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他被开除了。”
“那可真遗憾。什么时候的事？”
“三周前。你见过库尔本人吗？”
我摇摇头。
“虽然他平时就总是神经兮兮的，但他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的状态真是糟透了。他恐慌至极，害怕自己会被德国总参谋部以叛国罪逮捕。他觉得是他在布鲁塞尔的朋友拉茹因为钱出卖了他，这是很有可能的。无论如何，他想要确保我们会罩着他。如果我们不管他的话，他就只能去他的顶头上司豪普特曼·达姆那里，把他知道的所有事都说出来。”
“他知道得多吗？”
“知道一些。”
“所以他是想勒索我们？”
“我觉得不是。算不上。他只是想要一个保证。”
“那就向他保证吧。动动嘴皮子又不花一分钱——尽全力去让他放宽心。告诉他，我们这边不会泄露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我在信里已经跟他说了不用担心，但实际情况要更复杂。”福柯叹了口气，揉了揉额头——我意识到他压力有点大。“他想要亲耳听到保证，也就是和我们的人见面聊。”
“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必要的风险。如果有人跟踪他怎么办？”
“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但他坚持要见面。看到他这么执着，我当时就意识到事情远不止他告诉我的那样简单。于是我找来一瓶苦艾酒给他——这是他的最爱，他说这酒让他想起他曾经爱过的一个法国女孩——慢慢的，他把整件事都告诉了我。”
“他说了什么？”
“他很害怕且想要和我们部门的人见面是因为，他说德国人在法国军队里安插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间谍。”
这就对了。我努力装出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道：“他有说这个间谍叫什么名字吗？”
“没有。他只知道一些道听途说的细节。”福柯看了看文件道，“据说，这位间谍是营长级别的，年龄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向施瓦茨科彭传递情报已经有大概两年了，大部分是关于枪炮的情报，但大部分质量不高——比如，他最近递交了一份沙隆的枪炮培训课程的细节，质量就很差。这些情报已经一级一级地传到了冯·施里芬 [1] 手上。施里芬觉得这些情报非常差劲，可能都是从江湖骗子或者恶意造谣者那里听来的。于是，施里芬让施瓦茨科彭不要再用这个间谍了。”他从文件后抬起头来，接着道：“这些我都写在给布瓦代弗尔将军的信里了。你有想起些什么吗？”
我假装思考了一会儿，道：“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什么。”但事实上，我正强忍着从椅子上跳起来的冲动。“这就是全部了吗？”
福柯笑了笑。“你的意思是，我有没有再给他一瓶酒？”他合上文件，把它放回抽屉里。“没错，我是又给了他一瓶。事实上，他醉得一塌糊涂，我最后不得不把他收拾干净，把他放上床去。我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啊！”
我也笑了起来：“我去安排一下，给你发个奖章。”
福柯的笑声渐渐小了下去，他继续说道：“实话说，皮卡尔上校，库尔本来就是个神经兮兮的人。而且，和其他神经质的人一样，他也总喜欢胡思乱想。所以，我就直说吧——虽然我把他跟我说的话都告诉你了，但我没办法为他背书，你懂吗？我很愿意为我们手下的某些特工担保，不过我是不会为库尔担保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都没有把他说的其他话写下来。”
“我完全理解。”我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会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你跟我说的一切的。”
“很好。”福柯停顿了一下，对着桌子皱了皱眉头，然后看向我——直直地平视着我，露出军人那种严肃的神情。“那我就说了。库尔说，德军情报部门还在为德雷福斯那件事生气。”
“你的意思是，他们为我们逮到德雷福斯这件事而生气？”
“不，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德雷福斯这号人——反正库尔是这么说的。”
我迎着福柯的视线，也凝视着他。他双目乌黑，目光毫不动摇地看着我。“那有可能，”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他们还在替他开脱。”
“是吗？在私底下？”福柯皱起眉头，摇了摇头。“我觉得不会。我承认在公开场合他们肯定不能承认这种事——这是外交的游戏规则。但关起门来，在私底下，他们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向自己人否认呢？而且，这件事也过去很久了。”
“可能没有人想要承认是德雷福斯的接头人？因为德雷福斯的下场太惨了？”
“你我都心知肚明，事情并不是你说的那样，不是吗？据库尔说，德皇当面质问施里芬，‘我们到底有没有用过这个犹太人，有没有？’施里芬又去问达姆，达姆向他发誓说自己不知道军队里有过任何犹太间谍。于是，施里芬命令达姆把施瓦茨科彭召回柏林来质询——库尔在蒂尔加滕亲眼见到了施瓦茨科彭——可施瓦茨科彭也坚持说他第一次看到德雷福斯这个名字，就是在他被逮捕后的报纸上。库尔告诉我，自那以后，达姆小心翼翼地问了欧洲其他国家情报机构里他认识的一些间谍，想看看他们之中有没有人用过德雷福斯。但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们因为这个很生气？”
“是啊，当然了——你也知道，这些蠢笨的普鲁士人一旦被人当成傻瓜，就会直接暴跳如雷。他们觉得这整个事件就是法国人精心编织的诡计，为的就是让他们被世人不耻。”
“胡说八道！”
“确实，但他们就是这么觉得的——至少库尔是这么说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手已经紧紧地捏住了椅子扶手，就像是坐在牙医诊所的椅子上一样。我努力地让自己放松下来。我把腿交叉起来，抚平裤子，摆出一副发自内心的冷静的样子。不过，我知道这肯定骗不过福柯——他可是测谎专家。
“我觉得，”在长长的沉默后，我说道，“我们应该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接受库尔的要求，跟他见面，然后把所有细节都问清楚。”
“我同意。”
“还有，在调查期间，这件事不能和任何人说。”
“我完全同意。”
“你什么时候回柏林？”
“明天早上。”
“我建议你联系一下库尔，告诉他我们想和他谈谈，越快越好，可以吗？”
“我一回去就办。”
“问题是，我们和库尔应该在哪里见面？总不能在德国吧？”
“对，绝对不行，那就太冒险了。”福柯想了想道，“瑞士怎么样？”
“可以，应该够安全了。在巴塞尔可以吗？每年这个时候巴塞尔都会有很多游客。他可以假装正在徒步旅行，我们可以去那里跟他碰头。”
“我会转告他，然后告诉你后续的。你会报销他去那里的费用吗？不好意思，但我觉得这肯定会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微微笑了，说道：“啊，我们到底是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工作啊！当然，我们会支付那些费用的。”
我站起来，向他敬礼。福柯也站起来向我回礼。接着，我们握了握手，没有再说话——因为没有必要，我俩都心知肚明，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其实可能会变得多么重要。
所以，毋庸置疑的是，我至少已经找到一个间谍了，那就是夏尔·斐迪南·沃尔辛·艾斯特哈齐少校——也就是他自己口中的“艾斯特哈齐伯爵”。他游荡在鲁昂和巴黎之间，嗜赌成性，有事没事就去夜店喝香槟，大多数晚上在蒙马特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与四指玛格丽特共谐云雨之欢。为了维持这种荒淫无度的生活，他化身为情报贩子，兜售自己祖国的机密。
没错，艾斯特哈齐这件事已经很清晰了——就算没有合法的证据。但德雷福斯呢？我的天哪，德雷福斯的案子可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噩梦。当我从陆军部走回反间谍处时，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疯狂思考着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以至于我不得不再次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命令自己：一步一步来，皮卡尔！冷静下来，皮卡尔！不要急于做出判断！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向任何人透露！
但就算如此，当我走到办公楼门前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地沿着大学街，往路易·勒布卢瓦公寓的方向瞟了一眼——我是多么渴望能跟他谈谈这件事啊……
我爬上楼梯，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桌子上有德斯韦宁写给我的一张便条——他问我今晚能不能见一面，老时间，老地点。由于我和布瓦代弗尔一起出差了，上一次和他见面已经是十天前。当我到达圣拉扎尔车站的咖啡馆时，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十五分钟。他坐在那等我，面前摆着一杯帮我点的啤酒。与往常不同，这次他给自己也点了一杯。
“你还是第一次和我喝酒呢，”当我们碰杯时，我这么说道，“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庆祝吗？”
“也许吧。”德斯韦宁擦去自己胡子上的泡沫，把手伸进衣服的内袋，掏出一张照片，盖过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推到我面前。我把照片拿起来，反过来。这一次，照片拍得非常清晰，就像是在影楼拍的人像一样——带着灰色圆顶礼帽的艾斯特哈齐正从德国大使馆的大门里走出来，我甚至能从他脸上看到一丝微笑。他肯定是停了下来，享受着沐浴在阳光里的感觉。
“这么说，他又来过了。”我说，“这很重要。”
“不，上校，重要的是他手里拿着的东西。”
我又仔细看了看照片。“他手里什么也没拿。”
德斯韦宁又把另一张照片正面朝下盖在桌上，从桌子上推过来给我。然后，他往后靠去，喝起了啤酒，一边观察着我的反应。这张照片上的人影没有照全，只露出四分之三的身形。照片上的人正从街道上转进大使馆，人的轮廓因为往前走的动作而模糊了。这人右手拿着一个白色的东西——可能是信封，也可能是包裹。我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桌面上观察。第二张照片里的人也带着灰色的圆顶礼帽，也有着高大魁梧的身材——这人是艾斯特哈齐无疑。
“这两张照片拍摄间隔多久？”
“十二分钟。”
“他太大意了。”
“太大意？他就是无耻 ！你要小心这个家伙，上校。我以前遇到过他这种类型的人，”他用油乎乎的大拇指指甲轻磕着照片上的那张脸，“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两天后的晚上，我收到了福柯上校从柏林发来的密电。信中写道，库尔已经同意在巴塞尔和我们的代表见面。时间定在8月6日，周四。
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去，甚至还查了一下火车时刻表。但后来，我冷静下来，权衡了一下风险。巴塞尔位于瑞德两国边境上，我曾在去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的路上路过几次。当地人讲的是德语，到处都是半木质的哥特式建筑，墙上的百叶窗总是紧闭着。在那里，就跟在德国的感觉一模一样。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而且，我接任这个位置已经一年多，柏林那边很可能已经发现顶替桑德尔成为反间谍处处长的是我。我并不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全，但这件事涉及的不止我一人。这么做风险太大了，如果我在巴塞尔被人看见，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在8月3日星期一的上午，也就是约定好的会面时间的三天前，我把亨利少校和劳特上尉叫来我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他们同时到了。我坐在长会议桌的一端，亨利坐在我的左边，劳特坐在我的右边。我面前的桌上放着“大善人行动”的档案，亨利满腹狐疑地看着它。
“先生们，”我开口说道，同时打开文件夹，“我觉得是时候向你们介绍一下这项情报行动了。这项行动已实施数月，终于有了成果。”
我从他们已知的情况开始说起，向他们娓娓道来。我给他们看了那张写着艾斯特哈齐地址的小蓝 和施瓦茨科彭的信件草稿，也就是他在其中抱怨自己在与“鲁方”的联系中花了钱，却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那封信。我向他们提起了我的鲁昂之行，以及我和我的朋友，屈雷少校的对话。“回来以后，”我说道，“我就决定要彻查此事。”我为他们朗读了德斯韦宁的报告，其中提到了艾斯特哈齐的债务、赌瘾、四根手指的情妇和其他一些情况。虽然他们一言未发，静静地听着，但我感觉到在沉默中，气氛越来越紧张。当我说到我们租下德国大使馆对面的公寓时，他们俩飞快地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神。然后，我像魔术师一样，戏剧性地拿出了艾斯特哈齐两次出入德国大使馆的照片。
亨利戴上眼镜，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这两张照片，然后说道：“贡斯将军知道这件事吗？”
“是的，他知道我们在对大使馆进行监视。”
“但是他不知道艾斯特哈齐的事？”
“我还没告诉他呢。我想等到有足够证据可以逮捕艾斯特哈齐的时候再告诉他。”
“我能理解。”亨利把照片递给劳特，摘下了眼镜。他用嘴叼着眼镜腿，沉吟着，活像个学者正在评鉴自己同事的研究成果。“很有意思，上校，虽然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但毫无疑问，这些间接证据的细节都非常好。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证据的话，艾斯特哈齐肯定会狡辩，说自己只是去提交签证申请的，而我们也没法证明他在说谎。”
“是这样。但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有了一项重大进展，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扩大此次行动的规模。”说到这，我停顿了一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现在，我只要说出几句话，他们的一切认知都会天翻地覆。亨利用眼镜腿敲击着自己的牙齿，等着我开口。“我们在德军情报部门内部有一个线人。他告诉我们，德国人在法国安插有一个间谍，已经有几年时间了。这个间谍是个少校，年龄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参加过沙隆的枪炮培训课程。”
劳特说：“肯定是艾斯特哈齐！”
“我也觉得是他无疑。我们的线人想让我们周四去瑞士巴塞尔和他见面，他会把他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们。”
亨利轻轻地吹了声口哨，以表示心里的惊讶。我第一次从他的表情中看到了对我的一丝敬意。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进一步把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说出来（“你知道吗？这个线人还说德雷福斯从来就不是德国安插的间谍！”），但我忍住了，因为还不想跟他们说那么多。一步一步来，皮卡尔！
亨利问道：“这个线人是谁？”
“理查德·库尔——你还记得他吗？他几年前还是德国人安插在我们这里的间谍，后来在豪普特曼·达姆手下办事。现在他被达姆解雇了，可能是因为遭到了达姆的怀疑，所以赶紧来找我们当他的靠山。”
“我们信任他吗？”
“我们信任过谁吗？但是，他并没有撒谎的动机，你说呢？至少，我们得听听他想对我们说什么。”我转向劳特道，“上尉，他的汇报，我想让你来负责。”
“当然可以，上校。”劳特像个德国人那样，利索地鞠了一躬。如果他现在是站着的话，我觉得他甚至会一碰鞋后跟、立正站好。
亨利说：“我冒昧地问一句，为什么要让亲爱的劳特来负责呢？”
“因为自从我们拿到小蓝 开始，他就知道这个案子。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会说德语。”
亨利反驳道：“但如果库尔在我们这里工作过，他肯定也会说法语。为什么不能让我去？在跟流氓打交道这件事上，我更有经验一些。”
“是的，但我觉得他用德语或许更加自在。你同意这样的安排吗，劳特？”劳特的德语说得非常好，几乎不带口音。
“同意，”劳特瞥了一眼亨利，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同意，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要有一个，或者两个人跟着你去，以确保库尔是一个人去的，而且这不是德国人给我们下的套。我建议你带路易·汤姆普去。库尔还在巴黎的时候，他们俩就认识了。”和盖内、德斯韦宁一样，汤姆普也是总安全局的一位军官。他能干、可靠，而且德语讲得很好。我以前用过他。“具体的细节我们稍后再议。谢谢你们能来，先生们。”
劳特几乎是跳了起来，说道：“谢谢您，上校！”
亨利还坐在座位上，凝视着桌子。片刻，他才把椅子往后一推，沉重地站起来。他把外衣往下扯了扯，盖住自己肥大的肚腩，说道：“是的，谢谢您，上校。”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渴望。我看得出来，他还是不甘心自己没有被选中参加巴塞尔的会面，但又不知道要怎么说服我让他去。“有意思，”他反复说道，“非常有意思。不过我得说，如果我是你的话——如果我能冒昧地提个建议的话——我会把这件事告诉贡斯将军。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德国间谍，在外国私下见面，谈论法军内部的间谍问题，这可不是件小事。要是他不是从你那里，而是从别人嘴里听说这件事，那麻烦就大了。”
亨利走后，我思考着他是否在威胁我。就算是，在这官场的钩心斗角中，我也有自己完美的对策。我走到陆军部，爬上楼梯，到了总参谋长的办公室，求见布瓦代弗尔将军。
一物降一物！
但很不巧，布瓦代弗尔的勤务兵告诉我他不在，离开勃艮第后，他直接去了维希。
于是，我只好给布瓦代弗尔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有要事相谈。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早上，我收到了他的回电——他令人讨厌地、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亲爱的皮卡尔上校，是什么事情那么紧急？我正在海边度假。接下来要休年假，回诺曼底的老家去。你要说的是什么事呢？
我在回信中谨慎地回答道，跟1894年的那桩案子类似 ——也就是和德雷福斯案类似。
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坐火车回去。明天，也就是8月5日，周三，十八点十五分会到里昂车站。来接我。布瓦代弗尔。
然而，亨利并没有就这样放弃。
就在我收到布瓦代弗尔回复的那一天，我和劳特、汤姆普在我的办公室里开了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巴塞尔会面行动的具体安排。计划非常简单易行。劳特和汤姆普，加上汤姆普选来做助手的乌耶卡尔——一名巡官，也是瓦西的警察局局长——会乘坐明晚从巴黎东站出发的火车，周四早上六点抵达巴塞尔。他们三人都会随身携带武器。在巴塞尔，他们将分头行动。劳特会直接去车站旁施瓦茨霍夫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等着。而汤姆普会去往巴塞尔的另一个主要的火车站，巴登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坐落在莱茵河的对岸，德国来的火车都会停在这里。与此同时，乌耶卡尔将在明斯特大教堂之前的广场上等待，因为九点时，双方的人会在这里第一次见面。汤姆普认得出库尔，因此自库尔从柏林来的火车上下来时，汤姆普就会一直盯着他通过护照检查的关卡，以确保没有人跟着他。汤姆普会一直跟着他走到明斯特广场。然后，乌耶卡尔会拿着一块白手帕，作为碰头的暗号。看到暗号后，库尔会走到乌耶卡尔面前，用法语问：“您是莱斯屈尔先生吗？”（莱斯屈尔其实是总参谋部多年的门房），而乌耶卡尔则会回答道：“不，但我是他派来接您的。”接着，乌耶卡尔就会带着这位德国特工去到宾馆，与劳特见面。
“我希望你能把他知道的所有信息完完整整地挖出来，”我命令劳特道，“花再多时间都没关系。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第二天继续问。”
“遵命，上校。”
“重点是问清楚艾斯特哈齐的事，但不要觉得你只能问他的事。”
“遵命，上校。”
“无论出现什么线索，无论线索多么奇怪，都要挖掘下去。”
“当然，上校。”
会议结束时，我跟他们握了握手，祝他们好运。汤姆普离开了办公室，但劳特迟迟没有挪动脚步。他开口说道：“我能提出一个请求吗，上校？”
“你说。”
“我想，如果亨利少校能作为我的替补，和我一起去的话，我们会轻松许多。”
起初，我以为他是临行前紧张了。“得了，劳特上尉！你不需要替补，你自己完全应付得来。”
但是，劳特坚持道：“上校，亨利少校经验丰富，我真的觉得他会对这次的行动有所帮助。有些我不知道的情况，他比较清楚。而且，他也很擅长与人相处，人们都会对他放松警惕。而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总是比较……正式。”
“是亨利少校让你来跟我说这些的吗？我可不喜欢手下的军官在背后质疑我的权威。”
“不是，上校，绝对不是！”劳特白皙的脖子一下子变红了，“以我的军衔，我确实不应该插手这件事。但我有时觉得，我们需要让亨利少校感觉自己……有价值 ——希望这么说没有冒犯到您。”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没有让他一起去巴塞尔，伤了他的感情？”
劳特没有回答，只是低下了头。我猜也是，我想，他肯定是因为这事伤自尊了。因为亨利总是像爱管闲事的门房一样，在处里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想插一脚。不过，如果我冷静下来，——冷静地处理这件事，皮卡尔！ 我对自己说道——我能够明白让亨利感觉到在对艾斯特哈齐的调查中，他与我是地位平等的合作关系，对我会有一定的好处。在官场，要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同盟。我可不想一个人孤军奋战，特别是在处理间谍这个问题上。而且，万一德雷福斯案真的重审了——上帝保佑千万别——我会需要亨利站在我这边。
我烦躁地轻轻跺着脚。“好吧，”我终于开口道，“既然你们俩都对这个安排这么不满意，那就让亨利少校陪你去吧。”
“遵命，上校。谢谢您，上校！”看到劳特感激涕零的样子，我都为他感到有点可悲了。
我伸出食指，指着他，强调道：“但是跟库尔交谈的时候，要说德语，明白？”
这次，劳特真的碰了碰后脚跟，立正站好，答道：“明白。”
[1] 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ffen，1833～1913），伯爵，陆军元帅，德军总参谋长。——作者注
9 巴塞尔之行
第二天下午五点，瑞士行动小队在办公楼大厅里集合。每个人都穿着结实的步行靴子、高筒袜、运动夹克，背着背包。对外人，他们会说他们四个是朋友，一起去巴塞尔徒步旅行。亨利穿一件印着难看的大格子花纹的夹克，毡帽上插着一根羽毛。天气很热，亨利不免变得面色潮红，脾气也暴躁起来。我心里纳闷道，既然这么辛苦，为什么他挤破头也要参加这次行动呢？
“我亲爱的亨利少校，”我笑着说，“你掩饰得过头了！你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个蒂罗尔的客栈老板！”汤姆普和乌耶卡尔都笑了，就连劳特也被逗乐了，但亨利还是闷闷不乐——他喜欢调侃别人，却受不了被别人调侃。我告诉劳特：“在巴塞尔的时候，给我发封电报，告诉我会议进展如何，以及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当然，不要直接说，要用暗语。祝你们好运，先生们！我得说，要是有人穿成这样，想进入我们国家，我是不会让他们进来的。不过，我又不是瑞士人！”
我送他们到门口，看着他们坐上出租马车。直到那辆四轮马车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才开始步行前往约定地点。我还有很多时间，所以我能悠闲地享受这个夏末的下午。我沿河堤慢慢地走着，从奥赛码头上的大型建筑工地前经过，那里正在沿河建一座新的铁路终点站和一座大型旅馆。不到四年后，二十世纪第一个重大的国际盛会——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就将在这里举行。这座建造中的建筑的巨型骨架上挤满了工人，空气中充满着一种积极的，甚或可以说是乐观的能量，这种态度于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法国可不多见。我沿塞纳河左岸走着，走上苏利桥时，我停下脚步，靠在栏杆上，顺着塞纳河向西眺望圣母院。我还在思索如何应付即将到来的会面。
公众人物的命运总是那么难以预测。一年半以前，布瓦代弗尔将军还完全被笼罩在梅西埃的光芒之下；而如今，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法国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之一。事实上，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几乎每一份报纸上都会有关于他的报道——无论是他带领法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办的沙皇加冕礼；还是于沙皇皇后在蔚蓝海岸度假时，向她转达总统的问候；抑或是与俄国大使在隆尚马场一同观看巴黎大奖赛。俄国、俄国、俄国——每一篇关于他的报道都逃不过提到俄国。布瓦代弗尔的与俄国的战略联盟被公认为是近年来外交上最杰出的成果。然而，与一支由农奴组成的军队一起对抗德国是否行得通，我私下里还是持保留意见。
不过，布瓦代弗尔的名气是不可否认的。他的行程表都已经被登在报纸上了，当我到达里昂车站的时候，很远就看到他的仰慕者们站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偶像从维希来的火车上下来。当火车终于停在站台旁时，好几十个人冲过来，想要在人群中找到他。最后，布瓦代弗尔终于现身了，并且在车门口停下来让大家拍照。他虽然身着便服，但在那顶漂亮的高顶丝绸礼帽的映衬下，本就高大挺拔的他显得更加高挑了。他礼貌性地对着正在鼓掌的人群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走下火车，走到站台上，身后跟着波芬·德·圣莫雷尔等一众勤务兵。他慢慢地朝检票口走去，就像一艘正在接受检阅的庄严的战舰。他举起帽子，对人群中传来的“布瓦代弗尔万岁！”“军队万岁！”的喊声微微一笑——接着，他看见了我。他的表情微微凝固了一下，看来是在努力回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我向他敬礼，他友好地向我点了点头。“皮卡尔，和我一起坐我的车吧。”他说道，“不过，我正要去桑斯公馆，很快就到，所以你得长话短说。”
他的车是一辆潘哈德-勒瓦索，敞篷车。我和将军在铺有软垫的后座上坐下。车颤颤悠悠地驶过鹅卵石路，朝里昂街驶去。街边，几个正排队等车的人认出了总参谋长，欢呼起来。
布瓦代弗尔说：“这就差不多了，不是吗？”他把帽子脱下来，放在膝盖上，用手梳着自己稀疏的白发。“所以是什么和1894年的那件案子有关系呢？”
尽管这与我想象中汇报的场景大相径庭，但至少现在我们的谈话内容是不可能被偷听到的——布瓦代弗尔必须转过身来，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喊出自己的问题；而我也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他才能听见。“将军，我们在军队里发现了一个给德国人传递情报的叛徒！”
“不是吧，又一个！哪种情报？”
“目前为止来看，大部分是关于枪炮的情报。”
“很重要吗？”
“不是很重要，但是可能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情报被泄露了。”
“是谁？”
“一个所谓的‘沃尔辛·艾斯特哈齐伯爵’，第74步兵团的一个少校。”
我看到布瓦代弗尔努力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如果我听过的话是肯定不会忘记的。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跟发现德雷福斯的方法一样——通过我们在德国大使馆里安插的间谍。”
“我的天哪，要是我老婆能找到有那个女人一半尽责的清洁工就好了！”他把自己逗笑了。可能是因为水疗的作用，他看起来相当放松。“贡斯将军怎么说？”
“我还没告诉他呢。”
“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先跟您说比较好。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跟部长说说这件事。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我们有希望更深入了解艾斯特哈齐。在那之前，我觉得先不告诉贡斯将军比较好。”
“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他拍了拍身上的几个口袋，找到鼻烟壶。他把鼻烟壶递给我，但我没有接，于是他自己吸了几口。我们的车绕过了巴士底广场，再过一两分钟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我需要一个明确的回答。
“所以，”我问道，“您是允许我去告知部长了吗？”
“是的，我觉得你应该去告诉他，你觉得呢？总之，”他一边说，一边轻拍着我的膝盖来强调自己说的每一个词，“我是绝对不想要再来一桩社会丑闻了！一个时代有一个德雷福斯就够了。所以，我们处理这桩案子的时候，要比上次更加谨慎。”
我没有回答，因为桑斯公馆已经到了。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建筑总是阴沉沉的，但今天却罕见的灯火通明，一片热闹景象。看来，某种官方的接风仪式正在这里举办，不停地有穿着晚礼服的人到达门口。站在公馆门口的台阶上，抽着烟的，不是别人，正是贡斯。我们的车在几米外停下来。在司机刚刚跳下车去为布瓦代弗尔放下台阶时，贡斯丢下烟，朝我们走来。他在车前站定，敬了一礼：“欢迎回巴黎，将军！”然后，他毫不掩饰地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向我，说：“还有皮卡尔上校？”他用的是问句。
我立刻回应道：“我刚才也在车站，布瓦代弗尔将军非常好心地捎了我一程。”这既不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也不是实打实的真相。但希望这么说能让我顺利抽身。我向他们敬了一礼，祝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当我走到街角时，我冒险回头看了一眼，但他们俩都已经走进公馆里去了。
我为什么还不把艾斯特哈齐的事告诉贡斯呢？其实，真正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因为我知道，一旦那个精明的老狐狸知道了，他就会想控制这个案子的调查行动，且会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案子。其次，我很清楚军队内部是怎么运转的，如果他知道后想越过我，直接和亨利交接这个案子，我是无能为力的。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有了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给我撑腰，那么贡斯就没法干涉了，我可以无拘无束地继续按照自己的方法调查下去。没有点心机，我怎么会成为法国军队里最年轻的上校呢？
于是，就在周四上午，就在计划中巴塞尔行动小队和双面间谍库尔第一次碰面时，我带着我的“大善人”档案和我的专用钥匙——它象征着我拥有可以随时拜访部长的特权——通过办公室的木门，走进了布列讷酒店的花园里。我记得，在德雷福斯革职仪式那天，这座花园被白雪覆盖着，像是一个纯白的世界。而现在，在8月，这座花园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魅力。高大的树上，绿叶是那么繁茂，几乎把后面的陆军部大楼都遮住了；外面街道上传来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虚无缥缈，就像是蜜蜂发出的嗡嗡声一样，让人听来昏昏欲睡；四下里，除了我，只有一位正在给花坛浇水的老园丁。当我从那被晒焦的草地上走过时，我心里默默想着，如果我有一天当上了陆军部长，我就要在夏天把我的办公桌搬到这个花园里来，然后在树下管理整个军队——就像恺撒在高卢做的那样。
我走到草坪边缘，走过砾石小道，小跑着登上了部长官邸那扇玻璃大门前浅白色的石阶。我打开门，进到楼里，登上那熟悉的大理石台阶，经过了那副熟悉的盔甲和拿破仑那幅浮夸的画像——这一切都和故事开头那天一模一样。在部长私人办公室的门口，我转过头去问了问部长手下的一个勤务兵，罗伯特·卡尔蒙-梅森，部长现在是否方便见我。卡尔蒙-梅森并没有问我的来由，因为他心里清楚我肯定是带来了某些机密。他去确认了一下，然后回来告诉我，部长现在就可以见我。
人对权力的适应是多么迅速啊！几个月前，当我走进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时，我对自己能出现在这里还心存畏怯；但现在，这地方在我眼中也不过是个工作的场所，而部长也就是闯入政界的军人官僚。现任部长让-巴蒂斯特·比约，已经快七十岁了。这是他第二次担任陆军部长——上一次，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十四年。他的太太很有钱，而且非常精明；他自己是个激进的左派人士，长着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就像喜剧里的傻瓜将军一样。他的胸膛高高鼓起，白胡子往外支棱着，凸出的眼球让他看起来总是那么愤怒，因为这幅长相，他深受漫画家们喜爱。我还知道关于他的一个有趣的小细节，那就是他不喜欢他的前任梅西埃将军。1893年大型军演时，当时还年轻的梅西埃指挥的军团打败了他的军团，这是他永远都不会忘怀的耻辱。自那以后，他就一直不喜欢梅西埃。
我走进办公室，看见他正站在窗边，我只能看见他宽阔的背影。他没有回头就对我说：“皮卡尔，我刚刚看着你穿过楼下的草坪往这里走来。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好嘛，这个聪明过人的年轻上校又来了，又要带来一个该死的问题让我解决！然后，我问自己，我都这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受这种折磨？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里，我难道不应该待在老家，和我的孙子孙女们一起玩耍吗？我为什么要和你在这里浪费口舌呢！”
“部长，你我都心知肚明，那样的生活，您过了五分钟就会觉得无聊的要死的，而且还会抱怨我们在您不在的时候把这个国家毁了。”
他耸耸宽厚结实的肩膀，说：“那倒是真的。必须要有一个神志清醒的人管管这个疯人院。”他抬起脚尖，以脚后跟为轴转过身来，大摇大摆地穿过地毯向我走来。要不是我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可会是一幅相当恐怖的画面——就像是一头公海象朝我冲过来。“好了，好了，是什么事？你看起来很紧张。坐下吧，我的孩子，你想喝点什么吗？”
“不了，谢谢您。”我坐了下来，就坐在那天向梅西埃和布瓦代弗尔描述革职仪式时坐的那张椅子上。比约在我对面坐下，用精明锐利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我。向他汇报没有任何的缓冲时间，必须直切主题——毕竟，他虽然已经一把年纪，却还像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一样，神思敏捷、雄心勃勃。我打开“大善人”档案，说道：“恐怕，我们在军队中发现了一个正在不停泄露机密的德国间谍……”
“噢！天哪！”
又一次的，我讲述了艾斯特哈齐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为了监视他而开展的行动。比起向布瓦代弗尔说的那个版本，这次我多说了很多细节，特别是详细讲了正在瑞士巴塞尔进行的任务的执行情况。我给他看了小蓝 和监视时拍到的照片。但我没有提起德雷福斯——因为我知道，一旦提起德雷福斯，他就没心思听其他的了。
比约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这些材料有多大价值？为什么艾斯特哈齐的上司没有注意到他奇怪的行为？我们能够确定他没有同伙吗？他时不时地重新审视艾斯特哈齐空手出现在德国大使馆前的那张照片。最后，他说：“也许，我们应该利用这个人渣，做点更聪明的事。与其直接把他关起来，难道，利用他向柏林那边传递错误的情报不是更好吗？”
“我也一直在想这一点。但问题是，德国人已经对他产生怀疑了。他们不太可能在不进行验证的情况下，全盘接受他给的所有信息。而且……”
比约打断了我，帮我把话说完：“而且，要想让他配合我们做双面间谍，我们肯定得给他豁免权，让他免于被起诉。但是，艾斯特哈齐这种人必须进监狱。所以，算了。你做得很好，上校。”他把文件夹合上，递给我后说道：“继续调查，直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干脆利落地把他抓住为止。”
“你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吗？”
“当然！不然呢？难道就罚他立刻退休，工资减半？”
“可布瓦代弗尔将军说，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丑闻……”
“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我自己也不想看见丑闻爆发。但如果我们让他逍遥法外，那才叫丑闻呢！”
我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现在，整个军队中最有权势的两个人都已经批准我继续调查了。贡斯实际上已经从指挥官名单中被除名。眼下我能做的，就是等待巴塞尔那边的消息。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处理着无聊的日常公务，感觉时间格外漫长。在高温下，城市里弥漫着的下水道味更加臭不可闻。下午五点半，我吩咐容克上尉去安排一下，今晚七点，给施瓦茨霍夫宾馆打电话。七点，我站在楼上走廊的听筒旁，抽着烟，等着。铃声一响，我就立刻把听筒拿了起来。我知道施瓦茨霍夫宾馆是一座巨大的现代建筑，坐落在有轨电车穿行而过的城市广场的旁边。我把劳特的化名告诉前台，要求和他通话。接电话的副经理前去叫他，而且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告诉我，我要找的这位先生刚刚退房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挂了电话后，一时间脑子里千头万绪。有可能是他们第二天还要继续盘问并为了防止被监视，更换了酒店；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会面已经结束了，他们急着赶回巴黎的过夜火车。我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希望能等来一封他们发来的电报，但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收到。于是，我决定今晚就先这样。
我非常希望有谁能来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但好巧不巧，我认识的每个人好像8月时都不在巴黎。德·科曼日一家暂时关闭了他们的旅馆，搬到他们的避暑山庄去了；波利娜和菲利普带着女儿们去比亚里茨度假了；路易·勒布卢瓦回阿尔萨斯去陪伴他病重的父亲了。一种消极的情绪，也就是我那些在里尔街公寓里的同事口中的厌世病 掌控了我——我厌恶这个世界。最后，我独自在陆军部附近的一家餐馆吃了晚饭，然后回到我的公寓，打算读读左拉的新小说。但是，这本小说的主题——罗马天主教会让我感到厌烦，而且它有七百五十多页之长。我愿意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但左拉的就算了。于是，只看了一会，我就把这本书放到了一边。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坐在办公桌前，但并没有等来前一天晚上的任何电报。直到过了中午，我才听到亨利和劳特上楼的声音。我从座位上一下子站起来，大步地穿过办公室，打开门。他们俩站在门口，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穿着军装。“先生们，”我讽刺地说，“你们确实去过 瑞士了，对吧？”
他们向我敬了一礼。劳特看起来有点紧张，亨利却淡然自若，冷静到让人上火。他说：“对不起，上校。我们在来的路上回家换了一下衣服。”
“这趟旅程如何？”
“我得说，这真是在浪费钱和时间。你说呢，劳特？”
“是的。恐怕，确实很令人失望。”
我轮流打量着他们俩。“唉，这可真是个出人意料的坏消息。你们还是进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
我坐在桌子后，双臂交叉，听他们说这次任务的经过。主要是亨利负责说。据他所说，他们下了火车以后，直接到施瓦茨霍夫宾馆吃早餐。早餐后，两人直接上了楼，在房间里等着。九点半，乌耶卡尔先生把库尔领来了。“他从一进门开始就表现得很不淡定——非常紧张，甚至都坐不住，时不时走到窗口旁，俯瞰着车站前的那个大广场。他主要想跟我们谈的是他自己的事，问我们能否保证德国人永远不会知道他给我们传递情报。”
“那关于那个德国间谍，他说了些什么？”
“只有一些只言片语。估计，他亲眼看到了施瓦茨科彭收到的那四份文件——一份是关于一种枪，一份是关于一种步枪，一份是关于图勒军营的布局，还有一份是关于南锡的防御工事。”
我问道：“什么样的文件？手写的文件吗？”
“是的。”
“用法语写的？”
“没错。”
“但是，他不知道提供这些文件的间谍的名字，也不知道关于他身份的线索？”
“是的。不过，是因为德国总参谋部不再信任那个间谍了，命令施瓦茨科彭停止跟他联系。不管那个人是谁，反正他从末受到过重视，而且从现在开始，他也不会再有什么动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