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知道。她没吃早饭，没洗漱，走到戈雅大街的一个电话亭，差不多八点半。嗯，结果一直到十点过，她还没有给家里打电话。她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茫茫然地走到天主教国王费尔南多街和格兰比亚街，再折返，每回经过电话亭，都过其门而不入，继续淋雨，浑身湿透，吓得瑟瑟发抖。她想跟妈妈说不回家，尽管既没有考试，又没有紧急的功课需要完成。为什么？因为不想看见遗体、棺材和墓地，对我来说，这些都太可怕；也不想让人把我跟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不想让人采访、拍照，让萨拉戈萨全城的人都知道我是谁。我不停地想怎么在电话里跟妈妈说，跟她这么说，跟她那么说。她在格兰比亚街书报亭的报纸头版上看见了爸爸的脸，差点想去买一份，可是她不敢。为什么？她觉得难为情。
七天后，她回到镇上。那时候，爸爸已经下葬，已经不是最后一位埃塔遇难者。妈妈不能原谅我，我知道，不需要她亲口告诉我。这些年来，内蕾娅从妈妈无数的表情中、说某些话的语气中、为鸡毛蒜皮的事批评她的话语中感受到这一点。所有这些，她都想去监狱，告诉一个悔过的恐怖分子，将内心残留多年、未能熄灭的炭火一吐为快。可她不能这么做，因为医生大人不允许，她不想跟家人闹翻。咱们好歹要过太平日子！
“买单。”
31．黑暗中的交谈
傍晚，她在厨房冲他发火。他刚进门，还没来得及脱鞋。埃塔给他写信，他居然不告诉她，这怎么可能？
“我还以为：我们夫妻无话不说，至少重要的事会说。”
“老伙计”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冷漠地解鞋带。毕妥利站在他面前，脸气得通红，一个劲地数落。好了，好了。他工作了漫长的一天，冲着地面叹口气，仿佛在说：瞧这顿絮叨，什么时候才能完？
“你怎么知道的？”
“跟米伦聊天知道的。”
“我想自己处理，不想让你们担心。”
毕妥利接着数落。过了一会儿，他打断她，问她晚上吃什么。
“酱汁牛蛙。问这个干吗？”
“我一点也不饿。”
晚饭时，他们各想各的心思，没聊几句。“老伙计”只说了三点：她的批评和抱怨帮不上什么忙；这种事只能悄悄处理；胡利安这个傻瓜，真该割了他舌头，他能说给老婆听，天知道他还会说给谁听。
吃完饭，他直接上床，按他的话说，直接钻被窝了。毕妥利留下来洗碗。内蕾娅时不时地提醒她，家里买得起洗碗机。她就是不理，说：不买！明明长着两只手，买这么个大家伙不是浪费？既费水，又费电。等你结婚，在你自己家，怎么弄，随你。在我家，你少指手画脚。
讨论这些家务事，“老伙计”一般不插嘴。有洗碗机，没洗碗机，无所谓。他每天早睡早起，工作日六点，有时候更早，已经在办公室处理事情了。周末要参加骑行俱乐部的阶段训练，天不亮也会起床。难得哪次打牌打得胶着，忘了看表。他正常十点上床，除非有特殊情况。
这个点儿，唯一能让他醒着的是巴斯克电视台转播的球赛。他会看比赛，看到不得不离开。家里看什么电视，毕妥利说了算。她喜欢一个人看节目。
于是，吃完晚饭，“老伙计”跟平常一样上床，在毕妥利那边躺下。从结婚起，他一直替她暖床，夏天也不例外。没说好，只是习惯成自然。哪怕有些日子两口子吵架，他也照做不误。然后毕妥利十一点、十二点过来睡，他用不着醒，就会翻到自己那边去。
毕妥利上床后，会翻一翻八卦杂志，这回却一刻不耽误，关灯。她在黑暗中坐着，倚着床头，双臂抱在胸前。“老伙计”睡觉会打呼噜，现在却呼吸平稳，毕妥利料想他没睡着。
“还等什么？还不从实招来。”
“老伙计”不出声。她知道／猜到他醒着，没把问题再问一遍。过了几秒，他烦得咂了咂嘴，明显很不情愿地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人勒索他，他没有隐瞒数目，也没有隐瞒专程去了趟法国。但他没说，最后这封信上提到了内蕾娅。
“你打算怎么办？”
“等。”
“等什么？”
毕妥利感觉他在黑暗中翻了个身，脸冲着她：
“今年我已经付过钱了，再多，我也拿不出。那些混蛋狮子大开口，现在我又是贷款、又是买车，还有几个客户欠着款子没还，你别忘了，咱们在圣塞巴斯蒂安的房子还有部分款子没结。谁知道呢？没准他们搞错了。哪个傻瓜入账时，没记上我这笔，要么记错地方了。要是收钱的把钱吞了，自己挥霍，谁会来告诉我？没准胡利安说得对，第二次要钱原本对象就是别人。所以我觉得，暂时什么都别做，等一等，自然会有眉目。要是我搞错了，他们会再要。”
“说实话，我有点怕。”
“怕有什么用？”
“那些是坏人，在镇上有许多朋友。”
“镇上人都了解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说巴斯克语，我不搅和政治，我提供就业岗位。每回过节筹款、给足球队筹款，无论什么筹款，‘老伙计’总是给得最多。要是外头有人来害我，他们一定会拦着。喂，这个是自己人。还有，凡事可以跟我商量，不是吗？”
“我觉得你太相信别人。”
“别以为我傻，我也做了防范措施。人在公司就没事儿，我有办法保护自己。”
“哦，真的吗？怎么个保护法？在抽屉里放把枪？”
“在抽屉里放什么，那是我的事。我就告诉你，我在那儿很安全。要是事情麻烦了怎么办？嗯，那我就带上卡车，到别处去，到拉里奥哈或附近地区。年轻时刚起步那会儿，底子更薄，瞧我不也发家了嘛！”
“哎，就算你是镇上的人，要是哪个员工把你的情况告诉埃塔，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有这个可能。”
“你跟本地别的企业家聊过没？”
“聊了干吗？肯定所有人都掏钱。我跟阿里萨瓦拉加哥哥隐晦地提起过，他把话题绕过去了。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各人自扫门前雪。”
毕妥利滑进被窝，躺下。左邻右舍的声音小了，街上偶尔有人说话，垃圾车过来收垃圾。两口子背对背，屁股对屁股。“老伙计”脸对着自己那边墙，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憋在心里很久了，不吐不快：
“我想让内蕾娅出去念书，去哪儿都行，暑假后就走。”
“咦，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她出去念书。”
“你跟她说过了？”
“还没。你见到她，先做做思想工作。”
两口子不说话。一帮出来喝酒找乐子的人从阳台底下经过，之后重归寂静。教堂的钟响了，正在报时。“老伙计”一反常态，一晚上都没打呼噜。
32．文件和物品
盖上墓穴的大石板时，毕妥利的眼睛是干的。从今往后，哪怕用洋葱擦眼睛，我也不会再掉一滴泪。她想：下回墓穴再见光，就该我进去了。她坚信“老伙计”将一大堆秘密带进了坟墓。
她老骂他“骗子”，特别是头几回去墓园看他时：
“你瞒得我好苦啊！发生的事、他们对你做的事，你瞒了我一大半。亲爱的‘老伙计’，我在你身边躺下那天，你一定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我说。”
回家前，她已经原谅了他，总是如此。她怎么能不原谅他呢？可怜的“老伙计”，人那么好，那么护着家人，还那么倔。说最后这句时，她变了声，意思是：这么想的，不止她一个。
“是埃塔和倔脾气要了你的命。”
树倒猢狲散，公司关门，十四名员工被遣散。毕妥利和内蕾娅听哈维说过多少次：恐怖分子这么做，是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哈维没辙，只好把公司关了。事先问过妈妈，想不想管理公司。我哪儿行？内蕾娅总算回到镇上时，他也问过内蕾娅。我哪儿行？他自己也不行。于是，在一名金融顾问的协助下，他们把能卖的都卖了，剩下的当废铜烂铁扔了。
哈维在铁栅栏大门上挂了个牌子：因丧歇业。闷闷不乐的妈妈突然精神，悄声对他说，应该写：人被杀，故歇业。哈维没听她的。员工呢？无人参加追悼会，两人参加圣塞巴斯蒂安的葬礼。
若干天后，一名员工代表所有人来问老板儿子何时复工。即便到这个时候，他也没跟哈维说节哀顺变之类的话。哈维见他又可怜、又可恨。这些人难道以为害死了老板，还能跟过去一样？他加重语气，耐着性子搪塞，想打发他走。可那人硬是听不懂话，非得知道何时复工。哈维没好气地对他说：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医生，没能力去接管一家运输公司。
清理办公室文件、跟银行交涉、取消订单（有些还是国外订单）、变卖资产、解体公司、走无数道程序，简直麻烦透顶。最后，在医院同事的建议下，他把这些事都交给专家处理。
同事还问了他一个问题／给了他一个建议，他转告妈妈：或许能保住那些工作岗位。怎么保？把公司以优惠的条件转给员工。
“想都别想！”
毕妥利顿时忘了哀痛。哈维怎么能说出这种混账话！员工们闹过无数次罢工，砸过好几扇玻璃窗，在公司门口安排罢工纠察队，威胁爸爸。他们中有个领头的，叫安东尼，好斗得很，工作服上贴着巴斯克工人委员会的贴纸，带头闹事，不知让“老伙计”少睡了多少觉。“老伙计”炒他鱿鱼，几小时后，他带了工会两个打手，逼他重新录用。其他员工呢？有些是好人。可“老伙计”遇害后，他们声援过我们吗？同情过我们吗？他们可以送张小小的悼唁卡片来意思意思，连这个都没有！波略埃墓园的葬礼，只去了两名员工，什么话也没说。
所以：
“我宁可把公司当垃圾扔了，也不转给那些人。”
哈维开车拉走了好几个箱子，里面装着卡片、发票、收据和各式各样的文件，有些整齐地收在圈圈文件夹里，有些散落在各处。可别……可别什么？嗯，可别趁公司没人，没开门，让人进去偷东西、搞破坏。欠债的想毁掉证据，不用还债。恐怖主义的信徒杀了人，还不足以泄愤。
内蕾娅说：
“咱们要得被迫害妄想症了。”
“有可能。”
毕妥利对一沓沓文件不感兴趣，只要告诉她在哪儿签字就行。公司的事，她不想知道。她说：公司就像招风耳和爱骑行，是“老伙计”的一部分。哈维专注地看着妈妈，以为她在开玩笑，可是她没有。她悲观地预言道：要是儿女接手公司，会落得跟爸爸一样的下场。
然而，她对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很感兴趣。一天下午，哈维装了好几个纸箱，送到圣塞巴斯蒂安家中。后来，她和哈维又把物品交给内蕾娅。那些物品，至今仍保存在内蕾娅家中。
毕妥利对哈维说：他可以走了，她想一个人好好看看“老伙计”的东西。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不用。”
“你知道爸爸……”
“跟你说不用。”
说不用，就不用。毕妥利送他出门，亲了亲，再见。家里只剩下她一个，走开！她把“煤球”从沙发上赶走，自己坐下，打开纸箱。“老伙计”从来没告诉过她：他在办公室藏了一把手枪。惊讶吗？一点也不，我早料到了。他不是总说在那儿很安全吗？她将黑家伙握在手里，上过子弹没？天啊，真沉。金属枪壳凉冰冰的，手指远离扳机，以免走火。可是诱惑太大，她拿枪指着天花板上的灯。子弹进入身体，对方倒下，弹孔里开始流血，开枪的人是何感受？
她取出六个小盒子，每个小盒子里装着二十发9毫米×19毫米口径的子弹，只有一盒开封。“老伙计”，土匪“老伙计”，枪手“老伙计”，你这个大好人会对谁开枪？我说，那天你为什么不带枪？哎，你明明可以正当防卫的。
她把那些能要人性命的家伙放在地上，拿出丈夫放在办公室搁板上的带框照片：一张是跟她的合影，两人都很年轻，站在比萨斜塔前笑；两个孩子一人一张，哈维十二三岁，内蕾娅第一次领圣餐，盛装打扮，漂亮极了；还有一张四个人的合影，亲戚结婚，一家四口特地在阿斯佩蒂亚教堂门前照的；还有两张，是“老伙计”分别和两个孩子的合影。
她又拿出一些没那么感兴趣的物品：几支圆珠笔、一支自来水钢笔、骑行俱乐部的奖品、扑克牌大赛的奖品、一支仙人掌形状的蜡烛，是他的小公主，他的心肝宝贝，连葬礼都没露面的内蕾娅送的。总之，全是饱含个人情感的小玩意儿、各种装饰物、各种纪念品。敲诈信呢？不见踪影。也许被“老伙计”毁了，也许被哈维塞到其他文件里了。
33．刷在墙上的标语
办公室高高在上。一个简简单单的平台，立在钢柱子上，玻璃幕墙，老板坐在里头，库房尽收眼底。往停车场开了扇窗，据“老伙计”说，这么设计，是要掌控院子里的情况。“老伙计”控制欲极强，恨不得公司里的事，件件亲力亲为：行政管理、签合同、监督装货卸货、给发动机上油、测轮胎压力、洗车、开车。大门进出他都盯着，万一来了客户或不速之客，马达声一响，他就探头去看。
公司砌了水泥围墙，两米多高，上面还架着金属网。铁栅栏拉门，晚间关闭，工作日敞开。内蕾娅小时候，镇上的小伙子问她：她爸是不是建了一座监狱？她也开玩笑地回答：没错，囚犯就是员工。
一天，“老伙计”大清早去公司，站在窗前，看卡车拖挂，他不放心。他对什么都不放心，对老司机也不放心。拖车挂好，卡车启动，露出之前被遮挡的部分墙面。他在办公室，见墙上有人用喷漆喷出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老伙计”压迫人！
这是针对他刷出的第一条标语，他的第一反应是：乱涂乱画。他气人瞎指控，气把墙糟蹋了，更气把他的绰号写成西班牙语，最气／慌的是标语刷在墙里头，这意味着有人——夜里摸黑？——擅自闯入。毕妥利用围裙擦干手上的水，说不排除是某个员工干的。“老伙计”出办公室，下楼。金属楼梯又窄又陡，毕妥利老说：早晚哪天你会摔死。他顾不着看脚下，尽量不怒形于色，走到修理区，要了一支喷枪。他明明可以吩咐员工，用喷漆盖上那条胡说八道的标语。可“老伙计”是行动派，说干就干，决定果断，无论技术活、管理活，能多干，就多干。于是，他二话不说，走到墙边，噗嗤一喷，就把标语给盖上了。
中午回家吃饭，他告诉毕妥利。两口子过了一遍员工（她说是“工人”）名单，猜谁的可能性最大，谁会怀恨在心，认为被老板不公正对待。可还是那句话：无凭无据，无计可施。两口子谁也没把标语跟敲诈信联系在一起，过了几周，都忘了这事儿，日子如常。
截止到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老伙计”家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大概几点？晚上十一点左右。他和胡利安一路吵回家，俩人是好朋友，喜欢拌嘴，玩扑克打对家，牌技高超。不过有时候没办法，对手牌抓得好。于是回家路上，因为牌没打赢，你怪我，我怪你，也就不足为奇。
晚饭是在集体食堂吃的，各人带饭，老婆在家做的。他们计划第二天早起，晚饭前打牌，晚饭后就不打了。第二天骑行距离远，终点在苏马亚中心的一家酒吧。
总之，他们回家时，喝得不少也不多，跟平常一样，一路吵回家，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口不择言，但无伤友情。问题是吵得凶，路灯暗，两人都没留意到房屋正墙上新刷的标语，标语盖在正墙下方林林总总的老标语、海报和广告上。“老伙计”家门廊边那条还没干透，两人开始都没看见，停下来把架吵完，分手告别。一个说：但愿明天别下雨；另一个回答：嗯，傻帽，七点半广场见。这时，胡利安发现：墙上写着“老伙计”的名字。
“我的个老天！”
“怎么了？”
“老伙计”，告密去！我的天啊！胡利安说：上床前，把它涂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人分手。“老伙计”气得直骂娘：我操他奶奶的。他没回家，直接去了车库，里面还有几桶没用完的油漆。我会去告密？都怪该死的押韵。我一辈子就没跟警察搭过话。还有个问题：没刷子。也许有，一生气，一着急，没找着。算了，卷张报纸当刷子。油漆怎么样？结块了，还没完全干。他好歹把标语涂得让人看不清，弄脏了裤子，他管不了。毕妥利会抱怨的，那就让她抱怨好了！说我去告密！在这个镇上，最大的污蔑不过如此，跟几周前公司墙上刷出的标语如出一辙。
他决定第二天骑行回来，去买新油漆。上床跟毕妥利说，毕妥利回答：
“也就是说，你认为他们会刷更多的标语。”
“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胡闹，还是防着点好。”
“真要是这样，涂了有什么用？你的处境很不妙。告诉我，你在街上看见其他标语了吗？”
“我跟胡利安一路走来，没看见其他标语。”
“你肯定？”
“嗯，不能完全肯定。都这么晚了，我还穿着睡衣，不出去了。”
去告密、压迫人、当叛徒，什么屎盆子都往他头上扣，用巴斯克语，也用卡斯蒂利亚语，写在他家街上、附近街上、广场上，明摆着是迫害。老区里至少有二十条。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不会是乱涂乱画的人干的。然后你可以想象，周边墙上还有多少？这是有计划的集体行为。一大早，他穿着骑行服，推着车出门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伙计”这个，“老伙计”那个。人民不会原谅你。全是诸如此类的话。到了广场，跟其他骑行爱好者会合时，他发现……什么？招呼有点冷，目光躲闪，不敢对视，不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也许是他突然间敏感，胡思乱想。
出发。跟平常一样，加起来十四五个，其他人出发得或早或晚。唯一骑在他身边的是胡利安，也比平常更沉默。经过镇子最边上一栋房子时，有个小伙子在窗口骂：
“‘老伙计’，你这个婊子养的！”
没有同伴维护他，没有人评论、谴责，或反唇相讥。队伍渐渐拉开，过去也是如此，有些人骑得更快。“老伙计”的身边只有胡利安，始终在他身后两三米，一言不发。在奥利奥港爬坡时，落得更远，尽管他爬坡向来比“老伙计”强。
苏马亚终于出现在眼前，终点那家酒吧多少年已经熟悉，进去打卡，在不同的格子里做本赛季各个阶段训练的标记。努力过后，当然要犒赏自己一盘火腿煎蛋。在街上，听见酒吧里欢声笑语，等“老伙计”进去，突然一片沉寂。太过分了！他忍不了，连卡都没打，不辞而别，都没理胡利安。他骑上车，独自踏上了回程路。
34．脑海中的一帧帧画面
何塞·马利被捕时，已经长发及肩。头发呢？蹭得额头和这儿，肩背处直痒痒的感觉呢？最好别去想这些。他照着镜子说：这个人不是我。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四年过去了，六年过去了，每年的圣诞节和镇子里各种各样的节日，他都没有参加。的确，哪儿都没有他的份。他看不见河水在流，听不见教堂敲钟，如今他愿意付几百万（原本就没有），去品尝父亲菜园里的无花果。他不想给自己苦果子吃，不去算还剩多少年刑期，心底还存着渺茫的希望，不排除埃塔组织会……西班牙政府会……国际压力会……等等。有些晚上，他在黑暗中想咂吧出酸葡萄酒的味道，能咂吧出苹果酒的味道也行。有时候感觉，我操，差不多就快咂吧出来了。
第六年，发际线开始后移。嗯，这还算好的。一次，后脑勺倚在床头的铁栏杆上，妈的，居然头皮发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现在他秃了，变成了光头，哪天出去，镇上的人都认不出他来。剃光头是不想让人发现：没头发，是因为长不出头发。
妈妈不喜欢他剃光头。说到头发，过去她也不喜欢他留长发，说像要饭的。不喜欢他戴耳环，不喜欢他加入埃塔。她对埃塔的态度一晚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为了他？肯定是。老妈很坚强，上帝啊，她多勇敢！老爸跟格尔卡是另一种材料做成的，性情平和，性格软弱。我像老妈，这下好，落在这里，还出不去。哪里？牢里。被关在这个该死的监狱里，被关在这个该死的牢房里，直到下次换监，或刑满释放。
今天没出去放风，我自愿的。啊？不是斗争，不是抗议，只想一个人待着，不想到庭院里、走廊上去见那些熟面孔。好多次，他往床上一躺，像翻相册似的找出一串串回忆，有时回想起过去那一帧帧画面，一想就是两三个小时，一方面很想家，一方面很想让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走。喂，你还想怎么样？刑期还剩好多年，大山似的压在他身上。胡思乱想，能过去几个小时，总是好的。这种时候，他总想遇到惊喜。安安静静地躺着，望着天花板，沉浸在思绪中，突然想起这个或那个，都是那么久远的事。那时候他自由、有头发、打手球、喝酸葡萄酒，想喝多少喝多少，或苹果酒、啤酒，都一样。
那时候他几岁？十岁？十二岁？差不多。总跟霍金在一起，形影不离。他们去附近爬山，各自带弹弓打鸟。弹弓是用榛子树的枝杈、轮胎内胎割下的皮筋和一小块皮做成的。记得有个星期天，趁过节，“老伙计”公司没人，他们翻进铁栅栏大门，去废旧轮胎仓库，用折刀在内胎上割了若干条皮筋，做成了儿时最好的弹弓。真的，不仅能把弹丸打到河对岸，还能落到离岸很远的地方。他们打鸟用石弹或石子，可他记得，用这个方法，从来没打着过鸟，打碎玻璃瓶或工业园区尽头的交通标识效果倒挺好，石头会蹭掉油漆，最后猜不出是什么标识。一天下午，霍金突发奇想，去打玻璃窗。哗啦啦啦啦，玻璃碎了，两人撒腿就跑，真淘气！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骂他们不要脸。想抓我们，快来追啊！两人笑得肚子痛。十一二岁的年纪，两个小屁孩。差不多从那时起，武装斗争开始了，咱们自带武装斗争基因。他望着天花板笑。我这是在自己骗自己，笑什么笑？他表情严肃起来，换到下一帧画面。
后来大了些，他和霍金，有时带上科尔多，一起去用鸟捕鸟。他对着牢房的天花板说：用鸟捕鸟，聪明人能玩，笨人玩不了。科尔多既不聪明也不笨，可他有只特别爱叫的朱顶雀，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爱叫的鸟。他把鸟笼放进灌木丛，该死的朱顶雀叽里咕噜地叫个不停。三个朋友抽着烟，默默地守在二十米开外，不说话，不出声。突然一个手势，三人从藏身处现身，鸟儿惊得要飞，粘在涂了胶的木架子上。不惊飞鸟儿，效果也一样，你别跟我抠字眼。鸟儿们想逃，逃不掉，越扑腾，翅膀粘得越紧。有几天下午，不夸张地讲，我们捕到了七八只朱顶雀，小心别让警察给抓了。晚上，老妈们把鸟下油锅，炸了给我们当晚餐。那时候日子真好，人长大，真悲哀。后来，科尔多跟朱顶雀似的，全都招了。怎么能怪他呢？他在胡桃树区军营遭到严刑拷打，脑袋被按进水里，被按进该死的浴缸里，自然招出了他和霍金。别担心，反正他们早晚会来抓我们的。他们逃到法国，几个月后，在布列塔尼的一家酒吧跟科尔多偶遇。
“原谅我，我还以为就死在里头了。”
“你放心，我们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用霍金的小口径子弹猎枪打鸟，还不如用鸟捕鸟打到的多。不过，猎枪是好玩具，一起玩，可开心了。后来进组织，上武器培训班，教官惊得目瞪口呆。不得了，小子们，这么好的枪法，哪儿学的？比有些老兵打得都好。老兵们嘴皮子翻来翻去，一打靶，就瞎了。镇上过节，霍金去射击铺子打枪，乒乒乓乓，弹无虚发，据说枪的准头还故意被人做过手脚。铺子老头说行了行了，拉着脸，一把夺回猎枪，装傻，就是不给奖品。我们一大堆小子围在铺子跟前，老头没辙，只好兑奖，就是个狗屎长毛绒玩具。
当时，何塞·马利头一回明白用枪打人是个什么感觉。有时候，他们会用枪打猫，可用枪打人不是一回事。他悄悄问霍金：你想过没？霍金没动过这个念头，说猎枪就是拿来玩的。他梦想着长大了，带个大家伙去打猎，当然不是去打小猫小鸟，而是去打野猪、鹿什么的。他还梦想着去非洲狩猎。
霍金说这番话时，两人躲在树林，何塞·马利拿枪对准一个正在对面山坡上割草、戴着风帽挡雨的佃户。他用手指扣着扳机，想象着佃户突然身体前倾，中弹受伤，滚下山坡的场景。霍金低声说：别拿武器开玩笑。那时候他们多大？十六岁？顶多十六岁。夜里，他梦见巡逻队拉着警报来找他，因为他杀死了一名警察。多年以后，盯着牢房的天花板，他想起了佃户那帧画面。
35．熊熊燃烧的大盒子
柜台上有一排不同颜色的储钱罐，一排入狱战友的照片，一沓摸奖彩票，靠墙一侧还有钥匙扣、打火机、旗子、手帕等物件。两人坐在胡安·德毕尔巴鄂街一家酒馆的最里头，隐在暗处，没喝酒，等人。霍金口渴，跟吧台姑娘要直饮水。姑娘短刘海，直发，合着音乐节拍，晃着脑袋，给他端来一杯。
何塞·马利不停地看表，科尔多还没来，霍金翻《行动日报》打发时间。无论酒馆还是街上，都挺空的，没多少人。晚上八点过，正是逛吧聊天的点儿。支持巴斯克独立的年轻人喊着口号，正在游行示威，抗议最近落网了一支小分队。镇上的小伙伴们也去了圣塞巴斯蒂安，像是去参战。怎么看，都像一场战争或冲突什么的。科尔多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给他的命令是：等游行队伍的前排抵达林荫大道，就来跟两个朋友会合。按惯例，巴斯克人民团结党成员会在林荫大道有个仪式，在音乐亭宣读公报，宣读过程中，两名蒙面人上台焚毁一面西班牙国旗。与此同时，镇上六个人会在附近别处展开行动，头一天全准备好了。
他俩坐立不安地在等科尔多，滴酒不沾。别人会喝酒壮胆，他们不会。他们有信念，守纪律，喜欢把活儿干得漂亮。猫盖屎的活儿绝非巴斯克人所为（何塞·马利）。需要害怕的人才会害怕（霍金）。
科尔多，亲爱的科尔多，必要时，撒开蹄子赶紧跑，千万别耽误事儿。怎么这么着急？因为不想让埃伦特里亚的继续民族独立青年团占了先。他们有一回，先下手为强，功劳占尽。什么功劳？也没什么，烧了一辆价值两千多万比塞塔的梅赛德斯－奔驰城际客车，新车，害得市财政损失惨重。而他们只烧了一辆又破又旧的飞马客车，火烧得不够旺，给市财政造成的损失还不到一半，连拆卸报废车辆的钱都省了。
科尔多进门。他下巴外突，穿着格子衬衫，要一小杯啤酒，没门！
“我操，哥儿们，喊了半天口号，嗓子眼都冒烟了。”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他们把他晾在吧台。吧台姑娘人特好，给他们打气：
“棒小伙儿们，加油！”
为了防止瓶子叮叮当当，何塞·马利将双肩包抱紧，贴在身上。他们快步走过纳里卡街，科尔多跑步追上。
“等等我，混蛋。”
林荫大道的尽头传来口号声。科尔多在他俩身后一步之遥，气喘吁吁地汇报：好多好多人，公交车已经改道。他俩不看他，不回答。后来，何塞·马利在帽子店橱窗前停了一会儿，总算搭理他了，问道：
“条子多吗？”
“哪儿呀！没几个黑衣防暴警察。”
行人经过，不想掺和，吓坏了，谨慎起见，纷纷逃离这是非之地。下午天空湛蓝，气温舒适，偶尔有辆婴儿车推过。气氛剑拔弩张，空气有些奇怪的透明，眼看就要闹事。
霍金想知道科尔多有没有看见埃伦特里亚的人。
“没看见。”
“太好了，咱们走。”
三人排成一字纵队，最高最壮的何塞·马利抱着满满一包俗称莫洛托夫鸡尾酒的土制燃烧瓶，不紧不慢地汇入到齐声高喊“释放囚犯，要求大赦”的年轻人中，却不喊口号。示威人群从他们身上看见了什么，察觉到了什么，自觉地闪在一边，让出一条道来。
他们说好，去吉普斯夸广场的长凳旁跟其他小伙伴们会合。眼前的场景安定祥和，有鸽子和麻雀、祖辈和孙辈、夫人牵着狗、一对对情侣，还有来往于树下砂砾小径的行人。
招呼就免了。六个年轻人前往林荫大道，三人走这边人行道，三人走那边人行道，快到时，又在一面搭至正墙顶上的脚手架边聚齐，拿手帕蒙脸，将风帽戴上。霍金更爱巴拉克拉法帽；何塞·马利不能放下双肩包，让科尔多帮他系上手帕。
这一下，他们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模样太引人注目。看啊！快看！有些人看见他们，赶紧过街，站在对面叽里咕噜地议论。但是，无人阻拦，无人训斥，无人报警。这几个小子想干什么，所有人心知肚明。
他们看见不远处来了一辆公交车，从埃查伊德街驶来，刚刚进入他们所在的大街。正常路线应该直走，开往被示威群众占领的林荫大道。小伙伴们看见这是一辆5路公交车，里面有乘客，人不多。运气真背，不是辆新车。可是，脸一旦蒙上，没办法，只能行动。霍金毫不犹豫地说：就这辆。他们迎上前去。
他们放过了几辆小轿车，拦住了公交车前那辆。一个冲发动机罩砸了一拳，一个拉开驾驶室的门，让三十多岁的女司机下车。之后，四人不由分说，把车横在路上。女司机歇斯底里地大叫：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科尔多猛地把她推开：
“滚，让一边去！”
女司机掉了一只鞋，差点摔倒，拼命想回到车上。街那边一位先生叫道：
“臭小子，放开她。”
路一封，公交车只好停下。女司机趁小伙子们不去管小轿车，赶紧从后座上抱下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
公交车司机怎么回事儿？是成心挑衅？还是吓傻了？霍金责令他开门，他就是听不明白。弹弓一拉，打出一粒钢珠，在挡风玻璃上留下一道痕，没有打穿。要是打到司机脸上……司机总算明白过来，这个戴巴拉克拉法帽的人想让他做什么。他打开车门，五六名乘客仓皇下车。第一只燃烧瓶即刻在车里点着了火，何塞·马利指示道：
“对准座椅扔，对准座椅！”
司机一跃而下，好半天才发现鞋烧着了，赶紧脱下，一秒钟都没耽搁，一边过街，一边用力拍打着正在冒烟的裤脚。这时，公交车已经变成了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盒子，浓烟滚滚，直往上蹿，舔着附近房屋的正墙。人们好奇地聚在一起，远远地观望。一名纵火犯从口袋里掏出相机，拍了好几张照片。
行动结束，何塞·马利高举着拳头，望着被火苗吞噬的公交车，高喊道：
“自由的巴斯克国万岁！”
同伴们也高举着拳头喊：
“万岁！”
“埃塔万岁！”
“万岁！”
六个年轻人跑步撤退，几个往这条街，几个往平行的那条街，全都往林荫大道方向，说好在吉普斯夸广场再次会合。剩下的路，他们把脸露在外头走，放心地闲聊：
“活儿干完了，去喝酒！”
这时，议会大厦的钟正在和谐悦耳地敲响。那是个深紫色的下午。
36．从A点到B点
不停地有手去拍何塞·马利的后背，以示祝贺。他的后背宽大厚实，尽是肌肉，像堵墙，罩着条纹卫衣。他们一进酒吧，无论是张三、李四，还是谁的姐姐、谁的表弟，都会来拍拍他的后背。十九岁的何塞·马利坐在阿拉诺酒馆进门第一张桌子旁，小伙伴们高谈阔论，跟喇叭里放出的音乐声（巴斯克激进摇滚）比嗓门。霍金说：这位子不好，没法儿商量事儿。
“说点什么，街上人都能听见。”
进进出出的人必须得从何塞·马利的后背旁经过。别人祝贺，他自豪地接受，并不咋咋呼呼。他给自己打圆场，说其实没做什么，只是职责所在。在早晨进行的手球比赛中，他们以25∶24战胜了埃尔戈伊瓦尔队，何塞·马利独中七元。大家都恭维他：
“你会成为职业球手的。”
“走一步，看一步。”
霍金坐在桌子那头，正在描绘一幅天堂般的图景：巴斯克国七块领土统一，国家独立，没有社会阶层，连球场上的草坪都会说巴斯克语。根据社会主义巴斯克国政治纲领所指明的道路，霍金介绍了战略步骤：先独立，再去跟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搞好关系，好不好？不过，他们在他们家，咱们在咱们家，井水不犯河水。小伙伴们喝着酒，有的喝葡萄酒加可乐，有的喝啤酒，纷纷点头称是。
唯一时不时地走神，看别处，抬头看电视的是何塞·马利，进出人等都会跟他闲聊两句。
霍金一拳砸到桌上，说：
“挡路的，阻止完成建国大业的，格杀勿论！就算是我亲爹，也去他娘的管不了那么多。这就好比从A点到B点。咱们在A点，”他将指肚按在桌上，“杯子那儿是B点。咱们要去B点，不计代价。”
朋友们纷纷点头称是。一个说：
“每人在自己镇子或城市，每天做一点，日积月累，必有所成。”
另一个说：
“总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吗？西班牙政府态度强硬。”
“去他娘的西班牙政府。”
霍金比划着，夺回话语权：
“再大的帝国也会有倒的那一天，瞧瞧，拿破仑就是例子！你今天杀一个士兵，明天再杀一个士兵，到最后，能干掉一整支军队。”
他们干杯，说笑，脑子一根筋，支持巴斯克国的政治纲领。何塞·马利刚才在跟站在身边的同事闲聊，没干杯，弄不清状况。他们让他发表意见：
“你们都清楚，我不喜欢政治。这个人上台还是那个人上台，我无所谓。我只是为巴斯克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其余的事你们尽管操心去。这位（他指霍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要从A点到B点。等到了B点，你们就放过我。我去山上种几棵苹果树，养一群鸡，你们那些事关我屁事。”
质疑声四起：
“也得想想工人阶级。”
“还要赶走西班牙占领军，没你讲的那么容易。”
何塞·马利喝了一口葡萄酒加可乐，挑衅地将小伙伴们一个个看过来，说：
“你们都把问题想复杂了。瞧，要是能独立，其余的事就会由咱们自己做主。要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很好，去改善好了。不被外人统治，谁又会去阻止？巴斯克语的问题也一样。人人都学巴斯克语，自然不会说别的语言。西班牙警察和军队呢？要是能独立，早就一脚把他们踹出去了，咱们会有自己的警察和军队，我也会有我的母鸡和苹果树。”
“纳瓦拉怎么办？”
回答前，他不耐烦地舒了口气：
“如果纳瓦拉不在里头，那就还没到B点，没有巴斯克国。北巴斯克地区也是如此。你们不觉得把问题想复杂了吗？”
他没再往下说，街上有人给他打手势，是霍苏内。她短刘海，一绺直发拖在后背，挽着袖子，露出皮手链。壮实的何塞·马利冲上去亲她，她往后退，眼神严厉。在街上不许亲她，都跟他说过多少次了。
“怎么了？”
“我在广场上见你姐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他们跳舞搂得很紧，像是她男朋友。阿兰洽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人亲，我可不许。”
“你是专门来跟我八卦的？”
“我假装偶遇，让她给我介绍。那人不是镇上的。”
“我说姑娘，她是我姐，比我大。跟谁谈恋爱，她自己清楚，我才不去掺和。”
“你不想知道那男的叫什么名字？”
知不知道无所谓。
“吉列尔莫。”
何塞·马利觉得：这名字不好也不坏，关键的恐怕是姓。
“姓什么？”
“我没问。”
“他要是进了我家门，你放心，会给他起绰号的。”
阿兰洽跟男孩子交往，带到镇上来，给熟人看，或许还给家人看，何塞·马利才不会为这种事睡不着。
“他是外乡人，看脸就知道，他不说巴斯克语。”
“你怎么知道的？”
“我操，因为阿兰洽向我介绍，我跟他说话，那哥儿们听不懂，我们只好改说西班牙语。弄个西班牙人进门，动静真够大的。那人没准是警察，借口跟你姐谈恋爱，来监视咱们的，从你开始。”
何塞·马利眉头紧锁。
“不说巴斯克语，又不意味着……”
“又不意味着什么？”
阿拉诺酒馆里人声鼎沸，传出大笑声、音乐声，何塞·马利挠挠头，瞅了瞅：小伙伴们在附近开开心心地喝酒，霍苏内黑着脸站在他面前。
“好吧，我看到她，问一声。去不去酒馆？”
“家里人在等我。”
“什么时候能亲你一下？”
“这儿可不行。”
“咱们去那个门厅。”
两人走过去，在大门和信箱间待了五分钟，里面黑乎乎的，听到有人下楼，才迅速回到街上。
37．一只蛋糕引发的不愉快
格尔卡的鼻子有点（相当）塌，大门牙缺了一块，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九岁那年，一辆小货车将他撞倒，差点要了他小命。就算他丢了小命，也不是第一个死在车轮下的镇上人。康复期间，他问爸妈——声音甜美，像在唱歌，现在没了；不过变声后的男声里，有时还会冒出一点甜美的童声——要是被车撞死，会不会在公路边给他竖个十字架，就像给伊西德罗·奥塔门迪竖的那个一样。伊西德罗·奥塔门迪一天早上骑摩托车上班，出车祸死了。
虚惊一场后，胡利安总爱跟他开玩笑：
“那当然，要竖个更大的铁十字架，管用好多年。”
米伦不觉得这种话好笑：
“喂，就此打住！小心天打雷劈。”
格尔卡童年瘦弱，青春期抽条儿后，背总是有点驼，似乎对身高或脸上的青春美丽疙瘩豆心存愧疚。街上人对米伦说：他老这样，迟早变成罗锅。说得她很不舒服：
“你想让我怎么着？教训他，不让他长个子？”
十六岁的格尔卡已经在家里个头最高。都说换个更强壮、柔韧性差的大块头，是不可能在车祸中死里逃生的。这话谁说的？妈妈、爸爸、所有人。格尔卡学会了笑不露齿，免得让人看见门牙上的豁口。可是，塌鼻子没法儿藏。妈妈说：别夸张，就塌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