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吗？”
“没。”
“我们有。”
胡利安见他眼神欢喜，一口黄牙，一颗牙包了金，很想一吐为快。他悄悄告诉胡利安：
“他在墨西哥避难。”
“你怎么知道的？”
“他给我在科尔多瓦的妹妹写信，我们这才知道。”
“他有没有跟你说何塞·马利的消息？”
“他没提。你要是想知道，我让玛诺丽去问，她夏天去。”
胡利安耸耸肩，很失望，还有五个月才到夏天，那时候科尔多怎么还会有自己儿子的消息？埃尔米尼奥还在自顾自地往下说：
“去一趟要花好多钱。我们现在想着，让当妈的去，送点衣服和必需品。儿子离咱们远归远，好歹没危险，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
他只差高兴得手舞足蹈。胡利安下班赶紧回家，把消息告诉老婆。上帝啊，告诉她干吗？很久没见米伦哭得这么伤心了！稀里哗啦，哭天抢地，把围裙往挂历上扔。哀叹，呻吟，气愤／难过，痛苦／痛苦。怎么会摊上这档子事！儿子会在哪儿？病了谁去照顾？胡利安说：我操，别嚎了，让街上人听见！
“听见就听见。科尔多那个兔崽子真机灵，出卖朋友，保全自己。但愿他被墨西哥毒蛇咬死。”
“行了行了，可以了。”
晚上熄了灯，米伦躺在床上说：
“我巴不得让警察抓住何塞·马利，好一了百了。我一直在求圣伊格纳西奥，让他落到法国警察手里，别落到西班牙警察手里，好不好？让他蹲大牢，别惹乱子，刑满释放后再还给我。你怎么想？”
“我想的跟你一样。可我一说，你就急。”
“你哪儿知道当妈的感受？”
“你就知道当爹的感受？”
第二天，两人心绪稍稍平复，都说流亡在外总比走霍金那条路好。霍金怎么了？他崩溃了，八七年在旷野中开枪自杀，几周后才被牧民放羊时偶然发现。尸体在布尔戈斯省的一块旱地上，已经无法辨认，深度腐烂不说，还被野兽啃掉一半。身上有张假身份证，国民警卫队通过照片识别出身份。埃塔发布公报，对官方说法予以否认。镇广场上人头攒动，迎接他的灵柩回家，灵柩上裹着巴斯克区旗。那天在下雨，这种时候，天总在下雨。米伦反驳：
“净说傻话。”
可胡利安觉得：每次遇上这种活动，天总在下雨。教堂里被挤得满满当当，位子不够，有人站着。外面来了不少人，包括政界人士。堂塞拉皮奥布道时，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说“我们希望，亲爱的霍金惨死一事终有一天能大白于天下”。之后，许多人打着伞，前往墓园，在墓碑前高唱《巴斯克战士之歌》，高喊“埃塔万岁”，发誓要替他报仇雪恨。最后，所有人离开墓园，将花圈和静默的十字架留在雨中。
何塞乔的肉店关了几天。他始终没有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几个月后，被诊断出癌症，熬了一年，去世。
胡利安说：
“我觉得是霍金的死，才让他得了病。否则那么健壮、那么健康的一个人，我解释不了。”
葬礼后一周，胡利安在米伦的催促下，第一次去肉店看他。拥抱，流泪，啜泣，何塞乔当时还是个大块头。等他渐渐平静下来，两人去后店，面对面坐下。胡利安不绕圈子，直接问：他奶奶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所有人都在撒谎，警察在撒谎，巴斯克独立左派在撒谎，所有人都在撒谎。胡利安，我向你保证，谁也不想要真相。”
何塞乔肝肠寸断，老婆胡安妮也是，她靠祈祷寻求安慰。何塞乔那天下午在肉店里对他说的话，几年后何塞·马利在皮卡森特监狱面对面探视时予以证实。真相是：法国警察在昂格莱一处房子的床底下抓住了波特罗斯，截获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着十五公斤以上的文件，其中有一份埃塔现役分子几百人的名单和资料。网住了一条大鱼！坏了，警察抓住了桑迪(1)，短短几个小时，消息一路走漏，被SER电台新闻播报。埃塔分子大逃亡，多人落网，霍金患上了妄想症。何塞乔是这么说的：
“他当时一个人在安全屋，以为警察就要找上门来，吓破了胆。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跟他失去了联系，过了一段日子才发现，他已经自杀了。”
何塞·马利在监狱探视室，悄声用巴斯克语证实了这个说法。
“据说他有一阵子很怪，以为到处装了窃听器，淋浴莲蓬头里也有。他们说：他检查衣服内衬，不相信任何人。他就这么结果了自己，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个打击太大，爸，我整个人都垮了。说实话，这件事之后，我对斗争不抱那么大希望了。”
(1)全名桑迪·波特罗斯（Santi Potros，1948— ），埃塔首领。他在法国落网后，入狱13年；2000年被引渡至西班牙，入狱18年，于2018年8月5日出狱。
48．下午班
雨下了一整天，轮的是下午班。出门去铸造厂前，他探头往窗外看了一眼。天阴沉沉的，街上湿漉漉的，车辆稀少，天空被一整块乌云盖得严严实实，云层很低，时不时地缠住教堂顶上的避雷针。
胡利安没买过车，也没考过驾照，上班要么走路，要么骑车。当然不是骑那辆好车，工作日骑那辆带后车筐和挡泥板的旧车，湿了就湿了，用不着仔仔细细地擦干。米伦提醒他快迟到了，他吓一跳，赶紧看钟。什么迟到来迟到去的？还差半小时呢！她真是个急性子。出门前亲一下？没这习惯。他在玄关壁柜前琢磨：带伞还是带雨披？带雨披意味着骑车，带伞意味着往下走二十分钟去厂里。他选择带伞。
出门，街上没几个人，打卡，换工作服、靴子、手套、安全帽——天天如此——走进昏暗燥热的厂房。厂子不是最红火的时候，不止这个厂，是整个冶金业。他不懂生意经，都能看得出。之前产量高，订单多，工人也多。他担心什么？还差几年就退休了。多年的锅炉操作工经验，好歹会让他不可或缺，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真要像听说的那样，厂子关门，那年轻人可就惨了。他不管怎样，孩子已经养大，退休金也有了着落。
下午过了半晌，卡车司机带来消息，确切地说，是开车时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零散消息。时间，地点，事件。细节呢？很少，很模糊。唯一肯定的是：下午四点左右，在镇中心一条街上，有人遭到枪击，死没死不太清楚。
胡利安出去抽烟时听说的，他问：
“是警察？”
“不知道。”
“嗯，早晚会知道的。”
下班回家，感觉一天比一天累，年岁不饶人啊！他在无人的街道上，边走边说／想：早班就没这么累，下班了，还能憧憬接下来有好多空闲时间，能跟朋友们打打牌，想想都带劲，还能睡前在电视上看场球赛；可现在没的选，只能回家吃鱼，天天吃鱼，没胃口，老婆就知道烧鱼；吃完钻被窝，浑身酸痛，像被人用棍子揍了一顿，第二天早上再舒舒心心地过。
天黑了，雨还在下，目力所及，尽是些重复、平常、熟悉的景象：对街的窗户亮着灯，广场上灯少，树影绰绰，轮胎在湿湿的路面上直打滑。没有警察，没响警笛，没看见蓝色的警灯。下午四点发生的枪击案，回家路上，没留下一点痕迹。房子没着火，没被烧成废墟。还是老样子：黑乎乎的门廊，路灯，酒吧门前传出聊天声和阵阵笑声。真想进去喝两杯小酒，抽根烟，吃两份小食，下班了犒劳一下自己。可是能怎么办？这个点儿，累得要命，回家还要看老婆脸色，算了吧！
他还没把伞放进浴缸，米伦就冷不丁地告诉他：
“‘老伙计’死了。”
家里很久没有提起昔日朋友的绰号。
“别瞎说。”
胡利安一动不动，像根电线杆，连眼都不眨。他不回头，背对着老婆，问怎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又不是突然袭击，刷的那些标语，早就提醒过他。”
“下午被杀的就是他？别瞎说！”
“我没瞎说，‘老伙计’玩完儿了。战争就是这样，会死人的。”
我操他妈，我操他祖宗。胡利安连声咒骂，心如刀绞，一个劲地摇头。他想吃晚饭，可是吃不起来，手直哆嗦，抓不住勺子。米伦看了烦：
“我说，你不会是伤心吧？”
我操他妈……他又说：
“他跟你我一样，是镇上人，是巴斯克人。奶奶的，死个警察也就罢了，死的是‘老伙计’！我不觉得他是坏人。”
“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是镇子生死存亡的问题。咱们是不是支持巴斯克独立？别忘了，你有个儿子在战斗。”
她气呼呼地从桌边站起来，默默地去洗碗。胡利安坐着，一动不动。过一会儿，她进厨房，说电视上正在报道，问他想不想看。他摇了摇头。
“那我上床了。”
胡利安留在厨房，没挪窝。他从洗碗池下方拿出大玻璃瓶，自斟自饮了一杯葡萄酒，然后再一杯、又一杯。抽烟，喝酒，敲十二点，敲一点，敲两点，酒喝完，上床。屋里黑着灯，米伦坚定地对他说：
“你要是为那个家伙哭，我就去别的屋睡。”
“我爱为谁哭，就为谁哭。”
黑色的残夜就这么过去。胡利安和衣躺着，睡着了吗？一分钟也没睡着。百叶窗的缝隙刚透着光，他就起床了。你去哪儿？他不回答。厕所传来长长的撒尿声，打破了家中的寂静。尿完他没回来，没吃早饭，直接出门。他是下午班，这个点儿能去哪儿？天还在下雨，他没穿雨披，骑车走这条公路，走那条公路，方向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他骑到奥利奥港爬坡的半山腰，过去常跟“老伙计”比赛。“老伙计”怎么用心，都会输，他的骑车天赋比不上胡利安。他在公路边停下，喘口气，反正没人看见。我操他祖宗。
不到一点，他浑身湿透地回到家，洗澡，换上干净衣服。桌上有宾豆和蒜蓉里脊，他只拿了根香蕉，去铸造厂，横着眉，铁了心一天不跟人说话。坚持到下午晚些时候，出去抽烟，埃尔米尼奥这个白痴凑过来，对他说：
“我发誓，昨天我在镇上看见何塞·马利了。”
“你哪天不发誓？”
“不，我说正经的，昨天我来上班时看见的，他在一辆车里。”
“配眼镜去，少来烦我。我儿子已经走得远远的，没你儿子那么远，不过也够远的了。”
“可那身板，我觉得就是……”
“你看走眼了。”
烟抽了不到一半，就被胡利安扔到地上。他用脚踩熄，嘟哝一句什么，听不清，回车间去了。
49．总是要面对的
昨天，他像每年秋天过半时那样，把兔子卖给胡安妮，总共十七只漂漂亮亮的兔子，要的是朋友价，拿钱时还挺不好意思的。为什么？米伦常去肉店买肉。比方说，她跟胡安妮要两块牛排，胡安妮总会多给她两块，要么二话不说，塞两段香肠、一段血肠，或随便什么在她袋子里。
笼子一腾空，胡利安打扫干净，打算再买批小兔子来养，养兔子是他的一大爱好。上午十点，阳光灿烂，很清静，有鸟鸣，有时还能听见对岸阿里萨瓦拉加兄弟作坊的机器声。栅栏脏了，换个新的；兔笼从小屋里拿出来通通风。这时，他看见她背着包，忧伤地站在菜园入口。
他在电光石火间看了她一眼，惊讶吗？没那么惊讶。如今她常来镇上，胡利安明白早晚会在街上遇到，只是没想到她会找上门来。米伦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她说武装斗争结束了，疯女人会来骚扰我们。
他背对着她，接着收拾兔笼，她会走的。他觉得后颈发凉，她眼神冷冷的，有毒。即使置身于天堂般的小菜园里，他也被搅得不得安生。鸟儿不叫了，阿里萨瓦拉加兄弟作坊的机器也哑巴了。胡利安装作忙忙碌碌，将兔笼挪来挪去。他跟自己生气，这局面，没法儿破。
多年以后——多少年？起码二十年——她又跟他说话：
“胡利安，我有话跟你说。”
“你说。”
胡利安，这样不好，太粗鲁了。他自己发现，惭愧得脸腾一下红了，一直红到耳朵根。上帝啊，刚才还那么清静！他没辙，只好回过头来。她说：
“不请我进来吗？”
“请进。”
毕妥利沿着小路，缓缓往下，走进菜园。小路的一边种着韭葱，另一边种着苣荬菜和莴苣，她不动声色地打量这一切。还记得吗？还能认得出吗？她在距胡利安两步远的地方停下，对菜园赞不绝口：真漂亮！收拾得真好！然后，她指着梯田问：这是她丈夫从纳瓦拉运来、送给他的土吗？胡利安低着脑袋，点点头。
两人对视。带着敌意？不，确切地说，带着好奇。互相看，似乎对方难以辨认。胡利安只想抵抗，畏畏缩缩地问：
“你来干什么？”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我没话跟你说。”
“昨天我去波略埃，你知道吗？我经常去，坐在墓边，陪他说说话。他让我向你问好。”
她想干什么？来挑事的？他没搭话。在菜园里干活，手脏；他摘下灰蓬蓬的贝雷帽，当手绢，去擦脑门上的汗；脚上蹬着铸造厂的工作靴。胡利安老了，两鬓霜白，秃顶。毕妥利的身上也能看出岁月的痕迹。
“我不是来吵架的。你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做过吗？也许我说得不对。如果做过，我向你道歉。”
“你不用向我做任何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你我都无法改变。”
“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一部分。我想：也许胡利安能帮我将它补充完整。我是抱着这个希望来菜园的。我只想知道这个，弄明白就走，我保证。”
“这么说，你每天来镇上，是想让人告诉你过去的事。”
“这是你的镇子，也是我的镇子。”
“这倒是。”
“可是看得出，你把我当外人，是从别处来的。你错了，我又搬回来了。我家在哪儿，你很清楚，过去你常来。”
“你住哪儿，与我无关。”
毕妥利来之后，嘴角第一次微微上扬，锁紧的眉头也舒展开了，一只鞋尖上沾了点泥。她还站在那儿，他还站在这儿，中间隔着一小段路。显然，她很小心，没踩着莴苣。
“你是我丈夫生前最好的朋友，你们一起骑行、一起打回力球、在酒吧一起打牌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记得米伦说过：毕妥利，跟我丈夫结婚的是你丈夫，他俩拿斧头都劈不开。”
“她这么说过？”
“你去问她好了。”
胡利安，要小心！这个女人想把你绕晕。为什么你让她进菜园？他不可避免地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在奥利奥港将“老伙计”甩在身后，在镇上的回力球场跟他赌四十个杜罗，在集体食堂热晚饭，在帕戈埃塔酒吧打牌下注吵个没完，你猪脑子啊！
他的眼神因为怀旧，渐渐柔和下来，盯着她不变的眼神说：
“我一直是他朋友。”
“可你不再跟他打招呼，不再来家里做客。”
“这两者有关系吗？”
“你朋友遇害，你也没去参加他的葬礼。”
“你凭什么来指责我？不跟他说话，他还是我朋友。不跟他说话，是因为不能跟他说话。你们错了，应该早早地离开镇子。离开一年、两年，需要离开几年就离开几年，那他就能活到现在，你们还能回来。当初你们要是离开，我们许多人甚至还能帮一把。”
“别人我不知道，你还能来得及帮我一把。”
“我不知道该怎么帮，时间已经回不去了。”
“你说得没错，人死不能复生。可你还能帮我一个忙，很简单，帮我问你儿子一件事。”
“毕妥利，别翻旧账。我们也受了许多苦，现在还在受苦。你过你的日子，让我们过我们的日子，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如今世道太平了，过去的事，最好忘了吧！”
“如果你在受苦，又怎么会忘？”
“你跟我说的这番话，米伦听了一定不高兴。”
“她没必要知道。”
胡利安稍事犹豫，忙不迭地钻进小屋，坚决不说话。意思很明白：谈话到此为止。毕妥利在他视线之外，问：
“你难道不好奇，我想问何塞·马利什么？”她没等到答案，接着往下说，“‘老伙计’遇害那天下午，有人在镇上见到过他。”
胡利安在小屋里回答：
“胡说八道。”
“你出来，总是要面对的。”
他出来了，下唇微微颤抖，眼睛里闪着亮光，是泪光吗？
“判决时，没人能证明这一点。”
“帮我问问，胡利安。下回去看他时，帮我问问：是不是他开的枪？我活不了多久了，得赶紧知道。相信我，我不会怨恨他，也不会告发他，我只是不希望入土时，对‘老伙计’遇害的细节还是两眼一抹黑。你跟他说：他要是道歉，我会接受。但他必须要先向我道歉。”
“毕妥利，拜托，别翻旧账。”
拜托也没用，翻都翻了。毕妥利环视四周：梯田，混凝土墙，无花果树。
胡利安双手攥着贝雷帽，目送她沿着小路，缓缓往上，离开。
50．印度雇佣兵的腿
刚见面，还没来得及亲吻，阿兰洽劈头就问：看新闻了吗？格尔卡垂头丧气、有气无力地点点头，说他羞愧极了，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不奇怪，谁会愿意家里出个杀人犯？”
格尔卡的眼里闪过一丝哀求，似乎在说：这话太重，别这么说。小分队犯下的罪行简直令人发指。
阿兰洽拍了拍格尔卡瘦长却身负重任的背，表扬他没走哥哥那条路。她模仿播音员的声音说道：他是危险的恐怖分子。三名埃塔分子正在通缉中，照片打在屏幕上，何塞·马利居中。他长发披肩，戴着一只耳环，青春洋溢。
确实，他出名了。镇上有人给阿兰洽打电话，谁啊？过去一个朋友，向她祝贺。
“我想撵她滚蛋，没敢。撵了会怎样？会招人恨，招人骂，招人孤立。”
何塞·马利被通缉，下场无非有两个：要么运送炸弹或引爆炸弹时把自己炸死，躺进棺材，用巴斯克区旗裹着，葬礼上表演传统民族舞和其他民间节目；要么有朝一日被安全部队捕获。他要是落网，对所有人都好：对潜在的受害者而言，能保住一条命；对家人而言，知道他被关起来了，不会再干坏事，不会再有危险；对他本人而言，感受一下寂寞孤单冷，静一静，好好想想。
格尔卡苦着脸，又悲伤地点点头。姐姐过生日，他来祝贺。爸妈打电话告诉他，姐姐怀孕了。带礼物了吗？带了双份：一本巴斯克语童书，《蓝色的海盗船》，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真漂亮，确实漂亮极了；还有花。
姐弟俩决定不再聊何塞·马利。够了，别再提了。生活中难道没有别的重要的事？阿兰洽出客厅，去找花瓶。她嫁给了吉列尔莫，住在埃伦特里亚卡布奇诺街区的一套公寓。何塞·马利如今是镇上年轻人心中的大英雄，照片深深地印在姐弟俩的脑海中，难以忘记。于是，把花插进玻璃花瓶、聊了几句家常后，两人又不可避免地回到这个话题。
阿兰洽说：
“我第一时间给爸妈打了电话。”
“他们怎么说？”
“妈妈斗志昂扬。政治什么的，她毛都不懂，这辈子一本书没看过，居然喊起口号来一套一套的，停都停不下来。我觉得她成天在镇子里转悠，把标语全背下来了。最过分的是，她还维护儿子。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她，”阿兰洽双手搭在肚子上，“会怎么做。爸爸跟平常一样，不吭声。嗯，他倒是趁何塞·马利不在家，买《巴斯克日报》看。”
“我还记得哥哥大闹，说他买支持西班牙政府的报纸。其实爸爸看报，只看体育版。”
“还有讣告。”
“嗯，没错，还有纵横填字游戏。”
“他要是对政治感兴趣，那就怪了。他爱看的报纸，为什么不能看？”
“他是被何塞·马利逼的，去看《行动日报》，然后再去帕戈埃塔酒吧，看一辈子都看的《巴斯克日报》。”
“那你说妈怎么回事？每次来我这儿，把我看过的《你好》杂志和八卦杂志全拿走。总而言之，咱家人全是疯子。七五年你还小，恐怕不记得，佛朗哥死了，她哭佛朗哥。真的，在家里，对着黑白电视机，绝望地掉眼泪。这事儿你最好别跟她提。最近一次，她来看我，问我想给孩子起什么名。我还没回答，见她在皱眉头，于是跟她开玩笑，说就叫国王的名字胡安·卡洛斯，她听了差点没晕过去。”
姐弟俩喝咖啡，吃茶点，其乐融融。阿兰洽和格尔卡总是能心意相通，自小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窗外是住宅区，能看见一栋居民楼的正墙，晾衣架上晒着衣服，对面阳台上有只煤气罐，一个穿T恤的男人俯在栏杆上抽烟。吉列尔莫说，过去从这儿，能看见海兹基贝山脉的一部分，建了这栋丑陋的居民楼后，就跟风景说拜拜了。
阿兰洽问弟弟，在他跟何塞·马利同屋时：
“他没劝过你，让你去参加示威游行？”
“一直在劝。好在当时我年纪小，他暂时放过我。他总说，再过三四年，让我去跟他站头排。后来，他又自相矛盾。一次，我们都卷入一场暴乱中，对抗警察。他气坏了，冲我嚷嚷：你退后，没看见会挨橡皮弹吗？”
“你干吗要去？”
“我操，因为大家都去。”
按照格尔卡的说法，何塞·马利去，至少一开始，也是因为大家都去。当它是小伙伴们的游戏，一项体育运动罢了。去了，冒个险，有时会挨一棍子，活下来，然后去酒馆，跟小伙伴们喝酒、吃饭、高谈阔论。你会有种麻酥酥的感觉，很舒服。你会头脑发热，大家全都头脑发热，因为共同的事业走到了一起。晚上躺在床上，何塞·马利会吹嘘炫耀：扔了一块石头，咔嗒一声，砸到黑狗子的头盔上；放火烧了一台自动取款机，已经是这个月烧的第五台。他扭头去看弟弟，享受少年羡慕的眼神。说到手球队战绩时，他也一样自豪。刚才说过，对他而言，这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一种消遣，直到突然脚下出现了万丈深渊。
格尔卡现在回想，觉得何塞·马利一脚踏进仇恨的土壤中，陷入以暴制暴的狂热中，是因为从比达索阿河里找到了一具戴手铐的尸体，那人是多诺斯蒂亚的公交车司机。
“萨巴尔萨？”
“就是他。”
格尔卡记得哥哥回家时，激动不已。他和朋友们毫不怀疑，司机是在胡桃树区军营被折磨致死的。有意为之或失手误杀，总之是被弄死的，后来演出逃跑这场戏，连三岁孩子都骗不了。格尔卡对他在房里走来走去印象深刻。我操他祖宗，何塞·马利的心头燃起了一团全新的怒火，比平时烧得更旺。从言语中、咒骂中，能感受到他疯狂地想去破坏、去报复、去制造伤害、去制造很大的伤害。对谁？在哪儿？怎么做？这些都无所谓。
“那时候，他教我制作莫洛托夫鸡尾酒土制燃烧瓶。星期六，我得陪他去采石场，他让我把书放下，教我做了六个燃烧瓶，往大石头上扔，乒乒乓乓。”
过了一段日子，何塞·马利在多诺斯蒂亚的林荫大道上用莫洛托夫鸡尾酒砸中了一名印度雇佣兵——管他是印度雇佣兵还是西班牙宪警——那家伙腿烧着了。都快烧焦了，幸亏同伴们动作快，避免了一场悲剧。
“何塞·马利只看见警服，看不见穿警服的是个挣薪水或许拖家带口的人。我不敢对他说，但我发誓，因为穿警服，就说这人没人性，我觉得很可怕。结果第二天，报上只字未提一名印度雇佣兵腿着火的事，他气坏了。”
小伙伴们请他吃了一顿晚饭。他敢去烧警察，权当犒赏。
51．在采石场
说真的，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上午过半，格尔卡定定心心地出门，去图书馆。那天是星期六，蓝天白云，气温适宜。他见她站在对面人行道上，大块头、很壮实，是霍苏内。她没向他问好，竖一根指头在嘴唇上，让他别出声。她的嘴唇要么很薄，要么抿了些在嘴里。
她跟着他，距他一步之遥：
“别回头，走，接着走。”
他没回头，接着走。拐过街角，她又低声求／命他去教堂等。两人分开。
教堂里没有人，格尔卡在最后一排长椅上坐下，采光处只有墙壁上方的彩绘玻璃窗。要是神父出现，我该怎么说？突然动了信教的念头？霍苏内让他等了二十多分钟，他怀疑发生了很严重的事。他翻了翻已经看过、原本打算还到图书馆的书，看了看钟、祭坛装饰、塑像、柱子，又去翻了翻书，终于听见轻轻的铰链声，背后突然出现一道光亮，是霍苏内推开了教堂门。她跟他比划，让他去通往唱诗班高台的楼梯下跟她会合。
“如果有人进来，哪怕是熟人，咱俩也各走各的。我提醒你，也许我被跟踪了。”
“谁会跟踪你？”
“还会有谁？狗腿子警察呗！喂，我不确定。不过你瞧，也许他们会利用我，放长线钓大鱼。何塞·马利在找你。”
他们在黑乎乎的楼梯洞里咬耳朵。格尔卡全然摸不着头脑，微微欠身，免得头撞到楼梯下方。霍苏内始终盯着中间走道和长椅，防止突然冒出个人来。
“你哥和霍金在采石场等你，具体情况他们会跟你解释，我可不想惹麻烦。给你捎个口信，已经够意思了。”
“喂，我会有危险吗？”
“你要小心，别被人跟踪。他俩有话要对你说。”
两人说好，她先离开教堂。格尔卡，答应我，等二十分钟再出去，宁多勿少。
“记得问你哥，有没有话要对我说。”
格尔卡决定先去图书馆。为什么？因为拿着书碍事，免得让人怀疑。没准跟霍苏内见面后，他也被跟踪了。
霍苏内说：
“他们知道，出逃的人也许会跟亲朋好友联系，请他们帮忙，要点钱什么的。所以，千万小心。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
大块头、没嘴唇的姑娘离开。哥哥跟她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弄不清楚。她已经把恐惧传染给了格尔卡。怕谁？怕什么？不知道。以防万一，他在教堂里待了足足半小时，想看书，又看不进去。
走出教堂，来到广场。他停下来张望，看左边，看右边，看远处，看窗户。送煤气的卡车、熟悉的面孔、寻找可吃之物的鸽子。他觉得心里七上八下，我操他妈，之前那么定定心心的。他从何塞乔的肉店门前经过，何塞乔知道自己儿子和我哥现在处境艰难吗？他去图书馆还书，想借的书没借。他从侧门出去。侧门通往一条小巷，左看看，右看看，没人。从现在到星期一，我没书可看了。
他绕道去采石场，脚下是镇上房屋的屋顶，正在敲中午十二点，田野的气息扑面而来，奶牛静静地四处栖息。格尔卡几步一回头，没人跟着。他采取的策略是：离开山路，穿过一片没有树林、晨露残留的山坡，身后是一大片草地，如果有人跟踪，也会无处可藏。
他在一处废弃的房子里找到了哥哥和霍金。见到他，一个冲他吹了声嘹亮的口哨。有必要这么小心吗？他们问他有没有被跟踪，他觉得没有。
“你们在这儿干吗？”
“没干吗。狗腿子警察昨天逮住了科尔多，晚饭时来逮我们，我俩侥幸逃脱。”
逃走时，什么也没带，窝在无门无窗、塌了一块屋顶的仓库或库房里过了一夜。霍金说：幸好不是冬天。他俩只有一个想法：尽早穿越法国边境。但在现有条件下，做不到。霍金趿着拖鞋，说没烟了；何塞·马利穿着衬衫，说又困又饿。
“你不抽烟，是吗？”
何塞·马利抢先帮弟弟回答：
“他只看书，不干别的。”
他俩身上只有一点点钱。一点点是多少？说真的，很少。口袋里只有几个硬币，何塞·马利还花了几个，在公共电话亭给霍苏内打电话。
国民警卫队行动失误，让他们趁机逃脱。
“那帮蠢货，跑错了楼层！”
他们跑错了？只跑错了一点点。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几个租房住，几天前，发现二层水管爆了。他俩跟科尔多住在一层，天花板上出现了大块水渍和黑色点状物（是蘑菇吗？）。不像是新问题，可之前没人发现，只好找人来修。房东建议：整修时挪一下，暂住底层右户，作为补偿，免收租金。能省钱，他们就答应了。
根据科尔多的口供，警察撞开了一层出租屋的门，跑错了。几个月后，他们才得知：警察对科尔多动了水刑，把他折磨得不省人事。他下午在街上被捕，被带到胡桃树区军营。他不是偶尔撞到枪口上的，警察正在找他们，只抓到他一个，他招供了。当然了，在那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招供？但他隐瞒了（还是昏过去了，没来得及说？）临时换房。
晚上九点，他俩回到出租屋，很奇怪，没见到科尔多。这混蛋跑哪儿去了？轮到他做晚饭，家里连面包都没有。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靴子声。在哪儿？外面楼梯上。你听见没？霍金偷偷地从厕所窗户往外看，看见了好几辆警车。
“有人来抓我们。”
他俩从厨房窗户跳到后院——何塞·马利连电视都没来得及关——灵巧地遁入黑夜，在月光的指引下，往山上跑，气喘吁吁地跑到这里，晚上睡得糟透了。这也能叫睡觉？没床，没毯子，没烟抽，真他妈操蛋！嘘，别说了，这就是斗争。
“兄弟，现在你可不能让我们失望。”
“我要做什么？”
“先去阿拉诺酒馆通知帕奇。要是他不在，别告诉任何人。听见没？别告诉任何人。让帕奇告诉我们，怎么去北巴斯克地区？让他给点吃的喝的，夹肉面包什么的。哦，小心，别把吃的装在托盘里、顶在头上送来，镇上肯定有穿便衣的狗腿子警察。我想，帕奇还会给你点钱，千万收好，给我们带来。”
格尔卡点点头。
“千万别回家告诉爸妈。有机会，我会给他们写信的。”
“也别去肉店。在街上碰到我家人，什么也别说，行吗？”
格尔卡都说行。哥哥又说：
“接下来这部分最麻烦。我们的自行车停在屋后，车棚底下，靠着墙。你去把锁打开，”他给他两把钥匙，“骑一辆过来，带上帕奇给我们的东西。你会知道哪辆是科尔多的，因为你没钥匙。我们俩吃点东西，你再去骑另一辆。我们想最晚四点走，能早一点更好。全靠你了。”
格尔卡下山，回到镇子，完成了各项任务，骑自行车返回，带来了一只信封，是阿拉诺酒馆的帕奇给的，不过，没有夹肉面包，没有喝的。信封里有给霍金和何塞·马利的一点吃饭钱。
格尔卡赶到采石场小屋时，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嚷嚷。”
霍金非要格尔卡去出租屋，替他拿双鞋来，他不想穿拖鞋去法国。再说，这样骑车也太扎眼。何塞·马利松了口，对弟弟说：
“给你门钥匙。要是旁边没人盯着，你就进去，给他拿双鞋，帮我把挂在门后的猎装外套拿来。”
“还有烟。”
“你要确保没有危险，我可不想因为我们，把你给抓了。”
过了一会儿，格尔卡骑来了第二辆自行车，说没进屋，在附近看见了可疑的人。全是瞎编的，他不想过分暴露。
何塞·马利说：
“好吧，没关系。”
霍金问：
“你穿几码？”
他跟格尔卡换鞋，理由是：
“反正你只要从这儿走回家。”
他们跟他拥抱／拍肩，告别。何塞·马利在弟弟的脸颊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你是个棒棒的小伙子，一直都是，我操他祖宗。”
临走前，格尔卡想起霍苏内的吩咐。
“你有没有话要对她说？”
何塞·马利已经骑上了车：
“让她过自己的日子去吧！”
两个朋友结伴离开。那年，格尔卡十六岁。他目送着他俩骑着自行车，往公路方向走。何塞·马利穿走了他的羊毛外套，霍金穿走了他的鞋。突然，格尔卡有种不祥的预感。
52．最大的愿望
“当年你怎么不告诉我？还以为你信任我呢！”
“当年我才十六岁，吓坏了。你瞧，没几天，警察来爸妈家里搜查，我真以为他们是冲我来的，不是冲何塞·马利。怎么说，他已经溜了。因为这事儿，我好多个晚上没睡着觉！”
“你也没告诉爸妈？”
“我谁也没告诉。”
阿兰洽态度严厉／表示理解，她责怪弟弟：有没有意识到，去找自行车时，已经做了恐怖分子学徒的帮凶？她觉得何塞·马利明知会把弟弟拖下水，还让他去阿拉诺酒馆联络，简直卑鄙（说话时，她面孔铁板，咬牙切齿，眼神像母老虎）。弟弟虽说还小，万一被国民警卫队抓了：
“人家一样会从头到脚好好修理你。”
阿兰洽的目光柔和下来。天真，你太天真了！好在这事已经久远。她笑容可掬地又给他倒了一杯咖啡。
“他俩骑车下山，往公路走时，我很纳闷：他们怎么那么开心？感觉很久不会再见。”
“想见霍金，可以去墓园。咱家那位，今天照片上了电视新闻，算见着了。这些年，你跟他有联系吗？”
“我跟他？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格尔卡承认：住在镇子里，很难游离于支持巴斯克独立的氛围外。他说：镇子太小，无处可逃。隔三差五就会有示威游行、纪念活动、暴力冲突。没人点名，可总有人盯着：谁来了，谁没来。
他跟姐姐说：自己有时也会去阿拉诺酒馆，要杯啤酒，待一刻钟，走人。那地方跟他气味不投，他不抽烟、不喝酒，坦白说，对体育也不感兴趣。谁都知道他爱读书，不爱出去玩，晚上不出门。正常情况下，要么在家，要么在镇图书馆。别人笑话他，叫他“书呆子”，其实打心眼里尊重他，因为他巴斯克语好。
他承认：还有个原因，因为他有人罩着。
“身为何塞·马利的弟弟，我很有面子。哥哥是埃塔的人，非常了不起！别人可以觉得我怪异、内向、不爱交流，但谁也不会怀疑我对政治的看法。”
“什么？你会对政治有看法？”
格尔卡噗哧一声笑了，这话说的！他自我辩护道：
“每五个月会有点看法，然后转眼就忘。”
说到这儿，他想起了那次冲突。跟谁？
“跟咱妈。一天下午，她进我房间，批评我，说哥哥在为巴斯克国做牺牲，镇上人都上街抗议去了，抗议什么我忘了，我却在家埋头看书。她还说：要是何塞·马利知道，非气死不可。”
“你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拿伞出门去游行，随便吼几嗓子。”
不满十七岁的格尔卡开始为自己打算，活得这么憋屈，只能换个环境（圣塞巴斯蒂安、毕尔巴鄂，出巴斯克地区也行）去念书。念大学是他最大的愿望，念巴斯克语言文学、心理学或类似方向，要么去巴黎、去伦敦，找个大学，随便念个专业。你能想象吗？这些，他一个字都没跟朋友说过。
“你跟我说过。”
“我开始找人咨询，第一个找的是爸爸。”
星期天下午，估计他在菜园。格尔卡下去找，发现胡利安正在捡树枝和树叶，打算生堆火。格尔卡不是不知道：这个戴着灰蓬蓬的贝雷帽、在铸造厂干了几十年、闲暇时爱干农活的男人，尽管挣钱养家，在儿子念书的问题上却拍不了板。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试探一下。
念书？胡利安觉得想法棒极了。他还做过白日梦：跟“老伙计”一样，培养出一个医生儿子。“老伙计”头脑灵光，能管理一家公司，有一衣橱的领带。格尔卡提醒他：念书涉及费用（学费、书本费，或许还有交通费、城里的学生公寓住宿费）。胡利安一开始，没往那儿想：
“哦，该死，那你要去问妈妈。”
米伦毫不犹豫，一口回绝。
“除非你去打工，自己挣学费。你爸挣的那点工资，只够过日子。咱们上哪儿弄钱去？就算勒紧裤腰带，也接济不了你多少。不管怎么说，念书的所有费用，肯定拿不出。”
紧接着，她开始抱怨来，抱怨去，哀叹来，哀叹去：什么何塞·马利人在法国啦，什么钱只够将将好用到月底啦。
“要是我去借呢？”
“跟谁借？”
“跟‘老伙计’借，你们以前关系很好。”
“你疯啦？可是现在都不讲话！”
她话锋一转，从抱怨加哀叹转到批评加控诉、鄙视加谴责，越说越来气，弄得格尔卡在家再也不提念书的事。
“于是，你跑来找我，对吗？可我发誓，当时我无能为力。我在鞋店当店员，挣不了几个钱。吉列和我决定结婚，每一分钱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我全都明白，没什么好遗憾的。甚至从现在起，两三年里，我能把念大学的钱挣出来，可我觉得那班车已经过去，赶不上了。我在毕尔巴鄂过得挺好，在电台工作，挣的钱虽然不多，但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可以写作。你瞧，我已经出了一本书，也许明年还会再出一本。有人邀请我去学校搞系列读书活动，给的钱不少，还挺多的。我在推广巴斯克语，过得还行。你呢？”
阿兰洽双手托着肚子：
“我过得也还行。不出意外的话，四个月后见分晓。”
“给我外甥起名了吗？”
“当然起了，叫雷斯特图托。”
“喂，说正经的。”
“恩迪卡或艾托尔，就想了这两个。你喜欢哪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