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和让娜邀请波利娜留下来住，并很机灵地将她安排在我旁边的房间。吃晚饭的时候，她在桌子底下握住了我的手。然后，等全家人都睡着后，她来到我的床上。她柔软的身体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就像是某些存在过却又消失了的东西一样。她终于离婚了。菲利普自己要求被外派到国外；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寓，女儿们和她住在一起。
我们面对面躺在烛光下。
我拂开她脸上的头发。她的眼角和唇周多出了一些皱纹。我意识到，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呢。我们一起变老了。我的心里突然充满了柔情。“这么说，你现在自由了？”
“是的。”
“你想让我向你求婚吗？”
一阵沉默。
“不是特别想。”
“为什么呢？”
“因为，亲爱的，如果你要这么提出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说呢？”
“我很抱歉。我现在还不太习惯任何形式的谈话，更别说是这件事了。让我再说一遍。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
“真的吗？你要拒绝我？”
她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你不是适合结婚的人，乔治。而现在我离婚了，所以我也不适合结婚了。”她吻了吻我的手，然后道：“你看，你已经教会了我如何一个人生活。谢谢你。”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
“噢，是的，我对我们的现状非常满意。”
就这样，一样我从未真正想要过的东西被从我身边夺走了。但为什么我感觉像是被人抢劫了一样呢？我们静静地躺着。然后，她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希望自己能快点恢复健康。看看照片，听听音乐。”
“然后呢？”
“我想逼军队重新让我回去。”
“在他们对你做出那些事后？”
“我不重新回去，这件事就会这么白白地过去。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好过呢？”
“所以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当然。如果德雷福斯被释放了，那么就意味着整个军队的领导层都是腐朽的。会有人被捕的，我毫不怀疑。这可能又是一场持久战的开始。怎么？你不这么认为？”
“不，我只是觉得你有钻牛角尖的危险。”
“如果不是我钻了牛角尖，德雷福斯现在就不会离开魔鬼岛。”
她看着我，带着一种无法解读的表情。她道：“亲爱的，你能把蜡烛吹灭吗？我突然觉得累了。”
在黑暗中，我们躺在一起，两个人都醒着。我假装睡着了。几分钟后，她下了床。我听见她的睡袍从地板上滑过的声音。门打开了，我看见她的身影在楼梯平台的微光里闪过，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中。和我一样，她也习惯了一个人睡。
在一个午夜，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德雷福斯抵达布列塔尼海岸。他没能被带回巴黎参加复审，因为这样太危险了。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他被带到了布列塔尼的雷恩。政府在那里宣布，新的军事法庭将在这个巴黎以西整整三百公里的城市中举行。庭审将始于8月7日，周一。
埃德蒙坚持要和我一起去雷恩，以防我要有人保护，尽管我向他保证没这必要：“政府已告诉我，会给我配备一个保镖。”
“那就更有必要让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陪在你身边了。”
我没有再反对。最近，一种危险、暴力的气氛正在蔓延。总统在出席比赛时被一名反犹的贵族用手杖攻击；左拉和德雷福斯的雕像被烧毁；《言论自由报》正在向读者提供打折车票，鼓励他们去雷恩，打爆德雷福斯支持者的头。周六一大早，我和埃德蒙出发去凡尔赛的火车站时，都随身带着枪。我不禁觉得自己是在执行一项潜入敌方领土的任务。
在凡尔赛，四个保镖迎接了我们，其中有两个巡官、两个宪兵。九点刚过，我们要乘坐的始发于巴黎的列车就进站了。车上坐满了要前往审判现场的记者和观众。警察给我们预定了头等车厢的后排隔间，并且坚持要坐在我和门的中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又被拘留了。不断有人走过来，透过玻璃盯着我看。天气热得令人窒息。每当有人要拍照时，我的眼前就会晃过一道强光。我的身体变得僵硬了起来。埃德蒙把他的手盖在我的手上。“放轻松，乔治。”他轻声说。
这趟旅程漫长得不得了。我们到达雷恩时，已经是傍晚时分。这是一个有着七万人的小城，据我的观察，这座城市好像没有过渡地带。前一分钟还能看到森林和草甸，能看到一艘驳船由一匹马拉着，沿着宽阔的河道前行。然后突然间，工厂烟囱就闯入了视线。有着蓝色的石板屋顶、由灰色和黄色的石头建造而成的富丽堂皇的房子，在一片热气中颤抖着。两个巡官在我们前面跳下车，检查月台的情况。然后，埃德蒙和我下车，两个宪兵跟在后面。我们快步穿过车站，走向两辆停在那里等候的汽车。在经过拥挤的售票大厅时，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阵骚动——有人认出了我。有人喊道：“皮卡尔万岁！”然后遭到另外一些人的嘲笑。我们上了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上，两边都是酒店和咖啡馆。
开了还不到三百米，坐在司机旁边的巡官就转过身来，说：“审判会在那里举行。”
我知道为了容纳媒体和观众，审判的地点改到了一个学校体育馆。在我的想象中，那应该是一所单调乏味的公立学校。但这是一座漂亮的建筑，代表了这座城镇的脸面，几乎像是一座城堡——墙上有四层楼高的挑高窗户，墙体由粉红色的砖和白色的石头组成，屋顶很高。建筑周围都由宪兵看守了起来，有一些工人正在卸下一车的木料。
我们转过一个弯。
过了一会儿，那位巡官又说道：“那就是关押德雷福斯的军事监狱。”
监狱就在学校侧门的街对面。司机把速度放慢下来，我瞥见高高的、竖着尖刺的墙上嵌着一扇大门，大门后有一座堡垒，堡垒的窗户上都装了铁栅栏。在监狱前的路上，一些骑兵和步兵正面对着一小群来看热闹的人。虽然已经待过不少监狱，但我还是得说这座监狱看起来很可怕。
埃德蒙说：“这感觉真奇怪，他现在离我们这么近。可怜的家伙，不知道他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这也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名记者来到法国这个无人问津的小城市里；专门的电报员已经准备好了，将负责处理每天预计六七千字的电报；当局为商品交易所配备了一百五十张办公桌，供记者们使用；摄影师们已经在军事监狱外架起三脚架，希望能在囚犯穿过院子的那几秒钟内抓拍到一些模糊的画面。也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维多利亚女王派来了英格兰首席大法官观摩开庭仪式。
从德雷福斯回到法国到现在，只有四个监狱外的人获准探望他——露西、马蒂厄及他的两名律师，忠诚的埃德加·德芒热，也就是德雷福斯在原判军事法庭上的律师，以及拉博里——为了能向军方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他也被马蒂厄带了过来。我还没有和他们交流过。我现在对德雷福斯情况的了解仅限于报纸上的报道：
德雷福斯一到雷恩，行政长官就给德雷福斯夫人送去了消息，通知她明天早上可以去探望德雷福斯。于是，早上八点半，在父亲、母亲和哥哥的陪伴下，德雷福斯夫人走进了监狱。她独自进入二楼关押德雷福斯的牢房，然后一直在那里待到十点十五分。当时还有一个宪兵上尉在场，但他一直小心地保持着距离。据说，她发现德雷福斯的变化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大，但离开监狱的时候她看起来很沮丧。
埃德蒙在富热尔街上一个安静的住宅区里租下了几个房间。房子在寡妇奥布里夫人名下，有着漂亮的白色百叶窗，外墙覆盖着紫藤。一道矮墙把楼前小花园和马路隔开，外面由一个宪兵把守着。这栋房子坐落在离法庭只有一公里远的一座小山上。由于夏季天气炎热，听证会被安排在七点开始，将在中午结束。我们打算开庭时每天一大早就走过去。
周一早上，我五点就起了床。太阳还没升起来，但外面已经足够亮了，让我可以刮胡子。我小心翼翼地穿上一件黑色长礼服，在扣子上别上荣誉军团的绶带。从外面基本看不出来我还装着一把韦伯利手枪在肩上的枪套里。我拿起手杖和一顶丝质高礼帽，敲了敲埃德蒙的房间门。我们一起下山，向河边走去，两个宪兵跟在我们身后。
我们经过一排结实的、华丽的资产阶级别墅。每一户的百叶窗都紧闭着——这里现在还没有人醒过来。在山脚下，砖砌的河堤旁，戴着蕾丝帽的洗衣女已经站在台阶上，倒着脏衣篮中的衣服。而岸上有三个人，身上系着系带，正在吃力地拖着一艘堆着脚手架和梯子的驳船。他们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走过——两名带着高礼帽的绅士，后面跟着两个宪兵——但他们的眼神中并没有好奇，就仿佛在大清早上看到这样的场面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样。
太阳已经出来了，散发出腾腾热气，河面是藻绿色的，十分浑浊。我们跨过一道桥，转了个弯，往学校的方向走去。迎接我们的是两排骑马的宪兵和空空荡荡的街道。在检查完我们的证件后，我们被领到了一道窄门前，那里有一小群人正在门前排队等待通过。我们走上几级石阶，穿过另一道门，经过一排背着刺刀的步兵，然后我们突然就到了法庭里。
法庭长约二十米，宽约十五米，有两层楼高。布列塔尼灿烂的阳光从双层窗户里照进来，洒满整个房间。宽敞的空间里挤满了几百号人。房间另一端是一个平台，上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七把深红色靠背的椅子。椅子后方的墙上，一尊白色的基督石膏像被钉在一个黑色的木头十字架上。下方，原告席和被告席的桌椅在法庭两边相对而立。原告席和被告席的后面摆放着窄窄的桌子和长凳，从大厅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上面已经挤满了人——房间里大多数人坐在这个区域。再后面一点，在另一排步兵的身后，是观众的座位。房间中间的部分是留给证人坐的，在那里我又看到了布瓦代弗尔、贡斯、比约、佩利厄、劳特和格里贝兰。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对方产生目光接触。
“借过。”一个声音突然轻轻地在我身后响起，让我一下汗毛直立。我站起来，让到一边，梅西埃从我身边侧身走过，没有看我一眼。他沿着过道走过去，在贡斯和比约中间坐下来。几位将军立即窃窃私语起来。布瓦代弗尔看起来疲惫不堪，双目无神——据说，他已经开始了隐居生活；比约摸着自己的小胡子，看上去好像很困惑；贡斯则时不时顺从地点点头；佩利厄已经把半个身子都背过去了。现在，已经退休的梅西埃，挥舞着他的拳头，突然变成了这个小团体的领头人物，成了军队反击战中的领导者。他向新闻界宣称：“这件事中一定有一个罪犯，不是德雷福斯就是我。而既然不是我，那就一定是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叛徒。我会证明这一点的。” 他那像皮革面具一样的脸短暂地转向我所在的方向，在他的面具之下，那双像枪口一样的眼睛暂时瞄准了我。
快到七点了。我坐在马蒂厄·德雷福斯的身后，他转过身来和我握了握手。露西向我点了点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她的脸就像正午的月亮一样苍白无光。律师们走了进来，他们身穿黑袍，头上戴着怪异的黑色圆锥帽。大块头的拉博里恭敬地示意比他年长的德芒热走在自己前面。接着，法庭后方传来一声口号：“举枪！”五十只靴子跺在了地上。以身材矮小的茹奥上校为首的法官们鱼贯而入。茹奥上校那浓密的白胡子甚至比比约的胡子还要大，大到他的眼睛仿佛要很费劲才能越过胡子看到眼前的东西。他走上平台，坐在中央的椅子上。他用干涩而生硬的声音说道：“把被告带进来。”
负责引导的中士走到靠近法庭前方的一扇门前。在突然的寂静中，他的脚步声显得异常响亮。他打开门，两个人走了进来。一个是押送被告的军官，另一个就是德雷福斯。法庭里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我也不例外。因为德雷福斯变成了一个老头——一个小老头。他四肢僵硬地走着路，身上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军装外套，身子已经缩到不能再缩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法庭中间，在通向律师们坐着的平台的几级台阶前停了下来，似乎是在尝试着鼓起自己的勇气。然后，他艰难地登上了台阶，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向法官们敬了一礼，然后脱下帽子，露出一个几乎是光秃秃的脑袋，只剩下衣领上方还有几缕从后脑勺垂下的银发。他被告知，在书记官宣读法庭规定时，他可以坐下。宣读结束后，茹奥说道：“被告起立。”
他挣扎着站起来。
“你的姓名？”
就算法庭已经一片寂静，他的回答还是几乎微不可闻。“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年龄？”
“三十九岁。”这句话又引发人们的一阵惊呼。
“出生地？”
“米卢斯。”
“军衔？”
“上尉，名誉晋升至总参谋部。”每个人都向前倾着身子，屏气凝神地听着。他说的话很难听懂，看起来他似乎是忘记了如何说话；当他说话的时候，气流不断从他的牙缝间漏出，发出尖锐的哨音。
在一系列法律程序后，茹奥道：“你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向外国势力的特工递交了一份被称作清单 的备忘录。法律赋予你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就是清单 。”
他向一名法庭官员点点头，那名官员就把清单 交给了德雷福斯。德雷福斯仔细研究了一下。他浑身发抖，似乎快要崩溃了。最终，他用他那奇怪的声音——即便充满了情感却还是毫无波动的音调——说道：“我是无辜的。我发誓，上校，就像我在1894年说过的那样。”他时不时地停顿，他竭力保持镇定的样子令人目不忍睹。“上校，我什么都能忍受，但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的孩子们，我要再说一次，我是无辜的。”
在那个上午剩下的时间里，茹奥领着德雷福斯一项一项地回顾了清单 上的内容。他提出的尖锐、苛责的问题，一一被德雷福斯干巴巴、机械地回答了。德雷福斯就像是一个来别人的审判上作证的专家：不，他对120毫米加农炮的水压制动器一无所知；是的，他是可以获得关于掩护部队的信息，但他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些信息；对于马达加斯加远征计划也是如此——他是可以拿到这些文件，但他并没有要求过；不，上校弄错了——当炮兵队形发生调整时他并不在第三部门；不，声称借给他一本射击指南的军官也说错了——他从来没有拿到过这本指南；不，他从来没有说过法国如果是在德国人统治下会好得多，他绝对没有说过。
从双层窗户里照进来的阳光把法庭加热得像个温室。除了德雷福斯，每个人都不停地往外冒汗。这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热带的温度。他唯一一次表现出真正的感情，就是当茹奥提起他曾在革职仪式那天向勒布朗-雷诺上尉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我没有坦白任何罪行。”
“但还有其他目击者说你这么做了。”
“我不记得在场的有其他人。”
“好吧，那你和他谈了些什么？”
“那算不上谈话，上校。那是我的独白。外面，一大群爱国者正气得浑身颤抖，而我马上就要被带到他们面前。我对勒布朗-雷诺上尉说，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喊出自己是清白的，我要喊出我不是那个有罪的人。我并没有坦白任何罪行。”
军事法庭于十一点休庭。茹奥宣布，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听证会将不再向外界开放，以便法官们审视机密文件。群众和媒体将被禁止入内，我也一样。至少要再过一周，我才会被再次传唤出庭作证。
德雷福斯沿着来时的路被押送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们其余的人在8月的烈日下列队离开。记者们纷纷沿着街道跑起来，急着去找专门的电报员，争着率先发布关于这个从魔鬼岛回来的囚犯的最新消息。
埃德蒙一直有一双发现美好事物的眼睛。他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找到一家餐厅——“一块隐藏的宝石，乔治，几乎就和阿尔萨斯一样美！”——“三人行”餐厅位于昂特兰街上，是一家农家客栈，在开阔的乡间占据着一个小角落。我们为了走到那里去吃午饭，领着我的保镖们，顶着炎热的太阳吃力地爬上了小山。客栈从外面看上去就是一座农舍，由一对姓雅莱的夫妇经营着。客栈旁还有花园、果园、马厩、谷仓和猪圈。我们在树下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喝着苹果酒，听着黄蜂在耳边嗡嗡叫，讨论着上午发生的事情。埃德蒙之前从未见过德雷福斯，他对德雷福斯不知为何无法引起人们的同情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每当他宣称‘我是无辜的’时，即使人们明明已经知道他是无辜的，却还是觉得他说的话没有说服力呢？”就在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一群宪兵正站在马路对面，说着话。
雅莱正在把一盘农家肉酱摆上桌。我把那群宪兵指给他看：“有两个人是和我们一起来的，但其他那些人是谁？”
“是在德·圣日耳曼将军的房子外站岗的宪兵，先生。德·圣日耳曼将军是这个地区军队的指挥官。”
“他真的需要保护吗？”
“不，先生，这些宪兵不是来保护他的。他们是来保护住在他家的人的——梅西埃将军。”
“你听见了吗，埃德蒙？梅西埃就住在马路对面。”
埃德蒙爽朗地大笑起来。“太棒了！我们得在敌人附近建立一个永久的桥头堡。”他转向老板道，“雅莱，我要订一张十人桌，从现在起到审判结束为止，每天午餐和晚餐都给我留出来。可以吗？”
雅莱先生当然没有异议。从那天开始，右翼报社所说的“三人行的阴谋”就开始实行了。每天中午十二点和晚上七点，德雷福斯支持者中的领头人们都会聚集在这里，共进雅莱提供的朴实无华的饭菜。来宾一般包括克列孟梭兄弟、社会学家让·饶勒斯和勒内·维维亚尼、记者拉库鲁瓦和塞维林，还有“知识分子”奥克塔夫·米尔博、加布里耶·莫诺和维克多·巴施。梅西埃到底为什么需要保镖来保护自己，这一点犹未可知——难道他觉得莫诺教授会用一本卷起来的《历史回顾》攻击他吗？周三，我要求把保护我的宪兵撤走。我不禁认为我不需要保护，还怀疑他们会把我的信息传递给政府。
整整一周，“三人行”餐厅都门庭若市。马蒂厄·德雷福斯也来了，但我们从来没有见到露西的身影——她现在住在城里的一个寡妇家。而和我们住得很近的拉博里，在同他在监狱里的当事人谈完事情后，大多数晚上会与玛格丽特一起上山来。
“他的状态如何？”有一天晚上，我这么问道。
“状态惊人的好，从各方面来考虑都是如此。天啊，他可真是个怪人，对吗？一个月来，我几乎每天都会见到他，但我相信我对他的了解并没有比我刚见到他十分钟时多。他和一切都保持着距离。我想他就是这样才活下来的。”
“那秘密听证会进行得怎么样了？法庭是如何看待这些情报文件的？”
“啊，军队里的人就是喜欢这种东西！成百上千页的情书、基佬间的甜言蜜语、流言蜚语、谣言、伪造的文书和虚假的线索——什么也证明不了。这就像是一本预言书——你可以把所有的材料拼到一起，然后随心所欲地解读它。但是，我还是怀疑这些材料里面直接涉及德雷福斯的只有不到二十句。”
我们稍微远离人群抽着烟。恰逢黄昏时分，我们身后不断传来笑声。饶勒斯洪亮的声音在花园里回荡，他的声音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向一万名听众，而不是坐在一张桌子旁的十个人说话而量身打造的。
拉博里突然说道：“我看见有人在监视我们。”
在马路对面楼上的一扇窗户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梅西埃正在俯视着我们。
“他刚刚请了他的老同志们过来吃晚饭，”我说道，“布瓦代弗尔、贡斯、佩利厄、比约——他们经常进出那里。”
“我听说他正在计划竞选参议员。这次审判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他在政治上的野心正好给他们这帮人提供了一个方向。”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野心，”我回答道，“整件事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当年是他把德雷福斯看成他竞选总统的一张门票了。”
“他现在还是这么想的。”
梅西埃将于周六出庭作证。这是自开庭那天结束后，媒体和观众获准回到法庭的第一天。人们对他的期待几乎和对德雷福斯的一样高。他出庭时穿着一身日常的将军制服——红色外套、黑色长裤、红金长袍，胸前的荣誉军团大军官勋章闪闪发光。当法庭叫到他的名字时，他从证人席中的军人区里站起来，拿着一个黑色的皮质公文箱，走到法庭前方。他站的地方离德雷福斯的座位不到两步远，但他始终没有朝德雷福斯的方向看过一眼。
“我的证词，”他用平静而沙哑的声音说道，“将会有点长。”
茹奥油滑地说：“领座员，给将军拿把椅子来。”
梅西埃讲了三小时，从他的黑色皮箱里拿出一份又一份文件，包括写着“那个畜生D”的那封信，他坚称这封信指的就是德雷福斯。他还拿出那封提到了情报部门有间谍的伪造的盖内报告，尽管他没有提及信息来源——瓦尔·卡洛斯。他把这些证据递给茹奥，茹奥把文件分发给身旁的法官们。过了一会儿，拉博里往后靠在椅背上，抬起头来看着我，好像是在说：“这个白痴在干什么？”我小心地保持着平静的表情，但我认为拉博里说得没错——梅西埃把秘密档案中的文件在公开法庭上用作证据，这就暴露出一个弱点，很容易被拉博里在交互讯问中攻击。
就像某些充满偏见且无知的《自由言论报》社论一样，梅西埃满眼看到的都是犹太人的阴谋。他声称，英国和德国的犹太人已经筹集三千五百万法郎，要用来解救德雷福斯。他引用了德雷福斯关于德国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事件的言论——他把这当作证据，但德雷福斯实际上已经否认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这对我们犹太人来说不是同一回事。我们犹太人在哪里，上帝就在哪里。”他又老生常谈地把德雷福斯在革职仪式之前的“坦白”拿出来说。至于他为什么要在军事法庭上向法官们展示秘密档案，他编造了一个荒诞无比的解释——由于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争议，我们国家与德国的战争“一触即发”，以至于他曾下令让布瓦代弗尔将军做好发布电报、开展战争总动员的准备。而他，梅西埃本人，曾和卡西米尔-佩里埃总统一同在爱丽舍宫坐到午夜，等着德国皇帝做出让步。
听到这里，正坐在证人席上的卡西米尔-佩里埃站了起来，质疑这个谎言。但是，茹奥不允许他插话。于是，他对这种无稽之谈摇了摇头，这个动作在法庭上引发轰动。
梅西埃没有理会。这是他心里对德国的无端恐惧、1870年后挥散不去的失败主义在作祟。他继续说下去。“那么，”他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难道应该渴望一场战争吗？难道我，作为陆军部长，应该为我国发动战争吗？我毫不犹豫地说了不。另外，我难道应该在完全不知道对德雷福斯的指控的情况下，离开军事法庭吗？这些文件”——他拍了拍面前证人席上的公文箱——“在那时变成了所谓的秘密档案，我认为法官必须看到这些文件才行。我可以依靠秘密审判相对来说的保密性吗？不，我对秘密审判的保密性没有信心！媒体迟早会得到它们想要的信息，不会顾及政府的威胁，并将其刊登在报纸上。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把秘密文件放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给了军事法庭的庭长。”
德雷福斯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震惊地看着梅西埃。他的眼里除了惊讶，还有一种从未产生过的东西——熊熊燃烧的怒火。
梅西埃并没有看到他的反应，因为他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不去看德雷福斯。“让我再补充一句，”他说道，“活到这个年纪，我非常悲伤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是人类做的事，就有可能犯错。如果我像左拉先生声称的那样，是一个软弱的人，那我至少还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像我父亲言传身教的那样。如果我曾经对真相有过一丝的怀疑，我会第一个公开地说出来。”这时，他终于从椅子上转过身来，看着德雷福斯道：“我会在所有人面前，对德雷福斯上尉说，‘我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
这种俗套且夸张的手法让德雷福斯没法再忍受下去了。突然，他的腿神奇地不再僵硬了。他跳起来，拳头紧握，朝梅西埃挥去，像是要打他一样，并发出可怕的声音，带着哭腔，抽泣着咆哮道：“你是应该这么说！ ”
法庭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军官们都惊呆了。只有梅西埃看起来并没有受到影响。他没有理会笼罩在他头顶上的身影。“我会对德雷福斯上尉说，”他耐心地重复道，“我真的错了。真诚地承认这一点，并将尽我所能弥补这个严重的错误。”
德雷福斯仍然站着，低头看着他，举着自己的手臂。“这是你的职责！ ”
法庭里响起一波又一波的掌声，大多来自记者们。我也加入了鼓掌的行列。
梅西埃微微一笑，似乎是在面对一个情绪激动的孩子，摇着头，等人群的喧闹声渐渐平息下去。“不，不是这样的。自1894年以来，我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过。而且事实上，我的信念还增强了。这不仅是出于我对秘密档案的彻底研究，还由于德雷福斯支持者们为了证明他的清白而制造出的另一桩可悲的案子。而且，他们为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花费了数百万法郎。就是这样。我说完了。”
说完，梅西埃合上皮箱，站起来，向法官们鞠了一躬，从前面的架子上拿起他的圆形平顶军帽，把文件夹在自己的胳膊下，在一片轰然的嘲笑声中转身走出了法庭。当他经过记者席时，一位记者——《费加罗报》的乔治·布尔东——悄悄地骂了一句：“杀人犯！”
梅西埃停下脚步，指着他道：“这个人刚才骂我杀人犯！”
军方的检察官站起来道：“庭长先生，我要求以蔑视法庭的罪名逮捕那个人。”
茹奥对警卫喊道：“把他拘留起来。”
看见警卫朝布尔东靠近，拉博里站了起来。他说：“不好意思，庭长先生，我想问证人一些问题。”
“当然了，拉博里先生，”茹奥冷静地看了看表，然后回答道，“但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明天又是周日。你可以在下周一早上六点半询问证人。在那之前，法庭将休庭。”
24 悄悄的胜利
梅西埃的证词就是一场灾难。因为没能提供承诺过的可以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证据”，他让支持他的人们大失所望；同时，这又给我们这方提供了反击的机会，因为拉博里——他现在普遍被认为是巴黎法庭上进行交叉询问最具侵略性的律师——现在将有机会质疑作为证人的梅西埃拿出的秘密档案的真实性。他现在只需要足够的弹药。周日早上，我走到他的住处，帮他一起做准备。我对于打破自己最后的保密誓言毫无顾忌——既然梅西埃可以公开谈论国家安全问题，那我也可以。
“梅西埃最大的弱点就是，”拉博里和我在他的临时书房里坐下后，我说道，“如果不是他，德雷福斯事件根本不会发生。是他下令把间谍调查的范围控制在总参谋部内的——这是最初和最根本的错误。是他，下令将德雷福斯单独监禁数周之久，为了击溃其心理防线。也是他，下令编纂了这份秘密档案。”
“我会问他这三点的。”拉博里快速地做着笔记，“但我们难道不提他一直知道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这件事吗？”
“他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当德雷福斯拒绝认罪，而他们意识到他们唯一能指控他的证据就是清单 上的笔迹时——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从那时起慌了，开始捏造证据。”
“你觉得梅西埃对这些都知情？”
“绝对的。”
“为什么？”
“因为11月初，意大利外交部破解了一份意大利语的加密电报，里面说帕尼扎尔迪从未听说过德雷福斯这个人。”
拉博里扬起眉毛，手里还不停写着。“梅西埃知道这份电报？”
“知道。解密后的文本被交到了他本人手里。”
拉博里停下手里的笔，往后靠在椅背上，用铅笔敲着笔记本。“这么说，他在军事法庭开庭的一个多月前就已经知道‘畜生D’那封信指的肯定不是德雷福斯了？”我点点头。“但他还是出庭了，给法官们看了这封信，还附上了自己的话，指出这封信对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重要性？”
“而且他昨天还坚持自己原本的立场。真无耻。”
“那么反间谍处是怎么处理那封意大利电报的？估计只是简单地装作不知道吧？”
“不，比那更糟糕。他们销毁了陆军部的原文件，用一个内容与之相反的错误版本做了替换——暗示帕尼扎尔迪对德雷福斯了如指掌。”
“而这些都是梅西埃一手操控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还有很多人也是同谋——桑德尔、贡斯、亨利——但梅西埃是始作俑者。他在看到那封电报时，本就应该撤销对德雷福斯的指控。但他知道，这样做会严重影响到他的从政之路。反之，如果他起诉成功，他说不定就能坐上通往爱丽舍宫的直通车。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不过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个愚蠢的人。”
拉博里继续写了起来。“那么他昨天提起的秘密档案中的另一份文件呢？就是那份由总安全局的军官盖内写的报告。我可以问他这一点吗？”
“毫无疑问，那是伪造的。盖内声称，西班牙武官瓦尔·卡洛斯侯爵告诉他，德国人在我们的情报部门内安插了一名间谍。而亨利曾发誓说瓦尔·卡洛斯在三个月后也跟他说了同一件事，他在原判军事法庭上就利用了这件事来攻击德雷福斯。看看这份证词的语言风格——和侯爵的身份完全不符。在我发现这一点后不久，我就询问了盖内相关情况。他看起来可疑到了极点。”
“我们要不要传唤瓦尔·卡洛斯做证人？让他证实一下自己是否说过这种话？”
“你可以试试看，不过我估计他肯定会使用外交豁免权。为什么不传唤盖内呢？”
“盖内在五周前死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道：“怎么死的？”
“不管真相是什么，医学证明给出的死因是‘脑充血’。”拉博里摇摇头道，“桑德尔、亨利、勒梅西埃-庇卡尔和盖内——那份秘密文件原来是要血债血偿的。”
周一早上，我五点就起床了，仔细地刮脸并穿好衣服。我的枪放在了床头柜上。我把它拿起来，掂量了一下它的重量，思考了一下，然后还是把它放进五斗柜里。
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埃德蒙的声音从门后传来：“乔治，你准备好了吗？”
除了午餐和晚餐，我和埃德蒙还喜欢在“三人行”餐厅吃早餐。我们在小客厅里吃了蛋卷和长棍面包。在马路对面，梅西埃的房子的百叶窗仍然紧闭着。一个宪兵在楼下走来走去，打着哈欠。
五点四十五分，我们开始下山。自我们到这里来后，天空第一次布满了乌云。乌云的颜色与这个宁静的城市里的石头建筑显得十分和谐，天气变得更凉爽、空气也变得更清新了。就在我们快要到达运河时，我们身后传来一声：“早上好，先生们！”我转过身来，看见在我们身后，拉博里正向我们快步走来。他穿着一套深色西装，戴着一顶平顶硬草帽，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大公文包。
“我想，我们今天可有乐子了。”
他看起来心情很好，就像是一个运动员迫不及待地想进入竞技场一样。他走在我们中间，我在他右边，埃德蒙在他左边，我们仨沿着运河边宽阔的土地走着。他抓紧最后的时间，问了我一些关于梅西埃的细节——“当部长命令桑德尔去把秘密档案处理掉的时候，布瓦代弗尔也在场吗？”——我正要回答，突然听到后面有声音传来。我怀疑有人偷听，于是微微转过身去。
我们身后确实有人——一个年轻的大个子，红头发、黑外套、白帽子——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砰！”一声巨响传来，鸭子们惊慌地叫着，在水里四下散开。拉博里含糊地说道：“噢，噢，噢……”然后单膝跪在地上，仿佛喘不过气来了。我伸出手，看着他扑倒在地，手里还拿着公文包。
我的第一反应是跪下来，试图扶住他。他听起来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困惑：“噢，噢……”他的夹克上有一个洞，位置几乎就在他后背的正中央。我环顾四周，看见杀手已经在一百米开外，正顺着运河边逃走。我体内一种不同的本能——军人的本能被唤醒了。
我跟埃德蒙说：“你待在这里。”
我站起来，跑着去追赶那个持枪的歹徒。几秒钟后，我发现埃德蒙正跑在我身后。他喊道：“乔治，小心！”
我回过头来喊道：“回去陪着拉博里！”然后迈大步伐，挥动起双臂。
埃德蒙又跑了一会，然后就放弃追赶我了。我低下头，强迫自己加快速度。我和目标的距离正在缩短。考虑到他现在大概还有五颗子弹，我不确定如果我抓住他，我到底要怎么办。到时候，我会随机应变的。在追赶的过程中，我看到前面有一些船夫。我向他们大喊，让他们拦住那个杀手。他们望望四周，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后，放下了他们的绳子，挡住了杀手的去路。
我现在已经很接近他了——大概只有二十米，近到可以看见他用枪指着船夫们喊道：“别挡我的路！我刚杀了德雷福斯！”
不管是因为枪还是因为他喊出的话，总之他的目的达到了。船夫们让到一边，他继续向前跑去。当我经过那群船夫时，我不得不越过一只伸出来想把我绊倒的脚。
突然间，房屋和工厂都消失了，我们跑进了布列塔尼空旷的郊外。越过我右手边的运河，我能看到铁路，一列火车正在驶进车站。我的左手边是一片牧场，有牛群在上面吃草，远处是一片树林。歹徒突然离开纤道，向左边的树林里冲去。换作是在一年前，我绝对能抓住他，但这几个月的监狱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上气不接下气、抽筋，心脏感觉很不舒服。我跳过一条沟，然后狠狠地摔了一跤。等到我跑到树林边缘，他早已把自己藏起来了。我找到一根粗棍子，花了半个小时在灌木丛里到处搜寻着，敲打着蕨类植物，惊起一只又一只野鸡。我明白，他可能一直都在看着我。最后，我被沉默的树林打败了，一瘸一拐地回到运河旁。
我不得不走三公里多的路返回，这就导致我错过了枪击之后发生的事。埃德蒙后来向我描述了一切。当他回到拉博里身边时，这位优秀的律师不知怎么地已经把自己的身子挪到了公文包上，以防那些认出他的人偷他的笔记。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夏装的玛格丽特·拉博里冲到现场，把自己的丈夫抱在膝盖上，用一把日本小扇子给他降温。拉博里侧躺着，用胳膊搂着妻子，平静地说着话，但几乎没有流血——这不是一个好迹象，常常是内出血的征兆。人们找来一扇百叶窗，四名士兵把拉博里抬了上去，吃力地把高大的他抬回住处。医生检查了他的伤势，告诉他们子弹在第五和第六肋骨中间，距离脊椎只有几毫米，情况很严重——拉博里的腿现在已经无法动弹了。拉博里的同事德芒热和助手们匆匆从法庭赶来，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拉博里握住德芒热的手，说道：“老伙计，我可能快死了，但德雷福斯会安然无恙的。”埃德蒙还告诉我，人们是如何评论德雷福斯在法庭上听说他的律师遭到枪击的消息时表情毫无波澜的。
当我回到案发现场时，距离枪击发生已经过去快一个小时了。奇怪的是，案发现场空无一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当我赶到拉博里的住处时，他的女房东告诉我，他已经被带到了维克多·巴施的家里。巴施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授，也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他家和“三人行”餐厅同在昂特兰街上。我走上山，看到房子外面的路上有一群记者，两个宪兵守在门口。进入屋内，我看到拉博里躺在一楼的房间里，已经昏迷不醒了。玛格丽特正守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拉博里脸色惨白。医生叫的外科医生还没到，他自己暂时给出的意见是，手术太危险了，最好还是让子弹先留在他的身体里，因为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将是显示损伤程度的关键时期。
前厅里有一位巡官正在询问埃德蒙。我描述了袭击者长什么样、我追逐他的过程以及他在哪里跑进了树林。“塞松森林，”巡官说道，“我会派人去搜查一下的。”然后，他走到大厅里，去和他的一个手下说了几句。
他离开房间后，埃德蒙对我说：“你还好吗？”
“挺好的，除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度不满以外。”我沮丧地敲打着椅子的扶手道，“要是我当时带着枪就好了——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放倒。”
“他的目标是拉博里，还是你？”
我还没想过这个。“噢，是拉博里——我敢肯定。他们肯定是想不顾一切地阻止他盘问梅西埃。等审判重新开始时，我们需要找个人来顶替他的位置。”
埃德蒙看上去疲惫不堪：“我的上帝啊，你不知道吗？茹奥只允许休庭四十五分钟，德芒热已经不得不回去盘问梅西埃了。”
“但德芒热没有准备过！他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
这真是一场灾难。我匆匆走出门，经过门口的记者们，然后下山，朝学校走去。天开始下雨，硕大而温暖的雨滴在街上的石头上炸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潮湿的灰尘的香气。几个记者跟在我身后，一边小跑一边问着问题，还想方设法写下了我的回答。
“杀手仍在逃吗？”
“据我所知是这样。”
“您认为杀手会被抓到吗？”
“他能被抓到——但他会不会被抓到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您认为是军方在背后一手操控的吗？”
“我希望不是这样。”
“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这么说吧——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在一个有着五千名警察和士兵的小城市里，一个杀手居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枪击一位德雷福斯的支持者，然后轻而易举地逃脱追捕。”
这就是他们想听到的。一到学校门口，他们就从我身边跑开，往商品交易所的方向跑去，把他们听到的东西用电报发给报社。
学校里，梅西埃正站在证人席上。我刚坐下一分钟，就意识到德芒热的审问进行得很困难。他是一个正派、有学识的人，将近六十岁了，有着一双警犬般的眼睛。他忠实地为德雷福斯辩护了近五年，但他并没有为这次开庭做好准备。而且就算他做好了准备，他也没有像拉博里那样的威慑力。说实话，他在法庭上总喜欢说一些废话。他习惯于在问出问题之前，先讲一番话，这就给了梅西埃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梅西埃轻而易举地招架住了他的提问。当德芒热问及陆军部档案室中伪造的帕尼扎尔迪的电报时，梅西埃否认知晓此事；当被问及为何不把这封电报也放在秘密档案里，一同出示给法官们时，梅西埃说这是因为这么做外交部会不乐意。在回答完这个问题的几分钟后，他获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当他沿着过道往回走时，他的目光朝我的方向瞟了一下。他停下脚步，弯下腰，伸出手来，要和我说话。他知道整个法庭都在看着我们。他用大部分人能听得见的音量，极度诚恳地说道：“皮卡尔先生，我刚听说了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拉博里先生怎么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