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下了楼，走到了二楼的楼梯平台上。“这是我的办公室，”他说，指着一扇门，却没有打开它的意思，“那里是桑德尔上校的办公室，”他突然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不，应该说是曾经的办公室，我想现在是归你用了。”
“嗯，我总得有个地方办公。”
我们穿过一个摆着几张凳子和帽架的前厅，走向我未来的办公室。办公室在走廊深处，出人意料地小而昏暗，窗帘都紧闭着。我打开了灯，发现我右边是张大桌子，左边是一个钢制大文件柜，上面还挂着一把结实的锁。我的面前摆着一张书桌，书桌旁边还有另一扇通往走廊的门，后面的墙上是一扇挑高的窗户。我走到窗前，拉开布满灰尘的窗帘，意外地发现窗外是一片大而精致的花园。地形学是我的专长，我能很快地搞清楚事物之间的位置关系，具体在哪条街、距离多远、地形如何；然而，我却花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正看着布列讷酒店的背面，看着部长的花园。这个角度几乎让人认不出来。
“天哪，”我说，“如果有一个望远镜的话，我几乎都可以看到部长办公室里面了！”
“需要我给你弄一个吗？”
“不用。”我看着亨利，搞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接着，我转过身，想要打开窗户。我用手掌根部打了窗钩好几下，但它已经锈得打不开了。我开始讨厌这个地方了。“好吧，”我说着，擦了擦手上的锈，“显然，我会很需要你的帮助，少校，至少前几个月肯定是这样。我对这一切都不熟悉。”
“这是自然，上校。不过首先，让我把你的钥匙给你。”他拿出五把钥匙。这些钥匙都串在一个铁环上，铁环又连着一根细链子，我可以把这根链子别在腰带上。“这是前门的钥匙，这是你办公室的，这是你保险柜的，这是你书桌抽屉的。”
“还有一把呢？”
“这是通往布列讷酒店花园之门的钥匙，你要见部长的时候就从那里过去。这把钥匙是之前梅西埃将军给桑德尔上校的。”
“为什么不能从前门走呢？”
“这条路更快，也更隐秘。”
“这里有电话吗？”
“有，在瓦尔丹上尉办公室的外面。”
“那秘书呢？”
“桑德尔上校不信任秘书。如果你需要任何文件，就找格里贝兰。如果你要复制文件，可以让某个上尉去做。瓦尔丹会打字。”
我感觉自己像是意外闯入了某个诡异的宗教派别，看见他们在进行某种不明所以的秘密仪式。陆军部建在一个修道院的旧址上；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总参谋部在多米尼克大街上，又因为他们神秘的做事方式，被人们戏称为“多米尼克会修士”（the Dominicians）。但显然人们并不知道反间谍处。
“你刚刚说要向我解释劳特上尉在忙什么。”
“德国大使馆里有一个我们的特工。这个特工定期向我们提供一些被大使馆丢弃的文件。这些文件本应该被扔进大使馆的火炉里和垃圾一起烧掉的，但到了我们手上。大多数文件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已经被撕碎了，所以需要把它们重新拼起来。这是个技术活，劳特很擅长干这个。”
“你们最开始就是这么盯上德雷福斯的？”
“是的。”
“通过拼接撕碎的信件？”
“没错。”
“天哪，起点这么低……！那个特工是谁？”
“我们都是叫代号，‘奥古斯特’。拼好的成品叫作‘老路线’。”
我微微一笑。“好吧，那让我换种问法，‘奥古斯特’是谁？”
亨利不想回答，但我铁了心地要催他开口——如果我想要驾驭这份工作，我就必须尽快地了解整个部门从上到下是怎么运作的。“好了，亨利少校，我是这个部门的领导，你必须告诉我。”
他不情愿地开了口：“一个叫作玛丽·巴斯蒂安的女人，她是大使馆里的清洁工。和其他清洁工的不同之处在于，她负责打扫德国武官的办公室。”
“她为我们工作多久了？”
“五年了。我一手培养的她，我每个月付给她两百法郎。”他忍不住自夸地补充道，“这可是整个欧洲最便宜的了！”
“她怎么给我们传递资料？”
“我和她在这附近的一个教堂碰面，有时候是一周一次，有时候是两周一次——都是在晚上寂静无人的时候，没人会看见我们。然后我会把她交给我的东西直接带回家。”
“你把东西带回家？”我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这安全吗？”
“当然了。我家里只有我老婆和我，还有尚在襁褓里的儿子。我只是给文件排个序，扫一眼里面用法语写的部分——我不会德语，我们这里德语的东西都是劳特处理的。”
“好的，我懂了。”虽然我表面上赞同地点了点头，实际上却被这无比业余的程序震惊了。不过，我不想第一天上任就挑手下的刺。“我有预感，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亨利少校。”
“我也希望如此，上校。”
我看了看我的表。“失陪一下，我马上就得去见总参谋长了。”
“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不用，”我还是不确定他这一问是不是认真的，“没有必要。总参谋长要请我吃午饭。”
“太好了。如果你要找我的话，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谈话一来一去，一板一眼，就像在跳芭蕾双人舞 一样。
亨利敬了个礼，离开了。我关上门，环顾四周，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感觉，就像是在穿死人的衣服一样。墙上还有桑德尔挂的画留下的痕迹，桌子上有他的烟灰留下的烧痕，以及杯子留下的环状痕迹，地毯上亦有一条磨出来的痕迹，是他往后推椅子时，椅腿摩擦留下的。他留下的痕迹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找出钥匙，打开了保险柜。保险柜里有几十封信，都没有开封，收信地址是市内的不同地点，收信人处写着的是四五个不同的名字——应该是桑德尔的别名。我猜，这些一定是桑德尔的特工在他走后上交的报告。我打开其中一封——“据报告，驻梅斯的部队有异常行动…… ”——然后又把它合上了。我是多么厌恶间谍工作啊。我就不应该接受这个职位。我无法想象自己怎样才能适应这个地方。
在这封信下面，有一个马尼拉纸制的薄信封，里面装着一大张照片，长二十五厘米，宽二十厘米。我立刻就认出照片里的内容，我在德雷福斯案的军事法庭上见过——那是一份便签的副本，著名的清单 ，是跟那些秘密文件一起被德雷福斯交给德国人的。当时，这是在法庭上对他不利的主要证据。直到今天早上，我都不知道反间谍处是怎么搞到这份证据的——不过这也难怪。我不得不佩服劳特的手艺，没人看得出来这张纸曾经被撕成碎片——所有的纸片都被小心地拼在了一起，没有留一丝缝隙，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份完好的文件。
我在桌前坐下，打开抽屉。虽然桑德尔得的是慢性病，但他在搬出这间办公室的时候却似乎十分匆忙，留下些零碎的小东西，当我拉开抽屉的时候在里面滚来滚去——几截粉笔，一块封蜡，几枚外国硬币，四颗子弹，还有一些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几种药物：水银、愈创木提取物、碘化钾。
布瓦代弗尔将军在赛马俱乐部请我吃了午饭，来庆祝我正式上任——他真是太客气了。俱乐部里门窗紧闭，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碗小苍兰和香豌豆。但就算如此，也没能完全盖过人类排泄物的酸腐味。布瓦代弗尔看起来并不在意，他点了一杯上等的勃艮第白葡萄酒，喝了大半杯。他高高耸起的双颊开始泛红，就像秋日里泛红的藤蔓植物一样。我没有怎么喝酒，还像一个优秀的参谋军官一样，在盘子旁边放着一个打开的笔记本。
俱乐部主席索斯坦纳·德·拉罗什富科，也就是杜多维尔公爵，就坐在隔壁桌。他过来跟将军打招呼，布瓦代弗尔向他介绍了我。公爵的鼻子和颧骨就像蛋白脆饼一样，精致纤巧地隆起，而和我握手的那双手却像纸皮一样粗糙。
布瓦代弗尔将军一边吃着鳟鱼，一边谈论着新沙皇尼古拉二世，他急切地想知道任何可能在巴黎活动的沙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消息。“我想要你们帮我多留意这些消息，任何我们能够提供给莫斯科的情报都会在谈判中对我们有利。”他咽下一口鱼肉，继续说道，“与俄国结盟，仅用这外交上的一招，就能改变我们面对德国时的劣势，比军事上的千军万马都管用。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大半的时间花在外交事务上。虽然在最高级层面上，军事和政治不再分家，但我们必须记住，军队永远都在政党政治之上！”
说到这里，他想到了梅西埃。梅西埃现在不再是陆军部长了，离退休还有几年，现在是驻扎在勒芒的第4军的指挥官。“对于总统要倒台一事，他预测对了；不过，他没有像他想的那样成为继任者。”
我震惊了，停下吃东西的动作，叉子悬在嘴边。“梅西埃将军觉得自己会成为总统？”
“是啊，他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这就是共和制的问题之一——至少在君主制的时候，没有人会妄想能成为国王。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在1月辞职后，参议院和众议院召开会议，以选出下一任总统。那时，梅西埃将军的‘朋友们’——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才好——四处发传单，呼吁大家选梅西埃将军，选这个把叛徒德雷福斯送上军事法庭的人。总共八百个人投票，最后他只得到了三票。”
“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我想，这就是英国人口中的‘希望渺茫’吧。”布瓦代弗尔微微一笑，“但现在，这些政客当然不会原谅他了。”他用餐巾轻轻擦了擦胡子。“上校，从现在起，你得多从政治角度想问题了——如果你不想辜负我们对你的厚望的话。”我微微低下了头，仿佛是参谋长要把勋章挂在我的脖子上一样。他说：“告诉我，你对德雷福斯一事是什么看法？”
“令人厌恶，”我回答道，“卑鄙无耻，棘手麻烦。幸好已经结束了。”
“啊，不过，真的结束了吗？不是从军事，而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犹太人这个民族固执得很，对他们来说，被流放的德雷福斯就像他们嘴里引发牙疼的一颗蛀牙，一直困扰着他们。他们是不会撒手不管的。”
“德雷福斯是他们耻辱的象征。不过，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我也不确定。但他们肯定会做些什么的，我们就等着看吧。”布瓦代弗尔凝视着拉伯雷街上的车来车往，陷入了沉默。在恶臭的空气中，他的侧颜在阳光的照射下却显得格外高贵，这种气质是经过一代一代的良好教育培育出来的。他看起来像一座饱经风霜的诺曼骑士的雕像，跪在某座巴约的教堂里。他若有所思地开口道：“德雷福斯对那个年轻上尉的话，也就是说他没有叛国动机什么的——如果犹太人把这件事提出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准备好如何回答。我想让你继续调查这个案子，调查德雷福斯全家人——就像你前任说的那样，‘丰富材料’。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更多证据来证明他的动机，以备不时之需。”
“好的，将军，当然。”我把这条写进了我的笔记本里，就写在“沙俄无政府主义者”的下面。“德雷福斯：动机？”
接着，鸭肉酱上来了，我们的话题也转到了德军最近在基尔的阅舰式上。
那天下午，在我的新办公室里，我从保险柜中取出特工们的信，塞进了自己的公文包，然后就出发去拜访桑德尔上校。格里贝兰给了我他的地址，离这里走路十分钟就到了，跨过河，就在莱昂斯·雷诺街上。他太太给我开了门。当我告诉她我是桑德尔的继任者时，她像一条蓄势待发的蛇一样缩回了头，说：“先生，您都已经拿走了他的职位，还想要找他做什么呢？”
“夫人，如果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改天再来。”
“噢，是吗？那您真是太好了！但他会随时 方便见您吗？”
“没事的，亲爱的。”从她身后传来桑德尔有气无力的声音。“皮卡尔是阿尔萨斯人，让他进来吧。”
“你啊，”她盯着我，嘴里愤愤地向丈夫咕哝道，“你就是对这些人太好了！”不过，她还是让到了一边，让我进去。
桑德尔在房间里朝我喊道：“我在卧室里，皮卡尔，你过来。”我顺着声音找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里面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桑德尔穿着睡衣，靠在床上。他打开了台灯，转过脸来对着我——他的脸上布满了溃烂的疮，有些还血肉模糊，往外渗着液体；有些已经结痂了。我早已听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了，但我没料到情况会这么严重。他提醒我道：“我建议你就站在那，不要靠近。”
“请原谅我的冒昧，上校，”我说，努力控制住自己内心的厌恶，“但我真的需要您的帮助。”我抬了抬手，把手里提着的公文包给他看。
“我想也是。”他伸出一根颤动的手指，指着我的公文包，“都在里面，对吧？让我看看。”
我把包里的信拿出来，走近床边。“我猜这些都是特工送来的。”我说着，把信都放在他的毯子上，正好在他够得到的位置，然后退了回去。“但我不知道那些特工都是谁，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我的原则是：不相信任何人，就不会失望。”他转过身，伸手去拿放在床头柜上的眼镜。我看见在他下巴和咽喉处的胡茬下，疮在他脖子旁连成乌青的一道。他戴上眼镜，眯着眼睛读了其中一封信。“把那张椅子拉过来坐。你有铅笔吗？你要把这些写下来。”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几乎一刻不停地，桑德尔带我走进他的秘密世界：这个人在德军驻梅斯部队的洗衣房里工作；那个人在东部边境上的铁路公司里工作；她是米卢斯一位德国军官的情妇；他是洛林一个犯下小罪的罪犯，会根据指示潜入目标房屋；他是个酒鬼；他是个同性恋；她非常爱国，负责为军事长官们料理家务，在1870年那一战中失去了侄子；相信这个人和那个人；别理会他和她；他现在需要三百法郎；应该彻底放弃他……我像在听写一样快速地记下他所说的，直到处理完所有信件。他给了我一份其他特工的名单，还有他记忆中的他们的代号，并交代我去问格里贝兰他们的地址。做完这一切后，他感到累了。
“您想让我离开吗？”我问。
“稍等一下。”他虚弱地比画着，“那边的柜子里有几样你用得上的东西。”他注视着我跪下，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个非常重的金属钱箱，还有一个大信封。“打开它们。”他说。钱箱没有上锁，里面有一小笔钱，有硬币也有纸币——大部分是法郎，不过也有德国马克和英镑。他说：“这里面大概有四万八千法郎。没有钱的时候，就跟布瓦代弗尔说。外交部的帕莱奥洛格先生也要奉命贡献一点的。用这个来付钱给特工，或者用在其他特殊用途上。你自己手头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钱。把钱箱放到你的包里吧。”
我照做了，然后打开了那个信封。里面有大概一百张纸——这是一份工整的手写名单，列出了姓名、地址，按部门 排列。
桑德尔说：“这需要定时更新。”
“这是什么？”
“我一辈子的心血。”他干笑了两声，又立刻开始咳嗽。
我往后翻了翻，估计这份名单上至少有两三千个人。“这些都是谁？”
“都是有叛国嫌疑的人，一旦发生战争，就要立即逮捕。警察只能知道自己辖区内的嫌疑人。你手上的这份名单还有一份母版，在部长手里。另有一份更长的名单，在格里贝兰那里。”
“更长的？”
“里面有十万个名字。”
“这么长！”我惊呼道，“那它肯定跟《圣经》一样厚了！名单里都有谁？”
“外国人，一旦战争爆发就要拘留他们。这还不包括犹太人。”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你觉得犹太人应该被拘留吗？”
“至少，他们应该进行登记，还要受到宵禁和旅游限制的管制。”桑德尔颤抖着取下他的眼镜，放在床头柜上。他向后躺倒在枕头上，合上了眼睛。“我妻子对我忠贞不贰，这你也看到了——大多数妻子在这种状况下不会像她这么忠诚。她觉得我出现在退休名单上是种耻辱，但我跟她说，我挺开心能够退居幕后。在巴黎，我环顾四周，看到的都是外国人，再联想一下道德和艺术的沦丧，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不认识这个城市了。这就是我们在1870年代战败的原因——我们的国家不再纯粹了。”
我开始收拾信件，把它们都装进我的公文包。这种老生常谈令我厌烦：老男人们抱怨说这个世界要完蛋了。这也太老套了。我急着要离开这个压抑的地方，但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要问。“你刚刚提到犹太人，”我说，“布瓦代弗尔将军担心他们会重燃对德雷福斯案的兴趣。”
“布瓦代弗尔将军，”桑德尔认真地说道，就像在陈述一个科学事实，“就是个爱瞎操心的老太婆。”
“他担心德雷福斯叛国的动机不足……”
“动机？”桑德尔嘟囔道，在枕头上摇着头，不知道是想表达不赞同，还是受到了病情的影响。“他在胡说什么？动机？德雷福斯是犹太人！与其说是法国人，还不说他是个德国人！他的大部分家人住在德国，他的所有收入说到底也来自德国。那个将军还想要什么动机呢？”
“反正，他想要我‘丰富材料’，这都是他的原话。”
“德雷福斯的材料已经够丰富的了。七个法官看过后一致判处他罪名成立。如果你还有什么困难，就跟亨利谈谈吧。”
说完，桑德尔把毯子拉上来，盖住肩膀，然后就翻过身去背对着我。我待在原地，等了一分钟左右。最后，我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向他道别。不知道他听见了没有，总之他没有回应。
我站在桑德尔公寓外的人行道上。从昏暗的病房出来后，我有一瞬被日光晃到了眼。我手中的公文包里塞满了钱和写满卖国贼和叛徒的名单，感觉沉甸甸的。我一边穿过特罗卡德罗大街，一边张望着想找一辆出租马车。我往左边瞥了一眼，想确保没有车过来，从我身上碾过去。就在这时，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幢雅致的公寓楼，有着一扇双开门，门旁的一块蓝色瓷砖上写着数字“6”。起先我没有多想，视线直接掠过了它。但接着，我猛地停下，又看了一眼：特罗卡德罗大街6号 。我认得这个地址，我在文件上看到过很多次。这是德雷福斯被捕时的住处。
我回头看了看莱昂斯·雷诺街。这当然是个巧合，不过还是个特别奇特的巧合——德雷福斯一度与他的死敌住得这么近，近到他们可以在自家门前看到彼此；至少，他们肯定经常走在同一条街上，每天同一时间，走在往返于陆军部的路上。我走到人行道边上，仰起头，把手遮在眼睛上方，打量着这幢豪华的公寓楼。墙壁上，每一扇挑高的窗户前都装有一个铁艺阳台，宽度足以让一个人坐在里面，俯瞰塞纳河。这幢公寓楼比桑德尔的那幢更豪华，隐蔽地坐落在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
我的视线被一楼的一扇窗户吸引了——窗户后是一个小男孩的脸。他脸色苍白，像是一个无法外出的病人，正俯视着我。接着，一个大人也靠了过来，那是个年轻女子，有着同样苍白的脸色，脸旁垂落着深色的卷发，应该是小男孩的母亲。她站在小男孩身后，双手扶着他的胳膊，与他一起凝视着我——一个穿着军装的上校，从街上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她在小男孩的耳边低声说了什么，温柔地拉走他，他们这才消失在窗后。
4 监视
第二天早晨，我把头天遇到的怪事告诉了亨利少校。听罢，他皱起了眉头。
“6号楼一层的窗户？那肯定是德雷福斯的妻子，以及他的小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皮埃尔。还有个女儿，让娜。德雷福斯太太天天把孩子关在家里，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发生什么事了。她告诉孩子们德雷福斯去国外执行特殊任务了。”
“他们相信吗？”
“为什么不相信？他们还那么小。”
“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噢，我们现在还在监视他们，你不用担心。”
“怎么监视？”
“我们在他们家的用人中间安插了一个间谍，跟踪他们，还拦截他们的信件。”
“从德雷福斯被定罪到现在都六个月了，还在监视他们？”
“桑德尔上校推测德雷福斯的背后可能有一个间谍集团。他认为，如果我们盯紧这一家人，就可能找到一些线索，顺藤摸瓜找到其他叛徒。”
“但至今还没有线索？”
“还没有。”
我懒洋洋地靠回椅子里，打量着亨利。他面目和善，看上去身体不太好的样子。不过我猜，虽然有一身脂肪，但他应该还是很强健的。他看上去像那种会在酒吧里酣饮的人，那种在心情好的时候很会讲故事的人——和我简直天差地别。“你知道吗，”我问，“桑德尔上校的公寓离德雷福斯家只有大概一百米远？”
亨利的眼神中时不时地闪过一丝狡黠，这是他那善良友好的伪装下的唯一破绽。他漫不经心地说：“这么近吗？我都没注意。”
“是的。其实，看这位置，我觉得他们肯定偶尔会碰面，虽然可能只是平日里在街上偶遇。”
“是有可能。我确实知道上校一直在躲着他，上校不喜欢他——觉得他问的问题太多了。”
我就知道他不喜欢德雷福斯 ，我心里想，那个住在宽敞的河景公寓里的犹太人…… 我在脑海里想象着这么一个画面：早上九点，桑德尔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圣多米尼克街走去。而这时，那个年轻的上尉跟了上来，试图跟他搭话。我在跟德雷福斯打交道的时候，一直觉得他脑子缺根筋——他看不出来别人觉得他很烦人，也看不出来别人不想跟他说话。总之，他无法分辨别人对自己的反应。而桑德尔呢，可是个从“两只蝴蝶停到了同一朵花上”这种事里都能看出阴谋的人。对于德雷福斯这个好打听的犹太邻居，他肯定会对心生怀疑。
我打开办公桌抽屉，取出昨天发现的各种药品——几个罐子和两个深蓝色的小瓶子。我把这些拿给亨利看：“这些是桑德尔上校留下来的。”
“他大意了，给我吧？”亨利笨手笨脚地从我手里把药接过去，差点弄掉了一个瓶子，“我会还给他的。”
我忍不住说：“水银、愈创木提取物和碘化钾……你肯定知道这些是用来治什么的吧？”
“不知道，我又不是医生……”
我没有再追问，话锋一转：“我要一份关于德雷福斯一家行动的详细报告——包括他们和谁见面，可能在搞什么小动作来帮助德雷福斯。还要德雷福斯寄出和收到的所有信件。我猜信件应该正在被审查，我们手上有副本吗？”
“这是自然。我会让格里贝兰安排的。”他犹豫了一下，问道，“上校，我想冒昧地问一句，您为什么这么关心德雷福斯？”
“布瓦代弗尔将军担心德雷福斯案可能会上升成政治问题，他想让我们做好准备。”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办。”
他怀里抱着桑德尔的药离开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些药是用来治什么的——我们当年都在非法妓院里抓过很多嫖客，多到甚至知道梅毒的标准治疗方法。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心里琢磨着：我从一个明显的梅毒晚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麻痹性痴呆患者那里接手了一个秘密情报部门，别人会怎么看我？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写了要给总参谋长看的秘密情报报告——总参谋部的人都知道，这只是“走个形式 ”。我从本地的德文报纸和桑德尔给我解读过的一封特工来信中挑选出一些内容，东拼西凑成一篇报告：据梅斯线报，驻梅斯的部队在过去几天内有大动作。市区里没有动静，但当地军方正在大力推动军队前进……
写完后，我通读了一遍，在心里问自己：这重要吗？退一步说，这可信吗？说实话，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只知道，根据要求，我一周至少得走一次这种“形式 ”。第一次写，我已经尽力了。我把报告送到马路对面的总参谋长办公室，正准备因写了这种没用的小道消息而挨骂。但出人意料的，布瓦代弗尔收下了，向我表示感谢，还把一份副本给了步兵长官（我都能想象到军官们在俱乐部里的对话了：有传闻说，德国人在梅斯搞什么小动作呢……）。 这份报告一交，平添了东部边境上的五万名军士好几天的训练量，可有他们好受的。
“秘密情报”这四个字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我从中学到的第一个道理就是：这短短的四个字，可以让理智的人失去理智，撒赖放泼。
一两天后，亨利带着一位特工来了我的办公室，向我汇报德雷福斯的情况。亨利告诉我他是总安全局 [1] 的弗朗索瓦·盖内。此人四十多岁，皮肤蜡黄（不知道是因为抽烟、酗酒，还是两者都有），又带着一种蛮横又谄媚的气质——典型的警察形象。我认出了他，我来这上班的第一天早上见过他——他就是那四五个在楼下坐着抽烟打牌的人之一。亨利说：“对德雷福斯一家的监视一直是盖内在负责。我觉得你应该会想听听实际情况。”
“请坐。”我领着他们在办公室角落的茶几旁坐下。他们一人带来了一份文件。
盖内先开口道：“根据桑德尔上校的指示，我主要调查了德雷福斯的哥哥，马蒂厄·德雷福斯。”他从文件中抽出一张证件照，从桌子上推过来给我。照片里的马蒂厄很英俊，可以说是一表人才。在兄弟俩里，我觉得马蒂厄比他弟弟看上去更像一个军队里的上尉。相反，阿尔弗雷德却看起来像是个银行经理。盖内继续说道：“目标三十七岁，从米卢斯的老家来到巴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给他弟弟的组织活动。”
“那他行动了？”
“是的，上校。他写信给权贵们，还散布消息说他愿意高价悬赏征集相关线索。”
“你也知道，他们家很有钱。”亨利补充道，“德雷福斯的老婆更有钱，她是阿达马家族的——做钻石生意。”
“从他哥身上调查出什么了吗？”
“有个来自勒阿弗尔的医生，吉贝尔医生，和共和国总统是老朋友。他从一开始就向福尔总统为这家人求情。”
“真的吗？”
盖内看了一眼带来的文件：“2月21日，吉贝尔和总统在爱丽舍宫共进早餐。之后，吉贝尔直奔阿泰内酒店，与早已等在那里的马蒂厄·德雷福斯会面——我们的人从他走出公寓开始就一直跟着他。”
他把那位负责跟踪的特工写的报告给我看：目标坐在大厅里，看起来精力充沛。我坐在隔壁桌，听见B和A说了以下内容：“我来告诉你总统说了什么——给他定罪的关键证据没有在法庭上出示，而是秘密地给法官们看的。”这一点被重复强调了好几次……B离开后，A仍坐在原位，看得出来情绪很激动。A付了账单（账单副本见附件），在9：25离开了酒店。
我看了一眼亨利：“总统 告诉他，法官们看了未公开的证据？”
亨利耸耸肩：“人们早就议论纷纷了，这件事本来就藏不住。”
“是这样，不过总统 也……？你就不担心吗？”
“不担心，为什么要担心？就是司法程序上的一点小问题，又不会改变任何事。”
然而，我却无法忘怀，我可不确定这是个小问题。我想起了我的律师朋友勒布卢瓦，他听到这件事会是什么反应呢？我说：“我同意这不会洗清德雷福斯的罪名，但如果人们知道，给他定罪的关键证据是私下给法官看的，他和他的律师连看都没看过，那肯定会有人质疑对他的审判不公。”我现在懂了，布瓦代弗尔为什么预感这件事会衍生出政治矛盾。“德雷福斯一家要怎么利用这个线索，你们知道吗？”
亨利望向盖内，而盖内却摇了摇头：“他们知道后，一开始都很激动。他们在巴塞尔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当时他们还叫来了一个记者，也是犹太人，叫作拉扎尔，常年在无政府主义圈子里活动。但这都是几个月前的事了，自那以后，他们就没有动静了。”
“这个嘛，他们还干了一 件事。”亨利说着，调皮地眨了眨眼，“跟上校说说蕾奥妮夫人的事——让他乐呵乐呵！”
“对了，对了，蕾奥妮夫人！”盖内笑着在文件里翻找着，“她也是吉贝尔医生的朋友。”他又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相貌平平，戴着一顶诺曼时期的系带女帽，直视着镜头。
“所以这个蕾奥妮夫人是谁？”
“她是个梦游症患者。”
“你认真的？”
“是真的！她做了个预知未来的梦，在梦游的时候告诉了马蒂厄他弟弟的案子的一些情况，她说这都是幽灵告诉她的。马蒂厄在勒阿弗尔遇见了她，觉得她太神了，就把她带去了巴黎，还让她跟自己住在一起。”
“你敢相信吗？”亨利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们就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毫无章法！说真的，上校，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些人会搞出什么事情来。”
我把马蒂厄和蕾奥妮夫人的照片并排放在桌上，感觉心中的不安渐渐消失了。招魂，算命，通灵——这些最近在巴黎都很流行。我猜，当人们对人类失望的时候，有时就会转而求助于鬼神。“你说得对，亨利，能看出来他们没能搞出什么动静。就算发现了秘密证据的存在，他们肯定也知道单独一份证据不能说明什么。我们只需要维持现状就行。”我转向盖内，问道：“你们是怎么监视他们的？”
“我们在他们附近进行密切的监视，上校。德雷福斯夫人家里的保姆每周都会向我们汇报；马蒂厄·德雷福斯住在沙托丹街上的一座公寓楼里，楼里的门房是我们的线人；他妻子的两个女仆是我们的人；他的厨娘和厨娘的未婚夫也在帮我们留意他的动静；他去哪我们都跟着；邮政局会把这家人的所有信件都送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留下副本。”
“这个呢，是德雷福斯的来信。”亨利把他带来的文件递给我道，“明天要还给他们。”
文件夹用黑丝带系着，还加盖着殖民地部的公章。我解开丝带，打开文件夹。里面有一些信件的原件，这些是没有通过审查，因而被部里扣留的信件；另外的是一些通过审查的信件的复制件。“我亲爱的露西，我认真地思考着我要怎么才能活下去 ……”看到这，我把这张放了回去，抽出了另一张。“我可怜的、亲爱的弗雷德，跟你分开的时候，我是多么痛苦啊…… ”我震惊了。我很难把德雷福斯在我心里僵硬、笨拙、冷漠的形象与“弗雷德”联系起来。
我说：“从现在开始，殖民地部一收到他们的信件，都要马上给我送来复制件。”
“遵命，上校。”
“同时，盖内先生，你们要继续监视德雷福斯一家人。只要他们的小动作都在迷信的范围内，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不过，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那就不好说了。你们要随时留心任何能证明德雷福斯叛国动机的线索。”
“遵命，上校。”
这次报告会议到此就结束了。
那天傍晚，我把那个装着信件的文件夹放进公文包，带回了家。
黄昏时分平静而美好，金色的夕阳光暖洋洋地洒在大地上。我的公寓在高层，这个高度隔绝了大部分来自地面的噪音；其余的噪音则被摆满了书籍的墙壁隔绝了。房间的地板上摆着一架埃拉尔牌三角钢琴，这是我母亲奇迹般地从斯特拉斯堡被轰炸后的废墟中抢救出来，送给我的。我在扶手椅上坐下，扯下脚上的靴子，然后点上一支烟，凝视着放在钢琴凳上的公文包。我应该换衣服，然后直接出门，把这些信件留到回来的时候再看，但我实在是太好奇了。
我在两扇窗户之间的一张小写字台前坐下，拿出文件夹。我从袋子中取出的第一封信是1894年12月5日从舍尔什米蒂军事监狱寄来的，也就是德雷福斯被逮捕七个多星期后寄出的。信的内容被审查员工整地抄在横格纸上。
我亲爱的露西：
我终于能给你写信了。我刚接到通知，我的审判将于本月18日开庭。我没法见你。
我不想跟你说我在这里都经历了什么，那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
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感叹过我们是多么幸福吗。那时，一切都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但突然，一切都被颠覆了，直到现在，我都还没反应过来。他们指控我犯了一个军人能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直到现在，我都还在怀疑这是不是场噩梦，而我是噩梦里的受害者……
我翻到下一页，快速地扫过前面的内容，直奔结尾：我想拥抱你千千万万次，我爱你，非常爱。帮我亲亲孩子们，我很爱他们，但再说下去我就承受不住了。阿尔弗雷德。
下一封信也是复制的，寄出时间是在上一封信的两周后，也就是他被定罪的第二天：我痛不欲生，心如刀绞。如果不是想到你，想到你会多么痛苦，我早就了结我可悲的一生了。
接下来，是一封露西在圣诞节寄出的回信的复制件：求求你了，为了我活下去，亲爱的弗雷德。振作起来，努力活下去——我们要一起努力，直到找到真正的犯人。没有你，我要怎么办？那我对这个世界也将没有留恋了……
读这些信让我觉得自己很龌龊，感觉就像在偷听隔壁的夫妇做爱，但我又忍不住想一直读下去。我往后翻了翻文件，翻到德雷福斯对自己的革职仪式的描写。他写道，昔日的同志“对我投来鄙视的目光 ”。看到这时，我不禁琢磨他当时是不是想起了我。他还写道：“我理解他们的感受，如果我是他们，对于一个我坚信是叛徒的军人，我也无法克制自己的鄙夷。唉！军队里有叛徒，但不是我…… ”
读到这，我停了下来，又点上一支烟。我相信这些自称清白的话吗？一点也不。我这辈子见过的罪犯，无一不是这样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罪犯们似乎都是这么想的：要想在监狱里生存下去，就必须说服自己——我是清白的。不过，我很同情德雷福斯太太。显然，她完全相信他——不，不仅如此，她敬仰他，就好像他是一个高尚的殉道者一样。她写道：你不屈的精神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恐怖的一天里，你忍受的所有痛苦，都会被世人铭记……
我意犹未尽地在这里打住了。我把文件锁在了抽屉里，刮了胡子，换上干净的军装，然后出发去我的朋友科曼日伯爵夫妇的家里。
早在十多年前，我和埃默里·德·科曼日，也就是圣拉里男爵，一起驻扎在东京 [2] 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参谋，而他是个中尉，比我更年轻，资历更浅。那两年，我们都在红河三角洲与越南人作战，在西贡和河内四周奔走。回到法国后，我们越来越亲近。他把我介绍给他父母，还有他的妹妹黛西、布兰琪和伊莎贝尔认识。他的三个妹妹都热爱音乐，单身，热情开朗。渐渐的，她们和埃默里介绍的那些军官组成了一个定期聚会的音乐小团体。那些男人，与其说是喜欢音乐，还不如说是为了见这三个女孩而装作喜欢音乐。
六年过去了，这个小团体仍未解散，而且还邀请我参加今晚的音乐晚宴。像往常一样，我没有打车，而是选择走着去——这样既省钱又健康——而且走得很快，因为我快要迟到了。德·科曼日的家族旅馆位于圣日耳曼大道上，历史悠久、富丽堂皇。我大老远就看见了它，因为门口停着很多送客的马车和出租马车。走进门，我见到了埃默里，他现在是陆军部里参谋部的上尉。他向我敬礼，然后热情地用双手同我握手。接着，我吻了吻他的妻子，玛蒂尔德。她的娘家是瓦尔德纳·冯·弗伦德施坦，阿尔萨斯最老的家族之一。自从一年前老伯爵过世后，玛蒂尔德就成了这座酒店的女主人。
“上楼去吧，”她低语道，手搭在我的胳膊上，“马上就要开始了。”她扮演“迷人的女主人”的方式，就是把最平常的寒暄说得像是亲密的悄悄话——当然，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你会留下来吃晚饭，对吗，我亲爱的乔治？”
“我很乐意，谢谢。”说实话，我一直在想要早点离开，但我还是一口答应了。毕竟，四十多岁的光棍就像是社交圈里的流浪猫——各种各样的聚会收留我们、喂饱我们、给予我们过分的关心；而作为回报，我们要娱乐大家，得体地接受人们偶尔唐突的关心（“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乔治？”），还必须在晚餐缺人的时候凑个数，不管通知来得多么突然。
当我往屋子里走去的时候，埃默里在我身后喊道：“布兰琪在找你呢！”就在那时，我看见他妹妹，布兰琪，从大厅的人群中朝我挤过来。她的裙子和配套的头饰上粘着很多深绿色、深红色和金色的羽毛。
“布兰琪，”当她吻我时，我说道，“你今晚看起来像一只特别肥美的野鸡。”
“我希望你今晚能做个善神，”她愉快地说道，“不要那么刻薄，我可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她挽起我的手臂，领着我往花园走去，远离人群。
我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玛蒂尔德叫我们上楼去……”
“别傻了！离七点还远着呢！”她压低了声音，“德国人 才会让人早早等着，你说呢？”
她领着我走向一扇玻璃门，门后是个小花园。花园旁边有堵高墙，把它和隔壁房子隔开，墙上挂着并没有点亮的中式灯笼。在花园里喝酒的人们都已经上楼去了，花园里只有一个女人，背对着我站着。她转过身来——原来是波利娜。她望着我，笑了。
“喏，”布兰琪说，声音不知怎么地有点尖，“看见了吧，这就是惊喜。”
音乐会一直都是由布兰琪负责操办的。今晚，她向大家引荐了她刚发现的一颗新星——卡萨尔斯先生，一个天赋异禀的年轻人，来自加泰罗尼亚，只有十八岁，在福利-马里尼剧院的管弦乐队中担任第二大提琴手。他开始演奏，第一首曲子是圣桑的大提琴奏鸣曲。只消听开头的几个和弦，我就意识到他真的不同凡响。往日我都会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不过今天，我走神了，环视着身边的观众。在宽敞华丽的会客厅里，大家都靠墙坐着，将大提琴手围在中间。我数了数，在场的大约六十名观众中有十二人穿着军装。他们大部分是骑兵，跟埃默里一样，我确信他们中间有一半人是总参谋部的。过了一会，我发觉自己好像也吸引了别人的一些目光。这也难怪——我，军队里最年轻的上校，至今未婚；身旁坐着外交部高官的娇妻，也是孤身一人，没有丈夫的陪同。对于我这样一个身处高位的上校来说，被卷入婚外情将是巨大的丑闻，我的前程可能会就此断送。我试着不再去想，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上，但心里还是惴惴不安。
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波利娜和我又回到了花园。布兰琪走在我们中间，两只手分别紧紧地搂住我们的胳膊。过了一会，几名军官，还有我的几个老朋友走了过来，祝贺我升职。我把他们介绍给波利娜：“这位是阿尔伯特·屈雷少校，是我和埃默里在东京驻扎时的战友；这位是莫尼耶夫人；这位是威廉·拉勒芒·德·马雷上尉……”
“人称‘半神’。”布兰琪插了一句。
波利娜微笑地问：“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他很像《莱茵的黄金》 [3] 里的火之半神洛戈。你看出来了吧，亲爱的？看他是多么热情似火！拉勒芒上尉像半神，乔治呢，像那个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