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帝家里，他说了算；在我家里，我说了算。堂塞拉皮奥已经年过七旬，迈进门，眼睛就像照相机，看地板、看墙壁、看家具、看装饰。快到下午两点，他闻到毕妥利在厨房热菜的味道(1)，是血肠炖菜豆。
“你在这儿过日子了？”
“那当然，这是我家。”
毕妥利把刚才坐着看黑胶唱片的扶手椅让给他坐。坐在那儿，每次抬头，都会看见挂在墙上的“老伙计”的照片。她从厨房搬来一张椅子，自己坐。神父开始没话找话，百般恭维，举止十分亲切，言语十分低调，希望占据主动。毕妥利则寡言少语，态度挑衅，执意用卡斯蒂利亚语。后来，堂塞拉皮奥明显想缓和气氛，放弃用巴斯克语。
神父在绕九曲十八弯，从不重要的话题绕到子话题，从一个次要话题绕到另一个次要话题，中间短暂谈论天气、健康和家人。毕妥利还没吃午饭，不耐烦地打断他：
“想说什么，干吗不直说？”
堂塞拉皮奥无路可逃，本能地越过不好惹的毕妥利的脑袋，看了一眼相框里的“老伙计”的照片。
“好吧，毕妥利。不知你有没有留意：你的出现在镇子里引起了某种不安？说不安还不确切。”
“恐慌？”
“我表述不当，向你道歉。这么说吧，镇上的人见你每天来，觉得奇怪，产生了一些疑问。”
“你怎么知道镇上的人有疑问？他们去教堂告诉你的？”
“镇上有什么新闻，一眨眼就传开了。事实上，你一来，大家就议论开了。你来自己镇子，这点无可厚非，我很欢迎。然而，事情远比第一眼看上去复杂。你有合法权利回家，不代表别人没有合法权利做其他事。”
“比方说？”
“比方说：他们有权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希望有机会过太平日子。武装斗争狠狠打击了我们镇子，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西班牙安全部队的所作所为。有人不幸遇难：你丈夫，愿他安息，还有工业园区遇刺的两名宪警。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让我们痛心不已，然而，不是存心找理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其他人所受的折磨。这里有过镇压，动辄搜查住处，逮捕无辜民众，折磨他们，说得更确切些，在军营里对他们严刑拷打。现如今，镇上有九名孩子被判处多年徒刑。我不想去论证他们是不是罪有应得，我不是法学家，也不是政治家，只是一名普通的神职人员，希望能做点事，让镇上的人过太平日子。”
“你不会在暗示太平日子受到威胁，是因为丈夫被暗杀，寡妇回家待了几个小时造成的吧？”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代表镇上人，来请你帮个忙。你要是乐意，我会非常感激；你要是不乐意，我会尊重你的决定。毕妥利，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再怎样也不会质疑你的感受，对你横加指责。我祈祷时，一直记得你和你的孩子们。相信我，如果你丈夫如今不在上帝面前，绝对不是因为我没有替他向上帝恳求过千百遍造成的。正如上帝负责亡者的灵魂，我要负责教区内生者的灵魂。我做得好？还是不好？我肯定犯过错，曾经表述不当，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该说的话和不想说的话。要么不该说的时候，说了；要么该说的时候，没说。我和所有人一样，并不完美。但无论如何，我要不灰心，不气馁，把赋予我的使命履行到生命的尽头。你明白吗？我不能去那些同样饱受摧残的人家里，说：不行，我很抱歉，你们的儿子加入了埃塔，滚一边去！换了你，你会这么说？”
“换了我，我一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这么说。你以为呢？”
这回，神父不抬头去看“老伙计”的照片，而是低头去看毕妥利的脚和自己脚之间的地面。
“你别回来了。”
“你让我别回自己家？”
“这阵子别回来，等风平浪静、天下太平再回来。上帝慈悲为怀，你生前遭的罪，死后必有补偿。别让灵魂充满怨恨。”
第二天，毕妥利心绪未平，前往波略埃告诉“老伙计”。她是站着说的，瓢泼大雨，她不想坐在湿漉漉的大石板上。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让我别去镇上，免得破坏和平进程。你瞧，受害者反倒成了碍事鬼。他们想把我们扫到地毯底下，眼不见为净。如果我们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他们就能把亲人从牢里弄出来，于是乎，天下太平，皆大欢喜，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说，到了该彼此说道歉的时候了。我问他，我该向谁道歉。他说，我不用向谁道歉。然而很不幸，我是冲突中的一分子。这场冲突不仅波及某些人，还波及整个社会。不排除那些该向我道歉的人，也希望有人向他们道歉。这很难做到，因此，神父认为，既然已经不存在恐怖袭击，最好让局势平静下来，不再剑拔弩张，让痛苦和伤害随着时间一点点褪去。‘老伙计’，你怎么看？我没发飙，也没沉默。”
毕妥利直直地盯着神父的眼睛说：
“听着，塞拉皮奥，谁要是不想在镇上见到我，就像当年对‘老伙计’那样，也给我四枪好了。我想回来，想回来多少次，就回来多少次。反正别的没有，要命一条。我好好的日子，多少年前就被人毁了。我没指望谁来向我道歉，尽管现在想想，道歉是个挺人道的举动。话就说到这儿，饭点要过了。告诉派你来的人，我丈夫遇害的所有相关细节，不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绝不罢休。”
“毕妥利，看在上帝分上，你干吗要在伤口上撒盐？”
我回答：
“为了挤出里面的脓，否则，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我们没再说别的。神父垂头丧气地走了，一脸愤怒。我才不管呢！我在百叶窗缝里见他走到街上，立马冲进厨房，美美地吃了一大盘血肠炖菜豆，我都快饿死了。‘老伙计’，你怎么想？我做得好吗？你知道的，我向来很有个性。”
(1)西班牙人习惯两点左右吃午饭。
26．向着他们，还是向着我们
雨水打在墓碑上，雾蒙蒙、凉飕飕的，起着秋意，毕妥利听了欢喜。没错，还能把这儿洗刷得稍微干净点，让亡者也有些生机，不是吗？我算是想明白了。
她一边绕过地上的水洼，一边琢磨。在墓穴的大石板上看见蜗牛，差点想（不是第一次）抓回去下锅。她打着伞，护着在家梳理整齐的头发。雨下个不停，出墓园时，碰巧遇到公交车进站，她赶紧上车。接下来干吗？脑子里将方方面面过了一遍：昨天的菜豆没吃完，“煤球”有满满一碗猫粮，家里没人等她，不能让堂塞拉皮奥误以为她同意这阵子不回去，这点让她特别生气。她在林荫大道下车，在附近的面包房里买了两只小面包。管他呢！爱谁谁！坐上第一班公交，回镇上去了。
于是，她将昨天的剩饭剩菜热了吃，然后弄弄这个，鼓捣鼓捣那个。接了一下午电线，把各种设备又接上，过去都是“老伙计”干的，最后总算把唱片机给鼓捣响了。两首老歌之间，传来了教堂钟声。今天是星期六，她拿着伞出门。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去听七点的弥撒。步入教堂，冲动之下，想去坐第一排，就像追悼会那个遥远的下午，可这也太咄咄逼人了点。于是，她挑了右侧最后一排最边上的位置，那儿可以遍览整座教堂，随意观察形势。
弥撒开始时间到，教堂里人还不少，尽管没有过去多。没人坐在毕妥利附近，可见她的出现并非无人留意。我无所谓，我又没指望在上帝的殿堂里，大家对我鼓掌欢迎，尽管此处号称要人人爱人。
周围空着，她反倒显眼。于是，等神父穿着绿色十字褡，从正对着祭坛的圣器室门口走出时，她尽可能悄悄地换到左侧长椅上，躲在几个不相识的人身后。目光随意一扫，发现柱子前有把轮椅。
米伦没看见毕妥利，但已经得知她人在教堂。快七点，她推着女儿前来，有人帮忙拉开教堂门，方便她们进入。谁啊？这不重要，谁都会帮这个忙。她舒舒服服地在老位子上坐下，阿兰洽在一旁，圣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的圣像就在不远处侧墙的阴影中。这时，有张嘴巴凑到她耳边嘀咕，她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无论当时还是弥撒全程，她都没把脑袋往右转。
她胆子越来越大了！米伦透过柱子和阿兰洽后脑勺间的空隙，向伊格纳西奥投去迁怒的目光。你到底向着谁？向着他们，还是向着我们？弥撒刚开始，米伦就想一走了之。她来这儿绝对没安好心！他们游行示威、报纸呼吁，好不容易盼来了和平；刚和平没两天，又来成心搅和，破坏和平。她作势要走，可是转念一想：我走？应该她走才是。她对伊格纳西奥说：你要是向着她，你们俩一块儿走！
布道开始。两人同坐一排长椅，一个这头，一个那头，中间隔着三四个教民。堂塞拉皮奥站在带书报阅读架的布道台上，看见了她们。他没有指名道姓，这倒没有，可他突然放弃原本枯燥的话题，转向即兴发挥。说实在的，开始有些颠三倒四，说的是和平与和解，原谅与共处，如果不是专门说给我听的，那主要是说给我们俩听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例子，一个寓言，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总之有两个人，过去是好朋友，生活幸福，后来反目成仇，生活不幸福。上帝希望他们达成和解，尽管这并不容易。过了一段日子，他们和解了，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正如耶稣所说，你要爱别人，等等等等。他越说越起劲，好了好了，终于太平了。神父平时话少谨慎，这天一反常态，激情澎湃地足足说了有二十分钟。
与此同时，米伦已经不再跟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说话。我求你的事，你全都办不到。她气呼呼地打算，从今往后，不再跟他说话了。她一个劲地埋头思量自己受到的伤害，好半天才发现阿兰洽正在跟那个女人招手致意。太可怕了！阿兰洽笑得头直摇，眼睛、嘴唇、额头、耳朵都在笑，笑得惊天动地。她是受刺激了，还是怎么着？米伦好好想了想，也许她不是打招呼，而是在展示手链。完全没办法让她摘下那条该死的手链。孩子，那只是一条玩具手链。米伦悄悄地松开轮椅刹车，用脚一拨，让阿兰洽面对祭坛。可这个傻女儿——上帝要给我多少耐心才行啊！——居然拼命转过头去。米伦只好拨一点，再拨一点，让她面壁，无法再跟那个女人交流。
毕妥利意识到阿兰洽在冲她招手后，时不时地往左看。她伸长脖子，隔着中间三四个教民，能看见米伦的一部分和阿兰洽的全部。直到她突然发现，真怪！轮椅位置变了，再也没办法对阿兰洽笑。
米伦双手交叉，去领圣餐。她在盯着我看，我能感觉到她针一样的目光。的确，毕妥利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米伦。她那么虔诚，自以为在迈向天堂。等她穿着沾有我丈夫鲜血的袍子，走到天堂门口时，看别人会跟她怎么讲。神父面前领圣餐的人排成小队，毕妥利也想加入。虽说她不信上帝，不做祷告，那又何妨？等那位舌头上摆着圣餐，从中间走道返回座位上时，谁知道呢？也许，她俩会对视一眼。毕妥利想象出这个场面，心头一阵狂喜，甚至作势想站起身来。突然腹部剧痛，没站起来，这已经是最近第三回还是第四回发作。接下来的五分钟生不如死，脑袋晕得害怕一头栽倒。她闭上眼，慢慢呼吸，好了。这时，弥撒已经结束，大家正排队往门口走。等她终于站起身来，发现轮椅已经不见了。
她是最后几个离开教堂的，走到黑乎乎的广场上，天还在下雨。肯定因为下雨，人群迅速作鸟兽散。没走五步，两个模糊的身影来到她身边。
“还记得我们吗？”
听不出她是谁，也看不清他们的脸。她好一会儿才认出，凑近了看，哦，是某某某和某某某，镇上的一对老年夫妇，他俩低声说话。
“我们在教堂看见你，特别高兴。我跟老头子说：咱们去门口等她。我们很敬重你，一直都很敬重。”
接下来老头子说话，声音也很低。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雨伞上，毕妥利不得不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我们从来都不是民族主义者。当然，最好别让人知道。”
毕妥利谢谢他们，说：对不起，我赶时间。
“好的，不耽误你。”
赶时间？她才不赶时间。她融入黑暗中，走进一间门廊，靠在墙上歇一会，等腹痛过去。
27．家庭聚餐
星期天吃海鲜饭。内蕾娅第一个到，没穿高跟鞋，没抹口红，没带老公。母女俩在玄关靠了靠面颊。
“伦敦玩得好吗？”
内蕾娅带来一块进门脚垫，说在某某地方买的，发音时，口形略夸张，恐怕是操练了两个礼拜的英语，惯性使然。
“漂亮吧？”
进门脚垫上的图案是红色双层巴士。毕妥利佯装开心地回答：是很漂亮，女儿，干吗要破费？内蕾娅去楼道，换上新脚垫，将旧脚垫靠在墙上，一会儿下楼，带去扔垃圾筒。
“基克呢？他不爱吃海鲜饭？”
“我跟他结束了，一会儿跟你们说。”
“煤球”在沙发上打盹，不睁眼，随便摸。外面天灰蒙蒙的。门铃响了，哈维亲吻／拥抱妈妈，亲吻／拥抱内蕾娅，没有理会猫咪，没有留意到刚刚蹭完鞋的是一块新的进门脚垫。他带了一瓶葡萄酒和一束花。用不着破费。他们仨很少在一块儿吃饭：圣诞节、毕妥利生日，还有今天？今天没有特殊原因，只是内蕾娅从伦敦回来，或三个人好久没有同桌吃饭了。哈维聊起医院一个病人的悲惨遭遇和另一个病人的滑稽遭遇，可是听完第一个病人的悲惨遭遇，他们怎么能笑得出？先吃冷盘。内蕾娅叙述旅行见闻（进了哪儿，去了哪儿，经过哪儿），哥哥边开葡萄酒，边想起另一个谈资，问妹妹：
“基克在干吗？”
“我想，他还在伦敦。”
哈维既好奇，又不解，开酒瓶的手停下。毕妥利赶紧插话：
“他们又分了。”
“我们没分。”
“你们分居了。”
“不是一回事。”
“尽管你们向来各住各家，我说的没错吧？”
“你说的没错。”
他们迟早都会知道，内蕾娅决定说，好好说，详细说：
“你们知道的：我俩经双方同意，已经分居。是否永远分居，得走一步看一步。基克打算每个月给我赡养费，我当然跟他说不要。”
妈妈眉毛一挑：
“为什么不要？”
“不想欠他的情。”
哈维把酒递给妈妈，她不喝；递给内蕾娅，她也不喝；他想给自己倒来着，后来也不倒了，将酒原封不动地放在桌边。毕妥利站起来，去厨房取海鲜饭。内蕾娅问：要帮忙吗？毕妥利说：不用。
趁妈妈不在，兄妹俩嘀咕。哈维说：
“我求你别提那个。”
毕妥利从厨房回来，听到最后两个字，问：
“哪个？”
柳条垫子上有烧焦的黑渍，爸爸还活着、住在镇上、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家里就用这个垫子；煮海鲜饭的锅，锅边掉了好几块瓷，也从那时候用到现在。内蕾娅不厌其烦地劝妈妈，劝了好多年，老古董劳什子扔掉算了，买新的；老古董餐巾也早该进垃圾筒，还是“老伙计”二十多年前擦油手指的餐巾。
海鲜饭噗噗噗升腾出最后几缕蒸汽。毕妥利盛给哈维，因为他是最心爱的儿子？因为他遇到实际问题一无是处？内蕾娅的性格跟他完全不同。她坚决地抓起饭勺，给自己盛，同时回忆／历数在伦敦吃过的质量还行／存疑的早、中、晚餐。等所有人渐渐将盘子里的海鲜饭一点点放入口中时，她又说起个人的短期和中期计划：
“我最终决定：行。一旦可能，我就去监狱参加恢复性司法见面。”
三人都不说话。这就是哈维让她别提的“那个”话题。她见无人反驳，便继续往下说：
“我跟调解人电话聊过，是位女士，人很好，我很信任。一开始没那么信任，后来越了解，越信任。我告诉她，我已经从伦敦回来了，打算重新参加准备活动。还有什么？啊，之所以全都告诉你们，是因为我做事不喜欢藏着掖着。我知道你们反对。”
妈妈和哥哥同时看她，表情严肃，其实是面无表情，又同时不看她。不把她当回事还是怎么着？能听见下巴活动的声音，大家齐齐盯着盘子，一点点消灭海鲜饭。然后，毕妥利慢悠悠地喝了口水，用老古董餐巾擦了擦嘴，用机械的、中性的声音问：
“你想要什么样的收获？”
“不清楚，我还不知道会跟谁见面。只有一点很清楚：希望他们中的一个知道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怎么过来的。”
“没错。”
哈维光吃饭，不说话。
“然后呢？”
“听他怎么说。”
“你指望他会向你道歉？”
“说真的，没想过。据调解人讲，截止到目前，所有参加过会面的人都感觉良好。个个悔不当初，甚至最后，连受害者都感觉成为更好的自己。对我而言，松这口气，可不是小事。从那以后，会良性发展。比方说：伤口不再流脓，会永远留个疤，但疤痕也是伤口愈合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们，但我希望有朝一日，照镜子，照见的不止是一名受害者。他们承诺会非常谨慎，不让媒体知情。”
哈维眉头紧锁，闭口不言。前几天，他跟内蕾娅强调过好几次：瞒着妈妈。为什么？免得她担心，结果，毕妥利很冷静。
“我说女儿，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我不反对。之前，有人以受害者关怀中心的名义给我介绍过这种会面，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个人觉得，随便找个杀人犯聊一聊，不是什么好办法，纯属浪费时间。我受的伤害太大，伤口无法愈合。伤口是整个身体，我觉得没必要跟你解释。如果到头来我会留个疤，那就是身体全部烧掉后留下的疤，整个人变成一个疤。那时候，也许我会遇到杀死爸爸的凶手，看着他眼睛，跟他说点心里话。”毕妥利问哈维：“你怎么想？哑巴了？”
哈维依然低垂着眼：
“这种完全个人的话题，我不发表意见。”
“我问你会不会去参加这种会面。”
“不会。”
回答得毅然决然，态度很冲。内蕾娅把没吃干净的盘子往桌子中间一推，意思是吃完了。她又表示：
“见面后，我打算换个城市生活，去哪儿还不知道，也不排除出国。”
他俩听到，不评价，不提问。三人接着聊天，聊些日常话题，三言两语，一板一眼。第一个离开的是哈维，没吃甜品，没喝咖啡，因为星期天有球赛，他自小就是皇家社会会员，尽管很少去球场看球。内蕾娅帮妈妈收拾。只剩下母女俩，她问妈妈对她将来的计划有何看法。
“你已经是大人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难道希望我像哥哥那样？”
“你哥哥怎样？”
“他是我认识的最忧伤的男人。”
“忧伤是什么？你懂个屁！”
“我也有充分的理由一蹶不振、颓丧消沉。你瞧，在英国那天晚上，我跟基克说好，分开一段日子。我去河边遛弯儿，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是一头扎进河里，一死了之？还是在徘徊已久的迷宫里寻找一条出路？我看看浑浊的河水和城市在水中的倒影，又看看人，听见附近某个地方飘出音乐，凉风拂在脸上。我的结论是：管他奶奶的！内蕾娅，抬起头来，别认输，活下去！就是，姑娘，哪怕你倒了大霉，也要好好活下去！动起来！去斗争！去寻找！对了，我知道你每天回镇上，我觉得挺好。我想，你也在寻找什么。”
“寻找？我？我不寻找什么，我回家。难道我连家都不能回？难道我碍着你了？”
毕妥利两眼冒火，双唇紧闭。两人没再说别的。过了一会儿，内蕾娅出门，发现旧脚垫已经不在楼道上了。
28．兄妹之间
十一月的天灰蒙蒙的，内蕾娅走出门廊，外面在飘小雨。前方的坡是必经之路，远远地站着一个男人，打着黑伞，遮着脸。内蕾娅的心揪了一下，不是说现在没有恐怖袭击了吗？这态度，这模样，一个人，不由得让她担心起来。保险起见，换到街对面去走。没一会儿，那人转过身来，居然是哈维。
“你不是说，赶时间，要去看球吗？”
“我改主意了。”
理由是什么？觉得跟她单独聊一聊比看球更重要。内蕾娅说：你别吓我。哈维说：你别害怕，只是两人很少见面，没机会单独聊一聊。他俩决定接着往下，走到圣马丁街。走在路上，内蕾娅说：把伞收了吧，雨不下了。哈维收了伞。不一会儿，两人在欧罗巴酒店的咖啡厅坐下。
“我都不知道你爱喝白兰地。”
“嗯，总得喝点什么。咱们不能干坐着，不消费，不是吗？”
她要了母菊花茶。刚吃完海鲜饭，肚子撑，嘴里油。
哈维对她的抱怨充耳不闻，不铺垫，直入主题：
“在去妈妈家之前，我本该跟你见个面，聊一聊的。说实话，我很不开心。咱俩应该定几条规矩，免得再让她受苦。你实在是考虑不周。尽管我承认，部分责任在我，没有及时干预。”
“没有让我闭嘴？”
“你就说说将来的计划，已经足够。出于谨慎，或者有个词，不知你听没听过，出于分寸。”
“就像你现在这样，有分寸，是不是？”
“说说你第N次分居也就行了，别的事最好改天再说。也许你觉得妈很冷静，可我向你保证，那种冷静是装出来的，是她寡居以来所戴的面具，她只是在装坚强。你说啊说，说得没完没了，有时候说得可起劲了，说得我烦得要命。你要是仔细观察，会在妈妈的额头上、眼睛里看到：你说的每个字，都重重地砸在她心坎上。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哦，是吗？你要是能看见，那就怪了，明明一直埋头吃饭，就没抬过头。”
“有些事，不用看，也能看见。内蕾娅，你听好。或许，你跟基克分居对你的伤害，比表现出来的更严重，这点你自己心里清楚。吃饭时，你给我的印象是：突然想做很多事，无论殃及谁，无论会对身边的人有何影响。说真的，你的内心并不平静。”
“即便如此，那又如何？我非得按你的方式走？”
“去伦敦前，你向我保证：已经放弃了恢复性司法见面这个念头。如今，我们又得知：你要继续。我说：你这又是何必呢？想远走高飞之前，获取一点心理安慰？想各找出路，各自逃命，不是吗？看看妈妈的反应，你真的能得到安慰？我不能。或许，面对悔不当初的凶手，我会一瞬间感到安慰。可是，等我回到圣塞巴斯蒂安，发现个人松了口气，对亲人没有好处，甚至适得其反时，我的感觉会和过去一样，甚至更糟。”
“你在骂我自私？”
“说你天真好了。”
“哈维，我不是你的三岁小妹妹，童年已经离我很远。我不需要人生导师，我的人生会自己安排。”
“我不否认，所以才会坐下来跟你聊一聊，相信你能做出决定，避免犯错，避免像今天这样，伤害别人。”
“你太夸张了。”
“你将爸爸的遭遇挪作私用，按你所需，对你方便，随你怎么叫，寻求一条出路。然后你志得意满，远走高飞，在海边的棕榈树下，开始崭新的生活。你从没想过，也许这样做，会让留下的人更痛苦。”
“情感上，你们永远停留在那一刻。妈妈和你掉进痛苦、怨恨、忧伤的深渊里无法自拔，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拔出来。我跌落过谷底，已经受够了，内心有需求，需要改变。因此，我找人咨询，想去见凶手，告诉他：你们对我做过这些，后果是这些，你留着，送给你；然后我再带着他的道歉，或没有他的道歉，走得远远的，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不会戳我脊梁骨的地方，为别人做点事，比如为遭受虐待的妇女和孤儿做点事。说我自私，简直无稽之谈。甚至我觉得，留在这座城市，继续舔伤口，直到生命的尽头，那才更自私。你别再盯着这杯该死的白兰地了，你看着我。我是一个跟丈夫分居的女人，没有孩子，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更年期。你在伤害我，我想拿母菊花茶泼你的脸。”
哈维神色自若，没看她，甚至在跟她说话时，继续盯着白兰地：
“有个情况你不知道，抱歉之前没告诉你，这也是我们本该见面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妈妈病了，什么性质，还不知道。最近一次检查结果一点儿也不好。你在伦敦时，我帮她约了这儿最好的肿瘤专家之一，可那天，妈妈没去，她说忘了，我很怀疑。我不想吓她，只说是常规复查。她又不傻，有症状，多少会自己判断。我拜托你，计划延后。照我说，至少咱妈活一天，搁置一天。行行好，你那边别有什么动作，让她雪上加霜。”
“是癌症？”
“肯定是。”
哈维喝了两杯白兰地，加上妹妹的母菊花茶。他去柜台结账，顺便跟服务生打听比赛结果。上半场进行到一半，比分零比零。他折回去找妹妹，没再坐下。
“你想想，想好了，告诉我一声。”
“没什么好想的。明天，我给调解人打电话，跟她说放弃。医生大人再次得逞。不过我保证，总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哈维俯身，在她脸颊上留下一个兄长的吻。
“日子艰难。”
“你说得没错。”
兄妹俩简单告辞，没有笑容衬托，没有感情渲染。他出门，雨停了。她继续坐在角落桌边，怔怔地看着窗外，街上灰蒙蒙的。
29．两种颜色的树叶
只是因为要在咖啡厅里多坐一会儿，内蕾娅要了一瓶矿泉水。下午，天色渐渐暗了，来往车辆打着车灯。咖啡厅里的人呢？很少。她换了张桌子，靠近玻璃门，能更清楚地看见外面车来车往。窝在一边的感觉好极了，一个人慵懒得很，想不出能去哪儿。
车辆并非川流不息，而是随着圣马丁街口红绿灯的频率，时有时无。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内蕾娅微微惬意之余，有些忧伤。油油的海鲜饭，回味仍在口中，于是那忧伤便可以承受。
突然，呼噜呼噜地驶过一辆公交，不是市内公交，她就坐在车里。我和我的青春岁月正在前往萨拉戈萨，在爸爸的希望／恳求／要求下，去念法学专业四年级。多年前，他想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女儿。
大清早坐上龙卡莱萨公司的公交车，我一路哭到潘普洛纳。好姐妹们，周四的晚餐聚会，骑摩托兜风，迪厅。在那个遥远的十月，我失去／扔下了所有。萨拉戈萨对她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没有海滩、没有海湾、没有山峦的城市，太可怕了，怎么能住得离海那么远？可是爸爸心意已决：相信我，没有别的办法，离巴斯克越远越好。去巴塞罗那，去马德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别管要花多少钱，只要人平平安安的，顺利完成学业就好。因为她被萨拉戈萨大学录取，就去了萨拉戈萨。她从家哭到潘普洛纳，在那儿转车，第二程情绪有所好转。为什么？她在潘普洛纳公交总站咖啡厅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吃了一块土豆鸡蛋饼。妈的！肚子填饱，人生变好。有个小伙子去洛格罗尼奥还是哪儿的，不记得了，过来讨好她，恭维她，对她心存幻想。而她只想打打岔，一边看挂钟，一边让他存了幻想，留下一个假电话号码和唇上的一个吻。总之，土豆饼和小伙子让早晨明媚起来。她一路睡到图德拉，到萨拉戈萨时饿得前心贴后背，但情绪挺好。
之前，她只去过一次萨拉戈萨，住了两个晚上。热死人了，真的会热死人的。住在客栈，晚上也热得像蒸笼。她去报到注册，顺便寻个住处，在圣弗朗西斯科广场的书报亭里买了一份《阿拉贡先驱报》，留下几版租房广告，其余直接扔进垃圾箱。德利西亚斯区的房子，拉斯富恩特斯区的房子，这儿的房子，那儿的房子，哪个区她都没概念。天热，下午两点，街上别说人了，连一只鸟、一只苍蝇都没有。她钻进电话亭，话筒烫手，只好用面巾纸包上。她在众多号码里挑了一个，拨出。对方的报价低到不可思议，她不放心地问：房子是不是在萨拉戈萨。什么？在市区，不在乡镇？她感觉电话那头的人有些茫然：当然在市区了，就在市区。于是她想：我的妈呀！我到了个什么鬼地方？好吧，她打个车，想去看一眼，赶紧把房子搞定，尽快回家。她一说地址，的哥就明白了。好兆头，估计那条街很有名，文明城市该有的东西，街上应有尽有。哪些东西？路灯、人行道、商店。有一会儿，她很想问的哥：那儿远不远？被她生生咽了下去。一方面不好意思，当然了，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买张城市地图；另一方面，万一的哥发现她不认识路，会故意绕个大圈子，宰她一刀。车开到托雷罗区，过运河，几乎能看见墓地时，的哥说：到了。她付钱，下车。房子呢？挺好，干净，一点也不黑，配了简单的家具。窗外的风景很不怎么样，喂，又不是来度假。说真的，内蕾娅上楼敲门前，已经认准了这个地方。她想起妈妈的忠告：女儿，重要的是开学时，有个落脚点，然后再定定心心地骑马找马，逐步改善。妈妈还说：进门厅，先看报箱。真的！穷人顾不上打理，只有生活优越的人才会把报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妈妈说：看报箱，就能知道住户属于哪个阶层。这里的报箱给内蕾娅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楼梯和墙壁也很清爽。门开了，她跟未来的室友握手，更加笃定萨拉戈萨的住处就是这儿了。
她住了好几个月，就没怎么见过来自韦斯卡的室友，也确实搞不清她是做什么的，肯定不是学生。房子最大的缺陷是离学校太远，离酒吧和娱乐场所也太远。后来刮北风，起雾，冬天来了。天寒地冻，冷得她想骂人。买了个电炉子，用处不大，离开几米，就冻到了骨子里。来年初，她搬到了洛佩兹·阿略埃区一套地段佳、供暖好、租金更高的公寓，和两个特鲁埃尔姑娘合住。一个比她小，也念法学，一个念文学，三人一见如故。
萨拉戈萨。要是哥哥知道、妈妈知道就好了！除了开头那段在托雷罗区公寓瑟瑟发抖、孤单寂寞、想家的日子外，她几乎称得上幸福，只是当时并不自知，只顾着肆意挥霍青春。很快，她结交了新朋友，如此心理健康、开朗温和的朋友，别处都没遇到过。她在不放松学习（没有一门挂科）的前提下，经常刷夜、做爱、喝酒，偶尔吸可卡因和大麻。她学会没有大海、没有摩托，照样生活，将原本不该忘记的糟心事、闹心事抛在脑后。其实她没忘记，只是隔得远了，传到耳里，已经淡了。或者，她压根就不知情，部分因为家人，特别是充当保护伞的爸爸，无论如何要瞒着她。
那个灰蒙蒙的星期天，坐在欧罗巴酒店的咖啡厅，看着车来车往，对着一只杯子和一小瓶矿泉水时，她想起了学生时代在萨拉戈萨结识的面孔、去过的地方、发生的趣闻、参加的聚会和许许多多亲身经历的事。她又一次感到扎心，已经好多次了。突然，美好的回忆全都变成了某些树的叶子。哪些树？那有什么要紧？就是正面一种颜色、反面另一种颜色的叶子。正面亮绿，赏心悦目；反面淡绿，带着负疚感和悔恨。她看着双手，后悔曾经年轻过，更糟的是，后悔曾经幸福过。
妈妈在电话里总是责怪她不回家，镇上许多人已经不跟他们说话，他们感觉被人抛弃。一分钟后，爸爸抢过话筒，压低嗓门，对她说：女儿，你别回来，想都别想，我们会去看你的。需要什么，跟我说。我操，爸爸有多爱她！我的爸爸，我的老爸。她人在萨拉戈萨，以为爸爸送她去外省念书，是因为他们被骚扰、被迫害，不想让她也被骚扰、被迫害。她知道有人威胁他们，有人刷标语，知道爸爸在做准备，把公司迁到更太平的地方。然而，妈妈告诉她的事，爸爸下葬后，她才知道。在一封敲诈信上，列出了有关内蕾娅的生活点滴，所有信息准确无误：在哪儿念书，每周四跟小伙伴们在圣塞巴斯蒂安的老城区晚餐聚会，连她摩托车的颜色和通常停放的地点，全都写得一清二楚。
30．倒空回忆
水喝完了。晚上七点一刻，她决定买单走人。可是……可是什么？内心里有个声音在对她说：内蕾娅，别傻了，装着满脑子的回忆，别一个人待在家里。此时此刻，就在此地，倒出来，全部倒空，以后它们就不会烦你了。她想：反正晚上时间多，十一月是很操蛋的一个月，湿乎乎的，不亮堂。
想到这里，她觉得悲伤那么大，压得她从椅子上站不起来。她举起矿泉水瓶，向服务生示意，再来一瓶。她不渴，只是不好意思干坐着，不消费。
妈妈、哥哥和她，三人已经变成卫星，围着一个被谋杀的男人转。不管乐不乐意，多少年来，他们各自的生活都在围着那场谋杀转。那意味着什么？我操，意味着无休无止的苦，无休无止的痛。这样的日子总该有个了结，可我不知该如何了结。刚有个主意，就被妈妈和哥哥否了。
服务生送来一小瓶水、一只装着冰块和一片柠檬的杯子。她看倦了车来车往，百无聊赖地窝在椅子上怀旧，忘了道谢。她沉浸在思绪中，似乎人在监狱探视室，面对着悔过的埃塔分子：家人并不知道我在何时何地得知爸爸遇害的消息，他们一直以为是酒吧老板的儿子告诉我室友，室友再转告我的。换个角度想想，也没多大关系。她跟妈妈说和朋友在一起，回去晚了，到公寓时，已经半夜，对发生的事浑然不知。
她在说谎。下午五点，她刚从图书馆出来，就听说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背后有人问：在哪儿？她当时急着回公寓放东西，准备去兽医系参加学生派对，没好好听。反正又是一起恐怖袭击，她一点也不好奇，明天看报纸不就得了。公寓里黑灯瞎火的，没有人。她冲了个澡，没洗头发。外面冷，还下着雨。这时，回来了一个室友。你好！你好！只字未提恐怖袭击。哈维还没有电话联系酒吧老板，老板说按门铃时，三个租户一个都不在。六点前，内蕾娅准备停当。她没花多少时间打扮，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爱化妆，洒了几滴香水就好。一个男同学，叫什么来着？何塞·卡洛斯。他来接她出门。
男男女女加起来，一共十个还是十二个，全是学生，有些她不认识。嗯，他们陆续赶到托马斯·布雷顿大师街的一家酒吧，先会合，喝点酒，等到合适的时间——她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间合适——再分坐几辆车去兽医系。据说，兽医系在鬼不生蛋的地方。她完全没概念，问是不是远到没办法走过去，他们都笑了。她板着脸，不，是绷着脸。他们以为她生气了，一个小伙子向她道歉。一个姑娘问：你怎么了？她回答得闪烁其词：没有，没怎么……另一个姑娘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又说没有。她还能怎么说？
她偶然抬头，看见爸爸的照片出现在搁板上方的电视机屏幕上，顿时明白过来。她怀疑过吗？没有。从第一刻起，她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照片下方有一行字，当即确认了她的判断：吉普斯夸一名企业家遇害。身边是笑声和幸福的闲聊声，她佯装无事，心怦怦跳，跳得胸口疼。他们不跟她说话时，她又去看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许多人，对着麦克风说话，酒吧里太嘈杂，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白大褂在说话，神情严肃的巴斯克自治区警察阿丹萨在说话，最后看见一条街和一栋房子的正面，她一眼就能认出。
幸好穿的是黑色牛仔裤，她小便失禁，继续佯装无事。坐在欧罗巴酒店的咖啡厅，她临时起意，幻想一次恢复性司法见面，幻想恐怖分子就坐在面前，幻想在跟他悄声说话。她又坐了差不多五分钟，甚至听小伙子说笑话，还跟着笑了笑，行若无事地喝完啤酒。多年以后，所有细节都化为埋在体内的炭火，无人倾诉。说给家人听？想都别想，遭遇同样不幸的家人理解不了她。说给基克听？他总在忙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对我俩认识之前的事不感兴趣。
她偷偷冲那个叫何塞·卡洛斯的小伙子做了个手势。他不是她男朋友，可说到底，酒吧里这么多人，也就他值得信任。小伙子会了意，认为她想跟他单独聊聊，或是别的什么。总之他会了意，跟她来到街上，几乎走到街角。天已经黑了。她大腿尿湿，走到离酒吧稍远处才回头，抱着小伙子，彻底崩溃。上帝啊！哭得惊天动地，把他给哭傻了。你怎么了？怎么回事？他们惹你了？她说：我爸。她只能说出这两个字：我爸。傻愣着的小伙子又问：说什么呢？你怎么了？直到内蕾娅终于缓过一口气来，可以好好说话。她让何塞·卡洛斯送她回公寓。
她求他别把她一个人留下，整晚陪她。好吧，听你的，全听你的。他俩上楼。内蕾娅进门，直奔厕所清洗。室友马上来告诉她，楼下酒吧通知，让她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有急事。内蕾娅说：没错，埃塔杀了我爸爸。室友这才知道消息，双手抱头，失声痛哭。另一位室友吓坏了，也来走道上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天真地问：你爸是宪警吗？她也哭了。内蕾娅求／命何塞·卡洛斯陪她进房间。喂，你不去打电话？她说：陪我，别离开我。他俩上床，他说：他们杀了你爸，我操，他们杀了你爸。她想做爱，他不行，一个劲地骂娘，诅咒，睡了过去。房间里黑乎乎的，内蕾娅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完自己那包，又抽完小伙子那包。如果可以，她会抽完全世界所有的烟。
天终于亮了，又是新的一天，百叶窗缝隙里透着光亮。内蕾娅有种舒心的感觉，昨天发生的事虽然忘不掉，但今日不同昨日，可以给她安慰。就像地震、火灾或其他灾难过后，人在废墟中，确认自己劫后余生。瞧我，尽胡思乱想。几点了？早上七点？八点？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何塞·卡洛斯睡在身边，像个孩子。她肆无忌惮地把他摇醒：你可以走了。小伙子腿细，毛乎乎的。他忙不迭地听话，一眨眼穿好衣服，一溜烟地跑了，忘了说好听的，也忘了给我一个告别的吻。
剩下她一个人，发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事：一切如常。跟每天早上一样，能听见车来车往。天依然在下雨，行人打着伞，走在人行道上。还有什么？人们依然赶去上班，似乎昨天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内蕾娅没穿衣服，把头伸出窗外，坚信世界在跟她玩一个阴谋。她恨早上，恨下雨，恨对面的房子，恨带小狗经过的夫人。所有一切像在告诉她：没错，他们是杀了你爸爸，那又怎样？母鸡会死的，屎壳郎也会死的。这个想法让她感觉糟透了。突然，她仿佛刚从噩梦中醒来，又跌入到另一个更可怕的噩梦中。她从包里掏出梳妆镜，头一回看了看身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自己，眼睛、鼻子、额头。早晨的凉意溜进窗户，开始往她身体里钻。她猛然意识到：昨天下午的事是真的，这不是最糟的，最糟的还在后面。她不能再拖了，想到要跟妈妈打电话，顿时浑身冰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