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上校 ，”佩利厄纠正我道，“他刚被提拔了。还有，我对鸽子的事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德雷福斯的秘密档案。去年9月，你把这个档案给你的律师看了，然后他把档案透露给了德雷福斯一家或是《闪电报》，搞得军队很难堪。这是你的老套路了。”
“我完全否认。”
“布兰琪是谁？”
他进攻的角度再一次突然转变，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慢慢地答道：“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布兰琪’是布兰琪·德·科曼日小姐，德·科曼日伯爵的妹妹。”
“她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
“你们俩关系很好吗？”
“我和她认识很久了——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定期举办音乐会，很多军官都会参加。”
“她给你发过这封寄往突尼斯的电报：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小蓝是乔治伪造的。布兰琪。 这个怎么解释？”
“我是收到了有这些内容的电报，但我敢肯定这不是她写的。”
“为什么？”
“因为她对德雷福斯一案的细节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我牵涉其中。”
“可是据我了解，她在巴黎公开游说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已经好几年了。”
“她有自己的想法。这与我无关。”
“她举办的音乐会——里面有很多犹太人吗？”
“可能有几个吧——在乐师中间。”
佩利厄又低下头写笔记，好像我刚刚承认了什么十分重要的事情一样。接着，他翻遍自己的文件夹，又找出了一份文件：“这是你在突尼斯收到的另一封电报——阻止半神。一切都暴露了。事情很严重。斯佩兰萨。 斯佩兰萨是谁？”
“我不知道。”
“但这个人一年前还给你写过信，就在你离开反间谍处后不久。”
“没有。”
“有的，我这有这封信。”佩利厄把一份文件递给旁边的上尉，上尉又走过来，递给我：
我要离开这座房子了。我们的朋友们都感觉很沮丧。你不幸的离开打乱了一切安排。快点回来，快点！因为这次假期对我们达成目标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希望你二十日能够回来。她已经准备好了，但在和你谈过之前，她不能也不会采取行动。只要半神一声令下，我们就会行动。
斯佩兰萨
佩利厄盯着我道：“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从没见过这封信。”
“没错，你肯定没见过。由于内容高度可疑，这封信在去年12月被反间谍处截获了，我们决定不把它继续寄给你。你仍坚称你不知道这封信在说什么吗？”
“是的。”
“那么，这封信是在你离开巴黎之后，在你去突尼斯之前，得到允许，寄给你的。你对这封信又有什么想说的？”
尊敬的先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这一切。今天，这份杰作完成了——我们准备称之为卡利亚斯托·罗伯特·乌丹。伯爵夫人总是提起您，她每天都跟我说，半神问什么时候他才能见到善神。
她忠诚的仆人亲吻您的手。
J
这份副本是由劳特写的，上面盖了“机密”章，后面还有格里贝兰写上去的一串序列号。我记得，去年冬天，当我被困在一个荒凉的驻军小镇里时，我读过这封信的原件——在我那单调乏味的住处里，打开这封信，就像是打开了一束来自圣日耳曼大街的鲜花一样。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特工，热尔曼·迪卡斯寄来的。他的意思是我对德国大使馆的调查行动结束了。‘这份杰作完成了’的意思是我们租的公寓已经被成功地清空了。‘罗伯特·乌丹’是一个警察，让-阿尔弗雷德·德斯韦宁的代号，他曾为我调查过艾斯特哈齐。”
“啊，”佩利厄用一种抓住了我的把柄的语气说道，“所以‘J’是个男人？”
“是的。”
“可他还要‘亲吻您的手’？”
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迪卡斯能看到佩利厄现在那厌恶、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会觉得多么可笑。
佩利厄说道：“别傻笑了，上校！”
“对不起，将军。我承认，他是个装腔作势的年轻人，在某些方面缺根筋。但他的业务能力很好，完全值得信赖。他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那‘卡利亚斯托’呢？”
“这也是玩笑。”
“不好意思——我是一个普通的、有家室的男人。我不明白你说的那些‘玩笑’。”
“卡利亚斯托是意大利的一个魔术师，施特劳斯曾经写过一部关于他的轻歌剧《卡利亚斯托在维也纳》，而德斯韦宁是绝对不会信这些超自然力量的。所以这是在讽刺他。这只是无害的小玩笑，将军，我向您保证。但显然，反间谍处里某些怀疑我的人想要利用这些玩笑来指控我。我希望您在调查的时候，可以调查一下这些明显是为了玷污我的名声而伪造出来的‘证据’。”
“可我反倒觉得，和这些脑子有病的同性恋和神神道道的人混在一起，你是自己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上校！我想，这里的‘伯爵夫人’说的应该是布兰琪·德·科曼日小姐吧？”
“是的。虽然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女伯爵，但她有时候表现得就像女伯爵一样。”
“那‘半神’和‘善神’呢？”
“那是德·科曼日小姐起的绰号。我们共同的朋友，拉勒芒上尉，是半神，而我——虽然很不好意思承认——就是善神。”
佩利厄轻蔑地看着我——现在，在我的罪名中又可以加上一条了：亵渎神明。“那为什么拉勒芒上尉是半神？”
“因为他喜欢瓦格纳。”
“那他也是犹太圈子里的吗？”
“瓦格纳？我觉得他应该不是。”
我犯了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应该再开这种玩笑。刚说出这句话，我就意识到自己失误了。少校、上尉，甚至是秘书都翘起了嘴角。但佩利厄还是紧绷着一张脸。“上校，你现在的处境可不能开玩笑。这些信件和电报都让你显得非常可疑。”他飞快地翻回了文件夹的开头，说道，“现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你证词中的矛盾之处。你在去年3月初就把小蓝 重新拼好了，但为什么你要谎称那是在4月底？……”
审问持续了一整天——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为了抓住我说谎的证据。佩利厄不知疲倦地用那些我所熟知的审问技巧来对付我。下午的审问要结束时，他看了看一只复古的银怀表，说道：“我们明天上午再继续。上校，在这段时间里，你不能和任何人联系，也不能离开这次调查所任命的军官们的视线，一分钟也不行。”
我站起来，敬了一礼。
外面已经是黄昏了。在等待室里，梅西埃-米隆挑开窗帘的边缘，俯视着聚集在旺多姆街广场上的记者。他说：“我们应该试着从另一条路走。”我们下楼，来到了地下室，穿过一间空无一人的厨房，走到一扇通往院子的后门前。外面开始下雨了。在黑暗中，一堆堆的垃圾像是在移动一样，发出沙沙的声音。当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垃圾堆时，我看到在腐烂的食物中间，老鼠湿漉漉的棕色背影不断滑过。梅西埃-米隆在墙上发现一道门，可以通往司法部的后花园。我们走过一片泥泞的草坪，来到坎本街。现身在一盏路灯旁的墙边时，我们被两个被派来这里盯梢的记者发现了，不得不跑了两百米，跑到圣奥诺雷街上的出租马车站点。就在他们快要追上的时候，我们的马车启动了。
随着马的脚步，我们被颠回到座位上，浑身湿漉漉的，喘不过气来。梅西埃-米隆笑了。“我的上帝啊，乔治，看来我们都不再年轻了！”他掏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擦了擦脸，朝我咧嘴一笑。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监视我。他打开车窗，向车夫喊“去终点站酒店！”，然后砰地关上了窗。
在路上的这一小段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里交叉着双臂，眼睛盯着外面的街道。直到我们驶入圣拉扎尔街，他才没有转头地开口道：“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佩利厄将军昨天问我，我为什么当时要为德雷福斯辩护。”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只是根据我观察到的事实，实话实说而已——就我来说，我觉得他一直是个好士兵，而且很忠诚。”
“然后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也曾试着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尽量保持开放的态度。但上周，当他被任命牵头此次调查时，贡斯将军向他展示了德雷福斯是叛徒的铁证。从那刻起，他就确信了你对艾斯特哈齐的指控是错误的。现在，他唯一关心的是，你是不是被某个犹太财团欺骗或是收买了。”他终于转过身来，看着我说道，“我觉得你需要知道这些。”
就在这时，出租马车停了下来。门还没打开，我们就被记者包围了。梅西埃-米隆爬出车厢，扎进混乱的人群中，试图用胳膊肘清出一条路来。我跟在他后面。我们一到大堂，服务生就用双臂拦住大门，不让任何人跟着我们进来。在大堂的大理石地板上、艳俗的水晶吊灯下，佩里埃已经等在那里，准备催我赶紧上楼了。我转过身，想谢谢梅西埃-米隆的提醒，但他已经走了。
我不被允许下楼在公共场合里吃饭。我对此没有意见——反正我根本就没有胃口。我的晚餐被送到房间，我用叉子把一小块牛肉在盘子里推来推去，最终因为没有胃口而放弃了。九点刚过，服务生送来了前台收到的给我的一封信。我认出了信封上路易的笔迹。我很想看看他在信里对我说了什么。我猜想他可能会想要在明天的听证会之前提醒我一些什么事。但是，我不想让佩利厄有任何对我提起新的纪律指控的机会。所以我没有打开信，直接把它扔进佩里埃面前的炉栅里，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佩里埃在另一张床上的鼾声，细数着现在局势对我的不利之处。不管怎么想，我的处境都是危险的。我的敌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小心翼翼地编造出的上百条谎言和对我所犯罪行的暗示就像一条条细丝，我被这些细丝牢牢捆住了手脚，送到了他们面前。大部分人会心满意足地相信，我是为一个犹太集团所用的。只要军队犯下的错误还是由军队来调查，那我就毫无逃脱的机会。亨利和贡斯可以轻而易举地造出他们需要的“铁证”，然后私下展示给像佩利厄这样的人看。因为他们知道，像佩利厄这样忠诚的总参谋部军官总会按他们希望的行事。
即使是在午夜时分，外面的圣拉扎尔街上也车来车往，来往的汽车发出了我听过的最大的呼啸声。充气轮胎在潮湿的柏油路上发出我从没听过的声音，像是纸在不断被撕裂一样。最后，伴着这声音，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梅西埃-米隆来接我的时候，又恢复了他之前那种不礼貌的沉默态度。他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让我带上行李箱——我不会再回这座酒店了。
在旺多姆广场，在专门用来审问的房间里，佩利厄和其他人还是坐在跟我昨天下午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位置上，就像是被盖上防尘布、在这里坐了整晚一样。将军继续从昨天结束的地方开始说，就像根本没有被打断过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否再告诉我们一遍，你是怎么拿到小蓝 的……”
这种审问又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他用同样的语气问道：“莫尼耶夫人——你对她透露了多少你的工作内容？”
我的喉咙突然一紧。“莫尼耶夫人？”
“是的，外交部的菲利普·莫尼耶先生的妻子。你告诉过她些什么？”
“将军——请——我坚持——她与此事无关。”我说道，声音里的紧张感十分明显。
“这不是由你决定的。”他转向秘书道，“请把皮卡尔上校的档案给我。”当秘书在打开自己的公文箱时，佩利厄又把注意力放回到我身上。“上校，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你那时还在海上。由于艾斯特哈齐少校指控你在自己的公寓里存放官方文件，周二，官方派人对你的公寓进行了搜查。”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好一阵都没有缓过劲来。“是的，将军，我当然不知道此事。如果我当时知道的话，我肯定会提出强烈抗议的。这次突击搜查是谁授权的？”
“是我授权的，亨利上校提出的。艾斯特哈齐少校声称他从一个女人那里得到了消息，他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但他发誓这个女人肯定是你的熟人。这个女人——他只见过她戴着厚厚的面纱的样子——说你把有关他的案子的秘密文件都藏在了你的私人住宅里。”
波利娜和艾斯特哈齐凑到了一块——这个想法太荒谬了，以至于我不禁轻笑了一声。但紧接着，那个秘书把好几捆信件放到佩利厄面前，而我认了出来，这些都是我的私人信件——有我母亲和我已故的哥哥以前写给我的信，有家人和朋友写给我的信，有商务信件和情书，也有我珍藏起来的请柬和电报。“这太过分了！”
“好了，上校——为什么要这么敏感呢？我们现在对你采取的行动，你也在艾斯特哈齐少校身上用过。好了，”他拿起用蓝色丝带绑着的一沓波利娜的信道，“从她给你写的信的性质可以看出，显然，你和莫尼耶夫人之间有着亲密关系——我想她丈夫不知情吧？”
我的脸开始发烫。“我坚决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你的理由是？”
“理由是，我和莫尼耶夫人的关系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向她透露过机密，或者她就是和艾斯特哈齐少校有过联系的所谓‘蒙面女人’的话，那就和此案有关系了。而且，如果因此，你让自己处于可能被敲诈的境地的话，那这件事就肯定和此案有关了。”
“但这些都不是真的！”我现在明白路易昨晚给我写的信里是要警告我什么了，我接着道，“告诉我，将军，你有打算问问我这些事的事实是什么样的吗？”
“注意你的态度，上校。”
“举例来说，关于艾斯特哈齐写了清单 一事——事实上，连政府最权威的专家都承认他的笔迹和清单 完全一致？”
“这不在此次询问的范围内。”
“还有，关于给德雷福斯定罪的档案里有伪造的材料？”
“德雷福斯案是已决案件。”
“还有，关于总参谋部阴险地想把我困在北非——或者直接让我去送死——就为了不让我揭露已发生的事情？”
“这也不在此次询问的范围内。”
“那么，将军，如果您原谅的话，我认为您的调查是一场骗局，您调查的结论在我来作证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因为，我将不再配合此次调查了。”
说完，我站起来，敬了一礼，然后转身大步走出房间。我本期待着佩利厄冲着我大吼，阻止我离开。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可能是因为太惊讶了，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立场，看到我被气走了，他很满意——然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而且在那时，我也不在乎。我到空无一人的候车室里，拿起行李箱，走下了楼梯。我从几个军官身边走过，他们只是斜眼看了我一眼，没有人尝试阻止我。我从大教堂般的大门里走出来，走到旺多姆广场上。我的出现太出人意料了，以至于大多数记者没有注意到我匆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就当我快走到拐角处时，突然听到了他们大喊——“他往那走了！”——然后就是一阵他们在鹅卵石路面上追赶我的脚步声。我低下头，加快脚步，不理会他们的提问。两个人冲到我面前，试图挡住我的去路，但我把他们推开了。在里沃利街上，我看见一辆出租马车，伸手把它拦了下来。于是，记者们就沿着街道呈扇形排开，寻找着出租马车，好跟上我。一个健壮的家伙甚至试图跑着追上我。但车夫抽了抽鞭子，当我再次回头的时候，他已经放弃追赶我们了。
南北走向的伊冯-维拉索街就位于哥白尼街和布瓦西埃街之间。在我的公寓楼的正对面，也就是街道的北端正在打地基，准备建一个新街区。当我们经过入口时，我扫视了一下街上，想确认一下周围有没有记者或是警察，但目之所及处只有工人。我让车夫把马车停到拐角处，然后付了车费，又走了回去。
楼前的双层门装上了玻璃，而且已经被闩上了。我用双手挡在眼睛两侧，透过积满灰尘的玻璃向里看去，观察着空空荡荡的的前厅。我脚下的鹅卵石路上铺满了泥土和碎石，像乡间小路一样脏乱不堪。新翻出来的泥土散发出的清新味道混在了寒冷的雨水中。时隔许久，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就像个过客，而眼前的一切就像是前世的场景一般。我打开门，走上楼梯，就在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听到了熟悉的门闩发出的咔哒一声。以前门房总会从她的小房间里出来，和我攀谈几句，但现在，她却想跟我保持距离，只从门缝里望着我。我假装没注意到，拎着行李箱上了四楼。楼梯平台上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肯定是她直接把钥匙给了军队的人。
我打开门，然后顿时惊呆了。这个地方彻彻底底地被搜查了一遍——他们把我所有的书都从书架上拿了下来，抖了抖，又随便地塞了回去；遍地都是书签；我保存旧信件的箱子被强行打开，里面已经空了；写字台下的抽屉也被强行打开了；钢琴的盖子也被取下，现在靠在墙上。我打开台灯，捡起地上一个装着母亲照片的相框——上面的玻璃已经裂了。我突然能想象到亨利站在这里——不，应该是亨利上校 ，我现在必须适应这样的称呼了——一边舔一舔他那粗短干裂的手指，一边翻看我的信件，大声读出里面一些亲昵的情话，就为了逗乐总安全局的男人们。
这画面简直无法忍受。
突然，从另一个房间里传来微弱的声音——嘎吱声、呼吸声、呻吟声。我慢慢地拔出左轮手枪，在木地板上走了几步，小心翼翼地推开门。有一个人正蜷缩在床上，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身上还穿着外套，头发散乱，脸色苍白，看起来像刚昏倒过或遭遇了意外一样——是波利娜。
“他们告诉菲利普了。”她说。
她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整晚。她在报纸上看到我已经被带回巴黎的消息，以为我会回这里，所以她半夜就来了，在这里等着我。她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我在床边跪下，握住她的手。“究竟发生了什么？”
“菲利普把我撵了出来。他不让我见女儿们。”
我紧握着她的手，一时语塞。“你有没有睡一会儿？”
“没有。”
“至少把你的外套脱掉吧，亲爱的。”
我站起来，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给自己收拾出一条路来，然后走到厨房。我把一个平底锅放到煤气灶上，用白兰地、热水和蜂蜜给她做了一杯热饮。同时，我脑子里在努力梳理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手法——如此冷血、如此迅速——令我吃惊。当我把玻璃杯递给她时，她已经脱掉外套，用枕头垫着上半身，半躺在床上，紧紧地把被子拉到下巴处。她警惕地看着我。
“来，喝了这个。”
“天哪，看起来好恶心。是什么？”
“白兰地。军队里用这个治百病。喝吧。”
我坐在床尾，抽着烟。她慢慢恢复过来，开始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星期五下午，她和朋友一起出去喝茶——一切就跟平常一样。但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她发现菲利普提前下班回来了，而且女儿们都不见了。“他看起来怪怪的，像是疯了一样……这时，我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我担心得快疯了。”她平静地问他女儿们在哪，他说他已经把她们送走了。“他说我道德败坏，不配做他的孩子们的母亲——他不肯告诉我孩子们在哪，除非我把我和你之间的事告诉他。我别无选择。对不起。”
“她们现在安全吗？”
她点点头，用双手捧起杯子，想要暖暖手。“她们在他姐姐那里。但他不让我见她们。”她哭了起来，“他说离婚时不会把孩子的监护权交给我。”
“这是无稽之谈。别担心，他不能那么做。他会冷静下来的。他现在只是因为发现了你有外遇，过于震惊和愤怒而已。”
“噢，他早就知道这事了，”她苦涩地说道，“他一直都怀疑来着。他说没人知道的话，他还能勉强忍受。但他的上级把他叫了过去，告诉了他这件事——这他就不能忍了。”
“那是谁告诉外交部的，他说了吗？”
“是军队。”
“难以置信！”
“他说军队的人都相信我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戴面纱的女人’。他说我已经深陷争议之中，会毁了他的事业。他说女儿们……”她又哭了起来。
“我的天哪，真是一团糟！”我双手抱着头道，“很抱歉，把你牵扯进来了。”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然后，像往常一样，面对情绪波动时，我试图从现实中获取安慰。“首先，我们要给你找个像样的律师。我相信路易会接这个案子的，或者至少他会认识能接这个案子的人。你需要一名律师来代表你，和军队交涉，尽量把你的名字从报纸上撤下去。还有，要处理离婚的事——你确定菲利普要和你离婚吗？”
“噢，是的——一旦牵涉到他的事业，他肯定会这么做的。”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试着从好的一面去看这件事。“好吧，至少他为了自己，会保持沉默。也许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和他协商孩子们的监护权……”我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只能一遍遍重复着说：“我真的很抱歉……”
她向我伸出双臂。于是，我们在小小的床上紧紧相拥，像海难的幸存者一般。我暗自发誓，我一定要报仇。
19 “我控诉”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张字条从我的门缝里被塞了进来。当我走出去巡视楼梯平台的时候，塞纸条的人已经不见了踪影。纸条上写着：格勒纳勒街11号——如果你确定的话。
我拿着它，靠向火焰，看着它被点燃，然后把它扔进了炉栅里。灯火熄灭后，我拿起拨火棒，把煤渣剁成了粉末。如果我的女仆是总参谋部的线人（我强烈怀疑这是真的），想把我撕成碎片的垃圾都收集起来给他们的话，那就太可笑了。我试图说服路易，让他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一定要用中间人。雇一个陌生人来送信。绝对不要用邮政服务。避免有规律的行为。如果可以的话，放出假消息来迷惑敌人——去见那些立场可疑的人，以此来迷惑跟踪你的人。尽量绕点路。可以换出租马车。记住，他们的信息来源有很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可以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
我上床睡觉的时候，小心地把枪放在了身边。
门房把今天早晨的报纸放在我的门口。等到她走后，我才打开门，把报纸拿了进来，然后穿着晨衣，躺在床上读了起来。我没有其他事可做。像往常一样，德雷福斯事件占据了绝大部分版面，就像一部连续剧一样，每天都在更新。故事里的人物都被描写得充满了异国情调，几乎跟真人对不上号。我连报道中的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这位四十三岁的间谍头头，野心勃勃，至今单身，背叛了他曾经的上司们 ）。在今天的报道中，事件又出现了转折——艾斯特哈齐十三年前写给他当时的情妇布兰西夫人的信被登在了《费加罗报》上（如果今晚有人告诉我，明天我会像一位枪骑士上尉一样，在用我的剑刺穿一个个法国人的胸膛时被杀死，那我一定会非常高兴。我连一只小狗都不会伤害，但会愉悦地宰掉十万法国人 ）。艾斯特哈齐声称这些都是犹太人伪造出来的，并通过他的律师，要求军事法庭证明他的清白——军方同意了这一请求。埃米尔·左拉激昂地描写了德雷福斯的处境——孤身一人，与世隔绝，被困在茫茫的大海中央，还被用肉身站成铜墙铁壁日夜看守他的十一名守卫孤立 ……与此同时，针对此事，总理在众议院中亲自主持了一次非常全面的辩论。他将“已决案件”当作盾牌，说道：“首先，我要说清楚，根本没有德雷福斯案（掌声 ）！德雷福斯案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持久的掌声 ）！”为了避免议员们对此事产生疑虑，比约将军受到传召，从陆军部赶来，站在讲台上向大家坚定地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德雷福斯已经得到公正的判决，法官们一致认为他有罪。我作为一名士兵、一位军队的领袖，以我的灵魂和良心向你们保证，判决是无误的，德雷福斯是有罪的。”
我把报纸放到一边。说真的，这已经算不上弄虚作假了，这甚至超越了谎言的范围——他们疯了。
我的制服还挂在衣柜里，就像从前世的我身上剥下来的皮一样。我还没有正式退伍。理论上来说，我正在无限期的休假中，等待着佩利厄的调查结果和部长的回应。但为了让自己不那么显眼，我还是倾向于穿便服。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套上一件厚实的大衣，戴上一顶圆顶硬礼帽，从架子上拿起雨伞，走进了户外的空气中。
我希望在别人眼里，自己看起来还是一样的超然，甚或带点嘲讽的态度。因为，即使是现在，即使是在这么可怕的处境中，我都还觉得整件事带着点喜剧的色彩。但紧接着，我想起了波利娜，想起了当我发现她蜷缩在我的床上时，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不让我见我的女儿们……”的样子。她已经向佩利厄递交了一份证词，为了躲避媒体，去了土伦，去投靠她那当海军军官的哥哥和嫂子。路易答应帮忙处理她的法律事务，他建议我们在波利娜正式离婚之前不要再联系。在总安全局的一个特工的监视下，我们在暴雨中的布洛涅森林里道了别。他们对她所做的一切，甚至比他们对付德雷福斯的那一套还要过分。正因如此，我绝不能原谅总参谋部。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内心充满了仇恨。它像是有了实体一样，就像一把被藏起来的刀。当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喜欢把它抽出来，用拇指抚过它冰冷锋利的刀刃。
像往常一样，在街道对面，有一个人在监视我。他靠在建筑工地周围的木栅栏上，抽着烟——毫无疑问，他肯定还有一个搭档在附近。这个人我见过——骨瘦如柴，蓄着红胡子，穿着一件厚的棕色夹克，戴着一顶鸭舌帽。他甚至懒得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一个警方的特工。他弹走手上的香烟，双手插在口袋里，没精打采地跟在我后面二十步远的地方。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心情不好的教官会有的想法——这个懒汉应该好好锻炼一下。于是，我加快脚步，几乎是跑着穿过蒙田大道，绕过协和广场，过了河，到了圣日耳曼大街上。我往后瞟了一眼。尽管是在寒冷的12月，但我已经出汗了。不过，看样子他比我惨多了——他的脸都变得和他的头发一样红了。
现在，我需要一位治安警察，而我很清楚要去哪里找。在圣多玛斯-阿奎警察局旁，有一个警察正在哈斯拜耳大道的拐角处巡逻。“先生！”我叫住他，走上前去道，“我是法国军队的一名上校，这个人在跟踪我。我请求你逮捕他，带我们俩去见你的指挥官，这样我就可以提出正式的控告了。”
他用令人满意的敏捷动作行动了。“你是说这位先生吗，上校？”他抓住了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特工的胳膊肘。
那个红胡子男人喘着气说：“放……放开我，你……蠢货！”
这时，另一个总安全局的特工——他拎着一个纸板做的公文包，伪装成旅行社推销员的样子——看到了这一幕。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伪装，穿过街道，过来为他的搭档辩护。他也满头大汗，心烦意乱，一上来就羞辱了所有穿警服的警察的智商。听到这些话，治安警察勃然大怒，不出一分钟，他们就被拘留了。
十分钟后，我把我的姓名和地址留给了军务处值班的中士，一身轻松地离开了。
转过街角，格勒纳勒街就到了。11号是一幢古色古香的老房子。我沿街望去，确保没有人注意到我，然后拉响了门铃。前门几乎立刻被打开，一位女仆让我进了门。在她身后，路易在走廊里焦急地等待着。他越过我的肩膀，往外面瞥了一眼道：“有人跟踪你吗？”
“现在没有了。”我把自己的伞和帽子递给女仆。我听见一扇紧闭的门后传来一阵阵低沉的男声。
路易帮我脱下外套。“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
“他们在哪？在那里面吗？”
我自己推开了门。房间里，六个穿着晨衣的中年男子正站在熊熊燃烧的壁炉旁。我一推开门，他们就全都停止了交谈，转过身来看着我。眼前的画面让我想起了方丹·拉图尔的一幅群像画，《致敬德拉克洛瓦》。路易道：“先生们，这是皮卡尔上校。”
沉默片刻后，其中一名男子鼓起掌来。他有着一个光头，蓄着浓密的小胡子。我认出他正是左翼政治家、激进报纸《震旦报》的编辑，乔治·克列孟梭。接着，大家也跟着一同鼓起掌来。路易把我领进房间时，另一个衣冠楚楚、魅力十足的男人高兴地嚷道：“皮卡尔好样的！皮卡尔万岁 ！”我也认出了他——他的脸曾在我办公桌上的监控照片里出现过——马蒂厄·德雷福斯。事实上，当我开始轮流和他们每个人握手时，我发现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虽然有些是见过，有些只是听说过名字——出版商乔治·夏彭蒂耶，这座房子的主人；阿蒂尔·朗克，留着大胡子的参议员，房间里最年长的一位；约瑟夫·雷纳克，众议院的左翼犹太议员；而在最后，我被引荐给了矮矮胖胖、戴着夹鼻眼镜的埃米尔·左拉本人。
在餐厅里进行的午餐非常丰盛，但我却没能好好享用，因为都忙着说话了。我告诉大家，我必须快速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说出来然后离开，因为我们多待在一起一分钟，这次会面被人发现的危险就会增加一分。“夏彭蒂耶先生可能认为自己的仆人不会是总安全局的线人，但遗憾的是，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马蒂厄·德雷福斯插了一嘴道。
我向他鞠躬。“我为此向您道歉。”
我座位的正对面挂着一幅出自雷诺阿之手的肖像画，画着夏彭蒂耶的妻子和孩子们。当我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我的目光会时不时地飘向它，继而产生一种抽离感。当我在向一群人说话时，这种抽离感时常困扰着我。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去好好调查一下阿尔芒·迪帕蒂·德·克拉姆上校，此人是第一个审问德雷福斯的军官。他可怕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件事的走向。我描述了他在德雷福斯身上使用的审讯方法——那几乎就是酷刑。还有被我接替了的桑德尔上校。他病魔缠身，错误地相信了间谍一定在总参谋部之中。我还说，公众对此事最大的误解是，他们以为那个间谍交给德国的东西在军事上对法国至关重要，而事实上，那些材料是非常微不足道的。然而，德雷福斯受到的极端惩罚——秘密审判、革除军职、被关在魔鬼岛上——让世人不知怎么地相信他威胁到了法国的生死存亡。“人们总是说，‘事情总比眼睛看到的复杂’，但现在的事实是，事实比人们眼睛看到的要简单得多。这起丑闻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花更大的力气去掩盖司法错误，结局与真相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且荒谬。”
我看见左拉在桌子的另一头记着笔记。我停下来喝了一小口酒。雷诺阿笔下，一个孩子正坐在一只大狗身上，狗毛的图案和夏彭蒂耶夫人裙子的颜色相呼应。原来，看起来如此自然的姿势其实也经过了巧妙的设计。
我继续说下去。在不泄露机密信息的情况下，我告诉他们二十多个月前，我是怎么发现真正的叛徒艾斯特哈齐的，以及布瓦代弗尔，特别是比约，是怎么从一开始支持我的调查，到后来在意识到这次调查涉及重开德雷福斯一案时又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的。我叙述了自己被流放到突尼斯的经历，总参谋部如何试图派我执行自杀式任务，以及他们如何利用提供给佩利厄将军的伪造的证据和证词来陷害我，就像当年陷害德雷福斯一样。“先生们，事态已经变得十分荒谬。为了把一个无辜的人困在铁窗之后，军队不惜积极地帮助真正的罪犯逃脱法律的惩罚，而且他们也想把我这个碍事的人给除掉——永远除掉，如果必要的话。”
左拉道：“太棒了！堪称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故事！”
朗克说：“简直让人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而感到羞愧。”
克列孟梭也在做笔记。他头也不抬地问道：“那么，皮卡尔上校，您认为，在军队的一众高级官员之中，谁的罪行最严重呢？”
“在一众高级官员中，我会说是五位将军——梅西埃、布瓦代弗尔、贡斯、比约，现在还要加上佩利厄，他主持了一次调查，但实际上是想掩盖事实。”
马蒂厄·德雷福斯打断我道：“上校，那您认为现在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我点上一支烟。“我想，”我说道，一边尽量镇定地捻着火柴，把它捻灭，“等艾斯特哈齐被正式洗清所有罪名后，他们会把我从军队里开除，然后把我关进监狱。”
桌旁响起了一阵难以置信的低语声。克列孟梭道：“但总参谋部肯定也不会那么蠢吧？”
“恐怕他们已经让自己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根据他们的逻辑，他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要艾斯特哈齐是无辜的——既然他们决心证明他是无辜的，以避免重开德雷福斯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所做的就会变成一场针对艾斯特哈齐的邪恶的阴谋。而我是挑起这次事件的最终责任人，所以我必须受到惩罚。”
雷纳克问：“那您想让我们怎么做呢，上校？”
“这不应该由我来告诉你们。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条件下，我已经尽可能地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们了。我自己不能发表文章或者出版书刊，因为我仍要服从军队的纪律。但我知道一点，那就是我们得让这件事摆脱军队的控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我们需要把所有细节整合成连贯的叙述，这样人们才能看到整个事件真实的样子。”我向雷诺阿画的方向点点头，然后看向左拉。“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觉得是时候让这些事实变成艺术品了。”
“这已经是艺术品了，上校，”他答道，“现在，就差一个进攻的角度了。”
在这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掐灭香烟，站了起来。“对不起，先生们，但我应该第一个离开。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走一个人吧，大概间隔十分钟这样。不，没必要起身。”我转向夏彭蒂耶，问道，“这里有后门可以出去吗？”
“有的，”他说，“花园里有扇门，可以从厨房过去。我带您去。”
“我去拿你的东西。”路易说。
我绕着餐厅走了一圈，依次和每个人握手。马蒂厄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道：“我和我的家人无法用言语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上校。”
他的热情不知怎么地让我有种自己被利用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尴尬，甚至有点毛骨悚然。
“您不用谢我，”我答道，“我只是听从了自己的良心。”
外面的街道上空无一人，趁着暂时甩掉了跟在后面的警察，我沿着圣日耳曼大街快步走到了德·科曼日家。我把名片交给仆人后，他领着我进了图书室，然后上楼去通报我的来访。一分钟后，门猛地打开，布兰琪冲进来，用双臂搂住了我。
“亲爱的乔治！”她嚷道，“你现在可是我认识的最有名的人了！我们都在客厅里喝茶呢。快跟我来——我要炫耀一下你！”
她想把我拉走，但我拒绝了。“埃默里在吗？”
“在，他看见你会很高兴的。快上楼吧，快点。”她又拉了拉我的手，“跟我们讲讲都发生了什么！”
“布兰琪，”我温柔地说道，把她的手从我的胳膊上拿了下来，“我要跟你单独谈谈，还有埃默里。你能帮我把他叫来吗？”
她终于看出我是认真的了。她紧张地挤出几声笑声。“噢，乔治，”她说，“这真是太吓人了。”但她还是去把她哥哥叫来了。
埃默里慢慢悠悠地走了进来。他看上去和两年前一样年轻，穿着剪裁合身的灰色西装，端着两杯茶。“你好啊，乔治。既然你不想到喝茶的地方去，那就只能让茶来找你了。”
于是，我们三个在火炉边坐了下来。埃默里喝着茶，布兰琪抽着她那色彩鲜艳的土耳其香烟，我向他们讲述了布兰琪的名字是如何出现在一封伪造的电报上的。几乎可以肯定，这封电报是迪帕蒂伪造出来，寄到突尼斯给我的。听到这里，布兰琪的眼睛开始熠熠发光。她似乎认为这是一场大冒险，但埃默里马上就察觉到了危险。
“迪帕蒂为什么要用布兰琪的名字呢？”
“因为她认识热尔曼·迪卡斯，而热尔曼·迪卡斯又曾在一次目标为艾斯特哈齐的情报行动中为我工作过。所以从表面上看，我们都像是这个虚构出来的‘犹太集团’中的成员，都想解救德雷福斯。”
“这太荒谬了，”布兰琪含着一口烟道，“没人会相信的。”
埃默里问道：“那为什么要用布兰琪的名字？我也认识迪卡斯。为什么不用我的名字？”他听起来是真的很困惑。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妹妹。但是，我们俩都不敢迎上他的目光。几秒钟在尴尬中过去了。埃默里并不傻。“啊，”他轻声说道，慢慢点了点头，“我懂了。”
“啊，看在上帝的分上，”布兰琪不耐烦地嚷道，“你比父亲还烦人！那又有什么关系？”
埃默里突然严肃起来，他一言不发，抱着双臂，盯着地毯，意思是让我来解释解释。“布兰琪，恐怕这确实有关系。因为这封电报，你会遭到审问，然后就会登上报纸，又会变成一桩丑闻。”
“那就——”
埃默里愤怒地打断她道：“闭嘴，布兰琪——就这一次闭嘴行吗！这不仅关系到你，这会让全家都陷入混乱之中！想想你的母亲吧。还有，别忘了，我还是个现役军官！”他转向我道：“我们需要和我们的律师谈谈。”
“当然。”
“与此同时，我认为你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再到这里来，也不要试图联系我妹妹了。”
布兰琪哀求道：“埃默里……”
我站起来，准备离开。“我明白了。”
“对不起，乔治，”埃默里说，“我们别无选择。”
转眼，圣诞节和元旦过去了。我在阿弗雷城与加斯特一家共度了圣诞节，又在卡塞特街与安娜和朱尔一起度过了元旦，而波利娜则在南方过了新年。我把我的埃拉尔牌钢琴卖给了一个商人，卖了五千法郎，我把这些钱都寄给了她。
艾斯特哈齐案将于1898年1月10日周一在军事法庭开庭。我和路易被传召出庭作证。但就在听证会前的那个周五，在患病多年后，路易的父亲在斯特拉斯堡去世了。路易被批准回家一趟。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
“我亲爱的朋友，”我答道，“不要有任何顾虑，去和你的家人待在一起吧。”
“但那样你就要一人出庭了……”
“说实话，你出不出庭，都不会对庭审的结果有影响的。去吧。”
周一，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早早地起了床。我穿上突尼斯第4步枪团的天蓝色军装，戴上荣誉军团的勋章，在两名便衣警察的尾随下，沿着熟悉的路线，穿过巴黎，来到了舍尔什米蒂街的军事法庭大楼前。
这一天，就连老天也没有好脸色——天气阴冷，下着小雨。十几个宪兵站在监狱和法院之间的街道上，头戴帽子，披着披肩，浑身湿漉漉的，却没有事干——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走过前院光滑的鹅卵石路面，进入法院大楼。这就是三年多前德雷福斯受审的那座昏暗的、曾作为修道院的建筑。共和国卫队的一名上尉把我领到一间为证人设置的等候室里。我是第一个到的。房间很小，被粉刷成了白色，墙上只有一扇带铁栅栏的窗户，在高于头顶的位置。地面上铺着石板，四周摆放着一些硬邦邦的木头椅子。角落里放着一个煤炉，不过在寒冷的天气中起不了多少作用。天花板上画着一幅基督举着自己发光的手指祈祷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