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还在他体内，将军。明天再看看情况。”
“这件事真的非常令人震惊。请务必帮我转告拉博里夫人，祝她丈夫早日康复好吗？”
“当然，将军。”
他那双诡异的蓝绿色眼睛和我的视线相遇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一点暗暗的恨意一闪而过，就像是鲨鱼鳍划过水面一般。然后，他点点头，走开了。
第二天是耶稣升天节，法定假日，法庭不开庭。拉博里熬过了那个晚上。他烧得没那么厉害了，看来康复有望。周三，德芒热在法庭上请求休庭两周，直到拉博里重返工作岗位，或是新的律师充分了解案情后——阿尔伯特·克列孟梭已经同意接手这个案子了。茹奥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说虽然发生了不幸的事件，但辩方还是得在法庭上尽力而为。
上午，法庭第一节的时间全用于讲述德雷福斯被囚禁在魔鬼岛的细节。当大家听到德雷福斯曾遭到多么残酷的对待时，就算是控方的证人们——甚至是布瓦代弗尔，以及贡斯——在面对自己以正义之名施加的暴行时，都不得不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但到最后，茹奥问德雷福斯是否要做任何评论时，他只是生硬地回答道：“我在这里是为了捍卫我和我孩子们的名誉，不是为了控诉我所受到的折磨。”比起军方的仇恨，他更受不了他们的怜悯。我意识到，他看起来如此冷漠，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受害者。我对他肃然起敬。
周四，我被传唤出庭作证。
我走到法庭前方，爬上两级台阶，来到平台上。我意识到在我身后，拥挤的法庭安静了下来。我并不紧张，只是想快点把这件事了结。我面前是一道带有架子的栏杆，证人可以在上面放他们的笔记本或军帽。栏杆后是一个平台，法官们在上面坐成一排，其中有两名上校、三名少校和两名上尉。而在我的左手边，德雷福斯就坐在两米开外。我与他近在咫尺，伸出手就可以握到他的手，却连和他说话都不被允许，这是多么奇怪啊！我努力让自己忘记他的存在，紧紧盯着前方，暗自发誓要说出全部真相。
茹奥开口道：“在被告受到指控之前，你认识他吗？”
“是的，上校。”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在高等战争学院当教授的时候，德雷福斯是我的学生。”
“你们没有其他进一步的关系了？”
“是的。”
“你不是他的导师，或是他的盟友？”
“不是，上校。”
“你没有为他服务过，他也没有为你服务过？”
“没有，上校。”
茹奥记了记笔记。
直到现在，我才有了瞟一眼德雷福斯的勇气。这么多年里，他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他在我心中占据了如此之高的地位，以至于我认为在场的他是无法和他所象征的那一切相匹配的。但是，当我端详着这个安静的陌生人，看到他透过夹鼻眼镜朝我眨了眨眼睛，就好像我们俩碰巧在一趟长途火车上坐在了同一节车厢里时，我的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从他的样子来看，如果要我猜，我会说他是一个退休于殖民服务部门的低级别官员。
茹奥干巴巴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拽了回来：“描述一下你所知道的事件……”我移开了视线。
我的作证用去了一整天加上第二天大半天的时间。虽然没有意义，但我还是再叙述了一遍——小蓝 、艾斯特哈齐、清单 ……我又一次一件一件地说着我所知道的事，就像是在做一场讲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一场讲座，我是德雷福斯研究的创始人、首席学者和明星教授——在这个专业领域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每一封信、每一封电报、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份伪造的证据、每一个谎言，我都了如指掌。偶尔，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会像力不从心的学生一样，站起来，对我说的某一个特定的点提出质疑——但我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摆平他们的问题。我一边说话，一边时不时地扫一眼法官们满是皱纹的脸，就像审视讲台下的学生那样。
在我终于讲完后，茹奥让我退下。我转身，走回座位，好像看到——有可能是我看错了——德雷福斯对我点了点头，似笑非笑地表示感谢。
拉博里正在恢复健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虽然子弹还卡在他肩膀的肌肉里，但他还是回到了法庭上。在玛格丽特的陪同下，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走进法庭。他挥挥手，表示感谢，然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法庭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把又大又舒服的扶手椅。除了他那大汗淋漓、苍白的脸，他身上唯一明显的受伤迹象就是他僵硬得几乎动不了的左手臂。德雷福斯站在他身旁，热情地握着他可以活动的右手。
说实话，虽然他坚称自己已经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我个人对他的健康状况还是表示怀疑。我很了解枪伤，枪伤需要的恢复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要长。在我看来，拉博里还是应该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但那样的话，他肯定就不能出庭了。他的伤口现在很疼，晚上也睡不好，再加上他还有心理创伤——虽然他自己拒不承认，但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因为每当有陌生人向他伸出手时，他总会微微退缩。在工作上，这种心理创伤表现为易怒和暴躁，尤其是对主法官茹奥，拉博里总喜欢刺激他：
茹奥：我得提醒您，您说话要保持得体。
拉博里：我没有说过任何过分的话。
茹奥：但您的语气并非如此。
拉博里：我无法控制我的语气。
茹奥：您应该如此——每个人都要控制好自己。
拉博里：我可以控制住我这个人，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语气。
茹奥：我将禁止您继续发言。
拉博里：没问题，禁止吧。
茹奥：坐下！
拉博里：我是要坐下——但不是因为您命令我才这么做的！
有一天，我和马蒂厄·德雷福斯一起参加了一个辩护战略讨论会。在会上，德芒热用他那多少有点自负的语气说道：“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亲爱的拉博里，恕我直言，我们的目标不是痛斥军队的过失，而是要确保我们的当事人获得自由。由于这是一场军方听证会，最后的结果将由军官们决定，所以我们在交流时得注重礼仪。”
“啊，是的，”拉博里反驳道，“礼仪！我想，当年，让您的当事人在魔鬼岛待了四年的，就是您的‘礼仪’吧。”
德芒热气得满脸通红。他收起自己的文件，离开了房间。
马蒂厄疲惫地起身追了出去。到门口时，他说道：“我理解你很受挫，拉博里，但埃德加已经忠诚地和我们家肩并肩战斗了五年。他为自己赢得了决定我们战略方向的权利。”
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拉博里的观点。我了解军队，军队不理会礼仪，只理会强有力的行动。但即便我支持他，拉博里在没有知会德芒热的情况下就给德皇和意大利国王发电报，请求他们批准冯·施瓦茨科彭和帕尼扎尔迪（二人皆已回国）前来雷恩作证的行为也太过分了。德国总理冯·比洛伯爵似乎觉得他是疯了，回复他道：
尊贵的皇帝陛下、我们最仁慈的君主认为，显然，以任何方式同意拉博里先生的这一奇怪建议是完全不可能的。
拉博里和德芒热之间的不和不断激化。最后，疼得脸色发白的拉博里甚至宣布他不会发表结案陈词：“我不能参与执行我不信任的战略。如果那个老傻瓜认为只要对这些杀人的混蛋客客气气说话就能赢得这场官司，那就让他自己去试试看吧。”
审判接近尾声时，在一次休庭期间，雷恩警察局局长杜罗穿过学校拥挤的院子，向我走来。当所有人都在外面伸展腿脚时，他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皮卡尔先生，根据可靠情报，一大批民族主义者正计划在宣布判决结果时抵达现场。如果德雷福斯被判无罪，现场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我们将不能保证您的安全。我劝您在他们到来之前离开这个城市，希望您能理解。”
“谢谢您，杜罗先生。感谢您坦白地告诉我这些。”
“再向您提一个建议。建议您乘夜车离开，免得引人注意。”
说完，他离开了。我在阳光下靠着墙，抽着烟。现在离开，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我到这里已经快一个月了。其他人也是。贡斯和布瓦代弗尔手挽手，在街上走来走去，似乎是要紧紧地抓住对方，在对方身上寻求力量。还有梅西埃和比约，他们坐在墙沿上，像小学生一样晃动着双腿。亨利夫人，这位军人的遗孀，从头到脚裹着黑纱，挽着劳特少校的胳膊，像死神一样飘过庭院。据说，劳特少校和她的关系很亲密。人群中还有矮矮胖胖、毛发旺盛的贝蒂荣，他的手提箱里装满了图表。他仍然坚持说德雷福斯在写清单 时是伪装了自己的笔迹。还有格里贝兰，他找到了一块阴影，站在里面。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在场，有些人已经成为鬼魂——桑德尔、亨利、勒梅西埃-庇卡尔、盖内——还有一些没有成为鬼魂，但也没有出席。例如迪帕蒂，他坚持说自己病得太厉害，无法出庭作证；还有舍雷-克斯特纳，他倒是确实病了，据说得了癌症，已经快不行了；还有艾斯特哈齐，他逃到英国一个叫哈彭登的村子里去了。但除了他们，其他人都在这里了，就像是疯人院里的病人，又或是某艘法庭版“飞翔的荷兰人” [1] 上的乘客，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互相羁绊，永远就这样下去。
铃声响了，我们陆续回到法庭。
9月7日周四的晚上，我和埃德蒙在“三人行”餐厅举办告别晚宴。拉博里和玛格丽特都来了，但马蒂厄和德芒热没有出席。最后，我们一同朝梅西埃所在的方向举起酒杯，祝愿明天能够胜诉。然后，我们一起坐上出租车，前往空无一人的火车站，登上了前往巴黎的晚班火车。没人看见我们离开。在我们身后，城市渐渐隐入黑暗中。
判决结果将在周六下午宣布。阿林·梅纳尔-多里安认为这是个举办午宴的绝佳时机。她让她的朋友，一位负责邮电事务的次长把一条从她的会客室到雷恩商品交易所的电话线空出来，好在判决宣布的第一时间得到结果。她还邀请了她沙龙的那些常客，再加上其他一些朋友，于下午一点去费桑德里街吃自助餐。
我其实不太想去，但她的邀请让人没法拒绝——“我最亲爱的乔治，如果你能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光荣时刻，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她话都这么说了，我觉得拒绝她会显得太无礼。再说，我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流亡回来的左拉也出席了，此外还有乔治和阿尔伯特·克列孟梭、让·饶勒斯以及伦敦《泰晤士报》的德·布罗维茨。来宾大概五六十个人，包括布兰琪·德·科曼日和一个叫作埃斯皮克·德·吉内斯泰的年轻人，据她介绍是她的未婚夫。一个穿制服的男仆蹲在角落里的电话旁，不时向接线员核实电话是否还能接通。三点十五分，在大家吃完饭后——我则是一点没吃——那位男仆向艾琳娜的丈夫、同情极端主义的实业家保罗·梅纳尔示意，并把电话交给了他。梅纳尔严肃地听了一会儿，然后向大家宣布：“法官们已经退庭去讨论最终判决了。”说完，他把电话还给了戴着白手套的男仆。
我独自走到阳台上，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但几位来宾却跟在我身后一起过来了。德·布罗维茨有着圆滚滚的身材和圆胖的、红彤彤的脸，这让他看起来很像是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像《雾都孤儿》中的邦布尔，又或是像《匹克威克外传》里的匹克威克。他走过来，问我是否还记得在第一次军事法庭上法官们花了多长时间讨论。
“半个小时。”
“先生，您觉得他们花的时间越久，结果越有可能对被告有利，还是对被告不利呢？”
“这我真的回答不出来。失陪了。”
接下来的时间是一种折磨。附近一座教堂的钟在三点半响了，然后又在四点响了。我们在草坪上来回踱步。左拉说：“他们显然是在彻底地权衡所有证据，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肯定会站在我们这边，所以这是个好迹象。”
“不对，”乔治·克列孟梭说，“是有人在劝说他们，让他们改变主意，这对德雷福斯不利。”
我回到客厅，站在窗前。外面的街道上聚集了一群人，有人大声地问我有没有什么消息，我摇了摇头。四点四十五分，男仆向梅纳尔打了个手势，梅纳尔走到电话旁。
梅纳尔听了一会儿，然后向大家宣布：“法官们要回到法庭上了。”
所以说，他们总共讨论了一个半小时。这个时间算长还是算短？这是好是坏？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有人说了个笑话来缓和紧张的气氛，大家笑了。突然，梅纳尔举起手来，示意大家安静。电话的另一端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他皱起了眉头。然后，他的手臂慢慢地、沉重地放了下来。“罪名成立，”他平静地说，“五比二。刑期减为十年。”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个傍晚，马蒂厄·德雷福斯找到了我。我惊讶地发现他出现在我家门口。他以前从没来过我的公寓。他第一次看上去灰头土脸、垂头丧气的，就连扣眼里别的花都枯萎了。他坐在我屋里一张小沙发的边缘上，紧张地把自己的圆顶礼帽在两手间翻来倒去。他朝我的写字台点了点头——写字台上铺满纸，台灯亮着——道：“看来我打扰到你工作了，请原谅。”
“这些不算什么——我只是想趁自己还记得一切时写一本回忆录。但不是为了出版——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不会的。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了，谢谢。我一会儿就走。我要赶去雷恩的晚班车。”
“这样啊。他怎么样了？”
“坦白说，皮卡尔，我担心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噢，好了，好了，德雷福斯！”我说道，在他的对面坐下，“你弟弟都在魔鬼岛上活过四年了，他难道还忍不了在监狱里多待几个月吗？我确信他只需要再在监狱里待几个月，因为政府在世博会期间必须释放他，否则会遭到抵制的。他们不可能让他死在监狱里。”
“他刚要求见自己的孩子们，这是他被捕后的第一次。你能想象看到自己父亲处于这种状态，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什么影响吗？除非是告别，他肯定不会想让孩子们受这种折磨的。”
“你确定他的健康状况有那么差吗？有让医生检查过吗？”
“政府派了一位专家去雷恩。专家说阿尔弗雷德现在营养不良，还患有疟疾，可能还有结核性脊髓炎。他认为阿尔弗雷德在狱中坚持不了多久了。”他痛苦地看着我道，“就是因为这样——我是来告诉你，很抱歉，但是——我们决定接受赦免。”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我的声音无法控制地变得冷若冰霜：“我懂了。所以你们收到了赦免的提议？”
“总理担心这个国家会因此永远分裂。”
“他当然会这么想。”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打击，皮卡尔。我知道这会让你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是啊，怎么会不尴尬呢？”我脱口而出道，“接受赦免就等于是认罪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饶勒斯已经为阿尔弗雷德起草了一份声明，他出狱的那一刻就会发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了我。
共和国政府给了我自由。但若不恢复我的名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从今天开始，我将坚持为推翻这可怕的司法错误而努力，我仍然是这个错误的受害者……
下面还有，但我已经懂了。我把纸还了回去。“啊，这些话说得非常高尚，”我讽刺地说，“当然啦，饶勒斯写的文字总是这么文雅。但现实是，军队赢了。作为回报，他们至少会坚持赦免那些策划了这场阴谋、害了你弟弟的人。”也是害了我的人 ，我在心里加上这么一句，“也就使我无法再对总参谋部提起诉讼。”
“短期内也许是这样。但长远来看，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我毫不怀疑我们能为我弟弟赢来完全无罪的判决。”
“要是我和你一样相信我们的司法体系就好了。”
他把声明塞回口袋，站了起来。他岔开两腿的站姿有一种挑衅的意味。他说：“皮卡尔，我理解你现在很难受，我也非常同情你。我知道如果需要的话，你为了自己的追求宁愿让我的弟弟牺牲。但他的家人们希望他活着回来。跟你说实话，我弟弟他自己也不能接受这个决定。我想，如果他知道你跟他观点相同，他可能会改变心意的。”
“我和他观点相同？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个？”
“我相信他是在意的。你有什么想让我捎给他的话吗？”
他站在那里，一副态度坚决的样子。
“其他人怎么说？”
“左拉、克列孟梭和拉博里反对。雷纳克、拉扎尔、巴施和其余的人都同意了，但赞成的程度各不相同。”
“告诉他我也反对。”
马蒂厄简单地点了点头，好像是在表示他就知道我会这么说，然后转过去，准备离开。
“但告诉他，我能理解。”
1899年9月20日，周三，德雷福斯被释放了。不过为了让他在转移途中不受群众骚扰，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被公开。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在报纸上才读到了他被释放的消息。报纸上写着黄昏时分，他穿着深蓝色的衣服，戴着一顶用来遮住脸的黑色软帽，由总安全局的一名警察开车，被带离了雷恩的监狱。他被带到南特火车站，和马蒂厄会合。兄弟二人在那里搭乘南下的卧铺火车。随后，在普罗旺斯的一处家庭住宅里，他和妻儿们团聚了。然后，他去了瑞士，没有回巴黎。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人刺杀。
至于我，我勉强维持着生计，并在拉博里的帮助下，指控几家报社对我犯有诽谤罪。12月，我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对所有卷入此事的人进行大赦的提议，尽管我被告知那样我将在军队里复职，并成为一名指挥官。我为什么要和梅西埃、迪帕蒂、贡斯、劳特那帮罪犯穿一样的制服呢？
1900年1月，梅西埃凭借民族主义纲领当选卢瓦尔的参议员。
德雷福斯那边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在他获释一年多之后，在1900年冬天的某个阴冷的日子里，我下楼去取邮件，发现信箱里有一封盖着巴黎邮戳的信。信上的地址是手写的，笔迹很眼熟，因为我已经在各种机密文件和法庭上的证据文件中见过这个笔迹无数次了。
亲爱的上校：
我恳请您告诉我一个日期和时间，让我能亲自向您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A.德雷福斯
敬上
信是从沙托丹街上的一个地址寄出的。
我把信带回楼上。昨晚波利娜在这里过了夜，现在她的女儿们都长大了，她经常在我这里过夜。她现在用回了自己的娘家姓，喜欢自称罗马佐蒂夫人——这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她是一个寡妇。我逗她说，这个称呼让她听上去像是一个圣日耳曼大街上的神婆。
她在卧室里喊道：“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我又读了一遍纸条。
“没有，”我喊道，“没什么。”
快到中午时，我拿起一张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上：先生，当我可以见你的时候，我会告知你的。G.皮卡尔。
然后，我就没有下一步动作了。他不是那种喜欢道谢的人，我也不是那种喜欢被人感谢的人。因此，我们就不必见面来折磨彼此了。后来，报纸指责我断然拒绝德雷福斯会面的请求。德雷福斯家的一个匿名的朋友——后来被发现是那本犹太复国主义小册子的作者，贝尔纳·拉扎尔——告诉右翼报纸《巴黎回声报》：我们不能理解皮卡尔，也不能理解他的态度……你们可能不知道，很多人也都不知道，皮卡尔其实是一个激进的反犹太主义者。
我该如何回应呢？如果真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衡量一个人性格的标准是他的行为，那么从我的行为来看，我不可能是一个激进的反犹太主义者。然而，没有什么比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更能让人的旧偏见死灰复燃的了。我辛酸地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就知道我有一天会被犹太人攻击，尤其是被德雷福斯一家攻击……”
就这样，我们并肩作战的美好回忆变成了矛盾、失望、责备和讽刺。
在军事学院的练兵场上，一个个连的军事学员在棕色土地上转着圈、跺着脚。我像往常一样，站在丰特努瓦广场的栏杆后，看着他们踏步。这个地方见证了我的人生。我年轻时在这里接受教育，后来在这里教书，在这里目睹了德雷福斯的革职仪式，还在这里的马术场上和亨利进行了决斗。
“全体都有——立正！”
“全体都有——举枪！”
年轻的士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大步踏过，最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没有看到我。或者他们看到了我，只是我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而已——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色西装、带着圆顶礼帽的中年平民，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
但最终，我们还是赢了——虽然不像我们一直希望的那样，光荣地大获全胜，不是当某次重要的庭审到达高潮时，曾被判有罪的人终于被证明无罪，被人们扛在肩膀上，走向自由。在紧闭的门后，当所有人的热血都慢慢冷却下来，当法官们一丝不苟地检查了所有证据之后，我们在委员会的会议室和档案室里悄悄地赢得了胜利。
首先，饶勒斯作为社会党的领袖，在众议院里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做了一次的演讲，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新一任陆军部长，安德烈将军听了他的演讲以后，同意重新审视所有的证据——那是在1903年。然后，安德烈调查的结果显示刑事法庭应该自行审理此案，并得出结论：本案应由最高上诉法院进行复审——那是在1904年。然后，1905年，在政教分离的政治动乱中，该案沉寂了一年。但最终，最高上诉法院撤销了雷恩的判决，并宣布德雷福斯完全无罪——这发生在1906年7月12日。
7月13日，众议院收到一项提案，要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军职，将其提升至少校，并授予他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十字勋章。该法案以432票对32票获得通过。而当梅西埃试图在参议院里提出反对意见时，他遭到了大家的一致抵制。在同一天，众议院开始讨论另一项动议，那就是把我的军衔恢复到如果我没在1898年被开除，现在可能会达到的等级。这项决议以更大的票数差距获得了通过，449票对26票。我怎么都没想到，我穿着准将的制服回到了军事学院，参加德雷福斯的授勋仪式。
10月25日，我的朋友乔治·克列孟梭成为总理。那时我人在维也纳。那天晚上，我打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挽着波利娜，来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观看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盼望着来看这场演出。但就在演奏厅的灯光变暗之前，我注意到法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然后，一份电报开始沿着我这排的观众被传了过来，在戴着手套和珠宝的手上传递着。最后，波利娜拿到了电报，把它交给了我：
我今日已任命你为陆军部长。
请马上回到巴黎。克列孟梭。
[1] 又作“漂泊的荷兰人”，是传说中一艘永远无法返乡的幽灵船，注定在海上漂泊航行。
尾声
1906年11月29日，周四
25 再见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少校参见陆军部长……”
我听见在大理石楼梯底下，他正在对我的勤务兵通报自己的到来，声音里带着熟悉的德语口音。我听见他的靴子随着脚步叩在台阶上的声音，然后他慢慢地出现在我的视野当中——军帽、肩章、金色的纽扣、穗带、佩剑、带条纹的裤子——一切都跟革职仪式之前一样，除了现在他在炮兵黑色军装外套上别上了带红丝带的荣誉军团勋章。
他在楼梯口停下脚步，敬了个礼。“皮卡尔将军。”
“德雷福斯少校，”我微笑着伸出手道，“我一直在等你。请过来吧。”
部长的办公室自梅西埃和比约时期起就没有变过，四周还是鸭蛋青色的镶板墙，不过波利娜——她现在是这里的女主人了——喜欢每天在那两扇可以俯瞰花园的大窗户间的桌子上布置鲜花。今天下午，花园里的树光秃秃的；在11月下旬阴沉的天空下，陆军部的灯光显得十分耀眼。
“请坐，少校，”我说，“不要拘束。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没有，部长。”他在镀金的椅子上坐下，坐得很端正，背挺得笔直。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已经胖了点，看起来状态不错，穿着精心剪裁的制服，显得还挺时髦的。在那副熟悉的夹鼻眼镜后，他蓝色的双眼透露出谨慎。“那么，”我把我的手指尖对在一起，久久地凝视着他道，“你想和我谈什么？”
“是关于我的军衔。”他说道，“我从上尉晋升到少校，这并没有把我被冤狱在魔鬼岛的那几年时间也算进去。而您从上校升为准将——如果您不介意我指出来的话——是把您这八年的退伍生活也算成了服役期，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是对我带有偏见的。”
“我明白了，”我感觉到自己的笑容变僵硬了，“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呢？”
“纠正这个错误，把我晋升至我应得的军衔。”
“在你看来，你应该得到什么级别的军衔呢？”
“中校。”
我沉默了一下。“但这需要特别立法，少校。政府需要众议院重新提出一项新的动议。”
“应该这么做。这样才是对的。”
“不，这是不可能的。”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因为，”我恼怒地说，“这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可能的。之前那项动议是在7月通过的，当时的气氛对你非常有利，但那是你被免罪的第二天。现在已经是11月——现在的政治气氛完全不同了。而且，我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会理解的——就是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回到这座大楼，试图和这么多长期以来与我们为敌的军官一同工作。我必须每天忍气吞声，把过去的斗争都抛诸脑后。我现在怎么能回过头来，在一切归于平静之后，再一次引起争端呢？”
“因为这么做才是正确的。”
“对不起，德雷福斯。不能这么做。”
我们就这么沉默地坐着。突然之间，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不是一条地毯了，而是一条鸿沟。我想，那几秒钟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最后，我再也受不了了，站了起来，然后道：“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
德雷福斯也立刻站了起来。“是的，没有其他事了。”
我把他领到门口。这看起来是一个糟糕的结尾。
“少校，”我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们直到现在才单独在私下见面，我一直感到很遗憾。”
“不是这样的。我被捕的那天早晨，是您把我带到了您的办公室，然后带我去见迪帕蒂上校的。”
我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是的。我为自己在这场可悲且浮夸的表演中扮演的角色道歉。”
“啊，我觉得，您已经弥补了自己的行为！”德雷福斯环顾了一下办公室，赞赏地点点头道，“您做了这么多，最后还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内阁成员，真的很了不起。”
“可是，你要知道，奇怪的是，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坐在现在的位置上。”
“不，我的将军，”德雷福斯说，“您坐到了现在的位置上，是因为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致谢
一本这样的小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的作品。我想对所有将我引向这个主题的作品表示感谢。我读的第一本通史是让-德尼·布勒旦（Jean-Denis Bredin）的《案件：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案》（The Affair：The Case of Alfred Dreyfus ）。对于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至今还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同时，《魔鬼岛上的囚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与分裂法国的事件》（The Man on Devil’s Island：Alfred Dreyfus and the Affair that Divided France ）一书也帮助很大。在此我要感谢该书的作者，牛津大学新学院的露丝·哈里斯博士（Dr. Ruth Harris），感谢她为我额外提供的信息和建议。我还受益于迈克尔·伯恩斯（Michael Burns）的《德雷福斯：1789～1945的一桩家事》（Dreyfus：A Family Affair 1789-1945 ）、路易斯·贝格利（Louis Begley）的《为什么德雷福斯事件如此重要》（Why the Dreyfus Affair Matters ）、道格拉斯·约翰逊（Douglas Johnson）的《法兰西与德雷福斯事件》（France and the Dreyfus Affair ）、皮尔斯·保罗·里德（Piers Paul Read）的《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 ）和约瑟夫·雷纳克（Joseph Reinach）不朽的名作，《德雷福斯事件史》（Histoire de l’affaire Dreyfus ）——尽管此书是于1908年出版的，但对于研究这段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的《左拉传》（Zola：A Life ）和乔治·佩因特（George Painter）所著两卷本的普鲁斯特传记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更专业的书籍中，乔治·R.怀特（George R. Whyte）的《德雷福斯事件：编年史》（The Dreyfus Affair：A Chronological History ）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这本书几乎没有离开过我身侧。此外，克里斯蒂安·维古鲁（Christian Vigouroux）的《乔治·皮卡尔：德雷福斯党、放逐者和部长——真实的正义》（Georges Picquart：dreyfusard，proscrit，minister：La justice par l’exactitude ）是一个多世纪前出版的皮卡尔传记，它的内容中包括家庭信件和警方档案等信息，为我提供了非常多宝贵的信息。我还非常幸运地从皮埃尔·热尔韦（Pierre Gervais）、波利娜·佩雷兹（Pauline Peretz）和皮埃尔·斯图坦（Pierre Stutin）的最新研究成果，《德莱福斯事件的秘密文件》（Le Dossier Secret de l’affaire Dreyfus ）中获益。在我写作期间，该事件的相关网站www.affairedrefus.com上线了，为我提供了大量信息，其中包括法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秘密文件中所有文件的照片和文字记录的链接。
为了进行初步研究，我阅读了左拉诽谤案的庭审记录、雷恩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以及1898年、1904年、1905年和1906年各种调查和听证会的记录。以上这些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大多数该时期的法国报纸可以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站www.gallica.bnf.fr上免费下载。通过伦敦图书馆，我还有幸找到了无比珍贵的伦敦《泰晤士报》的电子档案。
我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德雷福斯自己的文字，如《我生命中的五年》（Five Years of My Life ，）、《德雷福斯案》（The Dreyfus Case ，与他的儿子皮埃尔合著）和《手记：1899～1907》。其他为我提供了帮助的现代资料包括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的《德雷福斯案件的秘密日记》（My Secret Diary of the Dreyfus Case ）、路易·勒布卢瓦的《德雷福斯事件：冤案与修正》（L’Affaire Dreyfus：L’Iniquité，la Réparation ）。最后，《德雷福斯的悲剧》（The Tragedy of Dreyfus ），其作者G. W.斯蒂文斯旁听了雷恩庭审。与书名相反，书中的事件充满了喜剧式的欢乐，像是由杰罗姆·K.杰罗姆描写的，我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了他对贝蒂荣疯狂的证词的描述。
我要重现德雷福斯案的想法最初是在2012年，我和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在巴黎共进午餐时涌现的。我将永远记得并感激波兰斯基深厚的情谊和对我的鼓励。我还要感谢我的英语编辑们，伦敦哈钦森（Hutchinson）出版社的乔卡丝塔·汉密尔顿（Jocasta Hamilton）和克诺夫（Knopf）出版社的桑尼·梅塔（Sonny Mehta），感谢他们提出的良好意见与建议。我也要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Carlisle）。多年来，我的德文翻译，沃尔夫冈·穆勒（Wolfgang Müller）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看我的手稿了。像往常一样，他提出了很多建议，纠正了很多错误。我的法语编辑，伊万·纳博科夫（Ivan Nabokov）也给予了我很多支持。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在二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我的妻子吉尔·霍恩比（Gill Hornby）不得不与一拨又一拨的纳粹分子、揭秘专家、克格勃工作人员、对冲基金经理、代写作家和形形色色的古罗马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这次，她又与一个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日夜相处。我感谢她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爱、宽容和敏锐的文学眼光。
小说中仍存在的错误，关于历史事实或是写作文体的错误，以及为了把事实变成小说，在叙述和塑造人物时所使用的各种手法，都由我个人承担一切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