
“你以为我为什么还要留着这口气？我需要这个道歉。我想要，我就要，要不到，我不会去死。”
“你的骄傲真是吓死人。”
“这不是骄傲。等你们合上大石板，让我跟‘老伙计’在一起，我会告诉他：那个白痴道过歉了，咱们可以安息了。”
120．翁达罗阿姑娘
监狱条件没有让他屈服。你瞧，条件是艰苦，一些监狱比另一些更艰苦。将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日子会越来越难熬，毕竟岁月不饶人。可他并不认为是时间这把杀猪刀劈了他这根朽木，尽管不能否认，时间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原因。怎么回事？何塞·马利将意志崩溃的起源归结为翁达罗阿姑娘，对此，他深信不疑。从那次美好的经历起，忧伤像一条蛀虫，我操他奶奶的，今天啃一点点，明天再啃一点点，不知不觉地，心里全是窟窿。
他见爸爸在探视室的玻璃后掉眼泪。老头子让他难过，怎么跟你说呢？从衣服到人，都让他难过，探视完，老头子的衣服全都贴背上了。他没工夫难过，巴斯克国高于一切。那是他为之牺牲的事业，他存在的理由，他的所有。他目送着爸爸离开，怎么了？我操，很失望，没错，就是失望。他居然会有一个软蛋爸爸，他居然是被一个软弱的男人生出来的。
“妈，最好别让他来了。”
“你放心，下回，我让他待家里。”
孤身一人时，何塞·马利会在自身上找弱点，怎么说呢？就像自己给自己抓跳蚤或虱子。寻找可能的迹象，疯狂地将它们扼杀在摇篮中，免得带来心理困扰。在庭院里，在电视室，在任何地方，看见同伴饱含热泪，精神萎靡，他会去骂人家，让他守纪律，我操他奶奶的，咱们还是埃塔成员！不硬气？看上去软蛋？宁可断骨，不可败名！
绝食也没有让他屈服。嗯，绝食很难熬。不过，该绝食，就绝食。要么是某位组织成员病重，强烈要求让他出狱；要么是抗议监狱政策，因为埃塔通过监狱战线，下达各种命令什么的。他会盯着，不让同伴违规，去内部商店或拜托普通犯人去买巧克力、薯条等。最长的一次绝食持续了四十一天，他在阿尔博罗特监狱，喝了好几吨水，瘦了十九公斤。妈妈探视时见到他，吓坏了。
“喂，你不会是得了癌症吧？”
他说自己好着呢。尽瞎扯！他每时每刻都在晕，没力气干任何事。他也没告诉妈妈，血尿了好几天，原本想去看医生，怕被胡乱诊断，一直没去。后来开囚犯大会，所有人投票，决定停止绝食。没几天，小便就正常了。何塞·马利认为：他的便秘和痔疮就是绝食引起的，发作时，日子很不好过。
关几个月禁闭也没有让他屈服。每天在牢房关二十个小时，夏天热得发疯。狱警对他吼三吼四的，探视时间减为八到十分钟，最操蛋的是夜间每两个小时查次房，或想查就查。动辄在外头砸门，不让人睡觉。还会突然闯进来，冲你吼：脱衣服，做屈伸。就是这种套路，再把你骂得狗屎不如。即便如此，我的脊梁骨还是硬。
米盖尔·安赫尔·布兰科(1)绑架事件发生时，三名狱警揍了他一顿。嗯，是一名狱警揍的，另外两名按着他不动。绑架的消息是三天前传到监狱的，何塞·马利得知埃塔的最后通牒后，悄声对同伴说：
“这小子，会被做掉。”
七月十二日临近傍晚传出消息，布兰科头部中弹，挨了两枪，已被送至圣塞巴斯蒂安一家医院，生死未卜。第二天一早，各大新闻证实：人已死亡。每当埃塔袭击造成人员死亡，监狱里的气氛总是高度紧张。狱警对囚犯怒目而视。一名狱警问：
“这下你们开心了？”
何塞·马利不记得自己笑过，也许笑了，但不是狱警以为的原因。结果狱警们半夜三更搞演习，搜查牢房，直奔他而去，暴揍了他一顿。
“叫你笑，狗屎埃塔分子。再欠揍的话，你等着瞧。”
几年前，在皮卡森特监狱，吃晚饭时，他跟两个普通犯人打架。为什么？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其实，是那两个家伙看他不顺眼。尽管他三下五除二，将他们打倒在地，还是被其中一个偷袭，拿椅子砸中脑袋，头破了，流了好多血，缝了八针。典狱长来了，好吧，关禁闭。这只是诸多事故中的一件，有的更严重，还会死人。后来，何塞·马利被换到另一座监狱，开始掉头发。一天，他照镜子，发现头发少得连疤都遮不住。
总之，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许多事，监狱外无人知晓。而且对家里人，都是报喜不报忧。不过情形没变：何塞·马利意志坚定，是一块顽石、一根矗立在暴风雨中的桅杆。除了身体壮实，他还有别的办法能顶住挫折、熬过低谷、应付所有。什么办法？首先，他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伙伴很重要，团结很重要。他告诉妈妈：
“在这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还有他意识形态上的忠诚。自由时不习惯做的事，如今他在牢里做。什么事？关心政治。过去，他觉得这些废话和狗屁理论全跑偏了，武装斗争才是抵达目标的捷径。如今，他仔细阅读文章、小册子、任何组织发来的宣传单或公告。他不仅告诉自己，斗争仍在继续，还想搜集论据，证明斗争有理，明确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嗯，还有大多数巴斯克民众的支持。他从坚定的信念中汲取力量，一有机会（例如在埃塔囚犯决定如何根据外部指示，设计狱中行动纲领的周会上），就会激情澎湃、狂热无比地自言自语／争论不休。
能跟某个同伴或一群同伴说巴斯克语，他会特别开心。有时，他们会唱家乡的歌曲《星尘》，唱一点莱特、拉沃亚、贝尼托·莱琼迪的歌，不高声唱，免得惹事，或者说说笑话。这时，何塞·马利会感觉远离监狱，在没有狱警、没有高墙、没有铁栏杆的地方，说着同样的笑话，扯着嗓门，唱着同样的歌曲，和昔日的朋友们一起喝苹果酒、葡萄酒加可乐或啤酒。他闭上眼，能闻到镇子的味道，爸爸从菜园带回的韭葱的味道。对他而言，最好闻的是刚刚割下的青草的味道。他在阿尔博罗特监狱，已经开始写诗，后来转到圣塔玛利亚港第一监狱三区，更是爱上了写诗。诗歌让他愉悦，可以直抒胸臆。他不敢示人，知道自己写不出好东西，不好意思拿给别人看。写诗时，他想起了格尔卡和他爱独处、爱读书的习惯。弟弟这时候在干吗呢？
总而言之，应对思乡、后悔、挫败等负面情绪，何塞·马利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仇恨。身陷囹圄，心中慢慢孕育出强烈的愤怒，怒火无处发泄，始终燃烧在胸膛。手握武器时的愤怒跟现在的简直没法儿比，那时候有其他动力，说不清楚，比如责任意识。要去处决一个家伙？那好，管他是谁，给他两枪就好。现在感受到的是那种单纯的、实实在在的仇恨，因为挨打，因为屈辱，因为确信他所承受的，他的人民也在承受。对于何塞·马利来说，仇恨是夏日酷暑中的饮品、冬日寒夜中的暖气，让他对任何多愁善感都麻木不仁。要是能用眼神杀人，那想都不用想，他早就在被关押过的所有监狱制造了一连串的大屠杀。
就在此时，翁达罗阿姑娘艾因恰内出现了，她比何塞·马利小两岁，父母是开餐馆的，她也在里头工作。认识她之前，何塞·马利也收到过其他巴斯克姑娘的来信。在支持巴斯克独立运动的酒吧，诸如人民酒吧或其他地方，会习惯性地挂一些正在服刑的埃塔成员的照片，旁边写着姓名和关押地点。何塞·马利和同伴们经常会收到姑娘们的来信，在她们眼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信里全是仰慕、同情和鼓励，为入狱的巴斯克战士排遣孤独。长此以往，有些书信会变成情书。
何塞·马利和艾因恰内第一次见面之前，有过整整一年的书信往来。开始用巴斯克语，后来改成卡斯蒂利亚语，这样一来，邮件审查速度加快，他能更快地拿到信。一天，她来第一监狱探视室看他。她不胖，高大结实，挺漂亮的，爱笑，待人和善，举止自然，非常开放。面对面探视的主意是她提出来的，何塞·马利虽然大块头，却慌慌张张的，很害羞。他在探视室里坦言道：自己到目前为止，其实没做过，以前在镇上交过女朋友，可人家思想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