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八道，”我说，“关于这点我昨天都解释过了。但是，这和佩利厄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是贡斯，或者亨利来说明自己的情况？”
“你没有注意到吗？他们现在什么都让佩利厄来做。他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个像样的发言人，而且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有污点。”当我们走到法庭门口时，他转过身来说，“乔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
“什么？”
“他们正在抽身。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地害怕自己会输。”
法庭内，佩利厄站在证人席上，演说正进行到最后的升华部分。他直接对着陪审团讲话，弄得像自己是辩护律师一样。路易和我站在法庭后方听着。“先生们，”他捶着胸口喊道，“我的军人之魂让我无法忍受这些强加于我们的耻辱！试图剥夺一支军队对首领的信任就是犯罪！各位能想象到，在危险来临之时，这支军队会做何反应吗——而危险可能就在比你们想象的还要近的将来！各位能想象到，在听到这些关于自己首领的流言蜚语后，那些可怜的士兵会怎么做吗？他们会把各位的儿子们领进屠宰场！但左拉先生会赢得一场新的胜利，他会写一本新的《崩溃》 [1] ，他会将法语文学传遍整个欧洲，传向整个世界，而法国将被从这个欧洲的地图上抹去！ ”
法庭上坐着军官们的那片区域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佩利厄举起一根手指，让他们安静下来。“还有最后一句话，先生们。如果三年前，德雷福斯被判无罪，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证明了法国军队里没有间谍。但之前的军事法庭不愿意接受的是，不管德雷福斯是否有罪，要让一个无辜的人替代他的位置。”
来自总参谋部的军官们的掌声再次响起，佩利厄在掌声中退下来。我向法庭中央走去，一路经过贡斯和亨利，他们都站在位置上，鼓着掌。佩利厄昂首阔步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活像一个刚赢了一场比赛的职业拳击手。我站到一旁让他过去。他的眼睛熠熠发光，直到经过我身边时才注意到我站在这里。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他从嘴角里挤出几个字：“看你的了。”
但令拉博里非常恼火的是，法官裁定现在传唤我已经太晚，我的证词只能等下次开庭再说了。我回到瓦莱里安山，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听着风声，久久地凝视着埃菲尔铁塔上的灯光像一颗红色的星星一样在巴黎上空闪烁着。
第二天早上，当我又一次出现在法庭中央时，拉博里说道：“昨天，佩利厄将军宣称，艾斯特哈齐少校不可能拿到清单 上所列举的文件。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
我谨慎地开口道：“我接下来要说的可能会与佩利厄将军所说的相矛盾，但我还是认为我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清单 上列出的文件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重要。”
这次我在措辞上还是很谨慎。我指出，军队认为清单 泄露了五份机密文件。然而，其中的四份根本称不上是“文件”，只能说是简单的“摘要”，里面没有包括总参谋部的内部信息——关于120毫米加农炮的水压制动机、关于掩护部队、关于改变炮队队形以及关于马达加斯加远征的摘要。“那么，为什么只是摘要呢？显然，如果是有严肃的提议，或是手上的信息不仅仅是在谈话中听到或是路过时看到的，那就应该说，‘随信附上某某和某某文件的副本’。确实，清单 里附带有一份文件副本——第五份文件，射击规程——而我们知道艾斯特哈齐少校是可以拿到这份文件并且确实安排人把这份文件抄了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而在清单 中，作者又提到了‘时间有限’，但总参谋部的军官，例如德雷福斯，应该不会有使用时间的限制。”
我右边立着一座华丽的大钟，每当我在两个论点之间稍做停顿时，我都能听到它在鸦雀无声的法庭上滴答作响，这从侧面反映出我的听众们注意力的集中程度。时不时的，我用余光看到越来越多的陪审员，甚至是一些总参谋部军官的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佩利厄的自信一点点流失了，他不断地站起来打断我，让他自己的证词显得越来越不可靠。最后，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我正在指出清单 的结尾句——“我要去参加演习了”——同样揭示了写清单 的不是陆军部内部的人，因为总参谋部的演习都是在秋天举行的，但清单 理论上是在4月写成的。这时，佩利厄又站了出来。
“但清单 并不是在4月写成的。”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拉博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站了起来。“是在4月写成的——或者说，至少陆军部一直是这么声称的。”
“你错了，”佩利厄坚持道，尽管他的声音因为不确定而微微颤抖，“我请贡斯将军为我作证。”
贡斯走上前来道：“佩利厄将军说的是对的——清单 一定是在8月前后写成的。因为里面有关于马达加斯加远征的摘要。”
拉博里一下抓住了贡斯的回答，问道：“那么，总参谋部究竟是什么时候写下关于马达加斯加远征的那条摘要的呢？”
“8月。”
“等等。”拉博里在他的文件包里翻了翻，取出一张纸，“但在对德雷福斯上尉最初的起诉书，也就是那份在他的审判上被宣读的起诉书中，提到他是在2月抄写了马达加斯加远征的摘要，当他在与此行动相关部门工作时。是这么写的：‘德雷福斯上尉那时可以轻易地得到这份材料。’对于这两个日期您做何解释？”
贡斯惊愕地张开嘴，看了看佩利厄道：“呃，这份摘要是8月写的。我不清楚2月时部里是否写过摘要……”
“啊，好了，先生们！”拉博里嘲讽地说道，“现在大家知道严谨是多么重要了吧！”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矛盾，但是法庭里的气氛明显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就像是气压骤降了一样。有些人笑了起来，佩利厄的脸僵住了，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他是一个自负的人，一个骄傲的人，现在却被搞得像个傻瓜。更糟糕的是，政府方面的证词突然变得不那么可靠了。他们的证词从来没有被一个像拉博里一样优秀的律师挑战过。在强压下，这些证词变得像火柴梗一样，一碰即碎。
佩利厄申请休庭，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很快，包括贡斯和亨利在内的总参谋部的所有军官，围绕着佩利厄凑在了一起。我看见他用手指指来指去。拉博里也看见了，他冲我皱起了眉头，摊开手，张开嘴道：“这是在干什么？”但我只能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
五分钟后，佩利厄大步走回法庭前方，表示自己有话想说。
“陪审团的先生们，关于刚才发生的事我有话要说。到目前为止，我方一直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对德雷福斯的案子只字未提，我现在也不想提起。但辩方刚刚公开宣读了起诉书中的一段话，而这段话本不应该被提起。就像亨利上校说的那样——他们想要真相，那就给他们真相！1896年11月，陆军部拿到了德雷福斯犯罪的铁证 。我见过这份证据，是一份文件，文件来源不容置疑。里面大概有这样的几句话：‘我在信中收悉有一个副官将会询问关于德雷福斯的问题。如果罗马那边有人再次问起相关情况，我会说我从未和这个犹太人有过任何来往。’先生们，我以我的名誉做此声明，我希望布瓦代弗尔将军能为我作证。”
法庭四周响起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随后又转化为一阵私语声。人们纷纷转向自己身旁的人，讨论着这段话意味着什么。拉博里再次困惑地看着我。我花了几秒钟才明白佩利厄说的应该是那封据说是从德国大使馆取回的信——很巧，那封信正好是在他们将我送出巴黎之前拿到的，比约为我读了信上的内容，但没有给我看过。我使劲地向拉博里点点头，做了一个抓的手势。佩利厄又犯了一个错误，拉博里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贡斯意识到了危险，已经站了起来，匆匆忙忙地向法庭前面走来。他焦急地对法官喊道：“我请求发言。”但是，拉博里的速度比他快多了。
“不好意思，将军，但我要发言。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发生了。在做出这样的声明后，这场辩论将不会有任何限制。我要向佩利厄将军指出，任何文件在被公开审视之前，都没有任何可以用作证据的科学价值。请让佩利厄将军毫无保留地解释一下自己说的话，把文件公之于堂。”
法官问道：“贡斯将军，您要说什么？”
贡斯的声音尖锐而沙哑，就像是被人勒住了脖子一样。“我为佩利厄将军作证。他采取了主动，做得很好。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他紧张地用双手上下摩擦着裤子的两侧，看上去怪可怜的。“军队不害怕真相。为了保护军队的荣誉，军人们毫不畏惧说出真相。不过必须保持谨慎，我认为，尽管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但它不能公开。”
佩利厄直接说“我请求让布瓦代弗尔将军为我作证”，并无视了法官和可怜兮兮的贡斯，后者对自己站在走廊上的副官喊道：“德尔卡塞少校，请立刻坐马车去找布瓦代弗尔将军。”
休庭期间，拉博里走到我旁边，小声地说道：“他说的是什么文件？”
“我不能告诉您——不能说细节。不然会违背我的保密誓言。”
“您多少得 告诉我点什么，上校——总参谋长就要来了。”
我瞥了一眼坐着的佩利厄、贡斯和亨利。他们正专注地开着小会，没有注意到我。“我可以告诉您，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策略。我觉得贡斯和亨利对他们现在的处境不太满意。”
“那您建议我向布瓦代弗尔提什么问题？”
“让他把那份文件完整地读出来。问他们这份文件能不能让司法鉴定人员检查。问他为什么是在把德雷福斯送到魔鬼岛两年后才发现了给他定罪的‘铁证’！”
当布瓦代弗尔已经等候在法庭外的消息传来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呼声。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几个勤务兵匆忙地走进来，布瓦代弗尔跟在后面，慢慢地从法庭后方往前面走来。我们已经十五个月没见面了。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走起路来的姿势很僵硬，紧紧扣着的黑色制服与他雪白的头发和胡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看上去苍老了很多。
法官说道：“将军，感谢您的出席。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让我来为您朗读一下速记中佩利厄将军证词的部分。”
他读完后，布瓦代弗尔严肃地点了点头。“我长话短说。我证明佩利厄将军的证词都是真实准确的。我对此不做其他评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转向陪审团道，“还有，先生们，现在请允许我向各位说一句。各位是陪审团成员，各位代表了这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不信任军队的指挥官，不信任国防事务负责人，这些负责人将会把这个重担交给别人，各位只要开口就行。我的话说完了。法官大人，我申请退庭。”
法官说道：“您可以退庭了，将军。把下一个证人带进来。”
随着布瓦代弗尔转过身，向门口走去，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他从我身边经过时，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瞬，然后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拉博里在他身后叫道：“请原谅，将军，我有些问题想问您。”
法官让他保持安静。“您没有发言权，拉博里先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布瓦代弗尔的任务已经完成，他继续稳步向前走去，离开了证人席。几个总参谋部的军官也站了起来，一边扣上披风，一边跟在他的后面。
拉博里还在试图把布瓦代弗尔喊回来：“请原谅，布瓦代弗尔将军——”
“您没有发言权。”法官敲着他的小木槌道，“把艾斯特哈齐少校带进来。”
“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这位 证人……”
“这起事件超出了庭审范围。您没有发言权。”
“我要求发言权！”
但已经太迟了。法庭后方传来了关门的声音——并不是砰的一声，而是很有礼貌地轻轻关上——布瓦代弗尔的参与到此就结束了。
在这几分钟的插曲结束后，艾斯特哈齐的出现让人感到扫兴。我听见拉博里和克列孟梭兄弟在低声讨论要不要以退庭来抗议布瓦代弗尔的额外干预。由布料零售商、商人和菜农组成的陪审团还处在惊愕之中，因为他们刚刚被总参谋长本人威胁了——如果他们跟军队对着干，军队高层会将此视为他们投出了不信任票并集体辞职。而我则如坐针毡，焦急地思考着下一步要怎么办。
艾斯特哈齐那两只大得出奇且突出的眼睛不停扫视着四周，他首先颤抖着向陪审团说道：“我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我现在所处的可怕境地。卑鄙的马蒂厄·德雷福斯先生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居然指控我犯下了他弟弟为之受罚的罪行。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作为证人，而是作为被告，这是对一切权力的蔑视，是对一切司法规则的蔑视。对我遭到的这种待遇，我提出强烈抗议……”
我听不下去了。我显眼地站起来，走出了法庭。
艾斯特哈齐在我身后喊道：“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我置身于最恶毒的阴谋之中！在这段时间里，我承受的痛苦是任何同时代的人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
我把他的声音关在了门内，在走廊里搜寻着路易的身影，直到发现他坐在阿尔莱前厅里的一张长椅上，眼睛盯着地板。
他面无表情地抬起头道：“你意识到了吗？我们刚刚目睹了一场政变 。没错，就是政变 ——总参谋部提及了一份不让辩方看到的证据，然后威胁民事法庭相信其真实性，否则他们将集体辞职？他们把用在德雷福斯身上的战术用到了整个国家上！”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自己回到证人席上去。”
“你确定？”
“你会告诉拉博里吗？”
“你要小心点，乔治——我是以你的律师的身份跟你说这句话的。如果你违反了自己的保密誓言，他们可以关你个十年。”
走回法庭时，我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想请你帮我做件事。有一名总安全局的军官，叫作让-阿尔弗雷德·德斯韦宁。你能不能偷偷跟他联系一下，安排他私下和我见一面？告诉他盯紧那些文件，等我被放出去后，晚上七点老地方见。”
“老地方见……”路易用笔记了下来，没有做任何评论。
回到法庭后，法官说道：“皮卡尔上校，您想补充什么？”
当我走向证人席时，我瞥了亨利一眼。他正挤在贡斯和佩利厄的中间坐着。他的胸膛非常宽阔，他的双臂交叉在胸前，显得非常粗壮，就像被剪了羽毛的翅膀。
我轻抚着被擦得锃亮的木头扶手，抹去上面的痕迹。“我想就佩利厄将军提到的那份可以证明德雷福斯罪行的铁证说几句。如果他不提起这件事，我也永远不会提起。但现在，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做。”时钟滴答作响，我感觉一扇活板门在我脚边打开了，而我最终跨了进去。“那是伪造的。”
剩下的细节很快就被说明了。等到咆哮声和喊叫声渐渐平息下来，佩利厄走上前来，对我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这宗案子的一切都很奇怪。但最奇怪的是这个人的态度。他穿着法国军装，却在法庭上指责三位将军伪造证据……”
在宣布审判结果的那天，我最后一次坐马车从瓦莱里安山出发。正义宫周围的街道上挤满了一脸凶恶的大汉，手上都拎着沉重的棍子。当陪审团退下去讨论裁决结果时，我们这群“德雷福斯党”——人们现在都开始这么叫我们了——为了保护自己，在法庭中间站成一团。这群人里有我、左拉、佩伦克斯、克列孟梭兄弟俩、路易和拉博里、左拉夫人、拉博里年轻靓丽的妻子以及她和前夫生的两个年幼的儿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她操着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法语对我说道。通过挑高的窗户，我们可以听见外面暴民们的吵闹声。
克列孟梭说道：“就算我们赢了，我们也没法活着离开这栋楼。”
四十分钟后，陪审团回来了。陪审团团长，一个体格健壮的商人，站了起来。“以我的名誉和良心，陪审团做出以下声明：经过投票，陪审团判决佩伦克斯有罪，左拉有罪。”
法庭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军官们在欢呼，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法庭后方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也站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想看得更清楚些。
“一群蚕食同类的畜生。”左拉说道。
法官告诉《震旦报》的主编佩伦克斯，他被判四个月监禁，罚款三千法郎，而左拉被判一年监禁，罚款五千法郎。判处缓刑，等候上诉。
亨利和总参谋部的一群军官在一起。当我们离开时，我从他身边经过，他正在讲着笑话。我冷冷地对他说道：“过几天，我的证人会来找你的证人，安排我们的决斗。你做好准备。”然后，我很满意地看到，这至少在短时间内让他那张猪一样的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三天后，也就是2月26日，周六，瓦莱里安山军事堡垒的指挥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保持着立正的姿式，告诉我，一个高级军官小组认定我犯下了“严重渎职罪”，要立即将我从军队开除。我将拿不到上校的退休金，而是只能拿到少校的退休金——每周三十法郎。他还受命告诉我，如果我再在公共场合对我在总参谋部的工作发表任何评论，军队将对我采取“最严厉的惩罚”。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上校。”
“解散！”
黄昏时分，我在士兵的护送下，提着手提箱来到大门口，离开了铺着鹅卵石的前院，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自十八岁起，我就只过过军队里的生活。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作为平民“皮卡尔先生”，走下山，到火车站去赶回巴黎的火车。
[1] 左拉创作的关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小说。——作者注
21 决斗
第二天晚上，我坐在圣拉扎尔车站咖啡馆那个熟悉的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今天是周日，这个时间段客流稀少，咖啡馆显得很清冷。我是为数不多的顾客之一。为了到这来，我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混进教堂，从侧门离开，沿路返回，躲进小巷子里——所以我现在很确定没有人跟踪我。我读着报纸，抽着烟，尽力想让我点的啤酒坚持到七点四十五分。但到时间时，却没有德斯韦宁现身的任何迹象。我很失望，但并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个结果——考虑到自从上次见面以来，我的处境已大不如前，这也不能怪他。
我走出门，乘公共马车回家。下层的人太多，于是我爬到了上层。从敞开的两侧透进来的寒意让这层除了我没有其他乘客。我坐在中间一张长凳的中央，低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街边商店昏暗的二层。我刚坐下还没一分钟，突然有一个穿着厚大衣、戴着围巾的男人坐到了我身边。
他说：“晚上好，上校。”
我惊讶地转过头来：“德斯韦宁先生。”
他继续盯着前方，说道：“您从公寓出来的时候就被跟踪了。”
“我以为我已经甩掉他们了。”
“你甩掉了两个。第三个坐在楼下。幸运的是，他是我手下的人。我觉得应该没有第四个了，但就算这样，我觉得我们的谈话还是简短点才好。”
“是的，当然。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您想和我说什么？”
“我有话要和勒梅西埃-庇卡尔说。”
“为什么？”
“德雷福斯案中出现了很多伪造的文件，我怀疑他至少参与伪造了其中的一部分。”
“噢，”德斯韦宁的声音听起来很痛苦，“噢，那可不容易。您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好的。特别是前几天左拉一案中提到的那份文件，也就是布瓦代弗尔将军为之做担保的那份所谓的‘铁证’。如果我想得没错的话，文件里应该有五到六行字。这个造假的量对于业余的人来说太大了，而且有很多真实的笔迹可以拿来比较。所以我想他们一定是找了一个专业伪造文书的人。”
“您说的‘他们’是谁——如果您不介意我问问的话？”
“反间谍处。亨利上校。”
“亨利？他现在是代理处长！”他终于转过来看着我。
“我确定我能搞到钱，如果庇卡尔想要的是这个的话。”
“他很需要钱——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而且是很多钱。您要什么时候见他？”
“越快越好。”
德斯韦宁缩进了外套里，沉思着。我看不见他的脸。最后，他说道：“上校，这事交给我吧。”他接着站了起来。“我就在这里下车了。”
“我不再是上校了，德斯韦宁先生。你没有必要那么称呼我，也没义务帮我。这对你来说很危险。”
“上校，您忘了，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调查艾斯特哈齐身上——我太了解那个混蛋了。看到他逍遥法外我就恶心。我愿意帮助您，哪怕只是为了让他被绳之以法。”
我和亨利的决斗需要两个证人来安排，以保证决斗的公平性。我到阿弗雷城去找了埃德蒙·加斯特，请他来当我的证人。午饭后，我们坐在他家阳台上，膝盖上盖着毯子，抽着雪茄。他说道：“好吧，如果你决意要这么做的话，那我很荣幸可以成为你的证人。但我请求你再考虑一下。”
“我已经公开向他提出了挑战，埃德，我没有退路了。而且，我也不想退缩。”
“你要选什么武器？”
“剑。”
“拜托，乔治——你已经很多年没击剑了！”
“从样子上可以看出来，他也很多年没练了。反正我还有冷静的头脑和灵活的身体。”
“但你的枪法肯定比剑法好吧？而且用枪决斗有一个有益的惯例，那就是决斗者会故意打偏。”
“是的，除非我们用手枪的时候正好是他赢了签，选择先手。他不可能故意打偏的。如果他用一颗子弹直接射穿我的心脏，那他们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这样的风险太大了。”
“那你的另一个证人要找谁来当？”
“我想让你问问你的朋友，参议员朗克。”
“为什么是他？”
我吸了一口雪茄，然后才回答道：“我在突尼斯的时候研究过德·莫雷侯爵。那人在决斗中用一把超出规定重量许多的剑杀死了一名犹太军官，刺穿了他的腋窝，切断了他的脊柱。我觉得有个参议员在旁边应该能保住我的性命，可能能够阻止亨利尝试类似的伎俩。”
埃德蒙惊恐地望着我：“乔治，对不起，但我必须说这真是疯了。别担心你自己——为了解救德雷福斯，你不能让自己出事。”
“他在法庭上公开指控我说谎。为了我的名誉，我必须和他决斗。”
“是为了你的 名誉，还是为了波利娜的名誉？”
我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埃德蒙和朗克代表我去了亨利在迪凯纳大街上、军事学院正对面的公寓，正式向他提出挑战。后来埃德蒙回忆道：“他显然在家——透过门下方的缝隙可以看到他的靴子踩在走廊上，我们能听见他的儿子在喊‘爸爸’，然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叫其安静。但是，他却叫他的妻子出来跟我们谈。她把信接了过去，说他明天会给我们回复。我觉得他是急于推掉这场决斗。”
周三过去了，我们并没有收到亨利的回复。晚上八点左右，有人敲门，我还以为是他的证人来给我回复了，起身去应门，却发现站在楼梯平台上的是德斯韦宁。他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显然来得很着急。
“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住在塞夫勒街上的曼什旅馆，用的是一个化名，科波蒂·迪特里厄。你有武器吗，上校？”
我拉开夹克，给他看我套在肩膀上的枪套。自从我的左轮手枪被没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把英国造的韦伯利手枪。
“很好，”他说，“那我们可以走了。”
“现在吗？”
“他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
“我们不会被跟踪？”
“不会。我换班了，今晚对你的监视行动由我负责。上校，至少对于总安全局来说，您今天晚上一整晚都在房间里没出来过。”
我们坐出租车到了河对岸，在军事学院南边停下，付钱给了司机。我们步行走完剩下的路程。塞夫勒街上，旅馆所在的那一段路又狭窄又昏暗，曼什旅馆很不好找。旅馆是一座又小又破的房子，夹在肉店和酒吧之间——来出差的商人可能会在这里将就一晚，而幽会的情人们也可以在这里开钟点房。德斯韦宁先走了进去，我跟在后面。接待桌前没有人。透过串珠帘子可以看见人们在小餐厅里吃晚饭。楼里没有电梯，狭窄的楼梯一踩上去就吱呀作响。我们来到三楼，德斯韦宁敲响了其中一间的门。没有回应。他试着转了转门把手——锁上了。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我们站着，静静地听着。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低沉的说话声。
德斯韦宁从口袋里摸出一套开锁工具，和他给我的那套一模一样。他跪下来撬锁。我解开外套和夹克的口子，感觉到韦伯利手枪的重量压在胸上，令人心安。一分钟后，随着咔嗒一声，锁打开了。德斯韦宁站了起来，平静地收起工具，放回口袋里。他轻轻地打开门，看了看我。房间里很暗。德斯韦宁摸索着开关，打开了灯。
我看见眼前的东西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巨大的乌木人偶——也许是裁缝用的人体模型，用黑灰泥做的，被摆成坐姿，放在窗户下面。德斯韦宁没有转身，也没有说话，只是举起左手，告诉我不要动。他用右手拿着枪，用三四步穿过地板，走到窗前，低头看了看那个东西，然后低声说：“把门关上。”
我踏进房间里的那一瞬间就认出来了——那是勒梅西埃-庇卡尔，不管是用什么名字，反正是那个人。他的脸变成了紫黑色，头垂在胸前。他的眼睛睁着，舌头伸了出来，唾液在他的衬衫前面干成一片。有一根细绳藏在他脖子的褶皱里，从他背后直直地伸出去，另一端系在窗棂上，跟竖琴的弦一样紧绷着。随着我走得更近，我看到他裸露的脚和下半截腿上有瘀青。他的腿和脚贴在地上，臀部却悬在地板上方。他的双臂垂在身体两侧，紧握成拳状。
德斯韦宁把手伸到他肿胀的脖子上，摸了摸脉搏，然后蹲下来，迅速地给尸体搜着身。
我说：“你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他当时就站在这扇窗边，还生龙活虎的。”
“他有抑郁倾向吗？是自杀吗？”
“没有，他只是有些害怕。”
“他死了多久了？”
“尸体已经冷了，但还没有僵硬——有两到三个小时了。”
他直起身，走到床前。一个行李箱敞开在那里。他把箱子翻过去，把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然后在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翻来翻去，捡出钢笔、笔尖、铅笔、墨水瓶。椅背上挂着一件粗花呢夹克，他从夹克的内袋里拿出一个便笺盒，翻了一遍。然后他又检查了夹克两边的口袋——一边装着一些硬币，另一边装着房间钥匙。
我看着他道：“没有字条？”
“什么纸都没有。这对一个专业伪造文书的人来说很奇怪，不是吗？”他把所有东西都放回箱子里。然后，他拿起床垫，拍了拍底部，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朝破旧的橱柜里看了看，把垫子的边边角角都翻起来检查了一遍。最后，他双手叉腰，丧气地站在那。“彻底检查过了。他们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您该走了，上校。您绝对不能被人发现和一具尸体一起困在一个房间里——尤其是和这个人的尸体。”
“那你呢？”
“我会把门锁上，把一切恢复原样。然后可能会在外面等一两个小时，看谁会出现。”他凝视着尸体，然后说道，“这事会直接被定性为自杀——您等着瞧吧——巴黎所有的警察，就算是骗子也会这么说的。这可怜的混蛋。”他温柔地把手伸向那张扭曲的脸，合上了那双眼睛。
第二天，两位上校，帕雷和布瓦松内，来到我的公寓。这两人都是出了名的运动爱好者和亨利的老酒友。他们郑重地告诉我，亨利上校拒绝和我决斗，因为我作为一名被革职的军官，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名誉可言，因此这场决斗对我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帕雷冷冷地、轻蔑地看了我一眼道：“他建议皮卡尔先生去找艾斯特哈齐少校，他知道艾斯特哈齐少校急于向您提出决斗。”
“我知道他想。但您可以通知亨利上校和艾斯特哈齐少校——我也不打算自降身份，和一个叛徒、一个贪污犯决斗。亨利上校当众指控我在说谎时，我还是一名现役军官。我是在那时向他发出决斗挑战的，所以，他出于尊严有义务回应我的挑战。如果他拒绝，人们将会注意到这一点，从而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他既诽谤了我，还是一个懦夫。再见，先生们。”
在他们面前关上门后，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愤怒。
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埃德蒙回来了，告诉我亨利决定接受我的挑战。决斗将于后天上午十点半在军事学院的室内练马场举行。我们将用剑作为武器。埃德蒙说：“亨利自己会带一个军医在旁，我们需要指定一位医生和我们一起去。你有什么人选吗？”
“没有。”
“那我会去找个人的。现在你去收拾行李吧。”
“为什么？”
“因为我的马车已经停在外面了。你得和我回家，跟我练练剑。我不忍心看你被杀。”
我犹豫着要不要把勒梅西埃-庇卡尔的事告诉他，最后还是决定不说了。他已经够焦虑的了。
周五一整天我都是在埃德蒙家的谷仓里度过的。他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训练我的步法，帮我复习复杂进攻、划圆防守、还击和延续进攻的基本原理。第二天早晨，九点一过，我们就离开阿弗雷城，坐车回到巴黎。让娜热情地吻了我的脸，像是要再也见不到我似的。“再见，我最亲爱的乔治！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的。再见！”
“我亲爱的让娜，这样有损我的士气……”
一小时后，我们驶入洛温达尔大道时，发现练马场门口有几百号人在等着，其中有许多是军事学院的学生——我曾经教过的那类年轻人，在我穿着便服从马车里走出来时，对我加以嘲笑。大门由一排士兵守着。埃德蒙敲敲门，门闩打开了，我们得以进入那个熟悉的、昏暗的、湿冷的地方。这里充满了马粪、氨气和稻草的臭味，被困住的鸟儿对着天窗扇着翅膀。宽敞的赛马场中间摆放着一张搁板桌，阿蒂尔·朗克那庞大的身体正靠在上面。他向我走过来，伸出手。他可能已经快七十岁了，但他的胡子还是又黑又密，夹鼻眼镜后的眼睛因激动而闪着光。“我一生中参加过很多次决斗，亲爱的朋友。”他说道，“你要记住，两个小时后，你将会坐下来吃午饭，那时你将会有这辈子里最好的胃口！就算是为了这顿美味的午饭，你的决斗也是值得的！”
我被引荐给裁判，一位退休的共和国卫队军士长，还有我的医生，一位医院里的外科医生。我们等了十五分钟，就在谈论的话题开始枯竭时，街上传来一阵欢呼声——亨利来了。亨利走进来，后面跟着两名上校。他没有理睬我们，只是大步走到桌前，脱下手套。然后，他摘下帽子，放在桌上，开始解开上衣的扣子，就像是要应付一个他急于摆脱的医疗检查一样。我脱下自己的上衣和背心，递给埃德蒙。裁判用粉笔在石板地的中央画了一条粗线，在它的两边各用步子测出一个位置，用十字标出来，然后叫我们走到他身边。“先生们，”他说道，“请解开你们的衬衫纽扣。”我们都稍微露了一下胸口，以证明自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亨利的胸口是粉红色的，没有毛发，就像猪的肚子一样。他全程都在看自己的手、地板、屋顶的椽子——总之就是不看我。
我们的武器经过了称重和测量。裁判说：“先生们，如果你们中有人受伤了，或者你们的证人中有人看到你们受伤了，决斗将会停止，除非伤者表示他希望继续战斗。在检查伤口之后，如果伤者有意愿，决斗可以继续。”他把剑递给我们，然后道：“现在请做好准备。”
我活动了一下膝关节，做了几次刺剑和防守的动作，然后转过身来面对亨利。他站在大约六步之外的地方，现在终于看着我了。我看到了他眼中的仇恨。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把我置于死地。
“预备—— ”裁判说道，我们摆好了姿势。他看了看表，举起手杖，然后挥下，“开始！ ”
亨利立即挥着他的剑向我冲来，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几乎快把我的剑从手中撞掉。我别无选择，忘记了所有技巧，只能凭借本能在连续进攻下连连后退、尽全力防守。我的脚被什么绊到，我稍微趔趄了一下，亨利趁机砍向我的脖子。朗克和埃德蒙都大叫起来，抗议这样的犯规行为。我往后倒去，肩膀碰到了墙。亨利已经把我逼到了离我的起始位置二十步远的地方，我不得不低头躲过他的攻击，绕到一边，重新摆出防守姿势。但是，他又冲了过来。
我听到朗克在向裁判抱怨：“但这太荒谬了，先生！”裁判喊道：“亨利上校，这次决斗的目的是解决绅士之间的矛盾！”但我从亨利的眼睛里看出，他现在除了自己的心跳，什么也听不见。他再次向我猛扑过来，这一次，我感觉到他的剑刺在我脖子的肌腱上。这是我出生以来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朗克喊道：“住手！”就在这时，我的剑尖刺到了亨利的前臂。他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他的剑。我也放下了我的剑。证人们和医生们急忙向我们跑过来。裁判看了看手表道：“第一回合持续了两分钟。”
我的外科医生让我站到天窗下面，把我的头转过去，帮我检查脖子。他说：“您没事——他肯定是只差一点就刺到了。”
而另一边，亨利的小臂正在流血——并不严重，只是擦伤，但也足以让裁判对他说：“上校，您可以拒绝继续决斗。”
亨利摇了摇头道：“继续吧。”
当他卷起袖子，擦掉血迹的时候，埃德蒙悄悄地跟我说：“这家伙是个杀人狂。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决斗。”
“如果他再这样，”朗克补充道，“我会喊停的。”
“不，”我说，“不要那么做。让我们决战到底。”
裁判喊道：“先生们，回到起始位置上！”
“开始！ ”
亨利想要从上一回合结束的位置重新开始，于是他带着同样的攻击性，把我逼回到墙边。但因为他的前臂正在流血，手很滑，所以他在挥剑的时候不再像原来那样用力了——速度在放缓、力度在减弱。他必须尽快了结我，否则他会输的。他使出所有力气，刺向我的心脏。我挡开他的剑，将他的剑往外一推，刺中他手肘的边缘。他痛苦地叫喊着，扔下剑。他的证人喊道：“停！”
“不行！”他喊道，缩了缩身子，抓着自己的胳膊肘，“我可以继续！”他弯下腰，用左手捡起他的剑，想把剑柄塞进右手。但是，他那沾满血的手指无论如何就是无法抓住剑柄。他尝试了很多次，但每当他想举起剑时，剑都会掉到地上。我毫不怜悯地看着他。“给我一分钟。”他咕哝着，转过身来背对着我，以掩饰自己的脆弱。
最后，那两名上校和他的医生说服他走到桌子旁，让医生给他检查一下伤口。五分钟后，帕雷上校走到我、埃德蒙和朗克面前，向我们宣布道：“是肘神经受损，手指会有好几天无法抓握。亨利上校必须回去了。”他敬了一礼，转身离开。
我穿上背心和夹克衫，往那边瞥了一眼。只见亨利瘫坐在椅子上，盯着地面。帕雷上校站在他身后，帮他把手臂穿进外套的袖子里，而布瓦松内则在他脚边跪着，帮他系上扣子。
“你看他，”朗克轻蔑地说道，“就像一个巨婴一样。他没救了。”
“没错，”我说，“他确实是。”
我们没能遵照习俗，在决斗后握手。相反，在人们的“英雄”受伤的消息传到洛温达尔大街上后，为了避开充满敌意的人们，我匆匆忙忙地从后门离开了。根据第二天报纸上的头版报道，亨利那天手臂吊着绷带，是在他的支持者的欢呼声中离开的，然后被敞篷四轮马车送回自己的公寓。而布瓦代弗尔将军正等在他家里，等着向他传达军队对他的祝福。我在离开后与埃德蒙和朗克一起去吃了午饭。原来朗克说的是真的——这确实是我胃口最好、最享受的一顿饭。
这种愉悦感在我身上一直持续着。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抱着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从表面上看，我的处境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我整天无所事事，没有工作，收入很少，手里的资产也少得可怜。在波利娜离婚前，我还是不能去看她，以免我们被媒体或是警察看到。布兰琪已经走了。她哥哥多方操纵，使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妄称她是个患有心脏病的五十五岁未婚老姑娘），才让她免于被传唤去左拉的庭审上当证人。我在公共场合遭到嘲讽，被多家报纸诽谤——他们从亨利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人看见我在卡尔斯鲁厄会见冯·施瓦茨科彭上校。路易被免去第七区副区长的职务，并因“不当行为”受到律师协会的制裁。雷纳克和其他德雷福斯的著名支持者都没能参加全国大选。勒梅西埃-庇卡尔的死引发极大的轰动，但官方却将此案以“自杀”草草结案。
黑恶势力无处不在，且处处掌权。
不过，我并没有完全被社会排挤在外。巴黎社会已经分裂了，每当有一扇门在我面前关上，就会有另一扇门为我打开。周日，我时常去米罗梅斯尼尔街上的热纳维耶芙·斯特劳斯女士，作曲家比才的遗孀家里吃午饭，和左拉、克列孟梭、拉博里等新战友一起。周三晚上，法朗士先生 [1] 的情妇，莱昂蒂娜·阿尔芒·德·卡亚韦女士，也就是“我们的修正女神”在奥什街上的沙龙里常常会举办二十人的晚宴。莱昂蒂娜是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她脸颊绯红，头发被染成橙色，头上戴着一顶立着毛绒粉色红腹灰雀的无边帽。周四，我往往会朝皇太子妃门的方向，向西走几条街，去参加阿林·梅纳尔-多里安夫人的音乐会。在她那装饰着孔雀羽毛和日本画的会客室里，我会为卡尔托、卡萨尔和那迷人的并称“谢尼奥三重奏”的年轻三姐妹翻翻乐谱。
“啊，我亲爱的乔治，你总是那么乐观。”这些贵妇人总这么对我说道。在烛光下，她们朝我挥舞着扇子、忽闪着眼睫毛，温柔地抚摸我的胳膊——在上流社会的餐桌上，一个有故事的人总是这么抢手——并招呼其他人来一起赞叹我的冷静。“你真是个神人，皮卡尔！”她们的丈夫惊呼道，“还是说，你已经疯了？我敢说，要是我遇到这么多麻烦事，我指定不能和你一样乐观。”
我微微一笑道：“在社会上，人总要带上笑脸面具的……”
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我戴上了面具——我确实对未来充满信心。虽然我不能预见其发生的方式，但我从骨子里相信，军队建造起来的这座雄伟的大厦，这座正在被蛀虫侵蚀、慢慢腐烂的防御堡垒，迟早会在他们眼前坍塌。这些谎言太过宽泛、太多牵强，是经不起时间和审查的考验的。可怜的德雷福斯，这已经是他到魔鬼岛的第四年了。他可能没法活着看到那天了，而我也一样。但我相信，正义终会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