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当我处理这样私密的材料的时候，会感到不舒服，甚至会感觉脏；但现在不会了。
这堆东西里还混着一封1894年11月2日周五凌晨三点帕尼扎尔迪发给罗马的总参谋部的密电：
罗马总参谋部
913 44 7836 527 3 88 706 6458 71 18 0288 5715 3716 7567 7943 2107 0018 7606 4891 6165
帕尼扎尔迪
解码后的文本就附在密电后面，是贡斯将军手写的：德雷福斯上尉被捕了。陆军部掌握了他与德国来往的证据。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
我把这些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窗外，埃菲尔铁塔被翻滚的光芒和火花淹没。最后一声巨响在夜空中爆发，然后消散在黑暗中。我听到了一阵微弱的掌声。焰火表演结束了。我估计了一下，从特罗卡德罗花园的人群中挤出来、回到处里至少要三十分钟的时间。
我再次审视起了那些被重新粘好的文件。
许多文件都不完整，或者毫无价值，让人看了干着急。看着看着我突然意识到，想要从这些碎片中挖出那么多信息，简直是疯了——就跟古代那些通过观察动物的肝脏来决定公共政策的人差不多。我感觉眼睛很干涩。自中午到现在，我就没有出过办公室，因此也没有吃过东西。也许就是因为状态不佳，当我拿到关键的文件时，我略过了它，直接看向下一个。但它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于是我又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遍。
这是一张短笺，用淡淡的墨水写成，写在正方形的白纸上。看得出来，它曾被撕成了二十几片，还有几片没找到。写信人在信中询问施瓦茨科彭要不要从他那里买“无烟火药的秘密”。信尾的落款是“你忠实的迪布瓦 ”，日期是1894年10月27日——也就是德雷福斯被捕的两周后。
我稍微仔细地查看了一下这个文件夹里的其他材料。两天后，迪布瓦又给施瓦茨科彭写信了：我可以给你搞来一颗勒贝尔步枪的子弹，这样你就可以研究研究无烟火药的秘密了 。看起来施瓦茨科彭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是，他为什么要回应？那封信看起来很奇怪，依我看，他只要去到法国任意一个驻军城镇，随便走进一家酒吧，就可以用一杯啤酒的价钱买下一盒勒贝尔子弹。
真正吸引我的是信尾签的名字。迪布瓦？我刚才肯定见过这个名字。我回头翻了翻刚才的那堆帕尼扎尔迪写给施瓦茨科彭的信。我美丽的小姑娘……我亲爱的、没有经验的小家伙……亲爱的头号基佬……你忠实的二号基佬…… 接着，我找到了。在帕尼扎尔迪1893年写给施瓦茨科彭的一张便签里写着：我去见了迪布瓦先生。
这封信后还附着一条提示，提示参考另一文件夹中的内容。我花了好几分钟才弄明白格里贝兰的这条提示到底指向哪里，并且找到了目标文件。在一个文件夹里，我找到了一份亨利少校在1894年4月写给桑德尔上校的简报。报告中，他猜测了特工“D”的身份，还提到这个特工“D”已经给德国和意大利提供了“尼斯的12个大计划”。亨利的结论是，这个特工是一个名叫雅克·迪布瓦（Jacques Dubois）的印刷工，在一个负责给陆军部印刷合同的工厂里工作——那些图勒、兰斯、朗格勒、讷沙托和其他地方防御计划的大型图纸可能也是他泄露出去的。对他来说，在使用打印机的时候多打印几份留给自己用，是易如反掌的事。我昨天和他见面了， 亨利写道，发现他是个可悲的家伙，自认为是个高明的罪犯，但其实智商堪忧，根本拿不到机密资料。他泄露出去的计划都并非机密。建议：无须采取进一步行动。
原来如此。“D”不是德雷福斯，而是迪布瓦。
你命令我开枪，我就开枪……
我详细地记下了每个文件和文件夹原本的位置，接下来，就是费时费力的工作了——我要把它们一样一样地放回去。我花了十分钟时间，文件归位，锁好文件柜，擦干净桌面。做完这一切后，时间刚过十点。我把格里贝兰的钥匙放回抽屉里，跪下来，又拿出了那堆复杂的工具，准备把它锁上。当我努力地操纵着两个小小的金属工具时，我意识到时间正在不断流逝。我累了，手也出了汗，不断打滑，这使我的动作不禁变得笨拙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把锁锁上比把锁撬开难多了。但是，我终于做到了。之后我关上了灯。
现在，只要重新锁好档案室的门，就万事大吉了。当我还跪在走廊上，和锁珠斗智斗勇的时候，好像听到楼下的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停下动作，侧耳细听，但我没有再听到任何可疑的声音。肯定是我太紧张听错了。我继续手上艰难的工作。然而接着，一楼的楼梯上清晰地传来了嘎吱嘎吱的脚步声——有人正在往楼上走来。但我几乎马上就要搞定最后一个锁珠了，我不愿在最后的关头撒手。当脚步声越来越大时，我才意识到来不及了。我飞快地溜过走廊，试着打开最近的门——锁上了——下一扇门——开着的——钻了进去。
我听见有人沿着走廊慢吞吞地、从容不迫地往我这个方向走来。从门缝里，我看到来人是格里贝兰。我的老天爷啊，这个可怜人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就没有别的了吗？他在档案室门口停下来，拿出钥匙。他把钥匙插进锁眼里，试图转动钥匙。虽然看不见他的脸，但我看见他的肩膀僵住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试着转了转门把手，小心地打开门。他没有走进去，只是站在门口，听着门里的动静。然后他把门敝开着，打开灯，走了进去。我听到他在检查自己的抽屉。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走廊上，四处打量了一番。他本应是个可笑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小怪物。但不知道怎么的，现在他站在那里，警觉而满腹怀疑，在我眼中俨然成了一个狠毒的角色。这个男人对我来说是个威胁。
过了好一会，大概终于确信是自己忘记锁门了，他回到了档案室里，关上了门。我又等了十分钟，然后才脱下鞋子，穿着袜子，小心翼翼地走过了格里贝兰的“巢穴”。
在回自己公寓的路上，我在桥上停了下来，把那卷撬锁工具扔进了塞纳河里。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沙皇参观了圣母院，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桥，还在凡尔赛参加了宴会。
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我走到街对面，去见福柯上校。他刚从柏林大使馆回来，就是为了见证这次沙皇的访问。互相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自巴塞尔的那次会面后，你有收到任何来自理查德·库尔的消息吗？”
“有啊，他来找了我们，还狠狠地抱怨了一番。我还想你们肯定是严刑逼问他了呢。你到底派谁去的？”
“我的副官，亨利少校；我手下的另一个军官，劳特上尉；还有两个警察。怎么了？库尔说了什么？”
“他说他是出于善意才答应了那次会面的要求，本是想告诉我们关于在法国的德国间谍的情况。但他到瑞士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只当他满口谎言、满脑幻想。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法国军官——胖胖的，脸红红的——专门欺负他，老打断他说话，清楚地表现出了自己完全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我想这是你们精心讨论过的策略吧？”
“据我所知，绝对不是。”
福柯惊恐地盯着我道：“好吧，不管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反正库尔不会再和我们联系了。”
我去了总安全局的总部，见了汤姆普。我告诉他：“我来，是想谈谈那次巴塞尔之行。”一听这话，他立刻露出焦虑的神色。他不想给任何人惹来麻烦。但看得出来，这件事也一直困扰着他。
“我不会说是你说的，”我向他保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不需要更多的劝说，他就说了出来。说出来以后，他似乎松了口气。
“好吧，上校，”他说，“你还记得我们最初的计划吗？一开始，一切都按部就班。我跟着库尔从德国火车站到了大教堂，看着他和我的同事，乌耶卡尔碰头，然后跟着他们到施瓦茨霍夫宾馆，而亨利少校和劳特上尉已经在宾馆楼上等着他了。之后，我就回到车站的酒吧等着。大概三个小时后，亨利突然走进酒吧，点了一杯酒。我问他进展如何，他说‘我受够了这个混蛋’——你也知道他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我用一个月的薪水打赌，我们从他身上问不出任何信息。’我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然后他说，‘噢，我扮红脸，假装生气，然后走出来了。留劳特和他单独待在一起。让这个年轻小伙试试吧！’显然，我对事情的进展很失望，所以说道，‘你知道我跟库尔认识很久了吗？你知道他很喜欢苦艾酒吧？他真的很喜欢喝酒。请他喝酒可能会容易些。如果劳特上尉也问不出来什么的话，你介意让我试试吗？’”
“亨利少校怎么说？”
汤姆普继续蹩脚地模仿起亨利来。“‘不，’他说，‘那样太麻烦了。算了吧。’然后，六点的时候，劳特上尉结束了问话，来到车站。我又问了亨利一次，‘听着，我很了解库尔，为什么不让我带他去喝一杯呢？’但他只是又重复了一遍，‘不，那没用。我们来这里就是浪费时间’。然后我们就搭过夜火车回巴黎了。事情就是这样。”
回到办公室后，我新建了一个关于亨利的文件夹。我确信，陷害德雷福斯的人，就是他。
破译加密文件不是反间谍处的工作，甚至不是陆军部的工作。加密文件都是由外交部中的一个七人小组负责破译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精英，组长是艾蒂安·巴泽里少校，他因破解了路易十四的伟大密码、揭开了铁面人的真实身份而成为报刊上的名人。他符合大家对怪才的所有刻板印象——蓬头垢面、不善交际、健忘——而且不经常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有两次，我借着去办其他事的由头，到奥赛码头找他，可他的手下却告诉我没人知道他在哪里。直到这个月底，我才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只穿一件衬衫，弯着腰，伏在桌面上，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一个圆筒形的加密装置被拆成一堆零部件，散落在他周围。我的军衔比他高，但巴泽里没有向我敬礼，甚至都没有站起来。他从不在乎军衔，就像他也不在乎理发、剃须一样。而且，从他办公室的味道来看，他也不在乎洗澡。
“德雷福斯案，”我对他说，“意大利武官帕尼扎尔迪少校于1894年11月2日给罗马总参谋部发的电报。”
他眯起眼睛，透过油腻腻的眼镜片看着我道：“电报怎么了？”
“是你破译的？”
“是我。花了我九天时间。”他继续低头摆弄起手上的机器来。
我拿出我的笔记本，翻开。左边的一页是我在档案室里从文件中抄下来的密电内容，右边是贡斯手写的破译后的文本：德雷福斯上尉被捕了。陆军部掌握了他与德国来往的证据。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我把本子递给巴泽里，然后道：“这就是你破译出来的文本？”
他瞥了一眼内容，气得下巴一下子绷紧了。“我的老天，你们就是不知道放弃，对吧？”他把椅子向后一推，大步穿过办公室，推开门喊道：“比勒柯克！把帕尼扎尔迪的电报给我拿来！”他转向我道：“我最后跟你说一次，上校，这不是上面所说的，就算你们希望它是，真相也不会改变！”
“等等，”我举起手，想安抚一下他的情绪，“看来这之前还有段我不知道的故事。让我说清楚：你是在告诉我，这不是对这封密电的正确解读？”
“解读这封密电花了我九天时间，就是因为你们陆军部一直拒绝相信事实！”
一个看起来神经兮兮的年轻人——我猜大概是比勒柯克——拿着一个文件夹来了。巴泽里把文件夹从那人手中一把夺过，猛地打开。“喏，你看——这是电报的原件。”他把文件夹举起来让我看。我认出了帕尼扎尔迪的笔迹。“凌晨三点，帕尼扎尔迪把它送到了蒙田大道的电报局。然后，由于我们和电报部门交代过，早上十点，这封电报就送到我们部门了。十一点，桑德尔上校就站在你现在所站的位置上，要求我们把它当作头等紧急文件来破译。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这上面使用的密码非常复杂，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成功破译过。他说，‘如果我能很确定地告诉你，其中有一个词可以肯定呢？’我告诉他那将会简单得多。他说，那个词是‘德雷福斯’。”
“他又是怎么知道帕尼扎尔迪会提到德雷福斯的呢？”
“嗯，我得承认，这件事他做得非常聪明。桑德尔说，前一天他安排人把这个名字泄露给了报社，并告诉他们这就是被捕的间谍的名字。他认为，不管是谁雇用了德雷福斯，都会感到恐慌，并联系他们的上司。当他们的人半夜跟踪着帕尼扎尔迪到电报局时，桑德尔上校自然相信是他的策略奏效了。不幸的是，当我成功破译这封密电时，我发现电报的内容和他期待的并不一致。你自己看吧。”
巴泽里给我看了那封电报。破译后的文本被整齐地写在那一串加密数字下面：如果德雷福斯上尉没有和您打过交道，那么您最好要让大使发表一份官方的澄清声明，以避免媒体的无端猜测。
为了确保自己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我通读了两遍电报。“意思是，帕尼扎尔迪完全不认识德雷福斯——也就是和桑德尔上校的猜测正好相反？”
“一点没错！但是，桑德尔不接受这个结果。他坚持说我们肯定在什么地方把一个词搞错了。他对这件事非常坚持，甚至安排他手下的一名特工向帕尼扎尔迪提供了一些与此无关的新信息。这样，帕尼扎尔迪就不得不向罗马那边再发一封包含某些术语的密电。但当我们又破解了那封密电后，我们证明了第一封密电的解码无疑是正确的。从一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花了我们九天时间。所以，拜托了，上校——别让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我在脑子里算了一遍。11月2日的九天后就是11月11日。军事法庭于12月19日开庭。那就意味着，德雷福斯受审的一个月前，反间谍处就意识到了“那个畜生D”不可能指的是德雷福斯，因为他们知道帕尼扎尔迪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除非他在对他的上司撒谎。但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我相信，”我问道，“在整个事件的最后，你向陆军部提供的是正确的版本，对吧？”
“这是肯定的。我把正确的文件交给了比勒柯克，让他亲自送去的。”
“你记得你把文件交给谁了吗？”我问比勒柯克。
“记得，上校，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就交给了部长本人。我交给了梅西埃将军。”
回到反间谍处的时候，我闻到了从我办公室里散发出来的烟味。我推开门，发现贡斯将军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后，而亨利把他的大屁股靠在我的桌子上。
贡斯愉快地说：“你出去了好久。”
“我不知道您要来。”
“噢，我没有提前跟你说。只是顺路过来看看。”
“您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过。”
“没有吗？也许我应该经常这么干干。你在这里管理的是一个多么独立的小部门啊。”他伸出手来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带走德雷福斯的那份秘密文件。”
“当然可以。我能问问原因吗？”
“不能。”
我本想跟他争论几句。但我瞥了亨利一眼——他微微抬起眉毛。
上校，你得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是军队的头啊。
我慢慢地弯腰，打开了保险柜，在脑子里搜寻着拒绝服从命令的借口。我拿出了标着“D”的文件夹，不情不愿地递给贡斯。他翻开封面，迅速地用拇指翻着里面的文件。
我刻意问道：“都在里面了吗？”
“最好是！”贡斯朝我笑了笑——纯粹是机械地动了动自己的下半张脸，一点幽默的感觉都没有。“现在，鉴于你马上就要离开部门去视察了，我们需要在管理上做一点调整。从今以后，亨利少校会把特工奥古斯特提供的所有材料都直接交给我。”
“但那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
“是的，正因如此，才应该由我，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来处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亨利？”
“您说了算。”
“我被开除了吗？”
“当然不是，我亲爱的皮卡尔！这只是为提高我们的效率而重新安排工作。除了这个，其余的一切都交给你。那就这么定了。”他站起来，掐灭了香烟，“咱们以后再细谈，上校。”他把德雷福斯的文件夹用双臂抱在胸前，然后道：“我会把我们的小宝贝照顾好的，你放心吧。”
他走后，亨利看着我，带着歉意耸了耸肩。“你要是听了我的建议就好了。”他说。
我听那些去过罗盖特街观看公开处决的人说，死刑犯们的头被砍下来之后，还会有生命迹象——脸颊还在抽搐，眼睛还会眨一眨，嘴唇还会颤抖。
我不禁想：在这些被砍下来的头颅里，是否会闪过自己还活着的幻觉？它们能否看见人们低头盯着自己？在黑暗袭来前的一瞬间，它们还能和人交流吗？
自那天贡斯来过后，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每天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办公室，就像自己还活着一样。看报告。和特工们通信。召开会议。写给总参谋长看的每周例行报告——德国计划在阿尔萨斯-摩泽尔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他们用了越来越多的军犬，他们正在边境附近的比桑敷设电话线。但说这些话的人，心已经死了。反间谍处的管理权，其实已经被转交到了陆军部。在那里，贡斯和我的手下亨利、劳特、格里贝兰经常一起开会。我能听到他们离开办公楼，也能听到他们回来。他们正在搞些什么事情，但我没法知道。
我似乎没有其他选择。显然，我不能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我的上司，因为我必须假定他们已经知道了。有几天，我甚至在考虑直接向总统求助了。但后来，我读到了他最近在比约将军面前发表的演讲——军队是国家的心脏和灵魂，是映射出法国之克己自律和爱国主义的最理想的镜子；政府始终应该把军队放在第一位考虑，军队是国家最大的骄傲 ——我这才意识到，他永远不会为了一个遭到歧视的犹太人，拿起武器来对抗“国家的心脏和灵魂”。而且，我肯定也不能把我所知道的告诉非政府工作人员——不管是参议员、法官，还是报纸编辑——因为这将会泄露我们最重要的机密情报来源。德雷福斯家族和我的处境一样，况且，还有总安全局的人日夜监视着他们。
最重要的是，我害怕背叛军队——背叛我 的心脏和灵魂，我 的镜子，我 的理想。
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我等待着转机的到来。
我在克莱贝尔大街拐角处的报摊上看到了它。那是11月的一个清晨，我正走在上班的路上。当我正准备走下人行道时，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我看到《晨报》的头版上赫然印着一张清单 的照片。
我环视了一下街上正在读报的人们。我突然有一种把他们的报纸抢走的冲动——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国家机密吗？我买了一份，躲到一个门廊里看了起来。报纸上的这张照片和原件尺寸相等，显然是出自劳特之手。新闻的标题是《证据》，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德雷福斯带有敌意。我一看就觉得这是出自一位检方笔迹鉴定专家之手。在这个时间发表的目的很明显。拉扎尔的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福斯案的真相》，在三天前发表了，其中对笔迹鉴定专家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都有一种职业动机，想要让所有人继续相信德雷福斯就是写了清单 的那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愿意公开自己手上的复制件。
为了尽快赶到办公室，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气氛很紧张。尽管这篇报道似乎是在证明德雷福斯是有罪的，但对我们部门来说，这仍是一场灾难。就像巴黎的其他市民一样，施瓦茨科彭也会在早餐桌上读到这份报纸。当他意识到法国政府掌握了他的私人信件时，他会一下子被食物噎住。然后，他可能会试图弄清楚自己的信件怎么会到了他们的手上，奥古斯特漫长的特工生涯可能要就此断送了。那艾斯特哈齐呢？只有在想象艾斯特哈齐的反应时，我才能在苦闷中感受到一丝快感——当他在报摊上看到自己的笔迹出现在了头版上，他会做何反应？尤其是那天快到中午，德斯韦宁来向我汇报时，还告诉了我他刚看到艾斯特哈齐冲出“四指玛格丽特”的公寓，一头扎进了暴雨中，“看起来像是有鬼在后面追他似的”。
比约将军传召我。他派一个上尉给我带了口信，叫我立刻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我想要用一点时间准备应对这次严酷的考验。于是，我对那名上尉说：“我马上就来。告诉他我这就去。”
“对不起，上校。我接到的命令是现在就带您去他那里。”
我从衣帽架上取下自己的帽子。一踏进走廊，我就看见亨利和劳特在自己的办公室前晃来晃去。他们的站姿——洋洋得意中透露着一些好奇——告诉我，他们早就知道我会被叫走了，正等着看这一幕好戏呢。我们礼貌地互相点头致意。
我跟着那名上尉，绕到了布列讷酒店在街边的门口。
我领皮卡尔上校来见陆军部长……
我们一级一级地爬上大理石台阶时，我记起了德雷福斯革职仪式那天，自己急切地跑上这些台阶——寂静的花园覆盖着白雪，梅西埃和布瓦代弗尔用炉火烤着自己的小腿肚，纤细的手指滑动着地球仪，指向魔鬼岛的位置……
布瓦代弗尔又在部长办公室里。他和比约、贡斯一起坐在会议桌旁等着我。比约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合起来的文件夹。三位将军并肩坐着，一场压抑的审判即将来临。
部长捋了捋自己的海象胡子，说：“请坐，上校。”
我本以为叫我来是因为清单 被泄露一事，但比约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声称，艾斯特哈齐很快就会在众议院中被指认为德雷福斯的同伙。你知道写这封信的人是从哪里得知艾斯特哈齐正在受到怀疑的吗？”
“不知道。”
“我想，我不用说你也知道，这是对你调查内容的严重泄漏吧？”
“当然。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震惊。”
“这太不像话了，上校！”他的脸涨红了，眼球都突了出来。突然间，他摇身一变，变成了漫画家笔下的脾气暴躁的老将军。“先是档案的存在被泄露了！然后清单 的照片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现在又搞出这事！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想要用艾斯特哈齐去替代德雷福斯，这种想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执念、一种危险的痴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向媒体泄露机密信息。”
布瓦代弗尔说：“你这么做非常糟糕，皮卡尔。糟糕至极。我对你很失望。”
“我可以向您保证，将军，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我的调查内容，对艾斯特哈齐透露那就更不可能了。我进行调查也不是出于个人的执念。我只不过是循着一条合乎逻辑的线索调查，就这么找到了艾斯特哈齐。”
“不不不！”比约摇了摇头道，“你已经违反了我们不要染指德雷福斯案的命令，还在自己的部门里像个间谍一样到处挖取机密。我现在就可以叫我手下的勤务兵来，以拒绝服从命令的罪名，把你送到舍尔什米蒂监狱去。”
房间里经历了短暂的沉默。然后，贡斯说：“上校，你说你的举动完全出于逻辑。那么，如果我们提供给你德雷福斯是间谍的确凿证据，你会怎么做？”
“如果铁证如山，那我肯定会接受。但我不相信你们能找到这样的证据。”
“你就错在这里。”
贡斯瞥了一眼比约——他打开文件夹。文件夹里面好像只有一张纸。
比约说：“最近，通过特工奥古斯特，我们截获了一封帕尼扎尔迪少校写给施瓦茨科彭上校的信。其中有这么一段：我在信中获悉有一个副官将会询问关于德雷福斯的问题。如果罗马那边有人再次问起相关情况，我会说我从未和这个犹太人有过任何来往。如果有人问你，你也这么说就行，因为我们必须保证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最后的署名是‘亚历山德琳’。喏。”比约说着，心满意足地合上了文件夹。“对此 你有什么好说的？”
毫无疑问，这是伪造的。绝没有其他可能。我保持镇定。“我能问一下，我们是什么时候拿到这封信的吗？”
比约转向贡斯，贡斯回答道：“大约两周前。亨利少校用老方法收集到了碎片。信是用法语写的，所以他可以亲自把它拼起来。”
“我能看看原件吗？”
贡斯轻蔑地抬起了下巴：“有这个必要吗？”
“我只是好奇它长什么样。”
布瓦代弗尔张口说话了，语气冷若冰霜：“皮卡尔上校，我衷心希望你不要怀疑亨利少校的为人。他收集并修复了这封信，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把这封信的存在告诉了你——希望你不要转头就告诉媒体——为的是让你放弃你那危险的执念，不要再妄想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了。否则，你面临的后果将会很严重。”
我轮流看着面前的三位将军。现在看来，法国军队陷入了这么一个困境：要么成为全欧洲最大的傻瓜，要么成为全欧洲最大的混蛋。对于我的祖国来说，这俨然是个两难的选择。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警告自己，现在不要和他们对着干，我必须“装死”。
我微微低头，然后道：“如果三位都认为这封信真实可信，那我自然没有异议。”
比约说：“所以，你接受德雷福斯是有罪的了？”
“是的，如果这份文件是真的的话——他无疑是有罪的。”
好了。结束了。此时此景，我想不出自己还能说些什么来让德雷福斯摆脱困境。
比约说：“上校，鉴于你之前表现良好，我们就不对你采取法律行动了——暂时是这样，以后还要看你表现。但我们希望，你能把所有与艾斯特哈齐少校调查相关的文件——包括小蓝 ——都交给亨利少校。你马上动身，跟着第6军和第7军去沙隆视察吧。”
贡斯又笑了，说道：“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就把你手上的所有办公室钥匙给我吧，我亲爱的皮卡尔。你不用再回反间谍处一趟了。亨利少校可以直接接手日常的运营工作。你直接回家收拾行李吧。”
我拿出一个行李箱，往里面装上够穿三四天的衣服。然后，我拜托门房把我接下来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收到的邮件都转寄到陆军部去。我将乘坐晚上七点的火车离开。在那之前，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拜访一些人，跟他们告别。
波利娜家的公寓在庞波街上，她正带着女儿们喝下午茶。看见我，她显得很惊慌。“菲利普随时都可能从办公室回来。”她一边低声说道，一边虚掩上身后的门。
“别担心，我不进去。”我站在楼梯平台上，身旁放着我的手提箱。我告诉她我要走了。
“去多长时间？”
“应该就一个星期左右。但如果我去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星期，你又要联系我的话，你可以写信给我，由陆军部转交——措辞的时候要小心点。”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未雨绸缪总是好的。”我吻了吻她的手，又把她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
“妈妈！”她身后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声。
“你去吧。”我说。
我坐出租马车到了圣日耳曼大街，让车夫在这等我一会儿。天已经黑了。在11月阴沉的夜色中，眼前的这座大房子显得比往日更加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再过一会儿，布兰琪举办的一场音乐晚会就要开始了。“稀客呀！”她向我打招呼道，“你来得也太早了！”
“我不进去了，”我说，“恐怕，我得离开巴黎几天。”我重复了一遍刚才对波利娜的嘱咐——要联系我的话，要通过陆军部，而且措辞应该尽量谨慎。“替我向埃默里和玛蒂尔德问好。”
“噢，乔治！”她高兴地叫起来，捏了捏我的脸，亲了亲我的鼻尖，“真是看不透你！”
再次爬上出租马车时，我看到她站在底楼的窗户前，指挥着乐手们摆放乐器。我最后往房子里望了一眼——耀眼的吊灯、一大堆室内绿植、覆盖着玫瑰色丝绸的路易十四风格的椅子、反射着灯光的光滑的云杉木和枫木家具。布兰琪微笑着，为一位小提琴手指明他的位置。车夫挥了挥鞭子，这一幅上流社会的画面顿时就从我眼前消失了。
我拜访的最后一个人是路易·勒布卢瓦。我又一次让车夫等着，又一次没有走进他的家门，在楼梯平台上跟他道别。路易刚刚从法院回来，他一眼就看穿了我内心的痛苦。
“我猜，你不能细谈吧？”
“恐怕是的。”
“如果你需要我的话，我总是在这里。”
我回到马车上，沿着大学街远远望了一眼反间谍处的办公楼——它看起来比四周的夜色还要阴沉几分。我注意到有一辆出租车在鱼市街-蒙马特车站的黄色探照灯下，停在我们后面二十步远的地方。我们开始驶离的时候，它也开始移动，而当我们到达火车西站的时候，它小心翼翼地停在远处。我猜，我离开公寓后就被跟踪了。他们不愿冒任何风险。
车站外的莫里斯广告柱上，在五颜六色的喜剧歌剧院和法兰西喜剧院的广告间，有一张海报上印着《晨报》上的清单 照片和一份德雷福斯的手写文件——两份文件上的笔迹放在一起一看，竟是大不相同。马蒂厄已经付钱，雇人把这些海报贴满了全巴黎。动作真快！“证据在哪？”是海报的标题，上面还写着悬赏关于原笔迹作者的线索。
他不会放弃的 ，我想，在他弟弟重获自由或惨死孤岛之前，他是不会放弃的。 在不断向东行驶的列车上，我把行李箱放上行李架并坐下来，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又燃起了些许希望。
第二部分
16 从突尼斯到法国
海边，经过一栋现代风格的小屋，穿过一个泥土路面的广场，透过布满灰尘的棕榈树叶望去，可以看到苏塞军事俱乐部。这天下午，阳光照在哈马马特湾的海水上，竟像照到了铁皮上一样，反射出异常刺眼的光，让我不得不遮住自己的眼睛。一个穿着棕色长袍的男孩走过，手里用绳子牵着一只山羊。眩目的光线将一人一羊的身影印刻在黑色的柏油路面上。
在厚重的砖墙之内，军事俱乐部的装饰丝毫没有向北非靠拢的迹象。无论是木镶板、扶手椅还是带流苏的落地灯，都很可能可以在法国任何一个驻军城镇里见到。我像往常一样，在午饭后独自坐在窗边，而我那些突尼斯第4步枪团的弟兄则有的在打牌，有的在打盹，有的在读四天前的法国报纸。没有人理睬我。由于我的军衔，他们和我交流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保持着合适的距离。怎么能怪他们呢？毕竟，在他们眼中，我这个人肯定有什么问题 ——肯定是闹出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丑事，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给毁了——否则，为什么军队里最年轻的上校会被调到这样的垃圾地方？我穿着这个步枪团给我的新军装，天蓝色的外衣上，我那荣誉军团的鲜红色丝带像个血淋淋的枪眼一样，吸引着他们羡慕的目光。
像往常一样，下午三点左右，一个年轻的勤务兵扛着下午的邮件，从高高的玻璃门里走进来。这是个帅气的男孩，带着点粗野的街头坏男孩的感觉。他名叫弗拉维安-乌班德·萨维尼奥，还是团里军乐队的一员。他是在我后面几天到苏塞的，我敢肯定，是反间谍处派他来的，是亨利或者贡斯派他来监视我的。我讨厌他，不是因为他是个监视我的间谍，而是因为他的业务能力真的很糟糕。“听着，”我很想对他这么说，“你要翻我的东西的话，记得看完以后放回原位——在开始之前先在脑子里记好它们原来的位置。还有，如果你需要拦截我的邮件的话，别直接把邮件交给邮局的官员，至少做做样子，把邮件正常地放进邮箱——我跟踪你两次，两次都目击了你这种马马虎虎的行为。”
他走到我的椅子旁边，向我敬了个礼：“上校，您的邮件。您还有什么要寄出的吗？”
“谢谢你，暂时没有。”
“还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吗，上校？”他话中另有所指。
“没有，你可以走了。”
他走开了，走路的时候还微微扭着腰。当他走过一个年轻的上尉面前时，那个上尉放下正在看的报纸，看着他走过。我对这点非常不满：亨利和贡斯不仅认为我会被一个男的勾引上床，而且还认为我会被一个像萨维尼奥这样的男人勾引上床。
我看了看自己收到的邮件。有一封我姐姐寄来的信，还有一封是我表弟埃德蒙寄来的。从粘得过于紧的封口可以看出，两封信都被反间谍处打开过，然后又用胶水重新封上了。就像德雷福斯一样，我也被流放了，也忍受着他们对我信件的监视——虽然我的信件没有像他的那样被审查。我还收到了几份打印出来的特工报告，看来，他们想用这个让我相信我只是暂时被调离我的岗位而已；这些也被拆开过了。还有一封亨利寄给我的信。我很熟悉他的笔迹。自半年前我离开巴黎以来，我们经常通信。
直到前一阵，我们在信中的语气一直很友好（这里的天很蓝，有时候下午会特别热；这里跟巴黎一点都不像 ）。但在5月的时候，我接到突尼斯的军队高层的命令，要我领着我的团去西迪哈尼训练三周时间，并指导他们练习射击。我们往西南方向走了一天，才在沙漠中扎营。地方军悟性很差，而高温天气和无边无际且千篇一律的沙石风貌，再加上萨维尼奥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让我终于忍不住在信中抗议道：我亲爱的亨利，让我们大大方方地承认吧——我已经被解除职务了。这个事实并不会让我感到尴尬，让我感到尴尬的是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你们散布在我身边的所有谎言和秘密。
我猜萨维尼奥给我送来的就是亨利给我的回应。我很随意地把信拆开，认为信里肯定又是一些安抚我的陈词滥调，向我保证我很快就能回巴黎了之类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信中的语气冷若冰霜。他很荣幸地通知我，反间谍处内部的一次“调查”显示，我在信中提到的“秘密”，正好就是我自己制造的，即：（1）策划及进行“与公务无关的”非法行动；（2）收买现职官员提供虚假证词，说“邮局查获一份已知其姓名之人寄出的秘密文件”；（3）“打开秘密文件并检查其内容，导致某些不当行为的发生”。亨利以对我的讽刺结尾：至于“谎言”一词，调查无法确定本处在何处、如何、对何人编造了“谎言”。尊敬的，J .亨利。
我的下属居然这么跟我讲话！这封信上写的日期是5月31日，周一，也就是一周前。我又看了一下信封上的邮戳：6月3日，周四。我一下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亨利写完这封信，然后在把信寄出去之前，他把信送到路对面让贡斯过目。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那笨拙的威胁背后，是总参谋部在给他撑腰。在非洲的高温中，我竟不寒而栗。我又读了一遍这封信。然而，我的焦虑感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渐渐增长的怒气（“尊敬的”？ ）。我怒不可遏，以至于我必须用尽全力，才能让自己不大喊大叫或者踢家具。我把信塞进裤兜，戴上帽子，怒气冲冲地大步朝门口走去。我走路的时候怒气太盛，以至于屋里突然安静下来，许多人回过头来看着我。
我重重地踏过走廊，吓了两个正在抽雪茄的少校一跳。走下俱乐部的台阶，经过软塌塌的三色旗，穿过宽阔的路面，走进海上花园。每周日下午，军乐团都会在这里为当地的法国人拙劣地演奏一些家乡的曲子，好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有家的感觉。走到这里，我暂停脚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游廊上的两位少校还在迷茫地看着我。我转过身，面向大海穿过小公园，经过演奏台和破旧的喷泉，沿着海港往前走去。
几个月来，我每天中午都会去军事俱乐部，看看几天前的报纸，希望能看到一些关于德雷福斯案的新消息。我期待着有人从清单 上认出艾斯特哈齐的笔迹，然后直接告诉德雷福斯的家人。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案子就这样沉寂了下去。经过停泊着的渔船时，我低着头，把双手背在背后，责备自己的懦弱。我不得不将我的工作拱手让人。而现在，亨利和贡斯认为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我，已经对他们构不成威胁，被他们的铁血手腕击垮了，他们现在可以恐吓我，让我完全屈服。
码头的最南端有一个鱼市，就在这个古老的阿拉伯城市的城墙附近。我停下来，看着鱼被运进市场，倒在柜台上——有红鲻鱼、海鲷、鳕鱼、鲭鱼。旁边有一个围栏，里面关着六只海龟，嘴被绳子捆着。它们还活着，但为了防止它们逃跑，它们的眼睛都被弄瞎了。它们发出像鹅卵石互相碰撞时的咔嗒声，在黑暗中，渴望着重回水的怀抱。
我的住所在俱乐部另一头的军营里，那是练兵场边上的一栋砖瓦砌成的单层小屋，有两个房间，窗户上盖着防蚊网，游廊上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盏煤油灯。在这闷热的午后，阅兵场上空无一人。确认没有人在看我后，我把桌子拖到游廊边上，爬上去，伸手推开房梁上一块松动的木板。被一个菜鸟间谍监视的最大好处，也是我没有要求开除萨维尼奥的原因，就是他不会发现我像现在这样的小动作。我把手指伸到房梁上，到处摸索着，直到碰到一块金属——一个旧烟盒。
我取出烟盒，放回木板，把桌子拖回原来的位置，然后走进我的房间里。较大的那个房间是我的起居室兼办公室，窗帘已经拉上，遮住了刺眼的阳光。我穿过这个房间进入了我的卧室，坐在窄小铁床的边沿上打开了烟盒。烟盒里有一张波利娜五年前的照片和一捆她寄来的信：亲爱的乔治……我最亲爱的乔治……我渴望你……我想念你…… 我不知道这些信件被多少人看过，虽然肯定不如德雷福斯的信件，但毫无疑问还是很多的。
我去了你的公寓几次。一切都好。格罗太太告诉我，你执行秘密任务去了！有时候，我会躺在你的床上，闻着你留在枕头上的味道，想象着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这是我最渴望你的时刻。在午后的阳光下，我会想要你想到尖叫。这是一种生理上的痛苦……
我没必要再读一遍，因为我已经把信的内容都牢记于心了。
烟盒里还有一张我母亲的照片、七百法郎现金和一个信封，信封上面被我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署名者若遭遇不测，请把这封信交给共和国总统，只有他应该知道这封信的内容。G.皮卡尔。 ”信封里是一份关于我对艾斯特哈齐的调查的报告，在4月写成，总共有十六段。报告里详细梳理了所有的证据，并叙述了布瓦代弗尔、贡斯和比约对调查的阻碍，最终得出了三条结论：
1.艾斯特哈齐是为德国提供情报的间谍；
2.德雷福斯案中的唯一物证实为出自艾斯特哈齐之手；
3.德雷福斯案的庭审形式可以说是史上最不严谨的，法官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并无视了正规的法律程序。
这个阿拉伯小镇的宣礼塔上传来穆安津召唤信众礼拜的呼喊声。正是行“晡礼” [1] 的时间，这时人的影子正好是身高的两倍。我把信塞进上衣里面的口袋，然后走到了室外的热气里。
第二天一大早，萨维尼奥像往常一样给我送来了刮胡子用的热水，我赤裸着上身，在镜子前弯下腰，擦着肥皂沫。他送完水后没有离开，而是在房间里晃来晃去，从身后看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