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代弗尔用手指轻敲着地图，说道：“最让我担心的，就是最开始的从朗尼拉火车站到王妃门的这段路。第一部门告诉我，仅仅是要让人群保持安全距离，就需要包括骑兵在内的三万两千名士兵。”
“我们只能希望德国人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从东边攻打我们。”
“确实。”布瓦代弗尔终于停下了手中的笔，从我进入办公室开始，他第一次认真地看向我，“上校，所以你要和我谈些什么？请坐。”他坐下来，示意我坐在他对面。“是关于沙皇访问的事吗？”
“不，将军。是关于您从维希回来那天，我们在车上讨论的那件事——那个疑似是间谍的艾斯特哈齐。”
他停顿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啊，是的，我记起来了。这件事怎么了？”
“能不能给我腾点地方……”
“当然。”
我把桌上的地图卷了起来。布瓦代弗尔拿出他的银色鼻烟壶，捏了一把放在自己的手背上，快速地吸了两口烟，一个鼻孔一下。接着，他看着我打开公文包，取出我汇报所需要的材料——小蓝 ，艾斯特哈齐申请把自己调到总参谋部的信，艾斯特哈齐在德国大使馆外被拍到的照片，德雷福斯的秘密档案，以及我写的四页报告。看着这些材料一份一份地被拿出来，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惊讶。“我的老天爷啊，我亲爱的皮卡尔，”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你都干了 些什么？”
“将军，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马上告诉您。”
布瓦代弗尔颤抖了一下，依依不舍地看了那张被卷起来的地图一眼——显然，他不想处理眼前这件棘手的事。“那好吧，”他叹了一口气道，“既然你想的话。继续说吧。”
我从头开始，一点一点地告诉了他——从拿到小蓝 ，到我对艾斯特哈齐的初步调查，再到“大善人行动”。我给他看了我们在里尔街的那套公寓里拍到的照片。“在这张照片里，你可以看到他拿着一个信封进了大使馆，而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手上已经没有那个信封了。”
布瓦代弗尔草草地看了一下这些照片。“我的天哪，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值得庆幸的是，艾斯特哈齐没法拿到重要的机密材料，他提供给德国人的材料都不值一提。因此，德国人甚至想跟他断绝联系了。不过，”我翻着那两封申请信，说道，“艾斯特哈齐现在正在申请把自己调到总参谋部——如果他来了，那他在总参谋部里肯定能随时接触到重要机密。”
“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两封信的？”
“比约将军让他的手下交给我的。”
“什么时候？”
“上周四。”我停下来清了清喉咙。开始吧 ，我心想。“我一拿到这两封信，就注意到艾斯特哈齐的笔迹与清单 的笔迹惊人地相似。您可以自己看看。当然，我不是笔迹鉴定专家，所以第二天，我就把它们拿给了贝蒂荣先生。你还记得……”
“记得，记得，”布瓦代弗尔的声音突然变得微弱而茫然起来，“是的，我当然记得他。”
“他证实了信件和清单 的笔迹是完全一致的。鉴于此，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对德雷福斯不利的其他证据。因为，我查阅了军事法庭上交给法官们的那份秘密文件——”
“等等，上校。”布瓦代弗尔举起手来，打断了我，“等一下。你说你查阅了那份文件？所以说，这份文件还在 ？”
“对。就在这里。”我把那个写着“D”的信封给他看。不过，信封里的东西都已经被我拿出来了。
布瓦代弗尔看着我。那眼神，好像我刚呕吐在他的办公桌上一样。“我的上帝啊，你拿的是什么啊？”
“是军事法庭的秘密文件。”
“是，是——这我看得出来。但为什么它还会在这里 ？”
“对不起，将军，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这早应该被处理掉了。”
“我不知道这情况。”
“你当然不知道了！这时临时做出的决定。”他用自己细长的食指戳着那张由碎片拼起来的信，说道，“德雷福斯被定罪后，我们在部长办公室开了一次会。我和桑德尔上校都参加了。梅西埃将军特地强调要把这份文件处理掉。截获的信件要被送回档案室，证词会被销毁——这些他说得非常清楚。”
“呃，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将军。”轮到我一头雾水了，“您也看到了，桑德尔上校并没有把这些文件处理掉。而且事实上，他还告诉了我如果要用这些材料该去哪里找。但是，恕我直言，或许现在，文件在或不在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主要问题。”
“什么意思？”
“呃，那份清单 ——那个笔迹——其实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布瓦代弗尔看着我，眨了眨眼。过了一会，他开始整理摊在桌子上的所有文件和照片。“上校，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找找贡斯将军。别忘了，他才是情报部门的头儿。你应该找的人，是他，不是我。关于要怎么做，你应该去问问他的意见。”
“我肯定会去找他的，将军。但我真的认为，为了军队，我们得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
“上校，我非常清楚什么是对军队好的，”他简短地说道，“这不用你来担心。”他把那一沓证据递给我，然后道：“去和贡斯将军谈谈。他现在正在休假，不过离得也不远，就在巴黎城外。”
我接过那些文件，打开了公文包。“那至少您可以看看我的报告吗？”我在文件里翻来翻去，“这是对当前形势的总结。”
布瓦代弗尔警惕地盯着我手中的报告，就好像我拿着的是一条毒蛇那样。“好吧，”他不情不愿地说，“给我二十四小时，我考虑考虑。”我站起来，敬了一个礼。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身后叫住我，说道：“你还记得在我的车里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话吗，皮卡尔上校？我当时说，我不想再看到另一桩像德雷福斯这样的案子了。”
“这不是另一桩案子，将军，”我答道，“是同一桩案子。”
第二天早上，我去取回我的报告的时候，又见到了布瓦代弗尔。他一句话都没说，就把报告还给了我。我看到他眼睛下面有乌黑的半圈，像是挨了一拳。
“我很抱歉，”我说，“在您手头上有这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时，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难题。希望这不会让您分心。”
“什么？”总参谋长喘着粗气，表示着自己的愤怒和难以置信。“你觉得你昨天跟我说了那么一番话后，我晚上还睡得着吗？你现在就去跟贡斯谈谈吧。”
贡斯的宅邸就在巴黎的西北郊，在帕里西区的科尔梅耶。我给贡斯将军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布瓦代弗尔要我向他汇报一件紧急的事情。贡斯在回电中邀请我周四过去喝茶。
周四下午，我在圣拉扎尔车站坐上火车。半小时后，我在一个看起来非常偏远的小村庄里下车。这里离巴黎市中心才二十公里远，但看起来就像在巴黎的两百公里外。我下车后，火车继续沿着铁轨慢慢地驶离，留下我一个人独自站在空空荡荡的站台上。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到鸟叫声和远处的马车车轮在嘎吱作响。我走到车站的行李搬运工面前，问他弗朗孔维尔路怎么走。“啊，”他接过我的军服和公文包说，“你是来找那位将军的。”
根据他的提示，我沿着村外的一条乡间小路走出村子，爬上一座小山，又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然后沿着车道走到了一座宽敞的18世纪风格的农舍前。贡斯正穿着衬衫，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在花园里干活。看到我，一只老猎犬穿过草坪，向我跑过来。将军也挺直了身板，靠在自己的耙子上。他胖乎乎的肚子和一双小短腿让他看起来像是个勤勤恳恳的园丁，而不是一位将军。
“我亲爱的皮卡尔，”他说，“欢迎来到我的农家乐。”
“将军，”我敬了一礼，“很抱歉打扰了您的假期。”
“别放在心上，我亲爱的朋友。进来喝点茶。”他挽着我的胳膊，领着我进屋。屋里摆满了最高级的日本手工制品——年代久远的丝网印刷品、面具、碗、花瓶等。贡斯注意到我很惊讶。“我哥哥喜欢收藏，”他解释道，“他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
接着，我被带到一个摆满了柳条编织的家具的花房里。茶和茶点都已经准备好——房间里摆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法式花色小蛋糕；餐具柜上摆着一个俄式茶壶。贡斯给我倒了一杯正山小种。伴随着一阵椅子发出的“吱呀”声，他在一把藤椅上坐了下来，点上一根烟。“好了，开始吧。”
我像个推销员一样打开公文包，从包里掏出自己的“产品”，放在桌上的各种瓷器中间。我感到很尴尬——这是我第一次向贡斯，情报部门的主管，提及我对艾斯特哈齐的调查。我先是给他看了小蓝 。为了让这看起来不那么像是对他的蔑视，我骗他说这是在4月底拿到的，但实际上是在3月初。然后，我把跟布瓦代弗尔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一遍。贡斯依次研读了每一份文件——他做事总是这么有条理。当他不小心把烟灰抖到偷拍的照片上时，他开玩笑地说道：“销毁证据！”——然后平静地把烟灰吹走。就当我拿出那份机密文件的时候，他也显得那么镇定自若。
我都怀疑布瓦代弗尔提前跟他透露过我要说的内容了。
“总之，”我说，“我本希望在这份秘密档案中找到一些能给德雷福斯定罪的证据。但恐怕这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份文件，一个水平一般的律师质证十分钟，就能发现漏洞了。”
我放下手上拿着的最后几份文件，喝了一口已经冰凉的茶。贡斯又点上一支烟。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所以我们抓错人了？”
他非常直接，就像在说“所以我们走错路了？”或者“所以我们戴错帽子了？”一样。
“恐怕看起来是这样的。”
贡斯一边思考着，一边玩着一根火柴，让它在手指间翻来翻去，然后“啪”的一声把它折断了。“可是你要怎么解释清单 的内容呢？你说的这些都改变不了我们最初的假设，不是吗？写了清单 的人肯定是一个炮兵军官，而且肯定在总参谋部的四个部门都有过工作经验。那肯定就不是艾斯特哈齐，是德雷福斯。”
“跟您说的恰恰相反，我们一开始就在这一点上想错了。您再仔细地看一遍清单 ，就会发现里面提到的都是摘要 ——关于水压制动机的摘要 ……关于掩护部队的摘要 ……关于炮队队形的摘要 ……关于马达加斯加的摘要 ……”我指着照片中我说到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些都不是原始文件。送出去的唯一一份真正的文件就是那个射击手册——而我们都知道，艾斯特哈齐参加了一次射击演习，他就是在那里拿到的。因此，我认为清单 透露出的信息和我们推测的恰恰相反。那个间谍不在总参谋部。他无法直接接触到机密。他是外面的人，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个骗子。他收集一些流言蜚语，一些摘要，然后就想把这些七零八碎的东西拿去卖钱。很明显，这人就是艾斯特哈齐。”
贡斯往后靠在椅子上说道：“亲爱的皮卡尔，我能提个建议吗？”
“您请说，将军。”
“忘了清单 吧。”
“什么？”
“忘了清单 吧。你可以调查一下艾斯特哈齐，但别把他和清单 扯到一块去。”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早就知道他有些迟钝，但他说的这话也太荒唐了！“将军，恕我直言，清单 上的笔迹就是艾斯特哈齐的笔迹，而且我们也知道他对火炮很有兴趣——清单 是给艾斯特哈齐定罪的主要证据啊。”
“那你只能去找其他证据了。”
“但这份清单 ——”我控制住自己，冷静了一下，问道，“我能问一下您要求我这么做的原因吗？”
“我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军事法庭已经判定清单 出自谁手了，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我想，这就是律师们所说的‘既决事项’——‘已经做出判决了的案件’。”透过香烟的烟雾，他向我微笑，看起来是对自己还记得这些专业术语而洋洋得意。
“即使我们发现艾斯特哈齐才是那个间谍，而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我们不会去发现那一点的，不是吗？这才是重点。因为，正如我刚才向你解释的，德雷福斯案已经结案了。法院已经宣布了判决，一切都结束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咽下自己想说的话。我得说得更尖锐一点，才能让他意识到，他现在向我暗示的根本就是在犯罪。这是大错特错。“好吧，”我小心地开口说道，“我们 可能会希望这一切都过去了，将军。我们的律师也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一切都结束了。但对于德雷福斯一家来说，这一切绝不会过去。而且，就算不考虑这些，坦白来说，我也很担心，如果有一天被人们知道，我们明知对他的审判缺乏根据，却无动于衷的话，军队的名声也会受到损害。”
“那就别让别人知道，不就好了？”他兴高采烈地说道。虽然他脸上挂着笑容，但我在他眼里分明看到了威胁的意味。“那就这样了。关于这件事，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他猛地站起来，藤条椅发出一阵“吱呀吱呀”的声音表示抗议。“别把德雷福斯牵扯进来。这是命令，上校。”
在回巴黎的火车上，我坐在座位上，把公文包紧紧地抱在怀里。我忧郁地凝望着巴黎北郊的一个个后阳台、一条条晾衣绳，还有一个个从眼前划过的、被煤烟覆盖的车站——科隆布站、阿涅尔站和克利希站。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我不停地在脑海中回想着那段对话。是因为我在说的时候没说好吗？我应该说得更清楚点吗？应该明确地告诉他，那份秘密文件中的所谓“证据”，和我们已经确认掌握的艾斯特哈齐的情况比起来不值一提？不过，仔细想了想，说得这么直接应该会更糟糕。贡斯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他的想法。在他看来，德雷福斯案是绝不可能得到重审的。再深究下去，只会导致我们与德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我没有回办公室——发生了这种事，我已经没法坐在那间办公室里了。我回到自己的公寓，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如果贡斯看到我这副样子，估计会被吓到，虽然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问题是，我不想自毁前程。二十四年，我花了二十四年才走到今天。但如果事业成功的代价，就是成为像贡斯那样的人的话，那么我这些年的努力将毫无意义，因为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将不再是荣誉、骄傲的象征。
既决事项！
天慢慢黑下来。起身开灯的时候，我已经在心里得出结论。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越过布瓦代弗尔和贡斯，行使我的特权，前去布列讷酒店，直接向陆军部长陈述这桩案件的情况。
舆论渐渐开始躁动起来，就像是冰川上的缝隙、大地深处的颤抖一样，发出了一些微弱的信号，警示着天翻地覆的改变。
几个月来，媒体对德雷福斯只字未提。但就在我去见了贡斯的第二天，殖民地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出面否认了伦敦报界关于德雷福斯从魔鬼岛越狱的谣言。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多想，觉得这只不过是新闻界——准确来说，是英国新闻界——屡见不鲜的事罢了。
然后，在周二的《费加罗报》上，一则名叫《德雷福斯的监禁生活》的新闻，占领了头版最前面的位置。这篇报道用充满同情的笔触，面面俱到、准确无误地描写了德雷福斯在岛上经历的一切（“此前领着四五万法郎年薪的军官，从被当众羞辱的那天起，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我猜想，这些信息，应该都是德雷福斯的家人们透露的。
就是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在拜访贡斯后的第二天，我去向部长报告了此事。
我打开花园的门，在确保没有被部门里任何人看到的情况下，穿过草坪，来到部长官邸的后面。
部长刚刚休完一星期的假，这是他回来上班的第一天。他看起来精神很好，粗壮的鼻子和秃了的头皮经过暴晒正在脱皮。他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抚摸着他那一大把白胡子，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从包里拿出来跟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文件。“我的天哪！我是个老头，皮卡尔，时间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你总共需要多长时间？”
“恐怕这有一部分是您的错，部长。”
“啊，你听听！现在的年轻人啊，脸皮可真厚！我的错？那请问，怎么就是我的错了呢？”
“您非常好心地让您的手下给我看了叛国罪嫌疑人艾斯特哈齐的信件。”我说着，把信递过去，“然后，我注意到了它们和这个，明显有相似之处。”我又把清单 的照片递给他。
我再一次惊叹于他的理解速度。虽然他已经上了年纪——他当上步兵上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他只消反复打量一下这两份文件，就立刻领会了我话中的意思。“好吧，那我可是立大功了。”他弹着舌头，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接着道，“你检查过笔迹了？”
“是的，我询问了当初的那个警察局专家贝蒂荣。他说这两个笔迹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我可以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你给布瓦代弗尔将军看过了吗？”
“看过了。”
“他怎么说？”
“他叫我去找贡斯将军。”
“那贡斯怎么说？”
“他让我放弃调查。”
“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他和我一样，都相信继续调查最终肯定会导致官方需要修正对德雷福斯案的审判结果。”
“天哪！这可不是件小事啊！”
“没错，部长，尤其是在我们必须要揭露这件事的情况之下……”
我把秘密文件递给他。他眯起眼睛看了看信封。“‘D’？这是什么东西？”他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得不开始向他解释。我把里面的东西逐个给他介绍了一遍。又一次的，他直接发现了问题的要害——他抽出写着“那个畜生D”的那张纸，把它拿起来，凑到自己脸前仔细看着。他默读着纸上的内容，嘴唇无声地开合着。我看见和他秃了的头皮一样，他的手背也在脱皮，还带有斑点——他就像一只活得久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老蜥蜴，刚刚又过完一个夏天。
当他看到结尾的时候，他问道：“‘亚历山德琳’是谁？”
“是冯·施瓦茨科彭。他和那个意大利武官都用女人的名字称呼彼此。”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同性恋，部长。”
“上帝啊！”比约做了个鬼脸，他小心翼翼地用食指和拇指捏着信，递给我。“皮卡尔，你的这份工作可真是很恶俗呢。”
“这我知道，将军。我也不想这样。可既然担下了这份职责，就要尽力把它做好。”
“我同意。”
“在我看来，‘尽力’就意味着彻底调查艾斯特哈齐犯下的罪行。如果我们真的发现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们必须把他从魔鬼岛接回来——至于这个，我觉得，作为军人，与其等到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这么做，我们应该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
比约凝视着我和他之间的空间，右手拇指和食指捋着胡子，一边思考，一边咕哝着什么。“这份秘密文件……”过了一会后，他说道，“直接把证据交给法官，不给被告反驳的机会，是违法的吧？”
“是的。我很后悔自己当时也参与其中。”
“所以，是谁决定要这么干的？”
“说到底，是当时的陆军部长，梅西埃将军做的决定。”
“哈！梅西埃？真的吗？我就猜这件事肯定有他的份！”他瞪大眼睛，捋着胡子，哼哼唧唧地说道。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一声，说道：“我也不知道了，皮卡尔。这个问题确实很棘手，你得让我考虑一下。显然，如果最后得到证实，我们一直关错了人，而且把他拉去示众，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我只能说，结果会很糟糕，对军队，甚至对整个国家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必须跟总理谈谈，但那至少要等到一周后——我周一还要去鲁亚克参加年度军演。”
“谢谢您，将军。但我还想问一句，您是否批准我继续对艾斯特哈齐的调查呢？”
比约慢慢地点了点他那巨大的脑袋：“我想是的，我的孩子。我批准了。”
“无论在调查中会发现什么？”
他又重重地点了一次头：“是的。”
我重新充满了能量。那天晚上，我和德斯韦宁在圣拉扎尔车站的老地方见面。这是自8月中旬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稍微迟到了一点，到约定地点的时候，他已经坐在角落里读着《自行车报》等我了。我注意到他这次没有再喝啤酒，而是又改回喝矿泉水。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对着他的报纸点点头：“我都不知道你喜欢骑车呢。”
“关于我的事，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上校。我有一辆骑了十年的自行车。”他把报纸叠了起来，塞进口袋里。他似乎心情不太好。
我说：“今天没有带笔记本吗？”
他耸耸肩道：“今天没有什么好报告的。咱们的‘大恩人’还在他妻子那位于阿登省的宅子里。大使馆整个夏天都像关门了一样，没有任何动静——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任何我们的人出入。你的朋友，迪卡斯先生受不了，去布列塔尼度假去了。我试着拦住他，可他说，如果他再在里尔街待下去，他就会发疯的。我也挺能理解他的。”
“你听起来很沮丧啊。”
“我得说，上校，我调查这个王八蛋——请原谅我的措辞——都已经五个月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干什么。我们要么把他抓来，稍微逼问他一下，看看他在压力下会不会吐露些什么；要么就暂停这次行动。但不管如何，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近两天应该赶快把那些传声筒弄走。如果那些德国人要生火的话，我们就有麻烦了。”
“好吧，这次，我 来给你 看点东西。”我说着，把艾斯特哈齐那封信的照片盖在桌子上，朝他推过去，“我们的‘大恩人’想在总参谋部为自己谋个职位呢。”
德斯韦宁看了看这张照片，整个人顿时精神了起来。“这个王八蛋！”他兴奋地低声反复咒骂着，“他欠的债肯定比我们想象中的多。”
我很想告诉他关于清单 、关于德雷福斯和秘密文件的一切，但我不敢，至少现在还不敢，因为我还没得到比约的正式许可，还不能扩大我的调查范围。
德斯韦宁说道：“上校，你觉得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要更积极一点。我会去向部长提议，让他同意‘大恩人’的要求，在总参谋部里给他一个职位。只要他在总参谋部里，我们就可以二十四小时监视他了。我们应该给他一种自己能接触到机密材料的错觉。我们可以伪造一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跟踪他，看看他会把这些材料用来做什么。”
“不错。但既然你提到了伪造，我还有个好主意。我们为什么不伪造一封来自德国人的信，邀请他去共商日后的计划呢？如果‘大恩人’真的在指定地点出现了，那这一行为就表明他有罪。如果他身上还有机密材料，那我们就能抓他个现行。”
我仔细想了想，然后道：“有没有我们能用的人？”
“我推荐勒梅西埃-庇卡尔。”
“他可信吗？”
“他是个专门伪造文书的人，上校，他狡猾得像老狐狸一样。他真名叫莫伊赛·勒曼。不过，桑德尔上校还在的时候，他确实给处里干了很多活。而且，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他耍花招，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我会去查出他现在人在哪里的。”
离开的时候，德斯韦宁看上去比我刚见到他的时候高兴多了。我留下来喝完了自己杯里的，然后坐出租车回家了。
第二天，天气骤变，好像一下子入秋了——天空阴沉沉的，让人看来心生畏惧；风很大，树上的叶子开始被风刮下来，在林荫大道上你追我赶地飘着。德斯韦宁说得对，我们确实需要尽快把那些传声筒从里尔街的公寓里撤出来。
我像往常一样到达了办公室。卡皮奥总是提前帮我把当天的报纸放在桌子上，我到办公室后，快速浏览了一遍今天的报纸。《费加罗报》对德雷福斯在魔鬼岛上处境的报道再次激起了本已沉寂的舆论的水花。各家报社都在谴责德雷福斯，“让他更加痛苦”似乎成了大家的共同要求。但是，《闪电报》的一篇文章突然抓住了我的眼球——这是一篇名为《叛徒》的文章，作者匿名。文中写道，德雷福斯被定罪的主要证据，是被递交给军事法庭法官们的“一份秘密证据文件”。作者在文中呼吁军方公布秘密文件中的内容，以遏止公众对这名间谍“莫名其妙的怜悯之情”。
这是秘密文件第一次在报纸上被提及。巧的是，偏偏还是当这份文件在我手上的时候。这使我感到些许不安。我沿着走廊走到劳特的办公室，把报纸扔在他的桌面上。“看过这个了吗？”
劳特读完后，抬起头看向我，眼神中满是惊恐。“肯定是谁泄露出去了。”
“把盖内找来，”我命令他道，“他本应该盯着德雷福斯一家的。叫他现在就来一趟。”
我走回办公室，打开保险柜，取出那份秘密文件。然后，我在办公桌后坐下，列出了所有知道这份文件的人的名单——梅西埃、布瓦代弗尔、贡斯、桑德尔、迪帕蒂、亨利、劳特、格里贝兰、盖内——到这是九个人。再加上昨天我亲自告知了的比约，就是十个人。然后还要加上以莫雷尔上校为首的七位法官——十七个人。还有福尔总统，以及总统的医生，吉贝尔——十九个人。吉贝尔告诉了马蒂厄·德雷福斯——二十个人。可是鬼知道马蒂厄告诉了多少人呢！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秘密——没有，至少在现代社会，在这个有照相机、电报、铁路和报纸的时代，是没有秘密的。在过去，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个小圈子，仅仅用羊皮纸和羽毛笔交流。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事情迟早会败露。这就是我想让贡斯将军明白的。
我揉揉自己的太阳穴，试图把这件事捋清楚。信息泄露证实了我的预测和担忧，本应可以说服我的上司们按照我的方法处理。但我怀疑，这反而会让贡斯和布瓦代弗尔惊慌失措，因此使得他们阻挠调查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
快到中午的时候，盖内到了我的办公室。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因为得了黄疸，全身发黄，身上有一股旧烟斗里的烟味。他带来了德雷福斯一家的监视档案。他紧张地环视了一圈，问道：“亨利少校在吗？”
“亨利在休假，还没回来。你得向我报告。”
盖内坐下来，打开自己带来的文件夹。“几乎可以肯定，这件事是德雷福斯一家搞的鬼，上校。”
“那为什么《闪电报》那篇文章的语气对德雷福斯充满了敌意？”
“只是为了掩护背后的主使罢了。《闪电报》的编辑，萨巴蒂埃，已经被他们笼络了——我们监视了他和马蒂厄、露西的会面。您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一家人最近非常活跃，这种会面只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还雇了伦敦的库克侦探事务所为他们搜集情报。”
“那他们取得什么进展了吗？”
“据我们所知，没有，上校。这可能就是他们改变策略，决定走公众路线的原因。写出那篇德雷福斯越狱的谣言的记者，就受雇于那家侦探事务所。”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是为了再次引起舆论关注。”
“如果是这样，他们确实成功了，你说呢？”
盖内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他说道：“您还记得一年前，我跟您说过，德雷福斯一家和一个叫作贝尔纳·拉扎尔的犹太记者有往来吗？就是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犹太激进分子？”
“他怎么了？”
“他好像正在写一本宣传册，宣传德雷福斯是无罪的。”
他在文件夹里翻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男子，戴着夹鼻眼镜，有点秃顶，发际线很高，有着浓密的胡子。照片后还附着一些剪报，是拉扎尔写的《新贫民区》《反犹太主义和排犹分子》，一些最近登在《伏尔泰报》上的文章，用来抨击《言论自由报》的德吕蒙的言论（你不是刀枪不入的，你的那些朋友也不是…… ）
“他很擅长辩论啊。”我说着，同时快读浏览这些剪报，“所以，现在他和马蒂厄·德雷福斯是一伙的了？”
“一点没错。”
“所以，他肯定也知道秘密文件的存在？”
盖内犹豫了一下，答道：“是的，应该是的。”
我把拉扎尔的名字加到那份名单里。现在没有总共有二十一个人了——事情开始变得令人绝望起来。“你知道这本宣传册什么时候会出版吗？”
“我们在法国印刷行业里的线人还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线索。可能他们计划在国外出版。我们也说不清。他们变得更专业了。”
“真是一团乱！”我把拉扎尔的照片扔回给桌子对面的盖内。“这个秘密文件会变成一个大麻烦的。你也参与了这份秘密文件的编辑，对吗？”
我并没有用严厉的语气，而是漫不经心地问了出来。令我吃惊的是，盖内皱起眉头，摇着头，好像是在努力回忆着。他道：“啊，不，上校。我没有。”
谎言让我一下子警惕起来。“没有？是你向亨利少校传达了西班牙武官的那番话吧？那可是针对德雷福斯的最有力的证据。”
“是吗？”他看起来突然有些动摇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你？亨利少校说是你做的。”
“那应该就是我吧。”
“其实，你传达的瓦尔·卡洛斯的那番话，我这里就有。”我从书桌抽屉里取出那份秘密文件，打开信封，抽出了亨利的证词。盖内一看到它，就惊奇地瞪大了双眼。“请替我转告亨利少校（然后他可能会转告上校）” ——也就是桑德尔上校，我猜——“你们需要加强对陆军部的监视。因为上次我跟德国武官谈话的时候，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在总参谋部中有一个军官是他们的线人，已经向他们提供了很多高度机密的信息。找到他，盖内：如果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肯定就告诉你了！ ”
“没错，听起来基本正确。”
“所以，他确实在德雷福斯被捕大约六个月前对你说了这番话？”
“是的，上校——是在3月。”
我能看出他仍在说谎。我再看了一遍这番话。这听起来不像是出自一位西班牙侯爵之口，更像是一个警察编造的证据。
“等等，”我说，“让我来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去找瓦尔·卡洛斯侯爵，问他，‘我亲爱的侯爵，您偷偷地告诉我实话，您真的对盖内先生说过那些话，导致德雷福斯被关到魔鬼岛上去了吗？’那么他会回答我，‘我亲爱的皮卡尔上校，你说的完全正确’？”
盖内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我也不确定，上校。你要知道，那是他私下里跟我说的。最近媒体上关于德雷福斯的报道铺天盖地——我怎么能确定他现在会怎么说呢？”
我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天啊 ，我心想，他们当时究竟想干吗 ！如果瓦尔·卡洛斯没有跟盖内说过这番话，那他肯定也就没有跟亨利说过。因为说到底，他是想提醒亨利，而不只是盖内，总参谋部里有个德国间谍。而就是这番他们声称发生过的“谈话”，给亨利在军事法庭上戏剧性的证词提供了依据——叛徒就是他 ！
一阵敲门声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劳特从门后探出他那长满金发的脑袋。我怀疑他在门后偷听了一会儿。“上校，布瓦代弗尔将军让你马上去见他。”
“谢谢。回复那边说我马上就来。”劳特把头缩了回去。我对盖内说：“我们改天再谈这件事。”
“好的，上校。”他转身离开了，看起来——至少在我看来——像是为逃过进一步的盘问松了口气。
布瓦代弗尔坐在他那张大办公桌的后面，把他那双优雅的手朝下盖在桌面上，双手之间放着一份《闪电报》。他说：“我想你昨天见过部长了。”他的语气非常平静。但看得出来，为了保持这份平静，他花了很大力气。
“是的，我经常可以见到他，将军。”
布瓦代弗尔没有让我坐下，我只好保持着立正的姿势，站在地毯上——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而且你给他看了德雷福斯案的秘密文件？”
“我觉得他需要知道事实——”
“我不 同意！”他抬起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桌面上，“我跟你说过，有什么事就去跟贡斯将军说，不要跟其他人说！你为什么要违抗我的命令？”
“对不起，将军。我不知道您说的‘其他人’也包括部长。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上个月您批准了我去向比约将军简要汇报艾斯特哈齐调查的情况。”
“是的，可那是关于艾斯特哈齐的！不是关于德雷福斯的！贡斯将军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不要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我继续凝视着前方，总参谋长稀疏的白发上方，挂着一幅德拉克洛瓦画得特别丑的油画。我只偶尔飞快地瞥一眼将军本人。他看起来似乎快要被巨大的压力压垮了，像地锦一样蔓延在脸上的斑点都从深红色变成了紫色。
“说实话，我认为这两件事无法分开谈，将军。”
“那是你的个人观点，上校。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在最高指挥部内制造分歧。”他拿起报纸，朝我挥了挥，“这又是怎么回事？”
“总安全局认为，这个素材可能是德雷福斯一家提供的。”
“所以是他们吗？”
“这很难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档案的存在。”我拿出我列的名单，“我暂时列出了二十一个人。”
“让我看看。”布瓦代弗尔伸手接过我手中的名单。他浏览着那一列人名，说道：“所以你的意思是，肯定是这些人之中的一个泄露了这件事？”
“我看不出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我注意到你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我清楚我自己没有那么做。”
“你可能清楚，但我不清楚。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就在你开始鼓动我们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的时候，报纸上就出现了有关此案的爆料。”
突然，办公室高高的窗户外传来一声巨响。听起来像是有棵树被风刮倒了。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然而，布瓦代弗尔却仍盯着我，像是没有听到。
“我坚决否认您话中的暗示，将军。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些信息遭到泄露对我的调查毫无帮助，只会给我的工作增添困难。”
“这只是一种看法。另一种看法是，你费尽心机想要重启德雷福斯案件。为此，你不惜背着我去找部长，也不惜在媒体上煽动舆论。你知道吗，众议院的一位议员已经表示，他正准备就这件事质询政府。”
“我向您保证，我与此事无关。”
将军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尽是怀疑。他道：“那就让我们一起祈祷，这次泄露事件到此为止吧。媒体报道这个文件的存在就够糟糕的了。如果报纸上刊登出文件具体内容的话，事情会变得更糟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留着这张名单。”
“当然可以。”我低下头，希望自己看上去是一副忏悔的样子。虽然我其实并没有忏悔的意思。
“很好，上校。”他挥挥手指，像是在打发一个赛马俱乐部的服务员一样，“你可以走了。”
我走到圣多米尼克大街上，发现街上正狂风大作——在中午到三点的这段时间里，一阵反常的飓风席卷了整个巴黎。为了不让自己被风吹跑，我不得不紧紧地抓住路边的铁栅栏。风掀翻了喜剧歌剧院和警察局的屋顶，吹破了法院的一扇窗户。河里停泊着的船只被吹得七零八落，不停地撞在码头上。塞纳河畔的一些洗衣女工被吹到河里，幸亏已经被救了起来。圣叙尔比斯广场上卖花的小摊也全都被吹跑了。那天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穿过的好几条街道的地面上铺满了碎枝败叶和碎瓦片，垃圾堆得跟我的脚踝一样高。这场浩劫真是令人心悸。但感叹之余，我还是偷偷松了口气——有了这次飓风，媒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就不会总盯着德雷福斯的事不放了。
[1] 1894年，时任法国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在里昂博览会上，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
14 长官们的反应
然而，我只得到短暂的喘息时间。周一，《闪电报》就又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一看标题，我就知道糟糕了——《叛徒：档案中叙述的德雷福斯罪行》。
我内心一阵不安，把报纸拿到自己办公桌上。这篇文章总体上非常不准确，但有一些关键的真实细节。比如，秘密档案是于法官们在商议结果的时候，送到他们所在的房间里去的；再比如，该档案中有德国和意大利武官之间的机密信件；又比如，其中一封信里提到了“那个禽兽德雷福斯”——虽然准确来说是“那个畜生D”，但也很接近了。“正是这个无法辩驳的证据，”这篇文章总结道，“让法官们最终做出了决定。”
我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是谁透露了这些细节呢？盖内说是德雷福斯一家。但我还是不能确定。谁会因泄密而获益呢？依我看，这次泄密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那些想让陆军部人人自危、互相猜忌，想让我对艾斯特哈齐的调查尽早结束的人。还是“那个畜生”这个蔑称突然点醒了我。迪帕蒂不就一直说德雷福斯被内心的“兽欲”掌控着吗？
我从桌上拿起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把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然后，我给还在休假的贡斯写了一封信——我前几日冒昧地跟您说，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主动采取行动的话，会有大问题的。很不幸，《闪电报》中刊登的文章证实了我的这一观点。我觉得我有必要重申，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再等下去，事情会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也将会无法脱身，既无法为自己辩护，又无法弄清真相。
信寄出去之前我犹豫了一下。我的看法将会以书面的形式留下记录。作为一名军人，贡斯虽然没有上战场，但在舌战上，他确是一名好手。他肯定会意识到这封信的实质——那就是敌对局势的加剧。
不管怎样，我还是将信寄出去了。
第二天，他就叫我去见他。他提前结束假期，回到了办公室。在离他还有两百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他的慌乱。
陆军部的走廊里比平常安静，比约和布瓦代弗尔都随福尔总统前往视察秋季阅兵了。大多数有事业心的总参谋部官员——他们几乎全都很有事业心——积极参加了这次阅兵。走在空空荡荡的走廊中，听着我的脚步声不断回荡，我不禁想起了两年前追查间谍的那段时光。
“我收到你的信了，”当我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时，贡斯朝我挥了挥那封信，“我不是不赞同你的观点。相信我，我恨不得能让时光倒流，回到这件倒霉事最开始的时候。抽烟吗？”他把一个小盒子推向我。我抬起手来拒绝了。他自己抽出一根烟，点着了，用很友好的语气说道：“面对现实吧，亲爱的皮卡尔。当年，对德雷福斯的调查进行得非常不专业。桑德尔病了，而迪帕蒂——唉，你也知道，阿尔芒这个人就是这样。虽然他的其他很多方面挺好的，但事已至此，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从头再来只会撕裂太多已经愈合的伤口。在过去的几天里，你也看出来了，媒体对德雷福斯这件事的反应有多大。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都会四分五裂。我们必须阻止事情继续恶化。你一定会理解的，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