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你宁愿去死？”
妈，他觉得那鼻子塌得很，全塌了。何塞·马利也这么觉得，老叫他“拳击手”，向他挑战，在他伤口上撒盐。
他会开玩笑地站在格尔卡面前，假装胆小地说：
“别揍我，别揍我。”
车祸发生后的几个礼拜，格尔卡晚上睡不好。车祸的画面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在睡梦中，在打盹时，害得他睡不踏实。画面总是一模一样：车子冲过来，撞上他；车子冲过来，撞上他；车子冲过来，他只能用枕头抵挡。何塞·马利跟他睡一个房间，在厨房抱怨：
“他夜里大喊大叫，吵得我没法儿睡觉。”
接下来，他会夸张地模仿格尔卡咿咿呀呀的呻吟，毫不留情地嘲笑他。身为慈父的胡利安总是难过地看着小儿子，息事宁人地对他说：好了好了，别怕！
米伦才不是这样，她不绕弯子，直接说：
“夜里别吵你哥。”
噩梦中还能听见刹车时轮胎的吱吱声。他回过头，刚好来得及看见车灯／钢铁猛兽的眼睛飞速、直直地向他冲来。已经到面前了：三米，两米，一米，逼得他无路可逃。他梦见之前没记住的真实可信的细节：下雨，公路湿滑，下午灰蒙蒙的，光线很差，锈迹斑斑的保险杠张着血盆大口，想吞了他。
之后，若干条腿向他跑来，有人——是司机吗？——用西班牙语骂了句脏话。什么脏话？不记得了，只知道那句脏话不是冲他，也许是不高兴，也许是惊讶。汽油味，湿湿的柏油路味。他从小货车底下被人拉出来的时候，还有意识，就像从一个黑咕隆咚的大箱子里被人拉出来。谁拉的？不知道，也许是司机。他口鼻血直流，就是一点儿也不疼。哪儿都不疼？他摇摇头，表示哪儿都不疼。胳膊断了也不疼，至少一开始不疼，像麻了。格尔卡倒地时，脸朝下，准备被车压死，压根儿不好意思哭。若干天后，何塞·马利在家里成心气他：
“你肯定哭了。”
“我没哭。”
“你撒谎，全镇人都听见了！”
如此这般，说来说去，直到将格尔卡说哭为止。不过，他只是在家养伤时哭过，当时脸肿了一大块，都变了形，还吊着一只胳膊。之前在公路上，躺在小货车旁，他不好意思哭。人行道上聚了一大堆人看热闹，还有好多人挤在窗口。
“这不是胡利安的小儿子吗？”
衣服脏了，沾着血，还有柏油路上的脏东西。哎！要是妈妈知道，就糟了。鞋少了一只。司机本人开着小货车，把他送到医院。
胳膊养好了，鼻子没有。小时候看不太出，后来青春期脸型变了，鼻子就不太对劲。鼻骨错位，不知道是歪了还是塌了。大门牙缺了一块，谁都能看见。妈妈安慰他，用词一点也不委婉。
“能呼吸吗？”
“能。”
“能咬东西吗？”
“能。”
“那就行，你还想怎么着？”
撞倒格尔卡的司机是安多阿因人，五十多岁，在工业甜品厂当送货员，事故发生两周后，专程登门看望。他人特别好，已经打过好几次电话，问孩子康复了没？人养好了没？日常生活有无影响？看得出，他很担心。总之，一天早上，他按响了门铃，米伦去开门，格尔卡胳膊上打着石膏，去学校了。那人给孩子留下一个蛋糕，作为礼物。
“嗯，也送给你们全家。”
海绵蛋糕打底，铺了一层厚厚的巧克力和奶油，上面点缀着若干颗大樱桃。
不愉快是午饭前不久开始的。最生气的是米伦，她明明记得昨晚睡觉前，蛋糕完整地放在冰箱里，结果早上起来，缺了四分之一多。第一个被怀疑的是何塞·马利，他太贪吃，米伦只怀疑到他头上。我觉得不会是他爸，真的是他爸？父子俩一个跟手球队去省内哪个镇上打球去了，另一个骑行去了。等他们俩回来，两人中的一个，是哪个，还不知道，有他好看。阿兰洽发现妈妈在一个人骂骂咧咧。
“妈，你怎么了？”
“没怎么。”
她们没再多说。爸爸回来了，儿子也回来了，前后脚，只差几分钟。几点？中午一点？差不多一点。两人又饿又累，问吃什么。胡利安还穿着骑行服。指责，批评，争执，无非就是这些。
何塞·马利满不在乎地承认，蛋糕是他吃的，不过，切一块当早饭时，已经有人吃过，他才以为所有人都能吃。
“什么叫有人吃过？”
“当时蛋糕已经缺了一块，比我切的那块还要大。妈，我说真的。”
米伦两眼冒火，恨得咬牙切齿，转头去看丈夫，不等他解释，就开始嚷嚷。胡利安摇头否认。米伦说：不是你，会是谁？胡利安承认离家前没忍住，吃了三个樱桃，就这些，别的没动过。何塞·马利不相信：
“好了，爸，不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的？”
“我起床时，蛋糕已经少了一大块，你比我早出门。”
“要是我吃的，我立马死在这儿。我要说多少次，只吃了三个樱桃？我打开冰箱时，蛋糕就已经少了一块。”
大家都去看格尔卡。
“不是我，不是我吃的。”
米伦帮小儿子说话：
“放过这孩子。蛋糕本来就是他的，他可以一个人吃光。”
格尔卡说：拜托大家别吵了，蛋糕是家里所有人的。小儿子用甜美的童声劝架，反倒让家里人的脾气越来越大。米伦一气之下，摘掉围裙，撂下话来：
“我走，你们随便吃。”
她气呼呼地离开厨房，一分钟后，又慢腾腾地回来，脸色平静不少。她在餐厅遇到阿兰洽。阿兰洽问：妈，怎么了？你们在吼什么？她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告诉妈妈：
“昨晚我到家，很饿，就切了一块。”
“蛋糕是你第一个吃的？”
“不能吃吗？”
一家五口默默地吃了顿午饭。何塞·马利等脏盘子收走，把蛋糕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大刀，问：
“好了，别傻了。谁要蛋糕？”
阿兰洽摇摇头，米伦不回答，去洗碗。胡利安说：
“跟弟弟分着吃。”
格尔卡只要一点点，胡利安觉得那一点点也太少了：
“再给他一点。”
格尔卡说他不饿。何塞·马利把蛋糕整个端到自己跟前，很明显，他想一扫而光。爸爸惊恐地看着他，儿子刚跟家里人一样，吃了头道菜，喝了鹰嘴豆汤，啃了土豆烤鸡，胃里怎么还能装得下这么多饭后甜点？他在桌子底下踹了儿子一脚，让他看自己，比划着要一块蛋糕。何塞·马利背着妈妈，悄悄递过去一块，胡利安赶紧两三口吃光。阿兰洽忍着笑，也悄悄地跟何塞·马利要了一块。
38．书
格尔卡抽条儿那几年，喜欢一个人待着。哥哥姐姐在家难得看见，他却除了去学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为什么？因为书，或正如愁得一脑门子皱纹的父亲说的那样，因为那些该死的书。他成了读书发烧友。
父母极度不安，不完全因为书，那因为什么？因为他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包括周六和周日，一关好多个小时，经常看书看到何塞·马利回家，逼他关灯为止。父母嘟囔着：生了个怪儿子。胡利安说：
“太遗憾了，要是能在他脑袋上开个小窗，往里瞅瞅就好了！”
晚上，两口子躺在床上嘀咕。
“他出过门吗？”
“哪儿有！一下午都在看书。”
“看来有考试。”
“我问过，他说没有。”
“该死的书！”
一天早上，妈妈在厨房，站在格尔卡面前，看他吃早饭。他弓着腰，往大碗上凑，头发油油的，手指瘦骨嶙峋的，满脸粉刺。米伦忍了半天，最后还是忍不住问：
“我说，你不会有心理问题吧？”
格尔卡十四岁。朋友们来找他，他都懒得出来迎接。他怎么了？是病了，还是跟他们闹别扭了？久而久之，朋友们不来了。胡利安很气恼：
“我操，这孩子！”
他走到格尔卡身边，友好地将手搭在他肩上，给他两三百比塞塔。
“去吧！好好玩。”
“爸，我不去。”
“谁不让你去的？”
“你没瞧见我在看书吗？”
“好了，我同意你抽烟。”
“爸，别再说了，我不去。”
有时候，胡利安会既关心、又好奇地问：
“你在看什么书？”
“俄国作家写的，一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两个女人的故事(1)。”
胡利安一头雾水，忧心忡忡地走出他房间。十四岁的孩子，成天像坐牢似的窝在家里，这正常吗？他想着想着，在走廊上停下，盯着一件东西琢磨，随便什么东西：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的画像、壁橱、门把手，任何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东西，盯好半天，搞不懂想琢磨出什么来。一种秩序、一个答案、一个解释，他也说不清楚。走到帕戈埃塔酒吧前，脑海中一直抹不掉格尔卡俯身看书的场景。该死的书。
晚上，他在床上跟米伦说：
“他要么聪明绝顶，要么蠢货一个。不知道他像咱俩谁？”
“蠢的话，像你。”
“我说正经的。”
“我也是。”
问题是格尔卡在学校成绩一般，当然不像何塞·马利上学时那么差劲。何塞·马利玩体育，行；何塞·马利玩手工，行；但何塞·马利念书（后来在冶金厂上理论课也是如此），死都不行。尽管如此，他还是会笑话格尔卡：
“行了，别逗了。看这么多书，是想混个数学及格，还是英语及格？”
格尔卡爱看书，是阿兰洽培养的。此话怎讲？过生日、过圣日、过圣诞节，或随便什么理由，她会时不时地先送他连环画，过几年，再送他书。这事儿，她也对何塞·马利做过，可是没效果。对阿兰洽来说，应了那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好种子撒到贫瘠的土壤上和肥沃的土壤上，效果天差地别。何塞·马利那块土壤是知识的不毛之地，格尔卡这块土壤正合适，孕育出对看书的热爱。
不止这些。阿兰洽九、十岁时，喜欢高声念书给小格尔卡听，两人要么坐在地上，要么他坐在床上，她坐在他身边，既念传统故事，又念圣经故事，是带插图的儿童改编版。
格尔卡被小货车撞了，康复的日子里，阿兰洽养成了去镇图书馆给他找书的习惯。他已经能自己读书，叽里咕噜地拼单词，也开始有了明确的爱好：从儒勒·凡尔纳和萨尔加里(2)，很快过渡到斯文·哈塞尔(3)的军事小说，还有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所有的书都是经济口袋本。
再后来，她没跟爸妈说——干吗要说？——开始把自己的书借给他看。衣柜上的纸箱里，存了三十多本，大部分是爱情小说，还有《战争与和平》的缩写本、《两个女人的命运》(4)和六七本阿尔瓦罗·德拉伊格莱西亚(5)的书，她觉得很有趣，格尔卡觉得一般般。不过，不管怎样，所有书他都读得津津有味。
父母批评他，说他待在家里看书，不出门跟朋友玩时，阿兰洽避开父母，用神秘的声音对他说：别理他们。
“你能读多少，就读多少。你要积累文化知识，积累得越多越好，这样才不会掉进这个国家许多人正在掉进的黑洞中。”
格尔卡才不管什么黑洞，只管充满激情地看书。何塞·马利每次见他捧着一本书，总是奚落：
“喂，既然你在看书，能帮我看个手相吗？”
一天晚上，兄弟俩各自躺在床上，何塞·马利粗暴地对他说：
“你还是放下小说，加入巴斯克国的解放斗争中来吧！明晚七点，有场示威游行，希望你一定参加。好几个朋友问我你在干什么。你的小伙伴们都露过脸了，就你连影子都见不着，你让我怎么解释？嗯，他身子骨弱，成天看书。明晚七点，我希望能在广场上见到你。”
格尔卡还能怎么办，只好去让大家见呗！跟这个打招呼，跟那个打招呼。何塞·马利和其他人举着标语牌，站在队首，冲他挤了挤眼。格尔卡不知所措地混在年轻人中间，兴致不高地喊着口号，跟别人一样高举着拳头，高唱《巴斯克战士之歌》。晚上八点，他已经在家看书了。
(1)应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
(2)全名埃米利奥·萨尔加里（Emilio Salgari，1862—1911），意大利著名冒险类科幻小说作家，被誉为“意大利的儒勒·凡尔纳”。
(3)斯文·哈塞尔（Sven Hassel，1917—2012），丹麦作家、军人，创作了以《被诅咒的军团》为代表的军事系列小说。
(4)《两个女人的命运》（Fortunata y Jacinta）是西班牙著名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1843—1920）发表于1886—1887年间的长篇小说。
(5)阿尔瓦罗·德拉伊格莱西亚（?lvaro de Laiglesia，1922—1981），西班牙幽默文学作家，作品数量很多，广受欢迎。
39．我是斧头，你是蛇
孩子们在长大，格尔卡往竖里长，何塞·马利往横里长。除了姓氏相同，别的都不同。朋友们气胡利安，问他两个儿子，是不是一个给吃的，一个不给。他到家不提跟儿子有关的玩笑话，免得米伦生气。一个女邻居曾经暗示米伦，说格尔卡恐怕肚里有虫，让她大为光火。
何塞·马利住在家里时，兄弟俩一个睡左边，一个睡右边，两张床挨着，床头各自靠墙，中间铺了张席子。
何塞·马利的床靠窗，没有足够的墙面挂招贴画和所有与体育、爱国有关的装饰品。于是，他便今天一幅海报，明天一幅画，逐步蚕食格尔卡的地盘。结果，格尔卡的书桌上方挂着一幅斧头与蛇的招贴画，写着“两条路(1)齐头并进”的口号。
格尔卡只挂了一幅海报，印着安东尼奥·马查多(2)那张在萨莱萨斯咖啡馆的著名照片。
“这家伙是谁？”
“行了，你明知故问。”
“我真不知道，是人猿泰山他爷爷吗？”
“是一位诗人。”
这恰恰是何塞·马利想要的答案，好让他去开众所皆知的玩笑，吟诗一首：
哦，诗人，
创作美丽的诗句，
拉下我的门襟吧，
来摸摸我的蛋蛋。
何塞·马利趁格尔卡不在，用马克笔给安东尼奥·马查多添上小胡子和盲人眼镜，还在嘴边加一个漫画常用的气泡，写上：埃塔万岁！他用嘲讽的表情肯定：戴帽子的老头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格尔卡无奈甚至麻木地任他欺负。阿兰洽看不下去，老为这事儿说他：
“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跟他对着干？”
“我不想惹他生气。”
“你怕他？”
“有点。”
论文化知识，格尔卡比哥哥强太多。哥哥经常熄了灯，躺在床上，面对天花板，一边紧张地吸今天最后一支烟，一边思考刚刚在阿拉诺酒馆跟小伙伴们的辩论。他捍卫武装斗争和民族独立，这个念头谁也夺不走。有些朋友就理论问题争执来、争执去，让他特别恼火。他只认目标：并入纳瓦拉、赶走国民警卫队等等。我操，用不着哲学来、哲学去，就能听懂。等辩论那把火在心头渐渐熄灭，他会转向格尔卡，友好地、平静地问弟弟：睡了吗？然后求他：
“我说，你跟我解释解释那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快点说，简单点，让我能听明白。明儿还得早起。”
论巴斯克语的掌握程度，弟弟也比哥哥强。格尔卡能正常阅读用巴斯克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还从十六岁起，用巴斯克语写诗，那些诗只给阿兰洽看过。嗯，不夸张地讲，他比何塞·马利和他的朋友们强一百倍。他们说的是巴斯克语口语，嗯，就是日常用巴斯克语，街头用巴斯克语，在学校水平稍微提高了一点点。他们经常聚在某人家里手绘招贴画，之后贴在镇子墙上。有几次，何塞·马利带朋友来自己房间，格尔卡会给他们指出语法和拼写错误，有些错误还很严重。
哥哥生气归生气，拿他没办法，怀疑地问：
“你肯定？”
“那当然。”
“好吧，我会弄明白的。”
最后，他们听格尔卡的，乖乖纠错，甚至在着手前，直接问他这个怎么写、那个怎么写。于是乎，久而久之，何塞·马利开始承认弟弟的优点，并尊重他。一天晚上，他刚从阿拉诺酒馆回来，就躺在床上，对同样躺在床上的弟弟没头没脑地说：
“你好好学巴斯克语，这也是斗争的一部分。”
换言之，两条路齐头并进。这很明白，不是吗？他简单粗暴地解释道：他是斧头，格尔卡是蛇，两人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恐怕是哪个小伙伴让他开了眼。此话怎讲？嗯，总之一夜之间，他不再笑话弟弟，不再笑话他爱看书、不上街等种种行为。
他请／求（不像过去，只会命令、强迫）弟弟帮个忙。什么忙？三天后的星期六，在镇上的回力球场，要为卡布罗开欢迎会。
“你不是说他是个混蛋吗？”
“谁？卡布罗？百分之百的大混蛋，没有比他更混蛋的人。可他为了巴斯克建国大业，蹲了七年大牢，也该欢迎一下。两件事，一码归一码。我们全都准备好了。”
“要我做什么？”
“拍照。”
“拍卡布罗？”
“拍卡布罗，也拍大家。你带上相机，去回力球场，就像婚礼摄影师那样四处拍照，能拍多少拍多少，行吗？我们挑张好的，做招贴画。这活儿三百比塞塔。是霍金的主意，我说你有个超级棒的相机。其余照片我会做个相册，名字都想好了：巴斯克战士相册。嗯，费用我们出，你不用担心。”
星期六到了。傍晚时分，格尔卡兴味索然地将相机挂在脖子上，去回力球场。正打算出门，在走廊里遇到阿兰洽。阿兰洽责备地看着他，问：既然不愿意，干吗要去？
米伦在厨房说：
“哎，姑娘，你就让他去吧！好不容易出趟门！”
回力球场的中央，挨着侧墙，搭了个台子，上面拉着横幅：欢迎卡布罗。欢迎词的一边是一张卡布罗年轻时的黑白照片。那时候，他头发浓密，没有小肚子，没有双下巴；欢迎词的另一边是一颗红星，上面写着：你的战斗是我们的榜样。有警察吗？连影子都没有，除非有便衣混在人群中。大家都认识，真有便衣混进来，恐怕性命难保。满眼巴斯克区旗，年轻人居多，不乏四十岁以上戴贝雷帽的中年人，还有个别老年人。特朗，特隆，特朗，特隆！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台子附近敲打巴斯克鼓。参加欢迎会的人像看比赛，散坐在看台。有人跟格尔卡打招呼：
“加油，摄影师。”
这也是一种点名方式，表示我们看见你了，知道你有什么任务，你来得对，来得好。格尔卡不停地拍照，拍巴斯克鼓，拍人群，拍暂时无人的高台，猎装口袋里装着好几卷胶卷。内蕾娅当时也支持巴斯克独立，经过时冲他笑。格尔卡拿相机对着她，她停下不动，抛过来一个吻，直到他按下快门。帮我洗一张，噢？格尔卡点点头，每时每刻都有人请他洗照片。
几米之外，他遇到霍苏内，问她何塞·马利在哪儿。
“在阿拉诺酒馆，我刚从那儿出来。”
一分钟后，掌声响起。卡布罗竖着两根手指，摆出胜利的手势，在两个巴斯克人民团结党领导人和好几个相同意识形态镇政府成员的簇拥下，步入回力球场。格尔卡走在前面，给他们拍照。实际上，他是第一个登台的人。他拿着相机，爬上爬下，来来去去，无人留意，像个隐身人。他拍了拿着话筒、依次发言的人，拍了亲自出席但没发言的镇长，拍了跳巴斯克舞的人，拍了合着鼓点吹高音笛的乐师，拍了胖乎乎的、穿着格子衬衫、高举着拳头、热泪盈眶、感谢并感动的卡布罗。卡布罗提到仍被关在西班牙政府灭绝式监狱中的战友。更多的掌声响起，埃塔万岁！日常打扮的小女孩去给他献花。
全体起立，高举着拳头，合唱《巴斯克战士之歌》。唱完，有人在跑。谁？两个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的人跃上高台，一个展开一面西班牙国旗，嘘声四起，闹腾得很；另一个用打火机点燃了事先浸过汽油的国旗。几米之外的格尔卡拍了好几张照片。
一百多名年轻人簇拥着卡布罗前往阿拉诺酒馆。他在掌声和埃塔万岁的欢呼声中，摘下了挂在墙上、自己作为埃塔囚犯的照片，然后去餐厅享用了一盘专门为他做的炖蜗牛。格尔卡在餐厅拍完了最后一卷胶卷，打道回府。
“你不留下来吃晚饭？”
“有人等我。”
他回家看书，直到深夜。十二点的钟声响了，熄灯。不一会儿，何塞·马利到家。
“怎么样？看见我了吗？”
“大家都认识，干吗还要蒙脸？”
“给我们拍照了吗？”
“到的时候，拍了一张，你们跑得太快，恐怕会不清楚。烧国旗的时候拍了十到十二张，走的时候又拍了几张。”
“尽快把照片洗出来。”
“但愿照相馆的人不会去告诉警察。”
何塞·马利沉默了几秒。黑夜中，烟头在亮。
“他敢说，我杀了他。”
(1)一条路是斧头所代表的军事路线，需要手段强硬；另一条路是蛇所代表的政治路线，需要运用智慧。
(2)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1875—1939），西班牙九八代著名诗人。后文提到的照片拍摄于1933年12月8日，摄影师为阿方索·桑切斯·加西亚。
40．两年没照镜子
她不记得最后一次照镜子是什么时候，恐怕是在卡拉·米略尔的酒店。不在那儿，会在哪儿？她努力回想房间的模样：两张床并排放、功能性家具、墙纸，典型的经济型酒店，只能睡觉，别的基本干不了，甚至连海景都看不了。倒是有个小小的卫生间，带淋浴，洗脸池上方有一面无框镜。她带艾尼奥娅去帕尔玛前，照没照过镜子？不照镜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她自小习惯打扮得漂漂亮亮，不是因为妈妈吩咐，妈妈也吩咐过，而是因为她讨喜，喜欢看上去／感觉魅力四射。阿兰洽过去是个大美女，在妈妈眼里，她是镇上最美的姑娘，在爸爸眼里，她是世上最美的姑娘。那脸蛋、那眼睛、那秀发，注定了勾人魂魄。
二十多年前，吉列尔莫刚跟她谈恋爱时说：
“你真美！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一张脸？”
“这张脸，还有别的——哪儿我不说——要留给爱我的人。”
“这么说，是留给我的。因为我爱你，别人就不能爱你了。”
“这难说。”
无论在剃光她头发的马略卡岛帕尔玛医院，还是在古特曼诊所治疗的那几个月里，阿兰洽都没照过镜子。没有人知道，医生不知道，医护人员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当她坐着轮椅，经过一扇玻璃门前，她总会赶紧闭上眼，怎么都不想看见自己的模样。为什么？因为她下定决心要康复。她坚信：照镜子会让她心灰意冷。
一开始，她只能动动眼皮，什么都听见，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记得，想说话／回答／抗议／提要求，就是办不到，连嘴巴都张不开，吃饭全靠肚子上插的营养管。阿兰洽啊阿兰洽，瞧你，思想困在无用的躯体中。这就是我曾经的模样。她会梦见自己被锁在中世纪铠甲里，不能说话、不能动，头盔的护眼罩开着，可以往外看。太可怕了。她看东西没问题，就是不想照镜子看见自己。我一定是个口眼歪斜、流着口水的丑八怪。她时常这么想：果真如此的话，还不如死了干净。
“你为什么闭上眼？”
家里房屋改装时，恰恰是为了方便女儿照镜子，米伦买了一面浴室全身镜。她后来明白过来：
“好了好了，你是不想照镜子。”
她马上叫来胡利安，让他用报纸把镜子蒙上。
“蒙到你改主意为止。买镜子花了我好多钱，你懂的，总不能扔了它。”
胡利安难过地说：
“别担心，女儿。咱们把镜子蒙上就好。”
家里的其他镜子，要么如今对她而言位置太高，如玄关镜或餐厅装饰镜，要么不在她活动范围内，如父母房间的衣橱镜和放在抽屉里的小梳妆镜。推她出门散步时，她会尽量不看橱窗。实在推不掉，她跟理疗师团队合过两次影。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我永远不会去看照片。
镇上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恭维她，神父也是，就数他恭维得最多。你真美！回见，小美人。总之，动辄“美人长”“美人短”，一点儿也不真心，完全出于同情，阿兰洽觉得可恶极了。她用iPad告诉妈妈：“跟他们说，别再叫我‘美人’。”
“哎呀，你就放过他们吧！他们这么说，总是有原因的。”
那天早上不幸中风后，阿兰洽第一回在两名理疗师的帮助下，站了起来。第二天，她表示：想去照浴室那面镜子。那时候，她已经能自己吃饭、自己喝水，尽管从不落单，身边总是有人陪，怕她噎着。还有，右手活动能力已经恢复（左手还是僵，尽管没有开始那么僵）。渐渐地，一点一点地，语言能力也开始慢慢恢复。
她执着地希望至少能在家里走动，希望有一天，能独自走到窗前、去厨房、够着现在够不着的东西。对别人而言，稀松平常的举动，对我而言，都是壮举。那天下午，她做完理疗，带回家站起来的好消息，激动得不能自已。塞莱斯特亲眼所见，哭着对米伦说：是真的。
“你哭什么？”
“对不起，米伦夫人。我祈祷了很久，终于盼来了这一刻，我太高兴了，没忍住。”
第二天，她俩跟平常一样，给阿兰洽洗澡。小心，抓好，别松手。还是那些话。擦身子比过去容易多了，妈妈胳膊结实，扶她站了起来。
“米伦，您哭了？”
“我怎么会哭？恐怕是眼睛进水了。”
她别过脸，借口专心给女儿擦身子。这时，阿兰洽一阵咿咿呀呀。她想说话、想表达，只能咿咿呀呀，勉强发出声音，拼命想连成一句话。塞莱斯特猜出来了／听明白了：
“你要镜子？”
阿兰洽点点头。妈妈问：
“你想照镜子？”
她又点点头。于是，米伦让塞莱斯特把蒙在镜子上的报纸撕了。塞莱斯特赶紧三下五除二，撕下用胶带粘上的报纸。两年没看过自己的阿兰洽，终于在妈妈的搀扶下，鼓足勇气，赤身裸体地照了照镜子。
她表情严肃地自我端详，身体重量落在一只脚和另一只脚的脚趾上。她胖了，是的，没错，胖了许多。瞧这两条大腿！胸、臀、腹，集体下垂了好几厘米，皮肤苍白。痉挛的左手紧紧地贴在肋骨旁。肩膀我也不喜欢，我什么时候溜过肩？
脸更不喜欢。既是我，又不是我。眼睛失去了昔日的神采，傻傻的；一边嘴角比另一边低；五官整体缺乏表现力。还有白头发，那么多白头发。额头上的皱纹，皱纹里藏着许多担忧、许多痛苦、许多夜不能寐，都是中风前的难事和烦心事，只有我心里清楚。
米伦站在她身后，问她：开心吗？她盯着镜子回答：不开心。这么说，伤心？也不是。
“见鬼，那咱们怎么着？”
阿兰洽又是一阵咿咿呀呀，不连贯，听不懂。
41．镜子里的生活
下雨了，怎么办？星期天，塞莱斯特一般不来照顾阿兰洽，除非米伦要去安达卢西亚看何塞·马利。
“这天气，哪儿都去不了。”
已经下午四点。早上天气不好，她们没像平常那样出门散步。不止下雨，还刮大风。可以拿专用雨披，把阿兰洽和轮椅都罩上，只把脑袋露在外面，戴上雨披帽，出去透一会儿空气。可是今天这风，几乎是狂风。
米伦说：
“幸好昨天去听过弥撒。”
阿兰洽坐着轮椅，轮椅摆在阳台门前，她可以看街景。风裹挟着雨点，愤怒地敲打在玻璃窗上。灰蒙蒙的下午，呜呜叫的风，百无聊赖／愤愤不平的阿兰洽。她在iPad上写道：“推我去浴室。”
妈妈刚把她推到浴室镜子前，阿兰洽就比划着让她离开。
“以前不想照，现在又照个没完。”
阿兰洽气呼呼地敲键盘：“我用不着跟你解释。”
妈妈气呼呼地走出浴室：
“我也没让你跟我解释。”
妈妈摔门离去，把她关在里头。她无所谓。妈妈真恶心，自作聪明，以为这是在惩罚我。阿兰洽的愿望叫孤独。她最大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一个人待着，在给她提建议的人、为她推轮椅的人、做饭的人、保护她的人，总之，无时无刻不为她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人的视线之外。他们在她面前表现出方方面面、不可思议的（笑死我了）耐心，耐心地关心她，耐心地同情她，耐心地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耐心地忍受心中的积怨：这人怎么不帮帮忙，干脆死掉算了！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从出事那天下午起，她的生活，她不再能做主。她想一个人待着，我操，只想一个人待着。待着干吗？照照镜子？嗯，即便如此，那又如何？
她紧张、挑衅地盯着镜子里的眼睛，等待着回忆那部大片开场，叙述她破碎的人生片段。没错，她的人生破碎了，就像瓶子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每个碎片都是一段回忆、一件往事，是散落在昔日的阴影与人像。
镜子镜子，你告诉我，何时？何地？和谁？阿兰洽回忆起一九八五年的一个星期六，之前回忆过好几次。小伙子不丑也不帅，不高也不矮，跟她一样，常去伊戈尔多的KU迪厅，不管你愿不愿意，总会彼此有眼神交流。他跟哥儿们去，她跟姐儿们去，不过说实在的，那家伙她不喜欢。说不清楚，因为穿着打扮？因为跳舞姿势？有点熊，无腰身，无风度，无气质。那头甩的，我的天！就像有人正在往他额头上钉钉子。总而言之，就是跳舞的年轻人中的一员。
一天下午，阿兰洽发现他在看她。别的小伙子也会看她，她有时还会跟哪个小伙子搂紧了跳舞。这时，她最烦他们逗她笑。凡是小伙子，至少一开始，都会闹出点滑稽戏。没错，他的眼神里透出义无反顾的坚定和捕食动物的专注，她喜欢。灯光变了，变成紫色，慢曲响起。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来，她站在吧台边，跟他说“不”。
小伙子（23岁，阿兰洽19岁）没有坚持，也看不出被拒后有什么不开心。他不动声色，味道很好闻，在紫色昏暗的灯光里，继续盯着她，眼神平静而笃定，似乎在等她改主意。她背过身去，过了一会儿回头，见他心平气和地沿着舞池边，放松地往前走，跟坐在沙发上的朋友们会合，空气中残留着好闻的味道。一小时后，她和朋友们排队取衣服时，又闻到了这股味道。她回头去找，味道从哪里来，发现他就站在身后。他突然壮起了胆子，对她说：
“改天我再请你，看你会不会客气点。”
这个小丑！哪儿来的胆子？居然敢当着众人和她朋友的面，说出这种话。她白了他一眼，没搭腔。他把嘴巴凑到她后脖子上，继续跟她说话，可以说讨好，也可以说大不敬，就像他俩已经认识了一百年。阿兰洽终于取到大衣，气呼呼地回头，撇着嘴，轻蔑地让他离远点，她有男朋友了。
“才不是。”
“你怎么知道？”
“内蕾娅告诉我的。”
她听了愕然：
“你监视我？”
他挑衅地回答：“是。”还说知道她没那么容易答应，但不管怎样，他也没那么容易认输。啊！这么说，他是在向我挑战？他以为他是谁啊？阿兰洽很想给他一个大耳刮子。
多年以后，阿兰洽对着镜子，忆起往事，嘴角上扬。朋友们在停车场会合，人都到齐了？老样子，少内蕾娅，天知道她还在迪厅门口跟谁如胶似漆地接吻。等人都到齐了，大家开开心心、七嘴八舌地往公交站走。公交车上，阿兰洽坐在内蕾娅身边，跟她打听，内蕾娅回答：
“他叫吉列尔莫，住在埃伦特里亚，有点正经，不过很招女孩子喜欢，有点诗人范儿，搂紧了跳舞时，会说些像是从书里摘出的美文。没错，他问过我：你叫什么名字？有没有男朋友？没准儿他看上你了。”
“嗯，他要是那么招女孩子喜欢，你怎么不跟他好？”
“他不是我的菜，他家是萨拉曼卡哪个镇上的。”
“那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我跟你说，跳舞行，别的不行。”
内蕾娅才叫有范儿，不是诗人范儿，而是种族主义者、支持巴斯克独立的范儿。后来，事情没有遂人的愿，有时偏偏背道而驰。不是吗，镜子？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紫色的灯光，慢曲响起，他向她走来。我就不明白了：明知要碰钉子，干吗还要自找麻烦？亲爱的镜子，她想让他碰钉子来着，只要是星期六，只要他过来请她跳舞。她能想到他会问什么，眼神先是期待，到头来也许变成责备，或是失望，最后，招女孩子喜欢的身影落寞地离去。她没想到的是：他人未到，香味先到。
“能请你跳个舞吗？”
七个月后，她带他去见家长。
42．伦敦之行
那天？还是另一天？她对着浴室镜子，无声地说：我记得，我真的记得，这种事，不会忘的。伦敦之行后，两人说好：他是独生子，她先去见他家长，他再来见她家长。吉列尔莫有点害怕／犹豫，特别是没有领会到阿兰洽的战略部署。
“我每天洗脸、刮胡子，我尊重你，有工作，凭什么你认为他们会不喜欢我？”
“我的镇子比埃伦特里亚小，镇上的人互相都认识，新人要一点点介绍才好。”
“这跟你家人有什么关系？你跟他们关系不好吗？”
“挺好的。”
“我还是不懂。”
“等你进我两个弟弟的房间，看看墙上挂的是什么，你就懂了。”
喂，等一等，没说有必要认识对方父母、兄弟、叔叔、舅舅、七大姑、八大姨。那是什么意思？这是阿兰洽的主意／愿望，想在伦敦之行后，正式宣布两人的关系。
吉列尔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现得挺好。不过，阿兰洽还是委屈，他没陪她去。是的，我很委屈，可他要上班。除了这点，别的都很靠谱。真遗憾！此话怎讲？我是这么想的：他当年要是很混蛋，我就一脚把他踹了，省得后来做二十年夫妻，最后几年真是煎熬。没错，那就不会有恩迪卡和艾尼奥娅了。好了好了，总而言之，大错已经铸成，懊悔为时已晚。
吉列尔莫发现阿兰洽吓坏了，说要找个信得过的人，陪她去。
“喂，要找个我信得过的人，不是你信得过的人。最重要的是，费用谁出？这可是大出血。”
她跟内蕾娅推心置腹：瞧，出了这档子事。内蕾娅听说要旅行，很兴奋。哇，要去伦敦过周末啊！My name is，I come from(1)。嗯，当然，跟她亲爱的老爸要money，机票钱、酒店钱，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费用，完全没难度，反正他是企业家。内蕾娅乐得很，迫不及待地要出发。阿兰洽愁得很，只好给她泼凉水，说：
“喂，咱们不是去玩的。”
“明白明白。你放心，我陪你，我会一直陪着你。”
她将双手叠放在胸前，像明信片上的圣女。
“Hello，伦敦，我一直梦想着去看你。”
“不会有时间旅游的。”
“那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可以炫一炫，我去过英国了。”
哎，内蕾娅就是这么放得开，不知轻重。可阿兰洽觉得跟她生气，不公平。毕竟，人家帮了她一个大忙，交通食宿自掏腰包（掏的是“老伙计”的腰包，愿他安息），陪她去伦敦。
吉列尔莫负担了阿兰洽的费用。全部费用？直到每一分、每一厘。不用多费口舌，这是他应该做的。他毫不犹豫地取了一大笔存款。镜子镜子，你是知道的：这人缺点、毛病多归多，但无论对我，还是对孩子，从不吝啬。当年如此，之后亦然。
当年，他在西班牙造纸厂做行政助理，薪水一般。你还想怎样？年纪轻轻的，没有家庭负担，能攒下钱来。他跟父母住，跟小时候一样，吃父母的，尽管总有一天要长大。
他爸爸从五十年代初，就在造纸厂当普通工人，一直干到那年退休，还记得矮矮的佛朗哥穿着西装、戴着帽子，六五年来厂里给新设备剪彩。他爸爸来自萨拉曼卡省的一个镇子，结过婚来的，被造纸厂雇用，于是便留下来，守着机器，干到退休。顺便说一句，他工作表现良好，所以后来，厂里又雇用了儿子。
除了吉列尔莫和内蕾娅，还有第三个人知道她去伦敦。是她妈妈？不是。是胡利安？哼，这人啥都不知道。那会是谁？是内蕾娅的哥哥。阿兰洽吓得半死，急着去找他帮忙。是这么回事，她求他保守秘密，哈维自然答应。八五年，他还在潘普洛纳学医。是他托人找关系，帮妹妹怀孕的朋友打理好一切，去伦敦一家诊所打胎的。
没有别人知道。吉列尔莫的家人、阿兰洽的其他朋友，后来他们的孩子都不知道。阿兰洽从来不愿意说，说了干吗？她疯了才会去告诉妈妈。妈妈那么虔诚，告诉她纯属没事找事。
内蕾娅提前一天走，坐正常航班，这样会有几个小时，在伦敦逛逛街、看看著名景点、购购物、拍拍照什么的，这就是有钱有时间的好处。阿兰洽晚一天走，跟全西班牙三四十个同样情况的女人包机走。有些女人已经不年轻了（估计有三十多岁），还有些是花季少女，有个小姑娘也就十五岁左右，陪她的先生表情严肃，很可能是她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