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门开了。劳特在角落里探出了他那金黄色的脑袋。从他的制服可以看出来，他已经晋升为少校了。他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退了回去。五分钟后，他带着格里贝兰一起回来了。他们走到离我最远的那个角落，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们怎么来了？ 我正纳闷着，又有两个以前在我手下工作的军官出现了。他们也遵循同样的步骤——径直从我身边走过，缩到角落里。迪帕蒂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似乎期待着有乐队可以在他进门时为他奏乐。贡斯则侧身溜了进来，嘴里又抽着烟。所有人都背对着我，只有亨利除外——他把门砰地撞开，一边走进来，一边向认识的人点头示意。
“你的脸色真好，上校，”他兴高采烈地说道，“一定是在非洲晒足了阳光！”
“那你的脸色肯定是因为喝足了白兰地吧。”
他爆发出一阵笑声，然后过去跟其他人坐在一起。
渐渐的，房间里坐满了证人。我的老朋友，第74步兵团的屈雷少校小心翼翼地假装没有看见我。我认出了参议院副议长奥古斯特·舍雷-克斯特纳，他向我伸出手，轻声说了一句：“干得漂亮。”马蒂厄·德雷福斯也来了，身旁还跟着一位身材苗条、文文静静、一头黑发的年轻女子，穿着一身寡妇穿的黑色衣服，挽着他的手臂。她看起来很年轻，我本以为应该是他的女儿。但后来他介绍道：“这是露西·德雷福斯，阿尔弗雷德的太太。露西，这是皮卡尔上校。”那位女子向我微微一笑，表示认出了我。她没有说话，我也一言不发。我想起了她那些浓情蜜意、激情满满的信件，心里感到很不安——求求你了，为了我活下去 ……在房间的另一头，迪帕蒂正在单片眼镜后用锐利的眼神打量着她，并低声对劳特说了些什么——据说，在德雷福斯被捕后，迪帕蒂去他们家搜查时，曾对她动过手。这确实像是他干得出来的事。
然后，我们坐了下来。军人们坐在房间的一边，而我跟其他普通百姓一起坐在房间的另一边。大家一起听着楼上的动静——爬楼梯的脚步声、“举枪！”的口号声，还有紧接着的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我们就在沉默中等待着消息。最后，法庭书记官终于出现了。他向我们宣布，德雷福斯家族提起的民事诉讼已被驳回，因此军事法庭的原判决仍然有效，此次将不会对判决结果进行复议。此外，经过法官投票，法官将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军方人员提供的所有证词。战斗还没开始，我们就已经败了。露西老练地接受了这一结果，默默承受了内心的痛苦，一脸淡然地站起来，拥抱马蒂厄后离开了。
又一个小时过去——估计是艾斯特哈齐被询问了——书记员回来了，在房间里喊了一句：“马蒂厄·德雷福斯！”马蒂厄作为第一个向陆军部长控告艾斯特哈齐的人，有权第一个接受询问。他去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四十五分钟后，舍雷-克斯特纳被叫走了，而他也没有再回来。就这样，房间里的各种笔迹鉴定专家和军官慢慢地走光了。直到下午三四点，贡斯和总参谋部的所有人都被叫走了。他们鱼贯而出，每个人都在避免和我有眼神接触，除了贡斯——最后一分钟，他在门口停下来，回头看我。我无法解读他的表情。他脸上的是仇恨、怜悯、困惑、遗憾，还是以上所有情绪的总和？或者说，他只是想在我永远消失之前再看我一眼，把我的样子刻在脑海里？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就转过了身。门在他身后关上，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又等了好几个小时，偶尔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一走，让自己暖和点。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路易能在这里陪我一起。我以前还对此有些怀疑，但我现在已经确信了——这次军事法庭不是针对艾斯特哈齐，而是冲我来的。
书记官来叫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楼上的法庭里，除了律师，已经见不到任何一个平民的身影。这里没有外人。与等候室不同的是，这里一点也不冷，反而很温暖——男人们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就像在俱乐部里一样，房间里烟雾缭绕。贡斯、亨利、劳特和其他总参谋部的军官看着我走向法官席。其中，佩利厄坐在法庭庭长吕克瑟将军身后。艾斯特哈齐坐在我左边，像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时那样，靠在椅背上，把脚伸出来，手臂放松地垂在身体两侧。我在匆忙中只是斜眼瞟了他一下，但他的外貌还是又让我大吃一惊——那光秃秃的、精致得出奇的圆脑袋，抬了起来，看着我；锐利的鹰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就闪开了。他看起来很无聊。
吕克瑟问：“姓名？”
“马里-乔治·皮卡尔。”
“出生地？”
“斯特拉斯堡。”
“年龄？”
“四十三。”
“你第一次注意到被告是什么时候？”
“大约是我被任命为总参谋部秘密情报处负责人的九个月后。”
我作为证人，在庭上总共作证了四个小时。在1月10日那个昏暗的傍晚，我被询问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第二天上午，我又被问了三个小时。然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不过是又一场佩利厄式的审问罢了。事实上，佩利厄本人，无视了所有程序和规则，似乎掌控了整个军事法庭。他把身子向前倾，小声地给法官们提着建议，还问我一些咄咄逼人的问题。而每当我要提到梅西埃、布瓦代弗尔和比约的名字时，他总会打断我，命令我闭嘴：“这些尊贵的军官与艾斯特哈齐少校的案子毫无关联！”他是那么心狠手辣，以至于周二上午的庭审进行到一半时，一位法官终于向法庭庭长提出请求：“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皮卡尔上校才是本案的真正被告。我请求法庭允许他充分地为自己辩护。”
佩利厄皱起眉头，沉默了一会。但莫里斯·泰泽纳——一个狡猾的年轻人，艾斯特哈齐的律师——迅速接过他的工作：“皮卡尔上校，从一开始你就想用我的当事人替代德雷福斯。”
“我没有。”
“你伪造了小蓝 。”
“我没有。”
“你和你的律师，勒布卢瓦先生，合谋抹黑我的当事人。”
“并没有。”
“你给他看了德雷福斯判决的相关文件，想以此引起公众对原判的怀疑。”
“我没有。”
“好了，上校——昨天法庭上有几个证人都说了，他们亲眼看见你这么做了！”
“这不可能。证人是谁？”
“亨利上校、劳特少校和格里贝兰先生。”
我面无表情地朝他们坐着的地方扫了一眼，然后道：“好吧，那就是他们搞错了。”
泰泽纳说：“我要求三位军官上前与证人对质。”
“先生们，请上前来。”吕克瑟向他们招招手，示意他们靠近法官席。艾斯特哈齐带着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情看着这一切，像是在观看一场无聊透顶、他早就知道结局的剧目一样。吕克瑟道：“亨利上校，你确定你看见皮卡尔上校给勒布卢瓦先生看了所谓的‘秘密文档’中的文件吗？”
“确定，将军。有一天，快到傍晚的时候，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去了他的办公室，看到他的桌子上有一份文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文件上的‘D’是我亲手写上去的。上校打开信封，给他的朋友勒布卢瓦先生看了里面写着‘那个畜生D’的那份文件。我全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将军。”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地撒谎？而他也回看向我，完全没有愧疚之情。
你命令我开枪，我就开枪……
吕克瑟继续说道：“那么，亨利上校，根据你的证词，你离开后立即向劳特少校和格里贝兰先生描述了你看见的情况？”
“是的。我当时太震惊了。”
“那你们二位也能发誓，这场谈话真实发生过吗？”
劳特殷切地道：“是的，将军。”
“当然，将军，”格里贝兰确认道，他匆匆瞟了我一眼，“我想补充一下，我也看到皮卡尔上校把文件给他的朋友看了。”
他们恨我，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对我的恨意甚至比对德雷福斯的还要大。我保持镇定。“庭长先生，请问，能让勒布卢瓦先生出庭，谈谈他的观点吗？”
泰泽纳说道：“庭长先生，很遗憾，勒布卢瓦先生现在还在斯特拉斯堡。”
“不，”我说，“因为要给父亲守灵，他昨晚很晚才回来。他现在正在楼下等着了。”
泰泽纳耸耸肩道：“是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路易被叫了进来。作为一个正在服丧的人，他显得异常镇定。当被问及那次会面和档案时，他向法庭确认我们并没有进行那样的会面，也没有看什么文件，“除了一些关于信鸽的废话”。他转向法官席道：“法庭能问问亨利上校，他所说的那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
吕克瑟向亨利打了个手势，亨利道：“是1896年9月。”
“噢，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回答道，“因为我父亲第一次病倒就是在1896年，那年我从8月到11月都待在斯特拉斯堡。我非常确信——而且我可以证明，因为我的签证要求我在德国逗留期间，每天向德国当局报告。”
吕克瑟说道：“亨利上校，你是不是把日期搞错了？”
亨利做出思考的样子，把头左右倒来倒去，然后道：“是的，可能是这样，可能比那早一点，或者迟一点。”
“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我说，“因为我是8月时才拿到那份秘密文件的，这一点格里贝兰先生可以证明——是他替我把文件从亨利桌子的抽屉里拿来的。而且，10月的时候，贡斯将军”——我指向贡斯——“又把文件从我这里拿走了。所以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亨利第一次结巴了一下，显得很慌张：“嗯，我不确定……我只能说出我看见了的事情……”
佩利厄来救场了：“请允许我说一句，庭长先生，这件事已经过去一年多了，确实很难让人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
吕克瑟表示同意。流程继续。到中午时分，法庭终于允许我退下了。
艾斯特哈齐的律师用了足足五个小时来做结案陈词。听证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听着他的辩护人漫长的独白，艾斯特哈齐那光秃秃的脑袋向后倾去——他好像睡着了。最后，当法官们站起来商量裁决时，他被带上前去。从我身边经过时，他生硬地向我敬了一礼，动作里充满嘲弄的意味。回来听审判结果的马蒂厄·德雷福斯坐在我身边，看到这一幕，他低声骂了一句：“这个混蛋！”我和路易一起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我想我们大概得等几小时。但还不到五分钟，就传来了“举枪！”的口号声。然后，门重新打开，法官们成群结队地走了进来，书记员开始宣读审判结果：“以法国人民的名义……本庭一致宣布……被告无罪……当他离开法庭时，本次审判不会对他的名誉带来任何污点……”
石墙旁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书记员的声音被淹没在其中，听起来断断续续的。我的同事们跺着脚、鼓着掌，欢呼着“万岁！”“法兰西万岁！”，甚至还有“犹太人去死吧！”。我已经预料到这种结果，所以并没有感到震惊。然而，虽然已在脑海中预想过了，但现实的残酷还是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马蒂厄和我走出法庭的时候，我们身后传来了铺天盖地的嘲笑和侮辱声——“犹太团伙去死吧！”“皮卡尔去死吧！”——我觉得自己像是掉进深渊，永远也爬不出去了。一切都是黑暗的——事实上，相比六个月前，德雷福斯的处境现在反而更糟糕了，因为他已经两次被判有罪。军队应该不会再举办第三次听证会了。
虽然天气很冷，但在法庭外，还是有一千多人聚集在灯光昏暗的庭院后。他们有节奏地拍着手，高呼着他们心目中英雄的名字：“艾——斯——特——哈——齐！艾——斯——特——哈——齐！”我只想马上离开这里。我朝大门走去，但被路易和马蒂厄拦住了。路易说：“你现在还不能出去，乔治。你的照片登过报，他们会认出你来，然后折磨你。”
就在这时，在他的律师泰泽纳、亨利以及迪帕蒂的陪同下，艾斯特哈齐走出法院大楼。一群身着黑色制服的士兵跟在他们后面，还不停地鼓着掌。艾斯特哈齐的脸色已大不相同了——他整个人因这场胜利而容光焕发。他像个贵族一样，华丽地将披风甩到肩上，然后走上街去。一阵狂热的欢呼声响起，人们纷纷伸出手来拍他的背。不知是谁喊道：“向犹太人的殉道者致敬！”
马蒂厄碰了碰我的胳膊：“现在该走了。”他脱下他的大衣，套在我那件特别惹眼的军装外面。他站在我的一边，路易站在我的另一边，我低着头，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走到舍尔什米蒂街上，然后转身朝背对艾斯特哈齐的方向，沿着潮湿的人行道，飞快地向远处的车流跑去。
第二天是路易的父亲，乔治-路易·勒布卢瓦的葬礼。他生前是路德宗的牧师，科学进步的坚实拥护者，否认基督神性的激进思想家。他希望自己死后能被火化。但是，由于斯特拉斯堡没有火化设施，火化仪式只能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新火化场举行。那片寂静而广阔的墓地，那昏暗的小巷和延伸到地平线上的蓝山，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参加葬礼的宾客们来到我面前，对昨天的判决结果向我表示同情。他们同我握手，低声与我说话，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才是今天的死者，我参加的是自己的葬礼。
后来我才知道，与此同时，比约将军正在给我的逮捕令签字。当我回到公寓时，我接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写着我将在明天被拘留。
天快要亮时，他们来了。那时，我已经穿上了便服，收拾好了行李。一位上了年纪的上校，身旁跟着一位普通士兵，敲响了我的门，向我出示了一份由比约将军签发的逮捕令——皮卡尔上校因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现已接受调查。皮卡尔上校作为现役军人，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违反了军纪。因此，现决定将其拘禁于瓦莱里安山的军事堡垒中，等待进一步指示。
那位上校说：“很抱歉这么早来，但我们是想尽量避开那些可怕的记者。可以给我你的左轮手枪吗？”
这栋楼的管理员雷诺先生也住在这条街上，就隔着几户人家。他跑了过来，想看看这动静是怎么回事。我和负责押送我的人在楼梯上经过他的身边。后来，他向《费加罗报》透露了我走前的最后一句话：“你看到了我正在经历些什么。但我很冷静。你一定会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是怎么说我的。但请继续相信我是个诚实的人。”
街上停着一辆大型军用马车，由两匹白马拉着。昨晚有严重的霜冻。天还黑着，对面正在施工的大楼里亮着一盏红灯，灯光在结冰的水坑上微微闪烁。那名士兵提着我的行李箱，爬上驾驶座，坐在车夫旁边。上校礼貌地打开车门，让我先上了马车。街道上空空荡荡，除了雷诺，没有人看到这对我来说耻辱的一幕。马车左转，进入了哥白尼街，一路驶向维克多·雨果广场。在环岛的拐角处，有一些早起的人正在排队买报纸。而在明星广场的报亭前，排队的人更多。我们经过那里时，我瞥见了报纸上巨大的标题——“我控诉……！”我对上校说：“如果罪犯能提出最后一个请求的话……我们可以停下来买份报纸吗？”
“报纸 ？”上校用看疯子似的眼神看着我，“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想可以。”
他让车夫靠边停下马车。我下了车，朝卖报纸的小贩走去。那个士兵跟在我后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前方，布洛涅大道上方的天空刚刚开始变亮，微亮的天空映出了光秃秃的树冠的轮廓。大家都在排队买克列孟梭的《震旦报》。《震旦报》的大标题横跨了六栏，写着——
我控诉……！
给共和国总统的信
埃米尔·左拉致上
我排队买了一份，然后慢慢地走回马车。街灯的光正好能让我看清报纸上的内容。这篇文章占据了整个头版，作者借给福尔总统的信的形式，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数千字激昂的言论（鉴于您是一个正直的人，我相信您并不知道真相…… ）。我粗略地看了看，变得越来越惊讶。
您能相信吗？在过去的一年里，比约将军、贡斯将军和布瓦代弗尔明知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却不露声色地把这天大的秘密藏在心里！而他们在晚上能安心入睡，还有妻儿陪伴身边！
皮卡尔上校，这个诚实的人，履行了他的职责，以正义的名义与他的上级们抗争。他甚至央求他们，警告他们，一旦真相大白，这场酝酿已久的风暴就会爆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地使用缓兵之计是多么不明智啊！但他们却充耳不闻！罪行已经犯下，总参谋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的。就这样，皮卡尔上校被外派了，派遣的目的地越来越远，一直到了突尼斯。皮卡尔上校到突尼斯后，为了回报他的勇气，他们最终决定让他去执行一项肯定会让他在过程中被杀害的任务。
我在人行道中央停下了脚步。
而这骇人听闻的局面产生的结果也同样使人震惊——这唯一一个正直的人，唯一一个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人，皮卡尔上校，却成了受害者，成了被嘲笑、被惩罚的人。噢，正义啊，多么恐怖的绝望控制了我们的心？甚至还有人声称就是他伪造了证据，声称他为了污蔑艾斯特哈齐伪造了电报。是的！现在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卑鄙的景象——负债累累、数罪加身的人被看作是无辜的，而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的名誉却遭到卑鄙的攻击。一个这样的社会已经坠入堕落的深渊了。
我身后的士兵说道：“上校，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真的该走了。”
“好的，没问题。等我把这个看完就好。”
我直接翻到文章的结尾。
我控诉迪帕蒂·德·克拉姆上校，为他是这次误判的始作俑者……
我控诉梅西埃将军，为他在这一桩堪称本世纪最大的司法不公事件中，也许是因为软弱，成了同谋。
我控诉比约将军，为他握有证明德雷福斯无罪的铁证，却加以隐瞒，从而与全人类、与正义站到了对立面……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将军和贡斯将军，为他们也是本案的同谋……
我控诉佩利厄将军，为他进行了一次虚假的调查……
我控诉那三位笔迹鉴定专家……
我控诉陆军部……
我控诉第一次军事法庭，为他们违反了法律，在不公开证据的情况下给被告定了罪；我指控第二次军事法庭，为他们服从了命令，将一个明知有罪的人无罪释放……
在做出这些控诉时，我知道我面临着因诽谤罪而被起诉的危险……
看看他们敢不敢把我带到法庭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明正大地调查！
静候光临。
再次向总统先生致上我最深的敬意。
埃米尔·左拉
我折好报纸，爬回了车厢里。
老上校问道：“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了吗？”还没等我回答，他就又说道：“肯定没有。从来就没有那样的事。”他猛地敲了敲车厢顶。“走吧！”
20 审判左拉
瓦莱里安山的军事堡垒位于城市的西郊，是一个巨大的正方形堡垒，属于巴黎周边防御要塞圈的一部分。我被押送着走上一段旋转楼梯，来到一栋专门关押军官的楼房的三层。我是这里唯一的囚犯。在冬天，无论白天黑夜，除了风在城垛周围刮得呜呜作响，这里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我囚室的门一直锁着，楼梯脚下有一个哨兵看守。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盥洗室。透过窗户上装着的铁条，可以看到塞纳河、布洛涅森林和埃菲尔铁塔以东八公里的全景。
如果总参谋部的那些人认为把我关在这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我有一张床、一把椅子，我有笔和纸，还有许多书——有歌德的、海涅的，还有易卜生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友好地给我寄来他的文集《欢乐与时日》，而我的姐姐给我寄来一本新的法俄词典。夫复何求？我被囚禁了，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也被解放了。几个月来我一直孤独地背负着秘密的重担，如今它终于被卸下了。
在我被关押两天后，政府不得不对左拉的质疑做出回应，并以诽谤罪的罪名对他提出指控。但这次的对抗将不再是秘密，将不再被限制在军营里的狭小的房间中，而是在大众的注视下，在正义宫的审判法庭里进行。这个案子被推到等候名单的最前面，好让审判尽快开始。军事堡垒的指挥官拒绝任何非现役军官探视，但即使是他，也不能阻止我去见我的律师。路易把传票给了我——我被传唤于2月11日周五出庭作证。
我仔细研究了一番传票。“如果左拉被判有罪呢？”
我们坐在探访室里——窗户上装着铁条，房间里有两把普通的木椅和一张木桌，门外站着一名警卫，正做出一副没有在偷听的样子。路易说：“那他要坐一年牢。”
“他这么做很勇敢。”
“非常勇敢，”路易赞同道，“我只希望他能谨慎地使用这份勇气。但他似乎太忘乎所以了，没忍住在最后加上了这句关于艾斯特哈齐军事法庭的话——‘为他们服从了命令，将一个明知有罪的人无罪释放’——政府就是因为这句话盯上他了。”
“不是因为他对布瓦代弗尔那些人的控诉吗？”
“不，他们不在乎那些。他们的目的是把审判的重点放在他们有把握获胜的一个小问题上。这也就意味着，与德雷福斯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将被裁定为不可受理，除非其与艾斯特哈齐的军事法庭有直接的联系。”
“这么说，我们又要输了？”
“有时候，失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胜利，只要我们拼搏过了。”
陆军部的人显然很担心我会说些什么。开庭前几天，我的一位老同志，巴尤上校来到了瓦莱里安山，“想跟我讲讲道理”。他一直等我们下到院子里（这里允许我每天在院子里锻炼两个小时），才来跟我说话。
“我有权，”他傲慢地说道，“代表军队最高权威告诉你，如果你到时候能谨慎措辞，你的事业就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你的意思是，让我闭嘴？”
“准确来说是‘谨慎’措辞。”
我一下就笑了出来，然后道：“是贡斯说的吧，我猜？”
“这我不能说。”
“好吧，那你可以告诉他，我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名军人，在尽我作为证人的义务的同时，我也会竭力尽到保密的职责。满意了吗？回巴黎去吧，好小伙，让我一个人静静地走一走。”
到了那一天，我穿上突尼斯第4步枪团的制服，被军队马车送到了位于西垈岛上的正义宫。我已经承诺过今天不会离开正义宫的范围，并且在审判结束后立即和我的狱卒们一起回瓦莱里安山。作为交换，今天我可以独自走进大楼，无须狱卒陪同。皇宫大道上有一场反犹太示威活动正在进行。“犹太人去死！”“叛徒去死！”“淹死犹太人！”有人认出了我的脸，可能是因为看过《言论自由报》和其他一些小报上丑化我的漫画。有几个抗议者从人群中挣脱出来，想追着我到正义宫的院子里去，跑上了正义宫的台阶，但被宪兵拦住了。我这下知道为什么马蒂厄·德雷福斯宣布自己不会出席庭审了。
在这个沉闷的2月，正义宫的高拱顶大厅里灯火通明、拥挤嘈杂，就像一个奇幻的火车站大厅——文员和法庭的报信员拿着法律文件来去匆匆，身着黑色长袍的律师们有的在闲聊，有的在和客户谈话，还有焦虑的原告和被告、证人、宪兵、记者、军官、躲避寒冷的穷人，以及上流社会的先生女士，不知怎么地弄到了今天的入场券，来看左拉的热闹——从大厅到一眼望不到底的、用来押送犯人的走廊都被来自巴黎社会的各色人等挤满了。钟声响了。叫喊声和脚步声在大理石地面上回荡。除了偶尔被轻推一下、被盯着看几眼，我走过时没有吸引更多的注意。我找到证人室，把我的名字告诉门卫。半个小时后，轮到我作证了。
我对巡回法庭的第一印象是：大而雄伟，很宽敞，有着厚厚的木镶板和闪闪发光的黄铜，人群很密集，当我经过走廊时，房间里人们说话的嗡嗡声突然安静下来，我的靴子在镶木地板上发出的哒哒声，我穿过法官、陪审团和观众之间的栏杆上的小木门，走向法庭中央证人席的半圆形围栏内。
“证人姓名？”
“马里-乔治·皮卡尔。”
“居住地？”
“瓦莱里安山。”
这个回答在房间里引发了一阵笑声，也给了我一点时间来打量四周的环境——在我的一边是十二名陪审员，都是普通的商人和手艺人；圆脸的法官，德勒戈尔格，身着猩红色长袍，高高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在他的下首坐着十几位穿着像牧师服的黑色长袍的律师，包括政府方面的首席律师范卡塞尔；左拉坐在桌边，向我点点头表示鼓励；他身边坐着他的共同被告，佩伦克斯，《震旦报》的主编，还有他们的律师——左拉的律师费尔南·拉博里和佩伦克斯的律师阿尔伯特·克列孟梭；乔治·克列孟梭也在，尽管他不是律师，但不知怎么地获得了和他弟弟坐在一起的许可；我身后坐着的观众就像教堂里的信众一样肃静，其中有一大群身穿黑色制服的军官，如贡斯、佩利厄、亨利、劳特和格里贝兰。
拉博里站了起来。他是一个年轻人，长得又高又壮，一头金发，留着金色的胡子，再加上他的辩护风格非常激进，因此被人们冠上海盗之名：“维京人”。他说：“皮卡尔上校，能否告诉我们您所知道的关于艾斯特哈齐案、关于您进行的调查和您离开陆军部后所发生之事的情况？”
接着他坐下了。
我紧紧抓着证人席的木栏杆，试图止住双手的颤抖，深吸了一口气。“1896年春天，我拿到了一封撕碎了的电报……”
我一连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只偶尔停下来喝点水。我用上了在战争学院接受过的讲师训练的内容。我试着想想自己正在教授地形学的一堂特别复杂的课。我不用看笔记，决心让自己保持镇定——礼貌、准确、冷静——不泄露任何秘密，也不沉溺于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将自己的陈述限制在艾斯特哈齐那铁证如山的案子上——证据小蓝 、他不道德的人格、他对金钱的需求、他对火炮问题可疑的兴趣，还有他的笔迹和清单 的笔迹相符的事实。我讲述了自己如何向上级表达怀疑，却最终被派往北非，以及从那之后总参谋部如何实施了种种针对我的阴谋。挤满人的法庭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说话。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话击中了要害，因为当我碰巧转过身去时，我看见总参谋部的那些军官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陈述结束后，拉博里问我：“证人认为这些阴谋皆为艾斯特哈齐少校一人所为，还是他另有同谋？”
我思考了一会，然后回复道：“我相信他还有同谋。”
“在陆军部内？”
“他肯定有一个熟悉陆军部情况的帮凶。”
“在您看来，对艾斯特哈齐少校来说，清单 和小蓝 ，哪个才是更有杀伤力的证据？”
“清单 。”
“您对贡斯将军也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
“那么贡斯将军怎么能让您不要把德雷福斯案和艾斯特哈齐案混为一谈呢？”
“我只能告诉你们他就是那么说的。”
“但如果清单 是艾斯特哈齐写的，那么德雷福斯的罪名就不成立了，对吗？”
“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做不到不把这两件案子混为一谈。”
法官插了一句：“你记得你曾把勒布卢瓦先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吗？”
“记得。”
“你记得确切日期吗？”
“他是1896年春天来的。我当时是想听听他对信鸽问题有什么建议。”
“格里贝兰先生，”法官说，“请您上前一步好吗？我想这和您记得的日期不一致吧？”
我侧过身去，看着格里贝兰从总参谋部的军官中间站起来，来到法庭前面，站在我身边。他始终没有朝我的方向看一眼。
“不，法官大人。18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走进皮卡尔上校的办公室请假。他正坐在办公桌前，信鸽的文件在他的右手边，机密文件在他的左手边。”
法官看向我。我礼貌地说道：“格里贝兰先生弄错了。要么是他不记得了，要么就是他把两份文件弄混了。”
格里贝兰的身体变僵硬了：“请相信我说的——我看见了。”
我冲他笑了笑，决心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后道：“但我要说，您并没有看见。”
法官打断了我的话：“皮卡尔上校，你有没有让格里贝兰先生给一封信盖戳过？”
“给一封信盖戳？”
“给一封信盖戳，但邮戳上写的不是信到达的日期，而是比那更早的日期？”
“没有。”
格里贝兰讽刺地说道：“上校，让我来帮您回忆一下吧。有天下午，两点钟，您回到办公室，叫我过去。您一边脱下大衣，一边跟我说，‘格里贝兰，你能让邮局给这封信盖个戳吗？’”
“我不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法官说：“那你肯定是向劳特少校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没有，”我摇摇头道，“没有，从来没有。”
“劳特少校，请到前面来好吗？”
劳特从亨利身旁站起来，走到我们身边。他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就像是在参加阅兵式一样。他说道：“皮卡尔上校曾让我把小蓝 上的所有裂痕都消除掉。他说，‘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让邮局给这个盖个戳？’他还说，我应该在作证的时候说，我认出了小蓝 上的笔迹是某个外国绅士的。但我对他说，‘我从没见过这个笔迹’。”
我看向他们二人——显然，多年从事间谍工作的经验已经让他俩成了谎言随口就来的人。我咬紧了牙关。“这份文件可是被撕成了六十片，”我说道，“写地址的那一面被用胶带粘了起来。这样的电报上怎么盖邮戳呢？那看起来也太可笑了。”
他们俩都默不作声。
拉博里又站了起来。他拉起长袍，对劳特说道：“您在证词中写道，皮卡尔上校可以轻易地把小蓝 加到他保险箱里装未经过处理的情报材料的纸袋里——也就是说，小蓝 是伪造的。”
“是的。他是可以那么做的。”
“但您对此没有任何证据？”
“虽然没有，但我相信他这么做了。”
“皮卡尔上校，您觉得呢？”
“劳特少校也许是这么认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事实。”
法官说道：“让我们回到那份秘密文件上。亨利上校，请您到证人席上来好吗？”
亨利站起来，向证人席走过来。随着他走近，我看出来他很激动，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他们三个似乎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秘密的小型军事法庭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的谎言是一回事，在这里说谎则是另一回事了。他们绝对想不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亨利说道：“那是在10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一直没能想起准确的时间。我只知道房间里有一份打开的文件。上校已经在房间里坐下了，勒布卢瓦先生坐在他的左边，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几个信封，其中就有那份秘密档案，上面有我用蓝色铅笔写的标签。信封是敞开的，那份我们提到的文件——那份写着‘那个畜生D’的文件——放在信封外面。”
法官说道：“皮卡尔上校，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
“我重申一遍，不管信封是开着还是合上，我从来没有把那份文件当着勒布卢瓦先生的面放在我的桌子上。无论如何，这件事不可能是亨利上校描述的那样，因为勒布卢瓦先生可以证明他直到11月7日才回到巴黎的。”
亨利气势汹汹地说：“我 说是在10月。我从来都是说是在10月，我没什么别的可说了。”
我问法官：“我可以向亨利上校提问吗？”法官用手势示意我自便。于是，我对亨利说：“告诉我，你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是从桌子对面的门进来的，还是从那个小门进来的？”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回答道：“从正门进来的。”
“那么你在办公室里大概走了多远？”
“不远。我不确定是走了半步还是一步。”
“但不管走了多远，你肯定是在我桌子的另一边——也就是说，在我的座位的对面。那你怎么会看到那份文件呢？”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但这份文件的字迹非常模糊，就算是放在眼前也不一定能看清楚。距离那么远，你是怎么认出来的呢？”
“听着，上校，”他回答道，仍然在虚张声势，“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份文件，我在十步远的地方就能认出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吧。你想要真相？那就给你真相！”他指着我，转向陪审团道：“皮卡尔上校在说谎！ ”
当初，在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上，他也是用同样戏剧化的语气和控诉的姿势说出了那一句：“叛徒就是他！ ”房间里有人倒吸一口冷气。就在那时，我忘记了自己要保持冷静的誓言。亨利刚刚说我是一个骗子。我转过身，举起手让他闭嘴：“你无权这么说！你要为这句话付出代价！”
我的周围响起了一阵喧闹声，有掌声也有嘲笑声。我这才意识到，我刚向亨利提出了决斗的要求。亨利惊讶地看着我。法官敲着木槌让大家保持秩序，但我听不进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过去一年半里经历的所有挫败在这一刻彻底爆发。“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已经看到了，亨利上校、劳特少校和档案管理员格里贝兰纷纷对我做出了最卑鄙的指控。你们刚刚听见了，亨利上校说我是骗子，没有一点证据的劳特少校说我伪造了‘小蓝 ’。先生们，你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一手策划了德雷福斯事件的正是……”
“上校！”法官警告道。
“正是亨利上校和格里贝兰先生，加上迪帕蒂·德·克拉姆上校的协助、贡斯将军的指挥，他们一同试图掩盖我的前任，桑德尔上校犯下的错误。桑德尔上校病了，他瘫痪的身体让他生不如死。在他生病以后，这些人就一直在替他掩盖真相，也许是出于某种错误的忠诚感，也许是为了整个部门——我也不知道。你们想知道在他们眼里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吗？我只不过是相信要捍卫我们的荣誉，相比盲目服从命令，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就因为这样，几个月来，那些以散布诽谤和谎言为生的报纸对我横加侮辱。”
左拉喊道：“没错！”法官敲着小木槌让我住嘴。但是，我并没有停下。
“几个月来，我经历了对一个军人来说最可怕的处境——我的名誉遭到攻击，却无法自卫。而且，或许我明天就会被赶出这支我深爱的、我为其付出了生命中二十五年时光的军队。好吧——那就这样吧！我仍然相信寻求真理和正义是我的职责。我相信这是一名士兵为军队效忠的最好方式，我也相信这是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职责。”我转向法官，平静地加上一句，“我的话说完了。”
嘲笑声夹杂着些许掌声从我身后传来。其中有一个孤独的声音喊道：“皮卡尔万岁！ ”
那天晚上，为了躲避愤怒的群众，我不得不从侧门偷偷地溜出去，逃往金匠码头。正义宫上方的天空像血一样鲜红，点缀着一些飘零的火花。转过街角时，我们看到塞纳河旁有几百个人正在烧书——烧左拉的书。然后我又发现，被烧的书中还有他们能够拿到的所有同情德雷福斯的刊物。黑暗的河面上，人群的倒影像是在围着火焰跳舞一般，带着些许异教的意味。宪兵不得不在我们的马车前面强行开出一条道来。拉车的马惊了，马夫不得不奋力控制住他们。我们过了河，沿着塞巴斯塔波大道刚走了一百米，就听到一阵厚玻璃“哗啦啦”破碎的声音。一群暴徒从大街中央跑过来，一个人喊道：“打倒犹太人！”又走了一段路后，我们经过一家橱窗被砸碎的商店，已被涂满油漆的招牌上写着“利维和德雷福斯”。
第二天，当我再次回到正义宫时，我并没有被带回巡回法庭，而是被带到大楼里的另一个地方，接受地方法官保罗·贝尔图卢的审问。他询问了我在突尼斯收到的伪造信件。贝尔图卢四十多岁，身材高大，长得英俊迷人，是比约将军派来的。他留着翘起来的八字胡，纽扣上插着一朵红色康乃馨，看上去与其说是来审问我，倒更像是要去隆尚马场看赛马。我知道他是出了名的保守党和保皇党，也是亨利的朋友——这可能就是派他来执行这项任务的原因。因此，我对他调查的认真程度几乎不抱任何期望。但令我惊讶的是，与我想象的恰恰相反，随着我描述自己在北非的遭遇，他脸上的不安越来越明显。
“上校，我再和您确认一遍——您确定这些电报不是布兰琪·德·科曼日小姐写给您的？”
“毫无疑问，是迪帕蒂上校硬把她的名字牵扯进来的。”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瞥了一眼正在记录我的证词的速记员。“我很愿意告诉您，贝尔图卢先生，但只能在私下告诉您。”
“这不符合常规的程序，上校。”
“这不是一件常规的事。”
他考虑了一下。“好吧，”他最后说道，“但是，您得明白，不管您愿不愿意，我可能必须得对您告诉我的话采取措施。”
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可以信任这个人。所以我同意了。速记员离开房间后，我告诉了他迪帕蒂和布兰琪的往事，还有那封被偷走的信的细节，以及那封信据称是被一个戴面纱的女人还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肯定是迪帕蒂在背后作怪。他总是会想出些狗血又老土的主意。我确信就是他向艾斯特哈齐提供了‘戴面纱的女人’这个主意，还把这个角色设定为我认识的某个人。”
“简直难以置信。”
“确实。但您也知道，如果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被人们知道了，德·科曼日小姐在社会上的处境将会多糟糕。”
“所以您是说，迪帕蒂上校连接起了针对艾斯特哈齐少校的指控和官方批准的指控您伪造文件的阴谋这两件事？”
“是的。”
“伪造文件是情报部门的惯用手段吗？”
他的天真使我几乎笑了出来。“有一个在总安全局工作的军官——让-阿尔弗雷德·德斯韦宁。有一次他带了一个专门伪造文件的人，勒梅西埃-庇卡尔，来见我。我建议您和德斯韦宁谈谈，他也许能帮上忙。”
贝尔图卢把这个名字记下来，然后把速记员叫回了房间。
那天下午，正当我还在宣誓作证时，有人敲了敲门。接着，路易把头从门外伸进来。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的。“请原谅，”他对贝尔图卢说道，“但法庭急需皮卡尔上校过去。”
“但他正在向我提供证词呢。”
“这我可以理解，拉博里先生也向您道歉，但他确实需要传唤上校来提出反驳证据。”
“好吧，如果他非走不可的话，那就去吧。”
当我们匆匆忙忙地走过走廊时，路易说道：“佩利厄将军现在正站在证人席上，试图推翻你的证词。他声称清单 不可能是艾斯特哈齐写的，因为他接触不到那些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