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我对瓦格纳不太了解。”
拉勒芒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对音乐最感兴趣的人。听了这话，他难以置信地说：“对瓦格纳不太了解！皮卡尔上校，你可得带莫尼耶夫人去拜罗伊特 [4] 看看！”
屈雷问道：“那莫尼耶先生喜欢歌剧吗？”这话我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
“非常遗憾，我丈夫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音乐。”
他们走后，波利娜平静地问我：“你想让我走吗？”
“不啊，我为什么要让你走呢？”我们喝着橘子水。经过了一天，空气里的臭气已经散去，在郊区的圣日耳曼大街上，习习晚风暖暖地拂过，带着丝丝夏夜的花香。
“因为你看上去有点尴尬，亲爱的。”
“不，只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和布兰琪认识，仅此而已。”
“一个月前，伊莎贝尔邀请我和阿莉克丝·托克纳耶一起喝茶，她也去了。”
“菲利普去哪了？”
“他今晚不在巴黎，明天才回来。”
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我已经懂了——这是一个暗示，一个邀约。
“那你的女儿们呢？”波利娜有两个女儿，一个十岁，一个七岁，“你一定要回去陪她们吗？”
“她们今天住在菲利普姐姐家。”
“噢，原来布兰琪说的‘惊喜’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开心还是生气，“你怎么会想要把我俩的事告诉她？”
“我没说。我以为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但她跟我说的时候，表现得就像你跟她说了一样。所以我才会让她安排这个‘惊喜’的。”我们面面相觑。沉默了片刻后，不知道是凭借直觉还是推理，她说：“布兰琪爱上你了。”
我吓了一跳，慌张地笑了：“才没有！”
“那么，你们至少有过一段恋情吧？”
我没有说实话，一个绅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做了：“我亲爱的波利娜，她比我小十五岁，她只把我当哥哥看待。”
“但她一直在偷看你。她被你迷住了，现在对我俩肯定产生了怀疑。”
“但如果布兰琪爱上了我，”我轻声说道，“她又怎么会安排我俩共度良宵呢？”
波利娜笑着摇了摇头：“她还真就会这么做。如果不能拥有你，她就想控制拥有你的人。”
我们条件反射般地看了看周围，确保没有人盯着我们。一个男仆在附近走来走去，低声通知宾客们音乐会就要开始了，于是花园里渐渐空了下去。这时，一个龙骑兵上尉在门口驻足，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波利娜突然说：“我们现在就走吧，在下半场开始之前，也不要留下来吃晚饭了。”
“就把座位空在那里，生怕大家不知道我们一起跑了？那还不如把我们的关系登在《费加罗报》上呢。”
看来，除了忍一忍，应付过今晚，我们别无他法了。下半场由一曲弦乐四重奏和两首返场曲目组成。然后，大家一同享用了香槟，那些没有受邀参加晚宴的宾客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期望主人能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和波利娜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对方。不过，这种刻意的避嫌会使我们的关系更加明显。
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我们坐在一张十六个人的桌子上。我一侧坐着埃默里的母亲，老伯爵的遗孀。她肤色惨白，身着一条全黑的、装饰着荷叶边的丝绸裙子，活像《唐璜》里的鬼魂。我的另一侧坐着布兰琪的姐姐伊莎贝拉。她最近刚结婚，夫家从事银行业，富得流油，拥有波尔多五大名庄中的一座。伊莎贝拉正熟练地谈论着葡萄酒的产地和特级葡萄园，这些在我耳中听来就像天书一样。渐渐的，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游离感，意识变得混乱起来，觉得那些高深的谈话不过是一个个含糊不清的音节，美妙的音乐不过是羊肠弦和钢弦发出的颤动声。我看向桌子另一头的波利娜，她正在听伊莎贝拉的丈夫侃侃而谈。那是一位年轻的银行家，良好的家族基因赋予他婴儿般精致的脸庞，精致到让人觉得过于脆弱。在摇曳的烛光中，我发现布兰琪正目光炯炯地透过她衣服上的猎鸟羽毛，盯着我看。看见她眼神中闪过轻蔑，我移开了视线。终于到了午夜，大家纷纷起身离席。
为了避嫌，我很小心地在波利娜出来之前走出了门。在门口，我对布兰琪摇摇手指说：“你，是个恶毒的女人。”
“晚安，乔治。”她悲伤地说。
我一边沿着街道走，一边四下寻找打着白灯的出租马车。这个时间，出租马车正要结束营业，回到凯旋门旁的车场去。一大堆蓝色、红色和黄色的车灯从我眼前晃过后，终于出现了一盏白灯。我在街边挥手示意，它便咔嗒咔嗒地停下了。这时，波利娜已经顺着人行道跟了上来，和我会合。我扶着她上车，告诉车夫：“去伊冯-维拉索街，哥白尼街拐过去就是。”接着，我钻进车里。波利娜只让我吻了她一下，就马上把我推开了。
“不行，你先解释一下刚刚那是怎么回事。”
“不行？你认真的？”
“对。”
我叹了一口气，握住她的手道：“可怜的布兰琪，她的情路太坎坷了。她总是爱上和她最不合适、最难得手的男人。几年前还引发好大一桩丑闻，虽然被压下去了，但他们全家人都因此非常尴尬，特别是埃默里。”
“为什么埃默里特别尴尬？”
“因为这件事的男主角是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官职很高，刚死了老婆，比布兰琪大很多——最重要的是，还是埃默里把他带到家里，介绍他俩认识的。”
“然后呢？”
我掏出烟盒，递给波利娜一支烟，但她拒绝了，于是我给自己点了一支。谈论这件事让我不太自在，但我觉得波利娜有知情权，而且我相信她不会到处乱说。
“她和这位军官交往了一阵子，可能有一年吧。后来布兰琪又遇到一个年轻贵族，与她同龄，比那位军官更适合她。这个年轻人向她求婚了，全家人都很高兴。因此，布兰琪想要跟那位军官分手，但他不同意。后来，埃默里的父亲，也就是老伯爵，开始收到匿名信，信中威胁他要揭发这件事。老伯爵最后都到巴黎警署去报案了。”
“我的天啊，这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精彩！”
“精彩的还在后面。有一次，一个神秘的女人声称自己手里有布兰琪写给那位军官的一封特别不得体的信。老伯爵花五百法郎，要把那封信赎回来。按照约定，那个女人应该戴着面纱，到公园里来把信给他们。但警察调查此事后发现，敲诈者就是那位军官本人。”
“什么？我不相信！那后来他怎么样了？”
“他好着呢。他人脉很广，事业没有受到影响。他现在还在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一名上校。”
“那布兰琪的未婚夫做何反应？”
“他与布兰琪断绝了一切往来。”
波利娜往后一靠，若有所思。“现在我开始同情她了。”
“她有时候会犯傻，不过心肠倒是不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很有天赋。”
“这个上校叫什么名字？快告诉我，这样我如果见到他就能给他一巴掌了。”
“这个名字保证你过耳不忘——阿尔芒·迪帕蒂·德·克拉姆，他总是戴着单片眼镜。”我刚想补充一个有趣的细节——德·克拉姆正是负责调查德雷福斯案的——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一是因为这是机密；二呢，是因为波利娜开始用脸蹭我的肩膀，我便无心再想了。
我的床很小，是一张行军床。为了不滚到地板上，在温暖的夏夜里，我们赤裸着身子，紧紧地抱在一起。凌晨三点，波利娜正沉沉睡着，呼吸平缓而有节奏。我却十分清醒。越过她的肩膀，我凝视着敞开的窗户，想象着枕边人是我的妻子。如果是那样，我们也会度过这样的夜晚吗？难道，不正是因为知道这样的夜晚是短暂的，我才会这样细细品味每一分每一秒吗？而且，我并不喜欢时刻都有人陪伴。
我小心翼翼地把手臂从她的手臂下抽出来，用脚摸地毯，从床上爬了起来。
在深夜的客厅里，凭借着夜空中发出的微弱亮光，我还是能看清四周的。我披上睡袍，点亮壁炉上的煤气灯，打开一个抽屉，抽出德雷福斯的信件。趁我的情人还在熟睡，我找到今天下午看到的地方，接着读了下去。
[1] 法国警察侦查机构。——作者注
[2] 中南半岛的一个历史地名，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
[3] 《尼伯龙根的指环》系列四联剧的第一部，瓦格纳作曲。
[4] 德国瓦格纳艺术节是欧洲古典音乐界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每年8月在德国小城拜罗伊特举办。第一届瓦格纳音乐节始于1876年8月13日，伟大的德国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上演了他的著名四联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5 我的工作
德雷福斯革职仪式后的四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在该文件中一目了然，因为里面的材料已经被人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了。革职仪式后第十二天的深夜，德雷福斯从巴黎的牢房里被带出来，关进奥尔良车站里的一节用来运送犯人的货车车厢中。火车开了十小时，穿过大雪覆盖的乡间，到达大西洋海岸边。在拉罗谢尔车站里，一大群人早就在等候犯人的到来。接着，一整个下午，他们都在疯狂地捶打着车厢的侧壁，大声喊着各种威吓、侮辱的话——“犹太人去死吧！”“叛徒！”“卖国贼去死！”……直到夜幕降临，负责押送的卫兵才决定要冒险转移犯人。于是，德雷福斯不得不在人群的重重包围下穿行。
雷岛监狱
1895年1月21日
我亲爱的露西：
那天，当我在拉罗谢尔受到众人侮辱的时候，我一度想挣脱看守们的控制，想把我赤裸的胸膛，送到那些对我怒不可遏的人面前，并跟他们说：“不要侮辱我！你们不知道，我的灵魂是清清白白的！你们若是不信，就来把我撕碎吧！我把自己交给你们，绝不后悔！”在那时，承受着肉体上的剧痛，我曾哭号“法兰西万岁”。听到这，他们可能会相信我的清白吧！
这么多个日夜，我到底在苦苦追求什么呢？那就是——正义！正义！这真的是19世纪吗？还是几百年前？在这样一个启蒙的时代、真理的时代，为什么人的清白还会被玷污？让他们继续调查吧。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需要的是正义，每个人都有得到正义的权利。让他们继续调查吧，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用尽一切办法来查出真相，这是他们声张人道和正义的神圣职责……
最后一段感觉不太对。我重新读了一遍，马上就识破了他的小伎俩。表面上看，他只是在给他的妻子写信。但他肯定知道自己的信会受到层层拦截，所以他在信里向巴黎那些手握他命运的人发出了信号，向我发出了信号，虽然他肯定想不到是我接任了桑德尔的位置。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用尽一切办法…… 但这没有动摇我认为他有罪的信念。不过，这确实是个聪明的伎俩，我停下阅读，脑海中浮现一个念头：这家伙不会罢休的。
巴黎
1895年1月
我最亲爱的弗雷德：
幸好我昨天早上没有读报，大家也都瞒着我拉罗谢尔发生的那件可耻的事，不然我肯定会绝望得发狂的……
接下来是一封露西写给部长的信，她请求部长批准她去雷岛看望丈夫，跟他告别。最终，露西获准在2月13日登岛探望，不过随信附上了探望时需要遵守的一些严格规定：犯人必须站在房间的一头，由左右两名警卫看守着；而德雷福斯夫人要待在房间的另一头，由另一个警卫看守着；两人中间还要站着监狱长；两人的谈话中不得有任何涉及此案的内容；两人不得有任何身体接触。在露西的另一封信中，她提议如果把自己的手反绑在背后，能不能让她再靠近一点，但这封信被盖上了“驳回”的字样。
弗雷德致露西：尽管只有片刻，但与你在一起时，我是多么幸福啊。虽然我无法向你倾诉我所有的心里话 （2月14日）。露西致弗雷德：再次见到对方，我们俩都是多么激动，多么震惊啊！尤其是你，我可怜的、亲爱的丈夫 （2月16日）。弗雷德致露西：那时，我是多么想告诉你，我对你高尚的品格、无私的奉献是多么地敬佩 （2月21日）。就在这封信寄出的几个小时后，德雷福斯就登上了军舰“圣纳泽尔”号，并随之进入了大西洋。
在这之前，文件夹中的大部分信件是复制件，大概是因为原件都已经送到收件人手中了。但在德雷福斯离开雷岛之后，我翻到的大部分信件是德雷福斯亲笔写的。他在信中对此次航行的描述被殖民地部的审查员扣压了下来。他写道：他被关押在上层甲板上一个没有暖气的牢笼里，直接暴露在室外，经历了一场场寒冬的暴风雨；被手持左轮手枪、拒绝与他交流的狱吏日夜看守着。出海的第八天，天气开始变暖。德雷福斯还是对此次航行的目的地一无所知，而且周围的所有人都被禁止告诉他——他猜目的地是卡宴。第十五天时，他写信给露西说，这艘军舰终于抛锚了，附近是茫茫大海中的三座小岛 ——皇家岛、圣约瑟夫岛，还有（三个里最小的）魔鬼岛。让他大跌眼镜的是，魔鬼岛居然是专门为他准备的。
最亲爱的露西……我的宝贝露西……露西，我最亲爱的……亲爱的老婆……我爱你……我钦慕你……我想念你……我向你遥送来我最真挚的爱意…… 德雷福斯付出了这么多的感情、时间和精力来写信，就是为了和妻子取得一点联系。结果呢，这些信全部被埋没在我手中的这个文件夹里了！不过，当我继续往后翻，发现信里的抱怨越发绝望时，我突然觉得，可能这样更好——露西没有读到后面的这些信件，不知道“圣纳泽尔”号靠岸后，她的丈夫连续四天都不得不待在铁牢笼里，在空无一人的甲板上忍受热带地区的暴晒；也不知道当他终于登上皇家岛后，因为这时魔鬼岛上正在拆除旧的麻风病人宿舍，准备他的新住处，他就被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牢房里，过了一个月。
我亲爱的：
终于，在熬过三十天严格的禁闭后，我终于被转移到魔鬼岛了。白天的时候，我可以在几百平方米的区域内随意走动；一到晚上（6点时），我就会被关起来，关在一个四平方米大的小房间里，房间前有铁栏杆，栏杆外面还有守卫彻夜把守。至于伙食，每天发半块面包；一周总共有一公斤肉，平均分成三次发；没有发肉的时候就吃罐装熏肉；喝的呢，就是白水。在这里，我得拾柴、生火、做饭、洗衣服，还得在这种潮湿的天气里想办法把衣服弄干。
我没法睡觉。这牢笼，这在门口走来走去的、像我噩梦里的鬼一样的守卫，蚊虫的叮咬，我心中的苦闷——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夜不成寐。
今天早上下了场大雨。在雨停的间隙，我在这座专门留给我的岛的一小块地方上到处转了转。这里一片荒凉，有几棵香蕉树和可可树，土壤干燥，地上到处都是玄武岩，还有大海毫不停歇地在我的脚下咆哮着，低语着！
我一直很想念你，我亲爱的妻子，也想念孩子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我的信。这宗冤案是多么悲哀、多么可怕啊！我，你，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人都因此受到折磨！这里的守卫都被禁止跟我说话，我每一天都生活在无言的世界中。我彻彻底底地被孤立了，以至于我常常觉得我已经被活埋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露西在信中写的内容受到严格的管制，她不能提及这个案子，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东西。她必须在每月25日之前，把自己本月写的所有信件都交到殖民地部。接着，这些信件会被殖民地部和陆军部的相关官员一丝不苟地检查、复制，信件的复制件还会被交给外交部破译处处长，艾蒂安·巴泽里少校，让他检查信里有没有加密信息（他也会检查德雷福斯寄给露西的信）。根据我手上的文件可以看出，她寄出的第一批信在3月底就到了卡宴，但又被退回巴黎再次检查。直到6月12日，杳无音信四个月后，德雷福斯才收到家里的来信：
我亲爱的弗雷德：
随着你离我越来越远，我感到无法言表的心碎与悲伤。白天，我忧虑重重；夜里，又总是噩梦连连。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看到我们的孩子们，看到他们是那么善良、那么纯洁时，我才会清醒过来，意识到我身上的责任——那份我必尽的、无法推卸的责任。所以我像你一直希望的那样，像你叮嘱的那样，尽心尽力地照料他们，竭力让他们成长为高尚的人。这样，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成长为像你一样的人，就像你期望的那样。
永远爱你，我亲爱的丈夫，
你忠实的，
露西
以上便是文件夹中的最后一封信了。读罢，我把手里的最后一页纸放了下来，点上一支烟。我读的时候太全神贯注了，现在才发现天已经亮了。我能听见波利娜在我身后的卧室里走来走去。我走进狭窄的厨房煮咖啡，而当我拿着两杯咖啡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时候，她已经穿好衣服，正四下找着什么。
“不用了，”她看到我拿着咖啡，心不在焉地说，“谢谢。我得走了，但有一只袜子找不到了。啊！”
她发现了那只袜子，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接着，她把一只脚翘在椅子上，将白丝绸袜套在脚趾和脚跟上，再慢慢推上小腿。
我看着她，说：“你看起来就像马奈的那幅《娜娜》。”
“娜娜不是个妓女吗？”
“那是资产阶级的看法。”
“没错，不过我是资产阶级，你也是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你的大部分邻居也是资产阶级。”她穿上鞋，抚平裙子。“如果我现在走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发现了。”
我拿起她的外套，帮她穿上。“至少等我穿上衣服，送你回家吧。”
“那就太惹眼了，不是吗？”她一边拎起包，一边说道。她真的很聪明，我无话可说了。“再见，亲爱的。”她说，“快点给我写信。”她草草吻了我一下，就开门走了。
我提早到了办公室。本以为楼里除了我就不会有别人，但在我走进大门时，坐着打盹的门房贝希尔醒了。他与我握手，并告诉我亨利少校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了。我走上楼，穿过走廊，随意地敲了两下亨利办公室的门，就直接推门而入。我的这位副官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镊子，正趴在桌子上，桌上散落着各种文件。他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翘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让他显得出奇的苍老、虚弱。他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一站起来，就马上把眼镜给摘了下来。
“早上好，上校。你今天来得真早。”
“你也是啊，少校。我都开始怀疑你是不是直接住在这里了！这个今天要还给殖民地部。”我把装着德雷福斯信件的文件夹递给他。“我读完了。”
“谢谢。读完有什么感受？”
“对这些信件的审查力度真是前所未见，我觉得不用这么严格地限制他们的通信。”
“啊！”亨利假惺惺地笑了一下，“上校，你的心肠真是太好了。”
我并不吃他这套。“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放松点限制，让德雷福斯夫人告诉她丈夫自己最近都在干什么，我们就不用大费周折地去监视那家人了。而且，我们允许德雷福斯在信里多说一点自身的情况，他可能会说漏嘴，我们就能从中得知一些新的情报。所以，既然我们都要监视他们的信件了，那么不如就让他们多写点。”
“我会向殖民地部转告你的意思的。”
“好的。”我低头瞥了一眼桌子上的文件道，“这些是什么？”
“特工奥古斯特刚送来的一些文件。”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前天晚上。”
我翻看了几张被撕碎的笔记。“有什么有趣的内容吗？”
“挺有料的。”
桌上的信都已被撕成指甲盖大小的碎片。显然，德国武官马克西米利安·冯·施瓦茨科彭很小心地把自己的信件撕成了碎片。不过，他还是不够聪明，没有意识到处理文件唯一安全的方式，就是把它烧掉。亨利和劳特就擅长用小透明胶把撕碎的文件重新拼在一起。贴上的透明胶让这些文件摸起来硬硬的，感觉格外神秘。我把文件翻回正面。这些信不是用德语，而是用法语写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爱意：我亲爱的朋友……我可爱的中尉……我的小士兵……我的马克西……我是属于你的……永远属于你的……我所有的爱，都属于你……永远属于你。
“我想，这些应该不是德皇写给他的吧？当然也可能真是德皇写的。”
亨利咧嘴一笑。“看来我们可爱的‘马克西上校’和一个有夫之妇有染呢。对于一个坐在该位置上的男人来说，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有那么一瞬，我怀疑他是在暗讽我。不过当我看向亨利时，他并没有在看我，而是看着信，脸上露出窥探他人情事后满意的笑容。
我说：“我还以为施瓦茨科彭是同性恋呢？”
“显然，他男女通吃。”
“这个女人是谁？”
“她在信中自称科尔内夫人，不过并不是真名，她的信是存局候领的，用的通信地址也是她姐姐的。施瓦茨科彭和她幽会的时候，我们跟踪了他们五次。我们已经弄清楚，这个女人就是荷兰公使馆议员的妻子，艾尔芒丝·德·维德。”
“很好听的名字。”
“人也长得很漂亮。三十二岁，有三个小孩。我们这位英勇的上校啊，口味还真是多样化。”
“他们俩这样多久了？”
“从1月开始的。有一次，我们看见他们在银塔酒店吃午饭，接着又直接到楼上开了房。他们去战神广场散步的时候，我们也一直跟着。他太粗心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花费这么多的资源跟踪一对搞外遇的情人，这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亨利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说：“因为可以用这个来勒索他啊。”
“谁要勒索他？”
“可以是我们，也可以是任何人。对他来说，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对吧？”
我们要勒索一个和荷兰高级外交官的妻子通奸的德国武官？这个想法在我看来不太可能实现。不过，我没多说什么。
“你说这些信是前天晚上送来的？”
“是啊，我在家里把它们拼了起来，然后读了读。”
我停顿了一下，思考着应该怎么开口。“我亲爱的亨利，”我小心翼翼地说道，“你不要误会，不过我真的觉得，像这样的机密材料应该一收集好就直接送来办公室。你想，如果我们被德国人发现了怎么办！”
“我非常小心地保管这些材料，上校，我向你保证。”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流程太粗糙了。以后，奥古斯特拿来的所有材料都直接给我，我会把它们全部放进保险柜。还有，我们调查的方向，谁来负责，都由我说了算。”
亨利的脸一下红了。我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个一向活泼的大块头男人看上去像是快哭了。“桑德尔上校对我的办事方法没有意见。”
“桑德尔上校已经走了。”
“无意冒犯，上校，不过你还不熟悉情况……”
我举起一只手。“不用再说了，少校。”我知道，这时我必须打断他。我不能妥协，如果现在我不掌握主动权，那以后就难了。“我得提醒你一下，这里是军队，你的职责就是服从我的指令。”
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士兵一样，他猛地立正站好。“遵命，上校。”
就像骑兵冲锋一样，我接着劲头说道：“既然谈到这个话题了，我还想做一些调整。不要再让那些线人、闲杂人等在楼下晃来晃去了。我们叫他们的时候再让他们来，完事了就赶紧离开。我们需要设门禁，只能让有权限的人进来。还有，贝希尔一点用都没有。”
“你要让贝希尔走人？”他难以置信地问道。
“不是现在，等找到顶替他的门房再说。我理解要照顾老同志，不过，我们还是装个电铃比较好。这样，每次前门一开电铃就会响，如果他睡着了——就像今天早上我到的时候一样——我们至少还能知道有人进楼了。”
“遵命，上校。还有吗？”
“暂时没了。整理一下奥古斯特送来的材料，拿到我办公室去。”
我转身离开了，故意没有关上门。我想改变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这种可恶的风气，每个人都鬼鬼祟祟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试着打开走廊两旁的门，但门都是关着的。于是，我一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就抽出一张纸，给手下所有军官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知，向他们说明了这些新规定。接着，我还给贡斯将军写了封信，申请在陆军部大楼中给反间谍处安排几间新办公室，或者至少修缮一下现在的这栋办公楼。写完后，我觉得神清气爽。看来，我终于掌握了主动权。
快到中午的时候，亨利来我办公室，按照我吩咐的那样带来了奥古斯特新送来的材料。还没看到他时，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下定决心无论他做何反应，我都不会妥协。尽管他经验丰富，也确实是这个部门的中流砥柱，但如果他要与我作对，我还是会把他调去其他部门的。出人意料的是，他来的时候就像被剪了毛的羔羊一样温顺。他展示给我看他已经修复好了多少，还剩多少没做。他还礼貌地问我要不要学学怎么把撕碎的文件黏在一起。为了给他面子，我试了试，不过感觉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太烦琐、太浪费时间了。此外，虽然奥古斯特提供的情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作为整个部门的主管，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我向他重申：我只要求我必须是第一个看到新送来的材料的人，至于其他事宜，交给他和劳特去办我很放心。
亨利感谢我的直言不讳。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和平相处。至少在我面前，他都是一副天真烂漫、温顺友好、聪明伶俐、兢兢业业的样子。不过，有几次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他和劳特以及容克在走廊上交头接耳。一看到我，他们立刻作鸟兽散——这摆明了是在议论我。有一次，当我站在格里贝兰档案室门口，整理要放回去的文件时，我清楚地听见亨利说：“我最受不了他的地方，就是他总以为自己比其他所有人都聪明！”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说我。不过，即使他说的是我，我也打算当作没听见。反正，任何组织的主管都会受到手下背后的抱怨，特别是在他想重整组织纪律、提高效率的时候。
直到1895年底，我都一直处于与新工作的磨合期。我得知每当特工奥古斯特有新材料需要交接时，一大早，她就会在她那位于叙尔库夫街上的公寓阳台上摆出一个特定的花盆。这代表当天晚上9点，她会在圣克洛蒂尔德大教堂和我们的人碰面。在得知这个以后，我感觉到一个可增加自己经验的好机会来了。“今晚我去接头吧，”在10月的某一天，我向亨利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想了解一下整个流程。”
我看着他硬生生地咽下自己的反对意见。“好主意。”他说。
晚上，我换上便服，拿上公文包，步行到附近的大教堂——一座有着两个塔尖的、仿哥特式的巨大建筑，不断地生产并输送着迷信思想。我对这座教堂很熟悉，当赛萨尔·弗兰克 [1] 还是个管风琴手的时候，我经常来这里参加他的独奏会。我比约定的时间到得早了一点。按照亨利的指示，我走进教堂侧面破旧的小礼拜堂，从前往后走到第三排椅子旁边，再在过道左边沿着椅子挪到第三个位置。我在这个位置上跪下，拿起座位上的祈祷书，把两百法郎夹了进去。完事后，我就退到后排座位上等着。周围没有人，一旦有人，我就会假装自己只是个内心苦闷的公务员，在下班途中来教堂向上帝寻求帮助。
明明知道无须紧张，但我的心还是怦怦跳。真是可笑！不知道是因为教堂里摇曳的烛光，还是熏香的气味，又或是从广阔的教堂中殿隐约传来的脚步声和私语声，总之，尽管我早就不信教了，但我不禁觉得在这神圣的地方进行这种交易有点亵渎的意味。我不停地看着表：八点五十、九点、九点五分、九点二十……可能她不会来了？可以想象到，如果明天我不得不告诉亨利我被放鸽子了，他肯定会假惺惺地表示同情。
但是，就在快到九点半的时候，一声巨响打破了寂静——我身后的门打开了，一个穿着黑色长裙、披着披巾的矮胖女人走了进来。她在过道中间站定，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向圣坛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就径直向放了钱的那个座位走去。我看着她跪下，然后不到一分钟就站了起来，顺着过道大步地向我走来。我直勾勾地盯着她，想看清楚这位巴斯蒂安夫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毕竟，这位看似普通的清洁女工，实际上是全法国，或者可以说全欧洲最有价值的特工。她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下。我猜，她应该是因为看到的是我，不是亨利少校，而感到很吃惊吧。她那硬朗的、像男人一样的五官，还有她对我投来的挑衅的眼神，都让我觉得此人不同寻常。她肯定是个大胆的人，或许还有点鲁莽。不过，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毕竟，这个女人可是在过去的五年里，于警卫眼皮子底下从德国大使馆里带出来了无数的秘密文件。
她一走，我立刻就站了起来，走到刚刚放钱的地方。因为亨利此前反复向我强调不要浪费时间。椅子下面塞着一个锥形的纸袋。我把它拿起来塞进我的公文包时，袋子里不断发出令人紧张的“沙沙”声。拿好东西后，我匆匆地离开了教堂，走出大门，走下台阶，健步如飞地走过教堂旁光线昏暗、空无一人的大街。在拿到东西的十分钟后，我就到了办公室，带着交易成功的兴奋劲，把纸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全倒在桌子上。
袋子里装的东西比我想象得多，各种各样的垃圾混杂在一起——有撕碎的、皱巴巴的纸，上面还撒着烟灰；有白色、灰色、米色、蓝色的各种纸张；有纸巾，有卡片；有大大小小的碎纸；有用铅笔和墨水的手写字迹，也有打印的铅字；有写着法语、德语的，还有意大利语的；有火车票、剧院票根、信封、邀请函、餐厅账单，还有各种裁缝店、出租车、鞋店的发票……我把手插进这一堆东西中，抄起一把，让纸片从我的指缝间落下——我知道这里大部分是垃圾，但其中可能会有关键的情报。想到这，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个淘金者一样，内心激动不已。
我慢慢喜欢上这份工作了。
那天后，我给波利娜写过两次信。但我在信中的措辞非常小心，因为担心菲利普会查看她的信件。波利娜没有回信，而我也没有去找她，看看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主要是因为我没时间。每周的周六晚上到周日，我都得陪我母亲，因为她的记忆力每况愈下。不仅如此，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因为有太多事要处理了——德国人在东部边境上架设电话电缆；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有一个疑似间谍；据说，一个英国间谍要把我们的动员计划拿去拍卖……而且，我还得写我的常规报告。我简直是忙得焦头烂额。
我还是照常去德·科曼日家的聚会，不过“我那可爱的莫尼耶夫人”——布兰琪总是这么调侃我——却再也没在聚会上出现，尽管布兰琪坚称自己一直都有邀请她。有一次，在音乐会结束后，我请布兰琪出去吃晚饭。我带她去了银塔酒店，坐在一张能够俯瞰河景的桌子前。为什么我要选这家餐厅呢？首先，因为从德·科曼日家走过来很近。其次，我很好奇冯·施瓦茨科彭上校带情妇来的餐厅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环顾四周，整个餐厅里坐的几乎都是情侣。餐厅被隔成一个个小隔间，每一个都烛光摇曳，这真是为卿卿我我的爱侣们量身定制——我是属于你的，我永远都属于你，我的所有都属于你…… 警方密探送来的最新报告中描写道，艾尔芒丝“三十出头，金发碧眼，身材娇小，穿着米黄色的裙子和镶黑边的外套”，“有时，他们俩的手都放到了桌子底下”。
布兰琪说：“你笑什么？”
“我知道有一个上校会带他的情妇来这里，还会上楼开房。”
她凝视着我。只消一瞬，我们俩都心领神会。我和主管的领班简单交代了几句，他利索地答道：“当然了，亲爱的上校，我们还有空房。”于是，我们吃完晚饭后，一个一脸严肃的年轻人领着我们上楼。我给了他一大笔小费，他却连一个谢字都没有。
完事后，布兰琪问道：“你喜欢吃晚饭前做爱，还是吃完晚饭后做？”
“看情况。不过我大概更喜欢晚饭前。”我吻了吻她，下了床。
“我也是，那我们下次在晚饭前做吧。”
她才二十五岁，而波利娜已经四十了。而且，不像波利娜总是关了灯才脱衣服，还要用床单或者毛巾郁郁寡欢地遮住自己的身体，布兰琪正裸着身子，自信地仰卧在灯光下。她抽着烟，把右脚翘在屈起的左膝盖上，看着自己动来动去的脚趾。接着，她伸出手臂，随意地往烟灰缸的方向抖了抖烟灰。
“不过，”她说，“正确答案是饭前饭后都做。”
“那是不可能的，亲爱的，”我像个老师一样地纠正她道，“因为那不合理。”我站在窗户前，任由窗帘像袍子一样把我包裹起来。我的视线掠过河堤，望向圣路易岛。一艘船从昏暗的河面上划过，在身后拖出一条光滑的波纹。像是要举办一场宴会一样，甲板上灯火通明，却空无一人。我集中注意力享受着这一刻，想把这个瞬间永远珍藏在记忆里。这样，如果有人问我：“你在什么时候感到过心满意足？”我就能告诉他：“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女孩在银塔酒店……”
“是真的吗？”突然，身后的床上传来布兰琪的声音，“阿尔芒·迪帕蒂真的参与了德雷福斯那事？”
那一刻的美好顿时凝固了，转眼间便荡然无存。我没有回头，而是从窗户上看着她的倒影。她还在不停地转着自己的右脚。“你从哪听说的？”我问。
“噢，我今晚听埃默里提起的。”她敏捷地翻了个身，摁灭手里的烟。“如果他真的插手了德雷福斯的事，那这个可怜的犹太人肯定是被冤枉的。”
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跟我说德雷福斯可能是无罪的。她的轻率令我震惊：“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布兰琪。”
“亲爱的，我不是随便说说！我是很认真的！”她起身把枕头整理好，然后再仰面躺下，把双手枕在脑后，“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扯掉徽章，接着还被囚禁在一个荒岛上——这也太夸张了吧，不是吗？我早该猜到这是出自阿尔芒·迪帕蒂之手！他表面上是个衣冠楚楚的军官，但心底里就是个喜欢浪漫主义小说的娘们！”
我被逗笑了：“好吧，我必须承认，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娘们，你比我清楚。不过，亲爱的，关于德雷福斯案，我碰巧知道的比你多。相信我，除了你的前男友，还有很多别的军官都参与了调查。”
她看着我在玻璃上的倒影，撇了撇嘴——她不喜欢别人提起自己和迪帕蒂的往事。“乔治，你站在那里的样子真像朱庇特。做个善神，回床上来吧……”
布兰琪的话让我有点儿不安，产生了哪怕只是一丁点对德雷福斯罪行的怀疑——不，不应该说是“怀疑”，且当它是我自己的一点探究欲吧；不过，我想探究的其实也不是德雷福斯的罪行，而是我们对他的惩罚是否得当。我问自己，我们为什么非得坚持采用这种可笑又烧钱的监禁方式呢？为什么非要让四五个警卫无言地陪他一起待在那座小岛上呢？我们的具体方针是什么？为了这种刑罚，我们已经花了多少人力、多少时间——包括我的时间——在不计其数的管理、监视、审查工作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默默地独自琢磨着这些问题。盖内不断地上交监视露西和马蒂厄·德雷福斯的报告，但里面什么关键信息都没有。我还看了他们寄给德雷福斯的信（我亲爱的好丈夫，从这场噩梦开始的那天起，我们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刻骨的痛苦啊…… ），也看了德雷福斯的回信，虽然他的回信大多被拦截了，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没有什么，能比这种痛苦的、长时间的沉默更令人抑郁，更消磨一个人的心神了。在这里，连一个对我表示友好，甚至表示同情的人都没有…… ）。我也收到了来自卡宴的殖民地部官员常规电报的复制件，其中密切描述了犯人的身心状况。
当我们问起犯人他感觉如何时，他回答道：“我身体很好，是我的心理有问题。没有什么能比……”说到这，他终于忍不住了，放声大哭了快一刻钟。（1895年7月2日）
犯人说：“在我离开法国之前，迪帕蒂·德·克拉姆上校向我保证会调查清楚这件事。没想到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他们能快点调查清楚。”（1895年8月15日）
因为没有收到家人的来信，犯人哭着说：“十个月来，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1895年8月31日）
犯人突然抽泣起来，说：“这样下去不行，我的心都要碎了。”他收到信的时候总会哭。（1895年9月2日）
今天，有好几个小时，犯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晚上的时候，他说他的心脏不停地抽搐，还时不时地感到窒息。他向我们要了一个药箱，以便在痛苦难耐的时候了结自己的生命。（1895年12月13日）
直到冬天快过去时，我才慢慢意识到：对付德雷福斯，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方针的。只不过，无论是用说的还是写的，都没有人向我详细解释过这个方针。实际就是，我们在等着他死。
[1] 塞萨尔·弗兰克（César Franck，1822～1890），法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
6 新线索
1896年1月5日，德雷福斯革职仪式一周年的纪念日悄然来临。对此，媒体几乎没有关注，没有相关来信，没有请愿活动，也没有任何声援或指责他的示威活动。德雷福斯似乎已全然被人忘却在了那座孤岛上。春天到来时，我接管反间谍处已经八个月了，一切都风平浪静。
然而，就在3月的一个早上，亨利突然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只见他双眼红肿着。
“我亲爱的亨利，”我说着，放下了手中的文件，“你没事吧？怎么了？”
他站在我的办公桌前，说：“我有急事，恐怕得请个假，上校。我家里出事了。”
我叫他把门关上，坐下说话。“我能做点什么吗？”
“恐怕你我都无能为力，上校。”他用一块白色的大手帕擤了擤鼻子。“我母亲快不行了。”
“啊，这真是个令人悲伤的消息。现在有人陪着她吗？她住在哪里？”
“在马恩，一个叫作波尼的小村子里。”
“你现在马上去她那里，请多少天假都行。让劳特或者容克接替一下你的工作。这是命令。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母亲，我非常理解你。”
“你真好，上校。”他站起身来，向我敬礼。接着，我们亲切地握了握手，我让他替我向他母亲问好。他走后，我带着一丝哀伤，想象着亨利的妈妈，生活在马恩河平原上，有一个养猪的农民丈夫和一个聒噪的军人儿子的她，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种生活肯定不轻松吧，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