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其实也和他一样心存疑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疑虑越来越重。开庭第一天，庭上的证人就是那六个一手把德雷福斯送上法庭的关键人物——贡斯、法布尔和达波维尔、亨利、格里贝兰和迪帕蒂。贡斯向法庭解释了德雷福斯有多轻易就可以接触到清单 中的那些机密文件；法布尔和达波维尔描述了德雷福斯在第四部门任职时的可疑行为；亨利证明了清单 确实是从德国大使馆传回的，没有经过人为篡改；格里贝兰根据盖内写的警方报告，把德雷福斯描绘成一个风流成性的赌徒——对此我深表怀疑。然而，迪帕蒂在法庭上坚持说，尽管德雷福斯长得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他其实就是个下等人、是个人渣，他整个人其实是被内心的“兽欲”所驱使的（听到这，德雷福斯只是摇摇头）。迪帕蒂还指出，被告在写下口述信的时候，有意地改变了自己的笔迹，为的就是掩饰自己原来的笔迹。但当德芒热拿出德雷福斯写的那封信的一份副本，请他指出这种篡改笔迹的行为是从哪里开始的时候，迪帕蒂却又指不出来。
总的来说，他们的表现并不是很有说服力。
庭审第一天，我汇报结束时，梅西埃问我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我支支吾吾地不敢说。“好了，少校，”他温和地说，“我想听听你对这事的想法。这才是我让你替我出席的原因。”
“呃，部长，我真实的想法是，真相就摆在眼前，可我们好像没法证明。我们已经证明了，毫无疑问，那个间谍可能是 德雷福斯；但我们还没证明那个间谍就是 他。”
听罢，梅西埃哼了一声，但没有再接着说什么。然而，第二天，就当我抵达法院大楼，准备听取第二轮的证词时，却意外地发现亨利在等着我。
他用一种质问的语气问道：“听说，你和部长说，我们的案子证据不足？”
“难道不是吗？”
“我不这么认为。”
“好了，亨利少校，别那么上火啦。一起吗？”我递给他一支烟，他勉强接了过去。我划了一根火柴，先帮他把烟点上，然后道：“确切地来说，我并没有说‘证据不足’。”
“我的天哪，”亨利说道，沮丧地叹了口气，从嘴里吐出一口烟，“你说得轻松，你不知道其中的内幕。你不知道我们手上还有多少证据来对付那个混蛋。我们手上甚至还有一封来自外国情报官员的信，信中指出他就是叛徒——你能相信吗？”
“那就在法庭上拿出来用。”
“那怎么行？那会泄露我们最机密的信息来源。那样造成的损失可是比德雷福斯造成的损失大多了。”
“可是听证会并没有公开？”
“别傻了，皮卡尔！就算没有公开，总有一天，法庭上的每一个字都会被人挖出来的。”
“好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亨利深深地吸了口烟。“如果，”他扫视了一下四周，确保周围没有人能听到他说的话后，问道，“我再在法庭上描述一下我们手上的另一些证据呢？”
“可是你已经给出证词了。”
“我不能被法庭召回吗？”
“理由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和莫雷尔上校谈谈，向他提一下这个建议？”
“我能给他什么理由？”
“我还没想好。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想出来的。”
“我亲爱的亨利，我来军事法庭是来旁听的，不应该干涉其中。”
“好吧。”亨利苦涩地说道。他吸了最后一口，然后把烟扔在石板地上，用靴尖碾灭了。“我自己来。”
那天上午，来自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法庭上上演了精彩的表演。他们一个接一个，当着德雷福斯，他们从前的同事的面，诋毁他。在他们的口中，德雷福斯是这样的——总是在他们的办公桌周围探头探脑，拒绝和他们称兄道弟，而且总是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有一个军官声称，德雷福斯说自己不在乎阿尔萨斯是否被德国占领，因为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人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国界的变化也毫不关心。从头到尾，德雷福斯的脸上都毫无表情。光看这点，可能人们都会以为他要么是聋了，要么就是故意对他们说的话充耳不闻。不过，他确实在认真地听着往日同事们的证词。因为他时不时地会举起手来，示意自己想要发言。在经过允许后，他会平静地用他那毫无感情的声音说：这则证词不属实，因为他当时并不在那个部门工作；那则证言不属实，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位作证的先生。他看起来对那些证人一点都不生气，就像个机器人一样。也有几个军官为他说了几句好话。我的老朋友梅西埃-米隆称他是一个“忠诚而勤恳的战士”；托坎纳上尉——他曾和德雷福斯是同学，两人一起上过我的地形学课——说他“不会犯罪”。
接着，下午一开庭，法官加莱少校就提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提请法庭注意。他严肃地说，据他所知，早在10月德雷福斯案开始调查之前，军队就已经在调查总参谋部里一个疑似的间谍了。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很遗憾法庭尚不知道此事，并建议此事应该马上得到处理。莫雷尔上校同意了，并要求书记员立刻召回亨利少校。几分钟后，亨利现身了。他还在匆忙地扣上自己的外套，看起来显然非常窘迫，仿佛是刚刚从酒吧里被人拖出来的一样。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此时的时间：2点35分。
德芒热本可以对召回亨利这一决定提出抗议。但一看亨利那样子——看起来对被召回不情不愿，光着脑袋站在法官面前，紧张地摆弄着自己的帽子——他一下子有了信心，他赌亨利肯定会说出对德雷福斯有利的证词。
“亨利少校，”莫雷尔严肃地说，“法庭收到消息，说你昨天的证词不够完整，你没有告诉我们你早些时候调查过总参谋部一个间谍的事。这是真的吗？”
亨利小声咕哝道：“是真的，庭长先生。”
“大声点，少校！我们听不见！”
“是的，是真的。”亨利大声回答道。他用带着挑衅和歉意的眼神扫视了一遍法官席。“我只是希望除了必要的信息之外，不要再泄露更多的机密。”
“那么，现在请你告诉我们真相。”
亨利叹了口气，用手捋捋头发。“好吧，”他说，“既然法庭坚持。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一个可敬的人——非常可敬的人——告诉我们，总参谋部内有个叛徒，正在向外国势力透露我们的机密。今年6月，这个人还亲自向我重复了这个警告，而这次，他说得更具体了。”亨利停顿了一下。
“请继续，少校。”
“他指出那个叛徒在第二部门，”亨利转向德雷福斯，指着他说，“叛徒就是他！”
这句指控直接让房间里炸开了锅。在这之前，德雷福斯还保持着他那超人的镇定。但这下，他跳了起来，对这平地惊雷般的指控表示抗议。他那苍白的脸都被气得发青了。“庭长先生，我要求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莫雷尔敲了敲小木槌，喊道：“被告坐下！”
德芒热抓住德雷福斯外套的后摆，试图把他拉回座位上坐下。“交给我吧，上尉。”我听见他低声这么说道，“你雇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德雷福斯这才不情不愿地坐下来。德芒热站起来，说道：“庭长先生，这只是听说的消息，怎么能拿来做证据呢？这简直是对司法的侮辱！辩方坚决要求法庭传召这位线人，以便与他当堂对质。否则，刚才证人所说的一切都将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亨利少校，至少您应该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姓名。”
亨利轻蔑地看着他说：“德芒热先生，看来你对情报工作一无所知！”他朝德芒热挥了挥帽子。“军人脑子里可能会有些连他肚子里的蛔虫都不能知道的秘密！”
听到这里，德雷福斯又跳了起来——“这太过分了！”——然后，莫雷尔再一次地要求大家肃静。
“亨利少校，”莫雷尔说道，“我们可以不再追问那人的姓名。但你能以你的名誉担保，你刚刚话里提到的那个叛国的军官，就是德雷福斯上尉吗？”
亨利慢慢地伸出自己那根又粗又短的食指，指着法官头顶上挂着的那幅基督像，像牧师一样，狂热地大声说道：“我发誓！”
那天晚上，我在汇报中向梅西埃描述了这场交锋。
他说：“你描述得非常戏剧化。”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亨利少校离开军队的话，法兰西剧院肯定会马上把他纳入麾下。”
“但他的证词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
“就视觉效果来说，确实是一流的。至于在法律上是否有分量，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梅西埃深深地坐在椅子里，两掌相对，手指尖对在一起。他沉思了一会，问道：“明天的证人都有谁？”
“早上是笔迹鉴定专家，贝蒂荣；下午就是辩方的证人了，他们将为德雷福斯的良好品格作证。”
“都有谁？”
“都是他们一家的朋友——有一个商人、一个医生，还有巴黎的首席拉比……”
“哦，我的老天爷！”梅西埃哀号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点情感。“多么荒谬啊！德国人会同意这样的闹剧吗？要是德皇的话，他二话不说就会把军队里的叛徒给毙了！”他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走到壁炉前。“这就是我们1870年时战败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如他们果断 ！”他拿起拨火棍，狠狠地捅着壁炉里的煤块，使得壁炉里不断迸出橙色的火星。我不知该怎么接话，于是只好沉默着。我承认，我对部长现在的处境有点同情。他正深陷于一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之中，却没法使用自己最有力的武器。过了一会，他仍盯着火焰，平静地说道：“桑德尔上校整理了一份在军事法庭上用的文件。我和布瓦代弗尔都看过了。这份文件强有力地证明了德雷福斯犯下的罪行有多严重。你觉得，我应该拿这份文件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把它拿给法官们看。”
“不行——那样的话，德雷福斯也会看到的。也许我们可以把文件私下拿给法官们看，这样他们就能知道德雷福斯是多么罪不可恕了。”
“我可以去做这事。”
他扭头看了我一眼：“即便这违反了所有的法律程序？”
“我只能说，如果您不这么做，德雷福斯有可能会被无罪释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会有人说是您的失职。”
我只是顺着他的意思说而已。我是否赞同，并不会影响到结果。他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的。直到我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都还在拨弄着炉火。
第三天早上，贝蒂荣在法庭上给出了他的证词。他带着各种各样的图表和笔迹样本来到了法庭，并将其分发给法官、被告和原告。接着，他架起一个画架，上面架着一张复杂的、带有箭头的图表。“两个笔迹鉴定专家坚信，”他说，“就是德雷福斯写了清单 。而另外两位专家却指出了两种笔迹之间的差异，并得出结论，清单 不是德雷福斯写的。现在，庭长先生，将由我来调和这两种不同的意见。”
他穿着一身黑，毛发旺盛，又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踱来踱去，活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猩猩。他的语速很快，时不时地用手在图表上比画一下。
“先生们，如你们所见，图上的清单 已经被我用横线和竖线分成了一个个边长五毫米的小方块。那么，我们从中能发现什么呢？纸上出现过两次的词——演习、修改、收集、抄写 ——都写在我画的这些小格子里一模一样的位置上，误差不超过一毫米。这种情况，在一个单词上发生的概率是五分之一；但在每个单词上同时发生的概率，是万分之十六；而在所有我分析过的单词上发生的概率，仅为一亿分之一！结论为，这不是一份自然书写成的文件，清单 是人为伪造的。
“那么，问题是，谁伪造的？又是为了什么？让我们再来看看清单 中这两个重复出现过的多音节词——演习、修改 。把两个词重叠起来看，就能看出这两个词开始的位置是相同的，但结尾的位置却不同。然而，只要将最先出现的那个词往右移动一又四分之一毫米，就会发现它们的结尾也重合了。先生们，陆军部提供给我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手稿也具有相同的特点！至于犯人的笔迹与清单 笔迹之间的区别，最明显的就是‘o’和‘ss’的写法了。大家可以想象到，当我拿到犯人的妻子和兄弟的信件时，我是多么震惊！边长五毫米的网格、十二点五厘米的样本和一又四分之一毫米的重合！你总是能发现那些特点——总是——总是！最终的结论是，德雷福斯用模仿自己家人笔迹的方式，伪装了自己的笔迹，以躲避侦查！”
德雷福斯打断他，说道：“所以，清单 是我写的，因为上面的笔迹既像我的笔迹，又不像我的笔迹？”
“没错！”
“那我真是百口莫辩了。”
这话说得很巧妙，我差点就笑了出来。不过，虽然在我和德雷福斯眼中，贝蒂荣就像个江湖骗子，但我还是能看得出，他给法官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军人，都喜欢用事实说话，喜欢图表、表格和像“网格”这样专业的词。一亿分之一！他们可以抓住这个数据不放。
中午休庭的时候，迪帕蒂在走廊里找到我。他搓着手，说道：“我从几位法官那里听说，贝蒂荣今天早上表现得很好。我坚信，德雷福斯就是我们要抓的人。你准备跟部长怎么说？”
“我会说，贝蒂荣听起来像是精神错乱了。我还会说，我还是认为德雷福斯被定罪的概率并不是太乐观。”
“我早就从部长那里听说，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当然了，作为一个局外人，动动嘴皮子还不容易嘛。”他把自己胳膊下夹着的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递给我，说道，“这是梅西埃将军让我给你的。”
信封不重，我估摸着里面大概只装有十几张纸。信封的右上角用蓝色铅笔写着一个大大的“D”。
我问：“给我做什么的？”
“他让你在今天之内把这交给庭长，尽量不要引人注意。”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不用知道。只要交到他手上就行，皮卡尔，就这么简单。还有，别总是那么悲观。”
我带着信封去参加了下午的庭审。我不知道把信封放在哪里合适，放在椅子下面？椅子旁边？最后，当被告方的证人开始被传唤上庭时，我尴尬地把它放在了自己的腿上。被告方出庭的证人有几名军官、一位实业家、一位内科医生、一名律师，巴黎的首席拉比也穿着自己的希伯来袍出庭了。可能是因为受到痔疮的困扰，莫雷尔上校在问这些人话时非常尖刻，特别是在那位拉比出庭的时候。
“姓名？”
“德雷富斯……”
“德雷福斯？你是被告的亲属吗？”
“不，不是同一个姓氏。我这个‘德雷富斯’是‘富裕’的‘富’。我是巴黎的首席拉比。”
“非常好。你对这个案子了解多少？”
“一点都不了解。但我认识被告一家很久了，我认为他们一家都是诚实的人……”
在听取他的证词时，莫雷尔一直看起来坐立不安的。“谢谢，证人可以退席了。以上就是本案的所有证词。明天我们会发表结案陈词。休庭。把犯人带回牢房。”
德雷福斯拿起帽子，站起来，敬了个礼，然后就被人押送出房间。我一直在旁边等着。直到法官们开始一个个走下讲台时，我才走到莫雷尔身边。“打扰一下，上校，”我低声说道，“陆军部长要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莫雷尔暴躁地看了我一眼。他身材矮小，驼着背，面色青灰。他回答道：“没错，少校，我就在等着这东西呢。”他接过信封，把它塞进自己手里的那一叠材料里，然后二话没说就继续往前走了。当我转过身目送他离开时，发现德芒热正皱着眉头，噘着嘴，打量着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马上就要过来跟我吵架了。我把笔记本放回口袋，朝他点点头，然后就径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当我后来向梅西埃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说道：“我相信，我们这么做是对的。”
“最后的结果由法官们来决定，”我应和道，“您能做的就是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他们。”
“我想你也应该清楚，除了我们这些人，这件事你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还以为他准备好要告诉我那个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了。但他什么都没说，捡起笔，又低头处理起文件来。我临走时，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记得跟布瓦代弗尔将军说一句，我已经按照我们商量好的那么做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抵达舍尔什米蒂街的时候，已经有一小群人聚集在那了。法院门口有加派的警察把守着大门，以免人多发生意外。法院里，记者的数量比平时翻了一番——其中一个记者告诉我，法院答应过他们，庭审最后一天可以允许他们来听审判结果。我挤过人群，走上了楼。
九点，最后一天的庭审开始了。每位法官都被分发到了一个放大镜、一张清单 的照片和一份德雷福斯的笔迹样本。检察官布里塞代表控方做了一番冗长的发言。“用你们的放大镜看，”他这样指示法官们道，“很明显，这就是德雷福斯写的。”中午的时候，法庭休庭了。下午开庭时，法院里的一位侍者打开了煤气灯。在渐渐浓重的暮色中，德芒热开始总结辩方观点。“证据在哪？”他质问道，“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我的当事人与此案件有关。”然后，莫雷尔请德雷福斯做一下简短的声明。德雷福斯目视着前方，说道：“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法国人，是一个阿尔萨斯人——我不是叛徒。”他就说了这么多。接着，德雷福斯就被带到法院大楼的另一个地方等待判决。
法官们一退庭，我就走到院子里透透气，法庭上的气氛实在是太沉闷了。那时候已经快晚上六点，天气冷得要命。在昏暗的煤气灯光下，有一连巴黎驻军派来的士兵。这时，法院朝向街上的大门已经关上，法院大楼感觉就像是一座被包围的堡垒。我都能听到高高的围墙外，人群在黑暗中窃窃私语。我抽了一支烟，听到一个记者说：“你注意到了吗？德雷福斯下楼的时候总是踏空。可怜的家伙，他都已经晕头转向了。”另一个记者说：“希望能快点完事，赶上初版。”“哦，这你不用担心，肯定用不了多久——他们都急着吃饭呢。”
晚上六点半，法官助理宣布，法庭的大门已经重新打开了。外面的人一下子全部涌了进来，抢占位置。我跟着记者们爬上了楼梯。贡斯、亨利、迪帕蒂和格里贝兰在门旁站成一排，每个人都紧张到脸比墙还白。我们向对方点头示意，但没有说话。我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最后一次拿出笔记本。快一百个人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却几乎没发出什么声音。这种寂静就像是水压一样——挤压着我的肺部和耳膜，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急切地想让这一切快点结束。七点钟，走廊里传来了一声口号——“托枪！举枪！”——接着，就是一阵靴子重重地踏在地上的声音。莫雷尔领着法官们鱼贯而入。
“全体起立！”
书记员瓦勒加勒宣读判决结果。“以法国人民的名义，”他说道，七名法官在这时也一同抬手敬礼，“巴黎军事政府的第一个永久军事法庭，在媒体的见证下，公开宣判如下……”当他说出“有罪”这个词的时候，法庭后方传来了一声喝彩——“祖国万岁！ ”然后，记者们就忙不迭地从法庭里跑出去，回报社写新闻去了。
莫雷尔说：“德芒热先生，您可以去通知犯人审判结果了。”
但德芒热一动不动。他只是坐在那，用双手抱着头——他哭了。
有一阵怪声若有若无地从外面飘进来，一种奇怪的啪啪声和嚎叫声。起初我还以为外面刮风下雨了。过了一会，我才意识到这是街上的人们得知判决结果后发出的掌声和欢呼声。“打倒犹太人！”“处死这个犹太叛徒！”
“皮卡尔少校参见陆军部长……”
经过哨兵。穿过院子。走进大厅。爬上楼梯。
梅西埃正穿着全套军装，站在自己办公室的中间。他的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和奖章。他那来自英国的妻子正站在他身边，两人看上去都非常小巧玲珑，就像是历史名画里的两个模特一样。
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这大冷天里出了一身汗。“有罪，”我结结巴巴地说，“终身监禁，严加看守。”
梅西埃夫人立马用手捂住胸口。“可怜的人。”她说道。
部长朝我眨了眨眼睛，只说了一句：“谢谢你来告诉我。”
布瓦代弗尔也在这里，和梅西埃一样，他同样穿着制服，正准备动身去爱丽舍宫参加国宴。听到这个消息，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这下，我至少可以安心吃饭了。”
汇报完，我急急忙忙地跑出来，在圣多米尼克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晚上八点半，我就到达了达尔古剧院，在布兰琪·德·科曼日身边坐了下来。我环顾四周，找着德彪西，但看不见他。指挥家轻轻地敲了敲指挥棒，笛手就把乐器举到唇边。开头的几个小节悠扬而又哀伤——有些人说，现代音乐就此诞生——让我把德雷福斯全部抛到了脑后。
[1] 即查尔斯·迪帕蒂·德·克拉姆（1895～1948），后来成了维希法国犹太事务的总负责人。——作者注
12 D文件
我特意等到快要下班时，才走上楼去找格里贝兰。看到我又站在他办公室门口，他看起来吃了一惊——毕竟，两天内，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了。他摇摇晃晃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上校？”
“晚上好，格里贝兰。请你帮我取一下德雷福斯案的那份机密文件，我想看看。”
是我的心理作用吗？格里贝兰和劳特一样，眼中也闪过一丝惊慌。他回答道：“很遗憾，我手上没有那个文件，上校。”
“这样啊，那肯定是在亨利少校那里。”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要接管这个部门的时候，桑德尔上校告诉过我，如果我对德雷福斯案的文件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去咨询亨利。所以，我觉得那份文件应该在亨利那里。”
“呃，那应该是了，既然桑德尔上校 这么说……”格里贝兰的声音逐渐小了下去。过了一会，他又满怀希望地加上一句：“我在想，上校——考虑到亨利请假了——我在想，等他回来再问这件事不是更好吗……”
“绝对不行。他几周内肯定没法回来，但我现在就要看。”我走了几步，停下来，等着他跟上来。“跟我来，格里贝兰先生。”我朝他伸出胳膊，招了招手，“我知道你肯定有他办公室的钥匙。”
我感觉到他想对我撒谎，但撒谎就意味着拒绝服从上级的直接命令。格里贝兰不像亨利，天生就没有做出这种出格行为的勇气。他答道：“呃，我找找看……”他打开桌子右手边最底层上了锁的抽屉，取出一串钥匙。然后，我们俩一起下了楼。
亨利的办公室临着学院街。这个房间不通风，下水道的臭味闻起来似乎更熏人了。一只肥大的苍蝇正疯狂地撞着肮脏的窗户，想要逃出去。房间里摆放的家具——办公桌、椅子、保险柜、文件柜和棕色的方形地毯都是陆军部统一配备的。私人物品很少，桌子上摆着一个狗头形状的木制烟草罐；窗台上摆放着一只看得出来经过精心制作却还是很丑的，像是德国军队里会用的那种啤酒杯；还有一张亨利和穿着军装的第2轻步兵团的同志们在河内的合影——那时，我俩都在河内，或许还见过面，但我已经不记得了。格里贝兰蹲下来，打开保险柜。他在保险柜里翻来翻去，找到要找的东西后又锁上了保险柜。然后，伴随着他的膝盖发出的一声树枝被折断般的咔哒声，他站起身来，说道：“给您，上校。”
格里贝兰递给我的信封的一角上写着“D”，似乎就是二十个月前我交给军事法庭庭长的那个信封。唯一与那时不同的是，信封的封口被打开了。我用手掂了掂重量——我记得迪帕蒂当初把它交给我的时候，我还纳闷怎么这么轻呢——重量没错。“就这些吗？”
“就这些。您用完以后可以告诉我一声，我可以再把它锁起来。”
“你别操心了，现在这东西归我管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我把信封放在桌子上，静静地看着它，思考着。这个如此重要的东西，外表却这么平平无奇，真是奇怪。我问自己，我真的要这么做吗？人一旦读过某个东西，就不可能再将它从脑海中抹去了。这么做会产生一些可能无法想象的后果，或是法律上的，或是道德上的。
我打开信封，把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总共有五份文件。
我从一份亨利的手写证词看起。这是他在军事法庭上说出的那番极具戏剧性的证词的文字版：
先生们：
1893年6月，反间谍处收到一份由德国武官冯·施瓦茨科彭写的便笺。便笺中写道，他从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收到了图勒、兰斯、朗格勒、讷沙托四地防御工事的计划。
1894年1月，另一张我们截获的字条里写道，他已经付给这个线人600法郎，就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阿尔贝维尔、布里昂松、梅济耶尔的防御工事计划和摩泽尔河、默尔特河两侧新建的堤坝的信息。
两个月后，也就是1894年3月，一位总安全局的特工，弗朗索瓦·盖内，作为我们的代表，会见了西班牙武官瓦尔·卡洛斯侯爵——他是反间谍处安插在西班牙军队里的一个间谍。侯爵向盖内先生特别强调道，总参谋部内有一个德国人安插的间谍。他的原话是：“请替我转告亨利少校（然后他可能会转告上校），你们需要加强对陆军部的监视。因为上次我跟德国武官谈话的时候，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在总参谋部中有一个军官是他们的线人，已经向他们提供了很多高度机密的信息。找到他，盖内：如果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肯定就告诉你了！”
后来，在1894年6月，我亲自见到了瓦尔·卡洛斯侯爵。他告诉我，在总参谋部第二部门工作，或至少是于3月到4月在第二部门工作的一位法国军官，向德国和意大利的武官提供了机密信息。我向他询问那个军官的姓名，但他也不知道。他说：“我所说的都是真的，但我不知道那个军官的名字。”我把这次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桑德尔上校。于是，他命令加强对陆军部内部的监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准确地说，是在9月25日，我们拿到了构成德雷福斯案基础的那份清单。
（签名）
亨利·于贝尔-约瑟夫（少校）
接下来的三份文件是从施瓦茨科彭的废纸篓里找到的，都是用胶带粘起来的原件。这里面可能就有亨利证词中提到的那些原始情报。第一份文件是由施瓦茨科彭亲手用德语写成的，似乎是一份便笺的草稿，要么是供自己备忘，要么就是要交给他在柏林的上司。这些文字是那个间谍第一次找上他后，他草草记下的。这张纸曾被撕成极细小的碎片，现在虽然被拼接粘到一起，一段段话之间还是留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空白：
怀疑……证据……我和一个法国军官……这对我来说太危险了……不能亲自去谈判……带来他手上的东西……绝对的……情报局……没有关系……团里……唯一的重点是……离开陆军部……已经在其他地方了……
第二份文件也是被重新拼接起来的，是意大利武官亚历山德罗·帕尼扎尔迪少校写给施瓦茨科彭的一封信。信是用法语写成的，日期是1894年1月。信是这样开始的——我亲爱的小同性恋：
我又给达维农上校写了封信。因此，如果你有机会向你的朋友提一提这个问题的话，我必须要求你小心一点，不能让达维农知道……因为我们俩有交往这件事，不能被别人发现。
再见了，我可爱的小狗。
你的A
达维农是第二部门的副主管，负责联络各国的武官，邀请他们参加演习、招待会、讲座等活动。我很了解他。正如人们所说，他的正直无可非议。
第三份文件是一张施瓦茨科彭写给帕尼扎尔迪的便笺。
P 16.4.94
我亲爱的朋友：
离开前没有再见你一面，我真的很遗憾。但反正我八天后就回来了。在此附上十二份尼斯的总图纸，是那个畜生D给我的，让我把这些给你。我告诉他，你不打算跟他复合。他声称其中有误会，如果能够复合的话，他肯定会尽他所能地补偿你。他说，真心希望你不要拿这件事去搞他。我说他疯了，我说我不认为你会和他复合。你自己处理吧，你开心就好！我赶时间呢。
亚历山德琳
别纵欲过度！！！
最后一份文件也是手写的，是对德雷福斯间谍生涯的总体评述，上面有迪帕蒂的签名。这份评述试图将各种各样的证据拼凑成一个连贯的故事：
1890年，德雷福斯上尉三十岁，正在布尔热的中央炮兵军事学院学习时，从学院窃取了一份描述如何把麦宁炸药填充进炮弹壳的文件。自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德国间谍生涯。
1893年下半年，作为总参谋部的实习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被派到了总参谋部的第一部门。在那里，他可以轻易地打开保险箱，拿到里面各地防御工事的蓝图，其中就包括尼斯的。他在实习的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可疑。调查证实，在办公室疏于看守的情况下，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窃取到这些资料。后来，这些文件被他交给了德国大使馆，再后来，又到了那个意大利武官手上（见附件：“那个畜生D”）。
1894年初，德雷福斯被调往第二部门。同年3月，盖内先生提出警告，让总参谋部小心内部的一个德国间谍（见附件，亨利少校的报告）……
这就是信封里的最后一份文件了。我拿起信封，再抖了抖，确认自己没有漏掉什么。就这样？我感觉很扫兴，甚至有点儿恼怒。我上当了。所谓的“秘密文件”，不过是一些事实和扰人耳目的暗示。没有任何证据或证词，能直接证明德雷福斯就是那个间谍。看起来最接近的证据，居然就是一句“那个畜生D” [1] 。
我重新读了一遍迪帕蒂写的这篇七拼八凑、轻描淡写且不合逻辑的总结。这真的说得通吗？我知道第一部门办公室的布局，也知道他们的办事程序。对德雷福斯来说，偷偷地带出去这么大的建筑图纸，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成功了，图纸的失踪也会立即引起部门里其他人的注意。但是，据我所知，从来都没有人反映过文件被盗的情况。所以，德雷福斯肯定是复制了这些文件，然后把复制件带走了——迪帕蒂是这个意思吗？但就算如此，他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复印那么多文件，又是怎么把原件偷偷地送回保险柜里的呢？而且，日期也对不上。德雷福斯是在1893年7月才进入第一部门的。但据亨利说，那年6月，施瓦茨科彭手上就已经有一些从总参谋部里窃取来的图纸了。此外，施瓦茨科彭曾用“疯狂”一词形容D某——这显然与德雷福斯一丝不苟的形象十分不符。更别说用“畜生”来形容他了。
我把文件锁进了保险柜。
回家之前，我给陆军部打了个电话，想约个时间去见布瓦代弗尔。值班的勤务兵是加布里埃尔·波芬·德·圣莫雷尔少校，他告诉我总参谋长现在不在，要下周二才会回来。“可以告诉我是关于什么事吗？我转告他。”
“还是不了。”
“机密？”
“机密。”
“我懂了。”他把我的会面安排到了十点。“对了，”他问，“你有没有跟进老福柯的那件事？关于德国间谍的？”
“有的，谢谢你。”
“没有情况吗？”
“没有情况。”
周六，我在办公室里花一整天写了一篇给布瓦代弗尔的报告——《关于第74步兵团艾斯特哈齐少校情况的报告》。我小心翼翼地起稿，但还是写毁了好几个开头。我谨慎地措辞，从我们发现小蓝 说起，说到我们调查艾斯特哈齐的可疑之处，说到库尔告诉我们，那些德国人（我用最常见的代号“X国”来代称德国）在法国军队内部还安插了一个间谍，再说到清单 和艾斯特哈齐的笔迹有多相似（就算是外行也能一眼看出来 ）。写了密密麻麻的四页后，我终于开始总结了：
以上列举的事实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以及进一步的调查。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审问艾斯特哈齐少校本人，询问他与X国大使馆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他复制的文件又被他用在了哪里。但是，此次抓捕行动，在准备阶段必须严格保密，以免打草惊蛇。要信念坚定，同时小心谨慎。因为艾斯特哈齐少校正是以大胆和狡诈出名。
我把笔记和不要的草稿都扔进壁炉里，然后把写好的报告锁进保险柜里，和秘密文件放在一起。委托内部人员转交的风险太大了，我要亲自把这份报告交到总参谋长手上。
第二天早上，我坐火车去阿弗雷城，应邀来到我的表亲加斯特一家的家中，参加周日午宴。有着红色屋顶的荆棘庄园（La Ronce）端庄地坐落在通往凡尔赛的大道旁。天气宜人。让娜筹备了一场野餐——鸭肉酱、火焰薄饼、特色泡菜配芒斯特奶酪——都是阿尔萨斯特色菜，让人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在故乡的田园时光。这一切都很完美，但反间谍处发生的一切仍徘徊在我心头。在我那些神采奕奕、有着健康的小麦色肌肤的朋友中，我独自焦躁不安、脸色苍白。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心事表现出来。埃德蒙从马厩里推来一辆旧婴儿车，往里面装上柳条篮、毯子和酒，然后推着它沿小路走去野餐地点。我们排成一排，跟在他身后。
我留意着波利娜有没有出现，还装作随意地问了问我姐姐，她知不知道波利娜今天会不会来。安娜告诉我，波利娜已经决定和菲利普还有女儿们在比亚里茨多待一个星期。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我的脸色，对我说：“看起来，你需要给自己放个假。”
“我没事。总之，我最近是不能休息的。”
“但是，乔治，你必须给自己争取 一点时间休息！”
“是的，我知道。我会找时间休息的，我保证。”
“如果你有妻子，有自己的家庭，下班之后有家可回的话，你才不会这么拼命工作呢。”
“哦，我的天哪，”我笑着说，“你又来了！”我点上一支烟，想借此终止这次谈话。
我们走出了沙路，向树林里走去。突然，安娜说道：“真令人难过。你知道波利娜永远都不会离开菲利普的吧？因为孩子们？”
我看向她，大吃一惊。“你说什么？”看见她凝视我的目光，我意识到自己不用再装了。她总是能看穿我的伪装。“我以为你不知道。”
“哦，乔治。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好多年了！”
大家！好多年了！ 我感到一阵刺痛。
“那，”我喃喃道，“你为什么认为，我会想 让她离开他？”
“不，”她赞同道，“不，你确实不想。这才是 最令人悲伤的地方。”
她径直走到我前面去了。
在一条溪底铺满石头的小溪旁，我们在斜坡上找了一块空地，铺开了毯子。据我观察，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都喜欢树林。毕竟，树都是一样的。置身于树林中，我们还能想象自己仍在故乡，在诺伊多夫的树林里采蘑菇和捉昆虫。孩子们拿着一瓶瓶葡萄酒和柠檬水，从斜坡上滑下去，把瓶子放在水里降温，又在泥地里激起水花。天气很热，我脱下帽子和外套。有人说了一句：“看哪！上校脱下衣服，要大展身手啦！”我笑了，开玩笑地敬了个礼。我调到现在这个岗位上都已经一年多了，还是没有人知道我究竟是做什么的。
吃午饭的时候，埃德蒙谈起了即将到来的沙皇访问。他的观点非常激进。“这真是大错特错，”他说，“那个专制的暴君，甚至会把所有和他有不同观点的人都关起来。我们民主共和国怎么能邀请这么一个人来访问呢！这可不是法兰西存在的意义！”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抗衡德国的盟友，”我指出，“法兰西可能都不会存在了。”
“没错。但是，如果和德国人打起来的是俄国人 ，我们 反而被卷进去了呢？”
“我只能说，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唉，虽然我不应该打破你这种美好的幻想，但我还是得说，事实往往与计划不同。”
让娜说：“好了，埃德！乔治好不容易在周末出来放松一下，你还要给他上课吗！”
“好吧，好吧，”埃德蒙咕哝道，“不过，你可以告诉你们的将军布瓦代弗尔，我觉得，既然是联盟，那就不应该只有一方有所付出。”
“我相信总参谋长会从阿弗雷城市长的战略讲座中获益匪浅的。”
大家都笑了，包括埃德蒙本人。“说得好啊，上校。”他说着，又给我倒了些酒。
吃完饭后，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捉迷藏。轮到我藏的时候，我往树林深处走了一百步，四处寻找着，直到找到一个完美的藏匿地点——一棵倒下的树后有一个小洞。我就在那里躺下，用枯叶和枯枝盖住自己的身体，我在军事学院里教地形学的时候就是这么教学生的。如果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把自己藏起来，他能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一点真的很令人惊讶。父亲死后的那年夏天，我经常这样躺在森林里，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没有找到我，觉得无聊，就走了。很快，我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耳边只有森林中鸽子“咕咕”的叫声，鼻内只有肥沃干燥的土地发出的芳香，身上只能感受到紧贴在我脖子上的柔软的青苔。我就这样享受了十分钟独处的时光，然后我拍掉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微笑着去和大家会合。他们已经收拾好野餐的东西准备往回走了，就等着我呢。
我说：“看，士兵就是这么把自己藏起来的！你们想学吗？”
他们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
安娜不耐烦地道：“你到底跑哪去了？”
一个孩子哭了起来。
[1] 德雷福斯的姓氏首字母即为D。
13 面见长官们
9月1日，星期二。上午十点整，我带着公文包，来到布瓦代弗尔将军的办公室外。
波芬·德·圣莫雷尔说：“上校，你可以直接进去。他正在等你呢。”
“谢谢。请保证不要有人来打扰我们，好吗？”
我推门走进去，发现布瓦代弗尔正趴在会议桌上，研究一幅巴黎地图，还一边做着标注。看到我向他敬礼，他微笑着挥挥手，然后就又把注意力放回了地图上。“不好意思，皮卡尔，你能稍等一下吗？我马上就好。”
我关上身后的门。布瓦代弗尔正在地图上把沙皇参观仪式的路线用红色蜡笔描出来。沙皇与皇后在参观过程中将途经朗尼拉花园、布洛涅森林、香榭丽舍大街和协和广场。出于安全考虑，这都是一些空旷的地方，且附近的房屋都被树木遮挡着，距离街道很远。但就算如此，那些房屋里的入住者也一个不落地接受了背景调查。总参谋部还询问了反间谍处的看法。因为这件事，格里贝兰最近一直忙着整理部内非法裔人员和潜在间谍的名单。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迫切地想要与俄国结盟。万一在这个节骨眼上，沙皇在法国境内遇刺，那肯定是一场灾难。而且，布瓦代弗尔的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十五年前，他的祖父就是被一群社会主义者炸死的；而仅在两年前，我们自己的总统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捅死了。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