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的折磨只剩最后一个，我相信这对他来说也是最难熬的环节了——他必须经过人群前的围栏。警察们早已拉起胳膊，试图控制人群的距离，可人们一看到犯人朝他们走来，就疯狂地往前冲去。警察组成的防线立刻往前凸出，绷紧，接着便断开，让叫骂着的人们往前奔涌而去，冲上人行道，挤向德雷福斯身前的围栏。德雷福斯停下脚步，转向他们，高举着胳膊说着什么。但他当时背对着我，他说了什么我没听见，只听到人群中传来熟悉的“叛徒！”“卖国贼！”“犹太人去死！”之类的叫骂声。
最终，押送的卫兵把他从围栏前拉走，押向囚车，骑马的警卫也在等着他。犯人双手被铐在身后，走进了囚车。囚车的门锁上后，随着一声马的嘶鸣，囚车摇摇晃晃地往前驶去，驶出了大门，驶入丰特努瓦广场。广场上的人群包围了囚车，人们纷纷伸出手去拍打着囚车的两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它无法从人群中逃出生天。多亏了骑兵们不懈地用剑背驱赶人群。最终，随着马鞭“啪啪”两响和车夫的一声大喝，囚车终于挣脱了束缚。它在人群中加速前进，最后向左一拐，消失不见了。
不一会，上面下达了让军队通过的命令。四千双军靴撞击在地上，刹那间地动山摇。军号开始响起，军鼓也敲着鼓点，等到军乐队奏起那首《桑布雷和马斯军团行进曲》时，天飘起了雪。我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相信其他人也一样。我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互相握手。感觉就像是一副强健的躯体终于摆脱肮脏的瘟疫病毒，重获新生一样。
听完我的报告，部长办公室陷入了沉默，只剩燃烧着的火炉，不断发出细碎的响声。
“唯一的遗憾，”梅西埃终于开口说道，“就是那个叛徒还活着。我说这话可不是为了谁，而是为了他好。接下来等着他的会是怎样的生活啊？还不如早点了结。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国民议会恢复对叛国罪的死刑判决。”
布瓦代弗尔奉承地点点头：“您已经尽力了，部长。”
梅西埃站起身来，膝关节“嘎吱”一响。他走向一个立在书桌旁底座上的巨大地球仪，并示意我一起来。他戴上一副眼镜，像一个近视的上帝一样，低头俯视着这个微缩的世界。
“我要把他送到一个没法跟任何人说话的地方，我可不希望他再向谁透露出更多机密。而且，我也不想任何人跟他 交流。”
部长把他那纤细得出奇的手搭在北半球上，轻柔地转动着地球仪。向西转过大西洋后，他停住了地球仪，指着南美洲海岸上距离巴黎七千公里的一点。他向我扬起眉毛，意思是让我猜猜。
我说：“流放到卡宴 [3] ？”
“很接近，不过这个地方更万无一失。”他身体往前倾，手指轻敲着球面。“魔鬼岛，距离海岸十五公里，附近海域里都是鲨鱼，狂风骇浪让登岛都很困难。”
“那个地方不是几年前就封锁了吗？”
“就现在来说是的，自从上一批有麻风病的囚犯走后就没有人了。我需要征求议会的同意，但这次我能搞定，这座岛将会为德雷福斯一人再次开放。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梅西埃有着一位英国太太，是公认的共和党和自由思想者——举例来说，他拒绝去弥撒——这些品质让我敬佩。但就算如此，他心里居然还残存着一些耶稣会信徒的狂热。魔鬼岛？ 我心里想道。这都快20世纪了，又不是17世纪 ……
“嗯？”他又问了一遍，“你觉得怎么样？”
“有必要这么大阵仗吗……”我小心翼翼地措辞，希望自己能说得委婉点，“有点像……大仲马？ ”
“大仲马？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听起来像是历史小说里的情节，我觉得像是在效仿《铁面人》。将来德雷福斯会不会被人们叫作‘魔鬼岛人’？他会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囚犯的……”
“没错！”梅西埃大喊一声，拍着自己的大腿，少见地变得情绪化了。“这正是 我中意这个点子的地方，它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我为他英明的政治判断鞠了一躬，但心里还在纳闷着公众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直到我拿起大衣准备离开的时候，部长说的话才点醒了我。
“这应该是你最后一次在这个办公室里见到我了。”
“我很遗憾，将军。”
“你知道的，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我是个职业军人，不是政客。我注意到现在各个党派都很不满，再过两三周政府也要换届了，总统可能也要换人。”他耸耸肩。“那么，应该就是这样了。毕竟我们是军人，要服从命令。”他握了握我的手。“你在这可悲的事件中展现出的智慧真令人印象深刻，皮卡尔少校，我们不会忘记的。对吧，总参谋长？”
“当然了，部长。”布瓦代弗尔也站起身来同我握手，然后道：“谢谢你，皮卡尔，你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了，你的俄语学得怎么样了？”
“我感觉自己可能永远都学不会这门语言了，将军。但我现在能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了——当然，时不时还要查查字典。”
“那太好了。最近法俄之间来往很频繁，掌握好俄语会对你的升职很有利。”
我被夸得有点飘飘然，走到门前正要开门时，梅西埃突然问道：“我问你，我的名字有没有被提到？”
“您说什么？”我不太确定他是什么意思，“怎样被提到？”
“在今早的仪式上。”
“好像没有……”
“不是什么大事。”梅西埃做了个表示不屑的手势，“我只是好奇围观群众有没有任何示威行动之类的……”
“没有，至少我没看见。”
“很好，我想也是。”
我在身后轻轻地带上了门。
在呼啸的风中，我重新踏上了高楼林立的圣多米尼克大街。我手里攥着帽子，走了一百米来到隔壁的陆军部。部里空无一人。显然，在这个周六，相比来这严肃的法国军事机构，我的同事们都有更好的安排。真是群聪明的家伙！我要写完我的正式报告，整理整理书桌，好让自己不要再想着德雷福斯。想到这，我小跑着上了楼梯，穿过走廊，走进我的办公室。
自拿破仑时代以来，陆军部下一直设有四个部门。第一个负责行政，第二个负责情报，第三个负责行动和训练，第四个负责运输。我在第三个部门工作，顶头上司是布歇上校，这也是个聪明的家伙，不过今天一整个早上都不知他的去向。作为他的副官，我有一间自己的小办公室。房间里空空荡荡，活像是个修行者的房间；透过唯一的窗户，能看见光秃秃的院子。两张椅子、一张书桌、一个文件柜就是房里的所有家具了。暖气坏了，房间里冷到我都能看见自己的鼻子喷出白气。我坐在桌前，披着我的大衣，开始思索过去几天积累下来的文书工作。我叹了一口气，伸手去找要用的文件。
大约过了几个小时，接近傍晚的时候，我突然听见空寂已久的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来人从我的办公室门前经过，又停下，然后又折回来站在我的门前不动。办公室的木板门很薄，我都能听见门后之人沉重的呼吸声。我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屏息听了一会，然后猛地拉开门——居然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第二部门——也就是情报局的主管。我们都被这突然的情形吓了一跳。
“贡斯将军，”我说道，向他敬了个礼，“没想到是您。”
贡斯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一天里十四个小时都在工作。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说这栋楼里还有谁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他了。他的竞争对手总是借此攻击他，说他只有拼了命才能把工作做好。
“没关系，皮卡尔少校。你这地方怎么这么小！我能进来吗？”他用一双短腿大摇大摆地挤进了我的办公室，嘴里还一口又一口地抽着烟。“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不过我刚在旺多姆广场那儿听介朗上校说，德雷福斯在今天早上的游行上认罪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呆住了，目瞪口呆地盯着他。“不，将军，我不知道。”
“很显然，今早，就在仪式开始前半小时，他告诉负责看守他的上尉，他确实给德国佬传了一些机密文件。”贡斯耸了耸肩。“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下，毕竟你是要替部长多留意留意的。”
“可是我已经向部长报告完了……”我吓呆了——这可是一个可以断送我的事业的严重错误。自10月以来，面对强有力的不利证据，德雷福斯始终拒绝认罪。现在居然有人告诉我他终于认罪了，而且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却毫不知情！“我得去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你确实得去。你搞清楚了以后，回来向我报告。”
我冲出大门，再一次踏上阴冷昏暗的街道。圣日耳曼大街的拐角处停着一排出租马车，我跳上了其中一辆。到军事学院门口时，我让车夫在门口等着，自己跑了进去。但练兵场上空空荡荡的，附近鸦雀无声，好像是在等着看我的好戏。附近唯一的动静来自丰特努瓦广场上打扫垃圾的人。我回到马车上，吩咐车夫去位于旺多姆广场上的巴黎军政长官公署，能跑多快跑多快。总部大楼昏暗又破旧，我在大厅里等着介朗上校。等了一会，介朗上校不慌不忙地来了。他出现的时候就像个吃午饭吃到一半被叫出来，然后又急着回去的人。
“我已经把全部过程跟贡斯将军讲过了。”
“不好意思，上校，您介意再跟我说一次吗？”
他叹了口气。“勒布朗-雷诺上尉奉命于仪式开始之前在警卫室里看守德雷福斯。当他把德雷福斯移交押送队的时候，就是在仪式开始之前，他走到我们一群人站着的地方，说了些‘我完蛋了，那个人渣刚刚全都承认了’之类的话。”
我拿出笔记本问：“他说德雷福斯说什么了？”
“我记不清原话是怎么讲的了。但大概是说，德雷福斯确实向德国人泄露了一些机密，但都不是很重要的信息，部长本人也知道这些信息，再过几年我们就会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诸如此类的。你可以去问问勒布朗-雷诺。”
“确实。他在哪？”
“我不知道，他已经下班了。”
“他人还在巴黎吗？”
“我亲爱的少校啊，我怎么知道？”
“我搞不懂，”我说，“德雷福斯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承认自己的罪行？他都已经否认三个月了，现在承认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这我就帮不了你了。”上校转过头，望向他来时的方向。
“而且，如果他都已经向勒布朗-雷诺上尉坦白了，他为什么还要出去，在几万名愤怒的群众面前不停地喊冤呢？”
上校挺起胸膛：“你是在说我的手下撒了谎？”
“谢谢您，上校。”我收起了笔记本。
我回到部里，直奔贡斯的办公室。他当时正在处理一大沓文件。接着，他一边把脚翘在桌面上，靠在椅子上，一边听着我的报告。听罢，他说：“所以，你觉得这没问题？”
“是的，我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觉得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是那个负责看守的蠢货上尉完全误解了德雷福斯的话，或者是他编了个故事，想在同事面前出出风头。当然了，”我补充道，“前提是德雷福斯不是我们安插在德国的双面间谍。”
贡斯笑出了声，又点了一根香烟。“但愿如此！”
“您现在想让我怎么做呢，将军？”
“我觉得你什么也做不了。”
我犹豫了一下，说：“显然，还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知道真相。”
“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去问德雷福斯本人。”
贡斯摇摇头。“绝对不行。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探视他。而且，他很快就会被送出巴黎。”他把脚从桌面上放下，把桌面上的一叠文件拉到面前，外套上散落着的烟灰纷纷随之掉落。“这事就交给我了，我会去跟总参谋长和部长说的。”他打开一份文件开始浏览，眼睛都没有抬一下。“谢谢你，皮卡尔少校，你可以走了。”
[1] 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知名演员。她被称作“神选的莎拉”（Divine Sarah）。（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米卢斯（Mulhouse），法国东部城市，近德国边界。
[3] 法属圭亚那首府，位于大西洋岸卡宴河口卡宴岛西北岸，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是法国和囚犯流放的中心地。
2 升职
那晚，我身着便服出了城，去凡尔赛看我母亲。在雪花和煤气灯光中，漏风的火车摇摇晃晃地驶出巴黎城郊。这趟车要开大半个小时，整个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试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少年》，但火车时不时经过黑暗的路段，打断我的阅读。于是，借着应急灯微弱的蓝光，我往窗外望去，想起了德雷福斯——他现在应该在拉桑特监狱的牢房里。转移的时候，囚犯都是被装在改装过的运畜车厢里，经由铁路运送的。我猜他会被送往西部，送到大西洋沿岸的某个港口，在那等着被流放出境。现在天气这么冷，整个转移过程肯定会非常难熬。我合上眼睛，想打个盹。
我母亲在一条很现代化的街道上有一间小公寓，就在凡尔赛火车站旁边。她七十七岁，一个人住，守寡快三十年了。我和安娜平常轮流来陪她。安娜是我姐姐，已经有孩子了，而我还是孑然一身。每周六晚上都轮到我来照看她，这是我一周内唯一可以摆脱军队的时间。
我到的时候天早已黑了。天气很冷，气温肯定有零下十摄氏度。母亲在关着的门后喊道：“是谁啊？”
“是我，乔治，妈妈。”
“谁？”
“乔治，你儿子。”
我好说歹说地劝了一分钟，她才让我进去。有时候她会把我认成我的哥哥保罗，而他五年前就已经死了。更诡异的是，她有时候甚至会把我认成我父亲，而他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还有个姐姐在我出生前就死了，一个哥哥刚出生十一天就死了；这样看来，变老至少有一个好处——我母亲虽然神志不清了，但她总能“见到”不同的家人。）
面包和牛奶都冻结实了，水管里也全是冰。一进屋，我就花了半小时生火，让整个房间暖和起来；接着又花了半小时，躺着修理漏水的水管。忙完后，我们一起吃了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是每天来一趟的女佣从当地的熟食店买来的。过了一会，妈妈的神智逐渐清醒起来，好像可以认出来我是谁了。我告诉她我最近都在忙什么，但没有提到德雷福斯和那场仪式，这对她来说太难理解了。接着，我们一起坐在那架几乎填满了狭窄客厅的钢琴前，演奏了一首肖邦的回旋曲。她的演奏依旧很完美。尽管她神志不清了，但对于音乐，她仍旧像以前一样擅长。我想，就算忘记了所有事，她也不会忘记音乐。母亲睡下后，我独自坐在钢琴凳上，端详着钢琴上的照片：几张全家福里，有不苟言笑的一家人，在斯特拉斯堡，或在热代尔坦别墅的花园里；还有一小张我母亲的大头照，那时的她还是一个学音乐的学生；此外还有在诺伊多夫野餐的照片——那可真是现世里仅存的宝地，是我们在战争中输掉的亚特兰蒂斯 [1] 。
当年斯特拉斯堡遭轰炸时，我十六岁，因此“有幸”目睹了全部过程。多年后，当我们在高等战争学院的课堂上向学生提及这起事件时，都将其描述为“首次以攻击平民为目标的全面使用现代远程火炮”。当时，我眼睁睁地看着美术馆和图书馆被夷为平地，看着居民楼被炸成碎片，跪在倒下的朋友身边，还要帮助救援被埋在废墟下的陌生人。九周后，法军投降了，而我们只剩两个选择：要么留下来成为德国人，要么放弃一切，移居法国其他地区。于是，我们身无分文地来到了巴黎。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对所谓的“现代文明”带来的“安居乐业”，我们已不抱任何希望。
如果不是1870年那耻辱的一战，我可能已经成为一名音乐教授或者外科医生了。但在那一战后，任何跟军队搭不上边的职业都显得毫无意义。陆军部报销了我的全部学费。因此，军队成了我的再生父亲，而我也拼尽全力去取悦这位严苛的“父亲”——我用严格的训练来压制我天马行空的艺术天性。在圣西尔军校的304名学员中，我排名第五；我会说德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我曾因在北非的奥雷斯山之战中的杰出表现而获得殖民奖章；也曾因在印度支那的红河里英勇战斗而获得勇气星章；我是荣誉军团的一名骑士；而如今，在服役二十四年后，我被选中接受陆军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表彰。我躺在母亲家的客房里，1895年1月5日悄然变成了6日，我脑海里有声音不断响起。那不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申冤的喊声，而是奥古斯特·梅西埃暗示要给我升职：你在这可悲的事件中展现出的智慧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不会忘记的……
第二天早晨，伴随着教堂的钟声，我架着母亲纤细的手臂，搀扶着她走在结冰的路面上。拐过一个弯，我们来到了圣路易大教堂前——我一直觉得这教堂是一座浮夸的迷信建筑，德军怎么没把它炸了？来礼拜的信众有黑人、白人、修女、寡妇。在门口，我把手从母亲臂弯中抽出来：“弥撒结束后，我在这等你。”
“你不进来吗？”
“我从来不进去的，妈妈，你每周都要问一遍。”
她用湿润的灰眼睛凝视着我，声音颤抖着问：“那我要怎么跟上帝解释呢？”
“告诉他，我在那边广场上的商务咖啡馆里。”
我把她托付给一位年轻的牧师后就向咖啡馆走去，在途中停下买了《费加罗报》和《小日报》。到了咖啡馆，我在窗前的桌子旁坐下，点了杯咖啡，点上支烟。两份报纸的头版都被昨天的仪式占据了——特别是《小日报》，几乎整份报纸都在报道这场仪式，其中还穿插着一系列画风粗犷的素描进行补充说明：有德雷福斯被押送到练兵场上；有那个矮矮胖胖的军官，披着斗篷，宣读着判决书；有那个大个子军官正在扯掉德雷福斯军装上的徽章；还有德雷福斯的特写——他才三十五岁，却被画得像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标题上赫然写着“赎罪：我们要求叛徒德雷福斯被处以最高刑罚，我们坚信唯一正确的判决是死刑……”仿佛自1870年战败以来积累的所有仇恨和谩骂都被发泄到了德雷福斯身上。
我啜了一口咖啡，匆匆浏览着《小日报》对于仪式添油加醋的描写，却忽然看到这么一段：“德雷福斯转过身来对他的守卫说，‘就算我真的交出了什么文件，那也是为了得到更重要的情报。三年内真相就会大白，到时候部长将会亲自重审我的案子’。这‘算不上认罪’的认罪还是这个叛徒被捕以来第一次松口……”
我慢慢放下手中的咖啡，眼睛紧盯着报纸，又仔细地读了一遍。接着我拿起《费加罗报》。头版上没提到任何跟“认罪”有关的字眼，我松了口气。不过，翻到第二页时我又发现了一则“最新新闻”，写着：“以下是证人的最新证词……”接着，我发现这写的就是同一件事，只不过这次不仅直接点明了消息来源就是勒布朗-雷诺，而且直接写出了德雷福斯的原话。每一句话中我都能听出他的绝望，他急于说服所有人，包括守卫他的军官在内。
听着，上尉。有人在某个大使馆的橱柜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上概括了四份机密文件。笔迹鉴定专家组看过这封信以后，三个说是我写的，两个说不是我写的。然后，仅凭这个，我就被定罪了！我十八岁的时候进入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当时我在军队可是前途大好——手头有五十万法郎的存款，以后还可以每年赚五万。我在外面没有女人，也从来没有赌过博，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钱。那我为什么要叛国？为了钱？当然不是。那到底是为什么？
这些细节都不该公之于众。读毕，我不禁低声咒骂起了勒布朗-雷诺这个幼稚的蠢货。不管是什么时候，一名军官，都绝对不能在记者面前口无遮拦——更别说还是这么敏感的话题！他一定是喝多了！想到这，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马上回巴黎，赶紧去陆军部一趟。但接着我想到了我母亲，她现在肯定正双膝跪地，向上帝祈祷着让我的灵魂不朽。于是，我决定还是不插手此事比较好。
于是我按照原本的计划过完了这一天。我从两位修女手中接回母亲，我们走回了家。中午的时候，我的表弟埃德蒙·加斯特派来了他的马车，把我们接到他位于阿弗雷城旁一个村庄里的家中。在那里，我们参加了一场轻松愉快的聚会，与亲人和朋友——那种认识很久，感觉像家人一样的朋友——欢聚一堂。埃德蒙比我小几岁，却已经是阿弗雷城的市长了。他也是个有天赋的幸运儿，他务农，画画，打猎，轻轻松松赚钱，大大方方花钱，而且很爱他的妻子——这也自然，因为让娜依旧是那么美丽，就像雷诺阿画中的少女。我从来不羡慕谁，但如果有，也只会是埃德蒙。在餐厅里挨着让娜坐的是路易·勒布卢瓦，我之前的同学；他的妻子玛尔塔坐在我旁边；我对面坐的是波利娜·罗马佐蒂，她虽然有一个意大利姓氏，却是从小和我们一起在斯特拉斯堡长大的，现在嫁给了外交部的官员菲利普·莫尼耶，此人比我们大八九岁。波利娜穿着一条款式简单的灰色连衣裙，上面镶着白边——她知道我喜欢这条裙子，因为它会让我想起她十八岁时候穿过的一条类似的。
在座的人，除了莫尼耶，都曾住在阿尔萨斯，也都在1870年法国战败后选择了离开。所以，对于同样来自阿尔萨斯的德雷福斯，我们都没什么好话可说，就连埃德蒙这个激进派共和党人也不例外。对于犹太人，我们个个都有话说。特别是米卢斯的犹太人，他们在法国战败的关头，放弃了法国国籍，选择成为德国人。
“他们都是墙头草，谁有权有势就跟着谁跑。”莫尼耶断言道，手里摇晃着红酒杯，“他们的民族就是靠这个本事生存了两千年的，你不能怪他们，真的。”
众人中只有勒布卢瓦小心翼翼地质疑道：“请注意，我作为一名律师，在原则上是反对秘密庭审的。我怀疑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一位信基督教的军官身上，他是否也会这样被剥夺走正规司法程序的权利。而且，我读了《费加罗报》，给他定罪的证据看起来太不充分了。”
我冷冰冰地说：“路易，他‘被剥夺走正规司法程序的权利’，是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这是不可能被搬上公开法庭的，不管被告是谁都会如此。而且，给他定罪的证据很充分——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波利娜看着我，皱皱眉，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嗓门。桌上沉默了。路易整理了下餐巾，再没说什么——他不想毁了这顿饭。接着，波利娜——她不愧是外交官的妻子——抓住时机，把谈话引向一个大家更投机的话题。
“我跟你说了吗？我和菲利普在马尔伯夫街上发现了一家特别棒的做阿尔萨斯菜的新餐厅……”
下午五点，我回到巴黎的家中。我的公寓位于巴黎第十六区，离雨果广场很近——这个地址让我听起来比我本人聪明。其实，我只是在一座公寓楼的四层有两个小房间，而且就算我拿着少校的薪水，也只勉强付得起这里的租金。我可不是德雷福斯，没有十倍薪水那么多的额外收入。不过，“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总的来说，我也还过得下去。
我从街上进入公寓楼，刚朝着楼梯走了几步，就听到门房太太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皮卡尔少校！”我转过身来，看见格罗太太正朝我挥舞着一张名片。“有个军官来找过你，”她朝我走来，嘴里大声说道，“是个将军！”
我接过名片，上面写着“夏尔-阿蒂尔·贡斯将军，陆军部”。翻过来，背面写着他家的地址。
贡斯住的地方离布洛涅森林大街很近，走过去很快。不到五分钟，我就拉响了他家的门铃。贡斯打开了门，他看起来完全不是周六下午那副放松的样子了——他胡子拉碴，眼袋又黑又重，一脸的疲惫；外衣敞开到腰际，露出里面有点脏的汗衫；手里拿着一杯白兰地。
“皮卡尔，你能来太好了。”
“请原谅我没穿制服，将军。”
“没关系，毕竟是周日嘛。”
我进了门，公寓里很昏暗。“我妻子去乡下了。”他一边回头解释着，一边领着我往里走，最后走进了一个看起来是书房的房间。房间的窗户上方挂着一对交叉的长矛，我猜应该是他在北非服役后带回来的纪念品；壁炉台上放着一张他二十五年前的照片，那时他还只是第13军一位年轻的参谋军官。他拿醒酒器给自己添了点酒，也给我倒了一杯，然后哼了一声就倒在沙发上，点起一支烟。
“德雷福斯的那件破事，”他说，“会把我们都弄死的。”
我轻描淡写地打趣道：“真的吗？我本希望我至少能英雄般地死去！”然而，贡斯只是严肃地盯着我。
“亲爱的皮卡尔，你好像还没意识到，现在战争一触即发。我今天凌晨一点就起来了，就是因为勒布朗-雷诺那个天杀的蠢货！”
“天哪！”我吃了一惊，放下了手中一口没动过的白兰地。
“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他说，“一个白痴的闲言碎语就引发了这样一场灾难，但事实就是这样。”
接着，他告诉我，凌晨一点时，他被陆军部派来的信使吵醒。他奉命赶到布列讷酒店，只见梅西埃穿着晨衣，身边还有个从爱丽舍宫 [2] 来的私人助理，带来了几份刚印刷出来的巴黎的报纸。那位私人助理向贡斯重复了一遍他刚刚告诉梅西埃的消息：总统读报后万分震惊——不，是震怒了！一个共和国卫队的军官怎么可以散布这样的消息？最过分的是，还要说法国政府从德国大使馆偷了份文件，而这是针对德国人的某种间谍战陷阱？陆军部长知不知道，德国大使下午就要去爱丽舍宫递交柏林发出的正式抗议书？他知不知道，德皇已经声称要召回巴黎的德国驻法大使，除非法国正式接受德国之前所宣称的，即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和德国没有过任何不当交易？总统勒令你们，找到他，找到勒布朗-雷诺上尉，让他闭嘴 ！
就这样，阿蒂尔·贡斯将军，这位五十六岁的法军情报局局长，不得不狼狈地坐着马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团指挥部、勒布朗-雷诺的住处、皮加勒红灯区……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他在红磨坊里找到了要找的人，而勒布朗-雷诺那时居然还在滔滔不绝地向一群记者和妓女讲述这个故事呢！
听到这，我不禁偷笑了起来，只好把食指放在唇上加以掩饰。不知怎么的，这段故事听起来很滑稽——而贡斯那嘶哑且愤怒的嗓音又给它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我脑海里都是勒布朗-雷诺转过身来，看见贡斯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的画面；又或是勒布朗-雷诺慌张地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好在陆军部长面前解释解释自己的行为。接着，他还必须向卡西米尔-佩里埃总统本人解释，那肯定会是个相当尴尬的场面。
“这一点都不好笑，少校！”贡斯注意到我被逗乐了。“以我们现在的条件，我们无法与德国开战！如果德国决定要以此为借口来发起进攻，那我们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
“当然，将军。”贡斯——还有梅西埃和布瓦代弗尔在1870年时还是年轻军官，那次战败给他们留下了心理阴影。从那以后，面对德国人，他们总是草木皆兵。他们这代人还提出了一个悲观的口号——“三比二”，因为德法之间的人口比例是三比二，购买军火的预算比也是三比二。我是相当鄙视这种失败主义的。“柏林那边是什么反应？”
“外交部正在开会商讨措辞，内容大致是德国人对送到他们那里的文件不比我们对送到我们这里的文件负更大责任。”
“他们好大的胆子！”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只是想为他们的间谍开脱，要是我们也会这么做的。我可以告诉你，今天一天局势都很紧张。”
我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就为了保护一个间谍，他们真的不惜断绝和法国的外交关系，甚至不惜和我们开战？”
“这个嘛，当然了，因为被发现了，他们很尴尬，这对他们来说是种耻辱。该死的普鲁士佬总是这么小题大做……”
他的手颤抖着，用手里快燃尽的烟头点燃了一根新的，接着把烟蒂丢进了烟灰缸里——那是一片从炮弹顶上削下来的壳。他从舌头上取下几缕嚼完的烟草，往后靠在沙发上，透过烟雾凝视着我说：“你还没喝你的酒呢。”
“我希望能在谈到战争时保持清醒。”
“哈！我呢，只有在谈到战争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我需要喝一杯。”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把玩着空酒杯，看着我笑了笑。从他瞥了一眼酒瓶的样子，我可以看出来他很想再来一杯，但又不想在我面前看起来像个酒鬼。他清了清喉咙，说道：“部长很欣赏你，参谋部长也是，皮卡尔，大家很欣赏你在这件事中的表现。很显然，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你得到了宝贵的处理秘密情报的经验。所以我们想推荐你升职，升为反间谍处处长。”
我大失所望，试着掩饰自己的反应。间谍工作充满了卑鄙的勾当，特别是经历过德雷福斯这件事后，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我参军可不是来做这个的。“可是，”我婉拒道，“反间谍处处长是桑德尔上校呀，他那么能干。”
“他确实能干。但桑德尔病了，而且我偷偷跟你说吧，他估计是好不了了。更何况，他都已经坐在这个位子上快十年了，是时候歇歇了。好了，皮卡尔，我无意冒犯，但鉴于你以后要处理的机密的性质，我现在必须问一下你：你的过去，或者你的私生活里没有什么事是别人可以拿来威胁你的吧？”
我越来越失望地意识到，我的未来已经板上钉钉了。可能早在昨天下午，贡斯和梅西埃、布瓦代弗尔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给我这个职位。“没有，”我说，“据我所知没有。”
“你还没有结婚吧，我想？”
“没有。”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我很享受单身的时光，而且我也养不起一个老婆。”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有钱方面的烦恼吗？”
“没有钱，”我耸耸肩，“也就没有烦恼。”
“很好，”贡斯看起来松了口气，“那就这么定了。”
但我还想挣扎一下。“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可能反间谍处的人不想让一个外人来当他们的处长——桑德尔上校的副官怎么说？”
“他都要退休了。”
“那亨利少校呢？”
“亨利是个好军人，他会很快接受这个结果，然后为了整个部门好好工作的。”
“他自己不想要这个职位吗？”
“他想，但他文化水平不够，而且对于这个职位来说，他的社交礼仪也不够好。我记得他岳父好像是开旅馆的。”
“但是，我对间谍工作一窍不通——”
“好了，我亲爱的皮卡尔！”贡斯终于被惹怒了，“你是这个职位的完美人选，这还有什么问题吗？确实，这个部门没法被官方承认，做的不是那种风光无限、可以登报的工作，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工作的内容。不过，你每天都能见到部长本人，而且，你肯定很快就会被提拔为上校的。”他狡黠地瞥了我一眼道：“你多大了？”
“四十。”
“四十！整个军队中哪里还会有像你这么年轻的上校。你想想看，你应该在远不到五十岁的时候就能当上将军了！在那之后……说不定你还能当上总参谋长。”
贡斯太了解如何说服我了。我是有雄心的——当然，还没有到除了雄心一无所有的程度。我很庆幸自己在工作之余仍有个人生活，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我算了算，这份我不太喜欢的工作，我只要做几年，之后的前途就会一片大好。想到这，我逐渐放弃抵抗，妥协了。
“我什么时候上任呢？”
“不是近期内，要再过几个月。不过，希望你先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我颔首：“当然。军队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不会辜负你们的。”
“这就对了！我相信你会很出色的。好了，现在，我想让你喝完还放在你旁边的那杯酒……”
于是，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为我的前程、为军队干了几杯后，贡斯送我出了门。在门口，他像父亲般捏了捏我的手臂，我闻到他呼出的气息混合着白兰地的甜味和香烟的味道。“我知道你觉得正经军人不应该做间谍工作，但乔治，事情不是这样的。在今天，这就是战争的前线，我们一天也不能放松。德国人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比我们强——‘三比二’，别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情报上更灵通。”他更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臂道，“揭发一个像德雷福斯这样的叛徒对于法国来说，就像打赢一场战斗一样重要。”
外面又开始下雪了。整条雨果大街上，漫天的雪花在煤气灯的灯光中飞舞着，给地面铺上了白地毯。真奇怪，我马上就要成为法国军队里最年轻的上校了，但我却一点都不激动。
回到公寓，波利娜已经在等我了。她还穿着午餐时穿的那条素雅的灰色连衣裙，于是，我就有了这个荣幸，亲手将它从她身上脱下。她转过身去，双手撩起头发，好让我可以够到上面的钩子，从她身后把裙子解开。我吻上她的后颈，贴着她的肌肤呢喃着：“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一小时。他以为我在教堂。你的嘴唇好冰啊，你刚刚去哪里了？”
我刚想告诉她，却想起了贡斯的叮嘱。“没去哪。”我说。
[1]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总伤亡人数超14万，以法国战败告终。根据停战协定，东边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德国领土。——作者注
[2] 1879年1月22日，时任法国总统麦克马洪颁布法令，正式确立爱丽舍宫为总统府，后延续至今。现常作为法国政府的代称。
3 新官上任
六个月过去了。随着6月的到来，气温升高，粪便的恶臭味迅速弥漫了整个巴黎。下水道里飘出的阵阵腐臭笼罩在城市上空。不得已必须顶着臭气出门时，巴黎市民要么戴着亚麻面罩，要么用手帕捂住鼻子，但都收效甚微。报纸上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今年的情况并没有1880年首次“大恶臭”时那么严重，我对此没有发言权，因为那时我在阿尔及利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熏天臭气毁掉了整个初夏。“人们无法站在自家阳台上，”《费加罗报》这样抱怨道，“也无法坐在那些热闹且欢乐的咖啡馆里——咖啡馆可是林荫大道上最美的风景线——因为坐在露天里让人不禁觉得自己一直在闻着一个巨怪的体臭。”臭气渗进人的头发、衣服，回荡在鼻孔和口腔里，所有东西都沾上了腐烂的味道——这就是我接管反间谍处那天的情况。
亨利少校来陆军部接我的时候却看起来对臭味毫不在意：“这没什么。你是没有在农场里长大！人屎和猪屎有什么区别呢？”在炎热的天气里，他胖乎乎的脸格外光滑，活像一个粉嫩的巨婴。他时不时地露出一丝得意的笑，跟我说话的时候，稍微强调了我的军衔——“皮卡尔上校 ！”——在“上校”这个短短的词里，我不知怎么地竟听出了一分尊敬、一分恭喜和一分讽刺。不过，我没有生气。亨利将会成为我的副官，这算是对他没有当上处长的一点补偿。从今天开始，我们俩的关系就变得像是两个古代的军人：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踏踏实实地一级一级升到今天这个位置，是一位靠谱的军士长；而我则是刚调来的年轻军官，理论上来说是部门的一把手，但也要受到他的牵制，以防我把一切都搞砸。只要我俩都别把对方逼急了，应该就会相安无事。
亨利站起来，说：“那么，上校 ，我们走吧？”
我从没来过反间谍处——这也很正常，本来就没几个人知道这个部门的存在——所以我让亨利带我参观一下。我本以为反间谍处只是在陆军部中的某个隐蔽的角落里，结果，亨利领着我走出后门，沿着路走了一小会，来到大学街拐角处的一幢破旧肮脏的房子前。我以前经常路过这栋房子，不过那时我以为它已经被废弃了。灰蒙蒙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门旁边也没有任何标识。走进阴森森的大厅，我发现这里和巴黎其他地方一样，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下水道味，不过这里还多了点潮湿的霉味。
亨利用拇指蹭了蹭墙上一块黑色的霉斑。“几年之前有人提议要把这地方拆了，”他说，“不过桑德尔上校否决了。这里没人来打扰。”
“确实。”
“这是贝希尔。”亨利指着一个老阿拉伯裔看门人，他穿着阿尔及利亚军人的蓝色外衣和马裤，正坐在角落里一张凳子上。“他知道我们所有的机密，对吧，贝希尔？”
“是的，少校！”
“贝希尔，这是皮卡尔上校 。”
接着，我们走进灯光昏暗的室内。走着走着，亨利突然打开一扇门。只见屋里坐着四五个看起来无精打采的人，正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打着牌。门一开，他们都转过头来盯着我。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打量屋里那张死气沉沉的沙发以及斑驳的地毯，亨利就说了句“不好意思，先生们”，然后快速地关上了门。
“他们是谁？”我问。
“就是一些给我们干活的人。”
“什么活？”
“有警察，有线人，也有的会一些对我们有用的技能。桑德尔上校觉得与其让他们在街上晃荡惹事，还不如让他们在这儿乖乖待着。”
走上吱呀作响的楼梯，我们来到了亨利口中的“密室”——因为这里的门都紧闭着，二楼的整条走廊里几乎没有一丝阳光。这里已经通电了，不过电路安装得非常粗糙，都没有稍微修复一下地板上为了埋电线而挖的坑。一块从天花板上剥落下来的灰泥被放在墙边。
我被亨利一个接一个地引见给了处里的同事们。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而且都在办公的时候把门紧闭着。亨利向我介绍了科迪耶少校，一个快要退休的酒鬼。他穿着衬衫，坐在那里读反犹太人的报刊——《自由言论报》和《不妥协派》，不知道是出于工作需要还是个人爱好。然后是新来的容克上尉，我在高等战争学院讲课时和他有几面之缘。他又高又壮，留着大胡子。此时他围着围裙，戴着手套，正在打开一堆被拦截的信件。他将一把水壶放在燃气灶喷出的火焰上加热，然后再用壶里喷出的水蒸气加热信封上的胶——这叫“湿开法”，亨利解释道。
隔壁的办公室里是另一个上尉，瓦尔丹。他使用的是“干开法”，正用一把手术刀刮着信封上的胶。我旁观了几分钟，看着他先是在信封封盖的两边各开一个小口，然后伸进去一把细长的钳子，把钳子在信封里旋转几下，将里面的信纸卷起来，再熟练地把信从小口里取出来，信封完好如初。在楼上的是M.格里贝兰，就是在德雷福斯示众那天带来望远镜的瘦瘦高高的文员，他其实是个档案管理员。他坐在一个大房间中央，四周挤满了上锁的柜子。我一出现，他就条件反射般地把正在读的东西藏了起来。马东上尉的办公室空空荡荡的，亨利解释称他正要离职——他觉得这里的工作不适合他。最后，我终于被介绍给了劳特上尉——我还记得在德雷福斯革职仪式上也见过他。他外表英俊，一头金发，是个骑兵，来自阿尔萨斯，三十多岁，会说德语。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在乡间骑马奔驰的美男子。然而，他却在这里，同样穿着围裙，弯腰伏在办公桌上，在一束强光的照射下，用镊子移动着一堆被撕烂的信纸。我看向亨利，希望他能给我解释解释。“我们应该谈谈这个问题。”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