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镜子里看向他道：“有什么事吗？”
“上校，听说您已经和勒克莱尔将军约好要去突尼斯见他了。”
“这还需要你的允许吗？”
“我在想，或许您想让我陪您一起去。”
“没有必要。”
“您会赶回来吃晚饭吗？”
“退下，萨维尼奥。”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敬了个礼，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我继续刮起了胡子，但动作更着急了一点，因为我能肯定，他肯定是去把我要去突尼斯的消息发电报给巴黎那边了。
一小时后，在市中心广场附近的铁路旁，我提着行李箱等待着。一家矿业公司最近刚铺设了从苏塞到突尼斯的铁路。这里没有车站，火车直接从街道中间穿过。在明亮的蓝天的映衬下，在平房的屋顶间，有一缕黑烟缓缓升起，这是火车要来了的第一个信号。附近传来刺耳的汽笛声，一群孩子从街道拐角处冒了出来，兴奋地尖叫着，向四面八方跑开。在他们身后，一辆机车，拖着两辆平板货车和三节车厢，慢慢地往前挪动着，最后终于在巨大的喷气声中停了下来。我把手提箱塞进车厢，然后爬上梯子，回头看了看有没有人跟踪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穿着制服的男人，目之所及都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还有许多牲畜——关在笼子里的鸡、一只绵羊，以及一只蹄子被拴住的小山羊被它的主人粗暴地塞进了座位底下。
火车开动了，速度越来越快，直到兴奋地护送我们的孩子们都被甩在了后面。渐渐的，飞扬的尘土从打开的窗户里吹进来，窗外的风景也开始变得千篇一律——左手边是橄榄树林和朦胧的灰色大山，右手边是一望无际的地中海，海面上波光粼粼。每过一刻钟，火车就会停下来，接上一些新的乘客——他们总是带着牲畜，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站在前方的铁道旁，身上的衣服反射的阳光直晃眼。我把手伸进外衣里，摸到了信封锋利的边缘——那封我写给总统的遗言。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终于到了突尼斯。我挤过拥挤的站台，来到了出租马车点。这座城市中的热气从四面八方涌来。潮湿的空气中满是喊叫声、香料味——孜然、香菜、辣椒粉——还有烟草和马粪的味道。出租马车旁，一个男孩正在以五生丁的价格卖着《突尼斯晚报》，上面刊登的是连夜从巴黎发来的昨日新闻汇编。在去地方总部的路上，我草草地浏览了一遍报纸，还是没有任何关于德雷福斯的消息。但是，我能改变这种现状。我第二十次伸手摸了摸怀里的信，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检查身上绑的炸弹一样。
勒克莱尔太忙了，我不得不在接待室里大汗淋漓地等着。半小时后，一个秘书走过来，问我：“将军想知道您来是为了什么事。”
“是私事。”
他退下了，然后过几分钟又回来了。“将军建议您把所有的私人问题拿去跟德·奇泽尔将军谈。”德·奇泽尔是突尼斯第4步枪团的高级军官，我的顶头上司。
“很抱歉，但这件私事，我只能跟最高指挥官说。”
他又一次退下了，但这次很快就回来了。“将军让您现在进去。”
我放下手提箱，跟着他走了。
杰罗姆·勒克莱尔穿着衬衫，坐在办公室阳台上的一张轻便牌桌后，正埋头处理着一堆信件。他用左轮手枪压着信纸，但他头上的电风扇还是不断地把信纸的边缘吹起来。他六十多岁，有着方下巴和宽阔的肩膀。由于在非洲待得太久，他的皮肤已经被晒成和当地人差不多的颜色。
“啊，”他说，“远道而来的皮卡尔上校——神秘的男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造访！”这讽刺听起来一半认真，一半像是玩笑。“好了，上校，告诉我，你最近有什么不能透露给你上司的秘密呢？”
“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回巴黎一趟。”
“为什么这个要求不能跟德·奇泽尔将军说呢？”
“因为他肯定不会同意。”
“你怎么知道？”
“因为种种迹象显示，陆军部下达了指令，不能让我离开突尼斯。”
“如果这是真的——我没有说这就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因为我相信，相比起德·奇泽尔将军，您更有可能无视总参谋部的命令。”
勒克莱尔没有说话，只是朝我眨了眨眼。就在我以为他要把我赶出去的时候，他突然大笑起来。“是啊，好吧，可能是这样。我已经不那么在意这些了。但我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懂吗？你不可能只是想回去见某个女人吧。”
“我在那里还有些事没做完。”
“上帝啊，真的吗！”他抱起双臂，向后靠在椅背上，上下打量着我，然后道，“你这个人很有意思，皮卡尔上校。我看不透你。我曾听说你会是下一任总参谋长，结果，你突然就来了我们这个无人问津的小地方。你到底干了什么？挪用公款？”
“不，将军。”
“和部长的妻子有一腿？”
“当然不是。”
“那是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
“那我就帮不了你喽。”
他重新坐直，拿起桌面上的一捆文件。一阵绝望的感觉突然淹没了我。“我基本上就是被囚禁在这里了，将军。他们监视我的邮件，派人盯着我，不让我离开半步。如果我反抗的话，我无疑将会因捏造的罪名而受到处分。除了逃跑，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当然，如果我真的逃走的话，我绝对完蛋了。”
“噢，不，千万不要逃跑——你这么做的话，我就得开枪射杀你了。”他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仍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像一个战士，我心想，而不是一个整天伏案工作的人。他皱着眉头，在阳台上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眺望着花园。我没法认清花园里全部的花——只能认出茉莉、仙客来和石竹。他注意到我的视线，问道：“你喜欢吗？”
“它们非常漂亮。”
“我自己种的。奇怪的是，相比起法国，我现在反而更喜欢这个国家了。我退休以后肯定不会回国。”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他又激昂地说道：“你知道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吗，上校？就是总参谋部总把他们不要的垃圾倒到我们这里来。无意冒犯，但军队里每一个不服从管教、离经叛道的纨绔子弟都被送到了我这里。我可以告诉你，我受够了！”他用脚轻敲着木地板，沉吟着。“你保证，你没有做过任何违反法律或者道德的事——你只是和圣多米尼克大街上坐在办公桌后的那群将军产生了冲突？”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拿起笔开始写字。“一个星期够吗？”
“足够了。”
“我不想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他说着，手里的笔仍没有停下，“所以我们不用谈这个。我不会告诉陆军部你离开了突尼斯。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军人，不是狱卒。但我不会向他们说谎。你明白了吗？”他放下笔，吹了吹未干的墨水，把纸张递给我。这是一份由突尼斯驻军总指挥官签署的官方许可文件，许可突尼斯第4步枪团的皮卡尔上校请私事假离开突尼斯。这是这段时间来我第一次得到军方的帮助。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但勒克莱尔假装没有注意到。
前往马赛的客轮将于第二天中午离开突尼斯。轮船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时告诉我（“非常抱歉，上校”），轮船上已经没有空位了。我不得不贿赂了他两次——第一次是让他给我单独安排一个有两张铺位的小舱，第二次是让他把我的名字从旅客名单上划掉。我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养老院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穿着便服上了船。虽然时处闷热的非洲仲夏，但我还是不能在甲板上停留太久，以免被人认出来。我下了楼梯，锁上舱门，脱光衣服，在下铺躺下，汗流浃背。我想起了德雷福斯和他描述的押送他的军舰停在魔鬼岛外的场景——在四天的时间里，我不得不一直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忍受着热带的高温，一次都没有踏足甲板。 轮船的引擎启动的时候，我的这间铁皮小屋已经热得像桑拿房了。我们从停泊着的船位上驶出，附近的海面上下起伏着。透过舷窗，我看着非洲海岸渐渐远去。直到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有地中海蔚蓝的海水时，我才在腰间系上一条毛巾，唤来侍者，让他给我拿点食物和饮料来。
我随身带了一本俄法字典和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我最近正在翻译这本书。我爬上上铺，把两本书放在我的膝盖上，把铅笔和纸放在旁边。这项工作打发了时间，也让我不再感到燥热。在我看来，只关心自己的幸福是没有教养的行为。抛开对错不谈，有时候，砸点东西也是很愉快的……
午夜时分，船上听起来很安静。我冒险登上铁楼梯，小心翼翼地走到甲板上。移动的轮船使风速为每小时13海里的北风温暖地拂过我的面庞。我走到船头，仰起脸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我的前方和两侧一片漆黑，唯一的光源来自上方——满天繁星和一轮明月在云里穿梭着，像是在和我赛跑一般。一名男性乘客站在我的附近，靠在栏杆上，与一名机组人员轻声交谈着。我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转过身，看到一个燃烧着的红色雪茄头正向我逼近。我迅速走开了，沿着船的另一侧走到了船尾。我站在船尾，注视着船后拖着的浪花，就像是彗星的尾巴一样，在黑暗的海水中闪烁着。但我在黑暗中再次看到了那根雪茄。于是我下了楼梯，沿着过道找到自己的船舱。在接下来的航程里，我没有再踏出船舱一步。
第二天傍晚，在一场夏日的瓢泼大雨中，我们抵达了马赛。对于返乡的游子来说，这场雨像是在表示一种诡异的欢迎。我直奔圣查尔斯车站，买了一张最近的去巴黎的火车票。我意识到现在是我最容易被抓住的时刻。不出意外的话，萨维尼奥肯定已经告诉总参谋部我去了突尼斯，并没有再返回苏塞。所以，很有可能贡斯和亨利会发现我正在回巴黎的路上。他们只要问问勒克莱尔就行了。如果我是亨利，我会给马赛警察局局长发个电报，让他盯好火车站，以防万一。
我待在车站的大钟下，把头埋在报纸里。直到快七点的时候，我听到汽笛响了一声，去巴黎的火车开动了。我一把抓起行李箱，冲过检票口，绕过试图拦住我的警卫，沿着站台狂奔。我猛地拉开火车最后面的车门，随着车开得越来越快，我手臂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先把行李箱扔进去，然后加快脚步，艰难地爬上车，关上身后的门。我探出窗外，回头望去。距离我五十米的站台上站着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没有带帽子，穿着一套棕色的西服。他没有赶上火车，正用双手支着膝盖，身子向前倾着，喘着粗气。一旁的列车员正责备着他。他究竟是迟到了的普通旅客，还是负责跟踪我的特工，这就无从考证了。
车厢里很挤，我几乎是把火车从尾走到了头，才找到一个勉强有空位的车厢，挤在了角落里。车厢里的乘客大多是商人，还有一名牧师和一名陆军少校。尽管我没有穿制服，但少校还是不停地看向我这个方向，好像认出了我也是军人似的。我没有把行李箱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而是把它放在膝盖上，以防自己睡着。果然，尽管我的神经高度紧张，但随着夜幕降临，在火车令人昏昏欲睡的颠簸中，我还是睡着了。整个晚上，每当火车驶进有煤气灯照明的车站，或者有人进出车厢的时候，我都会被惊醒。最后，我在拂晓的阳光中醒来了。6月初的黎明，阳光并不明亮，甚至有些暗淡，就像有一层浮尘盖在巴黎南郊上空。
我走到火车的最前部。早上五点，火车到达里昂车站的时候，我第一个下了车。我匆匆地穿过空空荡荡的火车站大厅，四下张望着，但周围除了几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几个流浪汉，正在捡着烟头，好把里面的烟草拿去卖——就没有别人了。对出租车司机说完“去卡塞特街16号”，我就瘫倒在座位上。一刻钟后，我们绕过卢森堡公园，拐进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付钱时，我前后看了看——附近没人。
走上二楼，我敲响了公寓的门——声音不大，足以叫醒里面的人，但又不至于吓到他们。不幸的是，当人在清晨五点半被叫醒时，都会心生忧虑和恐惧。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姐姐紧紧地把睡衣攥在胸前，忧心忡忡地打开门，看到了疲惫不堪的我，带着非洲的风尘和气味，站在她面前。
朱尔·盖伊，我的姐夫，正烧水准备煮咖啡。而安娜正在以前孩子们住的卧室里忙碌着，好让我住进去。他们俩都快六十岁了，现在两个人住在这里。我能看出他们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开心，因为总算有人能让他们照顾照顾了。
大家喝着咖啡时，我开口道：“我不希望有其他人知道我待在这里，可以吗？”
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朱尔回答道：“当然。我们谨慎一点就好。”
“如果有人找上门来，你们就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我在哪里。”
安娜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道：“天哪，乔治，你不会是逃出来的吧？”
“不过有一个人，我确实要见见——路易·勒布卢瓦。你能不能帮我带个口信给他，问他能否尽快来一趟？不过要告诉他，不要跟任何人透露我在这里。”
“所以你唯一想见的人是你的律师？”朱尔笑道，“这可不是个好迹象啊。”这是他最直接表达出好奇的一句话。
早饭后，朱尔去上班，而安娜则出门去找路易了。我在公寓里转来转去，四处看看——婚床上方的十字架、家用《圣经》，还有一些梅森瓷人——这是从斯特拉斯堡带来的，曾属于我的祖母，不知怎么在轰炸中幸存了下来。我从公寓正面的窗户向外望去，俯瞰着卡塞特街，然后又看向街道尽头的一个公共花园——如果我要监视这所房子的话，我会派一个人站在那里，透过望远镜观察房子里的动静。我坐不住了。巴黎城市里最司空见惯的声音——公园里孩子们的嬉闹声、车轮碾过地面的脆响、小贩的叫卖声——似乎都充满了危险。
过了一会儿，安娜回来了，带回消息说路易一下班就过来。她给我做了一个煎蛋卷作为午饭，而我像刚在国外旅游了一番那样，向她描述了我在苏塞的生活——这个古老的阿拉伯小镇上的石头窄巷自腓尼基时代起就没有变过，羊被绳子拴在街角，散发出热腾腾的臭气，等待着被屠宰；在当地的一万九千人中，只有八百个法国人，而他们组成的小团体有着自己的小癖好。“没有文化，”我抱怨道，“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没有阿尔萨斯特色菜。天哪，我讨厌死那个地方了！”
她笑了，然后说：“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他们连瓦格纳的作品都从没听过吧？”但她始终没有问我沦落到那里的原因。
四点，路易来了。他优雅地走过地毯，和我拥抱在了一起。一看到他，我就恢复了勇气。他那修长的身形，那修剪整齐的胡子，那整洁的外表，那温柔的声音，那简练的举止——所有这些都传达出了一种超凡的力量。“交给我吧，”他的气场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已经研究并克服了世界上的所有难题，我将竭诚为您服务，只要您支付适当的费用即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他，他将要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我从孩子们的卧室里拿出自己的行李箱，安娜在给我们端上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客厅。我把行李箱放在自己腿上，拇指放在锁上，说道：“听着，路易，在进行下一步之前，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这次谈话已经会给你带来危险了。”
“身体上的危险？”
“不，不是——肯定不是身体上的，而是职业上的危险——政治危险。所有身涉其中的人都可能会受到牵连。”路易朝我皱起眉头。“我的意思是，一旦你插手了，我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脱身。你得知道这个。”
“噢，别说废话了，乔治，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如果你非常确定的话。”我用拇指按下锁，打开了箱子，“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你记得我11月中旬的时候来看过你，跟你说我要走了吧？”
“记得，你说你就去几天。”
“那是个陷阱。”我从箱子底部的一个暗层中取出一叠纸，说道，“首先，我被总参谋部派到沙隆视察第6兵团的情报程序。然后，我被告知我还要直接去南锡，写一份关于第7兵团的报告。我自然就申请回巴黎，至少回来几个小时，取几件干净的衣服。但总参谋部发来的电报断然回绝了我——你看。”我把手中的文件递给他道：“这些都是我的顶头上司，夏尔-亚瑟·贡斯将军，寄来的信，被我保存了下来。他在这些信里指示我不断移动——总共十四次。在南锡的时候，他让我去贝桑松；然后去马赛；然后到里昂；然后到布里昂松；然后又绕回里昂。在里昂的那段时间里，我病倒了，然后收到了贡斯这样的一封信：听闻你正在遭受痛苦，我对此深表同情，希望你在里昂休息后能恢复健康。但在休息的同时，你准备准备，然后动身到马赛和尼斯去吧…… ”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始终不允许你回巴黎，就算一天也不行？”
“你自己看吧。”
路易拿起那一沓信，皱着眉头，快速地浏览着，然后道：“但这也太荒谬了……”
“他们曾告诉我，圣诞节期间，我将会在马赛见到陆军部长，但部长并没有出现。相反的，我却接到前往阿尔及利亚指导情报工作的命令——这是去年底的事。到阿尔及利亚一个月后，我被派往了突尼斯。一到突尼斯，我就被从原来的团调到了一支当地的部队里。就这样，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去视察，而是被长期派驻殖民地了。”
“我想，你肯定反映过不满吧？”
“当然。但贡斯在回信里写道，让我不要再给他写那么多信了——你必须放下执念，从非洲服役中获得满足感。 实际上，我就是被流放了。”
“他们有给你一个解释吗？”
“没有必要，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被惩罚了。”
“因为什么被惩罚？”
我深吸一口气，大声说出这个事实仍让人心慌。“因为我发现了德雷福斯上尉是无辜的。”
“啊，”路易看向我，我看到他那一向冷静、专业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啊，没错，这样就讲得通了。”
我把信交给路易——如果我死了，这封信必须要交到总统手上。路易看了信封上写的指示，做了个鬼脸。我猜，他肯定觉得这太戏剧化了，像是那种故事场景设定在火车上的惊悚小说里的情节。一年前的我也会这么想的。但现在我想明白了，有时候，左拉先生笔下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都不及惊悚小说的内容来得真实。
我说：“开始吧。”然后我点燃一根香烟，观察着他抽出信时的表情。他大声朗读了信的第一段：“我，马里-乔治·皮卡尔，第4殖民地步兵团陆军上校，陆军部秘密情报处前负责人，以我的名誉担保以下信息真实可信。我决不可能像某些人一样，试图‘扼杀’真理和正义…… ”他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他皱起眉头，瞥了我一眼。
我说：“如果你不想被牵涉其中，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会怪你的。但我要警告你，一旦你读到下一段，你就会陷入和我一样的困境中。”
“呵，可你把它说得太诱人了。”他读了下去，不过没有再读出声，他的眼睛快速地来回移动，迅速浏览着内容。看完后，他叹息着长呼出一口气，然后向后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这封信现在有几份副本？”
“只有这么一份。”
“上帝！只有这份？还是你从突尼斯一路带回来的？”他焦急地摇摇头道，“好吧，现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至少抄两遍。我们至少需要三份。你那只旧皮箱里还有什么？”
“还有，”我说着，把我原来给布瓦代弗尔的那份报告拿了出来，“关于第74步兵团艾斯特哈齐少校的情报报告。还有这些。”我掏出了在我去乡下探望贡斯后他给我写的信。在信中，他劝我不要把针对艾斯特哈齐的调查牵扯到德雷福斯身上。“还有这个。”我又掏出了亨利寄来的信，信中他提及有人对我，反间谍处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查。
路易全神贯注地快速浏览了一遍。读完后，他把这些文件都放到了一边，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道：“乔治，对我所有的客户，我一开始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没错，你现在就是我的客户，虽然鬼知道我能不能拿到工资——这个问题就是，你想从中获得什么？”
“我想让正义得到伸张——这是最重要的。我还希望在出现这样的丑闻后，军队能尽量少地受到影响。我仍热爱着军队。而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我的职业生涯能恢复如初。”
“哈！这个嘛，你可能只能实现其中的一个。或者，如果奇迹出现的话，两个。但想三个都实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想，军队里应该没人冒险支持你吧？”
“军队本不是这样的。但不幸的是，我们要对付的是我国级别最高的四位军官——陆军部长、总参谋长、情报部门总负责人和第4军的指挥官——第4军现由梅西埃主管。这四个人或多或少都和这件事有关，整个秘密情报部门就更不用说了。别误会，路易，军队并不是腐败透顶。在最高司令部中有许多优秀而可敬的军官。但到了这种时候，他们都会把军队的利益放在首位。当然，他们中没有人会想让军队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塌，就为了一个……呃……”我卡住了。
“一个犹太人？”路易提示道。我没有回答。“好吧，”他继续说道，“既然我们不能把事实告诉军队里的人，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我刚要回答，门却突然被人用力地敲响了。此人敲门的力度以及敲门时因为自身权力而散发出的自信感，都告诉我这是政府的人——警察来了。路易张开嘴，想说什么，但我沉默地举起手制止了他。我悄悄地走到客厅的门前。门上镶着一块玻璃，玻璃前遮着一块蕾丝窗帘。我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望去。这时，安娜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裙子，一边沿着走廊走向门口。她看向我，点了点头，表示她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打开了前门。
我看不见门口的来人，但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一个低沉的男声道：“不好意思，夫人，皮卡尔上校在吗？”
“不在。他怎么会在这里？这里又不是他家。”
“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从突尼斯寄来的。请问你是哪位？”
“请原谅，夫人——我只是他的一个老战友。”
“可否告诉我你的姓名？”
“我们先不管这个。您只需要告诉他，有‘一个老战友’在找他就行。再见。”
安娜把门关上，反锁住。她瞥了我一眼。我朝她笑了笑。她做得很好。我转向路易道：“他们知道我在巴黎了。”
路易很快就离开了，拿走了我带回来的所有文件，除了那封要交给总统的信——他让我抄两遍。晚上，朱尔和安娜都上床睡觉去了。我并没有睡，而是坐在厨房的桌子前，拿着钢笔，面前摆着墨水——再一次像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但这次，我是在组装自己的“炸弹”。德雷福斯案的庭审形式可以说是史上最不严谨的，法官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并无视了正规的法律程序 ……
接近傍晚的时候，路易在昨天的同一时间来了。安娜领他进入客厅。我拥抱了他，然后走到窗前，俯视着街道。“你觉得会有人跟踪你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伸长脖子，前前后后打量着卡塞特街。“我没有看到有人在监视这座房子。但不幸的是，那些人伪装的技艺都非常高超。我觉得我们还是暂时假设有人跟踪你比较好。”
“我同意。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把信抄好了吗？太好了。”他从我手中接过信，放进他的公文包里。“我们可以把一份放在我的保险箱里，另一份放在日内瓦的银行保险柜里。”他朝我笑了笑。“振作起来，我亲爱的乔治！这样的话，即使他们把你杀了，然后把我也杀了，也还是得入侵瑞士才能销毁所有的证据！”
但在姐姐家又窝了一整天后，我已经没有心情开玩笑了。“我不知道，路易，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或许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所有证据都交给报社，一了百了。”
“噢，不，不，不！”路易惊恐地说道，“这会给你和德雷福斯都招来杀身之祸。我一直都在认真地思考该怎么办。这封亨利少校写的信，”他把信抽出来，说道，“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说——非常狡猾。显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应急方案，以防你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众。不仅如此，他们还想让你也大致了解这些应急方案。”
“为了吓唬我？”
“没错。你仔细想想就能发现，他们的算盘打得很好。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老实待着，不要有任何动作。因此，他们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 做了些什么，他们会让你多不好过。”他仔细端详着这封信道，“按照我的理解，亨利少校在信里实际是想说，是你，要密谋陷害艾斯特哈齐——首先，你针对他采取非法行动；其次，你试图收买自己的同事，让他们提供可以为艾斯特哈齐定罪的伪证；最后，你泄露机密信息，想以此改变德雷福斯的庭审结果。显然，如果你去找报社爆料，他们就会采取防御措施——说你一直都在替犹太人说话。”
“荒谬！”
“没错，荒谬。但很多人就愿意相信这种谣言。”
我知道他说的没错。“好吧，”我说，“那既然我不能公开地去找报社爆料，我能不能私下里去找德雷福斯的家人，至少告诉他们‘艾斯特哈齐’这个名字？”
“这我也想过。显然，这家人非常坚定地支持这位不幸的上尉。但作为你的律师，我不得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也会同样坚定地支持你吗？知道‘艾斯特哈齐’这个名字对于他们来说固然是非常有用的，但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从你——秘密情报处的处长本人那里，知道的这个名字。”
“你觉得他们会把我供出去？”
“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救出德雷福斯，那他们可能只能这么做。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你说呢？而且，就算你的名字没有被他们公开，我相信在一两天内就会被泄露出去。你正在被监视，他们也在被监视，不幸的是，一旦你的名字被公之于众，总参谋部就能拿到他们需要的所有证据，就可以让大多数人相信你一直在密谋解救德雷福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亨利的这封信写得很狡猾。”
“所以我中了他们的圈套？”
“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应对策略。选择绕过敌人，而不是和敌人进行正面冲突，你们当兵的管这个战术叫什么？”
“从侧面包抄？”
“从侧面包抄——一点没错——我们得从侧面包抄他们。你不要把你知道的信息跟任何人说，那样只会正中他们的下怀。你应该把这件事全权交给我。我接收你的信息后，不会告诉报界或者德雷福斯一家，而会告诉一个绝对正直的公众人物。”
“那这个杰出的典范是谁呢？”
“昨晚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今天早上刮胡子时，我想出了答案。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去找参议院的副议长，奥古斯特·舍雷-克斯特纳。”
“为什么是他？”
“首先，他跟我们家是老相识了，我父亲曾是他的数学老师，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他是阿尔萨斯人，自己老乡办事总是放心一点。他很有钱，所以他从来不依靠任何人。但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爱国，他这辈子从没做过任何卑鄙自私的事。倒让那个亨利少校把我们的老奥古斯特污蔑成叛徒试试！”
我向后靠去，思考着这个问题。舍雷-克斯特纳还有一个优势——他是温和派的左翼成员，但也有很多右翼的朋友。他性情温和，但意志也很坚定。“那他会拿这个信息怎么办呢？”
“那就看他自己了。作为议员，他肯定会先寻求妥协。我猜，他会先去找政府，试图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只有在政府官员不予理睬的情况下，他才会去找媒体。但有件事我要先跟他说好，那就是不能提及是你提供的情报。毫无疑问，总参谋部肯定能猜到这是你一手操办的，但他们很难证明这一点。”
“那我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要做。你回突尼斯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老老实实地待着——随便他们怎么跟踪你，都发现不了任何可疑的事。光是这点就足以把他们逼疯了。简而言之，我亲爱的乔治，你就在沙漠中，安心地等待奇迹发生吧。”
转眼到了我假期的最后一天。这天早上，朱尔上班去了，而我早就把行李都收拾好，准备搭晚上的火车离开。这时，又有人敲了门——但这次的力度轻得多，而且带着点试探的意味。我放下书，听着门口的动静。安娜让来人进来了。过了一会儿，起居室的门开了，波利娜站在门后。她无言地看着我。安娜在她身后戴上了帽子。“我得出去一下，大概要一个小时，”她轻快地说道，然后又带着一种溺爱但又不甚赞成的口气补上一句，“注意，只有 一个小时。”
在孩子们的卧室里、在我侄子一排旧玩具士兵警惕的“注视”下，我们做爱了。事后，她躺在我怀里，问道：“你原本真的打算不见我一面就回非洲？”
“我没得选，亲爱的。”
“连一张字条都不留给我？”
“我担心我们俩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会受到牵连。”
“我不在乎。”
“噢，我向你保证，你会在乎的。因为不仅仅是你，你的女儿们可能也会置身于危险中。”
她一下子坐了起来。看得出来，她现在很生气，都不像往常一样费尽心思地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了。她的头发蓬松凌乱，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满头金发中掺杂着几缕白发。她的皮肤微微泛红，两乳之间沁着汗。她看起来很美。“我们俩都这么多年了，”她说，“你无权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有关我们俩的决定！还有，不许你把我的女儿们拿来当借口！”
“亲爱的，你听我说……”
“不！你别说了！”
她想下床，但我抓住了她的肩膀。她耸了耸肩，想把我的手甩开。但我把她推倒，抱住了她。她在我身下喘着气，挣扎着。她的力气出奇地小，所以即便她正在气头上，我也很轻易地控制住了她。“听着，波利娜，”我平静地说道，“我不是在担心人们说闲话——我们的事在这个圈子里早已人尽皆知了。如果你和我说，菲利普其实多年前就猜到我们有一腿，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即使他是在外交部工作，也不能对这么明显的事视而不见。”
“你别提他！你对他一无所知！”被我摁住的她只能愤怒地用后脑勺敲着枕头。
我没有理会，继续往下说：“人们说闲话是一回事——人们的闲话我们大可以充耳不闻。但我现在说的是媒体曝光和当众羞辱，是国家动用权力来打压我们——让我们登上报纸，把我们告上法庭，捏造关于我们的谣言，并当作事实大加宣传。没有人能够承受住这一切。你以为在过去的七个月里，我是自己想离家远行的吗？这只是冰山一角罢了，他们对付我们的招数还多着呢。”
我从她身上爬下来，背对着她坐在床沿上。她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么，我也不用再问这种可怕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吧？”
“这我不能告诉任何人，除了路易。我只和他一个人说过，因为他是我的律师。如果你遇上事了，你应该，也只应该，去找他。他非常有智慧。”
“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难道我们的余生都要这么度过了？”
“不，再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真正的暴风雨就要来临。到那时，你就会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她沉默了一会，然后道：“那至少，我们还能互相写信吗？”
“可以，但必须要小心。”我从床上站起来，裸着身子走到客厅里，拿来铅笔和纸。让自己动起来至少能让我心里好受点。我回来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抱着自己的膝盖。“我交代路易和他的一个朋友在莫特-皮凯大街上设了一个取件处——这是地址。我会把写给你的信寄到那里。记得让别人替你去取。我不会把你的名字写在信封上，也不会在信里提及。你也不要在写给我的信上署名，或者在信里写任何可能会暴露你身份的东西。”
“政府的人真的会看我们的信吗？”
“是的，几乎可以肯定。而且很多人都会看到——部长们、军官们，还有警察们。有一种办法你可以试试，尽管这么做可能会使信件最终无法送到我手中。你可以把两个信封套在一起，把里面的那个信封涂满胶水。这样，当你把里面这个信封插入外面的信封时，两个信封就会粘在一起。如此一来，这封信一旦被打开，他们就没法重新封上了。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把你的信件拆开了，他们就不得不扣留下这封信——他们并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显眼。我不确定这行不行得通，但值得一试。”
她歪着头，用一种困惑又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好像第一次真正看清了我似的。“你是怎么知道 这些的？”
我搂住了她。“对不起，”我说，“我之前就是干这个的。”
[1] 亦作“午后祷”。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中的第三次礼拜，约在午后四点举行。
17 风雨再起
四个月过去了。
在海边，穿过一个泥土地面的广场，透过布满灰尘的棕榈树叶望去，苏塞军事俱乐部仍旧坐落在那里。地中海海面上反射出的阳光一如既往地耀眼。那个穿着棕色长袍的男孩仍在下午的同一时间，用一根绳子牵着一只山羊经过我的面前。唯一的变化就是那个男孩现在每次都会朝我挥挥手，而我也会向他挥挥手——因为他每天都能看见我出现在这里。像往常一样，午餐过后，我独自坐在窗边，而我的同事们继续打着牌、打着盹或者读着四天前的法国报纸。没有人理睬我。
今天是1897年10月29日，周五。自我从巴黎回来后，我每天都看那些已经过时的报纸，但从来没有看到上面提到“德雷福斯”这个名字。我开始担心路易是不是出事了。
像往常一样，下午三点左右，一个年轻的勤务兵扛着下午的邮件，推开高高的玻璃门，走了进来。这人不是萨维尼奥——他因为和当地一个橄榄油商人有不道德的关系而被捕了，在被拘留九天后，他就被送走了，但谁也不知道他被送去了哪儿。来接替他的是贾迈勒，一个阿拉伯人。如果他是间谍的话（我觉得他肯定是），那他的业务水平也太高了，我至今都没有找到破绽。就这样，我甚至开始想念我的老熟人，笨手笨脚的萨维尼奥了。
贾迈勒在我的椅子旁停下来，向我敬了一礼。“有一封给您的电报，上校。”
这是突尼斯军队总指挥部发来的：今天收到陆军部的指示，皮卡尔上校应立即前往阿提雅进行视察，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核实“的黎波里附近有可能构成威胁的贝都因骑兵集结”报道的真实性。在你动身之前，请来向我报到，并与我商讨此次任务的深层含义。你诚恳的，勒克莱尔。
贾迈勒说：“您要回复吗，上校？”
我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又读了一遍这封电报，以确保这不是自己的幻觉。“要，”过了好一会，我才道，“请你给勒克莱尔将军发一封电报，告诉他我明天会去向他报到，好吗？”
“当然可以，上校。”
在贾迈勒消失于午后的热浪中后，我又研究起这封电报来。阿提雅？
第二天早上，我登上去突尼斯的火车。我的公文包里有一份文件——《关于德·莫雷侯爵被暗杀一事的情报报告》。我对这篇报告的内容了如指掌，因为它就是我写的——这是我在非洲的这段时间里取得的为数不多的真正成就之一。
莫雷，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也是当代最出名的决斗者。两年前，他来到突尼斯，不知高低地要领导阿拉伯人反抗大英帝国的统治。他开始徒步穿越突尼斯境内的撒哈拉沙漠——那是一块没有法律和文明的荒芜之地。在那里，偶尔还能看见一队黑人奴隶走过，脖子上拴着锁链，跟在贝都因人的商队后。但尽管如此，莫雷还是无视所有人的警告，带领一支三十人的队伍出发了。他们先是沿着海岸前进，到达加贝斯后，向南进入了沙漠。
去年6月8日早上，莫雷骑着骆驼，在六个图阿雷格人的护送下——他认为这六人是他队伍中的中流砥柱——从驻地出发，开始转移。渐渐的莫雷和图阿雷格人把剩下的队伍甩开一英里远。突然，一群贝都因战士出现在莫雷的周围。就在这时，队伍中的六个图阿雷格人向他扑了过去，想抢他的温彻斯特步枪和左轮手枪。莫雷用左轮手枪进行自卫，打死两个袭击者，重创另一人。然后，他跑到四十米外的一棵树旁，又射杀了两个追来的图阿雷格人。他跪倒在地，重新装上子弹，然后焦急地等待着剩下的部队来解救他。但队伍里剩下的人因为害怕，又或许是背信弃义，早已在一公里外停了下来。天气越来越热。一个图阿雷格人走上前去，假装要和侯爵谈判，但实际上是想试探一下他还剩多少子弹。绝望之下，莫雷扼住了此人的喉咙，把他作为人质。但此人很快就挣脱，于是莫雷开枪打死了他。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分心，他没有注意到贝都因人已经慢慢靠近了。最终，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了侯爵的后颈。贝都因人把他藏钱的腰带划开，拿走了里面的一百八十枚金币。他们还剥光了莫雷尸体上的衣服，并将其残忍地肢解了。
第二部门怀疑这次谋杀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一手策划的。但我向他们保证，事实绝不是他们想的那样。相反，这件事告诉我们的教训是——除非你率领的是一支完整的、带有骑兵和炮兵的步兵旅，否则，冒险南下就是在找死。莫雷被杀的地方正是阿提雅。
火车在下午的时候抵达突尼斯。像往常一样，我得挤过站台上的人群，才能到达出租马车点；也像往常一样，出租马车旁边有个男孩在叫卖《突尼斯电讯报》。我给了他五生丁，然后坐进马车里。突然，我倒吸一口气，因为看到了这次分配给我这个“自杀式任务”的原因——就在报纸头版正中间的位置。我怎么就没有猜到了：
德雷福斯案相关报道。 8点35分，巴黎电。参议院副议长舍雷-克斯特纳先生昨晚向国家政府发表了以下声明：“我坚信德雷福斯上尉是无辜的，我将尽我所能来证明他的清白，不仅要修改审判结果，使他无罪释放，而且要还给他完全的正义，为他彻底平反。”此消息引起了轰动。10点15分，《晨报》报道了舍雷-克斯特纳先生的最新言论：“我会用什么方式来揭露真相？会在什么时候行动？这些暂时保密。我目前还没有把我手上的文件给任何人看过，甚至——虽然有人建议我这么做——也没有给共和国总统看过。”
只有这么一段。昨晚……引起了轰动…… 感觉就像捕捉到了远方一次巨大爆炸的微弱冲击波一样。出租马车在法兰西大道上疾驰着，我凝视着窗外的政府大楼和公寓楼的外墙，看着它们在太阳下反射出白色和赭色的光，我突然惊奇地发现它们看起来是如此正常 。我一下子还无法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我感觉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