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突尼斯军队总指挥部后，勒克莱尔的副官来迎接我。我跟着他走过一条宽阔的走廊，经过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名中士，正弯着腰坐在打字机前，用折磨人的、慢吞吞的速度一下一下地摁着键盘。勒克莱尔似乎对巴黎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毫不知情。显然，他没有读《突尼斯电讯报》——又或许他读过了，但没有把这件事和我联系起来。也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和我联系起来呢？
他亲切地跟我打了招呼。我把莫雷谋杀案的报告交给他。他飞快地瞥了一眼，抬起眉毛。“别担心，皮卡尔，”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报告递还给我，“我会确保你的葬礼办得很体面的。你在走前可以给自己选一首赞美诗。”
“谢谢您，将军。非常感谢。”
他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幅法国保护国地图前。“我得说，这会是一次艰苦的跋涉。难道巴黎没有这样的地图吗？”他用手勾画着路线：从北边的突尼斯开始，往南走，经过苏塞、斯法克斯和加贝斯，直到广阔的沙漠地带，最终到达的黎波里——那里在地图上是一片空白，没有道路，也没有居民点。“这一路肯定有八百公里。而且，此行的目的地住满了充满敌意的贝都因人。”
“听起来挺可怕的。我能问问这个命令是从哪来的吗？”
“当然可以——那封信是比约将军本人寄来的。”勒克莱尔看到我阴沉的表情，就更起劲了，“我都要以为你跟他老婆睡了呢！”我还是没有笑。于是，他也变得严肃了起来。他说：“听着，别担心，我亲爱的朋友。这明显是搞错了。我已经给他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不到一年前，莫雷就是在你将要去的地方遇害的。”
“那他是怎么回复的？”
“他还没有回复。”
“将军，我觉得这不是搞错了。”他歪着头，迷惑地看着我。我接着说道：“我在巴黎的时候，曾负责总参谋部的秘密情报处。在担任此职务期间，我发现军队里有个叛徒，而德雷福斯上尉成了他的替罪羊。”
“我的老天呀，真的吗？”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上司们，包括比约将军，并建议我们逮捕这个真正的间谍。但他们拒绝了。”
“就算你手握证据？”
“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而这样就会暴露出——呃，怎么说呢，处理他的案件时的一些违规行为 。”
勒克莱尔举起一根手指，打断了我：“等等。我反应力比较慢——太久没接触到这么劲爆的信息了。让我理一理。你是说，部长派你去执行这个危险的任务，是因为他想要除掉你？”
我没有回答，而是把《突尼斯电讯报》递给了他。勒克莱尔盯着报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道：“所以说，向舍雷-克斯特纳先生提供情报的人，就是你？”
我用和路易商量好的答法回答道：“我本人没有告诉过他任何信息，将军。”
“这大概就是你今年夏天非要回巴黎一趟的原因吧？”
我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让您难办了，我深表歉意。如果我对组织对我的安排提出抗议，我可能就会受到纪律处分。因此当时我觉得我必须回巴黎，和我的律师谈谈。”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上校。”
“我明白，将军，请原谅。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还能做什么。”
“不，不是说你——比约 的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些人居然还有脸觉得自己比非洲人强！”他把报纸还给我道，“很遗憾，我不能撤销军队首领的直接命令，但我可以阻止它。你先回苏塞去，假装在为出发做准备。与此同时，我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如果你说的关于比约的事情是真的，那他当部长的日子可能不长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十一点一过，负责管理苏塞军事俱乐部的勤务兵就送来了报纸。驻军部队里的其他人都去教堂了，现在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人。我点了一杯干邑白兰地酒，从俱乐部里的两份《突尼斯电讯报》中挑了一份，然后拿着它坐回了我习惯坐的那个靠窗的座位上。
德雷福斯案相关报道。 8点35分，巴黎电。报界仍普遍认为舍雷-克斯特纳先生是为前上尉德雷福斯的家人所蒙骗。但尽管如此，报界人士仍要求政府立即就此事进行全面的调查。舍雷-克斯特纳先生接受了《费加罗报》的采访，在采访中他重申，他坚信德雷福斯是清白的。但他表示，在向有能力处理此事的政府官员陈述本案情况之前，他不会透露任何信息。《费加罗报》称，舍雷-克斯特纳先生将会见总统、陆军部长和司法部长。
待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决定给路易发个电报。我喝完手中的干邑白兰地，然后直接走到海港旁的新邮政大楼下。但紧接着，我失去了走进去的勇气。我在邮政酒吧里抽起了烟，看着十几个跟我一样被流放的同事在尘土飞扬的广场上玩地掷球，就这样犹豫了十分钟。任何我发出或寄给我的信件肯定都会被拦截，而我发明的密码，专家只要几分钟就能破译。
周二，发行于上周五的真正的巴黎报纸终于抵达苏塞。刊登着舍雷-克斯特纳介入德雷福斯事件的第一手信息的《费加罗报》《晨报》《言论自由报》《小巴黎人报》等报纸在俱乐部里被到处传阅，我的同事们看后都义愤填膺。我坐在自己靠窗的位置上，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这个舍雷-克斯特纳也是个犹太人吗？”“叫这个名字，不是犹太人，也是个德国佬……”“这是对军队的可耻的诽谤——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想这么做……”“随便你怎么说莫雷，但如果他还活着，他至少会好好惩罚这个恶棍……”“上校，您对这件事怎么看——您不介意我们问问吧？”
突然听到自己被提及——这在这个俱乐部里可不是件常事——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在和我说话。我放下手里的小说，坐着转过身。六张晒得黝黑的、留着小胡子的脸正对着我。“对不起，”我说，“这件事是指……？”
“关于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的谣言。”
“噢，这件事啊？很糟糕，不是吗？非常糟糕。”这句言简意赅的评论似乎让他们感到很满意。于是，我又把头埋进书里。
周三无事发生。周四，《突尼斯电讯报》报道了此事的最新进展。
德雷福斯案相关报道。 8点25分，巴黎电。德雷福斯案似乎即将进入决定性阶段。舍雷-克斯特纳先生昨天前往陆军部，向比约将军传达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关于本案的信息。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高度保密……9点10分，《费加罗报》称舍雷-克斯特纳先生昨日就德雷福斯案一事会见了总理梅利纳先生。
那天晚上，我锁上门，把左轮手枪藏在枕头下方，然后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附近宣礼塔传来的呼唤信徒们前来进行黎明前礼拜的呼喊声。我把想象在比约办公室里召开紧急会议的场景当作消遣——部长怒火中烧，激动中把烟灰都撒到了上衣上；布瓦代弗尔呆住了；亨利喝得醉醺醺的。我想象着格里贝兰在自己的文件柜间来回奔走，竭力想寻找一些不利于德雷福斯的新证据；还有劳特，用蒸汽打开我的信件，试图破译其中的密码，想弄清楚我到底是怎么用密码在远方操控一切的。我陶醉在自己的想象中。
然后，敌人开始反击了。
一切都始于一封电报。那天的邮件一到，贾迈勒就把这封电报送到了我的办公室。电报是一天前从巴黎的交易所邮局发出的——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小蓝是乔治伪造的。布兰琪。
布兰琪？
这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在拥挤的人潮中低声说出的威胁之语，你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他就消失了。我意识到贾迈勒正在观察着我的反应。这封电报毫无意义，但同时却又暗含危险，尤其是还用了布兰琪的名字。“我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可能是在传输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请你去电报局让他们确认一下好吗？”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回来了。“没有问题，上校，”他说，“巴黎那边检查过了，内容没错。还有，这是你的信，刚刚送来的。”他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加急”，还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写成了“皮加尔”。我依稀认得信上的笔迹。第二枪来了。
“谢谢你，贾迈勒。”
我等到他走后才打开信封。
上校：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您策划了一出可恶的阴谋，想要用我取代德雷福斯。信中说，您甚至贿赂手下的军官，就为了获得我的笔迹样本——我知道这是真的；信中还说，陆军部出于信任委托给了您一些文件，为的是让您整理成一个秘密文档，但您却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叛徒的朋友——我知道这也是真的，因为今天我收到了这个文档中的一份文件。
尽管证据充足，但我仍不敢相信法国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会参与这样一场骇人听闻的阴谋，会想要陷害自己的战友。
希望您能够诚实地给我一个清楚的解释。
艾斯特哈齐
这个叛徒写这封投诉信的时候，居然没有换一只手来写，信上的字迹跟清单 上的一模一样——这家伙脸皮厚得简直让人佩服！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怎么知道我在突尼斯，又是怎么知道我拿到了他的笔迹样本的？估计就是从那封“匿名信”中知道的。那么，那封信又是谁写的呢？亨利？总参谋部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最终竟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说白了就是为了把无辜的人囚禁起来，不惜帮助罪犯逃避法律的制裁？我伸手拿来那封电报。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小蓝是乔治伪造的。布兰琪。 他们想干什么？
第二天，贾迈勒又给我送来一封电报，又是几句隐含威胁的谜语——阻止半神。一切都暴露了。事情极其严重。斯佩兰萨。 这封电报是从巴黎的法耶特街发出的，而且实际上是和布兰琪那封电报同一天发出的，却多花了二十四小时才送到我的手上。这是因为这封电报和艾斯特哈齐的那封信一样，写错了地址，寄到了突尼斯。
我从来不认识叫斯佩兰萨的人——我只知道“斯佩兰萨”这个词在意大利语中是“希望”的意思。但“半神”是布兰琪对我们的朋友，同样也是瓦格纳追随者的威廉·拉勒芒上尉的昵称。跟反间谍处有关系，同时又可以从我们的圈子里知道这个模糊信息的唯一一人就是布兰琪的旧情人，迪帕蒂。
迪帕蒂。 是啊——当然了——这个名字一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切就都清晰起来：迪帕蒂已经加入他们的计划中，并帮他们写了这封阴险的威胁信——他那腐朽的哥特式风格，又像大仲马，又像《恶之花》，非常有辨识度。如果是在一两年前，对于这么可笑的一个人发出的威胁，我只会一笑置之。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我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来。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我似乎已经被套上了跟德雷福斯一样的囚服。
11月17日，周三，下一场“爆炸”发生了，其余波足以使苏塞军事俱乐部外死气沉沉的棕榈叶为之颤抖：
德雷福斯的哥哥道出“真正的叛徒”的名字。 2点，巴黎电。德雷福斯的哥哥在给陆军部长的信中写道：“部长先生，对我弟弟提出指控的唯一依据是一封未署名、未注明日期的信。信中说，机密文件交给了一名为外国势力提供情报的间谍。本人在此谨通知您，这份文件出自沃尔辛·艾斯特哈齐伯爵先生之手。艾斯特哈齐先生是一名陆军少校，因健康原因自去年春季以来暂停现役。艾斯特哈齐少校的笔迹与本文件完全一致。部长，我坚信，您一旦知道我弟弟是为谁背上了‘叛国罪’的黑锅，肯定会迅速采取行动，伸张正义。致以最深的敬意，马蒂厄·德雷福斯。”
我在午饭后读到了这篇报道。读罢，我退回到窗前，假装沉浸在手中的小说里。在我身后，《突尼斯电讯报》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上。“看吧，”一位军官说道，“这就是犹太人，他们团结一致，永不罢休。”另一名军官说：“我得说，我为这个叫艾斯特哈齐的家伙感到难过。”然后第三个人，就是那个垂涎萨维尼奥的上尉，插话道：“你们看到了吗？这上面说艾斯特哈齐给比约将军写信了？‘我今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了对我的无耻指控。我要求您进行调查，我已经准备好对所有指控做出回应了。’”“他是好样的，”第一位军官附和道，“但那群犹太人那么有钱，他怎么会有胜算呢？”上尉说：“你说得对——也许我们应该为可怜的老艾斯特哈齐募捐？我捐二十法郎。”
第二天，我沿着海岸，骑马走了很久，想要借此整理自己的思绪。远处的海面上，一大片乌云正向北飘来，后面还跟着阴沉沉的雨幕。这标志着湿季的开始。我策马奔向十五公里外的里巴特瞭望塔，它在莫纳斯捷尔已有千年的历史了。当我向瞭望塔靠近时，发现在逐渐变黑的大海的衬托下，它显得特别苍白。我考虑着要不要直接骑马进到那个小渔港里，但天空已经漆黑一团。果然，就当我转身准备回家时，头顶上的云像一个被割开的水袋一般，突然降下湿冷的雨水来。
到达军营后，我直奔自己的住处去换衣服，却发现原本锁好的门开着。我走了进去，发现贾迈勒满脸愧疚地站在我的起居室的中间。看来，只要我早回来几分钟，就能抓到他在翻我的东西。但现在，我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我简短地说：“给我拿点水来，我要洗个澡。”
“好的，上校。”
我到达军事俱乐部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午饭。从我踏进俱乐部的那刻起，我就知道有大事发生了。当我走向自己的老座位时，身旁人都停下了谈话。几名年长的军官快速喝完杯中的酒，离开了。今天的《突尼斯电讯报》被小心地、别有用心地放在了我的扶手椅上，头版上的一篇报道露在最上面。
艾斯特哈齐声讨皮卡尔上校 。10点35分，巴黎电。在接受《晨报》采访时，艾斯特哈齐说：“发生的一切都是皮卡尔上校的责任。他是德雷福斯一家的朋友。十五个月前，当他还在陆军部的时候，他对我展开了调查。他想让我彻底完蛋。皮卡尔的律师，勒布卢瓦先生已经把所有的情报都交给了舍雷-克斯特纳先生。而且，皮卡尔上校还邀请勒布卢瓦先生去过自己的办公室，给他看了一些机密文件。连皮卡尔上校的上司都为他的行为感到震惊，因此将他不光彩地流放到了突尼斯。”
我的名字还从来没登过报纸。我想象着所有认识我的人，我在法国的朋友和家人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到这篇报道的模样。他们会怎么想？我本该成为一个间谍，藏匿在阴影中。现在，一盏探照灯硬是照出了我的存在。
还有后续：
在勒布卢瓦先生家。 根据《晨报》报道：“午夜时分，采访完艾斯特哈齐少校之后，我们走到上诉法院的辩护律师，勒布卢瓦先生的家门口——大学街96号——但门是关着的。我们再次拉响了门铃。门还是没有开，但里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是谁？你们想干什么？’我们解释了自己的来由——艾斯特哈齐正式宣称，皮卡尔上校把自己拥有的文件交给了勒布卢瓦先生，而勒布卢瓦先生又将文件提供给了舍雷-克斯特纳先生。门后的声音变得更加凶狠了：‘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我必须遵守律师的誓言，绝不透露客户的信息。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绝对。但我建议你们不要提及皮卡尔上校的名字。好了，晚安，不要再来了！’”
我读完报道之后，抬头环顾四周，发现俱乐部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那天晚上，我又收到一封电报。我发现它被塞在我的门底下。不过，这封电报的内容表达得十分明确：假设你不会再回来了，现在就搬离你在苏塞的住所，到总指挥部向我报到。勒克莱尔。
到了突尼斯后，我被安排在主营房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传来的男人们集体生活的交响乐——号子声、突然的口哨声、门的开合声，以及沉重的脚步声。我想到了波利娜。在过去的几周里，她都没有动静。不知道她会怎么看待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说我是被犹太人收买的，说我被“不光彩地”流放到了突尼斯。我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
突尼斯
1897年11月20日
我亲爱的：
我在苏塞和这个地方之间来来回回地跑，因此收邮件的地点和时间都很不固定。又或者，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吧，但总之，没有收到你的信让我感到沮丧，感到日子是那么百无聊赖。不要害怕写信给我，即使信上只有两个字也好。我很好，但我得确保你的安全。可怜的宝贝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报！我现在的劣势在于，我被攻击后，我不能也不想用同样的方式，通过媒体来为自己辩护。这一切最终都会结束的。我就写这么多，但我会一直用满满的爱意想着你的。
我放下笔，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觉得这信写得也太僵硬了。但是，知道自己的情书会被坐在办公室里的男人拆开看并复制存档后，我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地写信了。
又及：我很冷静，我不会被打击到的。这个可怕的突发事件吓不倒我。我只是担心你在读到这篇文章时的情绪。
我没有在信的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在信封上写上她的名字。我付给一个士兵一法郎，让他替我把信寄了出去。
快下班时，勒克莱尔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他的花园被笼罩在黑暗中。他看起来疲惫不堪。桌子的一头放着一沓电报，另一头放着一沓报纸。他请我坐下。“上校，陆军部长给我发了一份问题清单，让我来一个个问你。比如：你是否曾经向一个或以上的非军队内部人员泄露过机密？”
“没有，将军。”
他动笔记了下来。
“你伪造或修改过任何机密文件吗？”
“没有，将军。”
“你是否要求过下属伪造或修改机密文件？”
“没有，将军。”
“你是否曾让一个女人接触过机密文件？”
“一个女人？”
“是的。显然这个艾斯特哈齐声称，他是从一个戴着面纱的陌生女人那里获得机密信息的。”
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又是迪帕蒂的作风……
“不，将军，我没把文件给任何女人看过，不管是戴面纱的还是不戴面纱的。”
“好的。我将把你的回答用电报发回巴黎。同时，我要通知你，陆军部长已经下令要对整个事件进行内部调查，由塞纳地区的总指挥官，佩利厄将军负责。根据命令，你现在要返回法国作证。殖民地部的官员将会护送你回去。”他合上了文件夹。“好了，我想，我们共事的时光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上校。”
他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说：“我不能说担任你的指挥官是件很愉快的事，但确实很有意思。”
我们握了握手。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把我送到了门口。我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古龙水的味道。“有一天晚上，我跟迪布什上校聊天时，他说这个艾斯特哈齐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他1882年的时候就在这里，还在斯法克斯被控盗用公款。当时都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但还是让他逃脱了。”
“我并不为此感到惊讶，将军。”
“如果他们都愿意把自己和这种人物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话，皮卡尔，我猜你一定遭到了非常令人绝望的反对。我能给你提个建议吗？”
“当然。”
“在回法国的船上时，不要站得离围栏太近。”
18 接受审问
在11月的时节跨越地中海，可比在6月时艰难多了。舷窗外，上一刻还是灰色的天空，下一刻就只能看见灰色的海浪。我的俄语书从小桌子上滑下来，摊开在地板上。跟之前一样，我大多数时间待在自己的小船舱里。负责护送我的殖民地部官员佩里埃先生偶尔会来看看我。但他还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也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当我偶尔上甲板逛逛时，我一直牢记着勒克莱尔将军的建议，离甲板边缘远远的。我喜欢溅起的水花拍在我脸上的感觉，喜欢煤烟和海盐混合的味道。我偶尔也注意到有一些乘客在盯着我看，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便衣警察，还是只是听说了“新闻上的那个人”在这艘船上。
我们于周二离开非洲。周四下午时，法国的海岸线映入眼帘，那是一条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的细线。我刚收拾好行李就有人在敲门。我拿起自己的左轮手枪，喊道：“谁啊？”
门后的声音回答道：“是船长，皮卡尔上校。”
“请稍等。”我把枪塞进口袋，打开了门。
船长五十岁出头，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从他眼睛里的血丝可以看出他是个酒鬼——我能想到，虽然刚开始可能很有趣，但日子久了，每周在突尼斯和马赛之间往返三次肯定会变得很乏味。我们互相敬了一礼。他说：“我们已做好安排，要在船靠岸前把您和佩里埃先生先送下船。”
“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码头边已经聚集了一群记者，还有一些抗议者。陆军部认为，在我们还在海上的时候，把你们转移到拖船上，然后让你们提前在港口的另一个地方靠岸，这样会更安全一点。”
“这个主意太荒谬了。”
“也许吧，”船长耸耸肩道，“但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半小时后，发动机的震动停止了，船也随之停下来。我提着手提箱爬到甲板上。我们停在了海港入口外约一公里的地方。一艘拖船靠在我们旁边。天很冷，还刮着大风，但这并没能阻止几十名乘客站在船上的围栏旁，沉默地目送我离开。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真的出名了，但这种关注让我非常不舒服。海面上涌来一阵巨浪，让两艘船撞在了一起，甲板向一个方向倾斜，又往另一个方向落下。我的手提箱被人接走，往拖船里扔去，被另外一个人接住。然后，我也跟着下了轮船，一双强壮的手臂伸出来，把我拉上了拖船。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大声叫骂，“犹太人”这个词被吹散在风里。佩里埃和他的行李也一起被接了下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向拖船的另一边，然后就吐了起来。连接着两艘船的缆绳被解开，我们出发了。
经过港口墙后，我们驶入港口，在两艘停泊于此的高高的铁甲舰之间向前移动着，往港口西端驶去。我往拖船的船尾方向看去，在渡轮停泊的地方，聚集着一群人，至少有一两百人。就在这时，我意识到德雷福斯事件正在借由同胞们的想象力不断发酵。拖船驶向一个军用码头，一辆出租马车已经等在那里了，旁边还站着一位年轻军官。当船员跳下船去系缆绳时，那位军官走上前来，拿起我的手提箱，递给马车车夫，然后伸出手来拉我上岸。
他向我敬了一礼。他的态度冷淡，却又礼貌得无可挑剔。坐在后座上时，他转向我和佩里埃，说道：“上校，我斗胆向您提一个建议，那就是我们最好俯下身来，至少在开出港口之前这么做。”
我按他的要求做了。于是，我像个被追捕的罪犯一样，回到了法国。
到火车站后，我发现火车后部的头等车厢已经预留好，专门给我们用。佩里埃拉下门窗上的百叶窗，阻止了想出去买报纸的我。我去盥洗室的时候，他总是坚持要陪着我，站在盥洗室门外，直到我完事。我偶尔会想，如果我不服从他的命令的话，他会做何反应。他总是用紧张、尴尬，几乎可以算是恳求的语气对我下命令。但事实上，我心里正被一种奇怪的宿命论折磨着。我放任事态发展，把自己完全交给摇晃的火车，从下午五点黑暗中的马赛出发，到达早上五点黑暗中的巴黎。
火车到达里昂车站时，我还在睡。车厢的震动把我惊醒了。我睁开眼，看见佩里埃正透过百叶窗的边缘向外张望。他说：“上校，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在这里等其他乘客全部下车了再走。”十分钟后，我们站到了空无一人的站台上。一个搬运工推着我们的箱子在前面走，我们从火车尾走到火车头，到检票口时，看到有十几个拿着笔记本的人等在那里。佩里埃提醒我道：“什么也别说。”然后，我们抓着帽子，身子微微前倾，就像迎风前进一样冲进了人群里。他们同时开始大声地喊出自己的问题，我只能听到几个词：“艾斯特哈齐……？德雷福斯……？戴面纱的女人……？调查……？”一道耀眼的光晃到了我的眼睛，装满镁粉的托盘被点燃时发出的砰砰声不绝于耳。但我可以确定，我们走的速度已经足以让他们拍不到任何清晰的照片。几名火车站的官员站在我们前方，张开双臂，把我们护送到一间空的候车室里，并关上了门。候车室里，我的老朋友，现在已经是上校的阿尔芒·梅西埃-米隆正等着我。见到我后，他非常官方地向我敬了个礼。
“阿尔芒，”我说，“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看见你我是多么高兴。”我向他伸出手，但他并没有伸手，只是冲我指了指门口。
“有辆车已经在等着了，”他说，“我们得在他们绕到车站前面之前离开。”
一辆大的新式汽车停在门口，车身上印着巴黎-里昂-地中海公司的名字。后排座位上很挤，我被挤在了佩里埃和梅西埃-米隆中间。行李被放上车后，车就开动了。在我们身后，记者们正从车站内向我们蜂拥而来。梅西埃-米隆道：“我这有一封总参谋长给你的信。”
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打开信封非常不方便。皮卡尔上校，我严肃地命令你，在向德·佩利厄将军提出你的证据之前，不要和任何人联系。布瓦代弗尔。
在雨中，我们悄无声息地快速驶过昏暗的街道。这个时间不会堵车，街上也没有什么人。我们沿着圣马丁大道往西开去，我琢磨着他们是不是要载我回我的公寓。但我们突然向北拐了个弯，驶进圣拉扎尔街，停在雄伟的终点站酒店旁。一个服务员打开车门，佩里埃先下了车。他说：“我去给我们登记一下。”
“我要待在这吗？”
“暂时是这样。”
他转身走进酒店。我艰难地从车里钻出来，出神地盯着这座巨大的酒店。它占据了整个街区，有500个房间，俨然一座现代的神庙。它的灯光在雨中闪烁。梅西埃-米隆站到我的旁边。确认别人听不到后，他第一次丢下了公事公办的口吻，对我道：“你真是个大傻瓜，乔治，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语气很平静，但又很强硬。看得出来，自我们离开火车站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和我说这些了。“我是说，虽然我也为德雷福斯感到难过——我曾是少数几个准备在军事法庭上为他辩护的人之一。但是你呢？把秘密情报告诉外人，让他拿来对付你自己的上司？在我看来，这就是在犯罪。我严重怀疑，翻遍整个法国军队你都找不到一个替你说话的人。”
他激烈的言辞使我感到震惊。我被激怒了。我冷冷地说道：“那接下来呢？”
“你回房间换上制服，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不要给任何人写信，也不要收信。我会在酒店大厅里等着。九点时我会来接你，送你去旺多姆广场。”
这时，佩里埃出现在门口。“皮卡尔上校？我们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 的房间？你是说我俩要住一间？”
“恐怕是的。”
我试着在这种羞辱性的安排前保持镇定——“你为职责的献身精神堪称典范，佩里埃先生”——但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不是殖民地部的官员，他其实是总安全局的秘密警察。
他从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除了我洗澡的时候。我躺在浴缸里，听着他在卧室里走来走去的声音。外面有人敲门，他打开门，让来人进来。我听到了男人低沉的声音，不禁想到，如果两个男人突然闯进来，抓住我的脚踝的话，我在他们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就拿淹死我来说吧——几分钟内我就会停止呼吸，而且几乎不留一丝痕迹。
佩里埃——如果这是他的真名的话——在门口喊道：“上校，您的早餐来了。”
我走出浴缸，擦干身子，穿上天蓝色的束腰外衣和红底灰条纹的裤子——这是突尼斯第4步枪团的制服。看向镜子，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很不协调——代表北非的红色和代表北欧之冬的天蓝色搭配在一起。他们甚至把我打扮得像个小丑。我严重怀疑，翻遍整个法国军队你都找不到一个替你说话的人。 是嘛。随他们的便。
我喝了黑咖啡，吃了涂有果酱的面包片。我又翻译了一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什么造就了英雄？勇气、力量、高尚、直面逆境？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这些品质吗？ 九点时，梅西埃-米隆来接我了。我们一起坐电梯到了大厅，其间一句话也没说。我们走到人行道上时，一群记者向我们涌来。“该死，”梅西埃-米隆道，“他们肯定是从车站跟来的。”
“要是我们的士兵们也这么足智多谋就好了。”
“这不好笑，乔治。”
那熟悉的问题交响曲又响起了——“德雷福斯……？艾斯特哈齐……？调查……？戴面纱的女人……？”
梅西埃-米隆把他们推开，好让我们过去，然后打开了马车的车门。“一群疯狗！”他低声骂道。
越过自己的肩膀，我看到一些记者也跳上了出租马车，准备跟着我们。我们只走了一小会儿，不到半公里的路程。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发现有十几个记者已经埋伏在旺多姆广场的各个角落里。通往巴黎军事总部的破旧的、遭虫蛀的大门被他们牢牢堵住。直到梅西埃-米隆拔出剑来，响起一阵金属刮擦的声音时，他们才往后退去，让我们过去。我们走进一间阴冷的有拱顶的房间——像是一座被废弃的教堂的中殿，爬上旁边摆了一排石膏像的楼梯。在这幢带有宗教色彩的房子里，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对我的上司们来说，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有威胁的讨厌鬼了，还是一个异教徒。我们在等候室里沉默地坐了一刻钟后，佩利厄的助手过来接我。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时，我从梅西埃-米隆的脸上看到了怜悯，还有一丝恐惧。他非常轻声地说道：“祝你好运，乔治。”
我听说佩利厄坚定地拥护君主制，而且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过，我觉得他从看见我的第一眼开始就瞧不起我了。面对我的敬礼，他只是指了一下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他五十多岁，样貌英俊，自视甚高。一头与他的黑色束腰外衣十分相配的黑发，被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去，使得他的美人尖看起来格外明显；他的胡子则又浓密又漂亮。他坐在桌子正中央，桌子两边分别坐着一名少校和一名少尉——他并没有向我介绍他们。在另一张桌子后，有一个穿制服的秘书正在做笔记。
佩利厄说道：“上校，此次调查的目的，是确认你对艾斯特哈齐少校进行调查的一些细节。为此，我已经询问过艾斯特哈齐少校本人、马蒂厄·德雷福斯先生、参议员奥古斯特·舍雷-克斯特纳，以及路易·勒布卢瓦先生。本次调查结束后，我会向部长就是否应该执行纪律处分提出建议。你明白了吗？”
“明白，将军。”现在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煞费苦心地阻止我和任何人说话了——他们已经问过路易的话了，不想让我知道路易跟他们透露了多少。
“很好。那么让我们从头说起。”佩利厄的声音冷漠而又清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艾斯特哈齐少校的？”
“从反间谍处截获德国大使馆寄给他的一封小蓝 时起。”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春天。”
“再准确点。”
“我不确定具体的日期。”
“你跟贡斯将军说过是在4月底。”
“那应该就是在4月底。”
“不，事实上是在3月初。”
我犹豫了一下：“是吗？”
“好了，上校，你心里很清楚，就是在3月。那时候，亨利少校休假，回到了他临终的母亲的床边。他记得那时的日期。他短暂地回了一趟巴黎，和特工奥古斯特碰了头，收到一批文件，然后他把文件交给了你。你为什么要在报告里伪造日期呢？”
他咄咄逼人的态度和他抛出的细节让我措手不及。我只记得，我提交报告的时候，我已经在贡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调查艾斯特哈齐近六个月了——因为这算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擅自行动，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假装只调查了四个月，会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在那个时候，这个谎言看起来并不重要——它确实 不重要——但现在，在这个房间里，在这位大检察官充满敌意的注视下，它突然变得无法解释，看起来非常可疑。
佩利厄阴阳怪气地道：“不急，你慢慢想，上校。”
我停顿了好一会儿，才答道：“应该是我把日期搞混了。”
“把日期搞混了？”佩利厄面带嘲弄地转向自己的助手们道，“可我还以为你是一名具有科学精神的军人，上校——你这一代人具有现代思想，最终可是会取代我这样的顽固的老古董的！”
“恐怕即便是科学家，偶尔也会犯错误的，将军。对整个事件来说，这个日期并不重要。”
“恰恰相反，日期总是很重要的。正如谚语所说，背叛是‘迟早’的事。你一开始声称自己是在4月时才注意到艾斯特哈齐少校。但现在我们已经确定这一时间至少是在3月。而且，在你的艾斯特哈齐档案中有证据表明，这个时间甚至还要更早。”
他递给旁边的上尉一张剪报。那位上尉尽职地从桌子后面绕过来，把剪报递给我。这是一则关于内唐库尔侯爵，艾斯特哈齐的岳父，逝世的讣告，日期是1896年，1月6日。
“我从没见过这则新闻。”
佩利厄装出震惊的样子道：“那它是从哪来的呢？”
“我想一定是在我离开后被加到档案里的。”
“但你也会明白，这张剪报能表明你在小蓝 出现的两个月前，就开始对艾斯特哈齐感兴趣了？”
“乍一看，是这样没错。我想这就是它被某些人放进档案里的原因。”
佩利厄做了一下笔记。“回到小蓝 上面来。说说你们是怎么发现它的。”
“有一天，快到傍晚的时候，亨利少校把它送来了。”
“是怎么送来的？”
“这些材料一般都是被装在圆锥形棕色小纸袋里送来的。那次的锥形纸袋比以前的更重一些，这是因为亨利由于母亲生病而错过了和我们的特工的一次碰头。”
“你和他一起检查了里面的内容吗？”
“没有。我刚刚也说过了，他要去赶火车。我把纸袋直接放进了保险箱，第二天早上交给了劳特上尉。”
“在亨利把材料给你之后，和你把材料给劳特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还有没有人可能动过它？”
“不可能，我把它锁好了。”
“但你 是可以动它的。事实上，你 还可以把小蓝 的碎片加进去。”
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变红了。“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容忍的指控。”
“你能不能容忍并不重要。回答我的问题。”
“好，答案是肯定的。是的，从理论上来讲，我可以把小蓝 添加到送来的纸袋里。但我并没有这么做。”
“这是小蓝 吗？”佩利厄把一张纸片举起来道，“你能认出来吗？”
房间里的灯光很暗，我必须从座位上站起来，把身体向前倾，才能看清楚。它看起来比我记忆中的还要破旧——我想，在过去一年中它肯定被使用过很多次。“是的，看起来是它没错。”
“你知道吗，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出来，这上面本来写着的地址被刮掉了，然后艾斯特哈齐少校的地址被写了上去。还有，化学分析显示，电报卡正面和背面用的墨水不一样？一种是铁胆墨水，而另一种墨水里却含有墨西哥坎佩切州的树里的一种成分。”
我吃了一惊，把头微微往后一仰：“好吧，它被篡改过了。”
“确实。这是伪造的。”
“不，将军——它是在我离开巴黎之后，才被人篡改的。我发誓，当我还在处里的时候，它是如假包换的——我拿着仔细看过大概有一百次吧。我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吗？它可能是有点不一样了……”
“不行，你已经确认过是它了。我不想让它再遭到破坏。小蓝 是假的。我认为你就是最有可能伪造它的人。”
“恕我直言，将军，这个指控太荒谬了。”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请劳特上尉帮忙，让他把小蓝 弄得更逼真一点呢？”
“我没有。”
“你有。你让他在小蓝 上盖上邮政当局的邮资已付的印章，使它看起来像是真的被寄到了一样——这你敢否认吗！”
谎言和指控不断向我飞来，让我感到眼花缭乱。我握住椅子的扶手，尽可能平静地回答道：“我问劳特能不能把小蓝 拍成照片，这样它就能看起来像是一份完整的文件，而不是被撕碎后重新拼起来的——就和他之前处理清单 时用一样的方法。而且，我的动机还是一样的——我只是想弄一份可以在部里传阅的副本，好让原件不要遭到破坏。劳特机智地指出，地址的那一面上没有盖上邮资已付的印章，因此任何人只要看到它，就能推断出它在寄出之前已经被截获了。那时我开始思考是否有可能给它加盖邮资已付的印章。但我也只是想了想而已，这个想法后来并没有得以实施。”
“劳特上尉和你说的不同。”
“或许吧。但我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地去诬陷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呢？”
“这也是我们想问你的问题。”
“这种想法太荒谬了。我不需要伪造任何证据。清单 就是艾斯特哈齐叛国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质疑是我伪造的！”
“啊，是的，清单 ，”佩利厄说着，整理起他的资料来，然后道，“谢谢你提起这件事，我差点忘了。去年11月，你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把清单 的副本寄给《晨报》？”
“没有，将军。”
“今年9月，你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告诉《闪电报》所谓‘秘密档案’的细节？”
“我没有。”
“你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把情报传达给参议员舍雷-克斯特纳？”
这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知道我必须回答。“是的，我间接地告诉了他。”我如此答道。
“是通过你的律师，勒布卢瓦先生吗？”
“是的。”
“在把这些信息给勒布卢瓦的时候，你知道他会把信息转交给参议员吗？”
“当时，我只希望能让一个可靠的、能向政府秘密地提出此事的人知道这些事实。我从来没打算让媒体也知道这些细节。”
“你是怎么打算的不重要，上校。重点是，这件事你是背着你的上司们干的。”
“那是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我知道我的上司不会全面调查整个事件的。”
“你给勒布卢瓦先生看了贡斯将军寄给你的各种信件？”
“是的。”
“就像去年，你也给勒布卢瓦先生看了那份秘密档案，导致他把档案的存在泄露给了《闪电报》？”
“不，我没有。”
“但有一个证人看见你把机密文件拿给勒布卢瓦看了。”
“我只给他看了一份文件——并不是机密，是跟信鸽有关的文件。亨利少校也看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