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只有一间教室这么大。一头是五、六张长凳，上面坐着警卫、监狱看守员、还有一些旁听的人——他们是党的主席团成员和一些特选 的官员。房间另一头的高背椅上坐着审判会的三个成员，面前放着一张未上油漆的橡木桌子。在他们头顶的天花板上用三根绳子吊着一颗用胶 合板做的红星。法庭的墙壁跟李玛斯的囚室一样，是刷了白粉桨的。
在桌子两边坐着两个人，他们的椅子稍微靠前一点，脸朝里，相互对坐着：一个是中年人，可能六十来岁，穿一件蓝上衣，打灰领带，这 种衣装是德国乡下人上教堂时穿的，另外那个人就是费德勒。
李玛斯坐在后面，一边一个警卫。他在旁听的人群中看到了蒙特。蒙特也被警察围着，浅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宽宽的肩膀上罩着人们熟悉 的灰色囚服。在李玛斯看来，费德勒穿着自己的衣裳而蒙特却穿着囚服，这奇特地表现出法庭的态度或者说是费德勒的影响。
李玛斯坐下没多久，坐在中间的审判会主席就摇铃了。铃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当他发现主席竟是一个妇女时，他身上一阵战栗。在这之前 没能发现是个妇女并不能怪他。她五十来岁，小眼睛，黑黑的，短头发剪得象个男人似的，穿着苏联妇女喜欢穿的那种深色工作服。她目光锐 利地把房间环视了一遍，向警卫点头示意把门关上，然后就直截了当地开始向法庭讲话。
“你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请记住，程序是秘密的。这个审判会是根据党主席团的意见召开的。我们只对主席团负责。我们将让 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证人来作证。”她向费德勒示意了一下，“费德勒同志，你就开始讲吧。”
费德勒站了起来。他朝着桌前微微点了一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角上用黑线穿着的文件来。
他安详而流畅地讲着，带着一种李玛斯从未见过的踌躇的神情。李玛斯认为他表演得很精彩，完全符合一个因要绞杀自己上司而深表遗憾 的角色。
“你们如果还不知道，那末你们应当先知道，”费德勒开始讲道，“在主席团收到我写的关于蒙特同志活动的报告的那一天，我跟叛逃者 李玛斯一同被捕了。我们俩都被监禁，我们俩都……在极度的压力之下被要求交代问题，说我提出的严重控告完全是针对一个忠诚同志的法西 斯阴谋。
“你们可以从我已经提出的报告中看出，我们是怎样注意到李玛斯的：我们自己找着了他，使他叛逃，最后把他带到了民主德国。没有能 比下述事实更能表明李玛斯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了：他仍然由于我下面要讲的理由而拒绝相信蒙特是一个英国情报员。因此，如果说李玛斯是打 进来的，那就太过份了。是我们自己采取的主动，李玛斯所提供的一部分但是有力的证据，只不过是三年来一连串迹象的最后证明而已。
“你们手里有关于本案的书面报告。我除了对你们已知的事实作些解释外，用不着再多讲了。
“蒙特同志的罪名是充当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特务。我可以提出其它的罪名——他把情报交给英国情报机关，把自己领导的部变成了一个 资产阶级国家不自觉的走卒，他蓄意掩护复仇主义的反党集团并接受了作为报偿的大量外国金钱。这些其它的罪行是从第一个罪行派生出来的 ，即汉斯，迪特·蒙特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特务。这样的罪行应当处以死刑。在我们的刑法中，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罪行了，没有比这更容 易使我国遭到巨大危险的了，也没有比这更需要我们党的组织提高警惕的了。”讲到这里他放下了文件。
“蒙特同志现年四十二岁。他是人民保卫部的副部长。尚未结婚。他一贯被认为是才能出众，不倦地为党的利益服务，为保卫党而大公无 私。
“让我向大家讲一讲他历史中的一些具体情况。他二十八岁时被我部吸收，随即受到例行的训练。在见习期满以后，他去斯堪的那维亚国 家——挪威、瑞典和芬兰——执行特别任务，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情报网，把反对法西斯煽动者的斗争搞到了敌人的营垒里去。他任务完成得很 好，没有理由怀疑他在那时已经不是部里的一个辛勤的工作人员了。但是同志们，大家不要忘记他跟斯堪的那维亚早期建立的联系。蒙特同志 在战后很快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在多年以后为他提供了去芬兰、挪威旅行的借口，他去那里的任务成为一种掩护，使他得以从外国银行里提取 成千的美元作为他叛卖行径的报酬。请不要弄错：蒙特同志未能逃脱历史的一般规律。促使他背叛的动机首先是怯懦，其次是软弱，再次是贪 婪，他的梦想是发大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种让他对金钱的欲望得到满足的精心策划的方法，使执法机关得以将他追查出来。”
费德勒停了下来，环顾四周，眼睛突然因充满热情而发亮。李玛斯看着他感到奇怪。
“让这个案件成为我国其它敌人的教训吧！”费德勒喊了起来，“他们的罪行见不得人，只好在深夜里偷偷地策划！”从房间尽头的一小 堆旁听者中发出了一阵捧场的低语声。
“他们想出卖人民的血，他们休想逃脱人民警惕的慧眼！”费德勒好象是在对一大群人，而不是只对这么几个聚拢在小房间里的官员和警 卫们讲话。
这时李玛斯意识到，费德勒并非在靠侥幸行事。审判会的作法，以及公诉人和证人，必须是在政治上毫无瑕疵的。费德勒当然明白这类案 件天生就有被控为诬告而反坐的危险，他是在保护自己的脊背。提出的攻击将会写在记录上，谁要想改口，谁就必须是一个胆识过人的人。
费德勒打开了放在面前桌上的档案夹。
“在一九五六年末，蒙特被派任驻伦敦的东德钢铁代表团成员，他还附带负有对德国移民团体采取反颠覆措施的任务。在工作中他遇到了 很大的危险——这是不容置疑的——也取得了可贵的成就。”
坐在中间桌子旁边的三个人吸引了李玛斯的注意力。在主席的左边是一个年纪较轻的人，长得黑黑的。他的眼睛似乎是半闭着。他的头发 又长又乱，皮肤带着禁欲主义者那种营养不良的灰暗颜色。他的手细长，不断摆弄着放在桌上的一堆文件的纸角。李玛斯猜想他是蒙特的人， 但是他说不出是根据什么这样猜想的。桌子另一头坐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秃顶，有着一副开朗可亲的面孔。在李玛斯看来此人象个窝囊废。 他猜想：如果蒙特的命运决定于他们之间的比分，那末年轻的会为他辩护，女的会谴责他，第三个人会因为意见分歧而感到不好办，从而同主 席站在一边。
费德勒又开始讲了。
“当他在伦敦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被别人招募了过去。我说过他冒过巨大的危险，这样做使他跟英国秘密警察发生了冲突，他们发出了 捉拿他的拘票。蒙特没有外交豁免权(北约成员国英国不承认我国的主权)，于是他就躲了起来。港口受到了监视，他的照片和特征说明撒遍了 英伦三岛。但是蒙特同志在躲了两天以后居然坐上出租汽车到了伦敦机场，然后坐上飞机飞到了柏林。你们会说‘真高明。’是这样。整个英 国警察机构都接到了通知，在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不断受到监视的情况下，蒙特同志在伦敦机场坐上了飞机，真是高明之至。同志们，事 后看来，也许你们会感到蒙特同志逃出英国是有点太高明了，太容易了，如果没有英国当局的默许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从房间后部又发 出一阵低语声，这与前次发出的声音比较就显得更加自然了。
“事实是这样的：蒙特同志被英国人抓了起来，在简短地审问了一般情况后，他们向他提出了老一套的去从之路：是在帝国主义监狱里被 多年关押，结束自己光明的前程，还是出乎意料地、戏剧性地回到本国，表现出自己不负所望。当然，英国人放他回来的条件是要他提供情报 ，而他们则会给他大笔金钱。于是蒙特就在胡萝卜在面前，大棒在背后的情况下被起用了。
“到了这个时候，蒙特在本职工作上的升迁就成为符合英国利益的事了。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蒙特在清除西方情报机关低级情报员方面 的成就，是不是出于他的帝国主义主子要牺性一些不值钱的合作者以提高蒙特的威信所致。我们不能证明这一点，但这从证据上可以推测出来 。
“从一九六〇年，这一年蒙特同志成为情报部的反间谍处的处长——从世界各地就都传来消息，说是在我们的行列里有一个身居高位的间 谍。大家都知道卡尔·里麦克是个间谍，我们以为清除了他就消灭了祸患。但是后来上述传言依然存在。
“一九六〇年末，有一个我们过去的合作者在黎巴嫩找到了一个跟英国情报机关有关系的英国人。此人向英国人表示——这一点我们很快 就了解到了——他过去曾给我们情报部的两个处工作过，可以提供关于这两个处的全部情况。这个建议报到伦敦之后被拒绝了。这真是奇怪。 这只能说明英国已经掌握了此人打算提供的情报，而且掌握着最现实的情况。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以惊人的速度损失着在国外的合作者。他们往往只派出去几个星期就被抓住了。有的时候敌人想用我们的情 报员转而对付我们，但并不经常如此。他们好象认为不值得这么干似的。
“后来——如果我记得不错，那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们走了好运，我们通过不便在此说明的途径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关于我情报部情况 的概要材料。情况是完整的，是准确的，而且新得令人吃惊。我把材料拿给蒙特看，这样做是必然的，因为他是我的上级。他对我讲，这事并 不奇怪，他手里已有一些线索，他要我别采取行动，以免影响侦调工作。我坦白地讲，在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种很模糊，也很可笑的想 法，就是认为蒙特本人向人家提供了这个情报。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迹象……
“用不着说，反谍处的处长是一个最不会被人怀疑的人。怀疑到他，这种想法是如此的令人震惊，如此不可思议地轰动，以致很少人会听 进去，更不要说讲出来了！我也要承认，我自己也犯有同样的过错，我也是极不愿意推理出这样一种看来纯属是幻想的结论。但是这种态度是 错误的。
“但是，同志们，最后的证据终于到了我们的手中。我建议立即传讯这个证人。”他转过身来，向后排望去。“把李玛斯带上来。”
李玛斯两边的警卫站了起来，他也从座位上站起，侧身走到房子中间不满两尺宽的走道上。一名警卫示意他应当面向桌子。费德勒站在离 他只有六尺远的地方。先由主席向他问话。
“证人，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阿历克·李玛斯。”
“你的年龄？”
“五十。”
“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但你是结过婚的。”
“我现在是单身。”
“你的职业是什么？”
“助理图书管理员。”
费德勒怒气冲冲地插了进来。“你过去是被英国情报机关雇用的，对不对？”他问道。
“对。直到一年以前。”
“审判员已经看到了关于审问你的情况报告。”费德勒接着说道，“我要你再次向他们讲一讲去年五月间同彼得·吉拉姆的那次谈话。”
“你是指谈到蒙特的那一次？”
“对。”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是在剑桥广场的总部里。我在走廊里碰上了彼得。我知道他参预了费南案件，就问他乔治·斯迈莱怎么样了。后来 我们谈到了迪特·弗雷，这个人死掉了，还谈到蒙特，他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彼得说他认为梅斯顿——这时候梅斯顿实际上在主管这个案子— —不愿意抓住蒙特。”
“你怎么解释这一点呢？”费德勒问道。
“据我了解梅斯顿把费南案件搞得一团糟。我想他不希望蒙特进了老贝利监狱之后，再把污泥又翻腾起来。”
“如果蒙特被捕，他会不会受到法律上的控告？”主席插话道。
“这要看是谁抓住了他。如果警察抓住了他，他们会报告内政部。在报告以后，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对他提出控告。”
“如果你们机关抓住了他呢？”费德勒问道。
“喔，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想他们要么在审讯完了拿他来交换一个关在这儿的自己人，要么给他一张车票。”
“这是什么意思？”
“把他弄掉。”
“清除掉他？”现在都是由费德勒来提问了，审判会的成员们不停地在面前的案卷上写着。
“我不知道他们将怎么办。这套把戏我从来没有参预过。”
“他们会不会想法子把他发展成自己的情报员？”
“会，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你怎么知道？”
“看在上帝面上吧，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跟你讲过了。我不是一头他妈的表演给人看的海豹！我是曾经在任四年的柏林指挥部的头头。如 果蒙特是我们的人，我肯定会知道。我没法不知道。”
“是这么回事。”
看来费德勒对这个回答挺满意，而也许认为审判会的其余部分并不令人满意。现在他把注意力又转向“滚石”行动。再次询问李玛斯关于 传递该案案卷的特别保密措施，寄给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的银行的信件以及李玛斯收到的那封回信。费德勒在向审判会成员讲话时发表了如 下见解：
“我们没有收到赫尔辛基的回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请让我扼要说明一下。李玛斯在六月十五号把钱存入了斯德哥尔摩的银行 。在你们面前的文件中有一份皇家斯堪的那维亚银行给罗伯特·朗的信件的副本。罗伯特·朗是李玛斯用来在哥本哈根银行开户的名字。从那 封信(在你们的档案里的顺序号是第十三)里你们可以看到这笔款子——一万美元——全部被这个账号的共同开户人在一个星期以后提走了。我 想，”费德勒一边往下说，一边点头指向端坐在前排的蒙特，“被告人也不会不承认他六月二十一号是在哥本哈根，名义上是为情报部从事秘 密工作。”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
“李玛斯去赫尔辛基——他第二次去存款——是在九月二十四号，”他提高了声调，转身直视着蒙特。“在十月三号蒙特秘密去了一次芬 兰——又是以给情报部办事的名义去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费德勒慢慢地转过身来，再一次对审判员们讲话。他用一种突然减弱并且带有威胁味的语气问道：“你们是不是会说， 这只不过是旁证？请让我再提醒你们一些事情。”他转向了李玛斯。
“证人，当你在柏林活动期间，你跟前统一社会党主席团秘书卡尔·里麦克有了联系。这种联系是什么性质的？”
“他在被蒙特的人打死以前一直是我的情报员。”
“不错。他是被蒙特的人打死的。他是在受审之前就被蒙特同志清除掉的几个间谍当中的一个。不过，在被蒙特的人打死之前，他是英国 情报机关的情报员吗？”
李玛斯点了点头。
“你是不是讲一讲里麦克跟你同叫主管的那个人见面的情况。”
“主管从伦敦到柏林来看卡尔。我想卡尔是我们最有成效的情报员，主管想同他见见面。”
费德勒插话道：“他也是最受信任的吧？”
“对，对。伦敦爱上了卡尔，他干什么也错不了。当主管来了之后，我就安排他到我的住处来，我们三人一起在那儿吃的饭。说实话我不 喜欢卡尔到那儿去，但是我不能跟主管讲。这很难解释，但是伦敦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脱离实际，我非常害怕他们找个什么借口就自己把卡尔 接管过去——他们是会干得出来的。”
“那么说你安排了你们三个人见面，”费德勒粗率地插话道，“后来怎么样了？”
“主管预先要求我让他能单独跟卡尔谈上一刻钟，所以这天晚上我假装说威士忌不够喝了，离开住处上德荣那里去了一次。在那里喝了两 杯酒之后，我借了一瓶就回来了。”
“你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徉了？”
“你指的是什么？”
“主管跟里麦克还在谈话吗？如果还在谈，那末谈些什么呢？”
“你们也已经听说那个叫做‘滚石’的案件，完全是在特别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听说了李玛斯模糊地了解一些彼得·吉拉姆领导的， 据说是专门关心我们共和国经济状况的那个科的情况——而这个科竟令人惊讶地列在‘滚石’案卷的传阅单上。请让我提醒诸位，这个彼得· 吉拉姆就是参预调查蒙特在英国活动的英国保安官员之一。”
那个年轻人举起了铅笔，睁大了他那双严肃、冷漠的眼睛望着费德勒，问道：“如果里麦克是蒙特手下的情报员，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把他 清除掉？”
“他没有别的办法。里麦克已经受到了怀疑。他的情妇胡乱吹牛暴露了他。蒙特下命令一见到里麦克就开枪，同时又放出话来让他逃跑， 这样就消除了自己被咬出来的危险。后来蒙特又暗杀了那个女人。
“我想谈一谈蒙特的手法。在他一九五九年回到德国以后，英国情报机关耍了一个放长线的把戏。蒙特是否真心想跟他们合作还有待证明 ，所以他们一面给他指示，一面等着，心甘情愿地给蒙特钱，期望收到最好的效果。那个时候蒙特还不是我们情报机关——也不是我们党里的 ——高级业务干部，但是他见到了不少事情，他就先把见到的事情作出报告。当然，那时他跟他主子的联系是没有别人帮忙的。我们应当假定 他是在西柏林接头的，当他出国去斯堪的那维亚或者到其它地方去的时候，他们跟他联系并且问他情况。开始的时候英国人一定非常警惕—— 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他们仔仔细细地把他报来的情报跟已经掌握的情况进行对照，因为他们怕他是双重间谍。后来他们逐渐发现这一回是挖到 金矿了。蒙特以他那闻名的、有条不紊的高效率从事着叛卖活动。起初——这是我的猜想，但是同志们，这是根据我干这种工作的长期经验以 及李玛斯提供的证据提出来的——在开头的几个月里，他们不敢建立任何把蒙特包括在内的情报网。他们让他单干，由他们自己向他提供后勤 服务，给他钱，给他指示，这些事情统统不让驻柏林的机构知道。他们在伦敦建立了一个由吉拉姆(因为蒙特是由此人在英国发展的)领导的小 小的秘密科室，它的职能除了极少数人外，甚至在英国情报机关里也没人了解。他们用一个叫‘滚石’的特别的制度来给蒙特送钱，他们当然 也极其谨慎地来对待他所提供的情报。因此，你们看，这就跟李玛斯总说他不了解蒙特是他们的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起来了。虽然，诸位在 下面将会看到，他不仅给蒙特送过钱，最后，实际上还把蒙特得到的情报从里麦克手里拿来转到了伦敦去。
“在一九五九年末，蒙特报告伦敦的主子们说他在主席团里找到了一个人，可以担任他跟他们之间的联系人。此人就是卡尔·里麦克。
“蒙特是怎么找到里麦克的？他怎么敢肯定里麦克会愿意合作，请不要忘了蒙特的特殊地位：他可以阅看所有的秘密档案，能侦听电话， 检查信件，实行监视，他有着进行审问的无可辩驳的权力，在他的面前展示着他们私生活的详尽情况。最重要的是，他能够用本来是保卫人民 的武器，”费德勒的声音因愤怒而发颤了，“转过来对付人民，一下子就让对他有怀疑的人再也说不了话了。”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理智，接着 说道：
“诸位可以见到伦敦是怎么办的。他们一方面继续对蒙特的身份严加保密，一方面怂恿发展里麦克，使蒙特和柏林组织之间建立了间接的 联系。这就是里麦克跟德荣和李玛斯联系的意义所在。这就指出了诸位应当如何来解释李玛斯提供的证据，应当如何来衡量蒙特的叛卖行径。 ”
他转过身来，直视蒙特，对着他叫喊道：“那儿就是破坏者，恐怖分子！那儿就是出卖人民利益的人！”
“我快要讲完了。只是再讲一点。蒙特有一个人民忠诚的和机警的保卫者的名声，他让能泄露他的秘密的人都去见了上帝。这样，他就是 在以人民的名义杀人，来掩盖自己的法西斯阴谋，并且在我们的情报机关里爬了上去。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可怕的罪行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做 了那么多事来保护被人怀疑的里麦克之后，他终于命令一见到里麦克就开枪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布置了暗杀里麦克情妇的原因。当你们向 党的主席团提出结论的时候，请不要对认定此人所犯下的野蛮罪行畏缩不前。对汉斯-迪特·蒙特来说，死已经是宽大的处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