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大约一周的时间里，我都没再见到亨利。但接着，有天傍晚，有人敲了我的门。来人正是亨利，他手里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锥形牛皮纸袋——是奥古斯特刚送来的东西。“抱歉打扰你了，上校。我正在赶火车呢，我就是过来把这个给你。”
我接过袋子，感觉到它比以往的都重。亨利看见我惊讶的反应，解释道：“因为我妈的事，上次碰头我没去。”他接着坦白：“所以，我让奥古斯特今天给我，今天我们换在白天碰头。我刚拿到东西就送过来了，现在得回马恩去。”
我差点就没忍住要批评他。我都跟他说过了，把他的工作都交给劳特、容克。他可以找个其他人替他去，像往常一样在晚上接头，这样才不容易暴露我们的间谍啊！而且，他自己也经常跟我强调，情报的黄金法则就是“越及时就越有用”！不过，亨利一星期都没休息好，看起来是那么憔悴。我还是没把批评的话说出口，只是祝他一路顺风，然后把纸袋锁在了我的保险柜里，等着劳特上尉第二天早上来拿。
我和劳特的关系还是和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一模一样——只谈公事、不带感情。他比我小两岁，很聪明，会说德语，也来自阿尔萨斯，我们本应该关系更好才对。但他那头金发、那张漂亮的脸和那总是直挺挺的腰板，总让我觉得他像个普鲁士人，这让我对他热情不起来。不过，他总归还是个办事高效的人，修复这种撕碎的文件速度惊人。所以，当我把纸袋送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礼貌地问道：“你现在能处理一下这个吗？”
“当然，上校。”
他系上围裙，从柜子里拿出工具箱。我把纸袋里的东西都倒在他的桌子上。在一桌的灰白色纸片中，我的视线马上就被散落其中的几十块淡蓝色小纸片吸引住了——它们就像多云的天空上露出的一点点淡蓝底色。我用食指碰了碰这些淡蓝色碎纸片，发现它们比普通的纸稍厚一些。劳特用镊子夹起一片，把它放在强光照射下来回转动着，仔细观察着。
“一个小蓝 。”他喃喃道。小蓝 是气动管电报卡的别名。他望向我，皱起了眉头。“这次的文件比以往撕得更碎了。”
“你尽力而为吧。”
四五个小时后，劳特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忧心忡忡地递给我一个薄薄的马尼拉纸文件夹，整个人看上去很是焦虑不安。“我觉得你得看看这个。”他说。
我打开文件夹，里面是那张小蓝 。劳特的手艺很好，已经把它粘好了。它的纹理很像修复过的古物——碎了的玻璃器皿、碎了的蓝色大理石瓷砖之类的。因为有些碎纸片找不到了，纸张的右侧参差不齐的，上面裂纹遍布。不过，纸上用法语写的内容还是挺清晰的。
先生：
最要紧的是，对于这件事，我需要您给我一个比那天更详细的解释。请写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决定要不要与鲁方继续联系。
施
我一头雾水地看向劳特——我不懂这有什么好让他激动的。“‘施’指的是施瓦茨科彭？”
他点点头：“没错，他喜欢用这个代号。你翻过去看背面。”
为了把电报卡重新拼在一起，背面横竖贴着许多透明胶带。不过，上面的文字还是很清晰的。在打印的铅字“电报”和“巴黎”中间的空白处，有着手写的地址：
艾斯特哈齐少校
慈善街27号
这是个我不熟悉的名字。但我还是震惊了，就像刚刚在死亡名单里发现自己老朋友的名字一样。我跟劳特说：“跟格里贝兰说，让他查一查法国军队里有没有一个叫艾斯特哈齐的少校。”虽然希望很渺茫，但是叫这个名字的也可能是个奥匈帝国的人。
“我已经查过了，”劳特说，“第74步兵团里有一个夏尔·斐迪南·沃尔辛·艾斯特哈齐少校。”
“第74团？”我努力地想接受这个事实，“我有个朋友也在这个团，他们驻守在鲁昂。”
“鲁昂？‘鲁方’就是鲁昂的意思？”劳特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惊恐地睁大了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他压低声音问道：“这意味着，还有一个叛徒？”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低头重新读了一遍手中这短短的几行文字。在过去的八个月里，我看了各种施瓦茨科彭写的笔记和草图，对他的笔迹已经很熟悉了。我一眼就看出，这张纸上的笔迹过于齐整、正式，不像是日常的笔迹，而像是那种写在邀请函上的字体——说明写信人想掩盖自己的笔迹。施瓦茨科彭这么做的原因显而易见：一个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官员，要用法国的公共通信系统与间谍联系，最简单的保密方式就是伪装自己的笔迹。从这封信恼怒、专横、焦急的语气来看，双方的关系已经出现危机。巴黎的气动管道沿着下水道分布，传送电报的速度非常快，艾斯特哈齐在电报发出后的一两个小时内就能收到。但施瓦茨科彭还是担心不够快，所以煞费苦心地又抄了一遍这封信，还浪费五十生丁另买了一张电报纸，最后却决定不发了，把重抄的这张电报撕了又撕，直到撕不动，然后扔进废纸篓。
我对劳特说：“显然，此事非同小可。那么，如果他没把这封电报发出去，他寄出去的是什么呢？”
“另一封电报？”劳特猜测道，“还是一封信？”
“你看过送来的其他材料了吗？”
“还没有，我只关注了蓝色的碎纸片。”
“很好。你现在去看看，看看还有没有信件、草图之类的东西。”
“那这张气动电报卡怎么处理？”
“就放在我这里吧。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明白吗？”
“遵命，上校。”劳特向我敬了一礼。
在他转身离开时，我在他身后补了一句：“哦，对了，你干得不错。”
劳特走后，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隔着花园，望向部长的官邸。他的办公室里亮着灯。我现在大可以轻易地走过去，告诉他我们刚刚发现了什么。或者至少，我可以去告诉我的直系上司，贡斯将军。但我知道，这样一来在这次调查开始之前，我就会失去控制权，因为在没有请示他们之前，我理论上是不能采取行动的。而且，如果告诉他们的话，也会有走漏风声的可能。这次的嫌疑人艾斯特哈齐少校，可能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军官，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军团里，驻扎在偏远乡镇。不过，艾斯特哈齐在中欧可是个很常见的名字，总参谋部的某些人听说这个名字以后，可能会想要提醒一下与自己同名的亲戚——消息就是这么泄露的。于是，我决定暂时不露声色。
我把小蓝 重新放回文件夹里，锁进了保险柜。
第二天，劳特又来了。他前一天晚上加班到深夜，拼好了另一份草稿。不过，老状况又出现了——很遗憾，奥古斯特没能找到全部的碎纸片，导致我手上的这份文件到处缺词少字，有些地方甚至半句话都没了。劳特在一旁注视着我读这份文件。
由传达室送来
先生：
很遗憾我不能亲口向您……关于一件事……我父亲正好有一个……需要资金支持……在规定的情况下……我会向您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但我必须先直接告诉您……您的要求对我来说太苛刻了……结果是……出行的……他向我提议……出行涉及我们可能会……我跟各方的联系……目前为止，对他来说……我花在出行上的钱太多了。总之……想尽快跟您谈谈。
我将你那天给我的草图随信附上，不过我手上还有一些。
施
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虽然内容断断续续的，但这封信的主旨还是很清晰的。艾斯特哈齐一直在向德国提供我们的情报，其中包括草图，而施瓦茨科彭会付钱给他。但现在，施瓦茨科彭的“父亲”，很可能是指代柏林的某个将军，对这桩交易提出了反对意见，觉得艾斯特哈齐提供的情报性价比太低。
劳特说：“当然，这也可能是个圈套。”
“没错。”我也有想过这一点。“如果施瓦茨科彭已经发现我们把他的垃圾拿来看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将计就计。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故意在自己的废纸篓里放点什么来误导我们。”
我闭上眼，想象着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一个谈恋爱的时候如此鲁莽、处理文件的时候如此草率的人，会突然变得如此狡猾吗？好像不太可能。
“他真的会这么煞费苦心地骗我们吗？”我喃喃自语道，“当时我们爆出德雷福斯是德国间谍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那么大。施瓦茨科彭就不怕爆出另一桩间谍丑闻吗？”
“但是，这些都不能当作证据，上校。”劳特说，“这份文件和小蓝 都不能作为逮捕艾斯特哈齐的证据，因为它们都没寄到他手上。”
“倒也是。”我打开保险柜，抽出那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我把这封信件草稿也放了进去，和小蓝 放在一起。接着，我在文件夹封面写上“艾斯特哈齐”，心想，也许这就是间谍圈永恒的难题吧。只有知道了这些文件的来历，我们才能知道它们是否有价值。然而，不暴露我们自己的特工，我们永远都没法知道这些文件的真实来历。所以，这些文件毫无法律效力。我甚至都不想把这些拿给陆军部长或者总参谋长看，我可不想让他们的某些手下看到后在那里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些文件明显是从垃圾桶里捡来，重新粘起来的。“有什么办法吗？”我把小蓝 重新抽了出来，嘴里问道，“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拍下来，然后再把这些裂痕都遮住，让它看起来像是我们拦截的邮件？你之前处理德雷福斯的文件的时候，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可能可以吧，”他迟疑地说道，“但是那份文件只碎成了六片，这份可是被撕成了大概四十片。而且，就算我能做到，这个证据也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写着收信地址的那一面没有盖戳。不管是谁，只要稍微认真看看，就会知道这张电报根本没寄出去过。”
“我们能不能伪造一个章？”我提议道。
“这我不清楚。”劳特看起来更没把握了。
我决定不再追问了。“好吧，”我说，“那关于这些文件，我们就暂时保密吧。同时，我们还应该调查一下艾斯特哈齐，看看能不能发现其他能证明他是间谍的证据。”
但看得出来，劳特还是有心事。他皱起眉头，不停咬着自己的嘴唇，欲言又止。最后，他叹了口气，说：“真希望亨利少校没有请假，要是他在就好了。”
“别担心，”我安慰他说，“亨利很快就回来了。在他回来之前，我们俩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和我在东京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阿尔伯特·屈雷，正好是鲁昂第74步兵团的少校。我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我明天要去他那里，并问能不能顺便去拜访他。随后，我收到他的回复，回复的电报里只有两个字：“欢迎。”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在圣拉扎尔车站的自助餐厅里吃了午饭，然后就登上开往诺曼底的火车。尽管我身负重任，但在火车驶离郊区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一阵兴奋——这可是我几个星期来第一次逃离天天坐办公室的忙碌生活。在这个春日，我坐在火车上，把公文包放在身边，看着眼前不断划过的乡村美景——棕色和白色的奶牛点缀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看上去就像光滑的铅制玩具一样小巧可爱；远远望去，低矮的灰色诺曼式教堂与村庄房屋的红屋顶相映成趣；平静的湖面上停泊着五颜六色的船只；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旁，整齐地排列着高大的树木，枝丫上刚冒出嫩芽。这就是法兰西，我为之奋斗的国家——如果把一个用下半身思考的普鲁士上校垃圾桶里的东西重新拼起来，也算“奋斗”的话。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到达鲁昂，沿着塞纳河畔缓缓向镇里的大教堂驶去。在宽阔的河面上，海鸥上下翻腾着，发出高亢的叫声。看到海鸥，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巴黎离英吉利海峡这么近。下了火车，我从车站步行去佩利西耶营地。在途中，我经过了一个典型的卫戍区，里面有死气沉沉的杂货店、鞋店，还有生意惨淡的酒吧。这些酒吧都是退役老兵开的，并不太欢迎当地居民。第74步兵团有三座办公大楼，每一座都有三层。隔着高而威严的围墙往里看，只能看见一点大楼的红砖和灰色石板相间的外墙。我在门口出示证件，跟着一名负责带路的士兵走过两个宿舍区，穿过旗杆上挂着法国国旗的练兵场，经过练兵场旁的梧桐树和洗手池，直往军营另一头的行政大楼走去。
我爬上满是钉子的楼梯，来到二楼。屈雷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的手下告诉我他刚去检查装备了，请我稍等一会。房间里除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在墙壁上很高的地方，有一扇小玻璃窗，开着一条缝。和煦的春风就从窗户缝缓缓吹进屋里，军营的声音也随之飘了进来——马蹄铁撞击着马厩的鹅卵石地面；一队士兵整齐地踏着步子，正从大路走进军营；远处，军乐队正在排练。耳中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圣西尔军校，或是变回了图卢斯分区总部的一个少校。连空气中的气味，马粪味、皮革味、食堂的饭菜香和男人的汗臭味夹杂在一起，都与记忆中的一般无二。我那些在巴黎养尊处优的朋友都不明白，我为何能一年又一年地忍受军营生活。我也从不对他们浪费口舌——我喜欢的不是军营生活，而是规律稳定的生活方式。
屈雷匆匆忙忙地走进办公室，嘴里不断地道着歉。他先向我敬礼，接着我们握了握手。最后，在我主动表示后，我们俩笨拙地拥抱了一下。自从头一年夏天在德·科曼日家的演奏会上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次见面，我总觉得他好像受到了什么刺激。屈雷很有上进心，还比我大一两岁，对我得到晋升有点嫉妒也是正常的。
“哟，”他后退一步调侃地看着我道，“上校！”
“是啊，我也很难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呢。”
“你要在鲁昂待多久？”
“就几个小时。今晚我就要回巴黎。”
“那咱们可要喝一杯。”他拉开书桌抽屉，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两个大酒杯，把酒倒满。我们先为军队干了一杯。接着，他又倒满酒，我们为我的升职干了一杯。不过，虽然他嘴上恭喜着我升职，但我察觉到他对我的情谊已悄然变味——这是其他人察觉不到的。屈雷第三次把酒斟满，我们解开了上衣的扣子，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向后靠去，把脚翘在桌子上，抽起烟来。我们一同回忆着过去的人和事，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他问道：“所以，你最近到底在巴黎忙些什么呢？”
我犹豫了一下。我不应该向他提起我工作的细节的。
“我接任了桑德尔的职位，现在做情报工作。”
“我的天啊，真的吗？”他对着空空如也的杯子皱起了眉头，但这次，他没有再提议喝一杯，“这么说，你是来这里打探情报的？”
“可以这么说。”
他又开始嬉皮笑脸了，打趣地说：“可别是来调查我的吧！”
“至少这次不是冲你来的。”我笑了笑，放下了手中的杯子，“第74团有一个少校，叫艾斯特哈齐。”
屈雷转向我，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复杂表情。“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犯什么事了？”
“这我不能告诉你。”
屈雷缓缓地点点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他一边系上上衣的口子，一边站起身来，说道，“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想让自己清醒一下。”
我们走出房间。室外，凛冽的海风不断地拍打在我们身上。我们绕着练兵场散步。沉默地走了一会后，屈雷开口道：“我理解你不能细说。虽然我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但我会建议你在调查艾斯特哈齐的时候小心点。他这人很危险。”
“危险？你的意思是他体格很强壮？”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他都是个危险的人。你对他了解多少？”
“完全不了解。你是我打听的第一个人。”
“你只需要记住他人脉很广。他父亲是个将军。他自称‘艾斯特哈齐伯爵’，不过我觉得不是真的，只是他自说自话罢了。不过，就算伯爵身份是假的，他也娶了内唐库尔侯爵的女儿。总而言之，他认识很多人。”
“他多大了？”
“噢，我觉得肯定快五十了吧。”
“五十？”我环视一下四周。时间接近黄昏，一个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顶着寸头，像囚犯一样从宿舍的窗户里探出身子来。
屈雷注视着我环视的动作，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吗？”
“你在想，都五十岁了，还是个侯爵的女婿，那他还待在这种垃圾地方干吗呢？我当时最好奇的也是这件事。”
“那好吧，既然你都提到了。那他到底为什么还待在这里？”
“因为他没钱。”
“有这么多人脉，却没钱？”
“他把钱全输光了。不仅是赌博输的，还有赛马、炒股。”
“但他妻子不是有钱吗？”
“啊，确实。不过，她对付艾斯特哈齐很有一套。我听艾斯特哈齐抱怨过，她甚至把乡下的房子都放在自己名下，以保护自己免受他的牵连。艾斯特哈齐从她那里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艾斯特哈齐在巴黎还有一套公寓。”
“那肯定也是他老婆名下的。”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路。我回忆着施瓦茨科彭信中的内容。他们俩之间都是钱的问题。您的要求对我来说太苛刻了…… “跟我说说，”我问道，“他工作起来怎么样？”
“糟糕透顶。”
“他玩忽职守吗？”
“没错，他什么事也不干。所以上校再也不给他分配工作了。”
“这么说，他都不来营里吗？”
“恰恰相反，他成天待在这里。”
“待在这里干什么？”
“待在这里捣乱！他总是晃来晃去，问一大堆不关他事的脑残问题。”
“他都问什么？”
“什么都问。”
“比如？关于枪炮操作的问题？”
“问过。”
“关于枪炮操作他问了什么？”
“就没什么是他没问过的！据我所知，他至少参加过三次炮兵演习。最后一次上校明确拒绝派他去，所以他还是自掏腰包去的。”
“但他不是没钱吗？”
“确实，这其中有蹊跷。”屈雷停住了脚步，“而且，仔细想想，我还碰巧知道，他雇了他营里的一个下士去复印射击指南——你也知道，这些指南我们只能保留一两天。”
“他有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他说他在研究要如何改进射击方法……”
我们继续往前走去。太阳已经落到一栋宿舍楼后面，整个练兵场被笼罩在楼房的阴影中，四周突然变得冷飕飕的。我说：“你刚刚说，他这个人很危险？”
“用语言不好形容，他……很不羁，又很狡猾，有时候还很有魅力。这么说吧，尽管大家都看不惯他的行为，但是没有人想跟他对着干。他长得相当不同寻常。你得亲眼看到他才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确实想见见他。问题是，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有什么地方能让我偷偷看他一眼，又保证他不会发现吗？”
“这附近有间酒吧，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去。虽然不是百分百确定，不过你应该可以在那里看见他。”
“你能带我去吗？”
“你今晚不是要坐火车回去吗？”
“我可以明早再回去。多待一个晚上没事的。来吧，我的朋友！咱们去重温一下从前的日子！”
但是，屈雷好像已经听厌“从前的日子”这一套路了。他用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乔治，是什么事，能让你甘愿不回巴黎，在这里多待一个晚上……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
在夜幕降临之前，屈雷强烈要求我跟他一起回宿舍等着。不过我不想再在军营里逗留，以免被人认出来。我记得我在来的路上看见车站附近有一家为出差人士开设的小旅馆。于是，我走过去开了一间房。房间里脏兮兮的，散发着一股臭味，而且还没有电。床垫又薄又硬，每当窗外有火车经过的时候，墙都会随之震动。将就一晚上吧，我这样想着，在床上躺下。床的长度不够，我的脚只能悬在床外。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索着这个神秘的人物——艾斯特哈齐。与德雷福斯恰恰相反，艾斯特哈齐的动机非常明显。
窗外天色渐暗。七点，鲁昂圣母教堂的钟声响起了——厚重、铿锵的钟声，像一串连续的炮弹一样，反复回荡在河面上。七响过后，钟声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寂静像硝烟一样，飘散在空气中。
当我起身下楼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屈雷在楼下等我。看到我时，他建议我把身上的斗篷裹紧一点，好遮住我的军章。
我们走了五到十分钟，穿过冷清的小巷，经过几家安静的酒吧。终于，我们来到一条死胡同里。这里人头攒动，大多是士兵，也有一些年轻女子。人们聚集在一栋没有窗户、长条形的、看起来像由仓库改造的低矮建筑旁，晃悠着，静静地聊着天，谈笑着。门口一个彩绘的标牌上写着“女神游乐厅” [1] 。在这种小地方，却非要攀上这么个名字，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屈雷说：“你在这里等会儿，我进去看看他来了没。”
于是，他推开门。伴随着门内的一阵音乐与喧闹声，他的身影顿时被门后照射出的紫色光线笼罩了。紧接着，他就被吞入了黑暗中。在晚上寒冷的空气中，一个肤色惨白的女人，露着乳沟，手上拿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向我走来。她向我借火，我不耐烦地划了一根火柴。在火柴发出的微弱黄色光芒下，我看清楚了她的脸——很年轻，也很漂亮。她眯眼看着我说：“我们是不是见过，亲爱的？”
我意识到自己不该理她的。“抱歉，我在等人。”我吹灭火柴，转头离开了。
她在我身后笑着喊道：“别这样，亲爱的！”
另一个女人说：“他是谁啊？”
接着，一个男人醉醺醺地喊道：“一个傲慢的混蛋而已！”
几个士兵转过身来看热闹。
屈雷突然出现在酒吧门口。他向我点头示意，招了招手。我走向他。“我该走了。”我说。
“快快地看一眼就走。”他抓住我的胳膊，推着我向前走去。我们沿着一条短短的走廊走了几步，穿过厚重的天鹅绒门帘，走进一个长长的房间。房间里烟雾缭绕，人们挤在一张张小圆桌旁。在房间的另一头，有个乐队正在演奏。舞台上六七个穿着紧身胸衣和衬裙的女孩正撩着裙子，无精打采地对着观众踢腿。她们的脚重重地砸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这地方有一股苦艾酒的味道。
“他在那里。”
他朝不到二十步外的一张桌子点了点头。那张桌子旁坐着两对男女，桌上摆着一瓶香槟。桌子旁一个红头发的女人背对着我，另一个黑发女人歪歪扭扭地坐在椅子上，看着舞台。两个男人面对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用不着屈雷告诉我艾斯特哈齐是哪个，我已经认出来了——他斜靠在椅子上，坐得离桌子很远，敞着外衣，屁股向前挺，手臂几乎垂到了地上。他随意地用右手握着一杯香槟，好像根本感觉不到酒杯的存在。从侧面看，他的后脑勺扁扁的，却有着一个鹰喙样的尖鼻子。他的胡子朝两侧梳着，整个人看起来已经喝醉了。他的朋友好像注意到了站在门口的我们，对他说了些什么。艾斯特哈齐缓缓地转头，往我们这个方向看来。他有一双圆圆的、突出的眼睛，看起来很不自然，而且非常吓人，就像是医学院里被压进骷髅头里的玻璃球一样。的确，如屈雷所说，他的外表非常有震慑力。我的天啊， 我想，他看起来像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里给烧了，把所有人都烧死，却毫不在乎的那种人。 他的目光短暂地在我们的身上停留了一下。但就在那一瞬间，从他倾斜着的头和眯起的眼睛里，我察觉到了对我们的一丝好奇。不过幸好，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这时，和他们一起的一个女人开口说话了，他又迷迷糊糊地转回去看她。
屈雷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说：“我们该走了。”他撩起门帘，送我出去。
[1] 女神游乐厅（Folies Bergères）是巴黎一家著名的卡巴莱夜总会，位于第九区。
7 秘密调查
第二天将近中午时，我回到了巴黎。那天是周六，所以我决定不去办公室了。因此，直到周一，也就是我和劳特上一次谈话后的第四天，我才回到处里。我爬楼梯的时候听见亨利少校的声音。当我走到楼梯平台上的时候，正好看见他从劳特房间里出来，从走廊上走过来。他的胳膊上戴着表示哀悼的黑色臂章。
“皮卡尔上校，”他说着，走到我跟前敬了个礼，“我回来上班了。”
“你回来真是太好了，”我回复道，向他回了一礼，“当然，对你母亲的事，我表示非常遗憾。希望她去世的时候没有痛苦。”
“上校，世上没多少轻松的死法。坦白地说，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刻，我都在祈祷这一切快点结束。从现在起，我打算好好保管我的配枪。等我大限将至的时候，我想用一颗子弹干脆痛快地了结自己。”
“我也是这么想的。”
“唯一的问题是，到时候我还有没有力气扣动扳机。”
“噢，我想，身边的人都会很乐意帮助我们的。”
亨利笑了。“你说的没错，上校。”
我用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邀请他进来坐。我的办公室里有一种阴冷、陈旧的感觉，一看就是闲置了好几天的样子。亨利坐下来，压得他身下椅子的木腿嘎吱作响。
“我听说，”他点燃了一根香烟，说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很忙。”
“劳特跟你说的？”当然了，我早应该猜到劳特会告诉他，他们俩关系很好。
“是啊，他跟我大致地讲了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以看看新送来的材料吗？”
就在我打开保险柜拿出文件递给他时，一股无名之火涌上我的心头。我说：“我原本以为我会是第一个告诉你的人。”话一出口，我也意识到这么说显得我有点小气。
“这很重要吗？”
“我跟劳特说过不要告诉其他人。”
亨利一边用嘴叼着烟，一边戴上眼镜，用手举起我给他的两份文件。透过烟雾，他眯起眼审视着它们。“这个嘛，”他嘟囔道，“也许他没把我当‘其他人’。”烟随着他说话的动作抖动着，烟灰掉到了他的膝盖上。
“没人觉得你是‘其他人’。”
“关于这两份文件，你采取什么行动了吗？”
“我没有告诉任何总参谋部的人，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你做得对。他们只会大惊小怪，打草惊蛇。”
“没错。我想还是我们先自己调查一下。我已经去过鲁昂了——”
他抬起眼睛，从眼镜上缘看着我，说：“你去过鲁昂了？”
“是的，我和第74步兵团——也就是艾斯特哈齐所在的那个团里的一个少校是老朋友。他给我提供了一点私人信息。”
亨利继续读下去，一边问道：“那我能问问你的这位老朋友都告诉你了些什么吗？”
“他说艾斯特哈齐经常有一些可疑的举动。他甚至自掏腰包去参加炮兵演习，并在事后复印了射击指南。还有，他非常缺钱，人品也不太好。”
“真的吗？”亨利把小蓝 翻了过来，仔细地看了看背面的地址，“他在我们这里工作的时候看起来还行啊。”
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如此沉着地说出这么一个重磅消息的。我愣愣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才道：“劳特没跟我说过艾斯特哈齐以前在这里工作过。”
“那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件事。”亨利把文件放在我的桌子上，摘下眼镜道，“艾斯特哈齐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劳特还不在这里呢。当时我也是刚刚调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得有十五年了吧。”
“所以你认识艾斯特哈齐？”
“曾经认识——勉强算认识吧。他在这没待多久——那时候他在我们这里做德语翻译的工作。我好多年没见过他了。”
我往后靠在椅子上，说道：“这下问题就严重了。”
“是吗？”亨利耸了耸肩道，“我好像没听懂你的意思，为什么严重了？”
“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少校！”亨利故作镇静的模样像是对我的讽刺，让我怒火中烧。“如果艾斯特哈齐曾在一个情报部门工作过，有过情报工作的经验，那么问题显然比我们原本想象的更严重。”
亨利微笑着摇摇头，说道：“要我说的话，上校，你有点小题大做了。不管他去过多少次射击演习，他在鲁昂是得不到什么重要情报的。而且，施瓦茨科彭的信里写得很清楚——艾斯特哈齐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有用的情报，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扬言要终止与他的交易。如果他是个很有用的间谍，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新手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亨利顿了顿，接着说，“错误地以为自己遇到的第一个间谍就是个间谍中的高手。但是，事实往往相反。实际上，过激反应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比那个小小的间谍造成的损失更大。”
“你不会是想跟我说，”我语气生硬地回答道，“我们应该就这样放任他继续向外国势力提供情报吧？就因为他提供的情报不重要？”
“当然不是！我完全赞同应该监视他。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把握一个适当的度。不如我们先派盖内四处打听打听，看看他能发现些什么？”
“不，我不想要盖内来办这件事。”盖内和亨利也走得很近。“这次我想换个人。”
“听你的，”亨利说，“告诉我你想让谁来做，我去吩咐他。”
“不用了，谢谢你主动提出来。不过我会 自己去吩咐他的。”我对亨利笑了笑。“让我多历练历练吧。你可以……”我指了指门的方向。“噢，对了，再次欢迎你回来。你能帮我告诉格里贝兰，让他下来见我吗？”
亨利这一番假惺惺的“建议”让我感到很不爽。但最令人恼火的是，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我把艾斯特哈齐硬生生地想象成了一个像德雷福斯一样的叛徒。而事实上，正如亨利所说的，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他还没做出什么大举动。不过，就算他说得对，我还是不会满足他的心愿，让他来接管这件事的。我要自己接下这件事。这时，格里贝兰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告诉他，我想要一份我们部门最近指派过任务的所有警察的名单，还要写上他们的住址和简要的工作经历。格里贝兰领命退下。半小时后，他带着一沓名单回来了。
我看不透格里贝兰——他看起来像是心甘情愿地被人奴役，行尸走肉一般。我看不出他的具体年龄，只能确定是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他骨瘦如柴，只穿黑色衣服，远看就像一团飘浮着的黑色烟雾。大多数时候，他会一个人待在楼上的档案室里。我偶尔会在楼下看见他，看他蹑手蹑脚地贴着墙壁走，就像影子一样，穿着一袭黑衣，悄无声息。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他沿着一扇紧闭的门的边缘，或者从门底滑进去的样子。他唯一会偶尔发出的声音就是他腰上挂着的钥匙相互碰撞发出的叮当声。现在，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我的桌子前，我浏览着名单，问他推荐我用哪个特工。但他并不愿意透露。“他们都很好。”他也不问我为什么需要特工——格里贝兰就像听告解的神父一样藏得住秘密。
最后，我挑了总安全局的一个年轻军官，让-阿尔弗雷德·德斯韦宁。他在圣拉扎尔车站的警察分局工作。他以前是梅多克的一名龙骑兵中尉，但因为欠下赌债，不得不辞职了。不过，在那之后，他就改邪归正了。我有预感，如果有谁能揭开艾斯特哈齐背后秘密，那应该会是他。
格里贝兰静悄悄地离开以后，我给德斯韦宁写了封信，让他后天来找我。我没有请他来办公室，因为不想让亨利和劳特看见他。于是，我约他后天早上九点，在卢浮宫外面的卡尔赛广场上见面。我在信中告诉他，后天我不会穿军装，而会穿一件长礼服，配一顶圆顶礼帽，再在衣服纽扣上别一朵红色康乃馨，用胳膊夹着一份《费加罗报》。当我写完信、封上信封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间谍世界。我突然警觉起来——我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了。是不是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像桑德尔那样，对着世风日下的现状和外国移民破口大骂？这真是个变态的职业 ——所有间谍头目最后都会被折磨疯的。
周三早上，我穿戴整齐地出现在卢浮宫外。突然，从游客的行列中走出一个看起来精明敏锐、容光焕发的男人，留着一撮灰白的小胡子。我猜这就是德斯韦宁了。我们彼此点点头。我突然意识到他肯定已经偷偷盯着我看了好几分钟。
“没有人跟踪您，上校。”他平静地说道，“至少据我观察没有。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去博物馆里一边逛一边说吗？这样的话，如果我需要做笔记，看上去就会自然点。”
“就按你说的做吧，我本来就不太擅长这种事。”
“这样也挺好的，上校——这些事就留给我们这种人去操心吧。”
他宽阔的肩膀和走起路来摇摆的姿势都让我想起运动员。我跟着他走向离我们最近的入口。因为时间还早，博物馆门口还不是很挤。前厅入口处有一个衣帽间，衣帽间前方是楼梯，左右都是展览厅。当德斯韦宁要向右转进入展览厅时，我阻止了他：“我们非得进去吗？这里面都是些垃圾。”
“是吗？对我来说没差。”
“你好好地当你的警察，德斯韦宁，艺术的事就交给我。我们从这里进去。”
我在德农馆里买了一本游客指南。德农馆里有一种教室的味道，我们并排站在一座康茂德铜像的文艺复兴时期复刻品前，康茂德看起来像是个大力神。整个展厅里只有寥寥几个人。
我说：“接下来我跟你说的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明白吗？如果你的上司们想知道你在忙什么的话，就跟他们说是我给你分配的工作。”
“明白。”德斯韦宁拿出笔记本和铅笔。
“我想让你尽你所能，去弄到一个名叫夏尔·斐迪南·沃尔辛·艾斯特哈齐的少校的资料。”我已经压低声音了，但说话声还是在空荡的展厅里回荡。“他有时会自称艾斯特哈齐伯爵。他四十八岁，在鲁昂的第74步兵团服役，妻子是内唐库尔侯爵的女儿。他赌博，炒股，放荡不羁——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可以去哪找这种人吧。”
德斯韦宁的脸微微红了。“您什么时候要结果？”
“越快越好。下周可以给我初步报告吗？”
“我尽量。”
“还有件事，帮我调查一下艾斯特哈齐去德国大使馆的频率。”
不知道德斯韦宁有没有觉得最后加上的这个要求比较奇怪。不过，就算有，他也很专业地没有表现出来。在旁人眼中，我们俩的这个组合肯定很奇怪——我，戴着圆顶礼帽，穿着长礼服，一边读着游客指南，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而他呢，穿着一套破旧的棕色西装，正在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但是，幸好没有人在看我们。我们移动到下一个展品前，根据游客指南上的介绍，这尊雕像叫《拔刺的少年》。
德斯韦宁说：“我们下次应该换个地方见面，以防万一。”
“在圣拉扎尔车站的那家餐厅如何？”我提议道，这家餐厅让我想起了我的鲁昂之行，“就在你的片区内。”
“那地方我熟。”
“那就定在下周四晚上七点？”
“好的。”他写下约定的时间，然后就把笔记本收了起来。他凝视着面前的铜像，挠了挠脑袋，问道：“上校，您真的觉得这东西好看吗？”
“不，我可没那么说过。和生活中的其他事一样，只是它比其他选择好而已。”
我并不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调查艾斯特哈齐上。我还有其他事情要操心——比如信鸽的叛国行为。
有一天，格里贝兰带给我一份从总参谋部送来的文件。当他把文件递给我的时候，我居然在他那呆滞的双眼里看到了一丝感情——某种幸灾乐祸的兴奋。这份文件提及，英国的养鸽人总喜欢把鸽子运到瑟堡 [1] ，然后再让它们横跨英吉利海峡，飞回英国。每年，大概有九千只鸽子被这样放飞。这本是一种无害且无聊的消遣，但在弥留之际的桑德尔上校认为，这种消遣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如果这些鸽子被人用来传送秘密情报呢？因此，这种行为应该被禁止。这一神经质的想法已经在总参谋部发酵了一阵子，一项法律正准备出台。现在，布瓦代弗尔将军坚持认为，我，作为反间谍处的处长，应该向陆军部提供关于立法草案的意见。
不用说，我当然是什么想法也没有。格里贝兰走后，我坐在办公桌前又读了一遍这份文件。我根本没看懂，感觉像在看天书一样。我突然想到，我需要的是律师的帮助。接着，我想起了我认识的最棒的律师，正是我认识最久的老朋友，路易·勒布卢瓦。正好，他就住在大学街。我给他发了一张小蓝 ，告诉他能不能在回家的路上顺便过来一趟，我有工作上的事要跟他谈。傍晚时分，电铃响了，表示有人进了楼。我在下楼梯时碰到正往上爬的贝希尔，他拿着路易的名片。
“没事的，贝希尔。我认识他，让他直接来我的办公室吧。”
两分钟后，我已经和路易并排站在窗前，向他展示部长的花园了。
“乔治，”他说，“这栋大楼真是雄伟。我经常路过这里，一直很好奇这栋楼是谁的。你知道它过去是什么，对吧？”
“不知道。”
“大革命前，这里曾是埃吉翁公馆。老公爵夫人安妮-夏洛特·德·克鲁索·弗洛伦萨克曾在这里举办她的文学聚会。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可能就曾坐在这个房间里！”他激动地在鼻子前晃动着手。“你觉得他们的尸体有没有可能就放在这里的地窖中？你每天到底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说出来，连伏尔泰都会被逗乐的。不过，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推给你点我的工作。”我把关于信鸽的那份文件塞到他手里，说道，“看看你能不能弄明白这事。”
“你是要我现在就看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因为恐怕这份文件不能离开这栋楼。”
“为什么？这是机密吗？”
“不是，否则我也不会给你看的。但这份文件必须得留在这里。”路易听罢犹豫了。“我会付你钱的，”我补充道，“就按照你平时的收费标准来。”
“好吧，难得有机会可以从你这里捞点钱，”他笑着说，“那我当然要趁机宰你一把。”于是，他在我的桌边坐下，打开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一沓纸并开始读文件。我走回桌子后坐下。用“干净整洁”一词来形容路易再合适不过了——他衣冠楚楚，和我同龄，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两只干净的小手一边快速地翻动着纸页，一边在纸上井然有序地写下自己的想法。他工作的时候还是那么认真，与当年和我一起在斯特拉斯堡的中学上学时一般无二。在我们十一岁那年，我失去了父亲，而他失去了母亲。这相似的经历使我们俩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组成了一个只属于两人的小团体。虽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从来没有挑明过我们关系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