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脸上带着一种恳求的表情——恳求我赞同他的想法，有那么一刹那，我几乎忍不住要让步了。他不坏，只是太软弱了。他只想息事宁人，只想赶快下班，回家打理自己的花园。
“我明白，将军。但这些泄露给媒体的消息也可以看作是对我们的警告。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就在我们俩说话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调查德雷福斯案了。而很不幸的，这些调查者不是我们，而是德雷福斯一家和他们的支持者。对此案的调查正在脱离我们的掌控。我在信中试图阐明的其实是一条基本的军事原则——趁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应该抓住主动权。”
“怎么抓住主动权？投降？直接让他们如愿？”
“不，我们应该主动放弃这个事实上正变得站不住脚的立场，然后在更高的位置上建立新的防线。”
“那不就是跟我说的一样，让他们如愿吗！总之，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我们目前的立场就站得住脚。因为法律是我们坚实的靠山。我们只需说，‘七名法官已经审视过此案的所有证据，并达成了一致的判决。此案已经结束了’。”
我摇摇头。“不，我很抱歉，将军，但这样说不通。是因为有秘密文件，法官们才做出了一致的判决。秘密文件中的证据，却……”我停了下来，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才好。我还记得，当我询问盖内他和瓦尔·卡洛斯那次据说存在的谈话时，盖内脸上的表情。
贡斯压低声音道：“证据怎么了，上校？”
“那份文件中的证据——”我摊开双手道，“没有说服力。假如那份文件中的证据是确凿的，人们可能不会追究文件没有被展示给辩方这一事实。但事实恰恰相反……”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我亲爱的皮卡尔——相信我，我真的懂！”他把身子向前倾过来，恳切地道，“但这正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护秘密文件不被泄露的原因。如果我们按你说的，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然后对全国人民说，‘看哪，原来是艾斯特哈齐写了清单 ，让我们把德雷福斯接回来，重新审判此案吧’——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人们会质疑最开始的法官——请注意，是全部的七位法官——当时到底是怎么判案的。然后，秘密文件又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一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的处境将会非常尴尬。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想过这会使军队的声誉遭到多大的损害吗？”
“我承认这样做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损失，将军。但是，我们也会因为敢作敢当而获得好评。在我看来，如果为了圆谎，我们还要不断编造新的谎言的话，这样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谁说要撒谎了，上校！我不是在叫你撒谎！我绝不会叫你撒谎的。我知道你是个诚信的人。事实上，我没有要求你做 任何事。我只是要求你不要 做某些事——不要碰德雷福斯的案子了。这个要求很无理吗，乔治？”他挤出一丝微笑道，“毕竟，我知道你对于这个‘上帝之选民’的看法——但说到底，一个犹太人被关在魔鬼岛上，关你什么事呢？”
他听起来就像是要和我做什么非法交易一样。我小心地说道：“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因为他是无辜的。”
贡斯笑了。他的笑声中有一种接近崩溃的疯狂。“哈，多么多愁善感的人啊！”他鼓鼓掌后说道，“多么善良的想法啊！刚出生的小羊羔和小猫咪，还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都是无辜的！”
“恕我直言，将军。您说得好像我对那个人有感情一样。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对他没有任何私人情感。坦白说，我倒希望他是 有罪的——那样的话我的良心至少不会受到谴责。但现在，我已经看过证据了，我认为他是无辜的。叛徒是艾斯特哈齐。”
“可能是艾斯特哈齐，也可能不是。你不能确定。事实上，如果你守口如瓶，没有人会知道。”
终于，我们触及了这件事最阴暗的关键点。整个房间突然安静下来。他坦荡地盯着我。我思考了一会才给出回应。
“将军，您的建议太可耻了。您不能让我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噢，我当然能，而且我就要这么干！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把秘密带进坟墓。”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我又试了一次：“我只要求彻查整个案件——”
“你只 要求！”贡斯终于爆发了。“只 ！听听你说的话！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皮卡尔！你的意思是，整个军队——甚至整个国家！——都是围着你，善良温厚的你转的？我得说，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他的粗脖子涨得通红，就像某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充气橡皮管，从他外套的领子上爆出来。我意识到，他这是被吓坏了。突然间，他又镇定下来，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道：“秘密文件现在在哪？”
“在我的保险箱里。”
“你没有跟其他人讨论过其中的内容吗？”
“当然没有。”
“你没有复印它吗？”
“没有。”
“你也没有把这些消息泄露给报社？”
“就算我有，我也不会承认，不是吗？”我再也没法抑制自己语气中的轻蔑了，“但既然您要问，那我只能告诉您，我没有。”
“端正你的态度！”贡斯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他厉声道：“这里是军队，上校，不是什么讨论道德问题的社团。陆军部给参谋长下命令，参谋长给我下命令，而我给你下命令。现在，我正式，也是最后一次命令你，不要调查任何与德雷福斯案有关的事，也不要未经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有关这件事的信息。如果你拒绝服从命令，老天爷来都没法帮你。明白了吗？”
我说不出话来。我敬了一礼，转身走出房间。
我回到办公室时，卡皮奥告诉我德斯韦宁和伪造文书的人，勒梅西埃-庇卡尔，正在等候室里等着我。跟贡斯谈完后，我真的不想再跟这种弄虚作假的人见面了，但我也不想把他直接赶走。
我一踏进房间，就认出来他和盖内一样，是我来反间谍处第一天早上看见的打牌抽烟的那帮人之一。“莫伊赛·勒曼”比“勒梅西埃-庇卡尔”这个名字更适合他。他身材矮小，长得很像犹太人，胖胖的，整个人充满了魅力和自信，身上散发着一股古龙水的味道。看得出来，他内心渴望着用自己的手艺征服我。他让我在纸上写三四句话——“写吧，上校，又不会有什么害处，不是吗？”——然后经过几次尝试，他就写出了一份还算可以的复制品。“关键在于速度，”他解释道，“你得抓住线条的本质、模仿它的特点，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来。你很有艺术天赋，上校，恕我冒昧——你的心里藏着很多秘密，是个非常自省 的人。”
“够了，莫伊赛，”德斯韦宁说道，假装要去拍他的耳朵，“上校没有时间听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可以走了，在大厅里等我。”
莫伊赛朝我咧嘴笑了一下：“很高兴见到您，上校。”
“我也一样。能把我写的东西还给我吗？”
“噢对，”他说着，把我写的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我差点忘了。”
他离开后，德斯韦宁说：“我想你应该知道，艾斯特哈齐好像已经逃跑了。他和他的妻子搬出了慈善街上的那套公寓——而且看起来，走得很匆忙。”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进去过他们那套公寓。别担心——我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那套房子现在正在出租，我假装在找房子。他们把大部分家具搬走了，只剩下一些垃圾。他在壁炉里烧了很多文件。我找到了这个。”
那是一张边缘已经被烧焦了的名片：
爱德华·德吕蒙
编辑
《言论自由报》
我把名片翻来翻去。“所以那篇反犹文章的内容是艾斯特哈齐提供的？”
“显然是这样。或者，他只是给他们透露了一些信息——军队里很多人这么干。上校，重要的是——他已经藏起来了。他离开了巴黎，甚至离开了鲁昂。他搬去阿登省了。”
“你觉得，他知道我们盯上他了吗？”
“不好说。但我觉得有这个苗头。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下套的话，就要快点行动。”
“那些传声筒处理了吗？”
“昨天刚撤出来。”
“好。还要多久才能把烟道重新用砖砌起来？”
“今晚会有一个人进去弄。”
“好。这件事交给我吧。”
现在，比约是我唯一的希望了。这个像蜥蜴一样的老男人、战争中的幸存者、两次担任陆军部长的军人——他肯定能意识到，总参谋部的决定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极端不理性的。
他预定周五才会从西南部的军演回来。那天早上，《费加罗报》在头版刊登了露西·德雷福斯递交给众议院的一份请愿书，其中指出政府并没有否认有关秘密文件的报道：
可见一名法国军官是这样被军事法庭定罪的：检方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出了指控，使得他和他的律师都无法对此进行讨论。
这是对正义的蔑视。
近两年来，我一直是此次事件最惨烈的受害者——跟那个我一直坚信是清白的人一样。我一直保持着沉默，尽管在公众和新闻界中传播着各种可憎和荒谬的诽谤。
今天我不能再沉默。先生们，你们是我们唯一可以求助的人了。我不会评价或责备你们——我只要求正义。
反间谍处狭窄阴暗的过道和楼梯间里一片寂静。我的手下们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时不时地担心自己会被街对面的贡斯叫过去，被要求解释这一最新的爆炸性消息，但电话没有响。我在办公室里暗自留意着布列讷酒店的背面。最后，下午三点刚过，我看见一群穿着制服的勤务兵拿着急件从高高的窗户后走过。部长肯定已经回来了。局势变得对我有利——贡斯还坐在圣米尼克大街上的总参谋部里，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我走上大学街，穿过马路，拿出钥匙，准备迈进部长的花园。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钥匙插不进锁眼里。我试了三四次，不敢相信钥匙插不进去。但是，锁眼的形状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最终，我还是放弃了，绕了一大段路，经过了波旁宫广场——就像其他人一样。
“皮卡尔上校求见陆军部长……”
哨兵让我通过了大门，但共和国卫队的一名上尉让我在楼下大厅等一会儿。几分钟后，卡尔蒙-梅森上尉下楼来了。我拿出钥匙给他看。“这没法用了。”我试着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好像因为好奇心太强而被逐出这个花园了，就像亚当一样。”
卡尔蒙-梅森的脸上毫无表情。“对不起，上校，我们得偶尔换换锁——您懂的，为了安全。”
“你不必解释，上尉。但我仍需要向部长简要汇报一下。”
“真不巧，他刚从讷沙托回来。他现在手头上有很多活，而且他已经累坏了。您能周一再来吗？”在说出这番话时，他至少非常有礼貌地摆出了一副很尴尬的样子。
“我不会占用很长时间的。”
“但是……”
“我可以等。”我在红皮长椅上坐下。
他一脸怀疑地看着我道：“要不我还是去跟部长再说一下吧。”
“也许你该去。”
他咔嗒咔嗒地踏上大理石楼梯。不一会儿，他就在楼上朝下喊我：“皮卡尔上校！”他的声音在石墙间回荡。
比约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皮卡尔，”他说着，疲倦地抬起一只手，“恐怕我现在太忙了。”但办公室里完全没有任何工作的迹象，我怀疑他刚才只是在看着窗外发呆。
“请原谅，部长。我不该占用您的时间，但鉴于本周报纸上的报道，我认为有必要现在就催促您就调查艾斯特哈齐一事做出决定。”
比约从他浓密的白眉毛下抬起眼睛，警惕地看着我道：“具体是什么方面的决定？”
我开始向他描述我和德斯韦宁一起想出的计划，即伪造施瓦茨科彭的笔迹给艾斯特哈齐写信，引诱他去会面。但是，比约很快就打断了我。“不行，不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主意——这太简单粗暴了。事实上，我开始觉得对付这个畜生最快的方法根本不是起诉他，而是直接给他点钱，让他退休。或者，就把他送到某个很远的地方去——印度支那或者非洲，我还没想好——反正，最好是可以让他染上非常严重的当地疾病，或者在背后被人一枪打死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的这个提议，所以暂时转移了话题。“那我们该拿德雷福斯怎么办？”
“他就只能待在那里了。法庭已经宣布了结果。一切都结束了。”
“所以您已经做出最终决定了？”
“是的。在讷沙托阅兵之前，我和梅西埃将军讨论过此事。他为了这件事特地从勒芒开车过来。”
“那可真稀奇啊！”
“注意你的态度，上校……！”比约用手指着我，以示警告。在这之前，他一向都鼓励我在违抗命令的边缘试探——他觉得扮演一个宽容的前辈很有趣。但显然，就像不能再随意进入他的花园一样，他给我的这种宽容也不复存在了。
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份秘密文件——您知道它完全站不住脚吧？甚至可能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比约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上校，有些话我是不该听到的。”
他看起来很可笑，就像是一个固执的老人，又像是一个在托儿所里闹脾气的小孩。
“我可以大声喊给您听。”我警告他道。
“我没有开玩笑，皮卡尔！我不能听这些！”他的声音变得很尖锐。等到确保我不会再玷污他的耳朵时，他才把手放了下来。“现在，你这个狂妄自大的愣头青，听我说，”他用一种理智且安抚性的声音说道，“布瓦代弗尔将军马上就要迎接沙皇来巴黎访问了。这将是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外交事件。我手上还有一笔六亿法郎的预算要和财政委员谈。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神贯注，不能因为一个犹太人被关在孤岛上这样的低级事件而分心。这种事会让军队四分五裂的，而我也会被赶出这个办公室——因为我罪有应得。你必须在现有的框架中处理这件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上校？”
我点点头。
他用一种优雅得惊人的姿态，从桌子后面站起来，绕到我身前站定。“卡尔蒙-梅森告诉我，我们不得不换掉花园里的锁。真是没事找事。我保证会给你一把新钥匙。我非常欣赏你的才智，亲爱的孩子。”他向我伸出了手。他的手有力而干燥，长满了老茧。他的另一只手也握了过来，把我的手禁锢住，然后道：“运用权力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乔治。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艰难的决定。这些场面我都见识过。今天，媒体上都满是‘德雷福斯’‘德雷福斯’，但是明天，只要没有新消息，他们就会把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你等着瞧吧。”
事实证明，比约关于德雷福斯和媒体的预言是正确的。和消息卷土重来时一样突然，各大报社对魔鬼岛上的那个囚犯又失去了兴趣。取而代之的是对沙皇国事访问的报道，对沙皇皇后服饰的猜测尤其多。但我还是没法把德雷福斯从我的心头拂去。
虽然我不得不告诉德斯韦宁，我们不需要勒梅西埃-庇卡尔先生的帮助，我们设圈套的请求也被拒绝了，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地继续着对艾斯特哈齐的调查。我询问了一位退役的军士，缪洛，他记得自己为艾斯特哈齐少校复制了炮兵手册的第一部分；我还见了艾斯特哈齐在炮兵学院的老师，勒朗上尉，他现在将自己昔日的学生称为“恶棍”——“如果我现在在街上遇见他，我都不会和他握手。”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被我存入“大善人”档案中。有时，我会在一天结束时翻阅目前为止搜集到的所有证据——小蓝 、监视时拍的照片、证词——并告诉自己，某天，我和他还会隔着铁窗相见的。
不过，我始终没有收到通往布列讷酒店花园的新钥匙——也就是说，想见陆军部长的话，我就得预约。虽然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但在他的态度中，我看出了一种明显的距离感。布瓦代弗尔和贡斯也是如此，他们不再完全信任我了。他们也确实不应该完全信任我了。
9月底的一个早晨，我爬上台阶，正要去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看见亨利少校远远地站在走廊的另一端，正与劳特和格里贝兰投入地聊着什么。他背对着我，但他那宽阔的、肉乎乎的肩膀和粗壮的脖子就像他的脸一样有辨识度。劳特看过来，注意到我。于是，他给了亨利一个警告的眼神。亨利停下来，转过身来。三个军官一齐向我敬了一礼。
“先生们，”我说，“亨利少校，欢迎回来。你的假期过得还好吗？”
他变样了。他有了晒过阳光后健康的肤色——就像除我以外的其他人一样——他还换了个发型，剪了个短短的刘海，这使他看上去不那么像一个狡猾的农民，更像一个狡猾的僧人了。不仅如此，他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新的能量，似乎所有围绕着我们这个小部门的负能量，怀疑、不满和焦虑，都聚集到了他的虎背熊腰里，给他充上了电。他是他们的领袖。我的危机就是他的机遇。他对我来说是个威胁。就在他向我敬礼，咧开嘴笑着说“我的假期很愉快，上校，谢谢你”的那几秒钟内，这些想法飞快地闪过我的脑海。
“我得跟你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您随时叫我，上校。”
我正准备请他来我的办公室，但突然改变了主意。“我说，我们为什么不下了班以后去喝一杯呢？”
“喝酒？”
“你看起来很惊讶。”
“因为我们以前从没一起喝过酒。”
“唉，那可真遗憾，不是吗？就让今天成为第一次吧。我们一起走去什么地方好吗？五点钟怎么样？”
于是，五点整，他敲响了我的门。我拿起帽子，跟他一起走到街上。他问：“你想去哪？”
“随你。我不常去这附近的酒吧。”
“那就去皇家酒馆吧。省得再找了。”
皇家酒馆是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最喜欢的酒吧。我有很久没来过了。这个点酒吧里很安静，只有几个上尉在门口喝着酒，酒保看着报纸，一个服务生擦着桌子。墙上挂着各种军人的照片，光秃秃的地板上散落着木屑，屋里只有三种颜色——棕色、暗黄色和深褐色。亨利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自在。我们在角落里找了张桌子坐下，他点了一杯白兰地。由于想不出什么更好的选择，我也点了和他一样的。“把整瓶都留给我们。”亨利对服务员说。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就在他给自己点上一支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心里某个奇怪的角落里，我居然真的挺想这个老坏蛋的。就像一个人偶尔会渐渐喜欢上一些眼熟的，甚或是丑陋的东西一样。亨利是 一个纯粹的军人，而我、劳特或者布瓦代弗尔永远都不会是。在战场上，当士兵们都想着逃跑的时候，只有亨利这样的人能说服他们，让他们回来继续战斗。
“那么，”他举起酒杯道，“我们先为什么喝一杯呢？”
“为我们都热爱的军队喝一杯怎么样？”
“很好。”他赞同道。我们碰了碰杯。“敬军队！”
他一口干掉了自己玻璃杯中的酒，接着把我和自己的酒杯再次斟满。他抿了一口，从杯沿上方抬眼看着我。他的一双小眼睛灰蒙蒙的，浑浊不清。我没能读懂他的眼神。“那么——上校，恕我冒昧，我的办公室里好像有点乱啊。”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给我支烟吧。”他把烟盒从桌子对面推到我面前。“你认为这是谁的错呢？”
“我没有想指责谁。我只是这么一说而已。”
我点燃香烟，把玩着自己的酒杯，把它放在桌面上推来推去，就像在推动一枚棋子那样。我突然有一阵莫名的冲动，想要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都是男人，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当这个处长，知道吗？我讨厌间谍。我获得这个职位纯属偶然。如果我不认识德雷福斯，我就不会被卷入他的抓捕行动，也就不会出现在军事法庭和革职仪式上。但很不幸，我觉得上司们看错我这个人了。”
“那你这个人本来是什么样的？”
亨利给的烟很烈，是土耳其的。我的后鼻腔像是着火了一样。“我对德雷福斯有了新的看法。”
“我知道。格里贝兰告诉我你拿走了那份文件。看起来，你又把这件事挑起来了。”
“布瓦代弗尔将军曾坚信那份文件已经被处理掉了。他说梅西埃将军命令过桑德尔上校把它处理掉。”
“这我不知道了。上校只告诉我好好保管它。”
“那你觉得，桑德尔为什么没有服从命令？”
“这个你得问他。”
“可能吧。”
“上校，你想知道什么可以随便问他，但是他可能不能全部都回答你。”亨利轻拍了一下自己脑袋的一侧，“他被关在蒙托邦呢。我还大老远跑去看过他。真可怜啊。”他看起来很悲伤。突然，他举起自己的酒杯道：“敬桑德尔上校——一位最优秀的军人！”
“敬桑德尔。”我回应道，假装为了他的健康喝了一杯，“但话说回来，你觉得他为什么还保留着那份文件呢？”
“我猜是他觉得这份文件日后可能有用——毕竟，就是这份文件给德雷福斯定了罪。”
“但你我都知道，德雷福斯是清白的。”
亨利瞪大眼睛，眼神里满是警惕和警告。“上校，我要是你的话，我不会把这种话说得这么大声，尤其是在这里。这里的某些人不会喜欢这种言论的。”
我环顾一下四周。酒吧里人逐渐多了起来。我往亨利那边再靠了靠，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自己想干吗，让他忏悔还是让他听我忏悔，可能只是想寻求精神上的宽恕吧。“清单 不是德雷福斯写的，”我轻声说道，“是艾斯特哈齐写的。连贝蒂荣都说他的笔迹和清单 上的完全一致。这可是对德雷福斯不利的核心证据啊！至于你的秘密证据档案——”
邻桌传来的一阵笑声打断了我。我恼怒地瞥了他们一眼。
亨利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道：“你刚刚说秘密文件怎么了？”
“我亲爱的亨利，我不想打击你，但那份文件中唯一指向德雷福斯的证据，就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曾从一个名字首字母为‘D’的人那里收到过几份防御工事的计划。顺便说一句，我不是在责怪你——当时德雷福斯已经被拘留了，你的职责就是尽你所能说服法官，让德雷福斯在法庭上被定罪。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艾斯特哈齐干的事，我们曾以为的一切都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很清楚，自己抓错人了。现在你告诉我——我们应该怎么办？就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
我靠回椅子上。亨利打量着我的脸，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说道：“你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
我耸耸肩道：“当然，如果你有什么看法的话。”
“你跟贡斯说过这件事了吗？”
“说过了。”
“那跟布瓦代弗尔和比约呢？”
“也说过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让我别管了。”
“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上校，”他用气声“嘶嘶”地说道，“别管了！”
“我做不到。”
“为什么？”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参军不是为了做那种事的。”
“那么，你当初就不应该选择这份职业。”亨利难以置信地摇摇头道，“上校，你得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是军队的头啊。”
“即使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你又来了！”他环顾四周。现在轮到他伏在桌子上，压低声音说话了。“听着，上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无辜的，而且坦白说，我也不在乎，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反正，你也不应该在乎。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你命令我开枪，我就开枪。事后你告诉我，你看错名字了，我杀错了人——那我只能说，我感到很遗憾，但这并不是我的错。”他又往我们俩的酒杯里倒上了白兰地。“你想听我的意见吗？那我给你讲个故事。我的团驻扎在河内的时候，兵营里发生了很多起偷窃事件。所以有一天，我和我的少校设了个陷阱，当场抓住了那个小偷。原来，那个小偷是上校的儿子——鬼知道他为什么要偷我们这种人的东西。然后，我的少校——他跟你有点像，可以说有点像个理想主义者吧——想要起诉这个人。高层不同意。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上校的儿子告上了法庭。然而，在军事法庭上，吃亏却是少校他自己。那个小偷被无罪释放了。真实的故事。”亨利向我举起酒杯道，“这就是我们所热爱的军队。”
15 沙皇来访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发现德雷福斯的档案正放在我的桌子上——不是那份秘密档案，而是殖民办公室的记录。他们例行把它送过来给我，询问我的意见。
近几周，发生了两起德雷福斯的安保危机事件。首先，就是那家英语报社报道德雷福斯越狱了。接着，德雷福斯收到了一封从坎本街寄来的信，信上的署名看起来像是“魏勒”，里面的内容应该是用隐形墨水写的：无法破译上次通信的内容。已经返回你回信中的上一个步骤。请精确地指出文档的位置以及解锁橱柜的方式。演员随时可以行动。 负责看守德雷福斯的守卫接到命令要仔细观察他收到这封信后的模样。但他只是皱了皱眉头，就把信放在了一旁。显然，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魏勒”这个名字。我们和总安全局一致认为这只是个恶作剧。
然而，我在翻看档案时，发现这些事件都被殖民地部用作加强德雷福斯看守力度的借口。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他每天晚上都要被铐起来。档案里甚至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专门用来控制他的装置，还是专门从卡宴的流放地运来的。他的床上固定着两个“U”形的铁环，太阳一落山，他的脚踝就会被套进这对铁环里，然后会有一根铁棒穿入环中，把铁环锁上。他就独自保持着这样的姿势直到天明。此外，他的牢房周围还立起粗壮的木栅栏，足有两米半高。靠里的栅栏离他的窗户只有半米远，因此，他从屋里完全看不到窗外的海景了。白天，他不能跨出第二道栅栏。两道栅栏之间布满了岩石和灌木，没有一棵树和一片被遮蔽之地，那就是他现在的整个世界。
像往常一样，这份文件里附带着一些德雷福斯被没收的文字：
昨天晚上，我被铐了起来。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自我到这里以来，我总是小心谨慎地遵守着他们给我的每一个命令。在那个漫长而恐怖的夜晚里，我怎么没发疯呢？（1896年9月7日）
这些被铐住的夜晚啊！身体上的痛苦我就不说了，但这带给我的人格上的屈辱是多么大啊！而且，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生活在这样的噩梦中，已经快整整两年了！（9月8日）
我已经像野兽一样，被一个拿着步枪和左轮手枪的守卫日夜看守着了。而现在，他们居然还要把我铐起来！不，我要说出实情。这根本不是为了防止我逃跑。是巴黎的某些人下了命令，让他们报复我、折磨我！他们没法打倒一个家庭，打倒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都不会逆来顺受地接受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司法错误。（9月9日）
我不想再读下去了。我见识过囚犯的脚被脚镣磨破后会发生什么——脚镣磨破血肉，直穿骨头。在蚊虫肆虐的炎热夏夜里，这种折磨肯定是难以忍受的。我的笔尖在文件上盘旋了好一会，但最终，我只在上面写了“送回殖民地部”，没有写任何个人评论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贡斯的办公室里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一些有关沙皇访问的最后的安保细节。来自内政部、外交部、总安全局和爱丽舍宫的人一脸严肃——且为自己能处理这些问题而感到十分自豪地围坐在桌子旁，讨论着沙皇行程的细节。
沙俄船队将于周一下午一点，在护航下驶进瑟堡港。共和国总统将会见沙皇与皇后。六点半，在海军基地将举办一场七十人规模的晚宴，布瓦代弗尔将军将会坐在沙皇所在的那张桌子上。周二上午，八点十五分，沙俄帝国列车将抵达凡尔赛。来自沙俄的访客将登上总统的火车，在上午十点到达朗尼拉火车站。游行队伍将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走完十公里的游行路线，进入巴黎。军队部署了八万士兵全程护送。所有疑似恐怖分子的人物都将被拘留或被驱逐出巴黎。在俄国大使馆用过午餐后，沙皇和皇后将参观达吕街上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晚上六点三十分，在爱丽舍宫将举办一场二百七十人规模的国宴。晚上八点三十分，特罗卡德罗广场上将会有焰火表演，接着在歌剧院会有一场盛大的演出。周三……
我的思绪一直牵挂着八千英里外魔鬼岛上那个被铐住的身影。
会议结束后，当大家都鱼贯而出时，贡斯叫住了我，让我留一下。他的态度再亲切不过了。“我亲爱的皮卡尔，我一直在想，等这一阵俄国的事忙完以后，让你去东部那些驻军城镇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什么任务，将军？”
“检查并报告安保程序。提出改进建议。很重要的工作。”
“要离开巴黎多久？”
“噢，就几天，可能一两个星期吧。”
“那谁来管理我这个部门呢？”
“我来。”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道，“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周日，我在加斯特的家中见到了波利娜——这是这么多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见到她。她穿一条黄色的裙子，袖口和领子上点缀着白色花边——她知道我也喜欢这条裙子。菲利普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热尔梅娜和玛丽安娜也来了。往常，我能很好地应付这一家子人都出现的情况。但今天，这个场景却让我心如刀绞。天气湿冷湿冷的，我们只能待在室内。也就是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沉浸在她的另一个世界——她真实的世界里。
几个小时后，我再也没法装下去了，走到房子背面的阳台上抽雪茄。雨冰冷地砸下来，中间还夹杂着冰雹，像是北欧刮来了季风。冰雹在湿漉漉的草坪上弹来弹去。我想起了德雷福斯对下个不停的热带暴雨的描述。
突然，我感觉到丝绸摩擦着我的后背，香水的气味从背后飘来。然后，波利娜出现在我的身旁。她没有看我，只是站在那里，视线越过这个阴沉的花园，凝视着远方。我右手拿着雪茄，左手垂在身旁。她右手的手背离我的手背很近，保持着将碰不碰的距离，我好像能感觉到我俩手上的汗毛互相摩擦着。如果有人从背后看到我们，那也只会觉得我们是两个老朋友，一起看看外面的风雨罢了。但她主动的靠近让我觉得很紧张。我们都没有说话。突然，走廊的门砰地弹开了，接着，只听莫尼耶嚷道：“希望他们的‘皇帝陛下’下周来的时候，别再是这种鬼天气！”
波利娜自然地把手抬到额头上，拂去一缕掉落的头发。“乔治，你参与这件事了吗？”
“没怎么参与。”
“他只是谦虚罢了，他总是这样，”莫尼耶插上一句，“我知道你们那群人为了这事能安全进行都做了什么。”
波利娜说：“你真的有机会见到沙皇吗？”
“恐怕至少要当上将军才能见到。”
莫尼耶说：“但你肯定能看到游行，对吧，皮卡尔？”
我使劲地抽着雪茄，希望他赶快走开。“如果我想自找麻烦的话，我可以去。陆军部长已经在波旁宫为我们的军官和他们的夫人安排了座位。”
“而你没法去！”波利娜嚷道，假装要捶我的胳膊，“你这个可怜的共和党人！”
“我没有老婆。”
“这不是问题，”莫尼耶说，“你可以借用我的。”
于是，星期二早上，波利娜和我沿着波旁宫的台阶，找到了我们的座位。我发现反间谍处的每个军官都收到了部长的邀请，并带着妻子出席了——除了格里贝兰，他带的是自己的母亲。当我们俩在他们面前出现时，他们丝毫不加掩饰地表现出自己的好奇。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的——这个仍是单身的长官出席了，身旁站着他已婚的情妇，正挽着他的胳膊。我非常正式地介绍了波利娜，强调了她的身份——我的好朋友，外交部的莫尼耶先生的妻子。但这只让我们的关系听起来更可疑。听了我的介绍，尽管亨利草草地鞠了一躬，劳特也点了点头，立正站好，但我还是注意到贝尔特·亨利，旅馆老板的女儿，带着她那暴发户的傲慢，甚至不愿意握波利娜的手。劳特夫人也紧紧地抿着嘴，表示对我们这种行为的不赞赏，甚至还别过身去。
不过，波利娜似乎并不在意。我们座位的位置很好，俯视着桥以及塞纳河，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就在半公里之外。天气晴朗，风却很大。大楼上悬挂着的巨大三色旗——红、白、蓝三种颜色，垂直条纹的代表法国，水平条纹的代表俄国——正噼里啪啦地翻滚在空中，好像挣扎着要挣脱束缚。桥上里里外外围了十几层的人，都是从天亮的时候就开始等了。据报道，整个城市里其他能看见游行的地方也是一样人满为患。根据警察局提供的数据，整条游行路线旁的观众多达一百五十万。
从协和广场上远远地传来成千上万名群众的欢呼声，音量渐渐大了起来，再伴上马蹄敲击鹅卵石地面的清脆响声，听起来就像是交响乐一般。远处出现了一条闪亮的“光带”，闪烁着的金光铺满了宽阔的路面。接着，更多的“光带”出现了，直到它们靠近我们才看清，原来那是士兵头盔和胸甲反射出的阳光。那是一波又一波的枪骑兵和胸甲骑兵，骑在马上，身体上下起伏着。旗帜在空中飘扬，十二人为一排，并排骑过桥来。一排一排的骑兵不断骑过桥面，直直地向我们小跑而来，眼看就要登上台阶，从我们中间冲过去。但就在最后一刹那，他们突然往左一拐，拐到圣日耳曼大道上。后面跟着殖民地的骑兵团——非洲猎骑兵、阿尔及利亚骑兵、阿拉伯地方骑兵及其长官——他们的坐骑不停躲避着喧闹的人群。后面跟着的是皇家敞篷马车的队伍——总统、俄国大使、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领导人，以及共和国其他显要人物，包括比约将军。当布瓦代弗尔头戴装饰着羽毛的头盔出现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特别热烈的欢呼声——有传言说，这次访问之后，他可能会成为外交部部长。
在他们过去之后，大街上空了一会。然后，俄国皇家马车出现了，旁边跟着骑马的贴身保镖。波利娜倒吸一口气，抓住了我的胳膊。
比起联盟、军队，这对皇室夫妇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他们那矮小的身材 。沙皇尼古拉二世看上去像是一个贴着假胡子、穿着父亲的制服、被这场面吓坏了的金发小男孩。他每隔几秒钟就机械地行一次礼，快速地碰一碰他那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的帽檐。这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在紧张地抽搐，而不是在向掌声致意。皇后亚历山德拉坐在他身边，看起来比他的年纪还要小，像是一个偷偷用了化妆品的小女孩。她围着一条丝绒布围巾，一只手拿着一把白色的阳伞，另一只手抱着一大束鲜花。她快速地向左右两边的人群鞠着躬。我坐在这里都能看到她脸上的笑容是多么的僵硬。他们看起来都是忧虑重重的样子。马车突然向右猛地一拐，他们也随之微微往旁边一靠，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被更大的欢呼声淹没了。
波利娜仍抓着我的胳膊，转过身来跟我说了什么。在漫天的喧闹声中，我听不清她的声音。“什么？”她把我拉过去，她的嘴唇靠得很近，我都能感觉到她的气息呼进我的耳朵。就当我试图听清她在说什么的时候，我看到亨利、劳特和格里贝兰都在盯着我俩看。
仪式结束后，我跟在这三个人后面，沿着大学街走回办公室。他们走在我前面大约五十米远的地方。街上空空荡荡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们的女宾，还待在原地，想等沙皇夫妇午餐后坐车回来，穿过桥去俄国东正教教堂的时候，再远远地看上他们一眼。从亨利说话时的手势和另外两个人不断点头的样子可以看出来，他们正在议论我。我不禁加快了脚步，走到他们身后。“先生们！”我大声说道，“很高兴看到你们没有玩忽职守！”
我以为我会听到他们心虚的笑声，甚至看到他们尴尬的表情。但当他们转过来看着我时，那三张脸上的表情却是阴沉而轻蔑的。看来，我刺激到他们那资产阶级敏感心理的程度，比我想象的还严重。我们在沉默中走到了反间谍处。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没有踏出自己办公室的门。
七点过后不久，巴黎的太阳就落山了。到了八点时，天已经暗得无法阅读了。我依然没有开灯。
每当夜幕降临时，气温降低，这栋旧建筑里的木材就开始收缩，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部长花园里的鸟儿安静了下来。黑暗占领了所有空间。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等待着。如果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幽灵真的在这里的话，现在就是他们现身的最好时机。当我在八点半打开房门时，我心里居然隐隐期待着看到一顶假发和一件天鹅绒外套在走廊上飘来飘去。但这座古老的房子里好像没有其他人了。所有人都去看特罗卡德罗的烟花表演了，连卡皮奥也不例外。前门会被锁上。整栋楼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从抽屉里拿出德斯韦宁几个月前留给我的那个装着开锁工具的卷包。就在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可笑——秘密情报部门的主管，不得不撬锁进入自己部门的档案室。但我从各个角度理性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后，发现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了。至少，这值得一试。
我在格里贝兰档案室门外的走廊上跪下。我惊奇地发现撬锁比想象中的简单多了。只要找到正确的工具，我就能探到门闩底部的凹口。接着，我要按住它，用左手继续施加压力，右手把尖嘴镐插进去，把锁珠抬高。第一个上去了，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也终于上去了——那折磨人的剩余部分向前一滑，然后伴随着顺滑的咔哒声，门打开了。
我打开电灯。要把格里贝兰档案室里的每一把锁都撬开，肯定得花上我好几个小时。幸好，我记得他把钥匙放在桌子左手旁最底下的那个抽屉里。经过十分钟耐心的尝试，我终于撬开了那个抽屉。我打开抽屉。钥匙就在里面。
突然，窗外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往窗外瞥了一眼。一公里外，埃菲尔铁塔的探照灯正照着塞纳河对岸的协和广场。探照灯照射出的光束旁满是烟花绽放出的火星，它们无声地跳动着、闪耀着。隔了一两秒，又响起烟花绽放的声音，音量大到连那带着古老图案的玻璃窗格都为之颤动。我看了看手表。九点钟。流程推迟了半小时。焰火表演预计将持续三十分钟。
我拿起格里贝兰的那一串钥匙，试着打开离我最近的档案柜。
我在弄清楚了哪把钥匙开哪把锁以后，马上就打开了所有的抽屉。我的首要任务是找特工奥古斯特送来的材料，能找多少找多少。
这些被重新粘好的文件已经发黄了。我在整理这些文件的时候，它们像干树叶一样发出沙沙的声音。其中有来自柏林霍普特曼·达姆的信和电报，他在信中用的是自己的假名“杜福尔”；有德国大使明斯特伯爵寄给施瓦茨科彭的信，也有意大利大使雷斯曼先生写给帕尼扎尔迪的信，还有写给奥匈帝国武官施耐德上校的信。有一个沾满了煤渣的信封，信封上写的日期是1890年11月。有意大利海军武官罗塞里尼和英国武官塔尔博特写给施瓦茨科彭的信。有四五十封艾尔芒丝·德·维德写的情书——我亲爱的、可爱的朋友……我的马克西…… ——还有二三十封帕尼扎尔迪写的情书：我亲爱的小朋友……我的大猫咪……我亲爱的小基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