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向劳特，问道：“你们当时对话用的是法语还是德语？”
劳特的脸红了。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早上说的是法语，下午换成了德语。”
“我不是说过吗，要鼓励库尔说德语。”
“恕我直言，上校，”亨利打断了我，说道，“如果我不亲自跟他谈谈的话，我跟着去也没有多大意义。对于用法语这件事，我负全责。我跟他谈了大概三小时，然后就让劳特上尉用德语跟他谈了。”
“那你跟他用德语谈了多久，劳特？”
“大概六小时，上校。”
“那他有说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信息吗？”
劳特迎着我的目光，看向我道：“没有。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事，然后下午六点就动身去赶回柏林的火车了。”
“他六点钟就走了？”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吼道，“好了，先生们，这在我看来根本没有道理。为什么他要长途跋涉700公里，到一个外国城市，冒险去见外国的情报官员，却几乎什么都不说呢？不，应该是说，他这次说的内容，比他在柏林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的信息还要少 ！”
亨利说：“答案很明显呀，不是吗？他肯定是改变主意了。或者说，他一开始就是在撒谎。上次，他是在晚上，在家里，在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和一个熟人吐露出那些信息的。而这次，是在白天，对着一群陌生人，说出的话当然是不同的。”
“那你们怎么不把他带出去灌醉呢？”我“砰”地把拳头砸在桌子上，“你们为什么不努力多熟悉他呢？”两人都没有回答，劳特盯着地板，而亨利直直地看着前方。“我觉得，你俩就是迫不及待地想坐上火车回巴黎。”他们张了张嘴，但我没有给他们反驳的机会，说道：“把你们的借口留着写进报告吧。就这样吧，先生们。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亨利走到门口时，突然停下脚步。仿佛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了侵犯，他的声音颤抖着，他说道：“以前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我的工作能力。”
“是吗？那可真是奇怪。”
他们走后，我双手抱着头，靠在桌子上。我知道，刚刚，是一个关乎我和亨利的关系，还有我在这个部门中的威信的决定性时刻。他们说的是实话吗？我想应该是的。库尔在他们面前确实守口如瓶。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信，那就是亨利决意要跟去瑞士，正是为了破坏这次行动。而且，他成功了。如果库尔真的什么都没有说，那肯定就是亨利搞的鬼。
那天，我手头上需要处理的文件中有一批刚经过审查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信件，跟往常一样，也是殖民地部送来的。殖民地部的部长想看看我对这些信件有没有“从情报工作角度”的看法。我解开捆着文件夹的丝带，打开文件夹，读了起来：
今天天气阴沉沉的，雨下个不停。空气里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天空的颜色就像墨水一样，漆黑一团。真是个适合死亡和埋葬的日子啊。我时常想起叔本华那句关于人类罪孽的名言：“如果是上帝创造了人类的话，那我并不愿做上帝。”从卡宴来的邮件好像到了，但是没有我的信！无信可读，无法摆脱我自己的思绪，现在也没有书和杂志看了。白天的时候，我不停地走路，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只有这样，我才不会胡思乱想，内心才能有片刻的安宁……
这封信中引用的叔本华的话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知道这句名言，而且我自己也经常引用。我没想到，德雷福斯还读过哲学，更没想到他还有这样无视神明的想法。叔本华！仿佛有人一直在试图引起我的注意，而现在他终于成功了。还有其他一些段落也吸引了我：
白天和黑夜，对我来说都一样。我没有开口说过话，也不再提任何要求。只有在问有没有寄给我的信的时候，我才会开口说话。但现在，我连问这个问题都不被允许了，警卫连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行。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事情的真相能够水落石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这些警卫的面前，大声地向他们控诉他们对我的折磨……
还有：
我能理解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预防我逃跑。我甚至会说，政府有权，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这么做。但是，他们把我关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岛上，不让我和我的家人进行任何交流，即使是在监视下的书信来往也不行——这是极端不公正的。过着这样的日子，我时常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几个世纪前……
在一封被截取并保留下来的信的背面，他写了好几遍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节选，好像是在努力想把这段话记下来一样：
偷窃我的钱囊的人，偷窃的仅是一些废物，可有可无之物，
从我之手如他人之手，千万人的奴隶；
可是，谁偷去了我的名誉，
他并不会因此而富足，
我却因为失去它而一无所有。
翻阅着这些信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仿佛不再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是置身于德雷福斯的牢房中。在我的脚底下，大海不断地咆哮着、拍打着岩石；鸟儿在窗外诡异地叫着；在这热带小岛沉寂漫长的夜晚里，警卫的靴子不断敲击着石头地面，扰得人不得安宁；剧毒的蜘蛛蟹在房梁上爬来爬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我感觉到周围潮湿闷热，就像在一个熔炉里；蚊虫和蚂蚁在啃噬我的身体，带来一阵阵刺痛；胃部痉挛和令人头晕目眩的头痛总是时不时发作。我还闻到了他衣服上散发出的霉味，潮湿的、被虫子啃食的书页的味道，茅厕发出的恶臭，还有煮饭时用潮湿的木头生火而飘出的白烟的呛人味道。最重要的是，他那无穷无尽的孤独感也把我吞没了。魔鬼岛长1200米，最宽处有400米，占地面积只有六分之一平方千米。如果德雷福斯还记得我教给他的东西的话，他应该很快就能画出这个小岛的地图。
看完这些信后，我拿起笔，给殖民地部的部长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看法。
我把便条放在发件托盘里，然后就倒在椅子上，回忆起我与德雷福斯的往事。
三十五岁时，我成为巴黎的高等战争学院的地形学教授。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是疯了才会接受这个职位的——当时我已经是贝桑松的一名营长了——但我却在这份工作里看见了机遇。毕竟，巴黎就是巴黎。而且，地形学是战争学最基础的一个学科。从A地的一个炮台发射的炮弹能轰炸到N地吗？从G地的一个炮台发射的炮弹会不会轰炸到Z村的教堂墓地？能不能在不被G地的敌方哨兵发现的情况下，于N地东边的田野旁边设置岗哨？ 在战争学院，我教了学生们如何通过计算步数来测量距离（走得越快越准确）；如何使用测绘板或棱镜罗盘测量地形；如何借助沃特金斯测斜仪或福尔坦式水银气压计，用红色铅笔画出山区等高线图；如何从铅笔上刮下来绿色和蓝色粉末，将其混合，运用在素描上，使素描看起来像水彩画一样生动；如何使用袖珍六分仪、经纬仪和素描量角器；如何利用炮轰后鞍部的形状准确地重建山体模型。德雷福斯当年就是我的学生之一。
无论我怎么努力地回想，我都记不起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了。我只记得每周上课，我都从讲台上俯视着80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学生的面孔。慢慢的，我才能把德雷福斯的脸和其他人区分开——他骨瘦如柴，脸色苍白，戴着夹鼻近视眼镜，总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虽三十岁不到，却有着比他实际年龄老成许多的生活方式和外表。当他的同龄人还都是单身汉时，他就已经结婚了。而且，相比那些经济拮据的年轻人，他富有得多。每天晚上，当其他同志出去喝酒的时候，他会回到自己漂亮的公寓里，回到自己富有的妻子身边。他就是我母亲口中的“典型的犹太人”——那些“暴发户”，没有教养，喜欢攀龙附凤，总是炫耀自己的财富。
德雷福斯曾两次邀请我去参加社交活动——一次是邀请我去他位于特罗卡德罗大街的公寓里吃晚餐，另一次是去他在枫丹白露旁租下的“顶级猎场”打猎。不过，我两次都拒绝了。我本来就对他没有好感，当我知道他们一家在1870年战后都选择了留在被德军占领的阿尔萨斯，并且他一直在拿德国人的钱时，我对他就更讨厌了。有一次期末时，我在制图学这门课上没有给他高分，对自己的制图能力非常自信的他竟当面质问我。
“是我做了什么冒犯到您了吗？”他的声音是他最令人讨厌的地方——带着鼻音，不带一丝感情，还有着米卢斯的德国口音。
“一点儿也没有，”我回答道，“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评分标准。”
“问题是，所有的老师中，只有您给我打了这么低的分数。”
“这个嘛，”我说，“可能是你高估自己了。”
“难道，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吗？”
这种尖锐的指责吓了我一跳。“我在评分的时候非常谨慎，不会让自己的偏见影响到打分。”
“您说自己非常‘谨慎’，所以说，对我的偏见还是有可能产生影响的。”他比看上去更加强硬，坚持着自己的立场。
我冷冷地回答道：“上尉，如果你要问我，我是不是特别喜欢犹太人，那么说实话，我不。但如果你是在暗示，我会因此在处理公事的时候歧视你，那我可以向你保证——绝无可能！”
那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那天后，他再也没有私下找过我，再也没有邀请我去参加晚宴或打猎，不管是“顶级”的还是其他级别的都没有。
在战争学院教了三年书后，现实终于证明我当年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从学校被调到了总参谋部。早在当时，就有人提议过要把我调到反间谍处去，因为地形学可以为情报工作提供非常有用的基础技能，但我当时非常反感间谍工作，所以极力拒绝了。于是，我被任命为第三部门（训练与行动局）的副局长。就是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德雷福斯。
在战争学院的毕业生中，那些名列前茅的学生可以获得在总参谋部实习两年的机会，其间他们将在总参谋部下设的四个部门分别工作六个月。我就是负责安排这些从战争学院来的实习生 的。那年，德雷福斯以第九名的成绩从战争学院毕业，完全有资格进入陆军部。他去哪里工作是由我来决定的。于是，我把他分配进总参谋部，他便因此成了总参谋部中唯一的犹太人。
当时，《言论自由报》赤口毒舌地指出军队中的犹太军官都受到了优待。受到这种言论的煽动，军队内部反犹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尽管我对德雷福斯并不同情，但还是帮他缓解了一些困难境地。我的一个老朋友，阿尔芒·梅西埃-米隆，是第四部门（调遣与铁路局）的少校。他对犹太人完全没有偏见。我跟他稍微交代了几句。于是，1893年德雷福斯一来总参谋部，就被分配到了第四部门；接着在那年夏天被调到第一部门（行政局）；然后，在1894年初又去了第二部门（情报局）；最后，他于1894年7月来到他在总参谋部的最后一站，第三部门，也就是我所在的部门。
1894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我都很少在总参谋部里见到德雷福斯，因为他经常不在巴黎。不过，一旦在走廊上碰巧遇见彼此，我们都会彬彬有礼地向对方点头致意。据他的顶头上司们所说，他工作勤勤恳恳，人也很聪明，只不过不太合群。但有些人说，他对自己的同事总是态度冷淡、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对上司却总是阿谀奉承。总参谋部集体访问沙尔姆时，他在晚餐期间一直霸占着布瓦代弗尔将军，还把将军请出去，两个人单独抽了一个小时雪茄，讨论枪炮技术应该如何改进——这使在场的高级军官们十分不爽。而且，他丝毫没有对自己很富有这一事实加以掩饰。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建了一个私人酒窖，雇了三四个仆人，在马房里养了马，收集了许多照片和书籍，定期出去狩猎，还从歌剧院大街上的吉纳尔公司买了一柄内藏击锤的霰弹猎枪，花了五百五十法郎——相当于他在军队两个月的薪水。
他拒绝扮演心怀感激的外来者的行为甚至显得有些勇敢。但现在看来，这真的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尤其是在军队里排犹情绪高涨的时候。
一个典型的犹太人 ……
在炎热的8月，“大善人行动”也枯萎了。我们再也没有在里尔街上看到艾斯特哈齐的身影，而施瓦茨科彭似乎也正在休假，不见人影。里尔街上德国人租下的公寓在夏天也不再举办活动了。我给正在其诺曼底庄园度假的布瓦代弗尔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申请艾斯特哈齐的笔迹样本，好与特工奥古斯特找来的零星的材料进行比对，看看有没有吻合的笔迹。但是，我的请求被拒绝了，因为布瓦代弗尔认为这将是“过于引人注目”的行为。布瓦代弗尔重申，如果我们真的不得不把艾斯特哈齐逐出军队，也必须得悄无声息地进行，不要引发任何丑闻。我向陆军部长反映了这件事。他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但在这个问题上，他赞同总参谋长的看法。
与此同时，反间谍处内部的风气也开始变得糟糕。好几次，当我走出办公室时，我听到走廊里有几扇门瞬间关上了。窃窃私语卷土重来。8月15日，我们在等候室里办了一个小型聚会，为了欢送即将退休的老门房贝希尔，同时欢迎即将接任他的新门房，卡皮奥。我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没有了我们的老同志贝希尔，恐怕，这栋大楼都要变样了。”我话音刚落，亨利就对着自己的酒杯，用大家正好都能听到的音量说道：“那你为什么要把他赶走？”聚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去了附近生意最火的皇家酒馆继续喝酒，但他们并没有邀请我。于是，我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对着一瓶白兰地，想起了亨利从巴塞尔回来那天说的话：不管那个人是谁，反正他从未受到过重视，而且从现在开始，他也不会再有什么动作了。 难道，就因为我调查了一个特工，结果发现他不过是个投机分子和牛皮大王，大家就对我这样反感吗？
8月20日，亨利请了一个月的假，回他那马恩河平原上的老家去了。通常，他在临走前都会来我办公室跟我道个别。但这次，他一句话都没说就溜走了。他走后，这座办公楼，在这闷热的8月里，进一步坠入了死气沉沉的深渊。
接着，8月27日，星期四下午，我接到了比约的勤务兵卡尔蒙-梅森的信息，他在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有空能跟他谈谈，越快越好。我刚好处理完了手头上的所有文件，所以决定立刻过去一趟。我穿过花园，爬上楼梯，走进部长秘书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房间里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办公室里有三四个年轻军官，正在默契地一起工作。我感到一阵妒意——这里可比我那阴暗潮湿、充满怨气、像牢房一样的办公室强多了！卡尔蒙-梅森说道：“我这里有个东西，比约将军觉得应该让你看看。”他走到文件柜前，从柜子里拿出一封信。“这是昨天送来的，艾斯特哈齐少校写的。”
这封信是手写的，收信人一栏写着卡尔蒙-梅森，是两天前从巴黎寄出的。信中，艾斯特哈齐申请把自己调来总参谋部。这份申请背后隐藏的信息令我心惊肉跳——他想进陆军部。他想在这里搞到机密信息，然后拿去卖钱……
卡尔蒙-梅森说道：“我的同事，泰弗内上尉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
“我能看看吗？”
他递给我另一封信。这封信的措辞和第一封几乎一模一样：我申请立即从鲁昂的第74步兵团指挥部调来总参谋部……我相信自己已经在工作中展现出了在总参谋部工作所必备的素养……我在外国志愿军和情报部门中当过德语翻译……如果您能向相关管理人员提及我的这一请求，我将不胜感激……
“你回信了吗？”
“我们回了一封拖延时间的信，‘部长正在考虑您的申请’。”
“我能借用一下这两封信吗？”
卡尔蒙-梅森像是在背书一样，干巴巴地说道：“部长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想把这些信件拿去用作调查线索，就拿去吧，他完全同意。”
回到办公室后，我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把那两封信摆在面前。这两封信的字迹很工整，不是特别好看，但也不丑，词与词之间的间距让人看起来很舒适。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在哪里见过这笔迹。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封信上的笔迹和德雷福斯的笔迹很像，而我最近又读了很多德雷福斯的信件。
但接着，我想起来了那份清单 ——那份从施瓦茨科彭的废纸篓里找到，最后成为给德雷福斯定罪的关键证据的清单 。
我又仔细看了看手上的两封信。
不，这不可能……
我晕晕乎乎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穿过地毯，来到保险柜前。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保险柜。保险柜里，那个装着清单 的照片的信封还躺在那里，和桑德尔把它放进去的那天一样。这几个月来，我一直想把它送到楼上格里贝兰那里，让他把这个拿去存档。
这份清单 也是手写的，由不多不少的三十行小字组成，上面没有日期，没有地址，也没有署名。
先生，谨奉上若干有用情报……
1.关于120毫米加农炮的水压制动机及其操作说明（摘要）
2.关于陆军掩护部队的新计划（有若干变动）（摘要）
3.关于炮队队形的改变（摘要）
4.关于马达加斯加远征（摘要）
5.野战炮射击规程草案（1894年3月14日）
清单 中的最后一段解释道，陆军部不允许任何军官长时间拿着野战炮射击规程，因此如果您想知道手册中某一部分的内容，您就告诉我，我会去帮您收集。或者，我也可以一字不差地全部抄写一份给您。我要去参加演习了。
巴黎首屈一指的笔迹专家看过这份文件后，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就出自德雷福斯之手。我把清单 的照片放在桌子上，放在艾斯特哈齐写的两封信中间，然后俯下身仔细观察了一番。
笔迹是吻合的。
10 笔迹
有好几分钟，我就那么拿着照片，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感觉全身动弹不得，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塑一样——如果我出自罗丹之手，那我的名字应该就叫“阅读者”。即使两份材料的笔迹匹配，但真正让我确信这就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其实是内容。写信人对火炮非常执着，还可以向对方提供“一字不差的”抄写服务，这种像推销员一样谄媚的语气，肯定是艾斯特哈齐无疑。和收到小蓝 那天一样，我又产生了到部长办公室去，把证据摆在他面前的冲动。但这想法仅停留了一瞬，我深知这样做是愚蠢的。现在，我的四条黄金法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一步一个脚印；冷静地处理；不要做出草率的判断；在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我从桌上抄起那两封信，理了理自己的外衣，沿着走廊走到劳特的办公室。我在门口犹豫了一会，还是敲了敲门，然后直接推门而入。
劳特正向后靠在椅子上，两条长腿往前伸着，双眼紧闭。他的金发令他沉睡中的脸看起来如天使般美好。我觉得他肯定很受女人欢迎，虽然他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年轻的妻子，但我很好奇他是否在外面还有女人。我正要转身离开时，他一下子睁开那双蓝色的眼睛，看见了正要离开的我。他才刚醒，按理说应该还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但我却在他的双眼中不仅看到了惊讶，还看到了警惕。
“对不起，”我说，“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等你方便的时候我再来吧。”
“不，不打扰，”劳特尴尬地站起来，“对不起，上校，天气太热，我又在屋子里待了一天……”
“别担心，我亲爱的劳特，我完全理解。对于一个士兵来说，只能日复一日地待在办公室里，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坐下吧，请。我能坐下吗？”我没等他回答，就拉过桌子另一边的一张椅子，坐了下来。“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把那两封信放在桌子上，推给了他。“我想把这两封信拍下来，但是，要把署名和收信人的名字遮掉。”
劳特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两封信，然后震惊地瞥了我一眼，说道：“艾斯特哈齐！”
“没错，看来我们的这个小间谍有野心要成为大间谍呢。不过谢天谢地，”我忍不住补上一句，“我们一直都盯着他。否则，谁知道他会闹出什么事来。”
“确实。”劳特勉强地点点头，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舒服地挪了挪身子。“上校，我能不能问一下，您为什么会需要这两封信的照片呢？”
“如果不介意的话，你负责拍照就行，上尉。”我站了起来，对他微笑着说道，“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两封信拍照，每封拍四张，好吗？这次，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在楼上，格里贝兰刚休完年假回来，但从他脸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休过假：他脸色苍白，透过他戴着的绿色塑料眼罩，可以看到他黑黑的眼圈。在炎炎夏日里，他却还是穿得严严实实，只是把衬衫的袖子稍微卷了起来，露出骨瘦如柴的手肘。他露出来的那一截胳膊又瘦又白，像某种块茎植物一样。我走进档案室的时候，他正弯着腰，看着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看到我进来，他迅速地把文件夹合上，然后摘下脸上戴着的眼罩。
“上校，我都没听见您上来的声音。”
我把清单 的照片递给他：“这个应该由你来保管吧。”
他惊讶地眨眨眼，问道：“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从桑德尔上校的保险柜里。”
“啊，没错，他一直为自己搞到这份证据而感到自豪。”格里贝兰伸直手臂，把照片举起来欣赏。他用舌头舔了舔上唇，露出一副欣赏色情图片的模样，“他曾经跟我说，要不是会违反规定，他肯定会把这张照片裱起来，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
“就像猎人炫耀自己的战利品那样？”
“没错。”
格里贝兰打开他桌子左边最下面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掏出一大串钥匙。他拿着清单 ，走到一个笨重的老式防火文件柜面前，打开柜子。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我没来过这里。在房间中央，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在已经磨损的棕色皮革桌面上，放有六沓文件、一张吸墨纸、一盏发射出强光的台灯，一架子的橡皮印章、一个黄铜的墨水台、一个打孔机和一排笔，所有东西都被摆得整整齐齐。房间四周都是上了锁的文件柜和保险柜，里面锁着的都是这个部门的秘密。房间里仅有的三扇窗户都很窄，装有铁栅栏，上面落满了灰尘。窗台上积满了鸽子的粪便，在房间里都能听到鸽子在屋顶上的咕咕声。
“我想问一下，”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清单 的原件，你还保留着吗？”
格里贝兰没有回头，只是应道：“有的。”
“我想看看。”
他回头瞥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挺感兴趣的。”
他没法违抗我的命令，只好打开了柜子里的另一个抽屉，取出不知道多少份马尼拉纸文件夹中的一份。他打开文件夹，用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崇敬的态度，从里面抽出清单 。它的样子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它非常轻，纸张像洋葱皮一样薄，半透明，正反面都写着字，在一面上写着的字，从另一面也能看见。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是由用胶带粘到一起的六块碎片拼成的。
我说：“从照片中完全看不出来是这样的。”
“是的，那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拍出来的。”格里贝兰的语气突然变得柔和，没有平日里那么生硬，反而掺杂了一丝自豪感。“我们先给正反面都拍了照片，对它们进行修饰，再把它们粘到一起。最后，重新拍摄整张照片。这样，它在照片里看起来才会像一张完整的纸。”
“最终版本的照片你洗了多少张？”
“十二张。要让人们看不出来它原本是被撕碎的，这样它才能在陆军部里被传阅。”
“是的，当然。这我记得。”我把手中的清单 翻过来，又翻过去，在心里再次为劳特的手艺感到惊叹。“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1894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陆军部里可能有间谍的消息传开了。陆军部四个部门的主管都接到命令，需要检查自己部门内每个军官的笔迹，看看是否有与照片中清单 上的笔迹相符的。四个主管都发了誓，除了告诉自己的副官，他们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其他人。布歇上校把对比笔迹的工作交给了我。
尽管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所有人都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过了没多久，一种不安的气氛就在圣多米尼克大街上弥漫开来。问题就出在清单 中那五份被泄露的文件上。这五份文件不同的来源把我们都耍得团团转。“120毫米加农炮的水压制动机及其操作说明”和“野战炮射击规程草案”说明间谍肯定是炮兵。但第二份文件中提到的“新计划”，是我们第三部门，也就是训练与行动局在修改动员时间表时提到的。当然，第四部门的铁路时刻表专家也在研究这个“新计划”，所以间谍也可能是第四部门的。但是，“关于炮队队形的改变”应该是第一部门的文件，而马达加斯加的远征计划又是第二部门的情报人员负责的……
人人都在互相猜疑。以前的事又被大家重新翻出来作为“证据”，曾经的谣言和积怨也卷土重来了。因为猜疑，整个陆军部都陷入瘫痪中。我仔细地检查了我们部门里每个军官的笔迹，包括布歇的，甚至还检查了我自己的，都没有找到和照片中的笔迹匹配的。
然后，有人——达波维尔上校，第四部门的副主管——突然想出了个主意。这个卖国贼能够接触到四个部门的情报，那不正说明他最近在四个部门都工作过吗？在总参谋部里还真的就有 这么一群军官具备这个条件，那就是从战争学院来的实习军官 。这些人相对于在这里工作了很久的老同志来说，都是外面来的陌生人。突然间，真相变得明朗起来——叛徒是一个有着炮兵背景的实习军官。
在总参谋部实习的军官中，有八个人符合这个要求，但其中只有一名犹太人，而且还是个说法语都带着德国口音，家里人都住在德国领土上，自己还富得流油的犹太人。
格里贝兰看着我说：“我就知道你还记得清单 ，上校。”他少见地笑了笑。“我也同样记得，是你给我们提供了和清单 上笔迹相符的德雷福斯笔迹样本。”
当时，是布歇上校向我传达了反间谍处的要求。他是个咋咋呼呼、活泼开朗、脸总是红彤彤的男人。但那天，他的脸阴沉沉的，甚至还有点泛白。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距我们开始调查叛徒身份已经过去两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顺手关上了身后的门，说道：“看来，我们马上就要找出那个混蛋了。”
“真的吗？这么快。”
“贡斯将军想再看一些德雷福斯上尉的笔迹样本。”
“德雷福斯？”我惊讶地重复道。
布歇解释了一遍达波维尔上校提出的想法。“所以，”他最后总结道，“上面已经确定，这个叛徒肯定是你手下的实习军官 之一，德雷福斯。”
“我的实习军官 之一？”这话我听起来不太舒服。
前一天，我已经看过德雷福斯的档案，并排除了他的嫌疑。但现在，我又把他的档案拿了出来，把里面德雷福斯写的几封信中的字迹和清单 上的再比了比。仔细一看，这两种笔迹好像还真的有相似之处——字都写得很小，都向右倾斜，单词之间的距离和行距也很相似……一种真相已板上钉钉的可怕预感逐渐涌上我的心头。“我也不确定，上校，”我说，“您觉得呢？”我把信递给布歇。
“这个嘛，我也不是专家。不过，我看着挺像的。你把这些都带上吧。”
十分钟前，在我心里，德雷福斯还并没有嫌疑。但心理暗示的力量是强大的。当我和布歇上校一起走过陆军部的走廊时，我的脑海中已经开始出现各种想法——他的家人都生活在德国；他一直是那么的不合群、目中无人；他雄心勃勃地想进入总参谋部；他对高官们阿谀奉承……无数细节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当我们抵达贡斯的办公室时，我几乎已经说服了自己：没错，他当然会背叛我们，因为他恨我们；他一直都恨我们，因为他跟我们从来都不一样，以后也不会一样，因为他富得流油；他只是……
一个典型的犹太人！
除了贡斯本人，在贡斯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的还有达波维尔上校、第四部门的主管法布尔上校、第一部门的主管勒福尔上校，还有桑德尔上校。我把德雷福斯的信放在贡斯的办公桌上，然后就向后退了几步。我的上司们都围上前看。从他们那穿着制服的背影后，传出了一阵阵越来越大声的惊呼，其中的震惊与确信昭然若揭：“快看他这个大写的‘s’是怎么写的，还有‘j’……还有这个小写的‘m’和‘r’，看到了吗？还有词与词之间的间隔也完全一样……我不是专家，但是……不，我也不是专家，但是……我得说它们完全一致……”
桑德尔站直了身子，用掌根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道：“我早该想到的！好几次，我都看见他在附近转来转去，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法布尔说：“你还记得吗，皮卡尔少校？我在关于他的报告中不是说过了吗？”他用手指了指我。“‘一个不合格的军人，缺乏在总参谋部任职所需的品质……’我是这么说的，对吧？”
“没错，上校。”我赞同道。
贡斯问：“德雷福斯现在在哪？”
“在巴黎外的步兵营地，下周末才回来。”
“很好，”桑德尔点了点头道，“非常好。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时间把这些给笔迹鉴定专家看看。”
贡斯说：“你真的觉得是他吗？”
“这个嘛，不是他，是谁？”
没有人回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是德雷福斯干的，那是谁？你吗？我吗？你的同事？还是我的同事？然而，如果认定是德雷福斯，这种组织内部的互相猜疑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虽然大家都没有明说，甚至没有仔细想过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希望这件事能快点结束。
贡斯叹了口气道：“我还是去告诉梅西埃将军事情的进展吧，他可能得去跟总理谈谈。”他瞥了我一眼，仿佛我就是把德雷福斯带进陆军部的那个人。然后，他对布歇说：“我想，我们不需要再占用皮卡尔少校的时间了吧，上校？”
布歇答道：“是的，我也这么认为。谢谢你，皮卡尔。”
“谢谢您，将军。”
我敬了一礼，转身离开了。
我沉默了一会，沉浸在回忆中。突然间，我才反应过来格里贝兰还在盯着我看。
“奇怪，”我说道，语气中不掩对清单 的赞赏，“真奇怪呀，回忆一下子涌上来了。”
“嗯，我懂。”
当时我以为这个案子已经没我的事了。但出乎意料，一周后我在家里收到一封电报，里面要求我在10月14日周日的晚上六点，去到陆军部办公室参加会议。
于是，10月14日晚上，我准时来到布列讷酒店。当我爬上楼梯时，我就听到有人在说话。到二楼后，我发现有一群人站在走廊上，等着被叫进去。布瓦代弗尔将军、贡斯将军、桑德尔上校都在这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个胖胖的、脸色红润的少校，像我一样也戴着荣誉军团的红绶带；还有一个是总安全局的主管。走廊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军官站在窗户旁。他神气十足地戴着一副单片眼镜，翻阅着手里的文件。我认出来那是迪帕蒂·德·克拉姆上校，布兰琪的旧情人。发现我正在看他，他合上手中的文件夹，取下单片眼镜，趾高气扬地向我走来。
“皮卡尔，”他说着，向我回了一礼，“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
“我不知道您也被牵扯进来了，上校。”
“牵扯！”迪帕蒂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亲爱的少校呀，我是被派来负责调查这个事件的！今天就是我叫你来的！”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迪帕蒂这人有点恐怖。他像是某个戏剧的主角，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剧本上写了什么。他可能会突然大笑起来，可能会轻拍自己的鼻子，摆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也可能会在谈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不带一句解释地直接从房间里消失。他自诩为一个研究过笔记学、人体测量学、密码学和隐显墨水，精通现代科学的侦探。不知道他在自己的戏剧中，给我分配了什么角色。
我说：“冒昧地问一句，调查进展得如何了？”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他拍拍手中的文件夹，朝陆军部长办公室的房门点了点头。这时，陆军部长的一个参谋正好打开了房门。
当我们走进办公室时，梅西埃正坐在办公桌前，往一堆信件上签着名。“请坐，先生们，”他头也不抬地道，“我马上就好。”
我们按照军衔的高低在会议桌旁坐下。主位是留给梅西埃的。主位右边是布瓦代弗尔，左边是贡斯，桑德尔和迪帕蒂面对面坐着，而我们三个军衔最低的则坐在最远的位置。
“亨利。”那个我不认识的身材魁梧的军官说着，隔着桌子探过身来，向我伸出手。
“皮卡尔。”我回答道。
总安全局来的那位军官也自我介绍道：“阿尔芒·科切夫特。”
我们就这么尴尬地沉默着，在会议桌旁坐了一会。部长终于签完了他手头的文件，把文件交给了他的助手，助手敬了个礼就离开了。
“所以，”梅西埃在会议桌前坐下，把一张纸放在自己前面的桌子上，“我已经通知了总统和总理，这就是对德雷福斯的逮捕令，只需要我的签名就能生效。笔迹鉴定专家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吗？听说第一个专家，就是法国银行的那个，说那个笔迹不是德雷福斯的。”
迪帕蒂打开自己的文件夹，说道：“我们已经收到结果了，部长。我咨询了警察厅罪犯鉴定局局长，阿方斯·贝蒂荣。他说，清单 的笔迹中包含德雷福斯笔迹中的标志性元素，至于那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写字人故意伪装出来的。请允许我跳过他说的技术细节，直接为大家读一下他的结论。‘在我看来很清楚了，你们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这份定罪证据是同一个人写的。’”
“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这叫什么专家！”梅西埃转向桑德尔，问道，“德雷福斯回巴黎了吗？”
桑德尔回答道：“他正在和他的岳父岳母，也就是阿达马夫妇一起吃晚饭。你也知道，他岳父是卖钻石的，也是种值钱的小东西。我们已经监视了他们吃晚饭的那栋大楼。”
布瓦代弗尔打断他，说道：“上校，既然我们都知道了他在哪，那为什么不今晚就实施抓捕呢？”
“不行，将军，”桑德尔用力地摇摇头，回答道，“恕我直言，绝对不行。你们不了解犹太人，你们不了解他们是怎么做事的。但我了解。一旦那些犹太人发现我们逮捕了德雷福斯，他们的上层势力就会迅速行动起来，鼓动人们发起抗议，要求释放德雷福斯。逮捕他这件事不能兴师动众，动静越小越好。而且，逮捕他之后，我们还要保证能让他在我们这待一星期。我觉得迪帕蒂上校的计划好一些。”
梅西埃把他那毫无表情、像戴着假面具一般的脸转向了迪帕蒂，说道：“你说。”
“我得出的结论是，等德雷福斯在部里的时候逮捕他是最安全的。贡斯将军已经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命令他明早九点去布瓦代弗尔将军的办公室，进行工作汇报……”
“还得穿便服，”贡斯补充道，“这样，等他被押到监狱的时候，要是有人看到他，他们就不会发现他是个军官了。”
“……然后，我们会在圣多米尼克大街总参谋长的办公室里，逮捕他。”
梅西埃问：“那如果他发现这是个圈套要怎么办？”
“那就要看皮卡尔少校的了。”迪帕蒂说道。
突然，所有人都看向我的方向。我凝视着前方，试着装出一副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样子。
“皮卡尔少校，”贡斯对梅西埃解释道，“是德雷福斯在高等战争学院的老师，也是实习军官 计划的负责人。”
“我知道。”梅西埃打量着我，但我却感觉像是另一个人从他戴着的人皮面具底下看着我，完全猜不出他在想什么。
迪帕蒂继续说道：“我建议，让皮卡尔少校明早九点在大门口等着德雷福斯，然后亲自把他带到布瓦代弗尔将军的办公室去。他认识皮卡尔少校，也信任他。这样，他应该就不会产生怀疑。”
梅西埃沉吟着，会议室里也陷入暂时的沉默。
过了一会，梅西埃开口问道：“皮卡尔少校，你觉得这个计划如何？”
“我不确定德雷福斯上尉会不会信任我。”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但是，如果迪帕蒂上校认为我在场会有用的话，那么，我服从安排。”
梅西埃把他那诡异的目光重新转向迪帕蒂，说道：“我们把他弄进布瓦代弗尔的办公室，然后呢？”
“布瓦代弗尔将军不会在办公室里……”
“我本来就不想去！”布瓦代弗尔插了一句。
“……相反的，我会在办公室里等着德雷福斯。我会跟他说，总参谋长有别的事耽搁了，并请他坐下。我的右手会绑着绷带——我会说是受伤了——然后，我会口述一封信，要求德雷福斯帮我写下来。我会说得比较快，这样他就来不及掩饰自己的笔迹了。一旦我觉得证据够了，我就会发出信号，我们就和他对质。”
“‘我们’是谁？”梅西埃问道。
“总安全局的科切夫特部长——就是坐在这里的这位——以及他的一个手下；还有格里贝兰先生，反间谍处的档案管理员，他会把我们的对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还有反间谍处的亨利少校，他会藏在一块屏风后面。”
“所以，你们五个人对付他一个？”
“没错，陆军部长。我相信，由于人数的差距和受到的惊吓，他说不定会就此崩溃，全部坦白。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我想再提一个建议。”
“你说。”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选择——我可以给他一把装有一颗子弹的军用左轮手枪，他可以当场就自我了结。”
梅西埃想了以后，然后轻轻地点点头，说：“行。”
布瓦代弗尔说：“天哪！希望他自我了结的时候可别站在我的地毯上——那可是欧比松的！”
终于，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只有梅西埃没笑。他问道：“那如果，他不选择自尽呢？”
“那么，亨利少校就会把他押送到舍尔什米蒂监狱，”迪帕蒂说道，“而我和科切夫特会去德雷福斯的公寓搜查证据。我会警告德雷福斯的妻子，对于她丈夫发生的事，她最好守口如瓶。否则，她丈夫的处境会更加难堪。舍尔什米蒂监狱的监狱长已经答应了将德雷福斯全天、单独监禁——不能通信、不能探视、不能见律师。不会有人知道他在那里，就连巴黎驻军的司令也不会知道。对于公众而言，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将就此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说完这个宏大的计划，迪帕蒂合上文件夹，坐在椅子上向后靠去。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梅西埃和布瓦代弗尔毫无反应，贡斯点燃了一根香烟，桑德尔握住椅子扶手的手微微颤抖着，亨利关切地看着桑德尔，而科切夫特抱着双臂，盯着地板。
