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洽在取行李时遇到了不愉快。行李出来了一件又一件，就是没有她的。哎呦，妈呀！同机的人陆续离开，传送带的声音越来越诡异，就是不见她的行李。是弄丢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她没注意？行李总算出来了，她松了口气。可她落了单，找不着北，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机场出口。在出口处依然落了单，更糟糕的是，依然找不着北。怎么办？她急了，决定去打车，抖抖索索地递给司机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酒店名称和地址。司机路上跟她说过好几回话，可她答不上来，她对英语一窍不通。车开了很久才到，阿兰洽心想：糟了，被这个黑人绑架了。心里有个声音在嘀咕：司机很可能带她绕了路，好让计价器多跳点钱。酒店终于到了。一辆公交车停在门口，下来几个跟她同机的女孩子。我操他妈！脑子机灵点，就能省下打车钱。
内蕾娅在酒店大堂等她，絮叨了一大堆逛街、逛店的经历，说得她脑袋快要炸开。
“内蕾(2)，别扔下我一个人。”
她们说好晚上睡一张床。
“你怕吗？”
我操，瞧她问的！我怕吗？阿兰洽刚睡下一会儿，就翻来覆去地想吐，赶紧起来，光着脚，踩着破旧的粗毛地毡，去浴室喃喃自语，还是默默呻吟？她已经怕到了骨子里，不仅因为手术。她怕手术，但哈维在电话里跟她解释过，让她放心，她大概知道手术是个什么情况。她最怕的是语言不通，无法独自在伦敦出行、找地方、必要时向人求助。她的无助感连绵不绝，越来越强，简直难以忍受。如今，她坐在轮椅上，对着镜子，记起当年曾经胡思乱想：要是迷路了怎么办？被车撞了怎么办？诊所卫生条件不好，被感染了怎么办？或者，谁知道呢？下楼梯时，脚崴了，不能按时回家怎么办？总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爸妈、堂塞拉皮奥、全镇的人知道，那该有多恐怖！
后来她才知道，她的妈妈和内蕾娅的妈妈——当年还是闺蜜——按老习惯，星期六去圣塞巴斯蒂安喝下午茶时，聊起各自的女儿，两个孩子碰巧都出门旅行去了。我的天啊！这场对话，阿兰洽分分钟就能想象得出：
“内蕾娅星期四跟大学同学去伦敦了。”
“哦，是吗？我家阿兰洽去了毕尔巴鄂，昨天走的，去听什么歌手的演唱会。你别问我是谁，我对流行音乐两眼一抹黑。”
她俩起了个大早，内蕾娅下楼吃早饭，阿兰洽不能吃东西，只喝了几口水。她很紧张。出发时间到，她俩一个毅然决然、风趣幽默，一个心慌意乱、心神不宁地前往组织者办公室那条街。街上的楼房有新有旧，有的正墙实在是污浊不堪，组织者所在的那栋楼便是如此。内蕾娅在对面人行道上先看见了那栋楼：
“就是那儿，蓝色门那栋。”
她俩刚进门，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后来简直受到了惊吓。说真的。为什么？通往一楼的楼梯很窄，遍地垃圾。一只杯子倒扣在地上，楼梯上怎么会有一只杯子？同样的问题还适用于塑料袋、废纸、瓶子和剩牛奶。真恶心！
“内蕾，我要回家，我宁愿把孩子生下来。”
“别急。来都来了，咱们去瞅一眼，再做决定。”
内蕾娅摸了摸阿兰洽的秀发，体贴地亲了亲她的面颊，安慰她，总算将她说服。两人手牵手，在大厅里等。大厅里摆着几张椅子和一张皮沙发，沙发上的皮都裂开了，隔墙上贴着招贴画。阿兰洽认出前一天跟她同机的一个姑娘；过了一会儿，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来了，还是那位表情严肃、很可能是她父亲的先生陪着；大厅里还有其他人；有个男人脏兮兮的，睡意蒙眬，像是瘾君子。同机的姑娘听她们聊天，问她们是不是西班牙人，内蕾娅说从巴斯克来。那姑娘不问自答，自报家门。
总算轮到她们了。内蕾娅尽量做好翻译，阿兰洽在指定的地方签字。接下来，给她开了张单子，一小时后，去伦敦市中心的一家诊所，让医生做相关检查。两人走下遍地垃圾的楼梯，阿兰洽低声问：
“介不介意告诉我，为什么办公室那位女士和你在笑？”
“不介意，她以为要做的是我……你懂的。”
组织者备的车在街上等候，里面坐满了年轻的姑娘及其同伴。先去诊所，做完相关检查后，再拉着同一批人，去郊区一栋别墅。那儿是居民区，房子不高，带观景台、烟囱和花园，人行道上有树，街道干净清爽，总之，不是那种乌七八糟的郊区。哦呦，还好还好。
后来呢？镜子镜子，瞧你真好奇！接待她们的护士笑容可掬，多少会说一点西班牙语。阿兰洽坐在大厅里等，大厅里家具现代，装饰着室内盆栽。记得一个姑娘亚洲面孔，一个姑娘印度面孔，还有几个同机前来的西班牙姑娘。
嗯，差不多等了三刻钟，有人递给她一只写着她名字的塑料手环和一件纸汗衫，让她脱光了换上。医生来了，是个面容和善、蓄着烟灰色小胡子、教养很好、让人看着安心的男大夫。他叫菲尼克斯医生，A.菲尼克斯。由他主刀，手术很成功。镜子，就这些。就一点不好：我从麻醉中醒来，呕得厉害，好在胃里空空如也，呕不出东西。还记得星期天中午刚过，飞机上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和去时相比，姑娘们更放松，当然，话也更多。
(1)原文如此，为英语。后文的money、hello也是如此。
(2)内蕾娅的昵称。
43．正式拍拖
伦敦之行让两人走到了一起。此后，他们变成那种很老派的恋人，喜欢手牵手上街，再后来，他们结为夫妇。他捧着一束花去机场接她，安慰她／很贴心，爱抚她／很礼貌；说的话不是平常用词，语句悦耳，情感真挚。她把额头靠在他胸前，原谅他在她体内不合时宜地播种。
她送他一个开罐器，最后一刻在希思罗机场纪念品商店买的，把手是个微缩版红色电话亭。多年以后，开罐器又在婚后住所的一件家具里出现，被她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筒。这玩意儿会给她带来不愉快，吉列尔莫也许压根用不着（也许用得着，只是他不说）。
两人共同保守着这个秘密，彼此心照不宣，从不提堕胎的事。然而，事情毕竟发生过，始终在那儿，隐藏在谈话中、目光里。更糟糕的是，至少对阿兰洽来说，一双儿女已是阴影，它是阴影中的阴影。
结婚二十年，阿兰洽和吉列尔莫出过好几次国：带孩子去过两次巴黎，还去过威尼斯、摩洛哥、葡萄牙，就是没去过伦敦。谁也没提过，谁也没想起来。有时——不是总是，只是有时——在街上偶遇老友或办什么手续，别人问她有几个孩子，她总会顿一顿，想一想。嗯，只要想一小会儿，别数错就好。三个吗？是两个。
岁月荏苒，伦敦之行（那个没出生的孩子要是活到今天，会怎样？）在记忆中渐渐淡去，却始终没有忘记，中风后又突然重现。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是他在惩罚我吗？是身子不能动，脑子胡思乱想，旧事重提，自我折磨吗？从帕尔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就开始了。当时，她不能动，全身上下插着管子。一天晚上，那段痛苦的经历盘桓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如今，她在父母家，坐着轮椅，对着镜子，往事不可避免地又上心头。
伦敦之行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他们每天在圣塞巴斯蒂安约会，下午天气好，就坐在长椅上吃一包炒栗子或花生、一盒茶点或糖果，亲热亲热；要是下雨，就只好钻进咖啡厅或电影院亲热。吉列尔莫的嘴巴像抹了蜜，往阿兰洽的耳朵里灌满了甜言蜜语。晚上九点，两人各自乘车回家。于是乎，每天下午都是亲吻加情话，日复一日。
“小甜心，咱们得想着去见家长了，我去你家，你去我家。”
“我先去你家。”
“瞧你说的，就像我去你家，会有麻烦似的。”
“哪儿有！你们家人少，更容易些。我先去你家，顺便做做我家人的工作。”
星期六，吉列尔莫（或吉列）带她去埃伦特里亚家里吃饭。他家在四楼，门开了。安赫丽塔六十多岁，个子不高，体态丰腴。她在儿子女朋友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两下，表示欢迎。两个果断坚决、热情洋溢、如奶油般顺滑的吻，妈妈都没这么亲过我。所以，阿兰洽一进家门，惧意顿消。
他爸爸相对疏离些，但态度也很真诚、亲切。拉斐尔·埃尔南德斯平易近人，性格腼腆，披着羊毛外套，趿着格子拖鞋。阿兰洽小心翼翼地以“您”相称。上帝啊，千万别！老两口殷勤、客气，说以“你”相称就好。安赫丽塔款待客人，带她在家中四处参观。
“这是我跟他爸爸的房间。”
阿兰洽又去过几次，才带吉列尔莫去自己家。按照她的想法，她很乐意留下来过夜。那为什么没留下？嗯，吉列尔莫的父母人特别好，可得看什么事。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有点（非常）老套。阿兰洽说：吉列，亲爱的，可你跟我已经……还有伦敦的事。他说：是的，没错，请你理解。于是天一黑，他们有时会去乌尔古尔山，带上避孕套，躲在灌木丛后面，怕被发现，悄无声息、匆匆忙忙地快活一回。他的片刻欢愉让她勉为其难，地上有尖尖的棍子、尖尖的石头，草地也湿漉漉的，她屁股受不了。
浴室镜子问：你爱他吗？不可能像爱孩子那么爱他，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是爱他的，一开始爱得最深，否则也不会费那么大的劲，带他去见家长。她以前没带男生回过家，吉列尔莫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一天，她先在厨房跟妈妈提起，紧接着又补充道，他住在埃伦特里亚，叫吉列尔莫。米伦当时很困，兴致不高，只是眉头一皱，怀疑地问：小伙子不会是宪警吧？不是，他在造纸厂做行政助理。米伦又问：工资高吗？就没下文了，没说女儿谈恋爱，我很高兴，也没说什么时候见见，什么都没说。
过了几个小时，阿兰洽又跟爸爸说了同一番话。也许她时间挑得不好，胡利安正打算出门，去帕戈埃塔酒吧。他毫不掩饰，自己在赶时间，也许想在米伦买东西回家前，溜之大吉。年轻人谈恋爱这种事，入不了他的耳。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了女儿一分钟，了解情况，说：我很高兴，紧接着又问：
“妈妈知道吗？”
“那当然。”
“哪天你把他带来，我带他去集体食堂吃晚饭。他骑车吗？”
“爸，他不骑车。”
胡利安似乎不太高兴，已经没话说了。他在女儿背上拍了拍，像是表示同意，戴上贝雷帽，出门。
阿兰洽更信任弟弟。那年，格尔卡十五岁，嫩得很。可她需要一个同盟军，格尔卡是家中唯一她能偶尔敞开心扉的人。阿兰洽觉得他比爸妈脑子清楚。
格尔卡先问他叫什么名字：
“吉列尔莫。”
“全名呢？”
“吉列尔莫·埃尔南德斯·卡里索。”
他原本在看书，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支持巴斯克独立吗？”
“他对政治不感兴趣。”
“那他至少会说巴斯克语，是不是？”
“他一句也不会。”
“那何塞·马利肯定不喜欢。”
阿兰洽瞅了瞅满墙的招贴画：大赦、独立、埃塔、镇上正在服刑的埃塔分子照片、巴斯克人民团结党竞选海报。
“为什么你觉得他不喜欢？”
“你明知故问。”
十五岁的格尔卡建议她带吉列尔莫来镇上散步，跟他一起抛头露面，星期天在广场上跳舞，看看会发生什么。
他们依计行事，进一家酒吧，再进一家酒吧，在这儿说“你好”，在那儿也说“你好”，手牵手在镇子中心闲逛，在镇广场茂密的椴树荫下，合着音乐亭里乐队的现场伴奏翩翩起舞。这时，阿兰洽看见了霍苏内，她正远远地观察他们。阿兰洽装作没看见，对吉列尔莫耳语：
“对面有个姑娘，在跟我弟弟交往。你别回头，等着瞧，她会想方设法地打听你是谁，说不说巴斯克语。”
回到家，吃晚饭时，何塞·马利在聊手球比赛。他也好，爸妈也好，只字未提阿兰洽的男朋友，格尔卡更不会提。当天下午，他俩在广场上跳舞这件事铁定已经成为全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又过了两天。何塞·马利披着长发，把头伸进姐姐的房门口，问：
“听说你交男朋友了。”
他满面笑容。阿兰洽盯着他，想看出他有何敌意，愣是没发现。他用同样欢愉的口吻说：
“哪天带他来，跟我交个朋友。”
几周后，何塞·马利跟几个朋友住到镇上一套公寓去了。直到那时，阿兰洽才敢把吉列尔莫带回家。
44．防范措施
“老伙计”就是这样，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一个人埋头工作，倔得很，嗯，倔得有点难相处（跟他对着干？我的个老天！）。正因为倔，他才能白手起家，不靠资金，光靠信念，在下面河边、长满黑莓的那块地上建起了一家公司。那块地他先租后买，不但做起了生意，我操，还越做越大。按毕妥利的说法：正因为倔，他才会送了命。
毕妥利去墓园，总是责怪他：
“你本来可以好好活着，可你就是倔。当初，你付钱就是；不想付钱，就带卡车远走高飞，将运输公司开到别处去。这话你说过多少遍，只说不做。你明明知道：你去哪儿，我都跟着。”
他回到家，工作上的事一概不提。毕妥利要是问：今天过得好吗？他只会干巴巴地、淡淡地答一声“好”。她永远弄不明白这个“好”是指“不好”“一般般”还是真的指“好”。为了揣摩他情绪，她会察言观色，想看出个所以然来。“老伙计”总是没好气地问：
“看什么呢？”
看他表情，看他眼里的光芒或额头上的皱纹，毕妥利想弄明白他是安心，还是担心。
“很久没人威胁你了吧？”
“很久了。”
“你觉得他们把你忘了？”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内蕾娅去了萨拉戈萨，“老伙计”似乎已经没那么害怕。谁知道呢？毕妥利说：这个男人把一大堆秘密带进了坟墓。确实，女儿去外地念书后，他没那么心烦意乱了。哈维呢？他不住在镇上，应该没有危险。
“老伙计”在家里不再提勒索信的事，毕妥利要是提，他会勃然大怒：
“奶奶的，我不说，就是没有新消息。”
“老伙计”，亲爱的“老伙计”。毕妥利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问，是因为难过甚于关心。事实上，“老伙计”已经到了孤单无助、孤立无援的地步。朋友呢？他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不来找他。他们孤立他的同时，他也选择了自我孤立。他不再去帕戈埃塔酒吧打牌，星期六也不再去集体食堂聚餐。一次，他在街上偶遇胡利安。两人对视，胡利安的目光一闪而过，而他却期待地盯着胡利安。他在期待什么？一个眼色？一个表情？胡利安经过时，扬了扬眉毛，算是打个招呼，似乎在说：不行，我要是停下来跟你说话，就会……
“老伙计”不再骑行，选择了永远放弃。一天，他把车搬进车库，挂在车库顶上的两只钩子上，用两根链子拴好。车现在还在那儿。他停缴了骑行俱乐部的年费，没人催缴，赛季末，也没有人给他寄会员邀请函，上面有年会时间和日程。记录骑行阶段和所得积分的证明或证书——随便怎么叫——有人对折，连门铃都懒得按，直接投进了他信箱。“老伙计”曾任五年俱乐部主席也无济于事。就让他们都见鬼去吧！过去每逢星期天，毕妥利总是抱怨：难得一个礼拜一次，两人能在一起，他还总是跟骑行俱乐部的朋友出去。现在好，她得从早到晚忍受他的坏脾气。
不管下不下雨，“老伙计”一辈子都喜欢走路上班，也就十五分钟路，骑车时间更短。从那个星期天，有人刷标语起，他只开车上班，开那辆老旧的雷诺21，说免得有人急急挪开目光或突然到街对面去。新鲜的是，星期六下午，他陪毕妥利去圣塞巴斯蒂安听弥撒，去自由大道上的咖啡馆喝下午茶，就是毕妥利过去跟米伦关系好时常去的那家。结果有些熟人，在镇上不跟他们打招呼，在圣塞巴斯蒂安遇到，会跟他们说“你好”，甚至停下来聊两句：天气真好，不是吗？
“老伙计”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他又不傻。首先，绝不把车停在街上。毕妥利说：
“你想都别想。”
他有私人车库，尽管如此，上车前，总会弯下身子，检查底盘。后来，他在车子周围放了几块木板，用绳子牵在一起。要是有人进车库——原本就难——动了木板，哪怕只有几毫米，他也会察觉。去公司，他在停卡车的地方辟出一个专用车位，从办公室窗户就能看见。
私人车库有个不好，位于街道拐角，在家那栋楼旁边，从车库到门廊，大约要走四五十步，这段路非走不可。一个雨天的下午，他就在这段短短的路上遇害。不过，正如毕妥利坐在墓边跟他说的那样：
“你在那儿遇害不假，换个地方也能要你的命。那些人只要盯上谁，不除掉，不罢休。”
一开始，刷在车库金属门上的标语，他会想办法盖住，为此专门备了一桶白油漆。可盖住没用，第二天还会有新的标语：“老伙计”是法西斯；“老伙计”压迫人；埃塔，杀了他！诸如此类。后来，他习惯了，选择无视。还有人在门口撒尿，一股浓浓的尿骚味。
他在报纸上看到：有固定习惯的潜在目标最缺乏自我防范能力，换言之，是最容易被锁定的人肉靶子。于是好几个月里，他不会连续两天同一个时间出门，路线也换；中午一点、一点半或两点回家吃饭，或毕妥利给他带饭，就在办公室吃；晚上也会八点、九点、九点半、十点下班。不规律的时间表有悖他的本性，他一直以工作准时准点为荣。等把女儿安全转移到萨拉戈萨，让他不得安生的坏人们也不怎么来找他麻烦了，于是，他的生活又渐渐规律起来。埃塔再次行凶杀人时，他在毕妥利的敦促下，会在一段时间里，再次加强防范。
他经常会拉开一点点厨房的薄窗帘或阳台门帘，偷偷往街上看。他会小心翼翼地探出一只眼，尽量不让毕妥利看见，不然她会生气。为什么？她嫌他手指弄脏了薄窗帘和门帘。
多年以后，毕妥利在墓园对他说：
“那些人才不会守在家门口。你就没想过监视你的是邻居？他也拉开他家窗帘，记下你的进出时间，去向恐怖分子报告？如果他也是个不爱干净的家伙，饭前不洗手，嗯，饭前饭后都不洗手，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当然是熟人干的，你要是再往下问，这人没准还欠咱们家的情。”
45．罢工日
三十一岁的巴斯克人民团结党当选议员何塞·穆古鲁萨在马德里一家酒店用晚餐时，遇刺身亡，引发了大罢工。大城市里支持率一般，小镇上无处可逃，商铺（商店，酒吧，作坊）全体歇业。如若不从，后果自负。“老伙计”在坡顶，远远地看见铁栅栏大门旁，站着几名员工，门上挂着和前几回一样的标语牌。门口共三人：戴耳环的安东尼和其他两人。别的员工都选择待在家里，一名员工昨晚打电话给他。“老伙计”听够了电话那头的威胁与谩骂，骂他是法西斯剥削者、婊子养的、可以立遗嘱了等等。他犹豫这电话接还是不接，最后还是选择接，万一是内蕾娅从萨拉戈萨打来的怎么办？谁知道呢？不是内蕾娅打来的，是一名员工打来的。他很有礼貌地告诉老板：自己明天其实很想去上班。
“想上班，就去。为什么不去？”
“不能去，您瞧其他员工……”
第二天一早，“老伙计”在铁栅栏大门前下车，知道那三人为什么守在那儿。天气很冷，草地上覆盖着白霜，河面上升起的晨雾要在洼地上流连好几个时辰。他不相信地看着他们问：
“你们想怎么着？”
安东尼一副恶狠狠的表情，挑衅地抬起下巴：
“今天不上班。”
“不上班，就不发薪水。”
“咱们等着瞧，看倒霉的是谁？”
“倒霉的是大家。”
“老伙计”一度想炒掉这个狂妄的家伙。安东尼是个平庸的技工，平日里游手好闲。他拿到解雇信，看都不看，当着老板的面，撕了；几小时后，带了两名自称巴斯克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杀回到公司，百般威胁，逼得“老伙计”没办法，只好重新雇用这个没良心的家伙。他一见安东尼，就血气上涌。
三个罢工分子围着一只金属桶取暖，桶里烧着木板、木棍和树枝。“老伙计”呵斥道：桶不是他们的，居然擅自拿来使用，木板就更不用说了。日光不足，太阳还没上山，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老伙计”心想：这些人没脑子，反社会，一帮白眼狼，给他们吃的，还反咬你一口。毕妥利说：
“没错。可是没有他们，谁给你开车？谁给你修车？”
他想打开铁栅栏大门，请／命他们把桶挪开。安东尼沉着脸，断然拒绝，又说了一遍：今天不上班。另外两人不说话，怂了？挡了老板的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安东尼是他们头儿，他们却背着安东尼，低眉顺眼地将桶挪到一边。
安东尼怒了：
“你们在干什么？”没看见还是怎么着？他气得——还是恨得？——咬牙切齿，“好吧！不过，卡车不能进出！”
“老伙计”把自己关进办公室，伸长脖子，隔着窗，看那三个纠察队员。他们冷得原地蹦跶，搓手，呼气变成白雾，聊天，抽烟。这些倒霉蛋，满脑子口号，被人当猴耍，还忙不迭地听命。瞧雇用他们那会儿，一个个千恩万谢那样儿！毕妥利说：
“你就知道雇用本地人，肥水不流外人田。”
当初雇用这个该死的安东尼，是熟人来求毕妥利的，好话说了一大堆，拜托来拜托去。早知道是这样，哼！
他不去浪费时间，赶紧给客户打电话，告诉他们形势所迫，万分抱歉，还请多多包涵。打完心情稍稍平复些，但还是生气，又打了几通电话，修改工作日程，协调时间节点，不得已取消（我操他妈！）了一笔大单子，电话告知当天回程的司机在工业园区找个地方停车。他发现守在铁栅栏大门旁的罢工分子又多了两个，其中一个便是昨晚礼貌地给他打电话的那名员工。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总得做点什么，这帮人不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
他电话确认因为罢工，公交车停运。早上九点半左右，他叫了辆出租车，穿上皮袄，没关灯，好让别人误以为他还在办公室，从河边后门溜了出去。走两步，不到桥的地方，有条小路，往上走，直通公路。等了五分钟不到，出租车来了。十点前，他在圣塞巴斯蒂安阿玛拉区下车。
很意外，开门的是毕妥利不喜欢的那个女人。毕妥利说她不过是个普普通通（一个字一个字念的：普—普—通—通）的助理护士。说起儿子女友／同事／情人的职业，她总是皱皱鼻子，撇撇嘴：
“男医生找女医生，男护士找女护士。”
接下来，毕妥利开始数落她的各种缺点：穿衣服没品位、说话做作、香水洒得太多。她难以掩饰从第一刻起对阿兰萨苏的反感，当她知道这个女人居然离过婚，比哈维年纪还大时，反感几乎上升为厌恶。
“这个愣头青，想再找个妈还是怎么着？看不出这个脑袋灵光的女人是想蹭他的地位和薪水吗？”
“老伙计”觉得无所谓。只要是儿子看中的女人，都行。
没想到会在哈维家里遇到她。
“方便吗？”
“当然。请进，请进。”
他问儿子在哪儿，她说他在洗澡，马上就来。阿兰萨苏赤着脚，衣衫单薄。他俩同居了？“老伙计”也觉得无所谓。他的理论是：儿女们只要幸福就好，其他都是次要的。可毕妥利说：
“你想让他们幸福，少来烦你。”
“是这个理，怎么了？”
听见吹风机在吹头发，阿兰萨苏的脚上涂着深红色指甲油，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圣塞巴斯蒂安海湾，签名的是个什么阿瓦洛斯。哈维不止一次地建议爸爸投资艺术品。儿子，不行，这些东西我不懂。
“老伙计”问医院有没有罢工。
“罢工？据我所知没有。”哈维裹着白色的浴袍，走进客厅，“你听说有人罢工吗？”
“没有。”
“今天，你爸爸的员工都没来上班。”
“老伙计”点点头，父子俩拥抱。哈维洒了古龙水，调侃道：
“今天下午，我有台手术。为了病人的健康，希望手术期间，罢工纠察队的人别冲进手术室。”
“老伙计”听了笑话，不仅没笑，反而皱着眉头，目光严肃，没接茬。
“怎么了，爸？”
“没怎么。”
阿兰萨苏凭借女性的直觉，说给她五分钟，换个衣服就走，让父子俩好好说说话。哈维傻乎乎地说了声“可是”，就像滴了一滴口水：
“可是……”
“老伙计”建议／恳求哈维，拐角酒吧见，他先去候着。酒吧里人多耳杂，没隐私，再说哈维什么都不想喝。于是，父子俩决定出去走走，找树多、僻静的地方。他们来到格尔尼卡之树(1)散步道，聊啊聊，走到马丽亚·克里斯蒂娜桥，再折返。
“最好别让妈妈知道我来找过你。对了，关键的她都知道，细节我没告诉她。有些麻烦没准儿能解决，没必要让她担心。因此，我来单独找你聊聊。你脑子好，一定能给我很好的建议。”
“那当然，爸。具体什么事？”
“我在镇上处境很糟。”
“别告诉我，他们又刷标语骂你了。”
“这阵子倒是消停。也许他们发现弄错了，我不是那种身家百万的大企业家，要么就是最近的一些动作，让那帮人不再狮子大开口。”
“什么动作？你没跟我说过。”
“你想怎么着？让我登报声明，公之于众？我找了个中间人，请求在法国跟他们见面，当面解释我的资金状况，让他们知道，我的钱都投资了，请他们宽限些日子，或允许我分期付款。我听说有人就是这么干的，只要你有诚意，愿意付钱，那帮混蛋就能接受。”
“你之前是反对的。”
“我现在也不支持。我们被害苦了，可你想怎么着？难道让他们来绑架我？”
“他们怎么说？”
“我准时赴约，你知道的，我不喜欢让人等，结果等的人是我，等了不止一个半小时，没等到人。据说反恐解放组织(2)那件事之后，他们疑心很重。谁知道是不是我被便衣盯上了，没察觉，却被他们识破。于是我再约，被他们拒了。真窝囊！如今，我想他们已经看到我的诚意，所以暂时放过我，找别人麻烦去了。可是哈维，我总得做点什么。我在镇子里太暴露，今天早上有三个混蛋把我堵在公司门口，真他妈的操蛋！居然由员工决定上不上班。我绝对相信，他们之中，有人把我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了埃塔。还记得索特罗的侄子安东尼吗？最坏的就是他，心肠最歹毒。”
“还等什么？赶紧炒了他。”
“改天炒，等事态平息。”
“我说爸，既然你是企业家，就不该跟工人阶级混在一起。我不是阶级论者，可你让我怎么说？任何对你印象不好或嫉妒你的人都会试图伤害你，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你就在手边，伸伸手就能够着。也许，你每天都经过他门前。你和妈应该搬到别处去住，偶尔回镇上看看或去工作就好。他们不是在墙上刷标语吗？让他们刷好了，你眼不见为净……能去刷标语，别的坏事也能干得出。”
“我倒是愿意走，可是你妈……”
“妈也会愿意走，她有回暗示过，我听到的。问题是，你们俩不沟通。”
“自从我不去骑行、不去酒吧打牌以来，我们俩从来没这么长时间在一起过，几乎不上街。我从家到公司，从公司到家，两点一线；她已经不在镇上买东西了。”
“这哪儿是过日子？”
“日子只能这么过，有比这更糟的。我爸打仗，反对佛朗哥，打坏一条腿，坐了三年牢。”
“你真做了防范措施？”
“这点你放心。他们想伤害我，得在镇子外头动手。镇子里头，我有一百只眼，小心着呢！”
“到底怎么回事？你在镇上的处境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我想把公司搬到更太平的地方去，比如拉里奥哈、萨拉戈萨，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的客户基本都在这个地区，每周都有紧急业务，十万火急的那种。要是人在外地，你告诉我：怎么反应？他们会去找另一家运输公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还有一个可能：成立一家分公司，慢慢把生意挪出去。”
“那得有合伙人，要信得过，帮我在外头雇用员工或在这里打理公司。我分身乏术，不可能两边占。最好能找到一个更便捷的办法，少花时间。”
“把公司关了，卖掉，靠积蓄过日子。”
“你疯啦？公司是我的命。”
“那办法只有一个。你要是同意，我帮你们找个房子，住到圣塞巴斯蒂安来。你们住城里，更安全。反正你开车上班，有什么关系？”
“买房子是笔大开销，我觉得你妈……”
“想不想让我去找？”
“好的，你去找，找到再说。”
(1)格尔尼卡之树（?rbol de Guernica）指的是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比斯开省格尔尼卡市议会大厦前的一棵栎树，象征着巴斯克人民的传统自由与解放。
(2)反恐解放组织（GAL — Grupos Antiterroristas de Liberación），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为对付埃塔专门成立的准警察队伍，奉行国家恐怖主义，以暴制暴。该组织活跃于1983至1987年间。
46．雨天
“老伙计”遇害那天，在下雨，还是个工作日。天灰蒙蒙的，似乎不停地拉长、再拉长，分分秒秒都过得很慢。空气湿漉漉的，早上如此，下午也如此。那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乌云盖住了环绕镇子的群山山巅。
“老伙计”大清早去办公室。大清早？是的，也就六点过，天还黑着。桌上有本日历，他照例撕去一张，读一读背面的文字；紧接着，在记事本的某一页上写下戒烟的日子：第一百一十四天。坚持不懈地累计出这么一长串日子，他很骄傲，毕妥利很开心。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弄得满屋子烟味，窗帘都被熏黄了，墙壁、家具，还有呼吸的空气，全都一股子恶心味儿。
“老伙计”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查看物品、处理事务、用心思考。对他而言，天最后一次亮，他也是最后一次处理日常事务，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早上去拿／碰／看这些物品。
从家到公司，他照例有所防范，一眼瞧见车边的木板和绳子依然保持原样。今天走这几条街，不走那几条街，走一段，瞟一眼后视镜。他不知道，有备而来的暗杀，自己差点躲过。原本跟贝亚塞恩的客户约好，中午吃个工作餐。结果上午十点，客户打电话来，说有急事，跟他打招呼，改天再约。
“行，没问题。”
说心里话，他挺开心的。天不好，路况差，他一点儿也不想出门。于是，他做了个糟糕的决定，按照奉命处决他的人熟知的日常习惯，给毕妥利打电话，说中午回家吃饭。他是中午回家吃饭了，以后再也没有中午回家吃过饭。
进车库，熄火，“老伙计”在驾驶座上又坐了一两分钟，听完收音机里放的、喜欢的那首歌，下车，摆好木板和绳子。他环视一眼，压根没想到那是最后一眼：搁板上摆着好几桶油漆，自行车挂在车库顶，装葡萄酒的大玻璃瓶、备用车胎、工具和几件杂物，不多，扔在墙边，留出位置，好让车停在中间。他哼着刚听过的歌来到街上，关上金属门。瓢泼大雨，他没带伞。这有什么关系？反正从这儿到门廊，也就四五十步。
这时，他看见了他，很壮实，肩背很宽，立在街角。怎么可能看不见？天这么不好，街上哪儿有人？尽管他戴着风帽，还是能认得出，因为体型，因为壮实，谁知道因为什么。他往他走去，过街，到另一边人行道，对他说：
“哟，何塞·马利，你回来啦？我真高兴。”
那双眼睛，嘴唇紧闭，神情紧张。两人迅速地对视一眼，何塞·马利的眼神里交杂着坚毅／茫然、不安／惊讶。雨水打在两个人身上，人行道上铺着灰色的地砖，缺了几块，缺口里积满了浑浊的雨水，几根电线架在正墙上方。
对视时，教堂的钟正在敲一点。两人有一刻，面对面，一动不动，相顾无言。“老伙计”等何塞·马利说点什么，何塞·马利双手插在猎装口袋，整个人僵住。突然，他挪开视线；突然，他欲言又止；突然，他转身离去，快步走，几乎在跑，沿街往下，将“老伙计”留在街角，想说点什么，想问点什么。
“老伙计”在厨房脱鞋，问毕妥利：
“怎么不开灯？”
“看得见，开什么灯？”
“你想不到刚才我在街上遇到谁了，给你猜一个月，你都猜不着。”
炖锅在冒热气，煎锅在炸里脊。玻璃窗上尽是雨点，除了窗户透进的灰蒙蒙的光线，厨房里没有别的光源。
毕妥利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乎，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给你炸个辣椒？”
“我看见何塞·马利了。”
毕妥利如芒在背，赶紧回头，眼珠子差点瞪出来问：
“那家人的儿子？”
“不是他，还是谁？”
“你们俩说话了？”
“我说了，他啥也没说就走了，差一点点跟我打招呼。”他的拇指和食指指肚间似乎捏着细小微粒，“我觉得是他想了想，想起家里人已经不跟我们说话。他还是那么壮实，一脸傻样。”
他俩面对面，坐着吃饭。“老伙计”嚼得吧唧吧唧的，说这个鬼天气，不用去贝亚塞恩真是太好了。毕妥利没那么开心：
“你要是去，我就不用做饭了。一个人吃饭，我才不烧呢！幸好今天冰箱里有肉。”
“老婆，要真这样，咱们可以下馆子。”
“去干吗？去看别人脸色？”
“不一定要去镇上的馆子。”
“哼，净花钱。”
过一会儿，毕妥利又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双眼间有两道狡黠的皱纹。
“他是埃塔的人，不是吗？”
“谁啊？”
“还有谁？你不觉得奇怪？埃塔分子居然旁若无人地走在镇上，正常情况下，应该怕被警察发现才是。告诉我，他打伞了吗？”
“伞？让我想想。没，他戴着风帽。不是都告诉你了？我跟他说话了。嗯，他没有躲躲藏藏，恐怕是回来看家人的。”
“你敢保证，他没在监视你？”
“怎么可能在监视我呢？我不是跟你说了，我就在他面前，就像现在，我在你面前一样。这叫什么监视？他要是想害我，我就捏在他手上，他干吗要走？”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种事我听了不舒服。”
“好了好了，凭你的进球欲望，足以去报名参加不信任世界杯。那孩子小时候，我在帕戈埃塔酒吧给他买过多少冰棍啊！他走了是很遗憾。不过，如果他真是埃塔的人，我操，倒是能帮我跟上头搭上线，我得跟他们解释一下我的资金状况。”
午饭吃完了，那是“老伙计”这辈子最后一顿午饭。毕妥利一点儿也没耽搁，马上去洗碗。他说去睡个午觉，和衣躺在床罩上，睡了足足一个小时，那是他最后一个午觉。
47．他们怎么样了？
他是他们仨中间最胆小的一个。米伦没好气地说：
“他不是最胆小，就他胆小。”
科尔多自小就是跟屁虫，一辈子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他在胡桃树区军营供出了他们俩。
“我跟您说：要不是他，您儿子跟霍金还在这儿，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隔三差五去烧个垃圾箱就好，不会去参加武装斗争。那个软骨头挨揍了？喂，别人不也挨揍？棍子打，动水刑，还不是尽量少开口？”
米伦对这孩子的厌恶，你是没看到，一提他名字，就呼吸急促。
胡利安看不惯的是科尔多他爸。两人是铸造厂工友，多少年被排在一个班，守着锅炉，将溶液倒进模具，合作过好几百次。埃尔米尼奥是个被同化的外乡人，年轻时从安达卢西亚来这儿讨口饭吃，后来把土生土长、质朴单纯的大块头玛诺丽骗到手，就自认为比巴斯克人还巴斯克人了。他会说巴斯克语吗？嗯，只会说“你好”“早上好”，没了。这种人一抓一大把。全怪他那个软蛋儿子，自己儿子如今没工作，没前途，没家庭，不知道在哪儿玩命。哎，可怜的霍金就更不用说了。
一名操作工退休，埃尔米尼奥被调到他的位子上，去打磨铸件、锉平边缘什么的。打那儿以后，胡利安就不常见到他。埃尔米尼奥既不去酒吧跟朋友（那家伙会有朋友？）打牌，又不骑行，连一丁点的社交生活都没有，要么在铸造厂灰头土脸地干活儿，要么在家里装订图书挣外快。说真的，胡利安那么不待见他，他还是少露面的好。
工作间歇，一个去铸造厂后面抽烟，有时会碰见另一个。
“有消息吗？”
“没。”
总是这么问，也总是这么答。此外，他们不碰这个话题。就连这一问一答，没有别的工友在场，才会进行。他们会聊足球，聊巴斯克回力球，聊任何事，就是不聊政治和躲出门去的儿子。要么就不说话，干站着，望着对面的山峦吞云吐雾。
有段日子，埃塔每发动一次致命袭击，埃尔米尼奥就喝廉价葡萄酒，庆祝一次。一天下午，胡利安当着其他工友的面，提醒他：
“喂，埃尔米尼奥，别闹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米伦在家里说：
“这家伙就是个大傻子。”
“他想幽默来着，可惜幽默不起来。”
一天，两人在后门口抽烟，没别人。两人都穿着油迹斑斑的工装衣裤，脸泛红，靴子泛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