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让我在街上亲她。”
艾因恰内听了，哈哈大笑，笑声响彻整间探视室。
何塞·马利任由她指引，体验到温柔、抚摸和耳边的绵绵情话，享受极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晚上，他睡不着，突然明白过来，就像牢房天花板塌了，砸到他身上：他在错过生命中美好的东西。不是过去没想过，只是现在第一次有了虚掷青春的切肤之痛。
几天后，他看电视，看皇家社会对阵毕尔巴鄂竞技。他看的不是足球，不是球赛本身，而是拥在阿诺埃塔球场看台上跟他一样的巴斯克人。他们挥舞着巴斯克区旗，举着标语牌，有些上面写着：将埃塔囚犯关押在巴斯克国监狱。他见球迷们又唱又跳，疯狂庆祝。他还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伊比利亚半岛北部高温，画面上出现了孔查海滩，海滩上挤满了穿泳衣的人。这些巴斯克人活得很放松，也许很幸福。他们在海边散步、游泳、晒太阳，情侣们成双成对地躺在浴巾上，少年们乘着橡皮筏子，小朋友们拿着塑料铲，在沙滩上刨坑。突然，他嘴里泛苦，不只是嘴里，还有信念里、思想上，都在泛苦。
艾因恰内又跟他亲热过一回，旋风般的快活，有点着急。那地方，说实在的，那张床，天知道有多少情侣滚过床单，也的确让人浪漫不起来。何塞·马利独处时，再次感到内心里有什么要将他打倒，桅杆开始弯曲，船快要沉了。后来，艾因恰内没再给他写过信。好吧，我觉得她又找了一个。这种事经常发生，只是在监狱里，更让人心痛。
(1)米盖尔·安赫尔·布兰科（Miguel ?ngel Blanco，1968—1997），人民党比斯开省埃尔穆阿市政议员。1997年7月10日被三名埃塔分子绑架，要求西班牙政府将埃塔囚犯集中到巴斯克自治区的监狱关押。由于该要求被政府严词拒绝，布兰科于12日被埃塔枪杀，13日凌晨在医院医治无效去世。
121．探视室里的谈话
一开始，最一开始，米伦一个月去看何塞·马利两次，甚至三次，每次出门，都像英雄奔赴战场，要去解决问题。她一看见监狱大楼，就怒从心中起，横眉冷对，牙关紧咬，抗议探视室卫生条件差，质疑探视时间没到四十分钟，对值班狱警以“你”相称，指责他们将“巴斯克囚犯”放逐到西班牙各地，似乎狱警穿了身制服，就得罪责全担。为什么逼家人赶那么远的路？把儿子关在这座监狱和关在靠家近的监狱，有区别吗？关在哪儿，不都是关在四堵墙里？夫人，您要是想申诉，请向……语言、口音、愿望，都有冲突。一天去皮卡森特监狱，路上车爆胎，险些送命，好不容易赶到，居然不让进探视室。无缘无故地，就是不让进。后来她回镇上，告诉了所有人。再后来，她平静下来。她平静下来了？一点儿也没有。她在长途车上跟人控诉，去的时候说，回来的时候也说。时间一长，她学会了省省力气，少发火。时间一长，她学会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何塞·马利入狱不到一年，米伦养成了一个月去一次的习惯，并将这个节奏保持至今，难得有例外，比如阿兰洽中风。那段日子，她连续三个月照顾女儿，没法儿去看儿子。胡利安呢？顶多一年陪她去两次，开始多一些，两口子老吵架。
何塞·马利和米伦只用巴斯克语交谈，根据不同的话题，用不同的暗语，大量的说法需要心领神会，免得被录音。
“何塞乔人走了，星期一葬礼。你懂的，因为那件事。癌症，走得很快。”
“肉店呢？”
“胡安妮在管，还能怎么办？好多人去买肉，能帮一点是一点。”
妈妈很努力地想让儿子打起精神，何塞·马利全都看在眼里。她自豪地跟他说起镇上的新闻，有哪些人问起他，有哪些人问候他。
一次，妈妈过节来看他，对他说：
“酒馆那位问我要一张你的照片，我现在知道干什么用了。你和其他人的照片挂在镇政府正墙上，那么大，底下写着名字，中间是要求大赦的标语。每天早上我都去跟你打招呼。做完弥撒，第一眼就能看见你的脸，照片很大。我被一些人拦住，又被另一些人拦住，他们让我拥抱你；对我说，需要什么，别客气。卖菜的女人不收我钱，我跟她们说：拿着，拜托。拗到最后，她们见我不贪小便宜，只好收。不过，我买两公斤土豆，同样的价钱，她们会给我四公斤。有人还会往我包里偷偷塞一根莴苣，尽管你爸也会从菜园摘了带回家。卖鱼的女人也是，那天送给我一条鲷鱼。我对她说：喂，姑娘，别这样。她理都不理我。人们在镇政府前集会，年轻人都为你们唱歌，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乐队也会挨家挨户地走，在各家窗下演奏一曲。我求圣伊格纳西奥保护你，经常向他祈祷，对他说：帮我照顾儿子。做完弥撒，我会在教堂里一个人待一会儿，跟他说说话。前不久，堂塞拉皮奥走到我身边，说他也经常为你祈祷。他祝福你，直接跟我说了。”
“那人，你懂的，给我写信了。镇政府是巴斯克独立左派掌权，看能不能以我跟霍金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
“呦，我都不知道。”
“也许是上帝的旨意，不过我看悬。他们说是给什么什么唱赞歌。”
“哼，那些人懂个屁！”
年年岁岁，皱纹渐深。时光、白发、脱发。米伦有天问：
“儿子，你吃得好吗？”
“给什么，吃什么。”
“这回，我看你有点瘦。跟你在一起的帕乔，有消息吗？”
“最后听说他在卡塞雷斯第二监狱。”
“他是叛徒。”
“怎么了？”
“他跟其他人在一封信上签名。”
“哦，这事儿啊！他也签啦？”
“这小子脱裤子认怂了，想重归社会。胡安妮那天问我：你签没签？你疯了吗？我家何塞·马利怎么可能会签？我摆脸色给她看，她应该不会再问我了。”
有一天，米伦来，见他气呼呼的，问他怎么了。
“阿兰洽在电话里告诉我格尔卡的事。”
“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瞧见没？我们都很少说话。”
“他是同性恋。”
“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告诉妈妈：格尔卡跟一个男人住，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这辈子头一回，我庆幸人在监狱。要是人在外头，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
“爸爸要是知道，该多生气啊！孩子，咱家什么都拧巴了，运气真背！”
“镇上人会怎么说？我的个老天，我可不想听，还是坐牢好。”
何塞·马利捏紧拳头，咬牙切齿地骂弟弟：
“这人打小就有点怪，现在倒好，把你变成同性恋他妈，把我变成同性恋他哥，咱家人的脸都被他丢尽了。我这儿还巴望着他能好歹来看我一回呢！”
偶尔生病，家里有事，出点意外，都会让米伦没法儿去探监。这种情况很少，遇到了，怎么办？她会改天补上，一个月去两个周末。她就是爬，也要爬去看儿子。狱警们脾气坏，不止一次地威胁何塞·马利，要把他转去加纳利群岛。那我也认了，我去学游泳，妈妈很棒的！
这么多年里，从不伤心、始终坚强、永远抗争的妈妈只有一次在探视室里没忍住，眼里噙着泪花，声音哽咽。何塞·马利见了，感到恐怖／震惊，竟无言以对。多年以前，翁达罗阿姑娘让他尝到了肉欲之欢，他的内心开始动摇。那次探视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让他永生难忘。
是因为阿兰洽中风。米伦之前跟何塞·马利通过电话，严肃地、直截了当地将令人痛心的消息告诉他，三个月没来探监，但会时不时地通个电话，零花钱也正常寄。
“目前，她在加泰罗尼亚的一家诊所。镇上人倾力帮忙，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阿拉诺酒馆和所有酒吧及商店，都放置了专为阿兰洽设立的募捐箱。这方面，不用担心。”
“医生怎么说？”
“他们想给我们希望，但是眼睛说出了真相。她死倒不会死，就是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什么都不会了。吃东西就靠一根管子，插在这儿，在肚子上。”
说到这里，她号啕大哭，双手捂着脸，再也说不下去。探视室那边，何塞·马利把手放在玻璃上，除了“妈妈，妈妈”，什么也说不出。他那么大块头，完全被形势压倒，结实的身躯里藏着一个无助的孩子，尽管早已不是孩子。几分钟后，米伦平静下来，换到其他话题，情绪稳定，直到离开。
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探监。米伦说：
“我把你的祝贺转告给他了，他很开心。他打扮得帅极了，灰西装，打领带，看下回能不能带照片来。我们在市政府外头等，过了一会儿，他跟他丈夫出来了。他丈夫叫拉蒙乔，我都习惯直接叫‘他丈夫’了。嗯，人特别特别好，有个女儿，有个特别让人伤心的故事，改天讲给你听。台阶上有许多朋友在等，往他们身上撒米。他们见我们站在街对面，赶紧过来。格尔卡看见我们，会是什么反应？我拿不准。他没邀请我们，不过管他呢，我们直接杀过去了。爸爸从离开镇子起，就一直烦我，以为我会骂格尔卡。我说：好了好了，闭嘴闭嘴。塞莱斯特的丈夫开小货车送我们去毕尔巴鄂的，可怜的男人在街上等，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要不是他，我都没办法把阿兰洽搬到座位上。你是没看见，爸爸现在手脚有多笨。反正我跟你说：非常好。哦，还有晚饭。我们留下来吃晚饭的，怎么能不吃呢？晚饭一级棒。我穿着新鞋子，坐在格尔卡旁边，好极了，非常好。孩子，你想让我怎么说？咱们怎么会遇上这档子事儿？胡安妮说：有些事比这更糟。我都仔细跟圣伊格纳西奥说了，他很同意。”
“你觉得我弟弟幸福吗？”
“要我说，幸福。”
“那就好，咱们别多想了。”
122．你的监狱，我的监狱
四十三岁的何塞·马利，在入狱十七年后，独自在牢房中做出决定：退出埃塔。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临睡前，他看了一眼姐姐寄来的照片，对自己说：到此为止。就这么简单。他没有把决定告诉任何人，没有告诉同伴，没有告诉家人，谁也没告诉。因此，无人知晓。这一天，距埃塔组织宣布永久停止武装斗争，还有半年。
退出埃塔后，觉能睡踏实了。一段时间以来，他的信念已经动摇，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监狱里的孤独；诸多疑问，如夏日里的蚊子，成天围着他转个不停；某些袭击，想破脑袋，也无法自圆其说；还有同伴，一开始被他视为逃兵，现在他能理解，甚至暗自钦佩。
全都结束了。从今往后，别带上我。几个月后，当电视上出现了三个蒙面人，宣布埃塔决定停止武装斗争时，他连眼皮都没眨。不是他无所谓，而是他觉得：此事与他无关。
一位同伴看上去茫然不知所措，问他对此有何看法。
“没有看法，为什么我要有看法？”
“我操，兄弟，你变了。”
换在过去，他会滔滔不绝地找人辩论。现在，他只说必须要说的话，有些日子，连必须要说的话都省了。他变得离群索居，疑虑重重。似乎人很平静，却是一种树倒心亡后的平静。他真心想一个人待着，因为一天比一天疲惫，不止疲惫，还有怀疑。他渐渐地响应不了那些口号、论据、口头上／情感上的廉价攻势，不免心生疑虑。过去多少年，他屏蔽了真相，将它埋在心里。什么真相？还能是什么真相？他杀了人，他造成了伤害。这么做，为了什么？回答令他苦涩至极：什么都不为。流了那么多血，什么先进社会制度，什么国家独立，狗屁成果一样没有。他坚信：被人骗了。
妈妈对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如此虔诚，应该知道圣徒年轻时也拿过武器。他杀过人吗？何塞·马利查过监狱图书馆里的百科全书，没查到，但他相信，一定杀过。他杀过人，成了圣徒；他杀过人，能进天堂。
对他而言，决定个人变化的，不是战场上负过的伤，也不是读过几本感人至深的书。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老原因衍生出新原因，原因套原因，导致了现在的局面：四面高墙，身陷牢房。别人臆想出一些原则，他傻乎乎地执行，结果被负罪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一年又一年，他攥着的几根救命稻草（下次大选、利萨拉协定(1)、跟西班牙政府谈判、将冲突国际化）没一根能救得了他的命，没有。这里唯一能实现的是：一年过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突然，他收到了那张照片，第一张姐姐坐在轮椅上的照片，那是砍倒大树的最后一斧头，或是砍倒船只桅杆的最后一斧头，随你怎么说。
阿兰洽通过平邮寄来照片，附上的信跟过去一样，是厄瓜多尔看护的笔迹。何塞·马利念道：“我请妈妈给你寄一张我的照片，她不肯，让我等等，说你最近情绪低落。但我希望你能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没什么好躲的。说起照片，我也见过你一张没有头发、傻乎乎的照片。你越来越像爸爸了，我们家男人都长了一张傻乎乎的脸。”
可怜的姐姐。就算她嫁给埃伦特里亚那个西班牙佬——又把她甩了、不闻不问——他也一样爱她。从信封里取出照片的那一刹那，他不寒而栗，整个人傻了。我操，我操，我操。如今他发现：想明白的事，一直没有配上合适的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姐姐，瘫痪的姐姐坐在轮椅上这个痛苦、不争的事实。
拍照时，阿兰洽看着相机。如今，她就在那张四四方方的照片上看着何塞·马利。她一笑，眼睛就变小，比他记忆中要小。嘴巴是不是有点歪？那种夸张的微笑方式，不用说，显然表明她无法控制面部肌肉。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她有皱纹了，白头发很多。长发剪短了，真可惜。她留短发，不好看。膝上放着iPad。一只手握着，动不了，戴着玩具手链。一只脚上套着矫形袜或脚踝防护，看不清。
就在那封信上，阿兰洽写道：“你有你的监狱，我有我的监狱。我的监狱是我的身体，我被判了无期徒刑。总有一天，你会出狱，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总会有那一天。而我永远没有出狱那一天。你我之间还有一个区别。你做了一些事，所以要坐牢。可我做了什么？要判我无期？”最后这句话，其实是整段话，暴击了何塞·马利。那天，他没出去放风，没跟人说话，几乎没吃东西，也没有光顾最近常去、被他视为最佳避难所的图书馆。临睡前，他又看了看照片，决定退出埃塔，不告诉任何人，不告诉同伴，不告诉组织。
也不告诉妈妈。
对了，妈妈知道阿兰洽给他寄了照片，下回探视时，带了更多的照片来给他看：阿兰洽在镇上广场，阿兰洽跟塞莱斯特，阿兰洽跟爸爸在菜园入口，婚礼那天阿兰洽跟格尔卡和他丈夫，阿兰洽在家中厨房，阿兰洽在理疗时站起来，颤巍巍地迈出一小步。何塞·马利看着照片，饶有兴致地评论，甚至开开玩笑。他很平静，这些照片已经不像第一张那样让他震撼。
姐姐继续给他写信，不太规律，有时候一周两封，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写。一年过去了，新年的一月，阿兰洽又给他寄了一张照片，背面写着：“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毕妥利站在轮椅后，不像阿兰洽那么开心，但好歹在笑。何塞·马利好容易才认出，那个身体明显糟糕的瘦女人是“老伙计”家的毕妥利。她太老了，比妈妈老得厉害。附信中解释道：“她病得很重。”隔了两行：“她什么都跟我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是很好的朋友。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拒绝治疗。反正已经不抱任何幻想，还去治疗干吗？她告诉我：勉强撑着，是在等你的一个行动，她已别无所求。行动不便、遭遇不幸的姐姐求你答应她，别让我失望。换言之：跟她道歉吧！能费你多少劲？你不道歉，我会伤心的。”
女人吧，尽给人添麻烦。何塞·马利躺在床上，头脑一片空白，双手枕在后颈下，看着窗外四四方方湛蓝的天空，死气沉沉的，很久一动不动。他终于有了想法，不，是有了画面。突然，时间急速倒退，变成一部电影，从后往前，展示了他的一生：很快，他出了这个监狱，进了那个监狱，又换到另一个监狱，遭受酷刑，被捕，进行武装斗争，雨天的下午，“老伙计”看着他眼睛，在酒吧里第一次开枪杀人，在法国，在镇上，十九岁。脑子里的画面转得飞快，又戛然而止。那时候，他想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实现此生最大的梦想：签约巴塞罗那俱乐部手球队。
他敢肯定：道歉比开枪杀人、引爆炸弹更需要勇气。那些事谁都能做，只要年轻、轻信于人、有一腔热血就行。然而，真心实意地去弥补犯下的大错，哪怕只是言语上的道歉，光有种，也不行。阻止何塞·马利行动的原因不是这个，是哪个？我哪儿知道！行了，胆小鬼，你就承认了吧！哎，他怕老太太把信拿给记者，上演一出典型的恐怖分子悔不当初的闹剧，怕镇上人说他坏话，把他的照片从阿拉诺酒馆撤下。妈妈会气晕过去。
(1)利萨拉协定（Pacto de Lizarra），1998年9月12日由巴斯克地区所有民族主义政党共同签订，旨在结束埃塔恐怖主义，寻求对话和谈判之路。利萨拉为埃斯特利亚（Estella）的巴斯克语地名。
123．圆满
下午乌云密布，毕妥利去阳台观海，预测一下天气，海平面被乌云从这头锁到那头。正在下大雨，你不能一个人去波略埃，我开车送你去。早上出了一会儿太阳，毕妥利跟阿兰洽老习惯，在广场一角聊天。不到中午，她坐上了公交车，人还没到家，大雨就哗啦啦地开始下，到现在都没停。
哈维在电话里问：
“雨就像在倒，你怎么会想去墓园？”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老伙计’讲。”
“妈，行了，别闹了。”
哈维的风衣肩膀湿了，他四点来接妈妈，毕妥利已经准备停当，拿上伞，把信装在包里，眼里不时地闪着幸福的光芒，就算不是幸福的光芒，也是快乐的光芒。哈维知道原因。昨天晚些时候，三人聚了一次。内蕾娅大惊失色地问：这么着急，出了什么事？妈妈告诉他们原因，拿信给他们看，读给他们听，抑制不住地高兴。儿女们不安的神情渐渐变得有些难以捉摸。
“这就是你期盼已久的东西？”
“就是这个，女儿。”
“那你已经得到了，祝贺你。”
现在该去告诉“老伙计”了。哈维在楼梯间，发现妈妈打算直接穿拖鞋出门。
“幸好你发现了。”
开车路上，哈维时不时地分神，转头去看妈妈。人都病成这个样子，还这么精神！雨刮器刮来刮去，忙个不停。
毕妥利说：
“瞧这雨下的，你猜不出我在想什么。”
“爸爸遇害那天，也是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猜到的？”
“从那天起，这么大的雨，已经下过好多次。”
他尽量把车停得靠近墓园入口，暴雨如注。毕妥利慢腾腾地、笨手笨脚地下车，天知道是不是肚子痛，她不说。哈维问：要不要陪她上去？不要。那我就在这儿等？好吧，随你，不过，至少要半小时。母子俩说话这会儿，雨点急急地敲打着地面，落在毕妥利的伞上，飞溅开去。幸好没有风。“彼谓吾亡，彼有不亡者乎？”看着瘆人，却是大实话。人就是不乐意将借来的这副皮囊还给地球。其实，活着才是最离奇、最不寻常的事。哈维目送着妈妈一身黑，走进墓园，才在周围找停车位。
毕妥利的包里带着四方形塑料布和围巾，有什么用？总不能坐在汪着水的大石板上！
“‘老伙计’，亲爱的‘老伙计’，你能听见吗？雨下得就跟那天下午你遇害时那么大。今天，我有好消息带给你。”
她站在墓前，打着伞，告诉他：如果没有阿兰洽，没有她慷慨地从中斡旋，结果是不会这么圆满的。是她说动了恐怖分子，让他迈出了这一步。为什么她要这么做？因为她爱他，他是她弟弟，我懂。她没有帮弟弟说话，相反，她还不留情面地指责他。那是她弟弟，她无论如何想帮他走出来，帮他从过去的泥沼中拔出来。当她得知他在遥远的监狱里，心生悔意时，在iPad上给我写道：“他开始变了，经常思考。好兆头。”
他怕。
“你知道他想了个什么办法？”
寄一件象征性的物品，而不是明明白白地道歉。小伙子应该十分孤单，嗯，他早就是大人了，过去什么都不想，现在看来，想得有点多。阿兰洽抢先一步，告诉弟弟：毕妥利不会喜欢这个主意。
“我当然不喜欢。这是两个星期前的事。对不起，我没能来看你。发生了这么多事，好几天我疼得厉害，来不了墓园。”
何塞·马利想给她寄一样东西。亏他能想得出！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能装在信封里的，一张照片，一幅画。他把东西寄给毕妥利，表示向她道歉。
“我跟阿兰洽说：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可不是闹着玩的。她在iPad上写道：换了她，她也不会答应。问题是那个小滑头怕寄来一封道歉信，我会跑去拿给媒体。瞧瞧，亏他能想得出！蹲了这么多年监狱，脑子坏掉了。我压根没想过去找什么记者。上报纸，让人来家里拍照、提问什么的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于是，毕妥利没有答应。没过多久，阿兰洽问她：能不能向何塞·马利保证，绝对不说出去。毕妥利保证了，不过挺生气的，居然有人怀疑她说话不算话。昨天上午，她接到了来信。
“我念给你听？”
她开始念（差不多都背下来了）：
你好，毕妥利：
姐姐建议我给你写信。我不爱说话，就直奔主题了。我向你和你的儿女们道歉，我很抱歉。如果能让时光倒流，我会让它倒流。可是我做不到，我很抱歉。希望你能原谅我，我罪有应得，正在接受惩罚。
祝你安好！
何塞·马利
雨水打在墓碑上、柏油小路上、路边黑乎乎的树上。墓碑湿漉漉的，此处寂静无声，味道清新。城市、远处的群山、远方的大海上面，压着厚厚的乌云。整个墓园，一个人也看不到。
“很好，不是吗？我很需要这些话。‘老伙计’，我真的需要。不久，我会跟你团聚。现在我知道，我会平静地离开。你先帮我暖墓，就像过去，你会帮我暖床。我走了，哈维还在等着。儿女们已经知道，一旦可行，他们会把我们迁回镇上。这件事，你放心。希望我入土那天，不会像今天这样下雨。否则，来人太不方便，会淋湿的。花儿也是，会淋湿的。”
哈维下车，向妈妈招手，告诉她在哪儿，要往下走三十米。雨还在下。哈维问：还想去哪儿？不想去哪儿，回家。
“爸爸问你好。”
“一个人说说话，感觉挺好，是不是？”
“能有些安慰，反正身边又没人听见。哦，你要是以为我疯了，那就想错了。”
“我没这么说。”
“趁我没忘，‘老伙计’问你什么时候结婚，他说是时候了。”
车里一片寂静。红灯，车停下，街上灰蒙蒙的，雨雾弥漫。哈维转过头来，看着妈妈：
“没错，我敢肯定：你疯了。”
红灯转绿灯，毕妥利笑了。
124．淋雨
下午乌云密布，家里呈现出午饭后的日常场景：米伦抹布加洗洁精，刚在洗碗池里将锅碗瓢盆洗刷干净，围裙挂在门后钩子上。她从厨房窗户探出头去，看雨有没有停。雨还在哗啦啦地下，她在餐厅告诉女儿，下午出不去了。
“最好给塞莱斯特打个电话，免得她白跑一趟。”
胡利安不吭声，昏昏欲睡，在厨房用抹布将餐具擦干。阿兰洽装没听见，在iPad上敲字。
“写什么呢？”
阿兰洽拿给她看：“有件事你要知道，尽管你会伤心。”米伦怀疑地说：
“要是跟那个女人有关，就别告诉我了。我的个天啊，你就差哪天把她领回家了。”
阿兰洽的指头气呼呼的，敲得飞快：“家里就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你在跟我说什么？能别再卖关子了吗？”
“何塞·马利跟她道歉了。”
“喂，胡利安，你知道这事儿？”
厨房里传出声音：
“什么事？”
“别装傻，何塞·马利的事。”
“那当然，阿兰洽午饭前告诉我了。”
“你他奶奶的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有什么关系！她现在不是正在告诉你吗？”
米伦，米伦，你可没想到这一出。她小声说——是诅咒吗？——不会的，她不相信，这帮傻瓜理解错了。
“我十天前还见过他，他没跟我说呀！”
教堂钟楼上的钟悲伤地敲了三下，灰蒙蒙的下午三点。阿兰洽将iPad放在膝上，手指腾、腾、腾，紧张地敲出：“他不敢告诉你，他怕你。”
米伦不耐烦总是伸着脖子等消息，索性搬了张椅子，坐到轮椅旁，严肃地让阿兰洽把所有事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语气不生硬，说话不生气，只是表情很僵，有些愤愤不平。屏幕上打出一句句话，对米伦来说，一句比一句伤人。
“他写信跟她道歉的。”
“毕妥利今天早上把信读给我听。”
“万一是她自己写的呢？所有人都知道她疯了。”
“何塞·马利的字，我认识。”
“这个家里，弟弟不是唯一跟她道过歉的人。”
“还有谁？”
“你去厨房问。”
“喂，胡利安，过来，马上。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你们背着我，干了些什么？”
胡利安一边在毛衣上把手擦干，一边往餐厅走。他不动声色，言简意赅，干脆照实说，说完去睡午觉。米伦问女儿：
“还有吗？”
“就这些。”
后来，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说不了话，专心在看电视新闻，米伦用不着跟谁解释去哪儿，也用不着跟谁说再见。她不想进卧室——谁知道胡利安是不是还醒着？——没换衣服，直接冲到街上。出门时，没像过去那样，怒气冲冲地摔门就走，而是咔嗒一声，小心且痛心地把门带上。
去哪儿呢？瓢泼大雨，跟那人被杀那天下午一样。既然被杀，总是有原因的。据我所知，不是我儿子动的手，那他为什么要道歉？她过街，咂嘴，表示不满。应该带把伞出来的，不回去拿了。她觉得被家里人背叛，被他们合伙算计。她当然认为，雨只打在她一个人身上。
肉店门关着。正常，还没到四点(1)。她见里面亮着灯，直接进门廊。又不是第一次，胡安妮能理解。她不理解，谁能理解？门廊里黑乎乎的，很安静，一股动物脂肪味、肉味、香肠味，邻居们恐怕早已习惯。她按门铃，门铃声单调，凄厉。她很有把握：门会开的，胡安妮会出现的，她会把耳朵准备好，听她絮叨的。无论如何，她要找人发泄。
然而并没有，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门还关着。
“谁啊？”
“是我。”
“是谁？”
“是我，米伦。”
她说：稍等。真怪！既然人在里头，为什么不开门？米伦见她披散着头发，立马猜到：她不是一个人。她待了一小会儿，跟他打个招呼。他年纪虽大，保养得挺好。这么说，他俩在一起了？米伦为了掩饰，买了几片这个，买了一百克那个。
“对不起，这个点儿来。今天我有点乱，明天给你钱。”
“行啊，没关系。”
米伦回到街上，又要面对糟糕的天气和水洼。进教堂前，她将一塑料袋肉食扔进了字纸篓，人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她在老地方坐下，祭坛底下点着许愿蜡烛。为了祈福全家，替儿女们寻求上帝的庇护，她这辈子还要再点多少根蜡烛才算够？
教堂里没人，米伦从里湿到外。要是神父出来，我就走。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只想跟基座上德洛约拉的圣像聊一聊。好啊，伊格纳西奥，很好，瞧你对我做的好事。到头来，我是坏人。
她委屈地责备圣徒。大声说的还是小声说的？都不是，跟平常一样，心里说的。她怀疑圣徒不够格，不配做伟大的保护神。你指错路了。我说，我们为什么要道歉？那反恐解放组织犯下的罪行，又怎么说？有人道歉了吗？军营里、警局里的虐囚行为，有人道歉了吗？埃塔囚犯被分散关押、对巴斯克人民的各种压迫，有人道歉了吗？如果我们做的事大错特错，为什么你不及时制止，还任由我们去做，让我们白白牺牲？到头来，千千万万热爱祖国的巴斯克人像白痴似的，全都做错了。喂，伊格纳西奥，行行好，让我女儿站起来，让我儿子出狱，否则，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去你奶奶的伊格纳西奥，你没看见，我也在受苦吗？
她站起身来。在长凳上坐了十分钟、十五分钟，留下一块湿湿的印迹。教堂里冷飕飕的，米伦突然冷得直哆嗦。哎呦，上帝啊，我可千万别生病了。她走到街上，外面还在下雨。天黑乎乎的，光线很暗，街上没人。米伦在树荫下走，想避点雨，基本没用。她偶然去看字纸篓，那袋肉食还在。她又捡回来，带回家，咱们总不能浪费粮食！
(1)西班牙人习惯午休时间店铺关门，四点或四点半后再开门。
125．星期天上午
已经好多个星期，太多个星期没见到它了。毕妥利昨晚决定：傍晚在阳台上放两个猫食盆，一个放水，一个放猫粮，要是早上起来没动过，就当“煤球”彻底失踪。然后呢？然后她会打心眼里感到遗憾，将猫食盆、猫抓柱、猫砂盆、猫梳子，总之猫咪的全套用品扔进垃圾箱。她起得比平时早很多，穿着内衣去阳台，先看了看晴朗的天空、远处宽宽的一道海面、圣塔克拉拉岛、乌尔古尔山，感觉住在这儿，景色得天独厚，相当于坐在包厢看海湾，尽管前面有栋楼挡住了海滩；又看了看角落，发现猫食盆原封未动，跟昨天下午放的时候一模一样。
不到七点，米伦听见胡利安把车推进厨房。今天是星期天。这人什么毛病？非得在屋里擦车、上油。有一天，胡利安问——是开玩笑吗？——她是不是嫉妒他的自行车？还真是。说实在的，这人最后一次爱抚她是什么时候？上帝啊！让她怀上孩子时也没爱抚过。他把情感都留给自行车、酒吧的长颈玻璃酒瓶和菜园了。米伦不想起床，免得跟他在厨房遇见，她不想跟他说话，睡得糟透了。怎么回事？街上整晚都有人吵吵闹闹，放音乐，放爆竹。以前她挺喜欢镇上过节搞各种活动的，现在越来越不喜欢了。砰！她听见家门砰的一声关上，胡利安刚刚出门。他说去哪儿了吗？不清楚。米伦又在被子里捂了五分钟，他别忘了什么东西，又回来取。后来，她才慢悠悠地起床。
毕妥利发现咖啡壶里有昨天剩的一点咖啡，对自己说：加点奶，加点直饮水，刚好一杯。热杯咖啡，再吃点干面包屑，早餐就这么打发了。她收拾屋子，洗漱，将“煤球”的物品一股脑地塞进塑料袋，一次还拿不了，先扔一些到垃圾箱，又回去拿剩下的，再扔到垃圾箱，还得再上去一趟，拿包和饭盒。饭盒里装着土豆辣椒番茄酱烧肉，她特地做好，带到镇上当午饭的。走在街上，她感觉有点怪，不疼了，可是浑身没劲，总觉得有点晕。她歇了好几回，喘口气，养养精神，才走到公交站。
塞莱斯特大约九点进门，她有钥匙，用不着按门铃。这么多年过去，她已经成了家里的一分子。她进门，打招呼，说点开心话，随即去做看护应该做的事。每天头一件事：给阿兰洽洗澡。自从她能用那只健康的手抓着墙上的扶手，保持站立起，帮她洗澡容易多了。米伦和塞莱斯特很小心，一个扶着阿兰洽，一个给她打肥皂、冲洗。天天做，做熟了，最多五分钟搞定。然后，两人一起帮她擦干。阿兰洽皮肤苍白，胖了。她们正在擦的时候，她突然叫了声：妈妈。米伦好像听见女儿在叫她，赶紧关上吹风机。吹风机太吵，她不是很肯定。阿兰洽又叫了一声，是她过去的声音，又不全是。不管怎样，是她发出来的，能听懂。塞莱斯特开心极了，咋咋呼呼地表扬。米伦想起阿兰洽小时候，也是第一句会叫“妈妈”，当然比叫“爸爸”早。
十点多一点，毕妥利下公交车。有音乐声，在哪儿？就在附近。大门和大门之间装饰着拉花。正常，不是吗？人们尽情享受生活就好。她往家里走，不管怎样，先把饭盒放下。她在街角看见一支乐队，成员们就簇拥在遥远的那天，丈夫身中四枪的地方。咚咚锵，咚咚锵。全是绿衬衫，白裤子。鼓手满脸幸福陶醉的样子，想把鼓敲得震天响，把同伴们的调子压下去，直到一曲结束。毕妥利没辙，下人行道，继续往前。叽叽呱呱的人群中有人欢快地叫了一声：嗨，毕妥利！她没停脚，应了一声，转头去看，不知道跟她打招呼的人是谁。
米伦催她们快走，她在等何塞·马利每个星期天打来的电话。跟儿子说话时，她喜欢一个人待着。她让塞莱斯特赶紧带女儿出去。早上蓝天白云，街上热闹得很，好了好了，快去玩吧！电话铃终于响了。五分钟，只给犯人通话五分钟。哎！要是她能给儿子打电话就好了，可是外头给里头打，不允许。她没有向何塞·马利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阿兰洽叫“妈妈”了，能听懂，很清楚，没准她能学会说话。米伦很激动，何塞·马利在电话那头也很激动，只是稍微严肃一点罢了。有新鲜事吗？没有。嗯，有一件。他去看过医生，决定做痔疮手术，已经忍受不了。南方开始热了，受的罪简直难以描述。米伦提到镇上在过节，没细说，免得他伤感郁闷。换个话题，又回到阿兰洽洗完澡喊“妈妈”这件事上。五分钟通话结束。
毕妥利在镇上的家里没有微波炉，她把饭盒里的菜倒进一只堪称老古董但还能用的锅里，对自己说：先出门，菜回来再热。她还决定，去面包房买半根长棍面包。
与此同时，米伦想节省时间，在托盘里铺上炸肉丁，倒上奶糊，再均匀地放上煮好的花菜。等做完弥撒回来，撒上奶酪丝，放进烤箱就好。那个出去骑车的，要是回来晚，就让他吃凉的。
过节，星期天，天气好，广场上全是人。孩子们跑来跑去，人们扎堆聊天，边上酒吧的露天茶座，坐得满满当当。枝繁叶茂的椴树洒下一片阴凉，树荫下凉快不少。毕妥利在熟悉的角落里找到了阿兰洽和她忠实的看护，弯下腰，亲了亲阿兰洽。附近教堂钟楼里的钟正在敲响，召唤大家去听十二点的弥撒。塞莱斯特忙不迭地告诉毕妥利，阿兰洽早上成功地说出了一个单词。两个女人期待地看着她，请她再将壮举重演一遍。阿兰洽很努力地满足了她们的愿望。毕妥利感动地握着她的手，对她说：她能做到的，衷心希望她能做到，一定要不懈地努力下去。阿兰洽歪着嘴笑，点了好几下头，答应了。
米伦差不多有两个月，做弥撒时，没坐在老位置上。她生圣徒德洛约拉的气，改坐教堂右边。可是今天，她又坐回到德洛约拉的圣像附近。堂塞拉皮奥庄严布道，老朽的声音，千篇一律的内容，令人生厌。所有弥撒都一样，就不用讲给我听了。长凳上稀稀落落的，信徒很少。有没有年轻人？那前面，有两个女孩，没了。米伦在心里一本正经地道谢，不过是以提醒的方式。伊格纳西奥，这是好的开始。不过，你要知道，会说一个单词和会说话，我指的是正常说话，是两码事，对吧？我们想要更多。儿子那边，拜托你，治好他的痔疮！我就求你这一件事，看起来，你不打算让他出狱。弥撒结束，米伦心里的唠叨话也告一段落。
毕妥利在广场一角跟阿兰洽和塞莱斯特告别；米伦走出教堂。毕妥利决定抓紧时间去面包房，面包房快关门了，或已经关门了；米伦决定去找女儿，跟阿兰洽和塞莱斯特会合，先去吃点东西，再回家做饭。两个女人相距五十米时，远远地看见了对方。当时，阳光照在毕妥利的脸上，她正手搭凉棚往前走。糟糕！她恐怕发现我看见她了，我才不躲！米伦走在椴树荫下，迈着星期天悠闲的脚步向她靠近。那个女人在看我，要是她以为我会躲开，那也太自作聪明了。两个女人径直往前，广场上有不少人察觉到这个场景。孩子们没有，他们接着跑来跑去，叫来叫去。大人们很快窃窃私语，快看，快看，她俩以前是那么好的朋友。
音乐亭旁，两人相遇，互相拥抱，拥抱时间很短。分开前，对视了一眼。说话了吗？没有。什么也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