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一切发生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那年夏天，发生了两件事，一切都随之改变。
首先是第一件事。5月时，我收到拉博里的一封便函，信里要我立刻到他在陆军部附近、勃艮第街上的公寓去。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到了。有个显然是从外省来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正紧张局促地在客厅里等着。拉博里向我介绍说，这是克里斯蒂安·艾斯特哈齐。
“啊，”我说道，略带警惕地握着他的手，“这可是个臭名昭著的姓氏。”
“您是指我堂叔？”他回应道，“不错，这都是他弄的，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可恶的流氓了！”
他说得如此激动，让我大吃一惊。拉博里说：“皮卡尔，你得坐下来，艾斯特哈齐先生有事情要告诉我们。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玛格丽特端来了茶，然后就出去了。
“我父亲在十八个月前去世了，”克里斯蒂安说，“在我们波尔多的家中。没有人预料到这会发生。他去世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封吊唁信，是我父亲的堂弟，沃尔辛·艾斯特哈齐少校——我从来没见过他——寄来的，他在信中对我父亲的逝世表示遗憾，并询问自己是否能给我们的财务提供一些建议。”
我和拉博里交换了一个眼神，这被克里斯蒂安注意到了。“皮卡尔先生，我看出来你已经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但请记住，我在处理这些事上没有经验。我的母亲是一个超凡脱俗且十分虔诚的人——而且，我还有两个姐姐是修女。总之，我回信给我这位善良的亲戚，解释道我继承了五千法郎，我母亲在变卖财产后可以拿到十七万法郎，我们打算进行一些保险的投资，欢迎他的建议。他回信说他可以去找他的好朋友，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说说。我们当然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啜了一口茶，整理一下思绪，接着说了下去。“接下来的几个月，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会定期收到他寄来的支票，他说这些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我们投资赚来的钱。去年11月，他写信给我，让我马上来巴黎一趟。他说他有麻烦了，需要我的帮助。我当然马上就来了。我发现他极度焦虑不安，说自己被公开指认为叛徒，让我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这一切都是犹太人策划的，是想让他背德雷福斯的黑锅。他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陆军部的人在帮他。他说现在去见他在陆军部的主要联络人太危险了，所以他问我是否可以代替他去会面，帮他递个信。”
“这个联络人是谁？”
“叫迪帕蒂·德·克拉姆上校。”
“你见过迪帕蒂？”
“是的，经常见。一般是在晚上，在公园、桥底、公厕等公共场合。”
“公厕？”
“噢，是的。但上校很注意伪装，总会戴上墨镜和假胡子。”
“你为他们传什么信了？”
“各种各样的都有。警告报纸上可能会出现某些内容，建议他如何回应之类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拿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份陆军部的秘密文件。其中有一些信息是关于您的。”
“我？”
“是的。比方说，里面有两封电报，我现在还记得，因为内容非常奇怪。”
“你还能回忆起内容吗？”
“其中一封的署名是‘布兰琪’——那封是迪帕蒂写的。还有另外一封——是一个外国名字……”
“斯佩兰萨？”
“斯佩兰萨——没错！佩伊小姐遵照上校的指示写了这封信，送到拉菲耶特街的邮局去了。”
“他们有说过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为了让您妥协。”
“那你帮助他们，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亲人是无辜的？”
“当然——至少当时是的。”
“那现在呢？”
克里斯蒂安并不急着回答。他喝完茶，把茶杯和茶碟放回了桌子上——他缓慢而慎重的动作没能掩盖住他激动得全身颤抖的事实。“几周前，他突然不再每个月给我母亲的账户打钱了，我问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结果发现那里并没有她的银行账户。从来就没有过。我母亲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如果有人能以这种方式背叛自己的家庭，那他肯定也能毫无良心地背叛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们的原因。必须要阻止他。”
这份情报一旦得到证实，该怎么处理就显而易见了——必须交给贝尔图卢这位穿着考究、扣子上别着红色康乃馨的地方法官。贝尔图卢对于伪造电报的调查仍在缓慢地进行。因为我是最初提出控告的人，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写信给他，通知他有一位重要的新证人出现了。克里斯蒂安同意出庭作证，但当艾斯特哈齐发现他去见过拉博里时，他又改变了主意，不出庭作证了。而当别人告诉他，他无论如何都能被传唤出庭时，他再一次改变了主意。
艾斯特哈齐显然是意识到了要大事不妙，再次要求与我决斗。他向报界透露，自己经常在我公寓附近的街道上，拿着一根漆成鲜红色的樱桃木重手杖徘徊，希望能遇见我，然后用手杖击穿我的脑袋。他还自称是跆拳道 高手。最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同时也让这封信登在报纸上：
由于你不敢面对我，拒绝与我决斗，我已经找你好几天了，但都没有找到。你像个懦夫一样逃走了。告诉我，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才敢来面对我，来接受我承诺过要带给你的惩罚。至于我，从明天起，连续三天，我会每天晚上七点在里斯本路和那不勒斯路上等你。
我没有私下给他回信，因为我不想和这样一个人直接通信。于是，我通过媒体声明了自己的态度：
艾斯特哈齐先生想要找我，却没能遇见我，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都是光明正大出行的。至于他在信中对我发出的威胁，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我在街上遭到他的伏击，我将充分利用我的公民权利，进行合法的自卫。但我不会忘记，尊重艾斯特哈齐的生命是我的责任。如何惩罚这个人，是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如果我自行承担起惩罚他的责任，那将是我的过错。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已经淡出我的脑海。但就在7月初的一个周日下午，就在我要把克里斯蒂安的证据交给贝尔图卢的前一天，我吃过午饭，正沿着比若大道走着，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我转过身，看到艾斯特哈齐的红色手杖正往我头上砸来。我闪身躲开，举起一只胳膊挡住我的脸，于是手杖打在了我的肩膀上。艾斯特哈齐脸色铁青，表情扭曲，眼睛凸出，几乎像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一样。他大声叫骂道：“流氓！懦夫！叛徒！”他靠得那么近，我都能闻到他嘴里的苦艾酒味道了。幸运的是，我自己也带着一根拐杖。我第一次击中他，就把他的圆顶礼帽打进水沟里。然后，我一拳打在他的腹部，打得他四肢都僵直了。他侧身一滚，转过来用手和膝盖撑住地。然后，他又用他那可笑的红色樱桃木拐杖支撑身体，挣扎着站起来。几个路过的人停下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我锁住他的脖子，大声叫人去喊警察。但不出所料，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周日下午，路人们 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大家顷刻间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和艾斯特哈齐搏斗。他很强壮结实，在我的怀里来回扭动。我意识到我必须让他受点严重的伤才能让他安静下来，否则就只能放他走了。于是我放开他，小心翼翼地退后了一步。
“流氓！”他重复道，“懦夫！叛徒！”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要去捡他的帽子。他醉得很厉害。
“你会进监狱的，”我告诉他，“就算不是因为叛国，也要因为伪造文书和挪用公款。现在请不要再靠近我了，不然我会把你打得更惨。”
我的肩膀疼得厉害。我走开了，他没有跟上来，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我可以听到他在我背后喊道：“流氓！懦夫！叛徒！犹太人！”直到我从他的视野里消失。
那年夏天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我与艾斯特哈齐街头冲突一事的四天之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7月7日，周四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在阿林·梅纳尔-多里安夫人那新哥特式的豪宅里——确切地说，我是在进去听音乐会之前，站在花园里喝着香槟，和左拉聊天。左拉的上诉请求刚刚在凡尔赛的法庭受理。新一届政府刚刚上任，我们正在讨论这可能会对他的案子产生什么影响。这时拉博里突然冲到院子里，手里拿着一份晚报，克列孟梭跟在他身后。
“你们听说过刚发生了什么吗？”
“没有。”
“朋友们，这是个大新闻！那个伪君子，卡韦尼亚克，刚刚在议会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发表了第一次演讲，在演讲中声称德雷福斯已经被彻底证明是叛徒了！”
“他是怎么说的？”
克列孟梭把报纸塞到我手里道：“他逐字逐句地读出了秘密情报文件中被截获的三条信息。”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但还是发生了。报纸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大约一周前接替了比约将军的新一任陆军部长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 [2] 声称要用一个戏剧化的政治举动了结德雷福斯案。“我将向议会出示三份文件。这是第一封信件，是在1894年收到的。当时，陆军部的情报部门收到了这封信……”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几封信，只是省略了发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其中有秘密文件里那条臭名昭著的信息（在此附上十二份尼斯的总图纸，是那个畜生D，给我的，我现在把这些给你 ），一封我没见过的信件（D给了我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情报 ），还有那份让左拉的审判翻盘的“铁证”：
我在信中获悉有一个副官将会询问关于德雷福斯的问题。如果罗马那边有人再次问起相关情况，我会说我从未和这个犹太人有过任何来往。如果有人问你，你也这么说就行，因为我们必须保证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我把报纸交给左拉。“他真的公开念出了这些胡话吗？他肯定是疯了。”
“如果你当时在议会，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克列孟梭回答道，“他一说完，全场欢呼起来，他们都觉得他彻底地解决了德雷福斯的问题。他们甚至通过了一项提案，命令政府把这些证据印刷三万六千份，张贴在法国的每一个社区里！”
拉博里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灾难。除非我们能想出应对的办法。”
左拉问道：“我们可以反驳他们吗？”
三个人都看向我。
那天晚上，音乐会结束后，我向阿林致歉，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伴着在脑海里回荡的音乐，我去找了波利娜。我知道她住在她一个表姐的家里，离这儿不远，就在布洛涅森林附近。起初，她表姐拒绝帮我把她叫来：“您给她带来的伤害还不够吗，先生？难道不应该不再打扰她了吗？”
“求您了，夫人，我必须见她。”
“已经很晚了。”
“还没到十点，还早——”
“晚安，先生。”
她在我面前关上了门。我又按了一次门铃。我听见门后有人在低声交谈。然后，在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后，门开了。这次出现的不是波利娜的表姐，而是波利娜。她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裙子，头发梳了起来，不施粉黛。她看起来就像加入了某个宗教团体一样，我心里想着，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去忏悔。她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在事情解决之前不见面。”
“可能等不了那么久了。”
她撅起嘴唇，点了点头道：“我去拿帽子。”当她回卧室去时，我看到小客厅里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打字机，是经典的实用款。看来她把我给她的钱拿来学了一门新技能——这是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收入。
出门后，当我们转过拐角，保证公寓里的人不再能看到我们时，波利娜挽起了我的胳膊，我们一起走进了树林里。这是一个宁静、清爽的夏夜，温度非常宜人，我们身边的环境和气候都像隐形了一样，精神和自然之间可以无障碍地交流。周边只剩下满天繁星、草地和树木散发出的干枯的香味，还有月光下的湖面上一对正在泛舟的恋人偶尔弄出来的微弱水花声。在宁静的空气中，他们交谈的声音被放大了数倍。但我们只需走上几百步，走到沙土小道的尽头，进入树林里，他们和城市就都不复存在了。
我们在一棵巨大的老雪松下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点。我脱下燕尾服，把它铺到地上，解开白色领带，坐到了她旁边，用胳膊搂住她。
“你的外套会被弄脏的，”她说道，“你还得费力把它弄干净。”
“没关系，我暂时用不到它。”
“你要走了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我向她解释了我的打算。我在听音乐，听瓦格纳的音乐时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事实上，每次听瓦格纳的音乐都会让我兴奋不已。
“我要在公共场合质疑政府对于这件事的说法。”
我很清楚这样做的下场是什么——毕竟，我已经收到警告了。“反正，监狱里的生活应该也跟我在瓦莱里安山的那一个月差不多。”我在她面前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但其实心里也没底。等待着我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一旦监狱的大门在我面前关闭，我的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必须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在监狱里的日子不会好过，可能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而且，虽然我没有跟波利娜提起，但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尽可能地延长法律诉讼程序，并希望德雷福斯会在这期间死掉。
我向她解释完后，她道：“看起来，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如果现在退却，我可能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这样的话，在我的余生中，将总会记得——当时机到来时，我没能抓住它。这会让我生不如死。我再也不能欣赏画作、阅读小说或听音乐了，因为我时时刻刻都将为我自己感到羞耻。唯一抱歉的是，我把你卷入了这件事里。”
“不要再道歉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我爱上你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拉进了这一切里。”
“你一个人过得怎么样？”
“我发现我一个人也可以生存。这居然让我感觉很振奋。”
我们静静地躺着，十指相扣，透过树枝的间隙仰望星空。我似乎能感觉到我们身下的地球正在转动。在南美洲的热带地区，夜幕正在降临。我想到了德雷福斯，我试着想象他现在在做什么，他们晚上是否还把他铐在床上。我们的命运现在已经完全交织在一起。我依靠他才能生存，正如他依靠我一样——如果他能活下去，那我也能；如果我能重获自由，那他也能。
我和波利娜在那里待了很久，享受着这最后的时光，直到星辰逐渐隐入晨光之中。然后，我拾起外套，披在她肩膀上，我们挽着手，一起走回到还在沉睡中的城市。
[1]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2] 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Godefroy Cavighaco，1853～1905），虔诚的天主教徒，于1898年6月28日被任命为法国陆军部长。
22 身在监狱
第二天，在拉博里的帮助下，我起草了一封给政府的公开信。根据他的建议，我没有把这封信直接寄给忠诚而冷酷的陆军部长，我们的小布鲁图斯 [1] ，而是直接寄给了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新总理，亨利·布里松。
总理先生：
直到现在，我都还没能就秘密文件自由地表达我的看法。据称，这些文件证明了德雷福斯的罪行。既然陆军部长已在众议院的讲台上朗读出了其中三份文件的内容，在政府做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裁决之前，我认为我有责任告知您，这两份1894年的文件均与德雷福斯案无关，而1896年的那份文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伪造的。因此，很明显，陆军部长是受到了蒙骗，还有所有那些相信前两份文件与此案有关和最后一份文件是真实的人也是如此。
总理先生，谨向您致以我诚挚的问候。
G.皮卡尔
总理在周一收到了这封信。周二，政府就向我提起了刑事指控，基于佩利厄的调查，他们指控我非法泄露“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机密文件”。政府特别任命了一名调查法官。就在那天下午——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只是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了相关消息——我的公寓被搜查了。公寓楼旁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一旁围观，讥笑着叫“叛徒！”周三，我被传唤到法院三楼，去法官阿尔伯特·法布尔的办公室里见他。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两个侦探在等着。于是，我被逮捕了。可怜的路易·勒布卢瓦也一样。
“在你被卷入这件事之前，我就警告过你要仔细考虑，”我对他道，“我已经毁了太多人的生活了。”
“亲爱的乔治，你别这么想！换个角度来观察司法体系应该挺有趣的。”
值得称赞的是，法布尔法官在整个过程中至少看起来还是有点尴尬的。他告诉我，在他调查期间，我会被拘禁在拉桑特监狱里，而路易是可以被保释的。在院子里，当我在几十个记者的注视下被押进囚车时，我还镇定地记得把自己的手杖交给路易。然后，我就被带走了。一到监狱，我就被安排填了一张登记表。在“宗教信仰”一栏中，我填了“无。”
事实证明，拉桑特和瓦莱里安山大不相同——这里没有单独的卧室和厕所，也看不到埃菲尔铁塔。我被关在一个四米长、两米半宽的小牢房里，窗户上装了铁条，从窗户往下看，能看到一个运动场。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个夜壶外，什么也没有。此时正值盛夏，气温有三十五摄氏度，偶尔还有暴风雨。空气炙热而浑浊，弥漫着一千个男人散发出的味道——食物、排泄物、汗液——闻起来就像是在兵营一样。我每天在牢房里吃饭，为了防止我和其他囚犯交流，我一天中有二十三个小时都得在牢房里度过。但我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尤其是在晚上，熄灯以后，除了躺在床上静静聆听，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他们的叫声就像是丛林里的动物一样，充满了兽性，神秘又令人心里发毛。我经常能听到嚎叫声、尖叫声，以及口齿不清的求饶声。我总是认为第二天早上，狱吏们应该会告诉我昨晚发生了什么骇人听闻的罪行。但天亮后，一切都还是和前一天一样。
军队就是这样折磨我的。
我的日常生活有了一些变化。一周内我会被带出拉桑特几次，由两名侦探押送，坐囚车回到正义宫。在那里，法布尔法官又慢慢地让我说了一遍那些我已经讲了很多遍的证词。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艾斯特哈齐少校的？
当法布尔结束一天的审问后，我一般都能被允许到附近的办公室见一见拉博里。现在这个巴黎律师公会的“维京人”已经正式成了我的律师。通过他，我可以得知我们的斗争进展。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左拉上诉失败，流亡到伦敦。但是，地方法官贝尔图卢以伪造罪的罪名逮捕了艾斯特哈齐和四指玛格丽特。我们向检察官提出正式请求，要求他也以同样的罪名逮捕迪帕蒂，但检察官说这“超出了贝尔图卢先生的调查范围”。
再说一遍，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拿到小蓝的？……
在我被捕一个月后，法布尔作为调查法官，将此案推进到了诉讼阶段。这下，那些曾大失所望的、钟情于法国司法体系和证人之间互相对质的剧作家可兴奋起来了。流程还是一样的。首先，我要回答我是怎么修复了小蓝 、怎么给路易看了信鸽档案、信息是如何被泄露给了报社。然后，法官按下电铃，来自反方的证人将从他的角度描述同一事件。最后，我再针对他的描述进行回应。当我们在进行这些流程时，法官仔细地审视着我们，仿佛他能用双眼发出X光，照清我们的灵魂，看看谁在撒谎。就这样，我又和贡斯、劳特、格里贝兰、瓦尔丹、容克，甚至还有门房卡皮奥见面了。这些是自由之身的人本该容光焕发，但我得说，他们看起来面色苍白，甚至可以说是憔悴不堪。尤其是贡斯，他的左眼下方似乎已经出现了神经抽搐的症状。
然而，最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亨利的状态。他走了进来，没看我一眼，然后用一种单调的语调复述了他看到我和路易拿着秘密文件的故事。他的声音失去了原来的力量，我注意到他看起来瘦了很多——当他开始出汗时，他甚至可以把他的整个手塞进他的脖子和上衣衣领中间的缝隙里。他刚讲完他的故事，门就被敲响了。法布尔的文员走进来，说外面的办公室有一通找法官的电话。“很紧急——是司法部长。”
法布尔道：“先生们，不好意思，我要离开一会儿。”
亨利焦虑地看着他离开了。门关上后，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俩。我立即起了疑心——这可能是一个陷阱。我环顾四周，想看看哪里是不是藏着一个人在偷听。但我找不到明显能够藏住一个人的地方。一两分钟后，好奇心打败了我。
我问：“上校，你的手怎么了？”
“什么，这个嘛？”他看向自己的手，手指弯曲了几下，好像是在检查它是否能正常运作，“我的手很好。”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他脸颊上和下巴上流失的脂肪似乎也带走了他的防御机制。他现在看起来非常衰老，黑发间夹着几缕白发。“你呢？”
“我很好。”
“你能睡着觉吗？”
这个问题让我吃了一惊。“能。你呢？”
他咳嗽一下，清了清喉咙。“睡不太好，上校——先生，我得说。我失眠得很厉害。我大可告诉你，我已经受够这件破事了。”
“我们至少在这件事上还是意见一致的。”
“监狱生活很差吗？”
“这么跟你说吧，那里的味道比我们以前的办公室还难闻。”
“哈！”他靠近我，向我坦白道，“说实话，我已经申请辞去情报部门的职务了。我想过健康点的生活，和我团里的弟兄们一起。”
“是的，我明白。还有和你的妻子及儿子——他们还好吗？”
他张开嘴想要回答，但又突然停了下来，咽了一下口水。然后，我惊讶地看到，他的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泪水。他不得不看向别处来掩饰自己。就在这时，法布尔回来了。
“好的，先生们，”他说道，“那份秘密文件……”
两周后的一个晚上，监狱里已经熄灯了。我躺在薄薄的床垫上，无法看书，只能静静地等待嘈杂的夜晚开始。这时，门口传来插销被拉开、钥匙转动的声音。一束强光照到了我脸上。
“犯人，跟我来。”
拉桑特是根据最新的科学原理修建的，采用了轮辐式的设计——囚犯的牢房形成轮辐，监狱长和狱吏占据中心。我跟着狱吏沿着长廊一直走到中央的行政大楼。他打开一扇门，带着我绕过一条弯弯曲曲的走廊，来到一间没有窗户、墙上装着钢格栅的小探访室。狱吏待在外面，但让门开着。
格栅后面传来一个声音：“皮卡尔？”
光线很暗，我费了一番功夫才辨认出来，然后道：“拉博里？发生什么事了？”
“亨利被捕了。”
“上帝啊。为什么？”
“政府刚刚发布了一份声明。你听：‘今天，在陆军部长的办公室里，亨利上校承认了他就是1896年那份提到德雷福斯的文件的作者。陆军部长立即下令逮捕了他，他被送到了瓦莱里安山的军事要塞。”他停顿了一下，等待着我的反应，“皮卡尔？你听到了吗？”
我花了点时间反应过来，问道：“他为什么坦白了？”
“还不知道。这件事才发生了几个小时。这份声明是我们手上的所有信息。”
“那其他人呢？布瓦代弗尔，贡斯——有他们的消息吗？”
“没有，但是他们都完了。他们把一切都押在了那封信上。”拉博里靠近格栅，透过厚厚的格网，我能看到他的蓝眼睛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亨利肯定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伪造了那份文件，不是吗？”
“真是难以想象。就算不是他们直接命令的，那至少他们也对他所做的一切知情。”
“正是如此！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可以让他出庭作证了！让我去跟他说！有希望了！我会让他说出这件事的细节，还有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然后一路打回原军事法庭。”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让他在这么久之后承认了这一点。”
“我们明天早上就会知道了。不管怎样，事情就是这样了——听了这个好消息，你应该可以睡个好觉了。我明天再来。晚安，皮卡尔。”
“谢谢你。晚安。”
我被带回了牢房。
那天晚上，监狱里的那些野兽发出的声音特别大。我没睡着，但这并不是因为嚎叫声，而是因为我在想着瓦莱里安山的亨利。
第二天是我在监狱里度过的最糟糕的一天。我竟不能集中注意力看书。我沮丧地在我的小牢房里踱来踱去，我的大脑不断想象过去、现在和以后可能发生的事，又不断否决了那些想象。
时间慢慢地过去。晚餐送来了。夜幕悄悄降临。九点左右，狱吏又打开了我的门，叫我跟他走。那是多么长的一条路啊！奇怪的是，就在路的尽头，当我到了探访室，当拉博里把脸转向格栅时，甚至在看到他的表情之前，我就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他将要说什么。
他说：“亨利死了。”
我看着他，花了点时间接受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
“今天下午，在瓦莱里安山的牢房里，有人发现他被割喉了。他们肯定会说他是自杀的。奇怪的是，这种事情怎么不断发生呢？”他焦虑地说道，“你没事吧，皮卡尔？”
我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流泪——或许是因为疲惫，因为忧虑，又或许是为了亨利。无论如何，我都没法让自己完全地恨他，因为我太理解他了。
我经常想起亨利。我没有其他事可做。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亨利死亡的细节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常坐在牢房里，思考着这些细节。我想，如果我能解开这个谜，那我就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我的信息来源只有报纸上的报道和拉博里在巡回法庭上收集到的零星八卦。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
我知道8月30日，在陆军部长办公室里的一次可怕会议上，亨利被迫承认那份“铁证”文件是伪造的。他别无选择——因为证据确凿。看来，由于我控诉证据文件是伪造的，对自己在所有问题上的正确性都非常自信的新任陆军部长卡韦尼亚克任命了一名官员，来调查整个德雷福斯档案的真实性。这花了很长时间——档案里的文件已经增加到三百六十份了——而就是在调查期间，我在法布尔的办公室里最后一次见到了亨利。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当时看起来那么崩溃——他肯定猜到了自己的命运。卡韦尼亚克的助手做了一件总参谋部的其他人在过去两年里都没想到要做的事：他把“铁证”放在一束强光下。他立刻注意到信的开头“我亲爱的朋友 ”和落款“亚历山德琳 ”是写在一张方格纸上的，字迹是蓝灰色的，而信的主体——我在信中获悉有一个副官将会询问关于德雷福斯的问题 ……——的字迹是淡紫色的。很明显，一封实际上是在1894年6月写成的信被拆开了，然后与伪造的中间部分组成了这一“铁证”。
于是，亨利被传唤来做出解释。根据政府公布的卡韦尼亚克审问亨利的文字记录，在布瓦代弗尔和贡斯也在场的情况下，亨利起初试着用气势压倒对方。
亨利：我只是把我收到的碎片拼了起来而已。
卡韦尼亚克：我得提醒你，如果你没法解释，那你就有大麻烦了。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亨利：您想让我说什么？
卡韦尼亚克：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文件里的字迹一部分是淡紫色的，一部分是蓝灰色的。
亨利：我解释不了。
卡韦尼亚克：事实就摆在这，证据确凿。仔细考虑一下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亨利：您希望我说什么？
卡韦尼亚克：说出你做了的一切。
亨利：我没有伪造它。
卡韦尼亚克：好了，好了！你是把两份文件的碎片拼在一起了。
亨利：（犹豫片刻后）嗯，是的，因为这两份文件非常相似，我就这么做了。
这份记录准确吗？拉博里认为有误，但我却对其准确性毫不怀疑。政府在一些事情上撒了谎，并不代表着它在所有事情上都撒了谎。这份记录比任何剧作家创造出来的文字都更加真实生动。从字句间，我几乎能听到亨利的声音——浮夸、愠怒、油嘴滑舌、狡猾、愚蠢。
卡韦尼亚克：是什么让你想到了这个主意？
亨利：我的上司们都很不安。我希望这么做能安抚他们。我希望这么做能让人们的内心恢复平静。我对自己说。“再加一句吧，就当我们现在是在战争状态。”
卡韦尼亚克：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吗？
亨利：是的，格里贝兰对此一无所知。
卡韦尼亚克：没人知道？世界上除了你没人知道？
亨利：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错了。
卡韦尼亚克：那个信封呢？
亨利：我发誓信封不是我伪造的。我怎么能那样做？
卡韦尼亚克：所以这就是事件的原貌？1896年，你收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不重要的信。你把信压了下去，然后用它伪造了另一封信。
亨利：是的。
在黑暗的牢房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中重演着这一幕。我能看到卡韦尼亚克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的部长，狂热而大胆地相信自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件事，现在却发现自己的傲慢把自己给害了。我能看到贡斯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他们的审讯，他的手颤抖着。我能看到布瓦代弗尔坐在窗边，凝视着远方，就像他家族城堡大门前的石狮一样面无表情。我还能看到，当问题像雨点般无情地落到他身上时，亨利时不时地回头看向他的上司们，无声地恳求着——救救我！ 但当然，他们一个字也没说。
然后，我想到了当卡韦尼亚克——这位陆军部长并不是军人出身——下令当场逮捕亨利，把他带到瓦莱里安山去，关在我冬天住过的同一间牢房里时，亨利脸上的表情。第二天，在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他给贡斯写了一封信（恳请您到这儿来见我——我必须和您谈谈 ），然后也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贝丝，我知道除了你，所有人都会抛弃我，而你也知道，我是为了谁的利益才做了这些 ）。
我想象他中午时躺在床上，喝着一瓶朗姆酒——这是他最后一次喝酒。六个小时后，一名中尉和一名勤务兵走进牢房，发现他躺在床上，床上已经浸满血液。他的尸体已经变得冰冷僵硬，喉咙被剃须刀划了两道。不过有一个奇怪的细节——剃须刀握在他的左手里，但他是一个右撇子。
然而在这两个场景，在中午和下午六点之间，在亨利活着和死掉之间，我没能想象出来发生了什么。拉博里认为他是被谋杀的，就像勒梅西埃-庇卡尔一样。他们是为了让他永远地闭嘴，还把犯罪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样子。拉博里说他一个学医的朋友说，从生理上来讲，一个人要割断自己两侧的颈动脉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他们没有必要杀人，特别是没有必要杀亨利。在布瓦代弗尔和贡斯都没有为他辩护之后，他应该就已经知道了他们想让他接下来怎么做。
你命令我开枪，我就开枪。
那天下午，亨利尸骨未寒，布瓦代弗尔就写了一封信给陆军部长。
部长：
我刚刚收到了证据，证明了我对亨利上校，情报处的负责人的信任是不合理的。这种完全的信任使我受到了欺骗，使我错误地宣布了一份不可信的文件是真实的，并把它当作可信的文件交给了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恳请您解除我的职务。
布瓦代弗尔
他马上就辞职去了诺曼底。
三天后，卡韦尼亚克也辞职了，虽然他的态度还是很强硬（我仍然相信德雷福斯犯下的罪行，并一如既往地坚决反对修改判决结果 ）；佩利厄亦提交了辞呈；贡斯被从陆军部调走，回到他所在的团，工资减半。
我像大部分人一样，觉得事情告一段落了——如果亨利可以伪造一份文件，那他应该做了不止一次，那么德雷福斯案也就不成立了。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德雷福斯还是在魔鬼岛，而我也还是在拉桑特。渐渐的，人们发现，即使这样，军队也还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的假释请求被拒绝了。我反而收到通知，说三周后我将和路易一起在普通刑事法庭因非法传播秘密文件的罪名受审。
在庭审前夕，拉博里到监狱里探望我。通常，他都热情奔放，甚至会有点气势汹汹，但这天他看起来很忧虑。“恐怕我有一些坏消息要告诉你。军队对你提出了新的指控。”
“又是什么？”
“伪造文书罪。”
“他们指控我 犯了伪造文书罪？”
“是的，伪造了小蓝 。”
我只能笑了笑道：“你得承认，他们确实挺有幽默感的。”
但拉博里没有笑：“他们会说军队对于伪造文书罪的调查要优先于民事诉讼。然后你就会被军队拘留。我觉得法官会同意的。”
“好吧，”我耸耸肩道，“反正监狱都差不多。”
“在这点上你错了，我的朋友。舍尔什米蒂监狱的管理比这里严格多了。我也不希望你落在军队手里——谁知道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呢？”
第二天，当我被带到塞纳刑事法庭上的时候，我问法官我是否可以做一个声明。法庭很小，挤满了记者——不仅有法国记者，还有外国记者。我甚至看见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记者——伦敦《泰晤士报》的布罗维茨先生的光头和浓密的鬓发。我的这番话是对记者们说的。
“今晚，”我说，“我可能会被带到舍尔什米蒂去，所以，这可能是秘密调查之前，我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讲话了。我要让大家知道，如果有人在我的牢房里发现了像勒梅西埃-庇卡尔的鞋带，或是亨利的剃须刀这样的东西，那我肯定是被谋杀了。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一瞬也不会有自杀的想法。我将昂首面对这一指控，泰然自若，就像我一向在指控我的人面前所表现的那样。”
令我惊讶的是，记者席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在“皮卡尔万岁！”“真相万岁！”“正义万岁！”的欢呼声中被押送出了法庭。
拉博里预测得没错——军队赢得了优先审判我的权利。第二天，我就被带到舍尔什米蒂关了起来。还有人津津乐道地告诉我，这间牢房就是四年前可怜的德雷福斯不停用头撞墙的那间。
我被单独监禁起来，大多数访客被拦了回去。我每天只能在一个六步见方、高墙环绕的小院子里活动一小时。我沿着对角线，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然后又绕着边缘走，就像是一只被困在井底的老鼠。
军方指控我刮掉了电报卡上原收件人的姓名，自己把艾斯特哈齐的名字写了上去。这罪名可以判五年徒刑。审问持续了几个星期。
告诉我们，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拿到小蓝的……
万幸的是，我还记得在小蓝 被拼好后不久，我曾让劳特给它拍过照片。最终，这些照片被拿过来作为证据。照片上清楚地显示出地址没有被篡改过，它是在后期变成陷害我的阴谋的一部分的。但我还是被关在舍尔什米蒂。波利娜给我写信，说要来看我，但我让她不要来。这样可能会被报纸报道出来的。再说了，我也不想让她看到我这副样子。我发现独自忍受会更容易一点。因为偶尔的出庭，我的监狱生活不至于那么无聊。11月，我再次列出我的所有证据，这次是给刑事法庭的十二名高级法官看。法官们正在启动民事程序，考虑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是否合理。
政府未经审判就持续拘留我的行为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克列孟梭被批准可以来探望我。他在《震旦报》中提议道：“自铁面人后，‘国家最高囚犯’的职位现在应由皮卡尔承担。”晚上熄灯后，当我不能再读书时，我能听见舍尔什米蒂街上有支持我的游行，同时也有反对我的游行。监狱不得不在附近布下七百名士兵看守。骑兵们身下的马在鹅卵石街道上咔嗒咔嗒地走着。我收到了成百上千封支持我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来自曾经的欧仁妮皇后。欧仁妮皇后对我的支持对政府来说无疑是很尴尬的，以至于司法部官员告诉拉博里，他应该申请让民事法庭介入，从而释放我。但我并没有授权他那么做——我继续做人质会对我们更有利。在我被关起来的每一天里，军方都会变得更加绝望，更想蓄意报复。
几个月过去了，1899年6月3日，周六的下午，拉博里来探望我。窗外阳光明媚，甚至穿过小窗户上的污垢和铁条照了进来。我能听到窗外有一只鸟在唱歌。他把自己又大又沾满墨水的手掌放在金属格栅上，说道：“皮卡尔，我想和你握手。”
“为什么？”
“你非得总是这么执拗吗？”他用又长又粗的手指拨弄着钢丝网道，“来吧，就这一次，照我说的做。”我把我的手掌放到他的手掌上。“恭喜你，乔治。”
“恭喜什么？”
“最高上诉法院已经下令，让军队将德雷福斯带回来接受复审。”
我等这个消息等了这么久。但当它真的到来的时候，我却异常平静。我只是说：“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给出了两个理由，都是从你的证词中得出的：一个是‘畜生D’的那封信里写的其实不是 德雷福斯，而且这份证据也不应该在不通知辩方的情况下直接展示给法官看；第二个是——是什么来着？噢，对了，他们是这么说的——原判军事法庭不知道的一些事实倾向于表明清单 不可能出自德雷福斯之手。”
“你们律师说的都是什么话！”我细细地品味着这些法律术语，仿佛它们是什么人间美味一样，“‘原判军事法庭不知道的一些事实倾向于表明……’那军队就不能针对此上诉了吗？”
“不能。军队已经完了。一艘军舰已经在去接德雷福斯的路上了，它会把他带回新的军事法庭。而这一次，审判不会再秘密进行了——整个世界都会看着。”
[1] 布鲁图斯全名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前85～前42年），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元老，后来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谋杀。此处指新任陆军部长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
23 复审德雷福斯案
一周后的周五，我被释放了。就在同一天，德雷福斯从魔鬼岛上船，乘坐着“斯法克斯”号战舰，踏上了返回法国的漫长旅途。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针对我的所有指控都被撤销了。埃德蒙带来了他最新的爱物——一辆汽车。他把车停在监狱大门外，准备载我回阿弗雷城。我拒绝向那些在人行道上围着我的记者发表评论，以免透露任何信息。
生活突然的变化让我晕头转向。初夏的巴黎充满了色彩和喧嚣，夏日那纯粹的活力，朋友们的笑脸，为我举办的午餐、晚宴和招待会——在经历了牢房里的孤独、阴郁和腐烂的臭味后，这一切都让我措手不及。当我和其他人待在一起时，我才意识到监狱的生活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我发现自己没法同时和多个人交流，我的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是那么尖锐，我还总是喘不上气来。埃德蒙把我带回我的房间，我爬楼梯时每走三四步就得扶着扶手停下来歇一会儿，因为操控我的膝盖和脚踝的肌肉已经萎缩了。镜子里的我看起来苍白而肥胖。刮胡子时，我发现自己的胡子开始有了银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