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出自己的钢笔，开始撰写报告。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分头工作了一个小时，直到有人敲响了门。我喊了声：“进来！”于是，亨利拿着一个文件夹走进来。他看到路易时一脸震惊，那表情，就像是刚刚目击了我赤身裸体地和某个鲁昂的站街女躺在一起那样。
“亨利少校，”我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路易·勒布卢瓦律师。”专注于工作的路易只是抬起左手向亨利示意，然后就继续埋头写字了。然而，亨利却反复打量着我们俩。“勒布卢瓦先生，”我解释道，“正在就这荒唐的信鸽事件，给我们一点法律意见。”
亨利看起来像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他才终于开口说道：“方便借一步说话吗，上校？”在走廊里，他冷冷地对我说：“上校，我觉得这不合适。我们不应该允许外人进入我们的办公楼。”
“盖内就天天进来。”
“盖内先生是个警察！”
“这个嘛，勒布卢瓦律师是位法庭官员。”我并不怎么生气，只是觉得有点可笑，“我和他认识三十年了，我能保证他的人品。而且，他只看那份关于信鸽的文件，那称不上机密。”
“但你的办公室里还存放有其他高度机密的文件。”
“是的，但那些都被锁在柜子里了。”
“就算如此，我还是强烈反对——”
“说真的，亨利少校，”我打断他，“不要这么小题大做！我是处长，我想见谁就见谁！”
说完，我转身回到办公室，随手关上了门。路易肯定全听见了，他问：“我给你造成麻烦了吗？”
“没有的事。但这些人啊——真是的！”我重重地靠回椅子上，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好吧，反正我已经写完了。”路易站起来，把文件递给我。文件上有几页笔记，都是他认认真真写的。“我写得非常简单易懂，你需要发表的意见都在上面了。”他低头，关切地看着我。“看到你的事业蒸蒸日上，我们都很为你开心，乔治。但你也知道，我们很久都没见到你了。不管工作有多忙，还是要好好维持友谊的。所以，跟我一起回我家吃晚饭吧。”
“谢谢你，但我没法去。”
“为什么？”
其实我想说：因为我现在没法告诉你我在想什么，也没法告诉你我整天都在忙什么。当我不得不对朋友们设防时，社交就变成了一种欺骗和负担。但我最终并没有这么说，而是温和地说道：“最近状态不好，恐怕我会扫你们的兴的。”
“你扫不扫兴，由我们说了算。来吧，拜托。”
他是那么善良和真诚，我只好屈服。“好吧，我很愿意去。”我说，“但你得确定玛尔塔不会介意。”
“我亲爱的乔治啊，她看到你来会非常高兴的！”
他们的公寓离这里很近，穿过圣日耳曼大街就到了。玛尔塔看到我的确很高兴，我刚走进公寓里，她就抱住了我。她才二十七岁，比我们俩小十四岁。他俩结婚的时候，我是伴郎。玛尔塔去哪里都要路易陪着，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为这件事悲伤的样子，也不会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真是让我松了口气。三个小时在欢声笑语中过去了。我们聊了过去的事，聊了政治问题——路易是巴黎第七区的副区长，对大多数政治问题持有激进的观点。这个夜晚在我弹着钢琴为他们的演唱伴奏中结束。当路易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我们每周都应该这样聚聚，这可能可以防止你被那份工作弄疯。还有记住，如果你加班到很晚的话，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到我家来睡。”
“你真是个慷慨的朋友，亲爱的路易。你一直都这么好。”我吻了吻他的脸颊，摇摇晃晃地走进夜色中，轻轻哼着自己刚刚弹过的曲子，感觉喝了酒稍微有点难受。但有了朋友的陪伴，我心里感觉好多了。
一周后，周四晚上七点整，在圣拉扎尔车站月台上昏暗破旧的黄色咖啡馆里，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喝着阿尔萨斯啤酒。这里挤满了人，那扇双向门来回摆动着，弹簧被挤压得不断发出吱呀声。咖啡馆外，火车车厢里嘈杂的谈话声和走动声，站台上的汽笛声和喊叫声，火车头发出的蒸汽喷气声，都使这个咖啡馆里的私密聊天很难被外人听见。因此，这里也就成为碰头的绝佳场所。我已经占住一张两座的桌子，坐在这张桌子旁可以清楚地看到门口。但和上次一样，德斯韦宁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从我的身后出现了。他拿着一瓶矿泉水，谢绝了我给他点啤酒的提议。他一边在深红色的卡座上坐下，一边掏出自己的黑色小笔记本。
“上校，您说的那个艾斯特哈齐少校，确实是个挺厉害的角色。他在鲁昂和巴黎到处都欠了巨额债务。我给你列了个清单。”
“他把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
“主要是赌博。他常去赌博的地点在鱼市街。我可以根据我的惨痛经验告诉您，赌瘾是很难戒的。”他隔着桌子递给我一份清单，继续说道，“他还有个情妇，一个叫作玛格丽特·佩伊的年轻女子，二十六岁，是皮加勒区一个注册妓女，也被人们叫作‘四指玛格丽特’。”
我忍不住笑出声：“你说真的？”
德斯韦宁——他曾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军官，后来转行做了警察——却并没有觉得哪里好笑。“她是鲁昂人，父亲是苹果白兰地酿酒商。她很小就在纺纱厂工作，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一根手指，也因此失去了工作。于是，她来到巴黎，每天在维克多-马赛街上躺着赚钱，去年遇见了艾斯特哈齐。他们俩是在鲁昂的火车上或者红磨坊认识的，关于这一点，我问过的女人们没有给我一个统一的答案。”
“这么说，他们俩的私情尽人皆知？”
“绝对的。艾斯特哈齐甚至还帮她置办了一间公寓——杜埃街39号公寓，离蒙马特区很近。他每次来巴黎都会去看她。房子是她装修的，不过租约上写的是艾斯特哈齐的名字。红磨坊的妓女们都叫他‘大善人’。”
“这种生活肯定很烧钱。”
“他绞尽脑汁，干了各种非法的勾当赚钱，就为了维持这种生活。他甚至还想加入一家在伦敦的英国公司当董事。你想想，一个法国军官这么做该有多奇怪啊。”
“他干这些事的时候，他妻子在哪儿呢？”
“她要不在她位于阿登省的多马坦拉普朗切特的别墅里，要不就是在巴黎的公寓里。艾斯特哈齐这边跟玛格丽特完事后，就会回去陪她。”
“他看起来像是那种不劈腿就难受的男人。”
“我同意。”
“德国那边呢？他和德国有什么联系吗？”
“这方面，我还什么都没查到。”
“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跟踪他？”
“可以是可以，”德斯韦宁迟疑地说道，“但据我观察，他这个人高度警觉，跟踪的话很快就会被他发现的。”
“那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不想看到这位人脉很广的少校向陆军部告状，说他被骚扰了。”
“那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监视德国大使馆，看看能不能在那里抓他个现行。”
“上面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
“太明显了。德国大使会有意见的。”
“其实，我想我知道一种办法，让他们没法察觉。”他拿出他的小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一小块仔细剪裁下来的正方形剪报。这是一则出租公寓的广告，公寓在里尔街上，也就是德国大使馆和博阿尔内酒店所在的那条街。“这间公寓在二楼，就在德国大使馆的正对面。我们可以在公寓里观察大使馆，监视进出的每个人。”他抬眼看看我，眼神中透露出他对自己的提议感到的自豪，期待着我的夸奖。“而且，最棒的是，楼下的公寓被大使馆租下了。他们把那里当作一个类似于军官俱乐部的娱乐场所。”
我一下子就被这个主意吸引住了。我很欣赏这个想法，因为它很大胆，但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亨利将完全不知情，也就自然不会对其指手画脚。
“我们需要让一个有合理借口的人充当房客，”我仔细想了想，说道，“为了不引起怀疑，这个人需要有理由整天待在公寓里。”
“可不可以让租客伪装成夜班工人？”德斯韦宁提议道，“每天早上七点下班到家，在晚上六点出门工作之前都不会离开公寓。”
“这套公寓租金多少？”
“一个月两百。”
我摇摇头。“夜班工人是租不起这个价格的房子的。这条街上住的都是一些新潮人士。租房子的人更可能是有钱的年轻人，天天游手好闲，不用辛苦工作就有钱花——这种人才会晚上出去好几个小时，白天在屋子里睡觉。”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人，上校。”
“你不能，但是我能。”
我给一个认识的年轻人发了张小蓝 ，约他周日下午晚些时候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周日和他碰面后，我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像是饿了一两天似的。饭后，我们去了杜乐丽花园里散步。
热尔曼·迪卡斯，三十多岁，有着黑色卷发和温柔的棕色眼睛，是个善解人意、有教养、性情温和的人，很受老单身汉和已婚女士的欢迎——他可以陪这些女士去看歌剧，却不会引起她们丈夫的嫉妒。他当年在我手下服役，在阿列日省的帕米耶，第126线列步兵团。自那时起，我们已经认识十多年了。我支持他去巴黎大学学习现代语言，还时不时带他去德·科曼日家的聚会。如今，他是一名翻译和秘书，这份工作虽然很体面，却赚得很少。所以，当我提及我也许能帮他介绍点工作时，他几乎对我感激涕零。
“我说，乔治，你也太有义气了。你看看这。”他抓住我的胳膊，抬起脚来让我看他鞋子上的一个破洞。“看到了吗？太丢人了，不是吗？”他抓着我的胳膊不放。
“你会觉得无聊的，”我轻轻地挣脱了他的手，“我话说在前面，我的这份工作既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又很无聊，还是全职的。而且我需要你先保证，你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这么神秘！我当然可以向你保证不说出去。所以，是干什么的？”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先找了一张长椅，拉着他坐下，和周日下午散步的人群拉开距离。
“我想让你明天早上去租下这间公寓，”我把那张剪报递给他，“你需要预付三个月的租金给中介。如果他们问你推荐人是谁，你就说是德·科曼日一家——我已经跟埃默里打好招呼了。你就说你想要马上入住，最好下午就能住进去。你搬进去的第二天，会有个男人上门找你。他会告诉你他叫罗伯特·乌丹，他也是我的人。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做什么，大概来说，就是你要在白天盯着对面的大楼。晚上的时间你可以自由安排。”
迪卡斯激动地仔细读了读这则广告，说道：“我必须承认，这听起来非常刺激。我要成为间谍了吗？”
“这里是六百法郎，用来付这间房子的定金，”我一边数着昨晚从保险柜里取出的钞票，一边继续说道，“还有四百法郎是给你的，两个星期的工资。是的，你要成为一名间谍了，但你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从现在起，我们不能被人看见在一起。还有，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亲爱的热尔曼，你在去房产中介那里之前，先给自己买双像样的鞋吧。你应该要看起来像一个能住在里尔街的有钱人才对。”
我打开一个行动档案夹，决定把这次行动命名为“大善人行动”。“大善人”就是艾斯特哈齐的代号——这还要多谢皮加勒站街女们提供的创意。迪卡斯顺利地租下公寓，带着一些行李搬了进去。在他搬进去的第二天下午，德斯韦宁顶着乌丹的身份上门，向他解释了这份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各种望远镜、拍照设备和洗照片需要的化学药剂也都被装进包装箱，封了起来，由一辆货车运到楼下。一群来自总安全局技术部的军官，系着皮质围裙，抬着箱子上了楼。几天以后，我亲自去视察了。
那是4月的一个温暖的下午，路旁的树上春花盛开，部长的花园中燕语莺啼。但在我眼中，这春暖花开的美景就像在讽刺我那龌龊的职业一般。我穿着便服，帽子的帽檐微微压低，遮住上半张脸。从办公大楼的前门出去只要走两百米就到德国大使馆了。我只需出门左转再右转，就能到达狭窄的里尔街。我看到博阿尔内酒店就在左前方，78号。酒店大楼被一堵高墙与马路隔开，但门口的大木门却大敞着，门后通向一个庭院，地面上铺满石块，停着几辆汽车。庭院的另一边是一座雄伟的五层大楼，门廊前立着圆形石柱。通往大门的台阶上铺着红地毯，旗杆上挂着象征德意志帝国的雄鹰旗帜。
我们在对面租的公寓是里尔街101号。我进了公寓楼，往楼梯走去。一楼的公寓门紧闭着，但我还是能听见门后传来德国男人低沉的嗓音。其中一个男人说了什么，越说越兴奋，然后突然间所有人都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男人粗野的叫喊声一直回荡在楼道里，伴随着我爬上二楼。我在门上敲了四下，门打开一条缝。迪卡斯从门缝里看到来人是我，就把门拉开，让我进去。
公寓里很闷，所有窗户都关着，开着灯。在屋里仍可以听见楼下德国人的声音，但音量已经小了很多。迪卡斯脚上只穿着袜子，伸出食指竖在嘴唇前，示意我到客厅去。房里的地毯已经被卷了起来，靠在墙边。德斯韦宁整个人趴在光秃秃的地上，光着脚，头埋在壁炉里。我刚想张口，但他马上抬起手，示意我不要出声。突然，他缩回头，爬了起来。
“他们应该结束了，”他低声说，“这真是太折磨人了，上校！他们就坐在壁炉边，我几乎能听出他们在说什么，但就是听不清楚。您介意把鞋脱了吗？”
我坐在一张椅子的边上，扯下了靴子。我环视四周，发现他把这个秘密据点收拾得有模有样的。房间里有三扇装有百叶窗的窗户，都紧闭着。百叶窗上钻有窥视孔，透过孔可以看到街对面的大使馆。其中的一个孔前架着一部最新的相机，是经过改装的柯达相机，花了18英镑从伦敦买来的。相机上还有一个胶卷筒和一组可变焦镜头，底下支着一个三脚架。另一个孔前顶着一个望远镜。第三个孔前放着一张桌子，迪卡斯就在这张桌子上记录大使馆来访者进出的时间。房间的墙上钉着许多证件照，照片里的都是我们关注的人，包括艾斯特哈齐、冯·施瓦茨科彭、明斯特伯爵、那位上了年纪的德国大使，还有意大利武官帕尼扎尔迪少校。
德斯韦宁一边透过第三个窥视孔往外看去，一边示意我也到窗户旁边来，然后闪到一边让我用窥视孔看看。楼底下，有四个男人穿着礼服外套，优雅地从街道上穿过。他们背对着我们，往街的那一边走去。他们在大使馆门口停下来，其中两个人和另一个人握了握手，然后就一起走进院子里——他们大概是德国外交官。剩下的两个人在人行道上看着他们走进院子里，然后就转过身来继续交谈。
迪卡斯一边给望远镜聚焦，一边说：“乔治，左边的这个就是施瓦茨科彭，右边的是那个意大利人，帕尼扎尔迪。”
“上校，您用望远镜看吧。”德斯韦宁建议道。
从望远镜里看去，这两个男人看起来离我特别近，几乎就像在我身边一样。施瓦茨科彭身材很苗条，仪表堂堂，衣冠楚楚，看起来像一个花花公子。他笑起来的时候会把头往后一仰，露出大胡子下面一排洁白的牙齿。而帕尼扎尔迪正把手放在施瓦茨科彭的肩上，似乎在和他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意大利人也很英俊，不过是和施瓦茨科彭不一样的感觉。他有一张圆脸，宽阔的前额，卷曲的黑发往后梳起，但他的脸看起来也和施瓦茨科彭一样神采奕奕，带着一种快乐的神情。他们又一起放声笑起来，帕尼扎尔迪的手还放在施瓦茨科彭的肩膀上。他们直直地望着对方的眼睛，旁若无人。
“我的天啊，”我惊叫道，“他们在谈恋爱！”
迪卡斯傻笑着说：“可惜你没听到，那天下午他们在楼下的卧室里……”
“恶心的基佬！”德斯韦宁在一旁抱怨道。
我心想，不知道德·维德夫人知不知道她的情人的性取向呢。我猜有可能是知道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惊讶了。
终于，从对面人行道上传来的笑声变小了，但两人脸上仍然带着微笑。帕尼扎尔迪做出了个无奈的表情，接着两人朝对方靠过去，抱住了彼此。过了一会，又换一边抱了抱。德斯韦宁在我的左侧一边“咔嚓咔嚓”地拍着照，一边转着胶卷。在路过的行人眼里，这不过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礼貌性的拥抱。但是，望远镜却无情地揭示了真相——他们正对着对方的耳朵低语着什么。接着，两人放开了彼此。帕尼扎尔迪举起手来告别，转身走出画面。而施瓦茨科彭则站在原地，微笑地注视着帕尼扎尔迪离开的背影。几秒钟后，他转身走进大使馆的院子里。随着他的脚步，燕尾服的拖尾向两边展开，在空中飘扬——这样的走路姿态非常迷人：昂首阔步，充满男子气概。然后，他把双手深深地插进了裤兜里。
我把眼睛从望远镜前挪开，往后退去，仍沉浸在震惊中。德国和意大利的武官！“你刚刚说，他们会在楼下的公寓里见面？”
“他们可不仅仅是‘见面’！”德斯韦宁说道，用一块黑布盖住了相机的后部，取出一个小罐子，里面装着已经曝光了的胶卷。
“照片拍得怎么样？”
“只要镜头里的人不突然移动就能拍好。可惜，最后一张照片应该是糊的。”
“你们在哪洗照片？”
“第二间卧室里有一间暗房。”
“楼下的公寓跟这里是一样的格局吗？”
迪卡斯说：“据我所知是的。”
德斯韦宁问道：“您在想什么，上校？”
“我在想，如果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就好了。”我走到壁炉前，用手抚过壁炉上抹的砂浆。“布局是一样的话，他们壁炉的烟道应该是直通我们的吧？”
德斯韦宁表示赞同：“是的。”
“那我们能不能拆掉几块砖，再往下面伸一根传声筒？”
迪卡斯不安地笑了笑：“我的天哪，乔治，这是个什么主意！”
“你觉得不好？”
“肯定会被发现的！”
“为什么？”
“呃……”他寻找着理由，“如果他们在壁炉里生火的话……”
“天气还很暖和，在秋天之前他们是不会生火的。”
“这个主意也许可行，”德斯韦宁赞同道，缓缓地点了点头，“虽然听到的音效肯定会打折扣。”
“可能是这样，但这仍对我们有帮助。”
但迪卡斯还是坚持反对：“但你们要怎么去装传声筒？至少要进到他们的公寓里才能装吧？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我看向站在我们俩中间的警察德斯韦宁。“这可以做到。”他如此说道。
虽然我很不愿意让总参谋部插手这件事，但我必须承认，这次行动风险太大，我必须获得贡斯的同意才行。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带着一份行动概述去了贡斯的办公室。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像往常一样，全神贯注、一字不落地研读着我带来的文件，甚至连用烟屁股点上一根新烟的时候都没有抬头——他太认真了，让人觉得有点恼火。我写的概述里没有提到艾斯特哈齐，因为我还不想告诉他们关于“大善人”的事。
“你说你是来征求我的同意的，”读完后，贡斯带着一点怒气看向我说，“但你都已经租下那间公寓，装备也都准备好了。”
“我得在房子被别人租走前搬进去。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贡斯咕哝道：“那你觉得这次行动能得到什么成果？”
“我们能搞清楚军队里还有没有施瓦茨科彭的间谍。而且，或许这次行动能让我们发现德雷福斯案的新证据，这是布瓦代弗尔将军吩咐下来的。”
“我觉得我们不用再操心德雷福斯的事了。”贡斯又低头看起了文件。他的优柔寡断是出了名的。不知道在他做出决定之前，我还要在这里等多久。他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说道：“但是，我亲爱的皮卡尔，冒这个险真的值得吗？我是这么问自己的。在德国人的门前搞这么一出是个大胆的举动。如果他们发现了，肯定会大吵大闹的。”
“就算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曝光我们的，因为被人监视却不知道太丢脸了。而且，我们手上有施瓦茨科彭的把柄，我们可以揭露他是个同性恋——同性恋在德国要判五年监禁呢。如果事情真走到那一步，那这五年监禁就当作是他和德雷福斯串通的报应吧。”
“我的天哪，我绝不赞同这么做！冯·施瓦茨科彭是位绅士，我们从来不是这样办事的。”
我早就料到他会反对，对此我已有准备。“您还记得，您之前给我这个职位的时候跟我说的话吗？”
“什么？”
“您说，间谍工作就是敌我战争的新前线。”我靠向他，用手轻轻地敲了敲我的报告，说道，“这次行动，可以让我们直接攻入德军的心脏。在我看来，这种大胆的行动恰恰就是法军的作风。”
“天哪，皮卡尔，看来你真的恨透了德国人。”
“我不恨他们。但正是他们占领了我的家乡。”
贡斯靠在椅背上，透过烟雾打量着我，脸上露出考量的神情，仿佛在重新考虑自己之前的想法。他就这样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都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说得过火了。但接着，他开口道：“说实话，上校，我记得任命你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还担心你会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会对这种工作感到排斥。看来我白担心了。”他在行动概要上盖章、签名，然后把它递给我。“你想做就做吧。不过，如果出了差错，你担全责。”
[1] 法国西北部的重要军港和商港。
8 意外
我们决定，既然已经确定要装传声筒了，那不如在卧室里也装一根。因为比起客厅，施瓦茨科彭和帕尼扎尔迪在卧室里谈的话题可能会私密得多。德斯韦宁不得不偷偷把必要的工具运了进来——管子、锯子、切割机、锤子和凿子，以及用来装碎石的麻袋。只有当楼下的公寓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偷偷钻入烟道，所以这项工作几乎都是在晚上进行的。迪卡斯还很担心住在楼上的那对夫妇会起疑，因为他们已经询问过他晚上的噪音是怎么回事了，还问他每天都干些什么。因此，这项工作不得不以一种令人心焦的速度慢慢地进行——用铁锤敲一下，然后停一下，又敲一下，又停一下。我们不得不随时提心吊胆，注意着不要让炉灰掉到楼下的壁炉里。而且，这份工作还让人身上总是脏兮兮的。大家的神经都变得紧张起来。德斯韦宁向我报告说迪卡斯已经开始酗酒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往往会这样。
另外，还有如何进入楼下公寓的问题。德斯韦宁先是提议直接闯入。他有一天来到我的办公室，把带来的一个小的皮质工具卷包在我的桌子上摊开。工具包里有一套钢制开锁工具，是一个老锁匠专门为总安全局定制的，看起来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专业。他向我解释了这些工具的用法——这把双头镐可以用于开各种类型的锁，无论是皮箱的锁、锁片、旗杆锁还是圆盘锁；这把长得像耙子的工具是用来松开被卡住的转盘的……一看到这些工具，我就想到万一我们的间谍在潜入德国人的公寓时被当场发现，我感到一阵眩晕。
“但这操作起来其实非常简单，上校，”他坚持道，“让我示范给你看。你随便给我找一个锁起来的东西吧。”
“好吧。”我指给他看我办公桌右边最上面的抽屉。
德斯韦宁跪下来，观察了一下锁，然后从工具包里挑了几件工具。“您需要用两个工具，看到了吗？像这样把扩张工具插进去，扩张锁芯内部……然后把尖嘴镐伸进去，找到第一个锁珠的位置，把它抬到解锁的位置……然后……”他的脸上绽放出笑容，打开了抽屉，“就打开了！”
“把这些工具留下，”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他走后，我把工具锁进办公桌下的抽屉。但我还是时不时把它们拿出来看看。不。我决定了。这风险太大，是在违法犯罪。不过，我自己想出了个计划，这个计划不会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一两天后，我对德斯韦宁说了我的想法。
“我们只是想把传声筒放进他们的壁炉，对吧？”
“对。”
“现在正好是一年里不需要生火的时候，人们都在这个时候清扫烟囱，对吧？”
“对。”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让你的手下假扮成清扫烟囱的工人，让他们去问那些德国人需不需要打扫烟道呢？”
5月中旬，德斯韦宁脸上挂着难得的微笑，来到我的办公室。原来，他妻子的哥哥的一个朋友正好认识一个扫烟囱的工人。那人非常爱国。而且，他当年也是名龙骑士，当德斯韦宁还是个中士的时候，他俩正好在同一个团里。他的父亲在19世纪70年代的战争中牺牲了。这种经历使他很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也不会刨根问底地问个不停。德斯韦宁说，那天中午，当那群德国人正在午餐前喝酒时，那人敲了敲底层公寓的门，说自己是来打扫烟囱的。房里的人没有怀疑，直接让他进去了。就在那些心高气傲的德国人的眼皮子底下，他在公寓里走来走去。他假装清洗烟道，偷偷把传声筒放了下来，然后固定好。在他“打扫”完留下自己的名片的时候，居然还有一个德国人给了他小费。
“用传声筒能听到多少？”我问。
“不少，特别是如果说话人就在壁炉附近的话。这么说吧——能抓到谈话的大意。”
“很好，你做得很棒。”
“还有一件事，上校。”
德斯韦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和一个放大镜。信封里是一张照片，长10厘米，宽13厘米。我把它拿到光线好一点的窗边，仔细看了看。
德斯韦宁说：“我们在昨天下午三点刚过的时候拍到了这张照片。”
用肉眼看很难分辨出照片上那个从大使馆大门出来的男人是谁。即使用了放大镜，我也得非常使劲才能辨认出来。照片里，他正往前走着，这使他在照片中的轮廓变得有点模糊，而5月明亮的阳光在他身后投下的影子则更清晰。然而，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确定了。这标志性的圆眼睛、这夸张的羊角胡已经出卖了他——这人就是叛徒艾斯特哈齐无疑。
那周五，贝希尔爬上吱呀作响的楼梯，气喘吁吁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寄到处里的我的私人电报。从看到这封电报开始，甚至就在我从贝希尔手中接过它的前几秒，我心里已经隐隐预感到它一定与我母亲有关，而且肯定是坏消息。我想，从小时候第一次知道死亡的存在时起，每个人都在自己心里某个秘密的角落，隐隐不安地等待着父母撒手而去的那天的到来。还是说，只有我们这些在幼年就失去至亲的人，才会长年为这种恐惧所折磨？这封电报是我姐姐安娜发来的，里面说母亲跌倒了，摔断了髋骨。复位关节时，为了减轻痛苦，医生决定对她实施麻醉。但是，电报写道：“她非常恐慌，也听不进别人的话，简直是歇斯底里。如果你有空的话，请马上来一趟。”
我沿着走廊走到亨利的办公室，告诉了他我母亲的事。他亲切地表示了同情：“我非常理解你，上校。你不用担心，你不在的时候我会保证部门正常运转的。”显然，他亲切的慰问是发自内心的——我竟突然对这只老狐狸产生了一点感激之情。我告诉他我后续会通知他我要请假多久。他说他希望一切都好。
当我到凡尔赛的医院时，手术已经结束了。安娜和她的丈夫，朱尔·盖伊正坐在母亲的床边。他们俩比我大十多岁，家庭和睦，两个人都很能干，膝下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已经成年，另外两个也十几岁了。朱尔在巴黎的一所中学当老师。他来自里昂，身体健壮，脸总是红红的，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按理来说，我是不会喜欢他这种保守派的。然而，不知道他对我施了什么魔法，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我不仅不讨厌他，还非常喜欢他。他们一看到我，就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仅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情况不妙。
“怎么样了？”
安娜没有回答，只是挪到一边让我自己看。母亲蜷缩着，小小的，头发花白。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的脸，但看见她的下半身裹着石膏。这使她看起来很奇怪，整个人看起来又大又结实，就像一只刚从蛋里孵出来的、病恹恹的雏鸟。
“麻药劲什么时候过去？”
“已经过了，乔治。”
“什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我轻轻地捧住她的脸，把她的头转过来。“妈妈？”我轻声唤道。她的眼睛确实是睁着的，但是溢着泪水，而且空洞无神。她凝视着我，却压根没有认出我来的迹象。医生告诉我，像她这样的病人，是有可能在麻醉的过程中部分失智的。听到这段话，我忍不住朝医生吼道：“你为什么不早说！”但安娜让我冷静下来——当时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第二天，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周日早上，圣路易教堂弥撒的钟声响起，但她听到钟声却没有任何反应。她好像甚至都已经忘记该怎么吃饭了。
我们雇了一名护工在白天照顾她。从现在起，我每天晚上都早早地离开办公室，回到我母亲凡尔赛公寓的客房里过夜。当然，是有人和我轮班守夜的。安娜和朱尔不常在巴黎，所以我的表弟埃德蒙和他的妻子让娜会从阿弗雷城开车过来守夜。有一天晚上，我到凡尔赛的时间比平时晚了点。当我到公寓时，看到波利娜正坐在床边，大声地为我失去知觉的母亲朗读着小说。看到我，她放下手上的书，站起来抱住我，而我也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说：“这次我再也不会放开你了。”
“乔治，”她严肃地低声说道，“你妈妈……”
我们低头看向她。她双眼紧闭，仰面躺着，脸上所有的肌肉都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她的表情很冷漠，几乎可以说是冷若冰霜。现在，对待她已经不用讲究任何规矩了，我想，不用讲究任何愚蠢的、狭隘的道德伦理了……
我说：“她看不见我们。再说，就算她能看见，她也会为我们感到高兴的。你知道的，她一直想不通我们俩为什么没结婚。”
“不止她一个人这么想……”
她挖苦地说道。她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怪过我。我们从小一起在阿尔萨斯长大，一起经历了德军的包围和轰炸。一起被赶出阿尔萨斯的时候，我们互相依偎着，感觉除了彼此，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是她的初恋，我本该在去阿尔及利亚的军团报到之前向她求婚的，但我当时一直以为我还有的是时间。结果，当我结束海外服役，从印度支那回国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一个女儿，肚子里正怀着第二胎。但我居然不太介意，而且我们很快就重燃旧情了。“比起一个共同的未来，我们有更珍贵的东西，”我曾这么告诉她，“那就是共同的过去。”不过，现在连我都不太相信这句话了。
“你有意识到吗？”我握着她的手说道，“我们已经在一起二十多年了。这跟婚姻也差不多了。”
“噢，乔治，”她疲倦地说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婚姻和这一点也不一样。”
前门打开了，传来我姐姐的声音。她立即把手抽了回去。
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我母亲的情况还是毫无好转。在没有摄入任何养分的情况下，她居然还能撑这么久，真令人感到震惊。有时，当我摇摇晃晃地站在凡尔赛拥挤的火车车厢中时，我会想起亨利的话：世上没多少轻松的死法…… 但对于我母亲来说，她似乎只是慢慢地遗忘了一切，平和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从知道我母亲的事后，亨利对我一直关怀备至。有一天，他问我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到等候室去见见他的妻子，她有东西要给我。我从来没想象过亨利的妻子会是什么样的，我以为她会和他一样——大块头、红红的脸、聒噪、粗鲁。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见到的是一位高挑苗条的女子，很年轻，年龄应该不到亨利年龄的一半。她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面容清秀，一双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亨利向我介绍说她叫贝尔特。和亨利一样，贝尔特也带着马恩口音。她一只手上握着一束花，她把花递给我，让我转交给我的母亲。她的另一只手牵着一个穿水手服的小男孩，看上去两三岁的样子。在这栋阴暗的大楼里可不常见到孩子。亨利说：“这是我儿子，约瑟夫。”“你好，约瑟夫。”我把约瑟夫抱起来，转着圈，他的父母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这种单身汉已经学会怎么和小孩子好好相处了）。然后，我把孩子放下来，对亨利太太为她送的花表示了感谢。听到我的感谢，她风情万种地垂下了眼睛。在回楼上办公室的路上，我琢磨着亨利这个人可能比我想象中的更复杂。他以自己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而自豪，他想向我炫耀，这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感觉到了亨利太太的野心。不知道他太太的野心对他有什么影响。
1896年6月12日，周五，这天下午我母亲接受了最后的涂油礼。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窗外的街道上人声鼎沸。窗帘已经拉下，但阳光还是强烈地照在玻璃上，仿佛在叫嚣着，想要冲入房里。我看着神父一边吟诵着拉丁文的祷词，一边给母亲的耳朵、眼睛、鼻孔、嘴唇和手脚上涂上圣油。临走时，他与我握了握手，他的手湿滑黏腻，让人反感。那天晚上，母亲在我的怀里离开了人世。当我给她最后一个吻时，我还尝到了她身上残留的油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我母亲的身后事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当这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大家却还是那么震惊，仿佛她是突然撒手人寰的。我们在圣路易教堂中为母亲举办了安魂弥撒，接着看着她被安葬在墓地的一个角落里。这一切结束后，我们走回母亲的公寓，为她守灵。这个场合让人感觉非常不适。天气太热了，房间里又很拥挤，充满着紧张的气氛。我的嫂子，我哥哥保罗的遗孀，伊莲娜也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不喜欢我。我们竭力不和对方碰面——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以至于最后，我只能待在我母亲以前的卧室里，坐在光秃秃的床垫上，跟波利娜的丈夫聊着天——在场的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他？
莫尼耶是个相当正直的人，对妻子和女儿都很好。如果他是个混蛋的话，我内心至少能好受点。然而，他只是很无趣。从工作上来说，据我所知，他在外交部就是一个负责从年轻人的好主意里挑刺的老官员。从社交上来说，他总是先佯装询问别人对某件事的意见——比如说现在，他正在问我对沙皇即将来国事访问有什么看法——然后在对方回答时，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不耐烦，直到他找到机会打断对方。接着，他就会开始自己的长篇大论。原来，他已经被委派了此次国事访问法俄策划委员会的工作。他喋喋不休地说起“沙皇陛下”的公务列车重450吨，比我们铁路的限重还多了200吨，这使他不得不向大使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越过他的肩膀，我看到波利娜正和路易·勒布卢瓦说着话。她也看向了我。莫尼耶转过身，瞟了一眼身后，对我的走神很不满意。然后，他转过身来，继续说下去。
“正如我刚刚所说的，这不是外交礼节问题，这就是最基本的礼貌问题……”
我试着集中注意力去听他说的那些外交人员的陈词滥调，但我就是做不到。
在这段日子里，“大善人行动”一直像台无人照管的机器一样，继续运转着，不停地输出大量几乎无用的情报——大堆模糊的照片，进入里尔街的人员名单（陌生男性，五十多岁，走路有点跛，曾是军人？ ）和零碎的聊天记录［我在卡尔斯鲁厄的演习中见过他，他提出 （模糊 ），但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从我们巴黎的线人那里得到了 （模糊 ）］。到7月时，我已经花了桑德尔偷偷留给我的资金中的好几千法郎，还冒着极大的外交风险，向我的上司隐瞒了一个潜在叛徒的存在。除了一张艾斯特哈齐离开大使馆的照片，我没有任何有确实价值的成果可以向上级展示。
但接着，毫无预兆的，一成不变的局面被打破。我的生活、事业与其他的一切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我不在巴黎，正随着布瓦代弗尔将军在勃艮第出差。我们的先行侦察员在沃纳雷莱洛姆的一条运河旁找到了一家不错的餐厅。于是，就在这间餐厅里，我们坐在露天的座位上，伴着牛蛙叫和蝉鸣声，闻着驱蚊香烛的香茅味，共进晚餐。我坐在布瓦代弗尔的勤务兵，加布里埃尔·波芬·德·圣莫雷尔少校身边，离布瓦代弗尔稍微有些距离。飞蛾在闪烁的灯笼里飞来飞去。在东边山坡上的葡萄园上方，星星刚刚开始在夜空中闪烁。还有什么能比这良辰美景更令人愉快的呢？波芬面容精致，英俊帅气，好像还是个不知名的小贵族。他与我同龄，我与他出生的时间只差了几周。我认识他很久了，他曾是我在圣西尔军校的同学。在烛光的映照下，他的脸因为喝了酒而微微泛红。当他正往自己的盘子里舀埃普瓦斯奶酪（这种奶酪口感软糯，味道非常浓烈）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噢，对了，皮卡尔。对不起，我完全忘光了——我们回巴黎后，总参谋长让你去跟福柯上校谈谈。”
“好的，我会去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福柯是我们在柏林的武官。
波芬看都没看我一眼，专注在舀奶酪上，没有压低声音就直接说道：“哦，好像是福柯在柏林听说德国人在我们的军队里还安插有另一个间谍。他写信告知了总参谋长这件事。”
“什么？”我大吃一惊，用力地放下酒杯，导致里面的酒洒到桌面上，“我的天啊？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事？”
听到我吃惊的语气，波芬抬头瞥了我一眼道：“几天前吧。不好意思，乔治，我都把这事给忘了。”
但就算得知了这么一个天大的消息，我当天晚上还是什么也干不了。第二天早上，当大家还在吃早餐时，我就在我们住的别墅里找到了布瓦代弗尔，请他允许我马上回到巴黎去向福柯上校询问此事细节。
布瓦代弗尔扯起餐巾的一角，从自己的胡子上拭去一小块鸡蛋，问道：“怎么这么着急？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可能会有。我想调查一下。”
看到我如此急于离开，布瓦代弗尔似乎有点惊讶，甚至有些恼怒。毕竟，他邀请我和他一起来到勃艮第，出名的美食之乡，和他一起悠闲地进行考察。在他看来，这是对我的优待。“你想去就去吧，”他说，对着我挥了挥餐巾，“有什么进展随时通知我。”
中午刚过不久，我就回到了陆军部。不一会儿后，我就坐在福柯的办公室里，听他向我解释来龙去脉。福柯是个能干、果断、专业的军官，多年来，他一直在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空想周旋，这磨炼出了他坚毅的性格。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被剪得很短，盖在他的头上，活像一顶头盔。他说道：“我还在想布瓦代弗尔将军什么时候会有空给我回应呢。”他神情疲倦地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并把它打开。“你还记得我们在蒂尔加滕的间谍，理查德·库尔吗？”
蒂尔加滕是柏林的一个区，德军的情报总部就在这个区里。
“是的，我当然记得。在我们把他变成自己人之前，他一直在巴黎向德国泄露我们的情报。我接手这份工作的时候，桑德尔跟我介绍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